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有这样一些现象，乍一看上去，我们会以为它们是人类的倒退，尽管从这些现象本身来看，或单看其中的个别现象，它们的确是在退化，但若人们将它们与其他相关状况联系起来看，若人们看到它们与所有时代之间最遥远的关系，则会发现，它们恰恰是人类进步的明证。
在一些诸如此类的情况中，人们根本无须拥有特殊的洞察力，便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上述观点。远古时代的著作浩如烟海，那些极力贬低数以百万计短工的古书不计其数，但现如今，除少数老学究外，很少有人会发现除其多如牛毛的数量以外还值得钦佩的东西。也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无法钦佩这些古物的缔造者是件不幸的事，很少有人会因人们在这些古物中堆起了金字塔，便热切地想要回到牧师们还戴着面具的古埃及；然而，若我们认为，规模有所缩减的不是那赤裸裸的独裁统治及其成效，而是某种精神影响的范围，若我们认为，［250］在主导思想中地位并未下降的那些原则和能力已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和外在影响，那么，我们离误解便又近了一步。我们越是频繁地高度评价这些原则和能力，越是惊叹那些讲述它们早先无限威力的传说，那么，我们对它们现在的羸弱之势便越是厌倦，也就越倾向于去认为，一切过往之物同时也是无可挽回的，一切无可挽回之物都是没有被替代且无法替代的。
诸如此类的重要例子有，诸如爱国心、公民意识以及其他更广泛深入人心的道德推动力日渐式微的历史，还有一些手工技艺和艺术的历史，比如，诗歌的历史及其正日渐消失的内在完满性和外在影响力。
根本无须参照那些传说，那些关乎诗艺在动物界和无机自然界最早统治的传说，我们便可以确信，诗艺有它古老的光环和影响力。……［251］……一个民族越是古老，它的诗歌也就越重要，其诗人生活的年代越是久远，其作品也就越无法企及。只要看一眼古代世界里的诗歌，再看一眼新近各民族用笔记录下的各种诗作，我们便可以证明，后者在这条道路上所迈出的步伐并不亚于进步，便可以证明，我们那些后出现的诗行形式的作品实则取材于更古老的宝库，只是早期诗艺的庄严崇高演变成了一种多少较为显而易见的雅兴，早期的人民导师变成了教养良好的、帮助某些人消磨时光的闲聊伴侣。
古时候的诗歌庄严高贵，现如今却降格至无关紧要，这对诗歌本身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失，但要判断这种降格是否在其他一些关联中仍意味着损失，还得考虑一些其他情况，因为这些情况是有效的诱因，它们使得人的精神主要或几乎只专注于诗歌的运用和完善；——从这些情况出发就意味着，将待阐明的事情当作已明白无误的前提，因为从上述角度来说，人们所想到的只有古时候诗人们较高级、较普遍的能力。而此处重要的恰恰是那些诱因，即为何精神力量——如经验所示，这些精神力量能朝着很多不同的方向发展——在某个特定时刻只奔向某个特定的目标，并且还取得了如此显著的胜利。
这些原因一部分存在于诗歌素材中，一部分则存在于那些决定诗歌形式的媒介中，［252］并且，这样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人们的想法和知识更诗意，与诗歌更相符；第二，人们用以保存和传播这种精神财富的有效辅助手段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第三，在与上述两个原因相关的较为贫乏和粗的语言中，人们可以发现，它们的运用比较容易与某个根深蒂固的节奏联系起来，而它们的自由运用却面临着较大困难。……［261］……
在此，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使［古时候］诗歌艺术更完善、更高贵庄严的一些原因：较早觉醒的想象力无拘无束地占领了我们整个精神领地；用以可靠保存语词的手段极为匮乏，这迫使人们以诗的形式将所有科学瑰宝保留在单纯的记忆中；最后是语言及其拥有者所处的状况，它使得人们首先发现了恰当表述的规律，后来又觉察到了，自己还需要一种自由表达的法则，并将这些规律和法则引荐给了讲故事的人及其听众。若我们总结出了以上三个原因，便立刻会明白，每一种有助于消除上述三种状况的变化都可称为一种进步，因而，古老的诗意想象力之崇高性的降格也从多方面证明了各民族在更普遍意义上的进步。……［268］
