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管理处——莫斯科大学——化学家——我们——马洛夫事件——霍乱——菲拉列特——孙古罗夫案——瓦·帕谢克——列索夫斯基将军
啊，那自由的、思想发光的年代，
无限希望的年代，
那纵情欢笑、对酒高歌、
孜孜不倦、充满理想的年代而今何在？
《感怀》1
父亲不顾瘸腿将军的不祥预言2，还是央求尤苏波夫公爵让我在克里姆林宫管理处挂了个名。我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事情便算完了；此后我再没听到这事，直到过了三年，尤苏波夫派了一名宫廷建筑师来，这人说话老是粗声大气，仿佛站在五层的建筑架上向地面的工人发命令，他通知说，我已获得初级军官衔。顺便说一下，这些怪事实际上并无必要：任职取得的官衔，我通过学士考试一下子就能赶上，不必为了一个准尉头衔花两三年工夫。相反，这个挂名差事几乎害我进不了大学，因为大学校务会看见我是克里姆林宫管理处的官员，便不准我参加入学考试。
公务人员有专为他们开设的夜校，它的学生只限于准备参加所谓“委员会考试”3，希望取得投考资格的人。一切有钱的懒汉，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儿，凡是不愿服军役又急于捞取八等文官头衔的，都可通过这途径参加委员会的考试；这有些像转让给老教授们开采的“金矿”，他们暗中一堂课可收二十卢布。
我的一生要从这种学习上的卡沃丁岔路4开始，远非我始料所及。我断然向父亲宣布，如果他找不到其他办法，我只得呈请辞职。
父亲一听大怒，说我胡思乱想，妨碍了他替我安排的前途，骂那些怂恿我胡闹的教师，但看到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丝毫不能使我动摇，便决定去找尤苏波夫。
尤苏波夫既是贵族老爷，又是鞑靼人，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把秘书叫来，命他写一张准假三年的证书。秘书有些为难，战战兢兢地报告道，没有皇上的批准，假期最多不能超过四个月。
“真是废话，老弟，”公爵对他说，“这有什么难处？好吧，不能请假，你就写，我派他进修科学——上大学深造。”
秘书写好了，第二天我就坐进了数理系的梯形教室。
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在俄国教育史上和最近两代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1812年后，莫斯科大学的重要性随着莫斯科一起增长了。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作为沙皇首都的地位，拿破仑皇帝却有意无意地（主要是无意地）使它取得了俄罗斯人民的首都的地位。人民得知莫斯科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从痛苦的经历中意识到了与它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那时起，它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莫斯科大学日新月异，成了俄国教育的中心。它具备发展的一切条件：历史的重要性，地理位置，没有沙皇等。
彼得堡在保罗一世之后形成的慷慨激昂的思想活动，由于12月14日事件而悲惨地夭折了。尼古拉带来的是五座绞刑架，流放、苦役和兵营，以及穿蓝制服的本肯多夫5。
一切后退了，但怒火从心头升起，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潜伏深处的活动在展开。莫斯科大学巍然不动，从无边的迷雾中首先显露了头角。沙皇因为波列扎耶夫6事件憎恨它，派了编《卡卢加之夜》的少将亚·皮萨列夫7来当学区总监，命令学生穿制服，佩军刀，后来又禁止佩军刀。他为了几首诗，把波列扎耶夫送去当兵，为了几篇文章，把科斯捷涅茨基8和他的同学送进了兵营，为了一个半身塑像，断送了克里特斯基弟兄9的一生，为了圣西门主义放逐了我们。后来他又把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10派来当学区总监，从此不想再管这个“罪恶的渊薮”，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年轻人，从皇村学校和法政学堂毕业后，千万别跨进这个大学。
戈利岑是个怪人，教授因病停课，他认为不合理，总是看不惯，因此规定要按次序由下一堂课的教师代课。这样，捷尔诺夫斯基神父有时就不得不在医院为妇科病作临床讲授，而产科医生里希特不得不去讲纯洁受胎11。
尽管这样，失宠的大学的影响还是与日俱增；它像一个大水库，容纳着来自俄国各地和各阶层的年轻力量。在它的讲堂上，学生们清除了从家庭中沾染到的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然后又分散到了俄国各地和各个阶层中。
1848年前，我国各大学的体制是纯粹民主的。它们的门为每一个人开着，只要他能通过入学考试，而且既不是农奴，也不是被村社放逐的农民。尼古拉篡改了这一切；他限制了入学条件，提高了自费生的学费，规定只有贫穷的贵族才能免费。这一切都属于不明智的措施，它们将随着俄国车轮上这个制动装置的最终覆灭而消失，与护照法12、宗教排他法令13等等一起送进历史的垃圾箱。14
各种各样的青年来自上层，来自下层，来自南方和北方，在这里迅速汇集成一个团结的、友爱的集体。社会地位的不同，没有在我们中间发生侮辱性的影响，像我们在英国的学校和军营中看到的那样；我在这里没有提到英国的大学，因为它们仅仅是为贵族和富豪存在的。我们的大学生，如果谁要炫耀他的尊贵血统或万贯家财，他立刻会失去“火和水”15，遭到同学们的唾弃。
学生之间那些表面的隔阂来自其他方面，而且并不很深。例如，医学系位在花园的另一边，与我们的接触不如其他系那么多；而且它的学生多数是教会中学毕业生和德国人。德国人不喜欢与别人来往，而且沾染了过多的西方小市民习气。至于不幸的教会中学学生，他们所受的教育，所有的观念，与我们存在根本分歧，我们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他们是在僧侣的专制主义压力下长大的，饱读了修辞学和神学，羡慕我们的无拘无束，但我们对他们那种谦谦风度十分反感。16
我进了数理系，尽管我从来都不怎么爱好数学，也没有太高的天赋。我与尼克一起，跟一个教师学过数学，我们爱他是因为他会讲各种故事和笑话。这个人谈笑风生，未必会对自己的学科产生什么特殊的兴趣。他的数学知识到圆锥曲线为止，也就是刚好满足中学生进大学的需要。作为真正的哲学家，他对数学的“大学部分”从来不存非分之想。最妙的是他只读一本书，而且反反复复读了十年，这就是弗朗凯尔17的《教程》。但是胸无大志，不慕名利的他，从未把这本书读完。
我选择数理系是因为自然科学是在这个系里教的，正是在这几年，我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是一连串相当奇特的会晤引起的。
1822年那次著名的分家，我已讲过了。那以后，“二哥”就移居彼得堡，一去之后音讯杳然，后来突然传说他结婚了。那时他已六十多岁，大家知道，除了一个成年的儿子，他还有别的子女。现在他便是与大儿子的母亲正式结婚，“新娘”也五十多岁了。正如古人所说，婚礼使儿子取得了“合法地位”。为什么不使所有的子女这样呢？如果不知道他的主要意图，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原来他怀有一个愿望：剥夺两位兄弟的继承权。让一个儿子取得“合法地位”，这就足以达到目的了。1824年洪水泛滥，老头儿坐马车给水淋了，患了感冒，一病不起，终于在1825年初死了。
关于他的儿子，有各种离奇的传说。据说他生性孤僻，从不与人往来，常年独自困守书斋研究化学，与显微镜朝夕相处，甚至吃饭也手不释卷，还厌恶与女性接触。这种人《聪明误》已有所介绍：
他是化学家，又是植物学家，
我们的侄少爷费奥多尔公爵，
见了女人逃之夭夭，
甚至看到我也要躲避。18
叔父们把对他父亲的不满，发泄在他身上，从不称他侄儿，只管他叫“化学家”，这个雅号在他们口中带有贬义，表示化学根本不是正经人干的事儿。
他的父亲生前百般虐待儿子，不仅以一个老色鬼厚颜无耻的淫荡生活侮辱了他，而且为自己霸占的那些女人与他争风吃醋。化学家有一次吞了鸦片，企图结束这不名誉的处境，亏得一个与他一起研究化学的朋友偶然救了他。父亲吓了一跳，去世前才对儿子温和一些。
父亲死后，化学家遣散了那些不幸的女奴，给她们发了自由证；父亲定下的苛重租税，也被他减低了一半，还把历年的积欠一笔勾销。父亲在世时，每逢征兵，免役证是卖给仆人的，儿子却免费发给了他们。
过了大约一年半，他回莫斯科来了。我很想见见他，我为了农民爱他，也为了他的叔父们对他的敌对态度而替他鸣不平。
一天早上，一个中等身材、戴副金边眼镜的人来拜访我父亲。这人大鼻子，头发半秃，手指给化学试剂灼伤了。我父亲对他爱理不理的，话中带刺；侄儿以牙还牙，不差分毫；较量之后，他们便开始谈些不相干的事，表面上心平气和，分手时也客客气气，但彼此隐藏着敌意。我的父亲看到，他的对手同样是寸步不让的。
他们后来从未和好过。化学家很少登门探望叔父们；最后一次他与我父亲见面是在参政官故世后，他要借三万卢布买地皮。父亲没有答应，化学家大为生气，一边用手揉鼻子，一边笑着对他道：“您不用怕担风险，我有祖传的田产，我借钱是为了改善它的条件，我没有孩子，我们是彼此的继承人。”七十五岁的老人始终没有宽恕侄儿这句狂妄的话。
我不时去看他，他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在特维尔林荫道的一幢大房子里，他只住一间小房间，还有一间实验室。他的老母亲住另一间小房间，与他隔一条走廊。其余的屋子都空关着，保持着他父亲迁往彼得堡时的样子，丝毫未动。发黑的枝形大烛台，式样古怪的家具，各种古玩，仿佛彼得大帝从阿姆斯特丹买来的那种壁钟，仿佛来自斯坦尼斯拉夫·列琴斯基19府上的安乐椅，没有画的镜框，面朝墙壁反挂的画——这一切都随便放着，摆满了三间不生火、不点灯的大客厅。在前厅里，仆人平常就是弹托尔班琴20和吸烟（而以前他们在这儿是连呼吸和祈祷都不敢的）。一个仆人点了蜡烛，送我走过这“兵器陈列馆”21时，每次总提醒我，不要脱外套，客厅中非常冷。那些带角的奇形怪状的杂物上面盖着厚厚一层灰尘，反映在奇巧精致的大镜子中，随着烛光移动。地上，包装时留下的干草，剪剩的纸屑和绳子，都原封不动地到处躺着。
沿着这些房间过去，最后终于出现了一扇挂着毯子的门，门内是炉火烧得通红的书房。化学家就在这里，穿了油污的灰鼠皮袍，从不外出，周围堆满了书，玻璃瓶，曲颈瓶，坩埚，各种仪器。这里现在是谢瓦利埃22的显微镜的天下，空气中还有一股氯气的臭味；几年来这儿一直进行着骇人的、令人不安的试验。但从前我就出生在这间书房中——我的父亲回国之后，弟兄失和之前，曾在这里寄居过几个月。我的妻也是1817年生在这幢房子里的23。两年后，化学家卖掉了它，但我仍来过几次，参加斯维尔别耶夫24的晚会，进行泛斯拉夫主义的辩论，对从不发脾气的霍米亚科夫25大发脾气。房屋翻修过了，但大门，过道，楼梯，前厅等等仍照旧，这间小小的书房也没有变动。
化学家的日常起居更为简单，特别是夏天，这时他母亲去了莫斯科乡下，把厨师也带走了。他的听差在四点钟端了咖啡壶进来，把浓汤在壶里加水冲淡一些，放在各种毒药旁边的化学炉上煮开；然后又从小饭店买来半只松鸡和面包；这就构成了他的正餐。饭后，听差洗干净咖啡壶，让它继续执行它的天然使命。到了晚上，听差又进来把沙发上的一大堆书搬开，把父亲传给他的一张虎皮取下，铺上床单，放上枕头和被子，这样，书房就轻而易举变成了卧室，正如它兼作厨房和餐厅一样。
从我们认识开始，化学家就看到，我是真心想读书的，于是劝我抛弃“空洞的”文学，“危险而徒劳无益的”政治，研究自然科学。他给我看居维叶26关于地质变化的演讲，德-康多尔27的《植物形态学》。看到阅读对我有效，他就向我推荐他收藏的那一大堆宝贝，那些仪器和植物标本，甚至表示愿意给我当入门的向导。一讲到他的专长，他就滔滔不绝，学问渊博，谈笑风生，甚至变得很可爱，但这是猴子也办得到的。从石块到猩猩，他都有兴趣，超出这范围，他就不愿过问了，特别是哲学，他认为只是一堆废话。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落后，只是对人不信任；他相信，利己主义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基础，它之受到遏制在一些人仅仅由于精神混乱，在另一些人则是由于愚昧无知。
