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结束——席勒时期——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和艺术家生活——圣西门主义和尼·波列沃伊
风暴还没有降临到我们身上，我就毕业了。这照例要忙一阵，开夜车，死记硬背，临时抱佛脚，囫囵吞枣，对考试的担忧超过了对科学的兴趣，反正是那一套。我写了一篇关于天文学的论文，争取金牌奖，得了银牌奖。我相信，这篇论文我现在一定看不懂，也不懂它为什么值一块银牌。
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会做梦，梦见我在学校读书，正要参加考试，心里直发慌，琢磨我忘了多少，想这次一定考不及格……我一惊，醒来了，打心里感到高兴，因为海洋与护照，年岁与签证，终于把我与大学隔开了，谁也不敢再来折磨我，给我打那讨厌的“一分”1了。真的，教授们得知这些年来我如此退步，一定会大吃一惊。这种事其实我已领教过一次。2
毕业考试后，教授们关起门来评定分数。我们给希望和疑虑弄得心神不定，三三两两在走廊和穿堂里徘徊。系委会中出来一个人，我们就奔过去探听自己的命运，但一直没有消息。最后，海曼出来了。
“恭喜您，”他对我说，“您现在是学士了。”
“还有谁？还有谁？”
“某某人，某某人。”
我一下子变得既伤心又快活；步出校门时，我觉得我与昨天不同，也与平时不同了。我离开了大学，离开了我们共同的家，我曾在那里度过了年轻而美好的四年；但另一方面，我感到欣慰，我的成熟已获得了公认，现在谁能不承认呢，我已经是学士啦。3
母校4！我多么感谢母校啊，毕业后我还一直以它的生命为生命，还与它生活在一起，每当我回忆起它，就觉得依依不舍，肃然起敬。它是不能责备我忘恩负义的，最低限度，我对它满怀着感激之情，这是与爱，与青年成长时期的光辉回忆不可分割的……现在我仍从遥远的异邦在向它祝福！
毕业后我们度过的一年，庄严地结束了我青年时代的第一阶段。这是友谊的酒筵的继续，是交换思想的、充满灵感和欢乐的一年……
这小小一群同窗学友毕业之后并未分散，仍保持着彼此的关怀和共同的憧憬，谁也没考虑物质状况和未来的生活安排。我不想在成年人中提倡这么做，但我非常重视青年人的这种气质。青年，只要还没有受到市侩习气的腐蚀，造成精神上的堕落，总是不切实际的，特别在一个年轻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因为那里向往的事太多，而如愿以偿的事又太少。再说，不切实际决不意味着自欺欺人；面向未来必然含有理想的成分。没有不切实际的气质，一切实际只能停滞不前，变成同一事物的枯燥反复。
奔放的热情有时胜过一切道德说教，更能防止真正的堕落。我还记得当时年轻人的纵酒狂饮，这种及时行乐难免也会越出分寸，但是我想不起在我们这些人中发生过任何不道德行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做过真正应该脸红的事，做过竭力想忘记和掩盖的事。一切都是公开的，而公开的事很少是见不得人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心都厌恶游手好闲的放荡生活，自私自利的病态心理，因为它们只能产生肮脏的思想，助长罪恶的势力。
青年一代而没有青春的气息，这样的民族我认为是最可悲的；我们已经看到，单单岁数上年轻是不够的。德国大学生最荒谬幼稚的时期，也比法国和英国青年那种老气横秋的市侩作风好上一百倍；我觉得，美国十五岁的老成少年简直令人作呕。
法国的贵族有过光辉灿烂的青春，后来革命也有过自己的青春。那一切圣茹斯特5和奥什6，马尔索7和德穆兰，那些由卢梭的阴森诗篇哺育成长的英勇孩子，他们是真正的青年。革命是青年人干的；丹东8，罗伯斯比尔，甚至路易十六本人，都没有活过三十五岁。拿破仑使青年人成了传令兵；复辟时期更是“老年的复活”，它与青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于是法国成了老年人的天下，实惠主义，即市侩精神抬头了。
法国最后一批青年是圣西门的信徒和法朗吉9的鼓吹者。但几个例外不足以改变法国青年庸碌平凡的性质。艾斯库斯和勒布拉10之所以自杀，正因为他们是青年而生活在老年的社会中。其余的人像落在岸上污泥中的鱼，拼命挣扎，最后，一部分人倒在街垒中，一部分人落到了耶稣会的钓钩上。