……一旦人们只想凭借想象力去完成本应借其他能力完成的任务，便不仅会妨碍人们达到其原有目的，还会使这种希冀彻底破灭；每一种借想象力去入侵早先［本应是：后来的］心灵力量领地的行为都是一种失策，想象力在现实范围内进行的每一种创造都只是幻觉。如果说，感性的人只是跨越了其教育的最低等级，并学会了该如何更好地运用他掌握的那些不太实用的财富和能力，那么，那些有着同样处境的有思想才华的人若想进步，便应当首先放弃和荒废自己的思想才华。因此，使我们不断臣服于新的自然力量、并不断向我们揭示新真理的外在进步，才与我们不断抗争过时偏见和谬误统治时取得的内在进步不和谐，也正因如此，我们在现象王国中不断取得的新成就，才与这些臆想的成就在精神世界中的流失不相称。若正如培尔（Bayle）[1]曾说过的那样，我们的理性并非一种开创性和建设性的，而是一种撼动一切的毁灭性力量，那么，理性之所以是这样，或者说至少目前还仍是如此，其原因在于，诗人精神处处都抢在了理性之前发挥作用，理性必须先为自己的行动开创和肃清一片天地。我们正走在一条归途上，或许这只是一条看似的归途，但它却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到一个能使我们开创一条更好道路的地方；我们只是在一步步接近这个地方，并且在现实世界中，柏拉图在其想象的［269］王国中给诗人下的那道驱逐判决，正在逐步、不可撤销地推动一个文明的进程。
因此，我们压根就无须哀叹诗艺的退化，而是应该祝愿它将有好运气。不论诗人曾多么频繁地犯下错误，不论其较低的能力曾多么频繁地导致了严重后果，他曾经都更频繁地为其时代做出了贡献；诗歌在某个领域的影响力越是微弱，人们越是普遍地对某种类型的创作无动于衷，我们也就越能够确信，正是在这个领域中，正是在这种精神需求中——上述诗歌原本是有益于这个领域和这种精神需求的——才会出现能更好地满足人们需求的方法和手段。……［277］
在某些地方，精神总是势必会凭借其他手段、以其他形式产生影响，而我们觉察到这些地方的诗歌之光芒和影响力业已消失，并将这视为不幸，这种看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诗歌在其自身作用范围内独有的主导性价值的判断是错误的。曾经有这样一些口吃者，他们只有依靠歌咏才能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当他们学会了说话时，［278］我们会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无须再依靠歌唱的方式道出每一个消息和警告，但我们却绝非因此而对歌咏的魅力无动于衷。我们越是不愿看到某种艺术被误用，也就越能纯粹、热切地感觉到这种艺术原本的尊严和隽美。……［308］
此外，想象力领地之所以仍在不当地扩张，其原因不仅在于，它早先的专制仍在发挥作用，还在于，一些仍然存在的时代关联在继续发挥影响，这种扩张的原因并非仅在于过去，而是也在于当下，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这种扩张明显证明了我们的学者们纯粹是荒谬的，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有一种根本缺陷。
若想象力成为主导性心灵能力的原因在于，尚没有其他能力发展到了能与其抗衡的阶段，那么，想象力的主导地位便完全是合乎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各种造物虽然独统了我们整个思想王国，但它却并未排挤该王国中的任何居民；如果说，它独自统领了我们所有的感性需求和关系，那也是因为，还没有任何其他合法统治者来统领这一切；而在这种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后，若人们再虚假地制造出上述［想象的造物独占思想王国的］种种情景，那么，不论这种做法会带来多么灾难性的后果，人们都能——只要这种做法仍然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之上——十分肯定地预料到，一个时刻即将来临，在这一刻，这种做法将徒劳无功、孤立无援地自行停止，而事物的天性则必将会战胜诸如上述做法般的种种空想。