他的唯物主义使我十分反感。我们父辈那种肤浅而胆怯的半伏尔泰主义，与化学家的唯物主义不能相提并论。他的观点是冷静、彻底、全面的，它使我想起拉朗德28对拿破仑的著名回答。拿破仑对他说：“康德接受关于上帝的假设。”天文学家当即反驳道：“陛下，在我的研究中，我永远不需要这个假设。”
化学家的无神论已超出神学的范围。他认为若弗鲁瓦·圣蒂莱尔29是神秘主义者，奥凯恩30则干脆是神经病。我父亲曾以藐视的态度丢下卡拉姆津的《通史》，他也以同样的轻蔑合上了自然哲学家的著作，说道：“这些人自己想出了最初的原因，神的力量，后来却因无处寻找它们，无法理解它们，感到迷惑不解。”这是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教育中培养出来的我父亲的另一版本。
在一切生活问题上，他的观点更加枯燥乏味。他认为，人与野兽相同，对善恶不负多大责任；一切都是机体的作用，环境的作用，总之，是神经系统的构造问题，而人们对它的期望往往超过了它所能给予的。他不喜欢家庭生活，谈到结婚就害怕，还天真地招认，他活了三十来岁，从未爱过一个女人。然而这位冷若冰霜的人身上却存在着一股小小的暖流，这从他对老母亲的态度可以看到。他们同样受过父亲不少折磨，灾难把他们牢牢拴在一起。他对她关怀得无微不至，令人感动，尽量要让她安静地度过孤独多病的晚年。
除了化学方面，他从不宣扬自己的理论，偶然吐露一点，也是由我引起的。我那些浪漫主义的哲学性反驳，他甚至不愿答复；他的回答总是简短的，讲时面露微笑，侃侃而谈，仿佛一头大猎犬在跟小狮子狗玩儿，任它撩惹，只是用爪子把它轻轻赶开。然而正是这种态度最使我生气，我不倦地一再发动攻击，始终未能赢得一寸地盘。后来，即过了十二年，我还多次想起化学家，也想起父亲对他的评论。不言而喻，我所反对的一切，四分之三都是他正确。但是我也并不错。我已经说过，有些真理像政治权利一样，不到一定年纪是不会取得的。
化学家的影响促使我选择了数理系；也许我还是进医学系更好一些，我的微积分只得了中等成绩，后来又忘得干干净净，不过这也无关紧要。
没有自然科学，现代人就没有出路；不接受这种有益的营养，不对思想实行实事求是的严格训练，不接触我们周围的生活，不承认客观实际的独立性，那么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必然还保存着僧侣的隐修室，潜伏着神秘主义的种子，有朝一日它便会用愚昧的毒液侵蚀我们的全部理性。
我大学毕业前，化学家已到彼得堡去了，直到我从维亚特卡回来，才与他再度见面。我婚后几个月，半秘密地到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去过几天，当时我父亲住在那儿。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与他最终和解，因为他仍为我的结婚在生我的气。
路上，我在我们经常停留的彼尔霍什科沃村下车休息，化学家已在那儿等我，还准备了午膳和两瓶香槟。相隔四五年，他仍是那样，没有改变，只是老了一些。午膳前，他相当严肃地问我：
“请您老实告诉我，您觉得家庭生活和结婚怎么样？有什么好处，还是没多大好处？”
我笑了。
“我很佩服您的勇敢，”他说了下去，“您使我惊讶；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是决不敢跨出这可怕的一步的。有人给我说过两三门亲事，对方都不坏，但我一想起我的房间中要出现一个女人来支配一切，安排一切，比如，禁止我吸烟（他吸劣等烟草），吵吵闹闹，弄得我不能安静，我便心惊胆战，宁可一辈子过独身生活。”
“我是留在这儿过夜好，还是去波克罗夫村31？”饭后我问他。
“这儿有您睡的地方，”他回答，“不过为您着想，您还是去的好，您可以在十点钟见到令尊。要知道，他还在生您的气。嗯，晚上临睡前，老人家的神经一般比较虚弱，精神萎靡，他对待您大概会比明天早晨好得多。到了早上，他精神十足，就不怕与您厮杀了。”
“哈，哈，哈，我的生理学和唯物主义老师又来了，”我放声大笑道，“您的指教让我回想起那些幸福的时刻，那时我像歌德的华格纳那样，向您登门求救，我的唯心论一定叫您很讨厌，但您那些冰冷的教训，我听了也不免气愤。”
“那以后您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回答，也笑了，“想必也已知道，人的一切作为不外是神经和化学成分决定的。”
后来我们不知怎么不再来往，看来两人都不对……尽管这样，在1846年他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时《谁之罪》第一卷已问世，我有了些名气。化学家在信上说，他很担忧，看到我把才能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您那些《论研究自然的信》32使我与您和解了；从它们我理解了（按照人的头脑所能理解的程度）德国哲学。为什么您不继续严肃的著述，却要写小说呢？”我复了他几行友好的话，我们的交往就此中断了。
如果我这些文字能让化学家本人看到，我要求他在神经衰弱的时候躺在床上读完它们。我相信，那时他会原谅我这种友好的饶舌，尤其因为我对他还保留着真挚而和善的回忆。
就这样，父母家中的隐士生活终于结束了。我进入了广阔的天地；代替那小房间中的孤独日子，那跟奥加辽夫一人半公开的小声聚谈，我的身边出现了七百人的热闹家庭。两个星期我便适应了这里的一切，觉得比在我出生以来一直居住的父母家中更习惯了。
可是甚至在大学中，家庭的阴影还是跟踪着我：我的父亲派了一名仆人陪我上学，特别是我步行的时候。整整一个学期，我都在躲避这位保护人，最后总算正式办成了。我说正式，因为担负这任务的我的听差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不久就明白，首先，我不欢喜被人护送；其次，他自己也乐得到各种娱乐场所去溜达，这比待在数理系的前厅里愉快得多，在这里至多跟两个门房闲聊，彼此敬烟或独自吸烟。
为什么要派人护送我？彼得这人从年轻时起就往往接连几天喝得醉醺醺的，难道他能阻止我干什么不成？我看，父亲根本没考虑这些，他只是为了使自己安心，才采取这措施，它尽管毫无效用，终究是一种措施，正如人们并不信神，仍要斋戒一样。这特点属于我们传统的地主教育。七岁前，我得让人搀着手，才准上下室内的楼梯，因为那楼梯有些陡；十一岁前，我得由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用木盆给我洗澡；因此非常合乎逻辑，我这个大学生得有仆人护送，而在二十一岁前，我不准在十点半以后回家。直到流放时，我才真正获得自由，真正独立生活；如果没有流放，那套规矩说不定会一直继续到我二十五岁……三十五岁。
我像大多数在孤独中长大的、活跃的孩子一样，怀着满腔热诚，迫不及待地去拥抱每一个人，如醉似狂地高谈阔论，毫无顾虑，推心置腹地爱所有的人，这就自然而然从讲堂各处引起了热烈的回声，因为这里的青年几乎都是同一年纪的（我那时十七岁）。
那些明智的守则（对大家要彬彬有礼，不要不拘形迹，不要相信任何人）也像我们一进大学就与我们形影不离的那个思想（我们的理想将在这里得到实现，我们将在这里播下种子，奠定联合的基础）一样，都促进了我们的相互接近。我们深信，从这讲堂上将形成一支队伍，它将沿着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血迹前进，而我们也在这队伍中。
我们班级的年轻人是美好的。正是在这年纪，求知的渴望从我们心头一天天苏醒。教会中学的死记硬背，贵族子弟的懒散习气，同样消失了，然而德国功利主义还没有侵蚀我们，这种功利主义把人的积累知识看作土地的施加肥料，是为了增加收成。相当多的大学生不再把科学当成枯燥的，但也是必要的，取得八等文官头衔的捷径。他们考虑的问题与升官发财根本无关。
另一方面，科学兴趣还没来得及退化成空谈理论；科学不是把人与周围的苦难生活隔开，对它不加干预。这种与生活的共鸣，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我们与我们的同学在教室中公开谈论头脑中想到的一切；禁诗的抄本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禁书被加上了注解传阅。尽管这样，同学中没有一个告密的，没有一个奸细。有些青年胆小怕事，他们回避，躲开，但仍保持沉默。33
有一个没有头脑的孩子，他的母亲用皮鞭吓唬他，向他盘问马洛夫事件，他讲了一些。慈祥的妈妈（她是贵族和公爵夫人）马上求见校长，把儿子的密告作为他悔改的证明。这引起了公愤，人人责备他，终于使他没读完这一学年就退学了。
马洛夫事件也使我坐了禁闭，它是值得在这里谈一下的。
马洛夫是政治系一个愚蠢粗暴、不学无术的教授。学生藐视他，嘲笑他。
有一次学监在政治系的课堂上问学生：“你们系里有多少教授？”
“除了马洛夫有九位。”学生回答。
就是这个应该算在九位教授之外的教授，对学生越来越凶恶了，学生决定驱逐他。他们商量好以后，派了两个代表到我们系里，要我带领后备部队支援他们。我当即进行动员，号召向马洛夫开战。几个人跟我一起去了，我们到达政治系教室时，马洛夫已在讲课，他看到了我们。
每个学生脸上同样都露出了担心的神色，似乎怕他今天偏偏不讲一句粗暴的话。但担心很快过去了。挤得满满的课堂很不安静，到处是压低了嗓音的嗡嗡声。马洛夫开始训话，出现了用脚摩擦地板的声音。
“你们像一群马，是用脚表示自己的思想的。”马洛夫说，他大概以为，马是用大跑和小跑来思想的。于是教室中沸腾了，啸叫和嘘声响成一片，喊声不绝：“叫他滚，滚！赶走他！34”马洛夫脸色变得像一张白纸，拼命想叫大家安静，可是办不到，学生跳到了座位上。马洛夫悄悄走下讲台，缩紧脑瓜，挤出了教室。全班学生跟在后面，穿过学校的院子，把他一直送到街上，从后面把他的胶皮套鞋扔给了他。最后这个情况很重要，在街上事情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谁会想到这一点呢？
校务委员会慌了手脚，只得说服学区总监把事件私下了结，找几个闹事的学生或其他人关几天禁闭算了。这不失为明智的措施，否则，很可能皇上会派一个侍从武官来处理这事，侍从武官为了得十字勋章，势必把这事说成阴谋叛乱或暴动等等，建议把所有的人送去服苦役，然后由皇上恩赦，改为在兵营当兵。现在看见罪行已受到惩罚，德行已获得胜利，皇上于是下旨批准了学生的要求，罢免了教授。我们把马洛夫赶到校门口，他却把他赶到了校门外。在尼古拉的统治下，向来是败者必然倒霉35，但这一次我们不能埋怨他。
这样，处理开始了。第二天饭后，校长室的门房慢吞吞走来找我。这个白发老头儿，学生给他酒钱，他总是恭恭敬敬照收不误，真正当作供他喝酒的钱，因此平常喝醉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他从大衣袖头翻出一张字条，说这是“教长”交给他的，要我晚上七时去见他。接着，一个俄籍日耳曼男爵家庭出身的学生，脸色煞白，慌慌张张跑来找我。他也接到了同样的请柬，成了我带去的那些倒霉的牺牲者中的一个。他一开口就大骂我害了他，然后要我出主意，他该怎么讲。
“对一切尽量抵赖，矢口否认，只承认一点：吵闹的时候您也在教室中。”
“校长会问，为什么我不在自己的教室里，要跑到政治系去？”
“怎么为什么？您难道不知道，罗季翁·海曼36没有来上课，您为了不愿浪费时间，去听别的课了。”
“他不会相信。”
“信不信是他的事。”
我们走进大学院子的时候，我看看男爵：胖胖的面颊非常苍白，总之情况不妙。
“听着，”我说，“您可以相信，校长不会从您开始，一定从我开始；您只要换个方式照搬我的话好了。事实上您也没干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要忘记：为了闹事和撒谎，您至多给关几天禁闭；但是如果您胡说八道，在我面前牵连别人，我要告诉全班同学，让您不得安生。”
男爵应允了，忠实履行了诺言。
