医师们上午要巡查病房；十点多钟他们簇拥着主任医师来到我们这里，在他们之前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们的住院医生到病房来过。那时我们的住院医生是一位年轻的医士，他懂业务，和蔼可亲，囚犯们都很喜欢他，认为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太温顺”。确实，他不大爱说话，在我们面前好像还有些腼腆，几乎会脸红，只要病人一提出要求，他往往就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改变伙食定量，看来他甚至会根据病人自己的要求开药方。不过，他毕竟是一个好青年。应当承认，罗斯有很多医生都受到普通民众的爱护和尊敬，而且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事实。我知道，人们会觉得我的话是奇谈怪论，尤其是考虑到，俄国的普通民众对医学和西药普遍地怀有不信任的情绪。确实，普通民众即使身患重病，也宁可一连几年去找巫医或服用自家的民间草药（草药是绝不可轻视的），而不去就医或住院。这里有一个与医学无关的非常重要的情况，即：老百姓普遍地不信任一切带有官方行政印记的东西；然而除此之外，老百姓还由于各种可怕的事故和传说而对军医院产生了恐惧和偏见，这些传说往往是荒诞无稽的，但有时也并非空穴来风。不过，老百姓所害怕的主要是军医院的德国式的制度，卧病期间周围的那些陌生人，伙食方面的严格规定，关于医士和医生们又固执又冷酷以及切割和解剖尸体等等的故事。此外，民众议论说，治病的都是老爷，因为医生们毕竟也是老爷啊。但是在对医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以后，这些恐惧很快地就消失了（尽管也有例外，但多数是这样），在我看来，这直接与我们的医生、主要是青年医生的品行有关。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能博得民众的尊敬甚至爱戴。至少我所写的是我在很多地方屡见不鲜和亲身感受到的，而且我没有理由认为，在其他地方会有太多的不同。当然，在某些角落有受贿的医生，靠自己的医院捞取私利，几乎忽视病人，甚至把医生的职责置诸脑后。这种情况还是有的；但我说的是大多数，或者不如说，是目前在我们当代医学中所体现的一种精神、一种潮流。那些放弃自己职责的人，那些羊群中的狼，不管提出什么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无论怎样自我辩解，比如归咎于环境，说环境也腐蚀了他们，他们都总是错的，特别是因此而泯灭了仁爱之心的话。仁爱、和蔼可亲、对病人的兄弟般的同情，有时比任何药物都更有益于病人。我们不该再冷漠地抱怨环境了，说什么是环境腐蚀了我们。姑且假定，诚然，我们的很多方面受到了环境的腐蚀，但绝非全部，有的狡猾而世故的骗子往往巧妙地以环境的影响来掩饰和辩护自己的弱点乃至卑劣，特别是那些能言善辩、出口成章的骗子。不过我又离题了；我只是想说，普通民众的不信任和敌视更多的是针对医院的行政部门，而不是针对医生。了解了医生实际上是怎样的人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抛弃自己的很多偏见。我国医院的其他情况至今还有很多方面不能适应民众的需要，其制度至今还与民众的习惯不能相容，因而不能充分博得民众的信赖和尊敬。至少我是根据自己的某些切身的观感而有了这样的看法。
