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1]
我于12月6日到达。在火车上，我使劲记着一家旅馆的名字和地址，以防车站上没人来接。（在边境上，他们跟我说二等车厢买不到票了，让我补了差价坐头等车厢。）没人看见我从卧铺车厢下车，这让我感到轻松。不过，在检票口也没有人。我没怎么不高兴。就在我走出“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火车站时，赖希（伯恩哈德·赖希）朝我迎面走来。火车准点到达，分秒不差。我们把自己和两个箱子塞进一架雪橇。这天，冰雪开始融化，天气暖和。雪橇在宽阔、泥泞、泛着雪光的特韦尔斯卡娅大街走了才几分钟，就看见阿丝雅（阿丝雅·拉西斯）在路旁向我们招手。赖希下了雪橇，到旅馆的几步路他走着去，我和阿丝雅则坐雪橇前往。阿丝雅戴着一顶俄罗斯皮帽，看起来不漂亮，有点儿粗俗。由于长期卧床，她的脸变宽了些。我们没有在旅馆里停留，而是去了疗养院附近的一家所谓的甜品店喝茶。我讲了关于布莱希特的情况。随后，阿丝雅为了不让人发现自己在休息期间溜了出来，就从侧面的楼梯回到了疗养院，赖希和我则从主台阶走上楼去。在这里第二次碰上脱套靴的习俗。第一次是在旅馆；他们只收下了箱子，答应当晚给我们一个房间。阿丝雅的同屋不在，那是个大块头的纺织女工，到第二天我才见到她。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有几分钟的时间单独待在一起。阿丝雅十分友好地看着我。让人想起在里加的那次决定性的谈话。随后，赖希陪我去旅馆，我们在我的房里吃了点儿东西，后来去了迈耶霍尔德剧院。这是《钦差大臣》的第一场彩排。阿丝雅试图给我弄张票，却没有成功。于是，我就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朝克里姆林宫方向走了半小时，又走回来，一路上拼读着商店的招牌，小心地走在冰面上。之后，我十分疲倦地（并且很可能是悲伤地）回到了旅馆的房间。
7日早晨，赖希来接我。日程：彼得罗夫卡大街（去警察局登记），卡梅涅娃学院（花了一个半卢布在这个学院弄了个席位；另外，还同那里的德方负责人，一个大笨蛋，谈了话），随后穿过赫尔岑大街前往克里姆林宫，途经丑陋的列宁墓，还看到了伊萨克大教堂。返回途中经特韦尔斯卡娅大街来到了位于特韦尔斯科伊大道的“赫尔岑之家”，那是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瓦普”[2]的所在地。饭菜很好，这使我能在冒着严寒行走的疲劳之后略微享受一番。有人向我介绍了柯刚，此人对着我大谈其罗马尼亚语语法和俄语—罗马尼亚语词典。对赖希讲的情况，我在长途的步行中往往由于疲劳而无法全神贯注地听。他讲得极其生动，论据确凿，充满了奇闻逸事，言辞犀利，令人赞同。比如说，他讲到一个财政官员，此人在复活节度假期间去他们那个村子当牧师做礼拜。他还讲到对一个女裁缝的判决，这个女的打死了自己的酒鬼丈夫，这恶棍在街上袭击一对男女学生。此外，还有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白卫军》的事。剧本被送去审查，只有一位审查官看了，写了批注，要求进行修改，就退了回来。过了几个月，在做了相关的修改之后，最终演给审查官们看。禁公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找斯大林，说他破产了，他所有的资本都投到这出戏里了。斯大林指示：“该剧没有危险。”随后首次公演，遭到共产党人的抗议，民兵把抗议者驱散了。赖希还提到了那部关于伏龙芝案的关键小说，据说伏龙芝是在违背他本人的意愿、但却是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的情况下被动了手术的……还有些政治新闻：反对派不再担任要职。与此相应的是，相当数量的犹太人不再担任主要是中层的职位。乌克兰的反犹太主义。——从“瓦普”出来，我精疲力竭，先独自去了阿丝雅那里。她那儿不一会儿就聚满了人。来了一个拉脱维亚妇女，挨着阿丝雅坐在床边，肖斯塔科夫和他的妻子也来了。夫妇俩与阿丝雅和赖希就迈耶霍尔德执导的《钦差大臣》一剧的上演，用俄语展开了极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中心话题是迈耶霍尔德用丝绒和绸缎做剧服，为他的妻子准备了十四套服装；另外，这场演出长达五个半小时。吃过饭后，阿丝雅来到我这里，赖希也在。离开前，阿丝雅讲了她的病情。赖希送她回疗养院，之后又回到我这里。我躺在床上，他则要工作。不过，他很快就自己停了下来，我们谈论起了此地与德国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以及两国当前的写作技巧。此外，还谈到赖希对于入党问题的顾虑。他一再说到党在文化事务方面的反动倾向。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被利用的左翼运动现在被完全抛弃了。就在不久前，无产阶级作家的身份才得到国家的认可（托洛茨基表示反对）。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得明白，压根儿别指望得到国家的任何支持。后来谈到列列维奇案件——对左翼文化阵地采取的行动。列列维奇曾写过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论文。——在俄国，人们对严格地进行政治立场的区分极端重视；在德国，模糊的、笼统的政治背景就足够了。不过，即便在德国，政治背景也（应当）是必须被要求的。——对俄国而言，写作方法为：宽泛地阐述题材，并且尽可能地不再往下写。公众的文化程度很低，这就使得语言表述必定无法为人所理解。与此相对的是，在德国人们只要求：结论。至于怎么得出这些结论，没有人想知道。因此，德国报纸提供给报道的版面是微乎其微的；而在此地，长达五六百行的文章并不鲜见。与赖希的谈话持续了很久。我房里的暖气很足，房间也很宽敞，待在里面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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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为记录日期，德文稿原本如此。
[2] Wap，即“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
12月8日
上午，阿丝雅在我这儿。我把礼物给了她，给她匆匆看了一下我的书[1]，里面有我献给她的题词。夜里她因为心悸没睡好觉。我还给她看了由斯通（萨夏·斯通）为这本书设计的护封（并把它送给了她）。她非常喜欢。随后，赖希来了。后来，我跟他去国家银行换钱。在那里，我们和诺伊曼的父亲做了短暂的交谈。12月10日穿过一条新建的拱廊街来到彼得罗夫卡大街。拱廊街里正举办一场瓷器展览，可赖希却一刻也不停留。在利物浦饭店所在的街上，我第二次看到那些甜品店。（我在此补记上我第一天听到的关于托勒尔［恩斯特·托勒尔］造访莫斯科的事情。他受到了盛情款待，为此而大肆铺张，令人难以置信。整个城市遍布告示，宣告他的到来，还派给他一班人马：女翻译、女秘书、漂亮的女人。他要做什么报告都会有预告。可是，“共产国际”此时正在莫斯科开会。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维尔纳［保罗·维尔纳］，正是托勒尔的死对头。他让人，或者也许是他自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托勒尔背叛了革命，对建立一个德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负有责任。《真理报》在文章后面加了个简短的编者按：抱歉，我们之前并不知情。于是，托勒尔在莫斯科就不受人待见了。他去一个集会地点，准备做一场被隆重预告的演讲——却吃了个闭门羹。卡梅涅娃学院通知他说：抱歉，今日不能使用该礼堂。我们忘了电话通知您。）中午又去了“瓦普”。一瓶矿泉水一个卢布。之后，赖希和我去了阿丝雅那里。为了体谅她，赖希违背她的、同时也违背我的意愿，安排我和她在疗养院的游戏室里玩一局多米诺骨牌。坐在她身边，我觉得自己就像雅克布森小说里的一个人物。赖希和一个知名的老共产党人下象棋。此人在战争中，也许是内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就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如今尚在人世的优秀的共产党人一样，已然风烛残年。阿丝雅和我回到她的房间不久，赖希就来接我去见格拉诺夫斯基。阿丝雅陪我们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走了一段。在一家甜品店我给她买了“哈尔瓦”，然后她就回去了。格拉诺夫斯基是里加来的一个拉脱维亚犹太人。他创作了一部夸张的、反宗教的、表面看起来有点儿反犹太的滑稽剧，一部夸张版的俚语轻歌剧。他的做派非常西化，对布尔什维主义抱持着一定程度的怀疑，谈话主要围绕着戏剧和薪酬问题。还说到了住房问题。这里的公寓按平方米计价，每平方米的价格与房客所得薪水的高低挂钩。此外，如果人均住房面积超出十三平方米，那么对超出部分就要收取三倍的房租和暖气费。我们因为是不请自来，所以没能吃上丰盛的晚餐，只能将就着吃了点儿冷饭，在我房里和赖希谈了谈《百科全书》[2]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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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单行道》一书。
[2] 本雅明应邀为《苏联百科全书》撰写“歌德”词条。
12月9日
上午，阿丝雅又来了。我给了她几样东西，随后就一起去散步。阿丝雅谈的都是关于我的话题。到了利物浦饭店，我们往回走。后来，我回了住处，赖希已经到了。我们俩各自工作了一个小时——我撰写了“歌德”词条。之后去卡梅涅娃学院，请他们设法为我减免旅馆房费。随后去吃饭。这次不是在“瓦普”。饭菜好极了，尤其是一道红萝卜汤。接着去了“利物浦”，与那位和气的饭店老板在一起，那是个拉脱维亚人。气温在十二度[1]左右。饭后，我感到相当疲倦，不能像原先打算的那样步行去列列维奇那儿了。我们不得不坐了一小段路的车。随后就穿过一个大花园，也许是公园，里面到处都是房子。最后面是一栋漂亮的黑白相间的木头房子，列列维奇的住所就在二楼。我们走进楼房的时候遇到了贝斯曼斯基，他正往外走。陡峭的木头楼梯，一道门后首先是厨房，正烧着火。接着是个简陋的门厅，挂满了大衣，随后我们穿过一个看起来像是卧室的小房间来到列列维奇的书房。他的样子很难描述。个子很高，穿一件蓝色的俄罗斯式样的衬衫，很少动弹（当然，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他被固定在了书桌前的椅子上）。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那张长脸，显得很粗野，脸盘很大。下巴往下拽得很长，除了那个残疾的格罗默尔，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谁有这么一个下巴，平得几无凹陷。他显得非常平静，但似乎能感觉出这个狂热之人的沉默令其煎熬。他好几次向赖希问起我的情况。对面床上坐着两个人，其中那个穿黑色衬衫的既年轻又漂亮。聚集在这里的都属于文学反对派的成员，想在他离开前的最后一刻与他见上一面。他正被调离。最初命令他去新西伯利亚。“您需要的，”他们对他说，“不是一个影响圈子有限的城市，而是一整个州。”不过，他得以免去新西伯利亚。现在，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将他送往萨拉托夫，距离莫斯科二十四小时的路程，他还不知道是去那里当编辑呢，还是在国营生产合作社当销售员或者别的什么。大多数时间里，他的妻子在隔壁的房间和其他一些来访者待在一起。她精力充沛，却神情平和，身材娇小，是个典型的俄罗斯南方人。头三天她将陪伴着他。列列维奇有着狂热分子的乐观：他为自己明天无法去“共产国际”听托洛茨基作有利于季诺维耶夫的演讲而感到遗憾，并认为，党正面临转折。在过道上告别时，我请赖希向他转达了一番友好的话语。然后，我们去看阿丝雅。也许这时才玩了多米诺骨牌。晚上，赖希和阿丝雅打算来我这儿。可是，只有阿丝雅来了。我给她礼物：衬衫、裤子。我们聊天。我发现，我俩的事，她基本都没忘。（下午她曾说过，她觉得我境况不错，说我正身处危机是不可能的事。）她走之前，我给她读了《单行道》中讲“皱纹”的那个段落。然后，我帮她穿上套靴。午夜时分，我已睡下了，赖希才来，要我第二天早晨转告阿丝雅，好让她放心。他之前做好了搬家的准备，因为他和一个疯子住在一起，住房的事情原本就麻烦，这么一来就愈加复杂，叫人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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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指零下十二列氏度。——编者注
12月10日