那时的校长是德维古布斯基37，一个典型的老古董，说得准确些，是莫斯科大火前，即1812年以前的老教授之一。这种人现在已经绝迹；一般说来，随着奥博连斯基公爵之离开学区总监的位置，莫斯科大学的家长制时期也结束了。在那个时期，学区对大学放任不管，教授上课不上课，学生到校不到校，都悉听尊便；学生到校也不穿轻骑兵军装似的制服，却打扮得奇形怪状，花花绿绿，戴着小鸭舌帽，连那一头少女似的鬈发也遮不住。教授分成两派，或者两类，彼此面和心不和；一派完全是德国人，另一派是非德国人。德国人中包括一些善良而学识渊博的教授，例如洛德尔、费谢尔、希尔德勃兰特和海姆本人38，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懂或不愿懂俄语，对学生漠不关心，满脑袋西方的雇佣思想，墨守成规，漫无节制地吸雪茄，胸前挂满十字勋章，从不取下。非德国人方面，他们除了俄语，不懂其他任何（活的）语言，国粹第一，迂阔浅薄，除了梅尔兹利亚科夫39一人，都没有地位，他们不是无节制地吸雪茄，却是无节制地喝酒。德国人大多毕业于格丁根大学40，非德国人大多出身于教士家庭。
德维古布斯基属于非德国人。他道貌岸然，据说有一个教会中学出身的学生来拿表格，竟然走到他面前请他给他祝福，还一直称他“校长神父”。然而另一个主要只受过世俗教育的学生，却把他画成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的猫头鹰。他不时到我们教室来，陪伴他的有时是系主任丘马科夫，有时是科捷利尼茨基41（他是管那只标明“医药用品”的柜子的，这只柜子不知为什么一直放在数理系教室里），有时是赖斯（他是因为他的叔父精通化学，才从德国聘来的，他上课用法语，把“灯心”念成“棉花棒”，把“毒品”念成“鱼”，而“闪电”一词的发音简直不知所云，以致许多人以为他在骂人）。这伙人一到，我们便睁大眼睛看他们，像看一堆刚出土的文物，阿本塞拉吉人42的末代子孙。他们是另一时代的代表，这个时代离特列季亚科夫斯基43和科斯特罗夫44比离我们更近；那是读赫拉斯科夫45和克尼亚日宁46的作品的时代，好好先生狄尔泰47教授的时代；这个狄尔泰养过两只狗，一只经常叫，另一只从来不叫，因而他非常公正地称前者为“多嘴婆娘”，后者为“怕死婆娘”。
但德维古布斯基决不是好好先生，他对我们气势汹汹，大发雷霆。我便向他胡扯一通，毫无礼貌，男爵也如法炮制，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得命令我们第二天早晨上校委会听候处置。我们在那里受了半小时的盘问、审讯，处分办法便呈交戈利岑公爵去批准了。
回到班级，我把学校最高法庭的审问表演给同学看，可我还没表演五六回，突然一天上课开始前，学监（当过俄军少校的法籍舞蹈教员）带着军士，手拿命令光临了：我被判处禁闭。一部分同学送我出去，院子中已聚集了一群年轻人；显然，我不是头一个给带走的。我们经过时，大家招手，挥帽子，校警向后推开他们，但他们不走。
牢房设在肮脏的地下室，我到达时那里已关着两个人：阿拉彼托夫和奥尔洛夫，安德烈·奥博连斯基公爵和罗森海姆关在另一间屋子，48一共六人因马洛夫事件受到惩罚。只准我们吃面包和水，校长送来一些汤，我们拒绝了，这做得很对；天刚黑，学校中没有人的时候，同学们就把干酪、野味、雪茄、葡萄酒和甜酒送来了。门岗很生气，唠唠叨叨，但拿到了几个钱，便把食物送了进来。半夜后，他走远一些，让几个同学进屋探望我们。我们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夜间吃喝，白天睡觉。
学区副总监帕宁是司法大臣的弟兄，一贯忠于自己近卫骑兵的习惯，一天夜间忽然想要巡视大学地下室的国家监狱。我们刚在一张椅子下点亮蜡烛，免得外边看见亮光，动手吃我们的夜间早餐，外屋蓦地响起了敲门声，不是那种要求看守开门的轻轻叩击，那种不是怕人听不到、倒是怕人听到的声音。不，这是权威的敲门声，是命令开门。守兵愣住了，我们赶紧把瓶子和几个同学藏进小储藏室，吹灭蜡烛，奔回各自的铺位。帕宁进来了。
“你们大概在吸烟吧？”他说，与打着灯笼、跟在背后的学监从浓浓的烟雾中露了出来。“他们从哪儿弄来的火，是你给的？”
守兵发誓没给。我们回答，我们身边带有火绒。学监答应把火绒和雪茄全部没收，帕宁便走了，没有发觉帽子的数目超过人数一倍。
星期六晚上，学监来宣布，我与另一位同学已可回家，其他的人要关到星期一。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要求学监让我留下。他退后一步，看了看我，姿态优美，神色威严，在芭蕾舞中，皇帝和英雄就是这样表现他们的愤怒的。他说了一句：“那您就待着吧。”便走了。最后这一越轨行为使我在家中受到的责备，比整个事件更多。
这样，我头一次不在父母家中过夜，而是睡在禁闭室中。不久我又尝到了另一种监禁的味道，那已不是八天，而是九个月，九个月以后也不是回家，而是流放。但这已是后话。
从此我在班级中获得了普遍的喜爱。本来大家公认我是好学生，马洛夫事件后，我像果戈理笔下的著名夫人49一样，成了一切方面都尽善尽美的好学生。
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学到什么，学得很好吗？我认为：“能。”与40年代相比，当时的教学贫乏一些，知识面也窄一些。然而大学不应该是科学教育的终点；它的责任是使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腿继续走路，是提出问题，启发思考。有些教授正是这样做的，如米·格·帕夫洛夫50，另一方面，卡切诺夫斯基51那样的人也是这么做的。何况使大学生得到发展的主要不是讲义和教授，而是年轻人之间的接触，思想的交流，学习的切磋……莫斯科大学尽了自己的责任；教授们曾以自己的讲课帮助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卡韦林52和皮罗戈夫53等人的成长，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打波士顿牌，更可以心安理得地长眠在九泉之下了。
但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怪物，一些叫人啼笑皆非的人物——从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丘马科夫到加夫里尔·米亚赫科夫54，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前者把普安索55教科书中的公式生搬硬套，以地主阶级随心所欲的特权任意增减字母，还把平方当作根，把X当作已知数；后者教的是世界上最硬性的科学——战术，由于经常与英雄事物打交道，他本人也具有了整齐的军人外表：纽扣直扣到咽喉上，领带没一丝皱纹；他讲课时像喊口令似的。
“诸位！”他大喊道，“注意，炮兵部队！”
这不是说他在指挥炮兵部队，不过是讲义上有这么一个标题。多么可惜，尼古拉没有视察过莫斯科大学，如果他看到米亚赫科夫，一定会提拔他当学区总监的。
至于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赖斯，这位先生讲的化学从没超出化学三大元素中第二个大元素氢的范围！他当上化学教授，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他的叔父研究过这门学问。叶卡捷琳娜皇朝末期，俄国去聘请这位老人，老头儿不肯来，便推荐了侄儿代替他……
我们一共念了四年大学，因为霍乱流行时期，学校整整停课一个学期。这四年中最大的事件便是霍乱，洪堡56的莅临和乌瓦罗夫57的来访。
洪堡从乌拉尔回来时，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在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这个协会的会员有大法官和省长等等，总之，是一些从来不研究自然科学，也不研究非自然科学的人。洪堡是普鲁士国王的宫廷大臣，沙皇又曾授予他安娜勋章，并下令免收材料费和证书费58，他的声望传进了这班人的耳朵。他们知道他登上过琴博腊索山峰59，居住过桑苏西宫60，因此决心不让自己在这位大人物面前出乖露丑。
时至今日，我们对待欧洲人和欧洲，仍像外省人对待帝京的居民一样，百般奉承，自叹不如，把每一差异当作缺陷，为自己的特点脸红，尽力掩饰，以致总是低声下气，模仿别人。原因在于我们给唬住了，还没有从彼得大帝的嘲笑，比龙的侮辱，德籍官僚和法国教师的蔑视下解放出来。西方人议论我们心口不一，奸诈阴险，把我们的面子观念和自我吹嘘当作了存心欺骗。在我们这里，同一个人可以有两副面孔：既准备与自由派握手言欢，也乐意充当正统的保王党人；这不是什么别有用心，只是出于恭敬，为了讨好别人。在我们的颅骨上，取悦于人61的结节特别发达。
德拉姆勋爵62有一次说：“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是真正的辉格党人，具有辉格党人的灵魂。”
德·弗·戈利岑公爵是可敬的俄国贵族，但他怎么会是“辉格党人”，根据何在，这我就不明白了。事实不过是：公爵到了晚年，想讨好德拉姆，因此把自己打扮成辉格党人。
在莫斯科和大学中，对洪堡的接待真是非同小可。总督，各种军政和非军政要员，枢密官，全都出席了，他们肩披绶带，穿上了全套官服，教授们也威风凛凛，身挂佩剑，腋下夹着三角帽。洪堡根本没料到这些，只是穿了一身金纽扣的藏青燕尾服来了，结果自然有些局促不安。从门口到自然科学家协会的礼堂，到处设下了埋伏：这儿是校长，那儿是系主任，这儿是初出茅庐的教授，那儿是即将退休、因而讲话慢条斯理的老专家，每个人都用拉丁文、德文、法文向他祝贺，而这一切都是在号称走廊的可怕的石隧道中进行的，在这里哪怕停留一分钟也非感冒一个月不可。洪堡对任何人都得摘下帽子，洗耳恭听，对每句话都得答复。我相信，他接触过的所有那些深红皮肤和青铜色皮肤的野蛮人，都不如莫斯科的接待那么使他暗暗叫苦不迭。
他走进礼堂，刚刚坐下，又得起立了。皮萨列夫总监认为有必要用俄语发布一份措辞简短有力的命令，表彰这位著名的旅行家阁下的丰功伟绩。接着，“军官”谢尔盖·格林卡63又操起1812年的嗓音，用嘶哑低沉的声调朗诵自己的诗歌，它是这么开始的：
洪堡——我们今天的普罗米修斯！64
洪堡本想谈一下他对磁针的观察，把他在乌拉尔所做的气象记录，与莫斯科人核对。可是校长偏偏捧了用彼得大帝的御发编结的古玩，请他鉴赏……艾伦伯格与罗泽65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讲了一下他们的发现。66
在非官方场合，我们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十年之后，莫斯科社交界对李斯特67的欢迎就一模一样。不错，德国人也为他做了不少蠢事，但在我们这儿性质完全不同。在德国，那是老处女的兴奋情绪，感伤心理，是撒鲜花68；在我们这儿却是对权威的顶礼膜拜，附庸风雅，是“久仰，久仰”。不仅如此，在这些捧场者心目中，倒霉的李斯特还成了风流倜傥的多情公子；闺阁名媛们包围着他，正如旅客在村道上套马时，农家孩子津津有味地围观他和他的马车、帽子……大家只听李斯特一人讲话，只与他一人谈话，只回答他的问话。我记得，一次晚会上，霍米亚科夫为我们可敬的公众红了脸，对我说：
“让我们来争论一个什么问题吧，好叫李斯特知道，这屋里不是所有的人都给他迷住了。”
我们的夫人们可以引以自慰的只是：英国妇女也这么挤来挤去凑热闹，站在一些名流面前问长问短，例如科苏特69，还有加里波第70等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但是谁想向英国女人和她们的丈夫学什么优美的风度，他活该倒霉！
第二位“著名的”旅行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今天的普罗米修斯”，只是他不是从朱庇特71那儿，而是从人那儿窃走了光。这个普罗米修斯没有得到格林卡的讴歌，但是普希金为他写过致卢库卢斯的书翰诗72，此公就是国民教育大臣谢·谢·乌瓦罗夫（那时还不是伯爵）。他懂得的语言之多，知识之广博，足以使我们瞠目结舌。作为真正的学店老板，他通晓各门学科的样品，它们的牌号标记，或者不如说皮毛。在亚历山大皇朝时期，他用法文写过一些自由主义小册子，后来又与歌德用德文通信，讨论希腊文化。当上大臣之后，他大谈4世纪的斯拉夫诗歌，卡切诺夫斯基只得向他指出，那时我们的祖先正在与熊搏斗，还谈不到讴歌萨莫色雷斯岛73的神仙和仁慈的君主。他把歌德的信随身携带，当作营业执照。在信上，歌德对他作了极为有趣的赞美：“您不必为您的文体表示歉意：您达到了我所望尘莫及的水平——您忘记了德文文法。”