我们的住院医生通常在每个病人的面前都停下来，非常仔细而认真地检查、问诊、规定药物和剂量。有时他自己也发觉，病人什么病也没有；但由于囚犯来这里是要避开劳役而休息一下，或者是想睡在床垫而不是光铺板上，而且毕竟是在暖和的房间里，而不是在潮湿的警卫室，那里拥挤着一群苍白瘦弱的受审人（在我们全罗斯，受审人几乎都是苍白而瘦弱的——这是一个迹象，说明他们的伙食和心情总是比已判决的犯人更恶劣），于是我们的住院医生便泰然自若地登记为什么卡他性寒热病，让他留下来，有时甚至让他躺上一个星期。大家都把所谓的卡他性寒热病引为笑柄。大家很清楚，这是按照医生和病人双方的某种默契而采取的一种公式，表示这是在装病；囚犯们自己把卡他性寒热病翻译成“备用性剧痛症”。有时病人会滥用医生的好意，不赶他出院他就不走，继续躺着。这时应该看看我们的住院医生的表现了：他似乎有些胆怯，似乎不好意思直接对病人说，他的病快好了，还是主动要求出院吧，尽管他完全有权在病历中写上痊愈二字，干脆叫他出院，以免多费口舌、好言相劝。他先是暗示，然后似乎在恳求他：“我说，该出院了吧？你的病差不多已经好了，病房里很挤的，”等等，等等。直至病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终于主动要求出院。主任医师虽然也是一位仁慈而正直的人（病员们也很爱戴他），但是比住院医生要严格、果断得多，有时甚至严格得近乎冷酷，我们却因此而特别尊敬他。他在住院医生来过之后，在军医院的全体医生的簇拥下来了，也逐一检查每一个病人，主要是驻足于重病患者身边，总是会对他们讲些善意的、鼓励的、甚至往往是知心的话语，始终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对患有备用性剧痛症的人也从不排斥，也不把他们赶回去；但如果病人自己太执拗，那就干脆叫他出院：“怎么样啊，老弟，你也躺够了，休息过了，走吧，该知足了。”执拗的人通常或者是怕干活的懒汉，尤其是在夏天很忙的时候，或者是预料要受到惩罚的受审人。记得，对一个这样的人曾采取特别严厉甚至残酷的措施，促使他出院。他是因眼疾住院的：两眼发红，患者抱怨有强烈的刺痛感。用斑蝥粉、贴水蛭、向眼睛喷洒一种有刺激性的药水等办法为他医治，但眼疾总也没有减轻，眼睛还是发红。渐渐地医生们都猜到了，他是在装病：老是有一点炎症，却并不恶化，也治不好，总是老样子，这种情况是令人生疑的。囚犯们早已知道，他是在装假骗人，尽管他本人不肯承认。这是个年轻人，甚至还很漂亮，可就是使大伙儿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他内向，多疑，面色阴沉，和谁也不说话，皱着眉头瞅人，躲着大伙儿，好像在怀疑所有的人。我记得，有些人甚至觉得，他是不是会干出什么蠢事啊。他是一名士兵，有严重的盗窃行为，被人揭发。于是被判处一千棒，被送进囚犯连。为了推迟受刑的时间，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有些受审人不惜采取反常的行动：在受刑的前夜拿刀子捅了某个管理人员或自己的一个囚犯兄弟，于是重新受审，从而把惩罚再延后两个多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两个月后他要受到两倍、三倍的严惩，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只要现在能把可怕的时刻哪怕只推迟几天，以后怎样就随它去了——这些不幸的人们有时竟会沮丧至此。我们有些人已经在窃窃私议，表示要提防他，说不定他会黑夜行凶。不过只是说说而已，甚至床位与他相邻的那些人也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预防措施。然而人们看见，他在夜晚用抹墙的石灰浆和别的什么东西擦眼，使眼睛在黎明前又开始发红。最后主任医生威胁他要使用埋线引流疗法。这顽固的眼疾已迁延日久，而且一切医治方法都试验过了，为了挽救视力，医生们决定采取一种剧烈而痛苦的疗法：给病人埋线引流，像对马一样。可是这个可怜的家伙仍然不承认没病。他的性格多么顽强啊，或毋宁说他是太怯懦了：要知道，埋线引流虽然不像棒刑那样，但也是非常疼痛的。要用手抓拢病人脖子后面的皮肤，尽可能抓紧，再拿刀子把抓住的肌肉完全刺穿，从而在整个后脑勺上形成一道又宽又长的伤口，然后把几乎有一指宽的麻布带子穿到伤口里；以后每天在一定的时候扯动伤口里的那条带子，仿佛又一次把伤口切开，使它老是化脓而不能愈合。这个可怜的人受尽了可怕的折磨，还是一连几天顽强地忍受着这种酷刑，最后才愿意出院。眼睛一天后就痊愈了。等到脖子上的伤口愈合，他立即回到军营的禁闭室，第二天还要出去挨那一千棒。