然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即想象力用类似的方式占据了统治地位，但这并非因为它是唯一清醒的，而是因为它是唯一自由的心灵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心灵力量或许也已觉醒，但仍被束缚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对真实世界及其所有财富和真理一无所知，而是有人刻意向我们隐瞒了它们的实情；与新世界中那些较为幸运的地区相比，在我们古老的欧洲，各种事物的处境最为清晰地体现了出来，如果说，身处这一处境的某个民族不得不在种种歧途——这是该民族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被迫开创出来的种种错误道路——上继续前行，那么，迫使该民族这么做的，便是那从丰富多产的想象力手中接过统治权杖的病态想象力，便是那效仿真正诗人之热忱的高烧者的连篇呓语。在这种环境下，一种所谓更崇高的修行收获了一些最为灿烂的成果，但它们并非修行者们富余的精神力量自由发展的结果，而是他们面对病态社会时想出的权宜之计；它们是市民生活这块人造荒漠里的不满之情在我们周围的突然爆发；它们意味着逃离现实、奔向思想王国的流亡，这就好比那种背井离乡的流亡，它并不总是流亡目的地之富庶的见证，而是那里的苦难的见证，而这些修行者却不得不将这流亡地当作容身之所。因此，据一个颇有见地之人对古老世界和新世界的观察，后者中更广为普及的教育虽然无疑要优于我们世界里的教育，但其中各种科学和艺术——它们并不追求一个能直接见功效的目标——的进步都显得无关紧要，相反，在已走向没落的罗马帝国，在充斥着流氓恶棍的古老法国，各种科学和艺术却仍在繁荣发展。在华盛顿（Washington）和富兰克林（Franklin）的祖国，每个人都有立足之地、可用之食，在这里，适当的劳作既已可保证劳作者获得维护感性和道义所需的所有乃至更多事物，那么人们为何还要费尽心力去粉饰那些无法满足任何需求的赘物呢？在美利坚合众国，没有人会认为，自己不应为得不到维护和享受生活的必需品而担负责任。没有人会疏于那种构成人类宝贵优势的勤俭持家之风，没人是生活中的多余者，没人会舒舒服服地退回自己的世界，强迫自己沉浸于思想世界中，去追求那世上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这些［被美国人所摒弃的］可悲做法却构成了我们这些古老欧洲人的所谓精神优势。这种优势与这些做法一样，都诞生于令人痛苦的断［除物质欲］念之中。……［316］
如果说，想象力在人类发展初期的专制是合乎自然的，而专制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所有倒退都意味着理性的进步，那么在后来的某个时期，这种专制因被迫占据统治地位而遭受的种种限制则意味着公共福祉的进步。理性与福祉、内在与外在的进步，这二者互为前提。人们大概是为了更幸福而变得更理性了，并且，人并不总是因为要追求幸福才更理性，有时候要变得更理性也必须以一些幸福感为前提。谁知道呢，说不定当人类发展到某个阶段时，外在物质财富对于增加人的精神财富的重要性，或许比它们对于提升人幸福感的重要性还要大呢。
新世界里的福祉看得见摸得着，它因此远胜于旧世界里徒劳无益的思想盛宴，尽管如此，人们却仍可以想到，世上还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它们比［新世界和旧世界里的］两种情况都更面面俱到、更完美。在这些处境中，人们无须放弃现实中的财富，也仍能以一种最强有力的方式调动想象力，并且这种对想象力的运用因更明智而更有成效。北美的新欧洲人的理智之优越性正体现在，这种理智是直接奔着上述目标［对想象力的最有效调动］去的。然而，没有任何一部有关鉴赏力学说的手册能带领我们实现这个目标，要实现它，唯一的途径便是去研究并催生一些社会形式，一些与国家经济中最重要的真理及其运用最为契合的社会形式。
在导致我们精神无能的那些原因中，有很大一部分，或者说大部分都源于我们外在的物质匮乏，我们大多数的道德缺陷都可追溯到我们感性的贫瘠。有人曾说，世上有这样一些真理，若给它们裹上破旧的外衣，人们便不能很好地去宣扬它们，且这种宣扬也无法收到应有的成效，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世上还有更多的真理，若给它们裹上破旧的外衣，人们根本就无法把它们说出口。财富给予人勇气，既使人变得坦率，也使人变得高傲；我们的思考之所以有奴性，是因为我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并且我们的判断通常与我们的处境受到了同样的限制。