这位当上了二等文官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74，发明了一套新的考试制度。他命令选拔优秀学生代替教授讲课，哪门课学得好就讲哪门，每人一课。系主任当然挑选最大胆的学生。
这样的讲课继续了整整一周。学生必须对自己这门课的全部内容作好充分准备，由系主任抽签决定谁讲什么。乌瓦罗夫请来了全莫斯科的显贵。修士大司祭和大法官们，总督和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所有的人都到场了。
我预定要在洛韦茨基75面前讲矿物学——现在他已经死了！
我们的老人兰热隆在哪儿！
我们的老人本尼森在哪儿！
你已经不在人世，
你也已不见踪影！76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洛韦茨基生得粗犷高大，行动迟缓，大嘴巴，四方脸，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的豆绿色大衣有几层大小不一的领子，有些像第一执政时期77的式样。他在走廊上已脱下大衣，还没跨进课堂，便用平稳冷漠的声调（与他讲授的矿石非常相配）讲了起来：“在上一堂课中，我已把有关硅石的必要知识讲完。”然后坐下，继续道：“现在讲矾土……”他为记载矿石的性能创造了一套格式，它们千篇一律，从不改变，以致有些性质只能采取否定的记载：“结晶状况——不能结晶，用途——毫无用途，益处——毫无益处，只对机体有害……”
然而他也有他的诗和道德规范。每逢他给我们看人造宝石时，讲完怎么制造它们以后，总要附带说一句：“然而，诸位，这是欺骗。”在农业方面，他认为如果公鸡“喜欢啼，追逐母鸡”，这是好的公鸡，是有道德的；公羊如果“膝上无毛”，这是它属于贵族的特征。他还会娓娓动听地描摹苍蝇怎样讲话，怎样在晴朗的夏天沿着树干散步，沾满一身树脂，于是便取得了琥珀的色彩；每次还得补充一句：“诸位，这是拟人法！”
系主任叫我出去的时候，听众已经有些困了；两堂莫名其妙的数学课，把大家弄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乌瓦罗夫要求讲得生动一些，讲课的学生得有“善于表达的舌头”。谢普金78指了指我。
我走上讲台。洛韦茨基坐在旁边一动不动，两手搭在膝上，像门农或俄赛里斯79，但心中在担忧……我小声对他说：
“我能在您面前讲课，感到很荣幸，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战士出征的时候，不要吹牛……”德高望重的教授斩钉截铁地回答，嘴唇微微翕动，没有看我。
我差点笑出声音，但抬头向前一望，眼睛就发花了，我觉得脸色发白，舌头干燥。我从未在大庭广众中讲过话，可现在课堂上坐满了同学，他们都对我抱着希望。在讲台下，桌子后面坐着一排“社会名流”，还有本系的全体教授。我念了我拿到的题目，声音很不自然：“关于结晶，它的条件、规律和形态。”
我正在考虑怎么开始，头脑中闪过了一个幸运的思想：如果我讲错了，教授们可能发现，但不会出声，至于别人，他们自己一窍不通，而同学们，只要我不在中途出丑就成了，因为他们喜欢我。于是我以阿维、维尔纳和密切利希80的名义，开始讲课了，最后用哲学推理结束这堂课；我始终面对学生，以学生作对象，而不是以教育大臣作对象。同学和教授纷纷跟我握手祝贺。乌瓦罗夫把我介绍给戈利岑公爵，但我只听到几个元音，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乌瓦罗夫说要给我一本书留念，可从未送来。
我第二次和第三次上台，与这已完全不同。1836年，我在维亚特卡的绅士淑女和秋法耶夫81面前，扮演“乌加尔”，宪兵上校的妻子扮演“马尔法”。82我们排练了一个月，然而当前奏曲结束，死一般的沉寂降临，幕布可怕地动了几动，开始升起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怦怦乱跳，手有些发抖。我与马尔法在侧幕后面等待开场，她那么可怜我，或者那么担心我把戏搞糟，因此给了我一大杯香槟酒，但喝了酒我还是毫无起色。
多亏国民教育部大臣和宪兵上校的关照，我在伦敦波兰人大会83上发言时，就不再神经紧张，由于爱面子而羞涩不安了。这是我第三次登台表演，退职的大臣乌瓦罗夫已由退职的部长赖德律-洛兰84所代替。
但是，大学时代的回忆讲得太多了吧？我怕这是因为我老了，才对它们如此喋喋不休；现在，我只想就1831年的霍乱再谈几点细节。
霍乱这字眼今天在欧洲已经并不陌生，在俄国甚至家喻户晓，以致有一位爱国诗人，把霍乱称为尼古拉一世的唯一忠实伙伴，可那时它还是首次在北方流行。骇人的传染病沿着伏尔加河向莫斯科进逼，弄得人心惶惶。夸大的谣言使大家充满恐怖，谈虎色变。疫病发展变幻莫测，有时停顿，有时跳跃前进，似乎已绕过莫斯科，可突然又传出了可怕的消息：“莫斯科发现了霍乱！”
早晨政治系一个学生感到恶心，第二天在校医院死了。我们赶去看他的尸体。他瘦了，像生了一场大病，眼窝塌陷，脸变了形；他旁边躺着夜间得病的门房。
学校宣布，它已奉命关闭。在我们系中，这命令是由工艺学教授杰尼索夫宣读的；他忧心忡忡，可能非常害怕。第二天傍晚他也死了。
我们从各系向校部的大院子汇集，这群在瘟疫面前奉命疏散的年轻人有些依依惜别。大家脸色苍白，心情异常紧张，许多人惦记着亲戚朋友。我们与官费生（按检疫措施，他们与我们隔开了）告别以后，便三三两两各自回家。在家中，大家遇到的是醋酸和漂白粉的臭味，吃的是规定的饮食；即使没有氯气和霍乱，单单这种饮食就足以使人病倒了。
奇怪的是，这个悲惨的时期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庄严的印象。
莫斯科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平时看不到的公共精神赋予了它新的生命。马车减少了，悲伤的人群聚集在十字街头，谈论着下毒的人。运载病人的车子在警察的护送下缓缓驶过；人们站在两旁，让装满尸体的黑色大车通过。疫情公报一天发布两次。城市封锁了，就像爆发了战争；一个可怜的教堂执事在偷偷过河时给哨兵开枪打死了。这一切使人们提心吊胆，对疫病的恐怖取代了对权力的恐怖，居民怨声载道，不祥的消息接连不断：某某人病了，某某人死了……
总主教下令全市举行祈祷。在同一天同一时间，神父们手执神幡，在各自的教区巡行。惊慌不安的居民汇集街头，在神父们经过时赶紧匍匐在地，含着眼泪祈求赦罪。本来跟上帝不拘形迹的教士，也变得严肃和虔诚了。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走向克里姆林宫；那儿的广场上，总主教在无数高级教士的陪同下，正跪在地上祈祷：“我父呀，求你叫这杯离开吧。”85六年前，就在这个地点，他曾为十二月党人的惨遭杀害而感谢过上帝。
菲拉列特是一个反政府派主教，他为了什么反对政府，我始终不明白。除非是为了他个人。他聪明，有学问，精通俄语，成功地把教会斯拉夫语引进了俄语；但这一切都不可能给他任何理由，使他成为反对派。人民不喜欢他，称他为共济会员，因为他与亚·尼·戈利岑公爵关系密切，于圣经会86炙手可热的时期在彼得堡替它做过宣传。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禁止读他的《教义问答》。他为人专横，属他管辖的教士都怕他。看来，他与尼古拉的彼此仇恨，正是由于互不服气。
菲拉列特善于狡猾而巧妙地贬低世俗权力，他的讲道流露出一种模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那种拉科代尔87和其他有远见的天主教徒所传播的信仰。菲拉列特从主教的崇高讲台上宣称，人从来不可能是别人的合法工具，人与人之间只能是相互服务的关系。这话是他在一个半数是奴隶的国家中讲的。
在麻雀山流放罪犯的临时羁押站上，他对囚犯们说：“世俗的法律审问你们，放逐你们，可是教会赶来找你们，希望再对你们讲一句话，再为你们祈祷，祝福你们路上平安。”然后，他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又说：“你们受了惩罚，已勾销了过去的罪孽，面临着新的生活，可是在其他的人们中间（看来，这其他人除了官吏，都并不在场）还有着更大的罪犯。”他举了与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作例子88。
在为霍乱举行的祈祷中，菲拉列特的讲道超过了他以前所讲的一切；它的内容是说，上帝为了惩罚大卫，派天使找他，要他从战争、饥荒和瘟疫中选择一种，大卫选择了瘟疫。89皇上一到莫斯科就勃然大怒，派宫内大臣沃尔孔斯基公爵去把菲拉列特大骂了一顿，还威胁他，要把他送往格鲁吉亚当主教。大主教只得低头认错，向各教堂发了新的指示，说明第一次讲道文绝非影射笃信宗教的皇上，大卫——这是我们自己，罪孽深重的我们。理所当然，那些本来不理解它的意义的人，现在也恍然大悟了。
莫斯科总主教就这样起了反对派的作用。
祈祷正如漂白粉一样，并不能制止霍乱的传播；疫情仍在蔓延。
1849年霍乱最猖獗的时期，我一直留在巴黎。它来势凶猛，可怕极了。六月的炎热更助长了它的气焰，穷人像苍蝇一样死去，市民们纷纷逃离巴黎，其余的人闭门坐在家中。政府忙于全力应付革命者，不想采取切实的措施。捐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贫苦的劳动者只得听天由命，医院没有足够的病床，警察所没有足够的棺木，在挤满各种人家的房子里，尸体停在室内往往两三天无法掩埋。
莫斯科不是这样。
那时的总督是德·弗·戈利岑公爵，这人软弱，但是正直，有见识，很得人心，他召集莫斯科上层人物，按照家常办法，即在没有政府特别参与的情况下，安排好了一切。当地的知名人士——富裕的地主和商人，组成了委员会，每个委员分别负责莫斯科的一个区域。几天内开办了二十家医院，没有花政府一文钱，一切都靠捐款。商人捐献了医院必需的一切——被子，床单，防寒衣服，供应正在康复的病人。青年人义务担任医护工作，免得捐款一半落进办事人员的腰包。
大学没有袖手旁观。整个医学系，包括学生和医师，都向霍乱委员会报了名，听候调遣。他们被分派到各医院，直至瘟疫结束没有离开。三四个月中，这些优异的年轻人在医院中担任了主治医师、医士、看护和办事员——这一切都是没有报酬的，而且正是在人心惶惶、最害怕传染的时期。我记得，有一个小俄罗斯学生90，好像名叫费茨赫拉罗夫，霍乱开始时，因家里有重要的事请了假。在学期中间，假期是很难批准的，他好不容易请准了假，正准备动身。就在这时，学生们分头向各医院出发；这个小俄罗斯人把准假单揣进口袋，随大伙儿一起走了。等他离开医院时，请假单早已过期，他却毫不介意，一笑置之。
莫斯科外表上昏昏沉沉，萎靡不振，光知道闲谈、祈祷和结婚，其他什么也不管，可是一旦必要，它就会蓦地醒来，在暴风雨君临俄罗斯上空的时候挺身而出，无所畏惧。
1612年它在血泊中与俄罗斯结合91，1812年的战火更使它们熔合在一起。
它向彼得低头，因为俄国的未来握在他残忍的手掌中。但是它怀着怨恨和蔑视，在自己的城墙内接待那个被丈夫的鲜血染红的女人92，那个不知悔改的麦克白夫人93，不属于意大利血统的露克兰修·博尔吉亚94，德国种的俄国皇后，以致她只得蹙紧眉头，噘起嘴唇，悄悄离开了莫斯科。
拿破仑也是紧锁双眉，噘起嘴唇，在德拉戈米罗夫城门等待莫斯科的钥匙，焦急不安地玩弄他的烟嘴，揪他的手套的。他不习惯独自走进别国的城市。
但是莫斯科没有向他低头，95
正如普希金所说，它送给他的是一场大火。
霍乱来了，这个人民的城市又变得情绪激昂，充满活力了！
1830年8月我们去瓦西里耶夫庄园，照例在彼尔霍什科沃村的拉德克利夫式城堡96稍事逗留，吃了饭，喂了马，再继续赶路。巴凯已把毛巾束到腰上，喊了声“走！”突然一个人骑了马飞驰而来，做手势要我们停下。这是参政官的前导马驭者，他满身灰尘，汗流浃背，从马上一跃而下，递给我父亲一封信。这封信带来了七月革命的消息！——两份《辩论日报》97附在信内，我把它们读了一百遍，甚至都背得出了；这时我在乡下第一次感到了寂寞。
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形势迅速向前发展。查理十世98那消瘦的身体刚隐没在圣卢德宫的雾影中，比利时燃烧起来了99，“平民国王”100的宝座开始动摇，一股热烈的革命气息吹进了舆论和文学。小说，诗歌，戏剧——一切重又成了宣传和斗争的工具。
法国革命戏剧的舞台装置和布景，那时的我们还一无所知，因此对一切都信以为真。