当然，面临惩罚的时刻是令人沮丧的，沮丧所流露的那种恐惧，我也许会冒失地称之为胆怯和畏缩。可见，在面临第二、第三次惩罚的时候，会感到沮丧而但愿不要立即执行。不过，我也曾提到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背部的第一次棒伤还没有愈合的时候就主动要求快些出院，以便受完余下的棒刑而彻底摆脱审讯；而关押在监狱和禁闭室里受审，当然，对任何人来说都远不如服苦役。不过，除了性格的差异之外，长期受到打击和惩罚而积久成习，也对某些人的果敢和无畏起了巨大的作用。多次的挨打居然使他们的精神和脊背都更坚强了，终于对惩罚抱着蔑视的态度，几乎把惩罚看作一种小麻烦而不再怕它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单人囚室的囚犯，是信仰基督教的卡尔梅克人，名叫亚历山大，我们这里都叫他亚历山德拉，是个怪人，滑头、勇敢，同时又很和善，他对我说，他是怎样挨了自己的四千棒的，是笑着用玩笑的口吻讲的，但随即非常严肃地发誓说，要不是从幼年、从稚嫩的幼儿时期就开始在鞭子下成长，因而在自己的游牧部落里，他背上的累累伤疤简直始终不曾消退过，那么他无论如何是受不住这四千棒的。他讲述时仿佛在感谢这种鞭子下的教育。“不为什么就打我啊，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有一天傍晚，他坐在我的板铺上，在烛光下对我说，“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找个理由就打我，从我开始记事的那天起，一直打了我十五年，每天都要打好几回；别人不想打了才住手；对这一切我终于完全习以为常了。”他是怎样入伍当兵的，我不知道；不记得了；不过，他也许讲过吧；他永远是逃兵和流浪汉。我只记得他讲过，当他因为打死长官而被判处四千棒时，他害怕极了。“我知道，对我会严加惩处，而且也许不会让我从木棒下活着离开了，尽管我已习惯于挨鞭子，然而四千棒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何况长官全都被我惹恼了！我知道，确实知道，不会轻易放过我，我死定了：不会放我从棒阵中活着出来了。我起初试着画十字祈祷，我想，他们或许会宽恕我吧，尽管几个自己人当时就对我说，这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是不会宽恕的，可我想：不妨试一试，他们对基督教徒毕竟会多一些怜悯。我确实受过洗礼，在举行神圣的洗礼时给我起了教名亚历山大；唉，棒刑照旧，一棒也没有少打；我简直气坏了。我暗自在想：等着吧，我要把你们所有的人都骗得晕头转向。您猜怎么着，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骗了他们！我很会装死，不是真的死过去，而是眼看就要断气了。我被带进士兵队列；挨了一千棒：痛极了，我大声喊叫；挨过第二个一千棒，唉，我想，末日要到了，我被打得完全丧失了神志，两腿发软；我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两眼死一般地呆滞，脸色发青，气息全无，嘴角泛着白沫。医生来了，说：他就要死了。我被抬到军医院，马上就活了过来。后来我又被带出去两次，他们可真生气了，对我怀恨在心，而我又骗了他们两次；挨了第三个一千棒，我就昏了过去，第四个一千棒开始后，每一棒都如同利刃穿心，每一棒都顶得上三棒，打得可真狠哪！他们都气疯了。这恶狠狠的最后一千棒（该死的！……）足足抵得上之前的三千棒，我要是在快结束时还不死（这时只剩下二百棒了），他们就会往死里打，可我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又诈死，再一次昏了过去；他们又相信了，怎能不信呢，医生相信嘛，所以最后这二百棒，他们后来拼命地毒打，打得那么重，有时打两千棒也不过如此，可是不，别得意，他们是打不死我的，为什么打不死？仍然是因为我自幼就是在鞭子下长大的。因此我才能活到今天。唉，我挨的打啊，一辈子都在挨打！”他在故事的末尾加了一句，仿佛陷入了忧伤的沉思，仿佛在竭力回忆并计算他挨了多少回打。