然而年龄总是要起作用的，因而大部分法国年轻人便用艺术家生涯来打发自己的青春年华，那就是，如果没有钱，就在小咖啡馆里讨生活，与拉丁区的小歌女鬼混，如果有钱，就在大咖啡厅中与交际花打交道。于是席勒时期变成了保尔·德·柯克11时期；在这时期，人们无所作为地迅速耗尽了精力、才能和青年时代的一切，完成了进商店当伙计的准备。艺术家阶段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只留下了一种欲望——金钱欲，未来的生命便整个儿呈献给了它，其他一切都不在话下。这些讲究实惠的人对国家大事、社会问题一笑置之，把女性看作玩物（这是多次征服以被征服为职业的人的结果）。艺术家阶段的带路人通常是过时的名流中一个酒色过度的情场老手，靠女人养活的“老男娼”，倒嗓的演员或者手抖的画师。他们的声调，酗酒，尤其是对人生事务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名菜名酒无所不知的派头，都成了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在英国，艺术家阶段成了争奇斗胜、光怪陆离的思想总爆发的时期，人们异想天开，挥金如土，胡作非为，遮遮盖盖地干着伤风败俗的丑事，毫无意义地出外游历，有的到卡拉布里亚，有的到基多12，走南闯北，一路上又是马，又是狗，又是车子，到处大吃大喝，还带着老婆和一大群红苹果似的胖娃娃，带着大笔路费， 《泰晤士报》，国会新闻和埋在地下多年的陈葡萄酒。
我们也胡闹，也喝酒，但基调是不同的，音域也高得多。狂欢作乐不是目的。目的是忠于自己的使命；假定说我们错了，我们也是抱着真实的信念，我们都是为共同的事业服务，因此尊重自己，也彼此尊重。
再说，我们置酒痛饮是为了什么呢？突然头脑中出现一个思想：过两天是12月6日，即尼古拉日。我们中间尼古拉多极了：尼古拉·奥加辽夫，尼古拉·萨京，尼古拉·凯切尔，尼古拉·萨佐诺夫……
“先生们，谁庆祝命名日？”
“我！我！”
“下一天该我了。”
“废话，什么下一天，这是大家的节日，大家合伙干！痛痛快快吃一顿！”
“对，对！那么在谁家里？”
“萨京病了，当然在他家里。”
于是定了预算，方案，未来的客人和主人都兴高采烈，参加了讨论。一位尼古拉上雅尔饭店定夜宵，另一位去马登的铺子买干酪和萨拉米熏肠。酒当然要到彼得罗夫街向德普列买，在他的账本上奥加辽夫题过两句话：
不论或远或近，
我都保证供应。13
我们阅历不深的口味还没超过香槟，有时甚至幼稚到不爱香槟，反爱喝利维沙尔特汽酒14。在巴黎一家饭店的菜单上，我看到这名称，想起1833年，便要了一瓶。但是，哎哟，甚至美好的回忆也帮不了忙，我连一杯也没喝完。
节日前我们尝了各种酒，尝得津津有味，结果把酒都喝光了，只得再派专人重新购买。
至此我不能不谈一下索科洛夫斯基15。他总是身无分文，钱一到手就花个精光。被捕前一年他来到莫斯科，住在萨京家。我记得，那时他刚卖出了《赫维里》的原稿，因此决定除了我们，还邀请几个“大人物”来庆祝这事，也就是邀请波列沃伊16、马克西莫维奇17等人。前一天早上，他同波列扎耶夫（他的部队当时驻在莫斯科）出外采购物品，买了茶杯，甚至茶炊和各种不必要的东西，最后又买了酒和食物，即酥皮大馅饼和塞肉馅的火鸡等等。晚上我们到了萨京家。索科洛夫斯基提议开一瓶酒，然后又开一瓶；我们一共五个人，喝到最后，即第二天黎明前，才发现酒喝完了，而索科洛夫斯基的钱早已花光。他还了几笔小小的债，剩下的钱都在买东西时用掉了。
索科洛夫斯基有些伤心，但又束手无策，考虑了好久，最后只得写信通知各位“大人物”，说他突然得病，宴会延期了。
为了庆祝四个人的命名日，我编了一份节目单。后来承蒙特务头子戈利岑18的特别关心，在审讯委员会中问我，这份节目单有没有照办。
“丝毫不差。”我回答他。他耸了耸肩膀，仿佛他一辈子都住在斯莫尔尼修道院，或者天天在过基督受难日。
夜宵之后，照例面临一个大问题，大家争论不休，这就是：“怎样煮热糖酒19？”其他食物照惯例吃或喝即成，就像国会中投信任票一样，不必争论。这件事却大家要发表高见，而且刚吃过夜宵，精神特别饱满。
“现在要不要点火？怎么点法？用香槟还是索泰尔纳酒20浇火？在烧的时候放水果和菠萝，还是以后再放？”
“当然在烧的时候放，这样香味才能渗入糖酒中。”
“得啦，菠萝是浮的，它的边皮会给烧煳，这才糟呢。”
“一切都是废话！”凯切尔大嚷，声音比谁都响。“当务之急是赶快把蜡烛吹灭。”
蜡烛熄了，大家的面孔变得青燐燐的，脸上的线条都随着晃动的火光在摇摆。由于糖酒的燃烧，小房间中的气温变得像热带一般。大家很渴，糖酒却还没有制成。但雅尔饭店派来的法国人约瑟夫早有准备，拿出了一种热糖酒的对立物：用各种以白兰地为主的酒加冰制成的饮料。这人不愧是“伟大民族”的儿子，一边斟法国酒，一边向我们说明：它之所以好，就好在它曾两度通过赤道：
“是的，是的，各位先生，两度经过赤道，各位先生！”21
这种号称可以与北极的寒流媲美的饮料果真不同寻常，一杯下肚之后，大家再也不觉得口渴了，但就在这时，凯切尔却一边搅拌汤盆里的火湖，让那还在咝咝啼泣的最后几块糖块溶化，一边大叫道：
“可以灭火了！可以灭火了！”
香槟掺入时，火焰变红了，心慌意乱、走投无路似的在糖酒表面到处奔突。
这时有人大惊小怪地嚷了起来：
“喂，老弟，你发昏了，难道没看见，松脂刚好熔化在糖酒里？”
“你自己把瓶子举在这么热的地方试试，看松脂会不会熔化。”
“那么应该先把瓶口包好。”那个发愁的声音继续道。
“碗，碗，你们这里碗够不够？我们有几个人……九个，十个……十四个，对，对。”
“哪儿去找十四只碗？”
“算了，碗不够就用玻璃杯。”
“玻璃杯会炸裂。”
“不会，不会。”
蜡烛点亮了，最后一点火星跳到中央，打了个转，就不见了。
“热糖酒制成了！”
“完成了，大功告成了！”欢呼声从四面发出。
第二天我觉得头痛，恶心。显然，这是热糖酒这种混合饮料引起的。于是我真心诚意发誓，今后再不喝热糖酒，它是毒药。