早上，我们去阿丝雅那儿。由于早晨不允许探望，我们就在大厅里跟她说了一会儿话。她洗了碳酸浴（很疲倦）。这是她第一次洗碳酸浴，对她大有好处。随后又去了卡梅涅娃学院。想必，那张可以使我减免旅馆房费的凭证应该已经办好了。可是，却没有。倒是在常去的前厅和那位闲来无事的先生还有那位小姐相当广泛地探讨了一会儿戏剧问题。第二天，我将受到卡梅涅娃的接见，他们还设法去弄几张晚上的戏票。只可惜弄不到轻歌剧的戏票。到了“瓦普”，赖希把我放下了车，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半小时，看我的俄语语法。之后他又出现了，和柯刚一起，来吃饭。下午，我在阿丝雅那儿只待了一小会儿。她因为住房的事情跟赖希吵架，把我打发走了。我在房里一边吃杏仁糖一边读普鲁斯特。晚上我去疗养院，在门口遇到赖希，他出去买烟了。我们在走廊上等了几分钟，随后阿丝雅来了。赖希把我们送上有轨电车，我们坐车去音乐厅。行政主管接待了我们。他给我们看了一封卡塞拉用法语写的贺信，带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场地（演出尚未开始，许多观众却早就聚集在大厅里，他们是直接从工作单位来到剧院的），也参观了音乐会的演出大厅。大厅的地毯非常显眼，不好看。很可能是块昂贵的奥布松。墙上挂着些旧画的真迹（有一幅没有画框）。在这里和对外文化关系学院的官方接待室里，能看到非常珍贵的家具。我们的座位在第二排。上演的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沙皇的新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最近搬上舞台的第一部歌剧。关于托勒尔的话题：阿丝雅如何带他出游，他如何想送她一件礼物，而她又如何给自己挑了条最便宜的皮带，他又说了哪些愚蠢的话。幕间休息时我们去了大厅。不过，总共有三次休息。时间实在太长了，阿丝雅很疲劳。我们谈论她围的那条土黄色的意大利围巾。我对她说，她在我面前显得很拘谨。最后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那位行政主管来到我们身边。阿丝雅和他说了些话。他邀请我观看下一部新剧目（《叶甫盖尼·奥涅金》）。演出结束后取衣服很困难。剧院的两名工作人员在楼梯中间设卡，指挥人流有序地进入狭窄的衣帽间。和之前去剧院一样，我们回家时坐的也是窄小的、没有暖气的有轨电车，车窗上结了冰。
12月11日
讲讲莫斯科的特点。首先，最初几天我难以适应在完全冰封的路面上行走。我必须非常留意自己的脚步，而不能四下张望。昨天上午（我记此内容时是12日），阿丝雅给我买了套靴，才令这一情况有所好转。这并没有赖希之前所估计的那么难。这个城市的典型建筑是许多一两层的房子。它们使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夏季别墅度假城，看着它们使人感到加倍的寒冷。经常能看到浅色调的彩色粉刷，大多是红色，不过也有蓝色、黄色，还有（如赖希所说）绿色。人行道非常狭窄，俄国人对土地斤斤计较，对空域却是大肆浪费。再者，屋子的边缘结了那么厚的冰，一部分人行道就没法走了。此外，人行道与行车道之间也很少有明显的界线：冰雪的覆盖使街道的各个层面变得平整。在国营商店门前，经常能遇到警察列队维持秩序的情景：人们排着长队购买黄油和其他重要商品。商店不计其数，商贩则比商店还要多，而他们所能供应的不外乎一篮子苹果、橙子或者花生仁。卖的东西被盖在一块羊毛布下，以防受冻，布上放着两三个样品。面包和其他烘烤的糕点很多：大大小小的面包、“8”字形烘饼以及甜品店里的华美的蛋糕。糖果被做成各种美妙绝伦的造型或花朵状。昨天下午，我和阿丝雅去了一家甜品店。那里有用玻璃杯装的掼奶油，阿丝雅要了一杯，外加一份蛋白酥皮甜饼，我则喝了咖啡。我们面对面地坐在店堂中央的一张小桌旁。阿丝雅使我想起了我曾打算写反对心理学的文章，我必须再一次确认，要我着手写这类话题的可能性是多么依赖与她的接触。我们无法如愿在咖啡馆逗留更长的时间。我不是四点，而是五点才从疗养院走出来。赖希要我们等他，他不确定是否要开会。我和阿丝雅最终离开了。我俩走在彼得罗夫卡大街上，看着商店的橱窗。一家精美的木器商店吸引了我的目光。在我的请求下，阿丝雅在这家店里给我买了一个很小的烟斗。我打算回头在那里给斯特凡[1]和达佳[2]买些玩具。那儿有那种一层套一层的俄罗斯蛋、一个套一个的小盒子，还有用漂亮的软木雕刻的小动物。在另一家商店的橱窗里，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刺绣。阿丝雅告诉我，那些布上的图案是农妇们模仿窗上的冰花绣成的。这已经是我们在这一天的第二次散步了。上午，阿丝雅到我这儿来了，先给达佳写了封信，随后我们就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走了几步，天气很好。返回途中，我们在一家摆放着圣诞蜡烛的商店前停了下来。阿丝雅对那些蜡烛做了一番评论。后来，我又和赖希一起去了卡梅涅娃学院。终于得到了旅馆住宿的优惠凭证。晚上，他们要从学院把我送去看《士敏土》。后来，赖希觉得格拉诺夫斯基执导的一场演出更好，因为阿丝雅想看戏而《士敏土》对她来说也许太刺激了。不过，当最后一切都准备就绪时，阿丝雅却感到不怎么舒服，于是，我就一个人看戏去了，赖希和她则去了我的房间。有三个独幕剧，头两个不值一提，第三个看起来要好得多，是一帮犹太拉比的集会，一种伴着犹太音乐的合唱喜剧。不过，剧情我没看明白。我累了一天，加上幕间休息的时间又长得累人，看戏时我打起了瞌睡。——赖希当晚睡在我房里。——我的头发在这里特别容易产生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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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雅明的儿子。
[2] 阿丝雅的女儿。
12月12日
早晨，赖希和阿丝雅散了步，之后来到我这里，我还没有完全穿戴好。阿丝雅坐在床上。她打开我的箱子收拾起来，这使我大为高兴。她给自己留下了几条中意的领带。后来，她讲到小时候如何如饥似渴地读蹩脚的文学刊物。为了不让母亲发现，她把那些小册子藏在书本下面。可是有一回，她得到了一大本合订本的《劳拉》，书落入了母亲之手。还有一回，她三更半夜从家里跑出去，为的是去一个女友那里拿一本庸俗小说的续集。女朋友的父亲开了门，一脸茫然地问她要干什么。她发现自己干了蠢事，就回答说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中午和赖希在一家小地窖餐馆吃饭。在荒凉的疗养院度过的下午令人痛苦。阿丝雅又是一会儿称我“您”，一会儿称我“你”的。她感觉不太好。后来，我们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散步。之后，当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的时候，赖希和阿丝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赖希明确地希望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俄罗斯，而放弃与德国的关系。晚上我与赖希单独待在我房里：我研究导游手册，他撰写《钦差大臣》的评论文章。——莫斯科没有卡车，也没有商用车等。无论是买个小东西还是运个大家伙，都只能凭借小小的马拉雪橇来完成。
12月13日
上午，我走了很长的路。先走过市区的几条大街去了邮政总局，回来时途经卢比扬卡广场去了“赫尔岑之家”。由此，我在城里的方向感好多了。我明白了那个拿着字母板的男人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他在卖字母，人们把字母安在套靴上以防弄混。一路上，许许多多装点了圣诞树的商店又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小时之前，我和阿丝雅在亚姆斯卡娅-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短暂散步时，这样的商店也随处可见。那些装饰物在橱窗的玻璃后面比挂在树上更为闪亮。就在亚姆斯卡娅-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散步时，我们遇到了一群鼓乐游行的共青团员。那种音乐如同苏联的军乐，似乎是由口哨和歌声混合而成。阿丝雅说起了赖希。她托我给他带一份最新一期的《真理报》。下午，在阿丝雅那里，赖希给我们读了他写的关于迈耶霍尔德的《钦差大臣》一剧演出的评论文章。文章非常好。（之前）他在阿丝雅房里的椅子上睡着时，我给阿丝雅读了一些《单行道》里的文字。上午，我兜了一大圈，期间还留意到那些女贩、农妇，她们站在装着货物的篮子旁（或是一架雪橇，就像那种当地人在冬天用作童车的雪橇）。那些篮子里装着苹果、糖果、果仁和各种糖人，一半盖在布下。这让人联想起一位和蔼的奶奶出门前在屋子里四下张望，寻找一切能给她的孙儿带去惊喜的东西。她打点好了这些东西，眼下，正站在半路上歇歇脚。我又遇见了卖纸花的中国人，那些花儿就像我从马赛给斯特凡带回去的一样。这里似乎有更多纸做的、形似奇异的深海鱼的动物。此外，还有卖玩具的男子，他们的篮子里装满了木头玩具，车子和铲子，车子是黄红相间的，孩子玩的铲子则有黄有红。还有一些肩上扛着一捆捆五颜六色的风车到处走的商贩。所有这些手工艺品都比德国的质朴、结实，带有鲜明的农家特色。在一处拐角，我看见一个卖圣诞树饰物的妇女。那些黄的、红的玻璃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起来就像一篮子被施了魔法的水果，各种各样的果子闪耀着红色和黄色的光芒。在这里，木头和颜色之间也有一种比起其他任何地方来都更直接的关系，无论是最朴拙的玩具还是最精致的漆器都体现了这一点。——在“中国城”的城墙边站着些蒙古人。也许，他们老家的冬天也像此地一样严寒，他们身上破烂的毛皮也不比本地人的更糟糕。然而，他们却是这里唯一因气候而叫人情不自禁心生怜悯的人。他们站在那儿卖皮箱，彼此间隔不超过五步，所卖的东西一模一样。这肯定是有组织的行为，否则他们之间不可能当真做如此无望的竞争。和在里加一样，这里的商店招牌上有漂亮、朴拙的绘画：鞋子从一只篮子里掉下来，一只尖嘴狗叼着一只凉鞋逃跑了。一家土耳其餐馆前有两块牌子，对称的，画面上的男子头戴菲斯帽坐在餐桌旁，帽子上饰有一弯蛾眉月。阿丝雅说得对，人们喜欢随处，包括在广告中，看到对任意一件真实事情的表现，这是很有特色的。——晚上和赖希一起去了伊列什家。后来，“革命剧院”的经理也来了，该剧院将于12月30日首演伊列什的剧作。这个经理是早年的一位红军将领，在消灭弗兰格尔的行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两次在托洛茨基的军队命令中被提名。后来，他在政治上犯了愚蠢的错误，断送了前程。由于他原先是个文人，就给了他这个剧院的领导职务，这个位置无须他有所作为。他显得相当愚钝，谈话并不怎么活跃。我听了赖希的提醒，说话也很小心。我们谈论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房间里没几件家具，最显眼的是一张很不结实的儿童床和一个浴盆。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还醒着，后来，他大喊大叫着被放到了床上，不过，我们在的时候他始终没睡着。
12月14日（记于15日）