“不行，”他打破片刻的沉默补充道，“数不清挨了多少打了；怎么数得清呢！数不胜数啊。”他看了我一眼，笑了，可是笑得那么和善，使我也不禁报以微笑。“您知道吗，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直至现在，我要是在夜里做梦，一定是梦见有人在打我：不会有别的梦。”他的确时常在夜里喊叫，而且往往叫得声嘶力竭，于是囚犯们立刻把他推醒：“喂，你嚷什么呢，鬼东西！”他很健康，个子不高，活泼而开朗，大约有四十五岁了，能和大家和睦相处，不过，他很喜欢偷东西，而且在我们这里经常因为偷东西而挨打，可是，在我们这里谁没有偷过东西呢，又有谁不曾行窃败露而挨过打？
我再补充一点：所有这些挨过打的人在讲到他们怎样挨打、讲到那些毒打他们的人的时候，我总是惊讶于他们是那样非凡地和善、那样心平气和。在这样的故事中，甚至感觉不到一点愤恨和敌意，我听了却立刻就会提心吊胆，心脏剧烈地怦怦直跳。而他们讲起来却往往像孩子似的有说有笑。至于米-茨基，举例来说，曾对我讲过自己受刑的情况；他不是贵族，挨了五百棒。这是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到的，于是亲自去问他，这是不是真的，是怎样发生的？不知怎么，他的回答很简短，仿佛内心有什么隐痛，竭力不朝我看，脸也涨红了；片刻后他看了看我，眼里燃起了仇恨的火焰，气得嘴唇直哆嗦。我感到，他回首往事，这一页是无法忘记的。然而我们几乎所有的人（我不敢保证没有例外）对这种事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有时想，他们是不可能彻底认错的，不可能认为受罚是罪有应得，特别是在犯罪的对象不是自己人而是管理人员的时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决不会怪罪自己。我已经说过，即使在罪行是针对自己难友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发现他们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至于针对管理人员的罪行就更不用说了。我有时觉得，在后一种情况下，对问题有其特殊的，可以说是一种实际的或不如说真实的看法。这里注意到了命运、事态的不可抗拒性，这也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一种下意识的信念。比如说，一名囚犯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在针对管理人员的罪行中是有正当理由的，因而怀疑这一点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实际上他毕竟意识到了，管理人员对他的罪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而他是应当受到惩罚的，于是清账，互不相欠。这是双方的斗争。囚犯知道而且毫不怀疑，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底层民众的法庭会为他辩护，他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判他有罪，多半还会彻底地为他辩解，只要他的罪行所针对的不是自家人、不是自己的弟兄、不是自己亲如一家的底层民众。他的良心是安宁的，而良心使他坚强，使他不会受到道德的困扰，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仿佛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因而并不憎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它不是由他开始，也不是由他结束，而且还将长久地继续存在于这种既有的被动然而顽强的斗争之中。