在这两种与生活的关系［我们的判断与处境］中，我们都以贫穷作为出发点，并且只会同时变得稍微富足一些。野蛮人关怀自己的身体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荒唐地去装饰它。他折磨自己，却认为这是在装饰自己，他使自己［318］致残，却认为这是在美化自己，他的四肢暴露于各种敌对因素的威胁之中，他却还烧灼、切割它们，丝毫不懂得去保护它们、给它们着装；这就好比，早在野蛮人搞清楚该如何保卫和维护其与上帝相似的精神存在前，我们便自负地认为，野蛮人及其精神存在已经被那些恶习和偏见所扭曲和毒害了，而野蛮人却同样自负地认为，这些恶习与偏见正是其纯粹的功绩和智慧。
若我们一直甘于为每一种低级的盲从或热情卖命，我们那些所谓美的艺术又何以能上升到其本应能上升到的高度！它们为迷信建造并粉饰了庙宇，为每一个暴君筑起了重重宫殿；它们搜刮自己所有的财富，将其贡献给了自私与傲慢；时至今日，若我们将——就如卢梭曾经拿拉封丹的寓言所做的实验那般——饱受赞誉的绚烂诗歌之花分解，便会发现，我们眼前呈现的，几乎没有两三朵不是自欺和谄媚的恶心混合物，不是盲目崇拜其自身及他人的卑劣行径时的产物。
不论前进中的人类所拥有的各种攫取方式之间有何区别，在现实中，这些攫取方式都隶属于同一个种族，它们都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并且，决定价值的是感性的攫取方式，决定其受益者幸福的是道德的攫取方式。万物的自然属性在身体的裸露和精神的富足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渊，而想象力则徒劳无功地在这道深渊上空架起了七彩拱桥，能借此跃过这道深渊的，偶或会有个把天才，但却绝不可能是整个民族。要让一个民族跃过这道深渊，必须得建筑一道能承受身体重量的坚实桥梁。若将娇惯我们的物质财富视作公共财富，它们将使生活变得更美好，若将败坏特权享有者的特权视作权利，它们将使其拥有者变得高贵。只有当它们变得罕见，只有当这种罕见不再赋予那些从属于它们的事物以更高价值，我们才不会再将它们与其他绝非基于偶然的权利混淆。贺拉斯的
Virtus post nummos！
［先金钱，后美德！］
这句格言从个体口中说出来虽是无耻的，但若要谈及所有民族的命运，它则包含了一个更能宽慰人心的真理，而诗人奥古斯特及其艺术资助者却是无法参透这一真理的。
人类日益坚定地把知识当作权力，他们对自然的认识日益深化，即控制自然的能力渐长，也学会了将生活中那些消磨和耗费其最好精力的奴役性活计都交给了其双手的创造物，交给了各种各样的机器和工具，伴随着这一切的发生，人类为自己开创了一条通往更幸福的新世界之路。在这个新世界中，无忧无虑的人要求自己为更加崇高的事物而努力，其艰辛的旅程也会由此而获得回报。在接近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他可能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发展，或者说会发展到美国人那种令人惬意的中等精神水平，这种发展要远胜于我们那种病态的瞎胡闹，并且，诗人的精神也因此而能更高地飞扬，因为那种在陌生领域中毫无目的的四处乱撞再也不会使它精疲力竭。相较于我们市民社会中那种无比艰辛的闲荡，即我们所谓博学多识，一个真正的人性社会中的悠闲还会结出其他硕果；迈步向前的幸福所高唱的凯旋之歌，它听起来应该不同于［人类］因渴念未被满足而发出的叹息，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欢呼，它听起来应该不同于其被缚时的叹惋。
［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论语言》（„Über die Sprache“）——“说话，好让我看见你！”（„Rede，daß ich dich sehe！“）——海德堡：C·F·温特尔出版社，1828。
注释
[1] 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作家、哲学家，与贝纳德·B·德·封丹纳（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并称为法国启蒙运动早期重要的代表人物，其重要的代表作有：《历史哲学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