今天我见不到阿丝雅。疗养院里的情况很严峻。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昨天晚上他们才允许她出院，而今天早晨她并没有如约来接我。我们原本打算去给她买布料做裙子的。我来这儿才一个星期，就不得不像预料的一样，见到她的难度越来越大，更别说单独相见了。——昨天上午，她急匆匆地来了，情绪激动，她那像往常一样不安的神情更令人感到不安，好像害怕在我的房里待上一分钟，害怕面对我似的。我陪她去了一个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她受到该委员会的传唤。我告诉她前一天晚上我得到的消息：赖希有望在一家非常重要的杂志社得到一个剧评家的新职位。我们走过萨多瓦娅大街。总的来说，我说得很少，她则兴奋地大谈她在儿童院与孩子们打交道的工作。我第二次听她讲起儿童院的一个孩子被另一个孩子打破了脑袋的事。真奇怪，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有可能给阿丝雅造成不良后果，不过医生认为那个孩子有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她说什么我几乎没听见，因为我非常专注地看着她。她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孩子们必须被分成小组，因为无论如何都无法同时应对那些最野的——她称其为最有天分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令普通孩子感到非常充实的东西却令那些野孩子感到无聊。很显然，正如她自己所说，阿丝雅在和野孩子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阿丝雅还谈到自己的写作情况：为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拉脱维亚共产党报写三篇文章。这份报纸通过非法途径到达里加。对阿丝雅而言，她的文章能被那里的人们阅读是非常有用的。那个委员会的大楼位于斯特拉斯诺伊大街和彼得罗夫卡大街交汇处的广场边。我边等边在彼得罗夫卡大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半个多小时。她终于出来了，我们去国家银行，我要换钱。今天早晨，我感觉充满了力量，得以简洁而平静地谈论我在莫斯科的逗留以及在此期间的微乎其微的机会。我的话给她留下了印象。她说，那位救治她的医生曾明确禁止她待在城里，并要求她去一家森林疗养院。可她却留了下来，因为她害怕森林里令人悲伤的孤独，也为了等待我的到来。在一家皮货商店前，我们停了下来。我们第一次经过彼得罗夫卡大街散步时，阿丝雅也在此停留过。店里的墙上挂着一件漂亮的皮衣，上面缀着五彩的珍珠。我们进去问价钱，得知这是通古斯人的手艺（而非阿丝雅所猜想的“爱斯基摩”服装）。皮衣开价二百五十卢布，阿丝雅想买下它。我说：“假如我买下它，我就得马上离开。”不过，她让我允诺日后送她一份能伴其终生的大礼。去国家银行要从彼得罗夫卡大街穿过一条拱廊街，街上有一家古玩代销店。橱窗里陈列着一个“帝国风格”的橱柜，镶嵌工艺异常精美。继续走向拱廊街的端头，只见人们在木制陈列架旁拆装着瓷器。我们走回公交车站的路上，度过了非常美妙的几分钟。随后，我去见了卡梅涅娃。下午，我在城里乱逛。我不能去见阿丝雅，克诺林在她那儿。此人是位重量级的拉脱维亚共产党人，最高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今天也不能去见阿丝雅；我写此日记时，赖希单独在她那儿。）我的下午结束于斯塔列施尼科夫大街的法国咖啡馆，面对着一杯咖啡。——关于这座城市：拜占庭教堂的窗户似乎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给人一种魔幻的印象，没有亲切感；那些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窗户从拜占庭风格教堂的尖顶和大厅临街而开，就像住宅楼的窗户一样。东正教的神父住在这里，就像和尚住在寺庙里一样。圣巴西尔大教堂的下层部分倒像是一座华丽的贵族宅邸的底楼。教堂穹顶上的十字架看起来却像矗立云霄的巨大的耳环。——奢华就像患病的嘴巴里的牙垢一样附着于这座贫穷困苦的城市：N.克拉夫特巧克力店，彼得罗夫卡大街上高档的时装店以及毛皮间摆放着的冰冷、丑陋的瓷花瓶。——这儿的乞丐不像南方的那么富于攻击性：在南方，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会一个劲儿地纠缠不休，这好歹是残存的生命力的体现；而这里的叫花子却是一帮垂死之人。破烂的铺盖卷占据着街角，在那些外国人做生意的区域尤甚，就像露天的“莫斯科大战地医院”的床铺一样。电车上的乞讨有另外的组织形式。有些环线车在线路上停留的时间较长，要饭的就趁机溜上车；或是一个孩子站在车厢的角落里开始唱歌。然后，孩子捡起戈比。很少看见有人给钱。乞讨已经失去了社会良知这一最强大的基础，比起同情心，社会良知更容易打开钱包。——拱廊街：与其他任何地方不同，这里的拱廊街有着高低不同的楼层，廊台往往空空荡荡，和教堂里的一样。农民和阔太太们穿着大毡靴走来走去。靴子看上去像内衣似的紧贴腿肚，就像紧身胸衣一样叫人觉得万般难受。毡靴是双脚的华丽行头。还是说说教堂：它们大多似乎无人照管，空荡荡、冷冰冰，就像我在圣巴西尔大教堂里面看到的那样。祭坛上只剩下零星的火光照向雪地，不过，这火光却在遍布木头售货亭的城里被完好地保存着。白雪覆盖的窄巷子很安静，只能听见卖服装的犹太人在轻声叫卖。他们的摊位旁是个卖纸的摊子。女贩置身于银色的箱子后面，遮着身子，露出脑袋，面前摆放着挂在圣诞树上的银丝条和填衬着棉絮的圣诞老人，好似一位蒙着面纱的东方女子。我发现最美的摊子在阿尔巴茨卡娅-普罗夏基街上。——几天前，在我房里和赖希谈论新闻业。基希（埃贡·埃尔文·基希）曾向他透露过几条黄金规则，我还新拟了几条：①一篇文章必须包含尽可能多的人名；②首句和尾句一定要好，中间则无关紧要；③将由一个名字所唤起的想象作为对这一名字进行真实描述的背景加以利用。我想在此和赖希合作写一部唯物主义百科全书的纲要，他对此有很棒的主意。七点过后，阿丝雅来了。（不过，赖希跟着一起去了剧院。）上演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自然主义风格的舞台布景非常出色，表演却不怎么差也不怎么好，布尔加科夫的戏完全是一种鼓动造反的挑衅。尤其是最后一幕，其中，白卫军“皈依”布尔什维主义，不仅戏剧情节乏味，而且思想观念虚伪。共产党反对此剧的上演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至于这最后一幕是像赖希所猜测的那样迫于审查而附加上去的还是原本就有，都不影响对这出戏的评价。（这里的观众明显有别于我在另外两家剧院所看到的。似乎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在场，哪儿都看不到黑色或蓝色的衬衫。）我们的座位不在一起，我只在演出第一场景的时候与阿丝雅相邻而坐。随后，赖希坐到了我旁边，他觉得翻译太累了，阿丝雅会吃不消。
12月15日
赖希起床后离开了一会儿，于是，我希望能单独迎接阿丝雅。可是，她根本没有来。下午，赖希得知她早上情况不好，却也不让我下午去看她。上午，我们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他给我翻译了卡梅涅夫在“共产国际”的演讲。——只有从尽可能多的角度体验了一个地方之后，才会熟悉这个地方。为了能对一个广场了然于心，之前就得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踏上这个广场，当然也要朝着各个方向离它而去。否则，它会三番五次出乎意料地跃入你的路途，而你还没有准备好碰上它。过了一个阶段，你会找寻这个广场，凭它来确定方位。熟悉房屋也是如此。只有在你试图一路沿着其他房屋找到某一幢特定的屋子后，你才会知道那些房子里都有什么。从拱形的大门后、从屋门的框架中，生活跃然而出；在大大小小黑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和红色的字母中，在画着靴子或刚熨好的衣服的箭头上，在踩坏了的台阶或坚固的楼梯上，生活沉默着、忍耐着、斗争着。必须坐着有轨电车在街上转悠过才会发现，这场战斗如何随着楼层而不断延伸，直至楼顶而进入最后的决胜阶段。只有最强劲、最老牌的招牌标语才能坚挺于那个高度，也只有从飞机上俯瞰才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工业精英（这里指几个名字）。——上午去了圣巴西尔大教堂。教堂的外墙散发出温暖舒适的光芒，映照在雪地上。均匀的布局使得这一建筑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无法一目了然地看出其对称性。这幢建筑总让人感觉在躲躲闪闪，只有从飞机上往下看才能逮住其全貌，而它的建造者忘记了防御这一点。教堂里面不光是被清理了，而且像一头毙命的野兽一样被摘除了内脏，成了民众教育的“博物馆”。清除了那些部分，很可能是大部分——从留存下来的巴洛克风格的祭坛看来——没有艺术价值的内部装饰之后，那被当作壁画缀满过道和拱顶的鲜亮的植物藤蔓便暴露无遗。令人悲哀的是，这藤蔓将室内为数不多的、能让人想起彩色拱顶螺旋且无疑要古老得多的石壁绘画扭曲成了一种洛可可风格的戏耍。拱顶的过道很狭窄，到了祭坛室或圆形的祈祷室时却豁然开阔。从上面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祈祷室的光线很暗，因此，看不清摆放在那里的各种祈祷用品是什么样子。不过，有一间明亮的小室，铺着一道红地毯。里面陈列着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诸教派的圣像，此外还有几本很可能是无价之宝的福音书，壁毯上白色绿底地画着亚当和基督，赤身裸体，不过没画生殖器。这里由一个胖女人看管着，这人看起来像个农妇。我真想听听她给几个来看画的无产者所做的讲解。——此前，在被叫作“上贸易行”的拱廊街逛了逛。我想买一家玩具商店橱窗里的泥人，是些有趣的彩色骑士，却没买成。沿莫斯科河坐有轨电车去吃饭，途经“救世主大教堂”，穿过阿尔巴茨卡娅广场。傍晚，在夜色中再次回到那里，在一排排木屋间穿行，后又穿过伏龙芝大街，经过气派的“战事部”，最后迷了路。坐有轨电车回家。（赖希想一个人去阿丝雅那里。）晚上，走过刚结冰的路面去潘斯基家。在他家大楼门口我们碰上了，他正要和妻子去看戏。由于一次误会——到第二天才澄清，他请我们过两天去他办公室。随后去斯特拉斯诺伊广场旁的那幢大房子见赖希的一个熟人。在电梯里，我们遇到了那人的妻子，她告诉我们，她丈夫正在参加一个集会。不过，因为索菲娅的母亲就住在那类似大型寄宿公寓的同一幢房子里，所以，我们决定去问候一声。与所有我曾见到过的房间一样（在格拉诺夫斯基家和伊列什家），这间屋子里的家具也很少。由于房间陈设简陋，那几件小资产阶级的寒碜的家具就越发显得令人沮丧。不过，小资产阶级的室内装饰风格包括下列整套东西：墙壁上必须有画，沙发上得有靠垫，靠垫要有罩子，挂壁搁板上要有摆设，窗户要装彩色玻璃。这诸多的东西中，只有这一样或那一样被不加选择地保留了下来。这些房间看似刚刚进行过体检的战地医院，人们在此忍受生活，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已使得他们的房间变得陌生。人们逗留在办公室、俱乐部和马路上。一走进这间屋子，马上就意识到索菲娅果敢的性格中那令人惊讶的局限性得自她的家庭，只是，她已脱离了这个家，尽管谈不上一刀两断。在回去的路上，我从赖希那儿知道了她家的事情。索菲娅的哥哥就是那个克雷连科将军，此人最初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并为革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由于其政治天赋不高，后来就给了他一个最高检察官的象征性的职位。（在金德曼的案子中他也是公诉人。）索菲娅的母亲可能也是某个组织的成员。老太太肯定有七十上下的年纪了，仍然显得精力旺盛。索菲娅的孩子们须受其管束：他们一会儿被推给外婆，一会儿又被推给姨妈，已有多年没见到母亲了。两个孩子都是索菲娅和第一任丈夫所生。他是个贵族，内战时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后来死了。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小女儿在那里。小姑娘极其漂亮，举止十分自信、优雅。她看起来很内向。她母亲刚来了一封信，由于她拆了信，她的外婆就和她吵了起来，而那封信是写给她的。索菲娅在信中写道，德国人不允许她继续待在德国了。她的家人猜想到她在从事非法的事情。她真是丧门星，她的母亲显得很不安。从屋子往外俯瞰特韦尔斯科伊大道，一长串灯光非常美丽。
12月16日
我写着日记，不再指望阿丝雅还会来。这时，她敲响了门。她进来时，我想吻她。像往常一样，没成功。我把写给布洛赫（恩斯特·布洛赫）的明信片拿出来给她，我已经开了头，让她再写点儿什么。又一次试图吻她，徒劳。我读了她写的话。她问我写得怎样，我告诉她：“比你写给我的好。”她说我“厚颜无耻”，却为此而吻了我，甚至还拥抱了我。我们坐雪橇进城，去了彼得罗夫卡大街的许多商店，给她买布料做裙子，也就是做她的制服。我把她的裙子称作制服，是因为她要求新裙子的款式要和在巴黎买的旧裙子一模一样。先去了一家国营商店，在墙壁的上半部分可以看见宣传工农阶级联合的纸板画。画面表现出甜蜜美好的感觉，这种趣味在此地很普遍：用蒙着一层绒面的纸板仿制镰刀和铁锤、齿轮和其他工具，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反感。这家店只卖农民和无产者所需的商品。近来，在“经济制度”的主导下，国有工厂不再生产其他东西。柜台前挤满了人。其他商店很空，在那里买衣料要凭票，或者不要票，但价格十分高昂。在一个街头小贩那里，阿丝雅帮着我买了一个木偶娃娃，送给达佳，其实，我是想借此机会给自己也买一个。之后又在另一个小贩那里买了一只装点圣诞树的玻璃鸽子。我记得阿丝雅和我没怎么说话。——后来，和赖希去了潘斯基的办公室。不过，他原以为事关公务才约了我们见面。既然我已经来了，他就打发我去放映室，那里正在给两个美国记者放电影。只可惜，当我办完了无数手续终于走到楼上的时候，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刚好快要结束了，我只看到了最后一幕。随后放映的是《按照法律》，该电影改编自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数天前，这部电影在莫斯科首映，没有获得成功。就技术而言，这部片子不错——其导演库里肖夫的口碑不错。不过，成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使主题流于荒诞。据说这部电影有一种反抗法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放映快结束的时候，潘斯基自己也到楼上的放映室来了，最后还把我带去了他的办公室。要不是我担心错过了和阿丝雅的见面，我们在那里的谈话还会持续很久。吃午饭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我到疗养院的时候，阿丝雅已经离开。