哪个士兵是出于私仇而与土耳其人作战呢；可土耳其人在刺他、砍他、向他射击啊。不过，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是那么冷漠而无动于衷的。例如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人们讲起他的故事，甚至会带点儿愤怒的意味，但不是震怒。我在住院初期就对这位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有所了解了，不用说，是听了囚犯们讲的故事。后来有一天我也看到了他本人，那时他在我们这里站岗。此人年近三十，高大肥胖，通红的双颊胖嘟嘟的，有一口雪白的牙齿和放肆而响亮的笑声。从他的脸色就能看得出，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顾忌的人。在他被任命为体罚执行官的时候，非常喜欢用木棒惩罚犯人。我急于补充一句，那时我就把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看作他那一伙人中的一个怪胎，囚犯们自己也都是这样看的。除他之外也曾有过勤奋而热心地忠于职守的执行官，当然这是在从前，在那个并不遥远的从前，关于那个时期的“传说还很新鲜，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他们的勤奋和热心多半是质朴的，并不特别着迷。而这个中尉在执行任务时却有点像高雅的美食家。他爱好、狂热地爱好执行的艺术，而且他的爱好完全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欣赏这种艺术，如同罗马帝国时期纵情声色的颓废的特权阶层，为自己想出各种巧妙的花招、反常的行为，想多少能愉快地刺激和振奋一下被油污蒙蔽的心灵。瞧，一名囚犯被带出来受刑了；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是执行官；一看到手持粗木棒的士兵排成长长的队列，就会激起他的灵感。他得意地巡视队列，坚决地一再重申，每个人都要问心无愧地努力执行自己的任务，否则……士兵们都知道，这否则意味着什么。这时囚犯被带来了，如果他至今还不了解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还没有得悉他的全部底细，那么他就会对这个囚犯玩这样一种花招。（不言而喻，这只是上百个花招之一；中尉的奇思妙想是层出不穷的。）每一个囚犯，当他被脱光衣服，双手拴在枪托上，然后几个士官就这样牵着他穿过整条绿街的时候——每一个囚犯此刻总是按照一般的习惯，开始泪汪汪地哀求执行官从轻惩罚，不要过于严厉地加重惩处：“阁下，”不幸的人叫道，“发发慈悲，做一位慈父吧，我要一辈子求上帝保佑您，别毁了我呀，发发善心吧！”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往往就是在等着这个呢；他立刻叫停，也带着动情的样子开始与囚犯对话：
“我的朋友，”他说，“叫我拿你怎么办呢？惩罚你的不是我，是法律啊！”
“阁下，一切都取决于您，您就发发善心吧！”
“你以为我不可怜你？你以为我看着你挨打会高兴？要知道，我也是人哪！我是人不是，你说呢？”
“当然啦，阁下，这是不用说的；您是慈父，我们是孩子。做一位慈父吧！”囚犯叫道，心里已经萌生了希望。
“是呀，我的朋友，你自己想想吧；你是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的：我自己也知道，要讲人道，对你这样的罪人也应当抱着宽容和仁慈的态度……”
“您说得太对了，阁下！”
“是的，要有仁慈的态度，不管你犯了什么罪。可我说了不算，这是法律问题！你想想看！要知道，我是为上帝和祖国效劳；要是我轻忽法律，那就是犯了重罪，这一点你要想一想啊！”
“阁下！”
“唉，也好！为了你，就这么办吧！我知道，我这是在犯罪，不过就这么办吧……我饶了你这一回，从轻发落。嗳，我这样做要是害了你呢？我现在宽恕你，从轻发落了，你却希望下次也能这样，于是又去为非作歹，那咋办？我是有责任的……”