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走了进来。
“您今天回家时戴的不是自己的帽子，您的帽子要新一些呢。”
“随它去，不要你管！”
“要不要我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家找一下库兹马22？”
“你想得倒好，你以为谁会不戴帽子走吗？”
“兴许还能找到。”
于是我猜到了，问题根本不在帽子，而在于库兹马约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今天一起喝酒。
“你要去就去，不过先得交代厨子给我做点酸白菜。”
“列克桑德·伊万内奇，看来，少爷们的命名日过得挺快活吧？”
“当然，这样的宴会在学校里从来没有过。”
“不过现在可以把大学丢在脑后啦。”
我受到良心的责备，没有吭声。
“您的爸爸问我：‘这是怎么回事，还没起床？’我不上他的当，我说：少爷头痛，一早就叫不舒服，我这才没拉开窗帘。老爷说：‘你做得对。’”
“请你行行好，让我睡一会儿。你要上萨京家，就快走。”
“马上走，我先去交代厨子做酸白菜。”
我又合上眼皮大睡，过了两个小时才醒，精神好多了。我想，他们今天在干什么呢？凯切尔和奥加辽夫留在萨京家过夜。真遗憾，热糖酒会对头脑发生这样的作用，应该承认，它的味道不坏。只怪我用玻璃杯喝太多了，今后绝对只能用小碗。
这时我父亲已读完报，厨子也接见过了。
“你今天头痛？”
“非常痛。”
“可能读书太多了吧？”但刚提出这问题，我还没回答，他已发现不对头了。“我忘了，你昨天好像是去找尼古拉沙23和奥加辽夫的吧？”
“是的。”
“他们请你喝酒了吗？……这是他们的命名日呢。又吃了加马德拉酒的肉汤？唉，我可不喜欢这一切。尼古拉沙喝酒毫无节制，这我知道，可不明白，他这习气是从哪儿学来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在世时……嗯，到了6月29日他的命名日，照例要办一桌酒，把所有的亲戚请来吃一顿，但一切既简单又体面。现在呢，尽是香槟酒，油浸沙丁鱼，叫人看了都腻烦。至于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那个不肖儿子，我不说也罢，反正不可救药！住在莫斯科……又有的是钱，对马车夫叶尔梅说一声：‘买酒去！’马车夫就去了。他当然乐意，在酒店里又有十戈比银币的外快好捞了。”
“是的，我在尼古拉·帕夫洛维奇那儿吃的早饭。不过我想，我的头痛与这无关。我得到外面走一会儿，散步一向对我有点好处。”
“但愿如此。我想，你回家吃饭吧？”
“毫无疑问，我只出去一会儿。”
我得穿插几句，说明肉汤加马德拉酒是怎么回事。在四位命名人那盛大酒宴前一两年的一个复活节，我与奥加辽夫一起出外闲走，为了免得回家吃饭，我推说奥加辽夫的父亲请我去吃顿便饭。
我的朋友，父亲大多瞧不入眼，提到他们便故意讲错他们的姓名，例如把萨京叫作萨肯，把萨佐诺夫说成斯纳津。奥加辽夫更不在他话下，因为他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未经许可便在他面前吸烟。然而另一方面，他承认他是表侄孙，自然不便歪曲亲戚的姓。再说，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无论就出身和财富而言，都属于我父亲所尊敬的少数人之列，我与他家来往，父亲当然赞成。不过，如果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没有儿子，他一定更加高兴。
这样，拒绝他的邀请便显得不合适了。
但是我没有走进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那尊贵的餐厅；我们先是去了诺温斯科耶附近普赖斯的游艺场（后来在日内瓦和伦敦，我非常高兴又遇到了这家卖艺人家），那儿有个小女孩很惹人喜爱，我们便叫她“迷娘”24。
我们看了一会儿迷娘的表演，决定晚上再来，就上“雅尔”吃饭。我身边有一个金币，奥加辽夫的钱也差不多。我们那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因此考虑半天，才点了一份“香槟酒鱼汤”，一瓶莱茵葡萄酒，一小盆野味；由于它们贵得要命，我们离开饭店时根本没有吃饭，只得饿着肚子再去看迷娘的表演。
临睡前我向父亲道晚安时，他说他闻到我身上有一股酒味。
“这大概因为肉汤中加了马德拉酒。”我说。
“加马德拉酒，这一定是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的女婿出的主意，那是近卫军兵营的习惯。”
从那时起到我流放为止，每逢我脸色发红，父亲看出我喝了酒，便总是说：
“你今天又吃了加马德拉酒的肉汤吧？”
于是我快步赶到了萨京家。
当然，凯切尔和奥加辽夫还在那里。凯切尔睡眼惺松，对某些安排表示不满，正在大加指摘。奥加辽夫根据顺势疗法的原则，“以酒解酒”，不仅把昨天喝剩的，还把今天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采购来的，统统喝得精光。至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本人，这时他已在萨京家的厨房里唱歌、吹口哨、打拍子了：