我回到住处。很快，赖希来了。不一会儿，阿丝雅也来了。他们给达佳买了毡靴和其他东西。我们在我房里谈话，聊到了在小资产阶级的屋子里，作为家具的钢琴是屋子里的悲哀和一切灾难的真正的动力中心。这个想法令阿丝雅好似触了电，她想就此与我合写一篇文章，而赖希则想把这一题材写进一个滑稽短剧。阿丝雅和我单独待了几分钟。我只记得我说了句“永远，最爱”，她听了就笑，看得出，她明白了我的话。晚上，我和赖希在一家素食餐馆吃饭，餐厅的墙壁上全是宣传口号。“没有上帝——宗教是无中生有的发明——没有创世”，诸如此类。许多涉及“资本”话题的内容，赖希没法给我翻译。回到住处后，我通过赖希终于和罗特（约瑟夫·罗特）通了电话。他声称第二天下午就要离开莫斯科，考虑片刻后，他只得接受邀请，十一点半在他下榻的宾馆与我共进晚餐。否则我就别再指望和他说上话了。十一点一刻左右，我浑身疲惫地坐上了雪橇。整个晚上，赖希一直在给我读他写的文章。他的那篇论人文主义的文章——尚处于研究的最初阶段——基于一个富于真知灼见的提问：作为大革命先驱的法国知识分子缘何在1792年之后不久就退下了舞台并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工具？在我们谈论这一话题时，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受教育者”的历史必须被唯物主义地作为功能并且在与一种“未受教育史”的严格的关联中加以描述。后者肇始于近代，因为中世纪的统治形式不再成为被统治者的一种——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教会的）教育形式。“谁掌握权力，谁决定宗教”的原则摧毁了世俗统治形式的精神权威。这么一种“未受教育史”将告诉我们，在数百年的历程中，革命的能量总是形成于那些未受教育阶层的宗教之“蛹”，而知识分子不仅始终以一群背离资产阶级的倒戈者，而且以“未受教育”之先锋的形象示人。坐雪橇使我清醒多了，罗特已经在宽敞的餐厅里坐下。这里有喧哗的乐队，两棵仅半个屋顶高的粗大的棕榈树，五光十色的吧台和自助餐台以及素雅精美的餐桌，一如从欧洲移置于远东的豪华饭店，招待着宾客。我第一次在俄罗斯喝了伏特加，我们吃了鱼子酱、冷肉和煮水果。综观整个晚上，罗特给我的印象没有在巴黎时好，要不然就是——这种可能性更大——在巴黎时，我意识到了同样的、当初还是隐藏的一些东西，而这一次，它们就暴露于眼前，使我大为惊诧。在他的房里，我们继续就饭桌上展开的一个话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他又开始给我读一篇关于俄国教育体制的长文。我在房里四处打量，只见桌上摆放着用过的茶具，显然，至少有三个人在这里享用过一顿丰盛的茶点。看起来，罗特的日子过得很阔绰，这宾馆的房间——像餐厅一样的欧式装潢——肯定很贵。同样，他这次从高加索到克里米亚再到西伯利亚的考察之旅也要花不少钱。他读完文章后，我们聊了起来，我赶紧要求他摊牌，表明政治立场。结果是，一句话：来俄国时，他是（几乎）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离开俄国时，他成了保皇党。这个国家常常必须为某些人的意识形态的变色而支付代价，这些泛着微红、粉红之光的政客来到这个国家，代表“左翼”反对派，体现出一种愚蠢的乐观主义。罗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一副东闻西嗅、令人不悦的长相。两天后，我在卡梅涅娃学院再次遇见他时（他肯定推迟了行期），又一次留意到了这点。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坐上了雪橇，将近两点回到了我的旅馆。在一些大宾馆和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一家咖啡馆前的马路上有一些夜生活。由于寒冷，人们聚拢在一起。
12月17日
探望达佳。她看起来比我以前见到她时要好。儿童疗养院的纪律对她深有影响。她的眼神平静、克制，脸蛋儿饱满了许多，也没那么紧张了。与阿丝雅不再那么出奇地相像了。有人领着我参观这个机构。那些教室非常有趣，墙壁上东一块西一块地贴满了图画和纸板人物。就像一堵庙墙，孩子们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献给集体的礼物贴在墙上。在这些地方，红色是主色调，遍布着苏维埃红星和列宁头像。教室里，孩子们不是坐在课桌前，而是挨着桌子坐在长板凳上。有人进去时，他们说一声俄文的“您好”。儿童疗养院不为他们提供衣物，许多孩子看上去很穷。在这个疗养院附近，另有一些来自周边农庄的孩子在玩耍。去了一趟米蒂什廷，顶着大风坐雪橇返回。下午，在疗养院陪阿丝雅，心情很不好。六个人在游戏室玩了多米诺骨牌。晚饭时，和赖希在一家甜品店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蛋糕。早早地上了床。
12月18日
早上，阿丝雅来了。赖希已离开。我们去买布料，之前去国家银行换钱。在房里时，我就对阿丝雅说起了前一天的坏心情。这天早晨心情极好。布料很贵。返回途中，我们碰见有人在拍电影。阿丝雅对我说，这得描述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马上头脑不清，跟着跑上几个小时，然后稀里糊涂地去单位，也说不清自己去了哪儿。我觉得，这是很可能的，看看此地开会的情形便知。为了最终开成一次会，必须反复筹备多次。没有哪件事会像预设或预期地那样发生——这是描述生活之错综复杂的陈词滥调，这一点在此地的每一桩事情上都体现得那么强烈、那么牢不可破。因此，俄罗斯人的宿命论就很容易理解了。当文明的考量逐渐贯彻到集体生活中时，这在最初只会使个体的生存变得复杂。人们在一间只有蜡烛的屋子里生活，比起在那些装了电灯而发电厂却常常出故障的地方要好。这里也有人对话语不闻不顾，对周遭的事物坦然地听之任之，比如说那些在大街上溜冰的孩子。在这里坐电车是轻率的行为。永远无法透过冰封的车窗看清自己身在何处。等你搞清楚了，下车的道儿又被挨挨挤挤的人群阻断了。因为必须从后门上车而从前门下车，所以就得挤过人群。而至于什么时候挤得过去，就要凭运气且不顾一切地拼体力了。与此相反，这里也有一些西欧所没有的便利：国营食品商店营业至晚上十一点，公寓大楼的门一直开到午夜甚至更晚。房客和二房客太多，不可能人手一把大门钥匙。——我发现，人们“歪歪扭扭”地走在马路上。这无疑是由于人行道太窄而行人太多的缘故。只有在那不勒斯才能看到和这里一样狭窄的人行道。这些人行道使莫斯科带了点儿小城镇的乡下气，或者说显得像个临时急就而成、并且在一夜之间地位荣升的大城市。——我们买了一块上好的褐色布料。随后，我去了卡梅涅娃学院，要他们给我一张去迈耶霍尔德剧院的证件，在那里也碰到了罗特。饭后，我在“赫尔岑之家”和赖希下象棋。柯刚带着记者走了过来。我设想写一本书，谈专制下的艺术：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下的艺术及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艺术。此外，我还谈到了谢尔巴尔特和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著作。赖希对此次访谈极度不满意，认为我做了多余的理论分析，从而使自己陷于遭受抨击的危险处境。到目前为止，此次访谈尚未发表（我于21日写此日记），其影响如何，拭目以待。——阿丝雅的状况不好。一个得了颈项强直症而发了疯的女病人被安置在阿丝雅隔壁的房间，早先在医院时阿丝雅就认识她。就在这天夜里，阿丝雅和其他妇女一起造反成功，那个女病人被弄走了。赖希带我去了迈耶霍尔德剧院，我在那里与范妮·叶洛维娅会了面。但是，由于卡梅涅娃学院和迈耶霍尔德的关系不好，学院之前没有给剧院打电话，我们也就没有拿到票。在我的旅馆稍做逗留之后，我们坐车去克拉斯尼-威罗塔看一部电影。潘斯基曾对我说过，这部电影将超越《战舰波将金号》的成功。没有座位了。我们买了下一场的票，随后去叶洛维娅的寓所喝茶，就在附近。这间屋子也与我至今所见到的其他所有房间一样光秃秃的。灰色的墙壁上挂着大幅的列宁像，他正在读《真理报》。一个窄窄的壁架上放着几本书，门边靠着窄墙放着两个行李篮，一面纵墙前摆着一张床，另一面前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在这房里的逗留，就着一杯茶，配上一块面包，是这个晚上最美好的事情。因为，那部电影蹩脚透顶，叫人无法忍受，而且还放映得飞快，叫人既看不清楚又搞不明白。电影还没放完我们就离开了。坐着有轨电车回去的时候，感觉就像通货膨胀时期的一幕情景。我发现赖希还在我房里，他又在我这儿过夜了。
12月19日
我记不清上午是怎么度过的了。我想，我见到了阿丝雅，后来，在我把她送回疗养院之后，我打算去特列恰科夫美术馆。可是，没找到。在刺骨的寒冷中，我徘徊在莫斯科河左岸的建筑工地、练兵场和教堂之间。我看见红军士兵正在操练，孩子们穿梭其间踢着足球。女孩们从一所学校走出来。在我最后乘电车回去的那个车站对面有一座亮堂堂的红色教堂，临街是一道长长的红色围墙，还有塔楼和圆顶。这一番到处游荡使我越发疲惫，因为我还提着一个不太便携的小包裹，里面装着三个彩色纸房子。这可是我在莫斯科河左岸的一条主街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每个三十戈比的大价钱从一家杂货铺弄到手的。下午在阿丝雅那里。我出去给她买蛋糕。我站在门口准备走时，发现赖希的举止很奇怪，我说“再见”，他没有回应。我将此归结为他心情不好。因为，他之前离开了房间几分钟，我对阿丝雅说，他去买蛋糕了；而当他回来时，却令她失望了。几分钟后，我买了蛋糕回去时，赖希躺在床上。他心脏病犯了。阿丝雅情绪激动。我发觉，在赖希这会儿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阿丝雅的表现就像我以前对待生病的朵拉[1]一样。她数落着，试图提供帮助，却以不明智的、咄咄逼人的方式，好像要使他意识到，他生病是多么不应该似的。赖希慢慢地恢复了过来。不过，由于这次突发事件，我只得独自一人前往迈耶霍尔德剧院了。后来，阿丝雅把赖希送到了我房里。他睡我的床过夜，我则睡在由阿丝雅铺好的沙发上。《钦差大臣》一剧尽管比首演时缩短了一个小时，但还是从七点三刻演到了十二点过后。该剧有三部分共十六景（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赖希的许多叙述使我多少对该剧的整体情况有了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惊讶于该剧的大肆铺张，而且在我看来，最显眼的并非那些富贵的服饰，而是舞台布景。除了极少的例外，一幕幕剧情都在一个斜面的小小的空间内展开。每换一幕，舞台上就会换上另一种具有“帝国风格”的红木布景，摆上不同的陈设。由此便形成了许多迷人的风俗画，这符合该剧的宗旨，即进行非戏剧的、社会学的分析。作为服务于革命戏剧的一部经典之作的改编，该剧在此地被赋予了重大意义。然而，与此同时，这一尝试又被视为失败。连党也发令反对该剧的上演，由《真理报》的戏剧评论员所撰写的态度温和的评论也遭到了编辑部的拒绝。剧院里掌声寥落，这也许更多是因为官方的口令，而不是由观众最初的印象造成。因为，毫无疑问，这出戏令人大饱眼福。只是，这种情况与此地普遍存在的对待公共言论的谨慎态度有关。假如你问一个不怎么熟悉的人对于随便哪出戏或哪部电影的印象，你得到的回答只是：“据这里的人们所说，这是怎样怎样的”或者“人们大都认为是怎样怎样的”。《钦差大臣》一剧的导演原则——将情节场景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使得所有的戏剧元素极度奢侈地聚集在一起，尤其是演员班子。这在一幕堪称导演之杰作的节庆场景中达到了高潮。小小的场地上，在纸做的、只是象征性的壁柱之间，拥挤地聚集了将近十五个人。（赖希谈到了线性布局的取消。）总体而言，产生了一种类似圆形大蛋糕结构的效果（一个非常莫斯科化的比喻——只有这里的圆形大蛋糕才能说明这一比喻），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八音钟上跳舞的小木偶，而果戈理的文本就是伴舞的音乐。此外，这出戏中有许多真正的音乐。临近尾声时出现的一小段夸德里尔舞曲，想必在每一出市民阶级的戏剧中都是动人的音乐，而在一部无产阶级的戏剧中，人们并不期待这样的音乐。后者的形式在如下一幕场景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一道长长的栏杆将舞台一分为二，栏杆前站着钦差大臣，栏杆后是人群；人们关注着钦差大臣的每一个动作并拿他的大衣做着极富表现力的游戏——一会儿由六只或八只手捧着它，一会儿又把它披在倚着栏杆的钦差大臣身上。——睡在硬床上，一夜过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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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雅明的妻子。
12月20日