谁希望知道，七月革命的消息对年轻一代的强烈影响，他不妨听一下海涅的话。海涅在赫尔戈兰岛听到这事后写道：“异教的大神潘死了。”101这不是虚假的热情：三十岁的海涅正如十八岁的我们一样，被它所吸引，为它而陶醉。
我们密切注视着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注视着震惊人心的问题和激昂慷慨的回答，注视着拉斐德将军和拉马克将军102；我们不仅熟知，而且热爱当时的一切活动家（当然是激进的活动家），珍藏着他们的肖像，从马纽埃尔和邦雅曼·贡斯当起，到杜邦·德雷尔和阿芒·卡雷尔为止103，都在我们的关心之中。
在这热火朝天的时代，突然一声巨响，像一颗炮弹在我们身旁爆炸，传来了华沙起义的消息。这已经并不遥远，是在自己家里，我们噙着热泪，互相凝望，反复吟哦心爱的诗句：
不，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104
我们为狄比奇105的每一挫折而欢呼，不相信波兰人的失败；我立刻在我的圣像壁上增加了塔杜什·柯斯丘什科106的画像。
就在这时期，我第二次见到了尼古拉，他的脸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贵族为他举行一次舞会，我正好站在大厅上面的回廊中，可以尽量观察他。他那时还没留胡髭，相貌显得年轻，但是与加冕典礼时相比，脸部的变化是惊人的。他站在圆柱旁边，凶恶地、冷漠地凝视着前方，可是没有看任何人。他瘦了。从这张脸上，从这对铅一般的眼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波兰以至俄国的命运。他觉得震惊，害怕，他怀疑107王位的巩固，准备为他所受的痛苦、恐怖和疑虑进行报复。
征服波兰之后，这个人把郁积的仇恨全部发泄出来了。不久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从他登基起就布置在大学周围的特务网开始收紧了。1832年，我们系的一个波兰学生突然失踪。他是靠官费派来求学的，因此违反他本人的志愿，给安排在我们班上。我们认识他以后，发现他为人谦逊，性情忧郁，我们从未听他说过一句尖刻的话，但也从未听他说过一句软弱的话。一天早晨他没来上课，第二天也没来。我们开始打听，官费生们暗中告诉我们，夜里有人找他，把他带到了办公室，然后又派人来取走了他的信件和物品，并禁止大家议论这事。一切便这么结束了，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从此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108
过了几个月，教室中突然传出消息：夜里几个同学被捕了，他们中间有科斯捷涅茨基，科尔列伊夫，安东诺维奇等等。我与他们很熟，这都是相当好的青年。科尔列伊夫是新教牧师家庭出身，一个很有天赋的音乐家。为了审问他们，成立了军法委员会，这就是说，他们已注定了灭亡的命运。我们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将遭遇的一切，但开头他们也杳无音讯。一场摧毁新生幼苗的风暴正在到来。我们不仅意识到了它的临近，还听到和看到了它，互相靠得更紧了。
危险使我们兴奋的神经更加激昂，使我们的心跳得更猛烈，彼此之间的爱也更炽热了。我们起先一共五个人109，就在这时我们又认识了帕谢克110。
对我们说来，瓦季姆身上有许多新东西。我们大家只有细小的差别，每人的发展过程是相似的，那就是除了莫斯科和乡村，什么也不知道，读的是相同的书，接受的是同样一些教师的教育，在家庭或大学宿舍中长大。瓦季姆出生在西伯利亚，他的父亲是流放到那里的，他从小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教育他的是他父亲，他在多子女的大家庭中长大，经常饥寒交迫，但是无拘无束，十分自由。西伯利亚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这是与我们的外省生活全然不同的；他绝不那么庸俗和浅薄，相反，具有较强的体魄和较成熟的毅力。与我们相比，瓦季姆像野生的树苗。他的勇敢属于另一类型，与我们的不一样，那是巨人式的，有些显得桀骜不驯；对苦难生活的贵族式蔑视，在他身上养成了一种特殊的自尊心；但他对别人完全能真诚相爱，也能不惜一切地献出自己。他无所畏惧，甚至有些冒失。单凭出生在西伯利亚，又是在流放者家庭中长大这一点，他就比我们高出一头，因为他不怕西伯利亚。
瓦季姆从父亲的血液中带来了对专制制度的刻骨仇恨111，与我们一见面，就把我们当作知心朋友。我们很快接近了。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在我们的圈子里，本来不存在客套和所谓适当的谨慎这类东西。
“凯切尔112这人你听到很多了，你想认识他吗？”瓦季姆对我说。
“当然想。”
“明天你来，晚上七点，但不要迟到，他会来找我。”
我去了，瓦季姆不在家。一个魁梧的男子正在等他，那张脸是富有表情的，眼镜后射出威严而善良的目光。我取了一本书，他也取了一本书。
“您……您是赫尔岑吧？”他说，一边打开了书。
“是的，您是凯切尔？”
谈话开始了，我们越谈越起劲……
“对不起，”凯切尔粗鲁地打断了我的话，“请原谅，请用‘你’称呼我。”
“让我们都用你。”
从这个时刻（大概在1831年底）起，我们就成了不可分离的朋友，也是从这个时刻起，凯切尔的愤怒和慈爱，笑容和叫喊声，在我成长的各个阶段，在我一生的所有事件中，便一再出现了。
与瓦季姆的结识，给我们的“扎波罗热营地”113带来了新的因素。
我们像以前一样，大多在奥加辽夫家集会。他的父亲在乡下养病，长期住在奔萨省的田庄上。他独自住在家中底层，他的家在尼基塔门附近，离大学不远，大家特别喜欢到那里去。奥加辽夫有一种磁石似的吸引力，在一群萍水相逢的原子中，只要这些原子之间存在共同性，他就能成为它们结合的第一根磁针。他这样的人不论出现在哪里，总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机体的心脏。
他的房间明亮，舒适，糊着金黄条纹的朱红壁纸。屋里终日弥漫着雪茄的烟雾，热糖酒的香味，以及其他……我想说其他食物和饮料，但只得住口，因为除了干酪，几乎什么食物也没有。就是在这样一个极端大学生化的地方，我们通宵辩论，有时通宵喝酒。可现在除了它，又有一处地方越来越变得可爱了，我们在那里几乎是头一次懂得了家庭生活的意义。
我们谈话时，瓦季姆往往中途退席回家。他离开姊妹和母亲太久，便会感到寂寞。我们整个身心都沉醉在同学的友谊中，不理解他怎么会把自己的家看得比我们更重要。
他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家。这家中的一切都留下了沙皇降临过的痕迹，它昨天刚从西伯利亚归来，受尽了灾难和折磨，但仍保持着自己的尊严——这不是每一个受难者都能做到的，只有在不幸的遭遇面前经得起考验的人才会这样。
这家的父亲在保罗一世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告密被捕，起先关在施吕瑟尔堡，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永久居住。亚历山大赦回了几千名被疯狂的父亲放逐的人，却忘了帕谢克。他是另一个帕谢克的侄儿，那人因参与杀害彼得三世有功，后来在波兰各省当总督114。帕谢克有权索回已被别人侵占的一部分遗产，这些别人便设法把他留在西伯利亚。
关在施吕瑟尔堡时，帕谢克娶了当地警备部队一位军官的女儿。年轻的姑娘知道前途是黯淡的，但没有被流放吓住。起先他们在西伯利亚艰苦度日，变卖了所有的杂物，但是可怕的贫困还是不可抗拒地到来，家庭人口增多更使它加快了步伐。穷苦，劳累，缺少寒衣，有时还缺乏最低限度的食物，但他们终于熬过来了，养大了一大群小狮子。父亲传给他们坚强不屈的高傲性格，对自己的信心，把一生的苦难经历讲给他们听，以自己作榜样教育他们，而母亲靠自我牺牲和辛酸的眼泪哺育了他们。姊妹们的英勇坚定，不亚于弟兄们。我们可以大胆使用这句话：这是一个英雄的家庭。他们为彼此忍受的一切，他们为家庭所做的一切，都是难以置信的；他们始终高昂着头，没有屈服。
在西伯利亚，三个姊妹只有一双鞋；她们出门才穿鞋，免得别人看到她们的寒碜样子。
1826年初，帕谢克获得了回俄国115的许可。这时是冬季。这么一家人，没有外套，没有钱，要从托博尔斯克省动身，可不容易啊，但另一方面，又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去——流放期满之后仍待在原地是更难忍受的。这些人历尽艰辛，在漫长的道路上跋涉；一个农妇在母亲患病期间，给一个孩子喂过奶，现在拿出了自己好不容易积攒的几个钱，供他们作路费，只要求带她一起走。驿站让他们免费搭车，或者只付很少的钱，把他们送到了俄国边境。一家人几个坐车，几个步行，年轻的轮流走路。就这样，他们穿过冰天雪地，越过乌拉尔岭，到了莫斯科。莫斯科是这些青年人向往的地方，是他们的希望，可是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却是饥饿。
政府赦回了帕谢克一家，但没有想到发还他们的家产。多年的劳累穷困摧残了父亲的健康，他病倒了；全家人吃了上顿不知下顿。
当时尼古拉正在庆祝登基大典，宴会接连不断，莫斯科像布置得庸俗不堪的舞厅，到处张灯结彩，盛装艳服……两个姐姐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便写了一份给尼古拉的申请书，陈述家庭的困难，要求重新审查案件，发还庄园。早晨，她们偷偷离开家，走到克里姆林宫，挤到前面，等候“万众钦仰、奉天加冕”的皇上。当尼古拉走下红色台阶时，两个姑娘悄悄跨前几步，举起申请书。他扬长而过，装作并未看见；一个侍从武官收下了呈文，警察把她们带进了看守所。
尼古拉当时才三十来岁，已能这么无动于衷。这样的冷漠和沉着是普通的小人物才有的，那是出纳员和庶务员的性格。我常在邮局的营业员、戏院和火车的售票员身上，发现这种不可动摇的坚定精神，这些人经常受到干扰，每分钟都有人打搅，他们才需要学会这套本领，对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这位专制政权的司务长干吗也要学这一套，为什么他不能耽搁一分钟的时间呢？
两个姑娘在看守所待到了晚上。她们又害怕又委屈，含着眼泪要求警察所长放她们回家，因为家里不见她们回去，必定惊慌不安。那份申请从此没有下文。
父亲再也不能支持，他吃够了苦，死了，留下几个孩子和母亲一天天挣扎下去。生活越困难，儿子们也越勤奋；三个人以优异的成绩读完大学，得了学位。两个哥哥去了彼得堡；两个成了杰出的数学家，一个进了海军，一个当了工程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教课，节衣缩食，挣钱寄回家中。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那位老母亲，她穿件黑罩衫，戴顶白包发帽，消瘦苍白的脸上布满皱纹，从外表看，她比实际老得多；只有眼睛年轻一些，显得那么亲切，仁慈，温厚，这是一双流过太多泪水的眼睛。她爱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她的财富，她的荣誉和她的青春……她经常向我们反复念他们的信，怀着神圣深厚的感情谈论他们，声音轻轻的，有时不太平静，由于克制着眼泪，有些发抖。
每逢他们全家在莫斯科团聚，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尽管吃的是家常便饭，老太太还是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在桌边打转，忙这忙那，有时站住一会儿，端详一下自己的年轻人，神态那么自豪，那么幸福，然后抬头看我一眼，似乎在问：“他们多么好呀，难道不是吗？”这时我多么想扑在她的颈上，吻她的手啊！何况即使从外表看，他们也确实是非常美好的。
这时她是幸福的……为什么她不在这么一次吃饭的时候死去呢？
两年之内她失掉了三个最大的儿子116。一个是在胜利和赞美声中光荣牺牲的，甚至敌人也表示钦佩，然而那是为了与自己无关的事——这位年轻的将军是在达尔戈附近作战时被切尔克斯人杀死的。桂冠不能医治母亲的心……另外两个甚至不能好好死去，沉重的俄国生活压在他们身上，终于摧毁了他们。
可怜的母亲！可怜的俄罗斯啊！