我漫步在马林丛中，
在悼亡节的那一天。
……回忆起我们的青年时期，我们这个圈子内的一切，我不记得有一件事可以成为我良心的负担，可以使我感到耻辱的。这对我们每一个朋友都不例外。
我们中间有过虚无缥缈的空想家，十七岁的绝望青年。瓦季姆甚至写过一个剧本，企图表现“自己那颗遍体鳞伤的心灵的可怕经历”。剧本开头是这样的：“花园——远处可见房屋——窗上灯光闪烁——暴风雨——寂静无人——边门没关上，砰砰震响，夹杂着吱吱声。”
“除了边门和花园，没有登场人物吗？”我问瓦季姆。
瓦季姆有些伤心，对我说：
“你总是拿人开心！这不是讲笑话，这是我内心的经历；你再这么讲，我就不念了。”他又念了下去。
我们的逢场作戏有时也不是纯洁无疵的，甚至最后不是写剧本，而是跑药房。但是我们没有搞过粗俗的勾当，侮辱过一个女人，损害过一个男人，我们也没有养过一个姘妇，甚至从没想到过这个下流的名称。平静的、安全的、庸俗的小市民的腐化生活，立约存照的私通方式，与我们都是无缘的。
“那么，您赞成更坏的卖淫制度？”
“不是我，是你们！这是说不是您一个人，是你们每一个人。它在这个社会中早已根深蒂固，根本不需要我的赞成。”
社会问题，高涨的国民精神挽救了我们；不仅它们，高度发达的科学和艺术趣味也发挥了作用。它们像烧热的纸，可以清除油迹。我保存着奥加辽夫那时的几封信；根据它们，很容易判断我们当时的生活基调。例如，1833年6月7日，奥加辽夫在给我的信上写道：
“看来我们彼此是了解的，可以开诚布公。我的信你不致拿给别人看。因此我得问你——从某个时候起，我确实充满了各种感觉和思想，可以说，它们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似乎，不仅似乎，而是感到有一个思想深入了我的心灵，那就是：我的天职是当一名诗人，至于是写诗还是作曲，这都一样；但我觉得我必须生活在这思想中，因为我的自我感觉便是：我是诗人。即使我现在还写得很糟，但这燃烧在我灵魂中的火，这充满在我心头的激情给了我希望，我相信我会写得相当不错（请宽恕我这庸俗的表达）。朋友，你说吧，你相信我有这天赋吗？也许你比我自己更了解我，你是不会错的。——1833年6月7日。”
“你在信上说：‘对，你是诗人，真正的诗人！’朋友，你能想象这些话对我的全部影响吗？这么说，这不是假的，我的感觉，我的向往，我所赖以生活的那个思想，都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你说的是真话吗？那么这不是热病的呓语，这是我的感觉。你比任何人更了解我，你知道，这是我的真实感觉。是的，这崇高的生活不是热病的呓语，不是骗人的幻觉，它太崇高了，不可能是欺骗，它是真实的，是我的生命，我不能想象我会有另一种生命。为什么我不懂音乐，否则，一曲绝妙的交响乐此刻便会从我的心头产生。你听，这是庄严的慢板25，但它没有力量表达，我要讲的比讲过的更多；快板，急速地26，我需要狂风暴雨，汹涌澎湃的快板。慢板与快板是两个极端。打倒折衷主义的行板27和稍速28；它们是口吃的低能儿，既不能有力地表达，也不能有力地感受。——1833年8月18日于切尔特科沃村。”
我们已不习惯青年时代这种热情洋溢的谈话，它使我们觉得陌生；然而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写的这些字句，可以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他是不会被卑鄙的罪恶和伪善的美德所玷污的，他也许会失足陷入泥沼，但仍将出污泥而不染。
这不是不相信自己，这是信心本身引起的疑虑，一种强烈的渴望，它要求证实，要求听到友爱的语言，尽管这是不必要的，但对我们又如此可贵。是的，这是正在萌芽的创造力所感到的烦躁，正在成长的胎儿的不安探视。
他在那封信29中又写道：“我还不能捕捉我的心灵听到的那些声音，身体的不相适应限制了想象力。但是，随它去！我是诗人，在冷漠的推理无能为力的地方，诗歌向我提示了真理。这是启示的哲学。”
我们青年时代的第一阶段就这么结束了，第二阶段的开始是监狱。但是在跨进这个阶段之前，应该先讲一下，我们与它相逢的时候，正在朝什么方向前进，有些什么思想。
波兰起义被镇压以后的那个时期，很快教育了我们。尼古拉皇位坐稳了，暴政有增无减，但是使我们痛苦的不仅是这些；我们忧心忡忡地开始看到，在欧洲，特别在法国，这个应该是发出政治信号和口令的地方，事情也并不妙。我们的理论在我们心中变得可疑了。
1826年那种幼稚的自由主义，是按照法国观念逐渐形成的，这种观念拉斐德和邦雅曼·贡斯当曾宣扬过，贝朗瑞曾歌唱过，但是现在波兰覆亡之后，它对我们失去了迷人的魅力。
正是在这时，一部分青年，其中也有瓦季姆，投身到了深刻严肃的俄国历史的研究中。
另一部分人则埋头于研究德国哲学。