我于23日写此日记，已记不清当天上午的事了，就不做记录了，取而代之，写一些关于阿丝雅以及我俩关系的话，尽管赖希就坐在我旁边。我面对着一座几乎无法攻占的堡垒。然而，我对自己说，我在这座堡垒前——莫斯科——出现，就已经意味着初战告捷。只是，若要取得进一步的、决定性的胜利似乎有无法克服的困难。赖希的地位强而有力，他的成功显而易见，这是他在此地异常艰苦的半年里——语言不通，受了冻，也许还挨了饿——逐一获得的。今天早上他告诉我，经过这半年，他希望在这里拥有一席之地。他比阿丝雅少了些激情，但比她容易融入莫斯科的工作环境。当初，阿丝雅刚从里加到莫斯科的时候，她恨不得立刻返回欧洲，因为，要在这里找份工作、实现自我，希望渺茫。而当她后来找到了工作，在儿童院干了几个星期之后，又因为生病被打发走了。要不是她之前一两天登记成为了某一工会的成员，她现在也许就躺在那里，没人照料，也许已经死了也未可知。可以肯定的是，就是现在她还向往西欧。这不仅仅是对旅行、对外国城市、对花花世界放荡不羁的舒适生活的向往，而且还归因于其自身的思想在西欧，主要通过与赖希和我的交往，受到来自自由观念的深刻影响。至于阿丝雅究竟怎么可能在俄国形成了尖锐的观点，她又如何在前往西欧时就已带上了这些观点的问题，事实上，正如赖希最近说过的那样，是一个谜。对我而言，莫斯科现在是座堡垒。恶劣的气候使我大吃苦头，尽管这于我是健康的。语言不通、赖希的在场、阿丝雅的备受制约的生活方式，这一切形成了一座又一座堡垒。挺进彻底无望。阿丝雅的病，至少是她的虚弱，令一切与其有关的私人话题退居次要位置，也使得我没有被这一切完全打倒。至于能否达到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即避开圣诞节要命的忧郁气氛，还不得而知。我之所以仍充满了力量，还因为，尽管有重重阻挠，我依然能感到阿丝雅对我的亲近。看起来，我俩已习惯于称呼彼此为“你”。她那久久凝视我的目光——我想不起来，还曾有哪一个女人给过我如此长久的凝视和亲吻——对我产生的力量分毫未减。今天我告诉她，现在我想跟她生个孩子。听闻此言，阿丝雅有一些不同寻常，但却是自发的动作。鉴于眼下她对男女之事的克制，这些动作并非毫无意义，而是说明她喜欢我。比如说昨天，我为了避免和她争执而打算离开她的房间时，她使劲把我拦住了，并抚摸了我的头发。她还经常叫我的名字。就在这几天，她有一次对我说，我们现在没有生活在一座“荒岛”上，也没有生下两个孩子，这全是我一人的过错。她的话是有点儿道理的。曾有过三四次，我或直接或间接地避免与她共度未来：在卡普里时我没有同她“逃跑”——可又怎么逃呢？我拒绝陪她从罗马出发，前往阿西西和奥尔维耶托；1925年夏天我没跟她去拉脱维亚；同年冬天我又不愿允诺在柏林等她。这一切并非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更不是全然因为我有狂热的旅行嗜好——况且，近两年来我的旅行兴致已减——，而是因为我害怕她身上的敌意，而对此，我直到今天才感到有能力应对。这几天我也对她说过，要是当初我们结合了，我不知道我俩现在是否早已一刀两断。现在，在我身外和内心所发生的一切使我觉得和阿丝雅分开生活的这个想法不再像以前那样难以忍受了。当然，在这件事上，最主要的还是我担心，当阿丝雅日后恢复了健康并和赖希关系固定地在这里生活时，我只能承受巨大的痛苦而无法逾越我俩关系的界限。而至于将来我是否能摆脱这一关系，我还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理由能使自己完完全全地与她分开，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要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最希望有个孩子能成为我和她之间的纽带。然而，即便在今天，我仍不知道是否能够与她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千辛万苦，在她甜蜜可爱时，在她冷淡无情时。这里，冬天的生活多了一个维度：空间因其冷热不同而千差万别。人们生活在马路上就像置身于冷冰冰的玻璃大厅，每做一次停留和考虑都困难得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寄一封信就得花半天的时间做决定；冒着严寒走进商店买东西也需要强大的意志力。除了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的一家大型食品商店外（那里摆放着色泽鲜亮的成品菜肴，我只在我母亲的烹饪书上见识过如此的美味，在沙皇时代不可能有比这更丰盛的菜肴了），其他商店都不适合驻足停留。再者，它们都很土气。很少看见像在西方城市的主街上常见的、大老远就能看清上面的公司名字的招牌；这里的招牌上往往只是写着商品种类，有时则画着钟表、箱子、靴子、毛皮等。在这里，皮革店的铁皮招牌上也画着那么一张传统的、摊开的毛皮。衬衫常常画在一块黑板上，黑板上方写着俄文“中国洗衣坊”。能看见许多乞丐。他们喋喋不休地恳求着过往的行人。其中一个乞丐，每当他觉得能从某个经过他跟前的行人身上有所收获的时候，他都会发出一声低吼。我还看见一个乞丐，其姿势与圣马丁为之拔剑割袍的不幸者一模一样，双膝跪地，伸出一条胳膊。临近圣诞节，在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有两个孩子总是坐在革命博物馆墙边同一个地方的雪地里，破衣烂衫，呻吟哭泣。在所有莫斯科的机制中，唯独这些乞丐是可靠的，他们不做改变，坚守其位，这似乎成了他们亘古不变的悲惨命运的写照，或者也可能是某种高明组织的结果。因为，这里的其他所有东西都处于“维修”之中。在那些光秃秃的房间里，每个星期都要把家具重新摆放一遍——这是人们由这些家具获得的唯一的奢侈，然而，这同时也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它把“舒适”和作为其代价的“忧郁”一起逐出了屋门。各种政府部门、博物馆和机构不断地变换地点，街头小贩们也是天天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哪儿都有他们的地盘。所有的东西：鞋油、连环画、文具、蛋糕和面包，甚至毛巾等等都在露天的街头售卖，好像此时不是莫斯科零下二十五度[1]的冬天，而是那不勒斯的夏天似的。——下午，在阿丝雅那里我说过，我打算在《文学世界》上写论戏剧的文章。我们发生了短暂的争执。不过，我随后请求她和我一起玩多米诺骨牌。她最终同意了：“如果你请求的话。我很软弱。我无法拒绝他人的请求。”可是，后来赖希来了，阿丝雅又说到了那个话题，导致了异常激烈的争吵。只是，当我从窗边起身离开，要去街上追赖希的时候，阿丝雅却抓住了我的手说：“没那么糟。”晚上又在我房里继续争论了一会儿。他后来回去了。
* * *
[1] 列氏温标。——编者注
12月21日
我走过整条阿尔巴特街，来到了斯摩棱斯克大道旁的市场上。这一天很冷。我边走边吃着在路上买的巧克力。市场上，沿街第一排的售货亭卖的是圣诞节用品、玩具和纸制品。后面的摊位出售铁制品、日用品以及鞋子等等。这个市场类似阿尔巴茨卡娅-普罗夏基街上的市场，只是，我猜想，这里不卖食品。还没走到那些售货亭跟前，沿途就挤满了装着食物、圣诞树饰品以及玩具的篮子，叫人简直无法从车行道走上人行道。我在一个摊头上买了一张俗气的明信片，又在别的摊头上买了一把巴拉莱卡琴和一个纸房子。在这里，我还看到了街上的圣诞玫瑰，一簇簇英勇的鲜花在冰天雪地中怒放，熠熠生辉。我提着东西，费力地寻找着玩具博物馆。博物馆已从斯摩棱斯克大道搬到克拉波特金娜街。好不容易找到它时，我已精疲力竭，没等迈进大门就恨不得返身而去：那门一下子推不开，我觉得门被锁上了。下午在阿丝雅那儿。晚上在科尔施剧院看了场蹩脚的戏（《亚历山大一世和伊万·库斯米奇》）。该剧作者在幕间休息时逮住了赖希——他称其剧中的主角为哈姆雷特的同道中人，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走，逃脱了最后几幕。看完戏，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还买了吃的。赖希睡在我这里。
12月22日
在与赖希的谈论中，我碰到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经常在晚上长谈，谈俄国、戏剧和唯物主义。赖希对普列汉诺夫倍感失望。我试图向他阐明唯物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表现方式之间的对立。普遍主义的表现方式因为是非辩证的，所以总是唯心的。而辩证法则必然地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它将其所遇到的每个命题或反命题重又作为三位一体结构的综合加以表现，它在这条路上不断地深入客体的内在并只在客体自身内表现一个宇宙。任何其他的宇宙观念都是没有客体的，是唯心的。此外，我还试图通过揭示理论在普列汉诺夫那儿的地位来证明他的非唯物主义的思想，并且以理论与方法的对立为依据。在其努力表现普遍的事物时，理论飘浮于科学之上；而方法的特征则是，每一个原则性的、普遍性的研究都能立刻发现一个其特有的客体。（比如，在相对论中研究时间和空间观念的关系。）还有一次，我们谈到成功被作为“中等”作家的决定性标准，谈到那些伟大作家之“伟大”的独特结构——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影响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反过来他们通过其作家的力量而拥有历史性的影响。人们只有通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透镜才能看见那些“伟大”的作家，他们被这一面面透镜放大、着色。此外，这将导致面对权威的一种绝对保守的态度，而这一保守的态度恰恰只能由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解释。另有一次，我们聊普鲁斯特（我给他读了一些我翻译的东西），然后谈到了俄罗斯的文化政策：旨在使工人了解全部世界文学的“教育纲领”；在英勇的共产主义时代领航掌舵的左翼作家遭到背弃；支持反动的农民艺术（艺术家协会的展览）。这天上午，我和赖希去《百科全书》编辑部办公室时，又一次觉得这一切都很现实。《百科全书》计划编三十到四十卷，其中单独给列宁预留了一卷。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第一次白去了一趟），一个非常友善的年轻人坐在桌旁，赖希向他介绍了我，还举荐了我的学识。随后，我给他讲解我的“歌德”词条的提纲，这时，他立刻显得学力不逮，没有把握起来。这份提纲中的一些内容吓着他了，他最后要我在社会学的背景上刻画歌德的生平形象。然而，根本就无法唯物主义地描述一位作家的生平，而只能描述其历史影响。因为，倘若不考虑一位艺术家的身后影响，那么，他的存在及其纯粹按照时间顺序的整体创作是根本无法为唯物主义的分析提供对象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引论》中的完全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提问很可能正是以这同样的非方法论的普遍性和直接性为特征的。下午在阿丝雅那里。最近，她房里躺着个犹太女共产党员。阿丝雅很喜欢她，和她有很多话说，而我却不怎么喜欢她在跟前，因为现在，就算赖希不在，我也几乎无法单独和阿丝雅说话。晚上在家待着。
12月23日
上午，我去了库斯塔尼博物馆。又看到了很漂亮的玩具；这里的展览也是由玩具博物馆的馆长安排的。最漂亮的也许要数那些纸制小人了。它们大都站在一个小小的底座上，那底座要么是个小巧玲珑的、可以摇动曲柄的手摇风琴，要么是个斜面，按下去会发出声音。也有用同种材料做成的大大的人偶，造型略显怪诞，已属于一个没落的时期。博物馆里有一位衣着寒酸、惹人喜爱的姑娘正和两个小男孩用法语谈论着那些玩具，她是他们的家庭教师。三个都是俄国人。博物馆有两个展厅。在陈列玩具的那个大展厅里，同时还陈列着上了漆的木器模型和纺织品，小展厅里则展示着古老的木雕、形似鸭子或其他动物的箱子、手工艺工具等等，还有铁制品。我试图在位于楼下一个大厅内的、与博物馆相连的收藏库里找一些具有古代玩具特征的玩意儿，却一无所获。不过，在那里我倒看见了一大仓库的圣诞树饰品，如此之多，未曾所见。——后来，我去卡梅涅娃学院取《森林》一剧的戏票，并和巴塞基会了面。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三点半时，我到了“赫尔岑之家”。我吃完饭赖希才来。我又要了咖啡，像以前一样，我发誓不再碰它。下午，四个人玩了一局多米诺骨牌，我第一次和阿丝雅搭档。我俩大胜赖希和阿丝雅的同屋。后者和我约好之后在迈耶霍尔德剧院碰头，而赖希则去“瓦普”开会。为了和我交流，阿丝雅的同屋说的是犹太德语。可是，一开始我听不大懂，要是能多练习一会儿就不成问题了。这一晚搞得我很累，也许是因为我一开始没能找到阿丝雅的同屋，或者也因为她的不准时，我们迟到了，不得不站在后排观看第一幕演出。此外，还有那俄语。阿丝雅在同屋回去前一直没睡，不过后来，第二天她说，同屋那有规律的呼吸把她带入了梦乡。《森林》一剧中那有名的一幕口琴戏的确很棒，不过，由于阿丝雅的讲述，这一幕在我的想象中已是那么美妙动人、多情浪漫，以致当它真的出现在舞台上时，我竟一时难入其境。此外，戏中的精彩之处比比皆是：在丑角表演的钓鱼情节中，那颤抖的手令人仿佛看见上了钩的鱼在挣扎；在谈恋爱那一幕的整场表演中，演员始终在一条窄道上绕着圈儿地走，那窄道可由脚手架往下通向舞台。我第一次更为清楚地理解了建构主义舞台布景的功能，这是我在柏林看塔伊洛夫剧团演出时远远未曾如此清楚地意识到的，就更别说通过照片看出来的了。
12月24日