瓦季姆死于1843年2月，他临终时我在场，这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位好友的去世，我看到了死亡的难以泯灭的恐怖，它那不可理喻的偶然性，那没有道德和正义可言的盲目性。
死前十年，瓦季姆与我的表姐117结了婚。我是婚礼中的男傧相。结婚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使我们疏远了一些。他在家庭中是幸福的，但家庭以外的生活并不顺利，事业也毫无进展。我们被捕前不久，他去了哈尔科夫，那里有一所大学聘他任教。他的离开使他避免了坐牢的厄运，但他的名字没有逃过警察的耳朵。大学把他解聘了。学区副总监向他承认，他们收到了公文，根据这公文，政府知道他与不法分子有联系，因此不能聘他教课。
瓦季姆失业了。失业就是失去面包，这是他的维亚特卡。
我们被流放了。跟我们来往的人是危险的。贫困痛苦的年代临到了他头上；为了勉强糊口，他战斗了七年，与粗暴残忍的人打交道，受尽侮辱，而朋友远隔万水千山，不可能互相帮助。充沛的精力就这样消耗完了。
后来他的妻子告诉我：“有一次我们的钱都花光了，前一天我想弄十来个卢布，但怎么也弄不到；可以借钱的地方都借遍了。店铺再也不肯赊账，非付现钱不可。我们老是担心，明天孩子们吃什么？瓦季姆坐在窗口，一筹莫展，后来站起来，拿了帽子，说他想出去走走，我看他心事重重，有些害怕，但希望他出外散散心。他走后，我扑在床上痛哭，哭得很伤心，后来开始考虑怎么办；一切稍微值钱的东西（戒指、汤匙之类）早已抵押了；只有一条出路：去找我娘家，恳求他们那傲慢冷漠的援助。这时，瓦季姆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溜达，走到了彼得罗夫林荫道。路过希里亚耶夫118的铺子时，他头脑中忽然闪过一个思想：他的书有没有卖掉一本？五天前他去问过，但一无所得。他惴惴不安地跨进店堂，希里亚耶夫一见他便说：‘您来得正好，彼得堡的代理人有信来，您的书卖了三百卢布，您要用钱吗？’希里亚耶夫数了十五个金币给他。瓦季姆高兴得发疯似的，一见饭店便进去买食物，还买了水果和一瓶酒，神气活现坐了出租马车回家了。我那时正在剩下的清汤中掺水，预备给孩子吃，也留一些给他，骗他说我已吃过，谁知他忽然捧了一瓶酒，一包食物，像有的时候那样，高高兴兴回来了……”
说到这里她哭了，再也说不下去……
流放回来之后，我在彼得堡与他匆匆见过一面，发现他变得多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正如没有放下佩剑的战士，感到自己已遍体鳞伤。他显得沉默寡言，疲惫不堪，眼睛无神地望着前面。1842年我在莫斯科见到他也是这样；他的境况有了若干改善，他的著作得到了好评，但这一切都太晚了，这是波列扎耶夫的肩章119，科尔列夫的被赦120——不是沙皇的恩赦，是俄罗斯生活发展的结果。
瓦季姆消瘦了，1842年秋季发现他患了肺病——这种骇人的疾病，我还得再看到一次。121
他死前一个月，我怀着恐怖发觉，他的思维能力衰退了，减弱了，仿佛蜡烛即将熄灭，屋子变得昏暗无光了。不久他的谈吐枯涩了，要费很大力气寻找词句，往往只能发出几个近似的语音，后来他几乎不再讲话，只关心自己的药，问一声是不是该吃药了。
2月一个夜间，三时左右，瓦季姆的妻子派人来叫我。病人已垂危，他要见我。我走到床前，拿起他的手，他的妻报了我的名字。他很疲倦，望了好久，认不出我，又闭上了眼睛。孩子们给带到他面前，他看看他们，似乎也不认识。他的喘息变得困难了，安静几分钟以后，他突然带着嘶叫发出了一声长叹；附近的教堂这时传来了钟声，瓦季姆静静听着，说道：“现在是晨祷的时候啦。”从此他再没讲一句话……妻子跪在死者的床边啼泣；一个忠厚善良的大学同学最近一直在帮忙照料他，这时赶紧搬开放药的桌子，卷起窗帷……我走出房间，院子里寒冷、清朗，初升的太阳照得雪地亮晶晶的，仿佛出现了什么喜事。我去选购棺材了。
我回来时，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小屋；按照俄国习俗，死者给移到了客厅桌上，稍远处坐着他的朋友画家拉布斯122，正含着眼泪用铅笔勾下他的遗容。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合抱着手，露出无尽的忧伤，默默站在死者身旁。任何美术家都塑造不出这么崇高而深刻的《哀悼》。这女人年纪不轻了，但还保持着一种严峻端庄的美；她披着一件银鼠皮镶里的黑丝绒长斗篷，一动不动地立着。
我停在门口。
静寂持续了两三分钟，突然她俯下身子在死者额上重重吻了一下，说道：“永别了！永别了，我的朋友瓦季姆！”然后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了里屋。拉布斯还在画，向我点点头；我们不想讲话，我默默坐到窗边。
这妇人是为12月14日事件流放的扎哈尔·切尔内绍夫伯爵的妹妹叶·切尔特科娃123。
西蒙诺夫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梅尔希杰克主动提出，要让瓦季姆葬在他的修道院中。梅尔希杰克是普通木匠出身，狂热的分裂派教徒，后来皈依正教，当了修士，成为修道院长，最后当了修士大司祭。尽管这样，他仍保持着木匠的本色，就是说没有失去良心、宽阔的肩膀和红润健康的脸色。他认识瓦季姆，重视他对莫斯科历史所作的研究。
死者的遗体抬到修道院门口，大门开了，梅尔希杰克率领全体修士低声唱着忧郁的赞美诗，把受难者的简陋灵枢迎进了墓园。离瓦季姆的坟墓不远，安眠着我们所宝贵的另一个人的遗骸，那便是韦涅维季诺夫124的坟墓，墓碑上写着：“他历尽风霜，而一生又如此短促！”瓦季姆也度过了多灾多难的一生！
命运对此还不满足。真的，为什么年老的妈妈如此命长？她看到了流放的终结，看到了孩子们那青春焕发的年代，那才能的光芒，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谁珍惜幸福，谁就得及早辞别人间。世上无持久的幸福，正如没有永不融化的冰雪一样。
瓦季姆的大哥在季奥米德战死后几个月也死了；他得了感冒，没有及时治疗，以致受尽折磨的身体支持不了。他还不满四十岁，但他已是最年长的一个。
这三具棺木，三个朋友，在身后留下了漫长的黑影；送殡的黑纱和香炉的烟雾，笼罩了我青年时代的最后一些岁月……
几个同学被捕之后，过了大约一年，审判结束了。他们的罪名是（正如后来之于我们，将来之于彼得拉舍夫斯基125小组成员一样）企图组织秘密团体，发表犯法的言论。为此他们被送往奥连堡当兵。一个被告得到了尼古拉的另眼相看，那就是孙古罗夫126。他已经毕业，踏进社会，结了婚，有了子女；他被判褫夺公权，流放西伯利亚。
“几个青年学生干得成什么？还不是白白葬送了自己！”这话是有道理的，持这种论调的人对我们后一代俄国青年的明智应该感到满意。在孙古罗夫事件及继之而来的我们的事件之后，直到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这中间经过了平静的十五年，正是这十五年使俄国几乎一蹶不振，也正是这十五年毁灭了两代人：年老的一代胡作非为，虚度一生；年轻的一代从小即被毒害，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它那醉生梦死的代表者。
十二月党人之后，建立团体的一切企图事实上均未成功；力量的贫乏，目的之不明确，说明必须采取其他途径——内部的准备工作。事情确实如此。
但是在理论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看着千百名波兰人戴着脚镣手铐走过弗拉基米尔大道127，看着农奴制度的现状，看着一位名叫拉什克维奇的将军在霍登广场上把士兵鞭打致死，看着大学生们突然失踪，而能无动于衷的青年，我们还可以向他们期望什么呢？为了这一代人精神上的净化，为了给未来提供保证，他们必须愤怒，必须不顾一切，视死如归。对十六七岁的孩子的残酷惩罚，是惊心动魄的一堂课，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锤炼；伸向每人头上的野兽的利爪来自没有心肝的胸膛，它早已惊醒了桃色的梦，那种认为会对青年发善心的幻想。玩弄自由主义词句是危险的，从事秘密活动更是不可想象。一滴不小心为波兰洒下的眼泪，一句大胆说出的话，可以换来几年的流放，特务的迫害，甚至单人牢房。但正因为如此，这些说出的话，这些流出的眼泪，才格外重要。有时青年人会因而丧生，但他们死了，为解开俄罗斯生活的斯芬克司之谜128而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仅不会中止，而且会证明它的憧憬是完全正当的。
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的名字已列入秘密警察的黑名单。蓝色的猫129玩弄老鼠的第一场戏就这么开始了。
判罪之后，年轻人得押送到奥伦堡，他们没有车坐，也没有足够的寒衣，于是奥加辽夫在我们的小组内，伊·基列耶夫斯基130在自己的小组内进行募捐。所有判刑的人都没有钱。基列耶夫斯基把募集的钱送交城防司令斯塔阿尔131，这个好心的老头儿，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斯塔阿尔答应转交款子，问基列耶夫斯基：
“这些纸是什么？”
“捐款人的名单和账单。”基列耶夫斯基回答。
“您相信我会转交钱吗？”老头儿问。
“这是不容怀疑的。”
“我想，那些捐钱的人也是信任您的。那么，我们保留他们的名单有什么必要呢。”斯塔阿尔一边说，一边把名单投进了火中。不言而喻，他做得非常好。
奥加辽夫是自己把钱送往兵营的，这也很顺利。但是青年们到了奥伦堡想向同学道谢，又不敢通过邮局寄信。有个官员要上莫斯科，他们便利用这机会托他捎信。官员没有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向皇上表明他的耿耿忠心，便把信呈交了莫斯科宪兵司令。
宪兵司令本来是亚·亚·沃尔科夫，后来他以为波兰人要扶他登上波兰王位，把他吓疯了（这是多么大的讽刺：亚盖洛王朝132的王位把一个宪兵司令吓疯了！），现在已由列索夫斯基接替。列索夫斯基也是波兰人，并不凶恶，也不算坏，只是由于赌博，也由于与一个法国女戏子勾搭，花光了家产，才不得不做出明智的抉择，坐上了莫斯科宪兵司令的交椅，免得坐进莫斯科的监牢。
列索夫斯基传讯了奥加辽夫、凯切尔、萨京、瓦季姆、伊·奥博连斯基133等人，责备他们与国事犯保持联系。奥加辽夫指出，他没写信给谁，即使有人写信给他，他也不会回信，何况他没有收到过任何信，于是列索夫斯基回答道：
“你们为他们募捐，这更坏。这是第一次，皇上宽大为怀，饶恕你们，只是，各位先生，我警告你们，你们必须受到严密的监视，今后要注意一些。”
列索夫斯基看了大家一遍，把含有深意的目光停留在凯切尔身上，他比大家长得高，年纪也大一些，还神气活现地扬起了眉毛，于是列索夫斯基又道：
“亲爱的先生，处在您的地位，您怎么不知害羞呢？”
仿佛凯切尔那时是俄国纹章局大臣似的，其实他不过是一名小小的县医师。
我没有被请去，大概信上没有我的名字。
这个威胁成了我们的官衔，我们的光荣，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列索夫斯基的劝告只是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我们似乎为了便于警察未来的监视，统统仿效卡尔·桑德134，戴上丝绒小帽，围上了三色围巾135！
舒宾斯基上校136正悄悄地、不慌不忙地迈着轻柔的步子，向列索夫斯基的位置上爬，因此紧紧抓住了他对我们“软弱无力”这一点，要利用我们作他升官的台阶之一——我们也确实给他利用了。
但是首先，我得就孙古罗夫及其同伴们的命运，再讲几句话。
科尔列夫在奥伦堡当兵，十年之后尼古拉把他赦回了。尼古拉是因为他得了肺病才赦免他的，正如波列扎耶夫因为得了肺病才被提升为军官，别斯图热夫137因为死了才被授予十字勋章。科尔列夫回到莫斯科不久，便在饱经忧患的老父怀中与世长辞了。
科斯捷涅茨基在高加索当兵，立了功，升了军官。安东诺维奇也这样。
不幸的孙古罗夫的命运不能相比，可怕得多。流放途中，走到第一站麻雀山时，孙古罗夫要求军官让他出外透透空气，因为屋里太闷，挤满了犯人。军官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亲自跟他在路上散步。孙古罗夫挑一个适当的时机，从路上一溜烟跑了。看来他非常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因而得以摆脱军官的追寻。但是第二天，宪兵找到了他的踪迹。孙古罗夫眼看无法逃走，便割断了自己的咽喉。宪兵把他送回莫斯科时，他还在流血，昏迷不醒。