我与奥加辽夫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我们与某些思想已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能马上丢开它们。对贝朗瑞的“宴会上的革命”30，我们的信心动摇了，但我们在寻找另一种东西，那不可能在涅斯托尔的编年史31中，也不可能在谢林32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中找到的东西。
在这动荡不定、莫衷一是、对那些使我们困惑不安的问题力求作出回答的时期，我们弄到了圣西门主义者的一些小册子，了解了他们的理论和案情。这一切震动了我们。
浅薄的和并不浅薄的人们已对昂方坦33神父和他的使徒们揶揄够了；现在到了改变态度，承认这些社会主义先驱者的时候了。
在市侩的世界中，这些热情奔放的青年庄严地、诗一般的诞生了，他们穿着不开前襟的坎肩，留着长长的胡髭，向社会宣告新的信念。旧秩序想根据拿破仑法典34，根据奥尔良教规35，对他们提起公诉，他们却以自己的名义，振振有辞地要把旧秩序传上自己的法庭进行审问。
一方面是妇女解放，号召她们参加公共劳动，让她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
另一方面，对肉体宣告无罪，平反昭雪，恢复肉体的名誉36。
那些伟大的话包含着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一整个世界，这是健康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美的世界，符合自然道德的、因而也是道德上纯洁的世界。许多人嘲笑妇女的自由，嘲笑对肉体权利的承认，给这些话加上肮脏的、庸俗的含义；我们的修士式淫欲观念惧怕肉体，惧怕妇女。善男信女们明白，净化肉体，尊重肉体，这是对基督教的送终祈祷；生的宗教代替了死的宗教，美的宗教代替了禁欲主义的、斋戒祈祷的宗教。被钉上十字架的肉体重又复活了，它不再为自己感到羞耻。人达到了和谐的统一，终于明白，他是一个整体，不是由两种互相制约的不同金属构成的钟摆，于是与他结合在一起的敌人消失了。
这些摆脱了唯灵论桎梏的话，要在法国公众面前公开宣讲，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在法国人的观念中，唯灵论占有崇高的地位，尽管在他们的行为中它毫无地位。
旧世界曾为伏尔泰所嘲笑，为革命所打倒，但是市侩们又把它扶植起来，改头换面，奉为圭臬，供自己利用。它还没有与这种新思潮较量过。它企图根据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的伪善原则，审问这些叛逆，反被他们揭露得体无完肤。它控告他们背弃基督教，他们却指出法官头顶的圣像在1830年革命后已被覆盖37。它控告他们为情欲辩护，他们便责问法官，他的一生难道真的那么贞洁吗？
新世界要挤进门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向它敞开着。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仰的基础，它的重要性始终没变。
敏于感受、真正年轻的我们，被它那强大的浪潮轻而易举地卷了进去。我们早已游过那条界线，在这条界线上，整批整批的人停步不前，垂下双手，向后倒退，或者在周围寻找浅滩，但是我们要横渡大海！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肯跟我们一起冒险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38至今依然是屹立在革命与科学道路上的试金石。一群群游水者被历史的激流或思想的浪潮冲到了这些岩壁上，随即分散，形成了两个永恒的派别，它们尽管改换衣衫，却贯穿着全部历史，经历了一切变革，深入到人数众多的党派和十来个青年的小组中。一派代表逻辑，另一派代表历史，一派代表辩证法，另一派代表胚胎形成学。一派更正确，另一派更切实。
选择是根本谈不上的。约束思想比约束一切情欲困难，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谁能够用感情，用理想，用对后果的疑惧来遏止它，它是可以遏止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办到。一种思想一旦控制了一个人，那么对他说来，问题已不在于应用，不在于利害得失，他是在探求真理，坚定不移地、铁面无情地贯彻原则。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是这样，今天的蒲鲁东39也是这样。
我们的小组团结得更紧密了。早在1833年，自由主义者已对我们皱眉头，仿佛我们走入了歧途。就在我入狱的前夕，圣西门主义使我与尼·阿·波列沃伊之间出现了鸿沟。波列沃伊是非常聪明的人，精力充沛，任何食物他都很容易消化；他天生是个杂志编辑，新成绩和新发现、政治斗争和学术斗争的编年史家。我是在快毕业时认识他的，后来不时走访他或他的弟弟克谢诺丰特40。那正是他声望最高的时候， 《莫斯科电讯》查禁前不久。