写一写我的房间。房里的所有家具上都有一块铁皮标牌：“莫斯科旅馆”，还有财产登记编号。旅馆一律由国家（或城市？）管理。眼下，在冬季，我房里的双层窗嵌着油灰，只能打开上面的一小扇。小小的盥洗台是铁皮做的，下面刷了漆，上面锃亮，有一面镜子。洗脸池底部的下水孔塞不住。一个水龙头，水流细细的。房间由外面供暖，不过，由于房间的位置比较特殊，连地板也是热的。在天气不太冷并且那扇小窗关着的时候，房里就很闷热。每天早晨九点前开暖气，这时，总有个工作人员会来敲门问那扇小窗是否也已关上。这是此地唯一可以信赖的事。这个旅馆没有厨房，因此连杯茶也喝不上。前一天晚上，我们请人第二天早晨叫醒我们，因为我们要坐车去看达佳。围绕着“叫醒”这个主题，那个“瑞士人”（这是俄语中对旅馆服务员的称呼）和赖希之间展开了一段莎士比亚式的对话。关于我们是否可以被叫醒的问题，那个男人回答道：“如果我们想起来的话，我们会叫的。要是我们想不起来的话，我们就不会叫。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会想起来的，我们自然会叫。不过，当然啦，我们有时也会忘记，要是我们想不起来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叫。毕竟，我们没有义务。不过，要是我们及时想到的话，我们肯定会做。你们想在几点钟被叫醒？——七点。我记一下。你们看到了，我把纸条放到那里，他会发现它的，是吗？当然，要是他没发现纸条，他就不会叫醒你们。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叫的。”结果，我们当然没被叫醒，他们的理由是：“你们不是醒了吗，还要我们叫醒干吗？”这家旅馆似乎有很多这样的“瑞士人”。他们在底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不久前，赖希去问是否有我的信件，一个男人回答说“没有”，尽管信就在他的鼻子底下。还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到旅馆要找我，只听回答说：“他已经退房走了。”电话机装在走廊上；夜里，我睡在床上，常常在一点过后还听见有人在大声地打电话。这张床的中间有一个大凹坑，稍稍一动就会嘎吱作响。赖希夜里的呼噜声很响，我常被他吵醒，因此，除非累得要死，否则我很难入睡。下午，我会在房里睡着。账单每天得付，因为每一笔超过五卢布的费用都要交百分之十的税。为此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不言自明。——赖希和阿丝雅在街上碰上了，一起来了。阿丝雅感觉不舒服，回绝了伯尔丝晚上的邀约。她想待在我这儿。她带上了她的衣料，于是，我们离开了。我先送她去她的女裁缝那里，然后再去玩具博物馆。路上，我们走进了一家钟表店。阿丝雅把我的表递给钟表匠，那是个犹太人，会说德语。我和阿丝雅分手后，就坐雪橇去了博物馆。我生怕迟到，因为我还始终没有适应俄罗斯的时间尺度。由导游带领参观玩具博物馆。博物馆馆长巴特拉姆同志送给我一篇他写的文章《从玩具到儿童戏》，我把此文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阿丝雅。随后去了学院；可是柯刚不在。我走到一个公交车站，打算坐车回去。这时，我看见一扇开着的门上写着“博物馆”这几个字，我马上意识到眼前所见正是“西方新艺术展之第二系列”。这个博物馆不在我的参观计划之内。不过，既然此刻就在跟前，我便走了进去。面对着塞尚的一幅美妙绝伦的画作，我突然想到，关于“移情”[1]一词的说法在语言上本就是错误的。我觉得，就把握一幅绘画而言，根本不是人进入画的空间，而是这一空间，最初在各个非常确定的位置，自行凸显。它在角角落落向我们展现自身，而我们确信能在这些角落里发现非常重要的过往的经验；这些地方有着一些无法解释的、令人觉得熟悉的东西。这幅画挂在两个塞尚展厅中的第一个的中墙上，正对着窗户，光线充足。画面上是一条林间小道，道路的一边是一片房子。这个博物馆的雷诺阿收藏就没有大规模的塞尚藏品那么出色了。不过，这其中也不乏相当精美的，尤其是雷诺阿的早期作品。在最初的几个展厅里，最打动我的却是两幅描绘巴黎林荫大道的画作，它们对称地相对而挂。一幅是皮萨罗的作品，另一幅则出自莫奈之手。两幅画都从一个高的立足点出发表现宽阔的街道，第一幅中的立足点在中间，第二幅中的立足点在侧旁。这第二幅画的视角倾斜角度很大，画中两个倚着阳台栏杆俯身面朝街道的男子的侧影就像紧挨着窗户戳进画面中似的，而画家正在那扇窗子里面作画。在皮萨罗的画中，灰色的柏油马路和数不清的华丽马车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画面。在莫奈的画里，一半的画面为一堵明亮的屋墙所占据，秋日金黄的树叶映照着半面墙壁。在这幢房子跟前，能隐约看见几乎为落叶全然覆盖的咖啡馆的桌椅，仿佛阳光下树林里的田园家具。而皮萨罗却再现了巴黎的荣耀，遍布烟囱的屋顶的线条。我感到了对这座城市的强烈向往。——在后面的一间小陈列室里，在路易斯·勒格朗和德加的画作旁，有一幅奥迪隆·雷东的画。——坐公交车回去后，我到处乱逛了很久，直到约定时间过后一个小时，我才终于来到和赖希约好见面的那家小地窖餐馆。由于时间已近四点，我们不得不马上分手，并约好在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那家大食品商店再见。没几个小时就是平安夜了，食品商店里人头攒动。我们在买鱼子酱、鲑鱼和水果时，碰见了巴塞基，他拎着大包小包，心情很好。而赖希的心情却很糟。他对我的迟到非常不满。此外，我上午在街上买来的一条中国纸鱼和其他一些提溜了一路的玩意儿证明了我有收藏的癖好，这也令他感到不快。最后，我们还一起买了蛋糕、糖果，还有一棵挂着饰带的小圣诞树。我带着所有这些东西坐雪橇回去了。天早就黑了。我拎着树和大包小包挤过人山人海，精疲力竭。回到房间，我躺上床，一边读着普鲁斯特，一边吃着我和阿丝雅买来的糖衣果仁，她很喜欢吃这个。七点过后，赖希来了。稍晚一些，阿丝雅也来了。她整晚都躺在床上，赖希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等了很长时间后，茶炊终于来了——之前问他们要没要到，据说是因为一个客人把所有的茶炊都锁在他的房里而自己却离开了——第一次听见茶炊的鸣叫声充盈着一个俄国的房间。此时，我深深凝视着躺在对面的阿丝雅的脸。在那棵盆栽小圣诞树的近旁，多年以来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平安夜的安全感。我们谈论了阿丝雅将要着手的工作，后来又说到了我的那本论悲剧的书，我读了此书的前言，这一前言是针对法兰克福大学而写的。阿丝雅认为，我应该不顾一切地就这么写下去：就算遭到法兰克福大学的否决。她的观点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个夜晚，我们彼此很亲近。我对她说的一些话令其开怀大笑。还有其他的话题，比如说一篇文章的观点，即认为德国哲学被当作德国内政的工具，这一思想引发了阿丝雅热烈的赞同。她不打算走了，感觉很好，也很累。可是，最终她不到十一点还是走了。我立刻上了床，因为我的这一晚尽管如此短暂，却已然完满。我发现，倘若那个我们所爱的人，就算其身在别处、无法企及，与你同时感到孤独的话，那么对我们而言就不存在孤独。由此看来，孤独的感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反射现象；只有当我们所熟悉的人，尤其是我们所爱的人在没有我们陪伴的情况下悠然自得时，这一现象才会反射到我们自身。因此，纵使是一个本性孤僻的人，如果生活中有这种人的话，也只有在想念某个与之共处能令其不觉孤独的女子，即便是个陌生的女子，或某个人时，才会感到孤独，倘若那被思念者本身并不孤独的话。
* * *
[1] 此词的德语原文为Einfühlung，字面直译为：感觉进去。
12月25日
我已放弃凑合着说我那有限的、结结巴巴的俄语，并且暂时不打算继续学它，因为我在此地急需时间做别的事情：翻译、写文章。要是下次再来俄国，我得带上一些事先学会的语言知识，否则肯定是行不通的。不过，既然我眼下并不想为将来制订积极的计划，所以，我并不确定这一点：说不定将来情况有变，也许比现在的情况更不利，那时学俄语对我来说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至少，我的第二次俄国之行得做好文学和经济方面的充分准备。迄今为止，不懂俄语从来没有像在圣诞节的第一天那样令我感到烦恼和痛苦。当时，我们在阿丝雅的同屋那里吃饭——我出钱买了一只鹅，为此，我和阿丝雅几天前还吵了一架。现在，鹅被分成几份盛在盘子里端上了桌。做得不好，太老。饭是在一张写字台上吃的，围坐了六至八个人。席间只说俄语。冷盘不错，是一道犹太风味的鱼，汤也很好。吃完饭，我走进隔壁的房间，睡着了。醒来后，我继续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满心忧伤，眼前又一次（经常如此）浮现起当年我读大学时从慕尼黑去往塞斯豪普特的情景。后来，赖希或阿丝雅不时地试着为我翻译一些他们谈话的内容，可这么一来却叫人觉得加倍的费劲。他们谈论了一阵战争学院的一位将军，此人早年是个白卫军，内战时曾命令绞死所有被捕的红军，如今则成了教授。他们争论着该如何评价此事。谈论中最正统的是一位年轻、狂热的保加利亚女子。最后，我们离开了，赖希和那位保加利亚女子在前，阿丝雅和我尾随其后。我真是精疲力竭。这一天没有有轨电车。由于赖希和我不能坐公交车随行，我们别无他法，只得步行很长一段路去莫斯科艺术剧院。为了收集更多的材料来写《舞台上的反革命》，赖希打算在那里看《俄瑞斯忒亚》一剧。他们给了我们第二排中间的座位。我刚走进剧场，一股香水味就扑鼻而来。我没看到任何一个穿蓝衬衫的共产党员，倒是看到了在乔治·格罗斯的每一本相册里都能发现其身影的几种人。这出戏彻头彻尾地体现了完全过了时的宫廷剧的风格。导演不仅缺乏所有的专业素养，也不具备演出埃斯库罗斯悲剧所需的最基本的知识储备。一种褪了色的、沙龙式的希腊风格似乎完全填满了他贫乏的想象力。音乐简直没完没了，其中有许多瓦格纳的作品：《特里斯坦》，魔火。
12月26日
阿丝雅待在疗养院的日子看起来要结束了。最近几天在露天的躺卧对她大有好处。她喜欢躺在睡袋里听乌鸦在空中啼鸣。她还相信鸟儿们有严密的组织并由其首领下达命令。她认为，长时间停顿后的特定的鸣叫声就是命令，所有鸟儿都必须遵循。最近几天，我几乎没有单独和阿丝雅说过话，然而，就在我们所交流的只言片语中，我觉得能明显感到她对我的亲近，我倍感安心，感觉良好。我不知道有什么能像她那最细微的、有关我的情况的询问那样给我以抚慰，令我深深感动。当然，她并不经常这么做。不过，比如说这一天她在吃饭的半当中，在他们说俄语的时候，倒是问过我前一天收到了什么邮件。吃饭前，我们分成三队玩了多米诺骨牌。饭后的情形则远远好于前一天。他们唱了由犹太德语歌曲改写而成的共产主义歌曲（我猜想，这并非有意戏仿）。除了阿丝雅，房里都是犹太人。在场的还有一位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工会书记，他是来莫斯科参加第七届工会大会的。这么说来，这饭桌旁聚集了整整一拨从柏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犹太人。我们提前把阿丝雅送了回去。之后，我在回旅馆前邀请赖希去喝咖啡。接着，他便说了起来：他越往周围看，越觉得孩子是个巨大的烦恼。之前在阿丝雅的同屋那里做客的还有一个非常听话的小男孩。就在我们大家坐着玩多米诺骨牌并且等开饭已经等了两个小时的时候，这个小家伙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事实上，赖希脑袋里想的当然是达佳。他讲到了阿丝雅的慢性恐惧症，这大多与达佳有关。他又絮叨了一遍阿丝雅在莫斯科逗留的整个情形。在与阿丝雅交往的过程中，我常常惊讶于赖希巨大的耐心。眼下，他也没有流露出丝毫不悦与怨恨，只是显得紧张。我们谈着谈着，他的紧张消失了。赖希抱怨道，恰恰是现在，阿丝雅的“利己主义”——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听任事物顺其自然——不起效了。接下去继续待在莫斯科令她感到不安，想到可能要搬家，她就痛苦不堪。归根结底，她现在的要求无非就是过上几个星期安逸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而这是赖希在莫斯科自然无法满足她的。顺便说一下，我倒还没有觉察到阿丝雅的不安。直到第二天，我才发现了这一点。
12月27日