“阁下！我要告诫所有的人！我这就是在造物主的宝座之前……”
“那好吧，好吧！你向我保证，今后要做个好人？”
“让雷劈死我吧，让我在阴间……”
“别起誓，这不好。我相信你的话，你保证？”
“阁下！！！”
“好吧，你听着，我宽恕你只是为了你的孤儿的眼泪；你是孤儿吗？”
“是孤儿，阁下，我孤苦伶仃，父母双亡……”
“好吧，为了你的孤儿的眼泪；可是你要注意，下不为例……把他带走吧，”他加了一句，声音是那么柔和，囚犯简直不知道该怎样为这个好心人祷告上帝。但威严的队列出发了，他被牵着向前走；鼓声响起，抡起了第一批木棒……“打他！”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声嘶力竭地叫道，“打呀！揍他，狠揍！打得他皮开肉绽！再来，再来！狠揍这个孤儿，狠揍这个骗子！把他打趴下，打趴下！”于是士兵们抡起木棒使劲打，可怜的犯人眼冒金星，大声号叫起来，而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在队列里跟着他跑，他笑啊、笑啊，纵声狂笑，双手叉腰笑得直不起腰来了，最后甚至使人不禁怜悯这个可怜虫了。他又高兴又觉得好笑，只是在他那响亮、有力、抑扬顿挫的笑声偶尔中断的时候，才又响起他的叫声：“揍他，狠揍！使劲打这个骗子，打这个孤儿，让他皮开肉绽！……”
他还会想出这样的一些花招：囚犯被带出来受刑，又开始求情。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这一次没有装腔作势，没有虚情假意，而是开诚布公：“你瞧，亲爱的，”他说，“我要狠狠地惩罚你，这是你活该。不过为了你我可以这样做：我不把你拴在枪托上。你一个人走，只是按新的办法：你要使出全身力气跑过整个队列！虽然每一棒都能打到你，但受刑的时间要短一些，你看怎么样？愿意试一试吗？”
囚犯听了又困惑又满腹狐疑，他陷入了沉思。“也好，”他暗自在想，“这样也许真的会轻松一点；我竭尽全力跑过队列，挨打的时间能缩短五分之一，而且也可能不是每一棒都能打到我。”
“好吧，阁下，我同意。”
“行，我也同意。就这样！大家注意，要打起精神来！”他向士兵们叫道，其实他预先就知道，一棒也不会错过罪犯的脊背；没有打中的士兵也很清楚，自己会有什么下场。囚犯开始沿着“绿街”全力奔跑，但不言而喻，他是跑不到十五排的；木棒像鼓点，像闪电，猛然一下子落在他的背上，可怜的囚犯大叫一声摔倒在地，像被镰刀割倒、被子弹击倒。“不，阁下，还是按老规矩吧，”他说，缓慢地从地上爬起来，骇然失色，而热列比亚特尼科夫预先就了解这整个花招及其后果，他又响亮地哈哈大笑了。不过，他的娱乐方式以及我们这里关于他的传说是难以尽述的！
在我们这里，人们在谈起一位斯梅卡洛夫中尉时，便另眼相看了，是另一种口吻和心情，他曾在我们监狱担任教官的职务，那还是在我们的少校教官担任这个职务之前。关于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人们讲起他来虽然相当冷漠，却并没有特殊的恶感，但毕竟不欣赏他的那些恶作剧，不称赞他的为人，而且显然是鄙弃他的。甚至是傲然地藐视他。然而对斯梅卡洛夫中尉，大家是怀着喜悦和欣赏的心情回忆他的。原因在于，他绝不是那种特喜欢抽打犯人的人；在他身上完全没有那种纯粹的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习气。但他也并不完全反对用树条抽人，问题在于，大家在回忆起他抽人的树条时，竟也带有一种甜美的爱意，——这个人竟如此善于笼络囚犯！这是什么缘故？他凭什么能博得如此广泛的好感呢？诚然，我们这些人也许和全体俄国民众一样，都会因为一句亲切的话语而忘却所有的苦难；现在我是把这一点作为实际现象来说，不是从这个或那个方面来分析它。要笼络这些人并博得他们的好感并不难。但斯梅卡洛夫中尉博得了特殊的好感，因而人们甚至在想起他怎样抽打犯人时，也几乎带有亲切的心情。囚犯们在回忆中拿从前的临时长官斯梅卡洛夫与现在的这个少校教官作比较，甚至会怀念地说：“胜似父亲啊。”“一个实心实意的人！”他为人朴实，甚至还自以为是一个善良的人。可是也有这样的情况，长官中偶尔也会有不仅善良，而且宽宏大度的人；那又怎样呢？