这个人是靠今天的发现，昨天的问题，理论上的最新消息，社会上的最新动态生活的，他像变色龙一样千变万化，头脑灵活，可是他偏偏不能理解圣西门主义。对于我们，圣西门主义是一片新大陆，对于他，却是精神错乱，空洞的乌托邦，有碍于国民的发展。不论我怎样呼号，阐说，证实，波列沃伊还是充耳不闻，极为不满。他特别伤心的是，一个大学生居然与他分庭抗礼，寸步不让；他非常重视他对青年人的影响，可是在这场辩论中，他看到青年人已在离开他了。
有一次，他的荒谬反驳惹恼了我，我向他指出，他现在已经成了他所终生反对的那种落后的保守主义者。波列沃伊听了大不服气，摇摇头对我说道：
“总有一天也有一个青年人会这么报答您终生的努力和辛劳，指着您的鼻子冷笑道：‘走开，您已是落伍者了。’”
我可怜他，惹他生气我感到惭愧，但同时明白，他的伤心话正是对他自己的判决。这些话表明他已不是坚强的战士，只是一名过时的、衰老的斗士了。我那时便意识到，他不可能再前进了，然而他的头脑那么活跃，他的立场又那么不稳定，他也不可能站在原地不动。
你们知道，他后来怎样——他写了《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41……
一个人既不能及时退出舞台，又不能继续前进，倒不如在这时死去幸福得多。我看到波列沃伊，看到庇护九世42和其他许多人，便不免这么想！……
增补 亚·波列扎耶夫
我还得就亚·波列扎耶夫的生平讲几句话，作为对那个时期的悲惨记录的一个补充。
波列扎耶夫在大学读书时，已因写过一些优秀的诗篇而闻名。这些诗中有一首幽默长诗《沙希卡》，是模仿《奥涅金》的。在这诗中，他不顾一切伦理道德上的束缚，用诙谐的笔调，清新可爱的诗句，对许多现象尽情进行了讽刺。
1826年秋，尼古拉绞死了佩斯捷利、穆拉维约夫43和他们的朋友以后，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对于别人，这种庆典是大赦和恕罪的时机，但尼古拉在庆贺登基大典之后，便又着手“制裁祖国的敌人”了，正如罗伯斯比尔在自己的圣体瞻礼44之后所做的一样。
秘密警察向他呈上了波列扎耶夫的诗……
于是一天深夜三时，校长叫醒了波列扎耶夫，命他穿上制服，到办公室去。学区总监已在那儿等他。总监端详了一下他的制服纽扣是不是全部扣上，有没有多余的，没作任何解释便把波列扎耶夫请进自己的马车带走了。
他把他带到国民教育部，教育大臣又把他请上了自己的马车——但这次是直接带他去见皇上。
利文公爵45把波列扎耶夫留在大厅里，自己进内室去了。虽然这时还只是清晨六时，大厅里已等着几个宫廷侍从和其他高级官员。大臣们以为这个年轻人有了什么突出成就，立刻围拢来与他搭讪，有个枢密官还想请他担任儿子的家庭教师。
波列扎耶夫给传进了办公室。皇上站着，靠在写字台上，正与利文谈话。他拿着一本笔记本，对进去的人投出了注视的、凶恶的一瞥。
“这些诗是你做的吗？”他问。
“是我。”波列扎耶夫回答。
“公爵，”皇帝继续道，“我可以给您一个例子，让您看看今天的大学教育是什么样子，青年人在那里学些什么。”于是又对波列扎耶夫说道：“你把这本子上的诗念一下。”
波列扎耶夫心慌意乱，没有朗读。尼古拉把眼睛死死盯在他的身上。我知道这对眼睛，再没有比这对灰暗无光、阴森冷漠的铅一般的眼睛更可怕，更使人感到绝望的了。
“我没法读。”波列扎耶夫说。
“读！”那位最高司务长大喊道。
这一喊使波列扎耶夫恢复了力量，他打开了笔记本。后来他说：“我从未见过《沙希卡》抄得这么工整，写在这么好的纸上。”
起先他读得并不顺口，但后来越读越有劲，终于大声地、生动地念完了这首诗。每到特别尖刻的地方，皇帝便向教育大臣做做手势。大臣怕得闭上了眼睛。
“您有何高见？”尼古拉等他读完后，问公爵道。“我不能让这种目无法纪的现象继续蔓延，这还只是迹象，是它的最后残余；我得把它彻底根除。他的品行怎样？”
大臣当然不了解他的品行，但是他良心发现，答道：
“品行非常端正，皇上。”
“这个反映挽救了你，但是必须惩罚你，让别人有所警惕。你愿意当兵吗？”
波列扎耶夫没有作声。
“我要你通过当兵洗清自己的罪行，你愿意吗？”
“我应该服从。”波列扎耶夫回答。
皇上走前一步，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说道：“你的命运依靠你自己；如果我忘了，你可以写信给我。”并吻了他的前额。
关于亲吻的事，我要波列扎耶夫讲了十来次，因为我总觉得这不像是真的。波列扎耶夫发誓这是事实。
波列扎耶夫离开皇帝，给带去见季比奇，后者也住在宫内。季比奇还睡着，给叫醒了，一边打哈欠，一边走出来，看了公文，便问侍从武官：
“就是他吗？”
“是他，大人。”
“不要紧！当兵，这是好事；我也是当兵出身，您瞧，现在当上了将军，元帅，有朝一日您也可能像我一样……”
这句不合时宜的、笨拙的德国式笑话，是季比奇的亲吻。波列扎耶夫给送进兵营当了兵。
过了三年，波列扎耶夫想起皇帝的话，给他写了封信。没有答复。过了几个月，他又写了一信，又没答复。他相信，信没送到，于是他私自离开了部队，他想亲自面呈申请书。但他的行动不够谨慎，他在莫斯科会见了一些老同学，一起喝了酒。这当然不可能保持秘密。在特维尔，他给当作逃兵捉住，戴上镣铐，徒步押回军营。军事法庭判了他笞刑，送请皇上批示。