疗养院里阿丝雅的房间。我们几乎每天下午从四点到七点都在那里。通常在五点左右，隔壁一间房里的一位女病人就会开始弹奏一个或半个小时的齐特琴。她弹的永远都是悲伤的和弦。音乐与这些光秃秃的墙壁格格不入。不过，阿丝雅似乎并不讨厌这单调的弹拨声。我们去的时候，她往往躺在床上。她对面的一张小桌上放着牛奶、面包，还有一个装着糖和鸡蛋的盘子，赖希常常会带些鸡蛋走。这一天，她让赖希也给我带个鸡蛋，还在上面写了“本雅明”。阿丝雅在裙子外面罩了一件灰色羊毛的疗养院病号服。在房里属于她的那个舒适的角落里有三把不同的椅子，我常坐在其中那把深深的靠背椅上。此外，还有一张床头柜，上面放着杂志、书籍、药品、一个也许属于她的彩色小碗、我从柏林带给她的冷霜、一面我以前送给她的小镜子，还有斯通为我设计的《单行道》的护封也长时间地摆在那儿。阿丝雅常常忙于做一件给自己的衬衣，在一块布料上缝来缝去。——来自莫斯科大街的光源：雪强烈地反射着灯光，几乎所有的街道都是那么明亮；小店铺里亮着明晃晃的电石灯；还有那汽车的车灯，在街上能照到几百米以外。在其他大城市，这样的车灯是禁止的。在此地，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么放肆地招摇为数不多的汽车更令人恼火的事了。这些汽车服务于少数获利于新经济政策的新贵（当然还有当权者），它们超越了普遍的行走困难。——这一天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记。上午在家工作。午饭后和赖希下国际象棋，我输了两局。这一天，阿丝雅的心情糟糕透顶，我从来没有见识过她这般的恶毒与刻薄，不得不说由她扮演赫达·盖布娜会十分令人信服。她甚至不能忍受关于其身体状况的最基本的询问。最后，实在没法，只能让她一个人待着。我们，我和赖希，希望她能跟着去玩多米诺骨牌，但希望落空了。每一次有人走进游戏室，我们都白白地转过身去张望。玩过一局后，我们又去了她的房间，不过，我很快就拿了一本书又回到了游戏室，直到快七点了才再次露面。阿丝雅非常不友好地把我打发走了，不过，后来她让赖希捎给我一枚鸡蛋，她在上面写了“本雅明”。我们回到旅馆房间不久，她就走进来了。她的心情转变了，她看一切又顺眼了，下午的行为肯定令她感到抱歉。然而，回顾最近一段时间的总体情况后，我发现，自从我来以后，阿丝雅的康复情况，至少是其紧张状态的康复，几乎没有进展。——晚上，赖希和我就我的写作及今后的创作道路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认为我写东西不够直截了当。同时，他的另一相关说法也很确切：在伟大的作品中，那些令人信服的、凝练精辟的句子与所有句子的总数之间的比例为一比三十，在我的作品中则为一比二。他讲的这些都对。（后面一点甚至可能体现了早年菲利普·凯勒尔对我的深刻影响的残余。）然而，我却不得不持有与他相反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我很久之前写了《语言本论以及人类的语言》一文之后从未令我生疑。我提请他注意所有语言实体的极性：同时既是表达又是告知。这听起来无疑使人联想到我们经常谈及的话题，即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语言的破坏”的倾向。因为，告知者在语言中的毫无顾忌的发展，势必导致语言的破坏。而另一条将语言的表达特征上升至绝对的道路，将会在神秘的沉默中到达终点。眼下，在我看来，在表达与告知这两者中，似乎更倾向于后者。然而，妥协，无论什么形式，总是必要的。不过，我承认，我自身的创作正处于关键状态。我对他说，我看不到眼前的出路，因为，只有具体的任务和困难才能真正使我前进，而不是纯粹的信念和抽象的决心。这时，他却提醒我注意我写的关于城市的文章。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开始更有信心地考虑如何描写莫斯科。谈话结束前，我给他读了我对卡尔·克劳斯的描写，我们在谈话中也提到了他。
12月28日
我想，没有哪座城市会像莫斯科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钟表匠了。由于此地的人们并不十分关注时间，这就愈加显得不同寻常了。不过，也许有什么历史的原因。留意一下当地人在街上走路的样子，很少看见他们行色匆匆，除非天气非常寒冷。人们漫不经心，走得歪歪扭扭。（有桩很典型的事情：赖希曾经告诉我，在某一家俱乐部酒馆的墙上挂着一块警示牌，上面写着：“列宁说过：‘时间就是金钱。’”在这里，为了说出这么一句陈词滥调，得把最高权威搬出来。）这一天，我去取了修好的手表。——早晨下了雪，白天也常常飘雪。后来，天气有所转暖。我能理解阿丝雅在柏林时为何思念雪，赤裸裸的柏油马路为何令她感到痛苦。这里的冬天一如身着白色羊毛的农民，裹着厚厚的雪袄前行。——早晨，我们醒来晚了，后来去了赖希的住处。无法想象还有比这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住所更可怕的屋子了。满眼的罩子、壁架、软垫、窗帘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空气里弥漫着厚尘。窗边的角落里有棵高高的圣诞树。就连这树也很丑，树枝干瘦，顶上有个奇形怪状的雪人。从有轨电车站一路走来使我感到很累，再加上这屋子给我造成的惊吓使我没来得及看清屋子的整体环境就仓促应允了赖希的建议，一月份搬来这里与他同住。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房间俨然战场，商品资本肆意进攻，凯歌高奏，而人本的东西却再也无法在此生根开花。不过，我喜欢穴居，我也许将在这间屋子里不错地完成我的工作。只是还要考虑一下，我是否应该放弃目前住处的极好的战略位置，或者就为了房钱的缘故而保留它，但因此会减少每天与赖希的接触，而他对我的信息来源至关重要。后来，我们在郊外的街道上走了很久，赖希要带我去参观一家主要生产圣诞树饰品的工厂。在这些街道上，莫斯科这片被赖希称为“建筑艺术的草原”显得比市中心更具野性。在宽阔的大道两旁，农家风格的乡村木屋、“青春艺术风格”的别墅以及一幢外表普普通通的六层楼房交替出现。雪积得厚厚的，突然一片寂静，叫人觉得仿佛置身于俄罗斯腹地的一个越冬的村庄似的。在一排树的后面有一座教堂，蓝色和金色的圆顶，临街的墙上照例安着有栅栏的窗户。此外，这里的教堂外墙上常常还有圣徒的画像，就像在意大利只有在最古老的教堂才能见到的那样（比如，卢卡的圣弗瑞吉阿诺教堂［实为：圣弗瑞迪阿诺教堂］）。不巧的是，那名女工正好不在，我们没能参观那家工厂。我和赖希很快分了手。我走过库斯涅茨基大桥去逛书店。莫斯科最大的书店（从外表判断）就在这条街上。我在橱窗里也看到了外国文学书籍，不过贵得离谱。俄文书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平装出售。这里的纸张价格是德国的三倍，大都是进口纸，因此，在我看来，他们就在书籍的装帧上节省成本。我去银行换了钱后，在路上买了一个热腾腾的馅儿饼，这种饼满大街都有得卖。没走几步，一个小男孩朝我冲来。我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他不是要钱而是要吃的，于是，我就掰了一块饼给他。——中午下棋，我赢了赖希。下午在阿丝雅那里，和前几天一样平淡乏味。由于恐惧症，阿丝雅有些迟钝。我犯了个大错，居然帮着赖希反驳她的那些十分愚蠢的指责。于是，第二天，赖希就对我说，他要一个人去阿丝雅那里。而到了晚上，他又似乎想表现得非常友善。时间太晚了，我们不能按原计划去看伊列什剧作的彩排了，而且阿丝雅也不会来了，于是，我们就去克瑞斯坦斯基俱乐部旁听一场“审讯”。我们到那里时是八点半，得知人家一个小时前就开始了。大厅已满，不再让人进入了。不过，一个聪明的女人却想到利用我的在场来做文章。她发现我是外国人，就介绍说赖希和我是她陪同的外宾，就这样，她把自己和我们都带了进去。我们走进一个挂着红色帷幕的大厅，里面大约坐了三百人。大厅里人满为患，许多人站着。一个壁龛里摆着一尊列宁的半身像。审讯在台上进行，左、右两侧是无产阶级人物的画像，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审讯台上方悬挂着苏维埃徽章。我们到时，传讯证人的过程已经结束，一位鉴定人正在发言。他和一位同事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对面是辩护人的桌子，两张桌子的纵侧面朝向审讯台。法官席正对着观众，前面的椅子上坐着被告，这是一个农妇，身穿黑衣，手拄一根粗拐杖。所有工作人员都衣冠整洁。被告被指控非法行医，害人性命。这个农妇在一次帮人接生（或堕胎）时，因失误导致了不幸的后果。围绕这起案件的法庭辩论极其马虎草率。鉴定人给出了鉴定：产妇的死完全是由被告对其施行的手术造成的。辩护人争辩说，被告没有恶意，且乡村缺乏公共卫生援助及宣传教育。公诉人要求判处死刑。农妇的最后陈词：人总是要死的。随后，主审法官面对观众：有问题吗？一个共青团员来到台上，强烈要求从严惩处。之后，退庭商议，休庭。宣判时全体起立。酌情减刑，判有期徒刑两年。由此排除了隔离监禁。主审法官从他的角度指出了在农村地区建立卫生医疗及教育中心的必要性。审判结束后，人们散了。此前，我在莫斯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一些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聚集在一起。他们当中兴许有许多农民，因为这家俱乐部就是特别为农民而办的。我被带领着在俱乐部里到处参观。在阅览室我发现，墙上张贴的都是些直观的东西，就跟我在儿童疗养院所看到的一样。尤其是那些统计图表，其中部分配有彩色插图，是由农民们亲手制作的（村庄纪事、农业发展、生产条件、文化机构等都有记载）。此外，这里的墙上还到处陈列着工具、机器零件、化学蒸馏瓶等等。我好奇地走到一个壁架前，架子上的两个黑人面具冲着我狞笑。不过，再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防毒面罩。最后，他们还带我去了俱乐部的宿舍。这些宿舍是为进城“奉命公干”的农民或农妇的个人或团队而准备的。大房间里大多摆着六张床，每个人过夜时都把衣物放在自己的床上。盥洗室肯定在别的什么地方，房间本身是没有盥洗条件的。墙上挂着列宁、加里宁、李可夫等人的画像。在此地，对列宁的偶像崇拜尤为泛滥。在库斯涅茨基桥边我看见有一家列宁专卖店，出售各种尺寸、各种姿势、各种材质的列宁像。俱乐部的娱乐室里正在播放广播音乐会，那里有一幅生动的、真人大小的列宁半身浮雕，画面上的他正在作演讲。就连大多数公共机构的厨房和洗衣房里都挂着列宁的小画像。这幢房子能容纳四百多位客人。我们在那位帮我们混进来的女导游的陪同下走着，觉得越来越不胜其烦。当我们终于离开她单独待着的时候，我们决定再去一家酒馆，看看那里的夜间娱乐。我们走进酒馆时，看见门口有几个人正费劲地把一个醉鬼抬走。屋子不算太大，不过，没有完全坐满。人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地坐着喝啤酒。我们坐得离木板搭的台子很近，木台的后面隔着一片迷蒙的草地，上面有一小堆废墟，仿佛要与空气融为一体。不过，这幅立体图画不足以涵盖木台的整个长度。两首歌曲之后是今晚的压轴节目——一场“戏剧表演”，实际上是一出取材于叙事诗或抒情诗的改编戏。看起来就像是给一首首情歌和农民歌曲套了一个戏剧的框架。一开始只有一个女子上场，倾听鸟鸣。随后，从布景后走出一个男子，接着又不断有人走上舞台，直到舞台上站满了人。整出节目在合唱与群舞中结束。这样的表演与家庭欢聚并无多大区别，不过，也许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家庭欢庆的衰亡，这样的舞台表演对小资产阶级而言才更具吸引力。喝啤酒时的下酒菜很独特：小块的白面包和黑面包干，外面有层盐巴，还有浸在盐水里的干豌豆。
12月29日
对老百姓而言，俄罗斯已开始成形。一部大型的宣传影片《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即将上映。摊贩们把苏联地图堆放在街上的雪地里售卖。迈耶霍尔德在《我们的欧洲》一剧中使用了这张地图。在这张地图上，西方是一个由诸多小俄罗斯半岛构成的复杂体系。这张地图就和列宁的肖像一样几乎成为新的俄罗斯偶像崇拜的一大中心。与此同此，旧的偶像崇拜在教堂中延续。这一天，我在闲逛时走进了卡赞圣母教堂。阿丝雅曾告诉过我，她喜欢这座教堂。教堂坐落在红场一角。首先步入一个宽敞的前厅，里面是寥寥几幅圣徒像。这前厅似乎主要供那位看守教堂的妇女使用。里面阴沉沉的，昏暗的光线倒挺适合策划阴谋。在这样的屋子里可以密谋最可疑的勾当，甚至大屠杀，假如凑巧的话。紧邻前厅的是真正的祈祷室。登上后面的几级小台阶便是一个狭窄、低矮的台子，在台上可以走过一幅幅圣徒画像。祭坛与祭坛的间距很小，每一个上面都有一盏红色小灯闪烁着微光。祈祷室的侧墙上是大幅的圣徒像。墙上没有被画像遮住的地方都涂着闪亮的金色。天花板上的画俗不可耐，从上面垂下一盏水晶枝形吊灯。我坐在祈祷室入口处的一把椅子上观看仪式。这是最古老的圣像崇拜仪式。祈祷者或忏悔者一边画着十字一边问候大幅圣像，然后下跪，额必触地，接着又在胸前画十字，走向下一幅圣像。在用玻璃罩着的、或单独或成排放在斜桌面上的小幅圣像前，跪拜的仪式没有了，人们俯身在画像上，亲吻玻璃。我走过去，发现在同一张斜桌面上除了珍贵的古代画像外还有许多不值钱的油印画。莫斯科的教堂比预料的要多。西欧人是通过空中耸立的尖塔来寻找教堂的。一开始，得习惯于将长长的围墙和许多低矮的圆顶归于由一座座修道院或小教堂形成的开阔的建筑群落。随后，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莫斯科在许多地方看起来像座密不透风的堡垒：低矮的塔顶在西方是世俗住宅建筑的特征。我从邮局发了电报出来，又去综合技术博物馆转了很久，没有找到精神病人绘画展。为了补偿自己，我就沿着“中国城”的城墙一路逛小摊。这里是旧书交易的中心。在这里搜寻有意思的非俄语的文学书籍一无所获。旧版的俄语书（从装帧判断）也没有。然而，在最近这几年，肯定关闭了许多图书馆。不过，也许只是列宁格勒的图书馆少了，而莫斯科的没少？在一个小摊上，我给斯特凡买了一只口琴。——再说说街头的买卖。所有圣诞用品（包括银丝条、蜡烛、烛台、圣诞树装饰品以及圣诞树）在12月24日后还在卖。我想会卖到第二个教会圣诞节为止。——比较一下小摊上的价格和国营商店里的价格。在12月8日买了11月20日的《柏林日报》。在库斯涅茨基桥上有个男孩，依次敲打着一个个陶罐和小碟子、小碗，向人表明它们有多么结实。在奥霍特尼街上有个奇怪的现象：女人们摊着手站在那里，手上铺层稻草，上面要么放块生肉，要么摆只鸡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向过往的路人兜售。她们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小贩。她们没有钱付摊位费，也没有时间为租一天或一周的摊位去排队。要是民警来了，她们拿着东西就跑。——下午的事不记得了。晚上和赖希一起在我住的旅馆附近看了场糟糕的电影（伊林斯基演的）。