——大家都不喜欢他，简直还会嘲笑他。问题在于，斯梅卡洛夫善于使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自己人，而这是一种重要的才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天赋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它。说来也怪：其中的有些人简直就是坏人，然而有时却能赢得很大的好感。他们对管辖下的人们不厌恶、不嫌弃，——我觉得，这就是原因之所在！在他们之中看不到娇生惯养的少爷，感觉不到老爷习气，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普通百姓的特别的气息，天哪，民众对这种气息是多么敏感哪！为了它，他们甘愿付出一切！他们甚至宁愿不要心地善良的人，而要非常严厉的人，如果他有他们自己的那种下等人的气息的话。如果有这种气息的人，又确实心地善良——哪怕是自以为善良的人，那会怎样呢？他就是无价之宝！斯梅卡洛夫中尉，我已经说过，有时对犯人的惩罚是很重的，但是他却善于不仅不引起犯人对他的恶感，甚至恰恰相反，如今我在这里，一切已成往事，人们甚至会抱着欣赏的态度笑着回忆他抽打犯人时的小花招。不过他的小花招不多，因为他缺乏艺术想象力。说实话，一共只有一个小花招，他在我们这里几乎整整一年都在耍弄这个唯一的小花招；不过，它之所以讨人喜欢，也许正是因为它是唯一的。这小花招中有太多的天真。比如说有过失的囚犯被带了过来。斯梅卡洛夫要亲自处罚他。他面带讪笑，逗着乐子出来了，立刻向有过失的囚犯问起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问到他个人、家庭和囚犯们的情况，完全没有什么目的，也不玩什么花样，就那么简单——因为他确实想了解这些情况。拿来了树条，给斯梅卡洛夫端来了椅子。他有一根长长的烟袋杆。囚犯开始求饶……“不行，老弟，躺下吧，没什么好说的……”斯梅卡洛夫说；囚犯叹了口气，躺下了。“哎，亲爱的，那首诗你会背吗？”——“会呀，阁下，我是受过洗的，自幼就学着背了。”——“那你就背吧。”囚犯早就知道要背什么了，知道背诵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个小花招以前与其他囚犯已经重复地玩了三十次。斯梅卡洛夫自己也知道，囚犯是了解这一点的；他知道，甚至那些高举树条站在躺着的犯人身边的士兵们也早已耳熟能详了，但他还是要玩这个小花招，——他是那么始终如一地喜欢它，也许恰恰是出于一种文学家的虚荣心，因为这是他的创作。囚犯开始背诵，士兵们手举树条等候着，而斯梅卡洛夫甚至身子微微前倾，举起一只手，烟袋也不抽了，就等那个无人不知的词儿。囚犯在那首诗的第一行之后，终于读到了那个词：“在天堂”。就等着它呢。“停！”激动的中尉大叫，眨眼间他就以充满激情的手势，对高举树条的士兵大喝一声：“你还不快上！”
于是他纵声大笑。站在周围的士兵也微露笑容：抽人的人在微笑，甚至被抽的人几乎也在笑，尽管随着“还不快上”的一声令下，那根树条已经在空中呼啸，一会儿就会像剃刀一样痛楚地抽打在他的身上。斯梅卡洛夫也很高兴，他高兴的是，他想出的办法是多么好啊——而且这是他本人的创作：“在天堂”和“快上”——又及时又押韵。于是斯梅卡洛夫十分得意地离去，而且挨打的人也对自己和斯梅卡洛夫几乎怀着满意的心情离开了，瞧，半小时后他已经在监狱里，像现在这样，第三十一次讲述着这个故事，把在此之前已经重复了三十遍的花招又复述了一遍。“总之，他是实心实意的大好人！就爱逗笑！”
对这位极善良的中尉的回忆，有时甚至有点儿马尼洛夫的习气。
“弟兄们，有时你从这里走过，”一个囚犯满面笑容地回忆道，“你走过时，只见他已经穿着睡衣坐在窗下喝茶、抽着长烟袋。你摘下了帽子。‘你这是去哪里呀，阿克谢诺夫？’‘去干活呀，米哈伊尔·瓦西里伊奇，还要先到车间去呢。’他就笑笑……真是大好人！一句话，好人哪！”
“这样的人难得啊！”听众中有人加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