波列扎耶夫想在笞刑执行前自杀。他要找一把锋利的刀子，在监狱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便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一个老兵。老兵是爱他的，了解他的心情，也尊重他的意愿。当他知道批文到了，就拿了把刺刀来，含着眼泪说：
“我亲自磨快了的。”
皇帝没有批准刑罚。
这时他写了一首很好的诗：
我郁郁不乐，
正在死去，
带给我灾难的恶神
却扬扬得意……46
波列扎耶夫给送往高加索，后来在那里因功擢升为军士。过了一年又一年，没有出路的苦闷处境摧毁了他。成为一名警察诗人，讴歌尼古拉的德政，他办不到，然而这是丢掉背囊的唯一途径。
不过还有另一条出路，他选择了它：为了忘记一切，他开始酗酒了。他写过一首可怕的诗《烈酒颂》。
他获得批准调往卡宾枪团，驻在莫斯科。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善了他的命运，但是可恶的肺病已侵蚀了他的身体。我是这时认识他的，大概在1833年。他又受了四年折磨，然后死在士兵医院。
他的一个朋友去领尸体埋葬，但是谁也不知道尸体在哪儿。士兵医院是做尸体买卖的，它把它们卖给大学和医学研究院，用它们制作骷髅等等。最后在地下室找到了可怜的波列扎耶夫的遗体——它压在其他尸首下，已被老鼠啃掉了一条大腿。
他死后，他的诗集47出版了。本来书前有一幅他穿着士兵大衣的画像，但审查机关认为不合适，于是可怜的受难者给加上了军官的肩章——他是在医院中被提升为军官的。
1 五分制中的最低分。
2 1844年，我在谢普金家遇到佩列沃希科夫。吃饭时，我坐在他旁边。快吃完时，他忍不住了，对我说道：“可惜，非常可惜，环境妨碍您从事正当的工作——您从前是很有才能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跟着您爬上天的，”我回答他，“我们是在地面活动。”“算了吧，这怎么可能，您说的是什么活动？黑格尔哲学！您的论文我拜读过了，一点也不懂，这是鸟的语言，真糟糕，不行啊！”对这个判决，我一直觉得可笑，就是说，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不能相信，我们当时的语言确实很糟，认为如果那是鸟的语言，那么一定是密涅瓦身边的鸟。——作者注（按：谢普金是当时数理系主任，已见前。佩列沃希科夫是天文学教授。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身旁有一只枭，作为智慧的象征。）
3 从莫斯科寄来的文件中，我发现了一封信，它是我写给当时与公爵夫人一起住在乡间的堂妹的，我把我的毕业通知了她：“考试结束了，我是学士了！您不能想象四年苦读之后，我这时的甜蜜心情。您在星期四想到过我吗？这是沉闷的一天，考试从早上九点一直继续到晚上九点。”（1833年6月26日）我大概多讲了两个小时，故作惊人之语，或者为了凑足十二小时。但是尽管一切顺利，我的虚荣心还是受了伤害，金牌奖被别人（亚历山大·德拉舒索夫）抢走了。在7月6日的第二封信中我写道：“今天举行毕业典礼，我没有参加，我不愿做第二名得奖人。”——作者注（按：这里的“堂妹”指赫尔岑之妻。）
4 原文是拉丁文。
5 圣茹斯特（1767—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
6 奥什（1768—1797），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卓越将领。
7 马尔索（1769—1796），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卓越将领。
8 丹东（1759—1794），法国革命中的著名领导人之一。
9 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基层组织，每个法朗吉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单位，人们在这里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收益，人人平等。
10 艾斯库斯（1813—1832）和勒布拉（1811—1832）都是法国的青年诗人，由于厌世而一起自杀。
11 保尔·德·柯克（1793—1871），法国资产阶级小说家，作品主要描写巴黎生活，内容低级下流，在当时颇为风行。
12 卡拉布里亚在意大利南部，基多是厄瓜多尔的首都。
13 原文是法文。德普列是莫斯科一家烟酒店的老板，法国人，他的姓包含“近”的意思，题词即利用这一点做文字游戏。
14 一种法国葡萄酒，原文为法文。
15 索科洛夫斯基（1808—1839），俄国诗人，下面提到的《赫维里》是他写的一部诗剧。
16 波列沃伊（1796—1846），俄国作家。