倒霉的军官受了处分，降为士兵。
孙古罗夫没有死。他再度受了审判，但这次已不是政治犯，而是逃犯，被剃光了半边头发。这个独特的办法大概是从鞑靼人那里学来的，用以防止逃跑，它比体罚更能说明，俄国立法者根本不把人的尊严放在眼里。除了仪表上的侮辱，他还被判在监狱内接受一次鞭打。这有没有执行，我不知道。这以后，孙古罗夫便给送往涅尔琴斯克矿上做苦工了。
他的名字又在我耳边响起过一次，以后才完全消失。
在维亚特卡时，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同学，他是医生，出外看病，路过这里。我们谈起往事和一些老朋友。
“我的天，”医生说，“您猜，我来这儿时遇到了谁？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我坐在驿站等马。天气非常坏。一个押送囚犯的军官带了一批犯人进屋取暖。我与他攀谈起来，他听说我是医生，要我到羁押站去看一个犯人，那人病得很重，但不知是真病还是装病。我去了，当然，我打定主意，不论情况如何，我得证明犯人确实病了。小小的羁押站挤了八十来人，用铁链锁着，有的剃了头发，有的没剃，还有女人，孩子。军官一进屋，大家让开了，我看到墙角里肮脏的地上，一个人穿了流放犯的长袍缩成一团，躺在一堆干草中。
“‘这就是病人。’军官说。
“我不用说谎，这个不幸的人确实在发高烧；他很瘦，监禁和长途跋涉已弄得他精疲力竭；他的头发剃了一半，满脸胡髭，样子是可怕的，眼睛没有目的地转动着；他一直叫要喝水。
“‘老兄，怎么样，不好过吧？’我对病人说，回头对军官道：‘他不能走路。’
“病人把眼睛盯住了我看，一边叨咕：‘这是您？’他讲出了我的名字。‘您不认得我啦。’他又说，那声音像刀子似的划过我的心口。
“‘对不起，’我对他说，握住他干燥火烫的手，‘我记不起来。’
“‘我是孙古罗夫，’他回答道。”
“可怜的孙古罗夫！”医生又说一遍，摇了摇头。
“那么有没有让他留下呢？”我问。
“没有，然而让他坐了车。”
在我写下这些以后，我才知道，孙古罗夫已在涅尔琴斯克去世了。他的家产，包括莫斯科附近勃隆尼茨县的二百五十名农奴，以及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县的四百名农奴，都被没收，抵充审问期间他和他的同伴们在狱中的生活费用。他的家庭给毁了，当然这是逐步消灭的：孙古罗夫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给抓进普列契斯钦警察分局，关了六个月，一个吃奶的孩子在那儿死了！让尼古拉皇朝世世代代受到诅咒吧，阿门！
1 引自奥加辽夫的长诗《感怀》第一卷。
2 见本书第一章。
3 从1809至1834年，俄国大学中由一些教授组成了特别委员会，凡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又希望获得八等文官官衔的官员，可参加委员会的基本学科考试（数理、语文、道德、政治及法律等系），考试及格的，可得相应的证书，证明该官员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各大学为帮助这些准备参加委员会考试的官员，开设了夜校。
4 在意大利南部，是罗马向南进军的必经之路。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在此大败于萨谟奈人（古意大利民族）。因此卡沃丁岔路成了失败或死胡同的同义语。
5 本肯多夫作为沙皇办公厅第三厅的长官，也是秘密警察的头子，秘密警察身穿蓝制服。
6 波列扎耶夫（1804—1838），莫斯科大学学生，因写诗被沙皇送入兵营，关于他的事见本卷末的增补《亚·波列扎耶夫》。
7 皮萨列夫（1780—1848），俄国作家，本为少将，驻在长卢加。“卡卢加之夜”原为驻该地第二掷弹兵师军官组织的文学晚会，后来皮萨列夫把这些人的作品汇编成集，取名为《卡卢加之夜》。皮萨列夫于1825至1830年任莫斯科学区总监。
8 科斯捷涅茨基（1811—1885），莫斯科大学学生，因参加孙古罗夫小组被捕。他和他的同学写过一些反政府传单，后来这些人便被判在高加索当兵。
9 克里特斯基弟兄共三人，其中两人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因对着沙皇尼古拉的肖像咒骂，并挖去了肖像上的眼睛，因而被捕，后来一人死于狱中，一人在流放地被害。但半身塑像的事属于另一个人，这人砍碎了沙皇的塑像，并声称要把“俄国的一切沙皇照此办理”。
10 戈利岑公爵家是俄国一个大家族，本书中提到过好几个戈利岑公爵。这个戈利岑公爵（1774—1859）后来曾担任赫尔岑案件的审讯委员会主席。
11 指圣母马利亚不经受精而怀孕，生下耶稣，这是神学中的术语，是违反科学原理的。
12 指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颁布的护照法，它对出国作了进一步限制，如规定出国者必须年满二十五岁等等。
13 尼古拉为推行东正教做统治工具，曾不断颁布法令迫害其他教派，强使非东正教信徒改奉东正教，不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信仰基督教。
14 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件事也是“难忘的”尼古拉的德政。育婴堂和社会救济机关构成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最好的纪念之一。靠信贷银行从贷出的资金中收取的一部分利息，维持养老院、育婴堂和医院的开支，这设想本身是相当聪明的。这些机构建立后，抵押银行和衙门发财了；孤儿院和慈善机关繁荣一时，但这是在贪官污吏的盗窃活动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的。孤儿院收养的儿童，一部分留在那里，一部分送到乡下，给了农民。后者从此就成了农民，前者则在孤儿院内接受教育。其中最有才能的，再被挑选出来，继续接受中学教育，较差的则被送去当艺徒，或者进技工学校。女孩子也如此，一部分给分配学针线活计，另一部分送去当保姆，最有才能的则可以当训育员或家庭教师。一切都安排得再好没有。但是尼古拉也对这些机构施加了沉重的打击。据说，皇后有一次在一位亲信大臣府上遇见了这家孩子的女教师，与她谈了话，对她很满意，问她是在哪里受的教育。那女子回答，她是“孤儿院的寄宿生出身”。大家以为，皇后会因此嘉奖孤儿院的负责人。谁知不然，这反而给了他口实，认为给被遗弃的子女受这样的教育，是不成体统的。过了几个月，尼古拉便把孤儿院的高级班提升成了尉官遗族学校，就是说不准再把收养的儿童编入这些班级，而用尉官的子弟代替了他们。他甚至还想出了更彻底的办法：禁止外省的慈善机关收容出生的婴孩。这英明措施的最好注释可以在司法部报告的“杀婴”栏中找到。——作者注按：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曾下令各地设立孤儿院和其他救济机关。它们本靠捐款维持，后来政府拨出了少量税收，交银行贷放，用它的利息维持这些机构的开支。这些救济机构黑幕重重，成了官吏们的肥缺。尼古拉一世于1828年下令撤销了各地的孤儿院和社会救济厅，只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还保留着它们。1837年，他又下令把孤儿院的高级班改成了尉官子弟学校。
15 在古罗马往往对犯罪的人实施一种特别的刑罚：不准他使用水和火，而这是生活所必需的，这样迫使他只得背井离乡，远走他方。
16 在这方面已有了很大改变；我最近听到的有关神学院，甚至教会中学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言而喻，这不是学校当局造成的，而是学生的精神变了。——作者注
17 弗朗凯尔（1773—1849），法国数学家，他的《纯粹数学教程》曾被译成俄文。
18 见《聪明误》第三幕第二十一场。
19 即斯坦尼斯拉夫一世（1677—1766），波兰国王，被废黜后住在法国，以生活豪华奢侈著称。
20 波兰、乌克兰一带传统的民间弦乐器。
21 指克里姆林宫的兵器陈列馆，自从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后，这里成了堆放杂物和各种古董的地方。
22 谢瓦利埃（1804—1859），法国物理学家和光学家。
23 赫尔岑的妻子即他二伯父的女儿（私生女），化学家的异母同父妹妹。
24 斯维尔别耶夫（1799—1876），莫斯科贵族，他的家中常常举行晚会，有各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参加。
25 霍米亚科夫（1804—1860），诗人，斯拉夫派的领导人之一。
26 居维叶（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这里提到的演讲集是指他的著作《地球表面灾变论》。
27 德-康多尔（1778—1841），瑞士植物学家。
28 拉朗德（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
29 圣蒂莱尔（1772—1844），法国自然科学家。
30 奥凯恩（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
31 赫尔岑家在莫斯科近郊的另一个庄园，这时瓦西里耶夫庄园已卖掉。
32 赫尔岑的一系列哲学论文，最早发表于1845至1846年的《祖国纪事》上。
33 那时还没有训育员和副训育员，在课堂中行使我的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职责。——作者注
34 原文是拉丁文。
35 原文是拉丁文。
36 当时莫斯科大学的化学教授。
37 德维古布斯基（1771—1839），博物学家。
38 都是当时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海姆曾于1808至1818年任校长。
39 梅尔兹利亚科夫（1778—1830），诗人，作家，1807年起任莫斯科大学俄国文学教授。
40 德国的名牌大学之一。
41 当时莫斯科大学的医学系主任。
42 古代生活在西班牙的一支半传说性的阿拉伯民族，它的末代子孙已在15世纪绝迹。
43 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9），俄国诗人和文学理论家。
44 科斯特罗夫（1750—1796），俄国诗人和翻译家。
45 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国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
46 克尼亚日宁（1742—1791），俄国著名剧作家及诗人。
47 狄尔泰（？—1781），莫斯科大学最早的法学教授。
48 这些人都只是当时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奥尔洛夫是俄国的一个大姓，本书中提到好几个奥尔洛夫，但都与这人无关。这里的安德烈·奥博连斯基公爵也是一个学生，即前面讲到过的在母亲盘问下泄露过秘密的那个“没有头脑的孩子”，不是曾任莫斯科学区总监的那个安德烈·奥博连斯基公爵。
49 指《死魂灵》中“各方面都可爱的夫人”，见该书第九章。
50 帕夫洛夫（1793—1840），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和矿物教授，赫尔岑听过他的课。
51 卡切诺夫斯基（1775—1842），莫斯科大学历史和文学教授，1837年起任校长。
52 卡韦林（1818—1885），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53 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著名外科学家。
54 前者是莫斯科大学的数学教授，后者是军事科学教授。