12月30日
那棵圣诞树还在我房里摆着。我渐渐掌握了周围那些声音的结构体系。序曲始于清晨，引入了全部的主导动机：先是踩踏楼梯的声音，楼梯在我房间的对面，通往地下室。大概是工作人员从那里走上来开始上班。接着，走廊里开始打电话，一直打到夜里一两点，几乎没有间断。在莫斯科打电话真不错，比在柏林和巴黎要好。所有电话只需三四秒钟就能接通。我听到特别多的是一个孩子扯着嗓子对着电话讲话。耳朵里听了那么多的数字，也就慢慢听得懂俄文数字了。随后，九点左右会有一个男人前来挨个敲门，问房里的那扇小窗是否已经关上。这个时候开始供暖。赖希猜想，会有少量的煤气透过那扇小窗——即使它是关着的——渗进我的房间。晚上，房间里常常闷得透不过气来，可见赖希的话是有可能的。另外，地板也往外冒热气，就像火山地带，有的地方热得发烫。要是这时还没有起床，一阵有节奏的敲打声就会把睡梦震醒，好像在捶打巨大的牛排似的。这是有人在院子里劈柴。伴随着所有这些声响，我的房间宁静地呼吸着。我很少住过比这一间更容易让人工作的屋子。——记录一下俄罗斯的形势。在与赖希的交谈中，我详述了我的观点，认为目前俄罗斯的形势很矛盾。政府对外寻求和平，以便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贸易合同。不过，其主要还是力图（在内政方面）搁置军事共产主义，寻求暂时的阶级和平，尽可能使公民的生活去政治化。而另一方面，年轻人却在先锋组织，在共青团接受“革命的”教育。这意味着，革命的事物并非作为经验，而是作为口号为其所接受。人们试图在国家生活中切断革命进程的动力——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都已进入修复期，而人们却无视于此，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储备革命的能量，就像电池储存电力一样。这么做行不通。必须由此在大多数接受过一定教育的第一代年轻人中培养共产主义者的自豪，这在俄国已有了一个专门的词汇。修复期的特别的困难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教育问题上。针对灾难性的受教育程度低下的状况，俄国人提出口号，要传播俄国及西欧的经典。（而正是主要由于这个原因，迈耶霍尔德将《钦差大臣》搬上舞台以及该剧没有获得成功才被赋予了如此重大的意义。）至于这一口号是多么必要，听了不久前在一场辩论中列别丁斯基对赖希所说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话就能够衡量得出：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尚未发明印刷术。另一方面，这些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本身已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衰亡进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这些价值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形成与发展，如今，它们将无法被剥夺，要是不能同时令其丧失其最后的，即便还是成问题的、糟糕的重要性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价值就像昂贵的玻璃一样必须经受住长途运输的考验，而假如没有包装，它们是无法免于破碎的。然而，包装就意味着使其变得看不见，这就与官方，即党所要求的对这些价值进行普及相对立了。如今，在苏维埃俄国的情形是，这些价值恰恰就是以被扭曲了的、无望的形态被普及着，而这样的形态最终须归功于帝国主义。像瓦尔策尔（奥斯卡·瓦尔策尔）这样的人被任命为科学院院士。科学院院长柯刚在《莫斯科晚报》上撰文谈论西方文学，完全无知地随意关联（居然把普鲁斯特和布罗恩扯在一起！），并企图凭几个名字来提供关于外国的“信息”。不过，也许美国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唯一能令俄罗斯生动理解并值得其去研究的文化。文化上的民族谅解本身，也就是说不以具体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是帝国主义之和平主义变种的兴趣所在，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是修复期的现象。此外，由于俄罗斯掐断了与国外的联系，信息的获取就越发困难了。更准确地说：与国外的联系基本上都经由党，且主要涉及政治问题。大资产阶级已被毁灭；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无法在与外国的关系中牵线搭桥。现在，如果不是受国家或党的委派前往国外的话，办理一张出国签证得花两百卢布。毫无疑问，俄罗斯对外国的了解远远少于外国对俄罗斯的了解（也许要将罗曼语族的国家排除在外）。在这里，人们主要致力于在广袤的领土上建立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建立工人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可以说，俄罗斯人关于外国文化的极其有限的了解就好比十卢布的钞票：在俄国本土很值钱，但在国外却不是流通货币。极有意思的是：有个叫伊林斯基的普普通通的俄国电影演员是个恬不知耻的、粗俗的卓别林模仿者，却在此地享有喜剧名家的盛誉，只因为卓别林的电影太贵，这里的人们看不到罢了。总体而言，俄罗斯政府在外国电影方面的投资是很少的。那些相互竞争的电影业都对占领俄国市场怀有兴趣，俄罗斯吃准了这一点，就能廉价购买外国电影，一些片子几乎被当作广告样片或宣传样本而白送予它。俄国电影本身的平均水准——佳作除外——却并不太高。俄罗斯电影要为题材而奋斗，因为俄国的电影审查是很严的；与戏剧审查完全不同的是，电影审查——也许是考虑到国外的情况——限制了俄国电影的题材范围。在电影中对苏维埃领袖进行严肃的批评是不可能的，这与戏剧中的情况不同。不过，表现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美式荒诞喜剧在这里同样缺乏生存空间。这样的戏立足于毫无约束的技巧游戏。然而，一切技巧的东西在此地都是神圣的，没有什么比技巧更被当回事了。不过，俄罗斯电影对性爱最是无知。众所周知，对爱情与性生活的鄙夷属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在电影或戏剧中表现悲剧的爱情纠葛会被视为反革命宣传。如果说社会讽刺喜剧尚有存在的可能，那么其讽刺的对象基本上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至于在这样的基础上，电影作为帝国主义统治民众的首当其冲的机器之一是否会被剥夺，这很成问题。——上午工作，后来和赖希一起去了国家电影局。潘斯基却不在。我们一同坐车去了综合技术博物馆。精神病人绘画展的入口在一条支路上。展览本身令人兴味索然；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缺乏艺术趣味，不过布局倒是不错，无疑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参观时，有人为我们做简短的解说。不过，我们所听到的无非是展品旁的小纸片上已经写明了的内容。离开博物馆，赖希先坐车去了“赫尔岑之家”，我后来也去了。在此之前，我先去了卡梅涅娃学院要了晚上的由塔伊洛夫执导的演出戏票。下午在阿丝雅那里，还是很无聊。赖希在疗养院（从那个乌克兰人那里）给自己借了一件第二天穿的毛皮大衣。我们及时赶到了剧院。上演的是奥尼尔的剧作《榆树下的爱情》。演出非常糟糕，女演员珂楠饰演的角色尤其令人失望，没意思透了。有意思的倒是通过落幕和灯光变化把该剧分割成一幕幕单独的场景（电影化）——不过，赖希正确地指出，这种处理方式是不恰当的。该剧的节奏比此地一般的戏快了许多，而布景的动态又使节奏变得更快。布景同时展现了三个房间的横截面：底层是个大房间，看得到室外和出口。从一定的位置看过去，这房间的墙壁呈一百八十度角“竖立”着，于是，室外就从四面八方照进了室内。另外两个房间在第二层，由一道楼梯通达。楼梯被隔板挡住了，观众看不到。看演员们横穿隔板上下楼梯颇有意思。石棉幕布上分六栏预告了随后数日的节目。（该剧院周一休演。）赖希请求我在沙发上过夜，我同意了，并答应第二天早上叫醒他。
12月31日
这天，赖希坐车去看达佳。十点左右，阿丝雅来了（我还没有收拾好），我们去了她的裁缝那里。这次外出从头到尾都很沉闷、乏味。一开始就是一通指责：说我把赖希拽到东拽到西，把他累坏了。后来，她对我承认说，这些天她生我的气是因为那件我送给她的丝绸衬衫的缘故。她第一次穿就把它扯破了，因为她把它当罩衫穿了。我还愚蠢地说了一句，这衬衫是我在柏林维特海姆百货公司买的。（扯了个小谎——这终究是愚蠢的。）不过，我也没法多说什么，因为我一直在等待柏林的消息，真叫个磨人，我又感到心烦意乱了。最后，我们去一家咖啡馆打算坐上几分钟。可是，这咖啡馆就像白去了一样。阿丝雅只想着一件事：准时回疗养院。我不知道，为何最近几天，当我俩共处时，当我们的目光注视彼此时，那所有的生机全都消失不见了。然而，我所感到的不安令我无法掩饰这一事实。阿丝雅所希求的那种山盟海誓般的专一恰是我所无法给予的，因为我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她的鼓励与友善。她自己正因为达佳的缘故而心情糟糕，赖希带回来的消息至少不能令她满意。我正在考虑下午少去看她，因为就连那个小房间也令我感到压抑。现在，那里很少只有三个人，经常是四个，而要是阿丝雅的同屋有客人的话，那人就更多了。我听着那么多的俄语，什么也听不懂，不是打瞌睡就是看书。下午，我给阿丝雅带去了蛋糕。她却只是一味地责备，心情糟糕透顶。赖希已经在我之前半个小时去了她那里——我要把给黑塞尔（弗朗茨·黑塞尔）的一封信写完——，他讲的关于达佳的情况令阿丝雅的情绪非常激动。气氛始终阴沉沉的。我早早离开，去迈耶霍尔德剧院为我们取当晚上演的《我们的欧洲》的戏票。之前还回了一趟旅馆，告诉赖希演出于七点三刻开始。我顺便看了看有没有邮件：什么都没有。中午，赖希帮我联系上了迈耶霍尔德，他同意给我戏票。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第二经理，在那里取了票。令人吃惊的是，阿丝雅按时来了。她又围着她的黄围巾。这几天，她的脸泛着一种可怕的光泽。演出还没开始，我们站在布告前，我说：“其实，赖希是个了不起的家伙。”“？”“要是今晚我不得不独自坐在什么地方的话，我会忧郁得上吊。”不过，即便我说了这些话也没有使我们的交谈变得活跃。那出歌舞剧非常有意思，有那么一会儿——我已不记得是看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俩又觉得彼此很亲近。我想起来了，是《里西咖啡馆》那幕，伴着音乐和印第安舞。“十五年来，”我对阿丝雅说道，“这种印第安浪漫风情风靡全欧洲，其所到之处，人们无不为之倾倒。”幕间休息时我们和迈耶霍尔德交谈。第二次休息时他让一位女士带我们去“博物馆”，那里保存着他的舞台布景的模型。在那里，我看到了《可笑的男人》一剧的精美的场景布置，《布布斯》一剧有名的用竹子围起来的布景（在演员上台与下台时以及剧中所有重要之处，都会由竹管发出或响或轻的击打声），还有《咆哮吧，中国！》一剧中的船头和舞台前方的水以及其他东西。我在一本书里签了名。最后一幕中的枪击令阿丝雅感到烦扰。第一次休息时，我们去找迈耶霍尔德（直到休息快结束时我们才找到他）。有片刻时间，我在阿丝雅前面走着台阶。这时，我感到阿丝雅的手碰到了我的脖子。我的衣领翻翘着，她把它又翻服帖了。这一触碰使我意识到我已有很久没有被哪只手亲切地触摸过了。十一点半，我们又来到了大街上。阿丝雅责备我什么都没有买，她说，否则她还会去我那儿庆祝除夕的。我请她再去咖啡馆坐坐，却是徒劳。她也不认为赖希可能会买了吃的。我很伤心，一声不吭地陪她回去。这一晚的雪泛着星光。（还有一次，我在她的大衣上看到了水晶般的雪花，在德国也许永远不会有这样的雪花。）到了她的住所前，我几乎是有意违逆，并且是为了试探她而非出于真情地请求她给我一个吻，就在岁末。她没有吻我。我转过身，此刻，在新年来临之际，固然落寞，却并不悲伤。因为我知道阿丝雅也是孤独的。我刚走到旅馆前，一阵微弱的钟声恰好响起。我驻足聆听了一会儿。赖希开了门，大失所望。他买了很多东西：波尔图葡萄酒、哈尔瓦、鲑鱼、香肠。这时，我又为阿丝雅没来我这里而感到不愉快了。不过，我们很快就谈笑风生地度过了快活的时光。我躺在床上吃了许多东西，美美地喝了不少波尔图葡萄酒，以至于最后只能既费劲又机械地进行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