17 马克西莫维奇（1804—1875），俄国植物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18 亚·费·戈利岑（1796—1864），宫廷高级侍从，第三厅长官，后来任审讯赫尔岑等人的审讯委员会委员，与前面提到的几个戈利岑都不是一个人。
19 将甜酒等浇在大块糖上，点燃溶化，再加果子酒等制成的饮料。
20 法国产的一种白葡萄酒。
21 原文是法文。
2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萨京的名字和父名，库兹马是他的仆人。
23 尼古拉·戈洛赫瓦斯托夫。——作者注（按：即赫尔岑的表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戈洛赫瓦斯托夫之子。）
24 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人物，一个美丽的卖艺小女孩。
25 原文是意大利文。
26 原文是意大利文。
27 原文是意大利文。
28 原文是意大利文。
29 指6月7日的那封信。
30 贝朗瑞常常在诗歌中以祝酒的方式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讽刺君主专制制度，因此赫尔岑这么说。
31 涅斯托尔（约1056—1113），俄国基辅山洞隐修院的修士。古俄罗斯最早的历史文献《往年故事》，又名《编年史》，传说是涅斯托尔所编写。在19世纪，此书被斯拉夫主义者奉为经典。
32 谢林（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33 昂方坦（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追随者。1832年，昂方坦带领一批圣西门主义者，企图在巴黎附近的梅尼尔蒙唐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因而被捕入狱。
34 《拿破仑法典》本是拿破仑称帝时期制订的一部民法典，这里是就广义而言，指拿破仑时期的《刑法典》。1832年，法国政府根据《刑法典》第291条对圣西门主义者提起公诉，谴责他们破坏社会伦理道德。
35 法国奥尔良王朝时期（1830—1848）社会风气极坏，但统治者却指责圣西门主义者宣扬“新的宗教”、男女平等以及所谓“公妻”等。
36 原文是法文。
37 法国七月王朝时期，耶稣的十字架像从法庭上取消了，其他圣像也用绿布覆盖起来。
38 赫尔岑由于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常用“现实主义”一词代替“唯物主义”。
39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第一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40 克谢诺丰特·波列沃伊（1801—1867），《莫斯科电讯》的编辑之一。
41 波列沃伊于1825年起发行《莫斯科电讯》（双周刊），曾得到普希金的支持，别林斯基的赞赏，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1834年沙皇政府取缔了《莫斯科电讯》，此后波列沃伊即转向了反动方面。《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便写于此时，它标志了波列沃伊的转变。
42 庇护九世（1792—1878），意大利贵族，曾任总主教等职。1846年他当选为教皇，持开明观点。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高潮中一度倾向进步，支持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于1850年后逐步倒退，站到了欧洲反动势力的一边。
43 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1796—1826），十二月党人，与佩斯捷利同时被处绞刑的五个人中的一个。
44 原文是法文。这本来是天主教的节日，意思是“主的节日”，但这里是借用这个名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规定了对所谓“至高之神”的祭典，作为“公民的新宗教”，并于这年6月8日举行了庆典。当时法国革命正处在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因而雅各宾派在庆典之后，又立即加强了对国内敌人的镇压。赫尔岑在此即指这种革命恐怖政策而言。
45 1828至1833年俄国的国民教育部大臣，但波列扎耶夫的事发生在1828年之前，因此这应该是利文的前任亚历山大·希什科夫。
46 引自波列扎耶夫的诗《天意》。
47 书名《竖琴——亚历山大·波列扎耶夫的诗》，出版于18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