55 普安索（1777—1859），法国数学家和力学专家，写有教科书《静力学原理》。
56 洪堡（1769—1859），德国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和探险家。六十岁时曾游历西伯利亚，在乌拉尔一带发现金刚钻矿藏，因而获得沙皇颁发的勋章。
57 乌瓦罗夫（1786—1855），俄国贵族官僚，是当时官方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1833至1849年任国民教育部大臣。
58 按照帝俄法律，接受勋章的人应向勋章局缴纳一切费用。
59 琴博腊索山在拉丁美洲的厄瓜多尔，为死火山。洪堡在南美洲考察时登上了琴博腊索山一个高达5881米的山峰，创造了当时的登山纪录。
60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于1747年在波茨坦附近修建的王宫，以豪华著称，腓特烈大帝便称它“桑苏西宫”，意思是“逍遥宫”。洪堡曾得到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宠爱，因此时常出入桑苏西宫。
61 原文是法文。
62 德拉姆（1792—1840），英国政治家，伯爵，曾任驻俄大使。德拉姆是英国辉格党的重要人物，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因此主张扩张民权，后演变为自由党，与保守党对立。
63 当时的一个作家和记者，参加过1812年抵抗拿破仑的战争。
64 原文是法文。
65 艾伦伯格（1795—1876），德国动物学家。罗泽（1798—1873），德国矿物学家。他们都参加了洪堡的乌拉尔考察工作。
66 关于洪堡的旅行，俄国舆论反映之不同，可以从一个乌拉尔哥萨克的叙述中看到。此人在彼尔姆省省长办公厅当差，喜欢讲他怎样护送“普鲁士疯子洪卜特亲王”。人家问：“他上那儿干啥啦？”哥萨克答道：“净干些傻事：收集青草，看看沙土。有一次在盐沼地，他通过翻译对我说：钻到水里去，给我从水底取一些土来。我取来了，无非是一些平常的土，可他问：下面的水很冷吧？我想，不，老兄，你哄不了我；我敬了个礼，答道：殿下，那是我应该做的，只要是我应该做的，我都乐意为您老效劳。”——作者注
67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著名作曲家和钢琴家，曾数次访问俄国。
68 原文是德文。
69 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民族英雄，赫尔岑与他有多次来往。
70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赫尔岑与他有密切来往。
71 罗马神话中的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72 指普希金1835年写的一首诗《祝卢库卢斯病愈》，这是讽刺乌瓦罗夫的，因乌瓦罗夫是大富豪谢列梅捷夫伯爵的继承人，伯爵病后，乌瓦罗夫立即多方张罗，准备继承遗产，谁知伯爵病好了，乌瓦罗夫空欢喜了一场。普希金即据此写了此诗，卢库卢斯是古罗马将领和执政官，以生活豪华和富裕著称，在此即影射谢列梅捷夫。
73 希腊岛屿，在爱琴海北部，希腊神话传说的中心之一。
74 米兰多拉（1463—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著名学者，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以博学和懂得多种语言著称。
75 洛韦茨基（1787—1840），俄国自然科学家，1834年后在莫斯科大学任教。
76 引自俄国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的诗《博罗季诺周年纪念》。兰热隆与本尼森都是假设的姓名。
77 指1799至1804年的法国，当时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这是法国革命后从共和走向帝制的过渡时期。
78 谢普金（1793—1836），即数理系主任，数学教授。
79 门农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阴司之神，俄赛里斯是古埃及神话中阴间的主宰者。
80 阿维（1743—1822），法国矿物学家。维尔纳（1750—1817），德国著名地质学家。密切利希（1794—1863），德国化学家。
81 赫尔岑流放时期，维亚特卡省的省长。
82 翻译成俄文的一出法国喜剧《马尔法与乌加尔》中的人物。
83 1853年11月29日，波兰人在伦敦集会，纪念1830年起义二十三周年，赫尔岑应邀在大会上发了言。
84 赖德律-洛兰（1808—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人之一。
85 《圣经》中的话，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这是耶稣在被捕前向上帝作的祈祷，意思是“让这灾难离开吧”。
86 由亚·尼·戈利岑为首的一个宗教组织，本来受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庇护，后来随着戈利岑的失势被查禁。共济会是宗教秘密团体，起源于英国，非东正教系统。
87 拉科代尔（1802—1861），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受过法国革命的深刻影响，在1848年的革命中站在共和派一边。
88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有两个强盗与他同时就刑，见《新约全书》四福音书。
89 大卫是古以色列的王，《圣经》中的人物。大卫选择瘟疫的故事，见《旧约全书·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
90 沙俄时期把乌克兰称为小俄罗斯。
91 俄国于15世纪末年起逐步结束封建割据局面，经过长期的战乱，于1612年从波兰人手中收复了莫斯科，次年以莫斯科为首都建立了罗曼诺夫皇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1713年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但莫斯科的重要性仍没有减少。
92 指叶卡捷琳娜女皇，她原是彼得三世的妻子，于1762年利用近卫军发动政变，杀死了彼得三世，于同年九月在莫斯科加冕，登上皇位。彼得三世是德国荷尔斯泰因公爵和彼得大帝之女安娜所生的儿子，他与叶卡捷琳娜实际上都是德国人。
93 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中的人物，一个充满野心的女人，曾怂恿丈夫杀死国王，篡夺王位。
94 博尔吉亚（1480—1519），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女，以放荡和进行政治阴谋闻名，曾为了政治目的，三次改嫁。
95 引自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第七章第三十七节。
96 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作家，以写所谓“哥特小说”闻名，这类小说主要描写恐怖暴力事件，以荒凉的古堡为背景。拉德克利夫式城堡即中世纪式城堡。
97 原文为法文，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革命后是当权的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
98 1824至1830年的法国国王，七月革命后，自法国逃往英国，住在他在爱丁堡的城堡圣卢德宫中。
99 在法国七月革命影响下，比利时首先于8月也爆发了革命，建立了独立的王国。
100 指路易-菲力普（1773—1850），他攫取了七月革命成果，建立了奥尔良王朝，自称为“平民国王”，实际上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101 见海涅的《路德维希·伯尔纳》第二卷，当时海涅在北海的赫尔戈兰岛疗养。潘是古希腊神话中恐怖的森林之神。
102 拉斐德（1757—1834），法国将军，侯爵，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拉马克（1770—1832），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103 马纽埃尔（1775—1827），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贡斯当（1767—1830），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政论家及作家。德雷尔（1767—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卡雷尔（1800—1836），法国政论家。
104 原文是德文，引自歌德的诗《希望》。
105 狄比奇（1785—1831），俄国将军，伯爵，1831年率领俄军镇压波兰起义，任总司令。
106 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将军和政治家，贵族出身。1794年波兰爆发起义，他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瑞士等地。
107 丹尼斯·达维多夫在《回忆录》中曾这么说：“皇上有一次对阿·彼·叶尔莫洛夫说：‘波兰战争时期，我的处境一度非常可怕。我的妻子即将分娩，诺夫哥罗德爆发了暴动，我身边只剩两个近卫骑兵连，军队的消息只能通过哥尼斯堡传到我这儿。我不得不靠刚出医院的士兵保护我。’”游击队员的《回忆录》不容怀疑地证明，尼古拉像阿拉克切耶夫，像所有冷酷无情、报复心重的人一样胆小如鼠。切钦斯基将军曾这样对达维多夫说：“您知道，我对人的勇敢精神是一向尊重的，因此您应该相信我的话。12月14日我在皇上身边，一直在观察他。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没有撒谎：皇上自始至终脸色非常苍白，吓得魂不附体。”达维多夫本人也这么说：“干草市场发生叛乱时，皇上直到第二天一切都已平静之后，才返回京城。他留在彼得戈夫，后来他自己无意之间泄露了秘密：‘我与沃尔孔斯基整天站在花园的土岗上，听彼得堡那边有没有炮声传来。’”达维多夫接着写道：“他应该做的，不是在花园中提心吊胆听炮声，往彼得堡不断派遣使者打听消息，而是亲自赶到那里去；每一个稍微有些胆量的人都应当这么做。第二天，一切都已平静时，皇上才坐了马车，来到挤满了人的广场上，对着大家吆喝：‘跪下！’人们赶紧遵命跪下。他看见几个穿便服的人（那是跟在他的马车后面到广场来的），认为他们形迹可疑，当即下令逮捕了这些不幸的人，然后对群众大声道：‘这都是卑鄙的波兰人，你们受了他们的煽动！’这类不适当的荒谬行为，我认为后果是很坏的。”请看，这位尼古拉是个什么货色！——作者注诗人丹尼斯·达维多夫原为俄军骠骑兵中校军官，拿破仑入侵俄国时，达维多夫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深入敌军后方，依靠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配合库图佐夫统率的大军，打败了法军。切钦斯基将军曾与达维多夫一起从事游击战争。阿·彼·叶尔莫洛夫也是1812年抵抗拿破仑侵略的俄军将领。
108 克里特斯基弟兄们又在哪里呢？他们做了什么，谁在审问他们？他们的罪名是什么？——作者注
109 指赫尔岑小组的成员，除了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其余三人是：萨佐诺夫，萨京和萨维奇。
110 帕谢克（1808—1842），历史学者，后来也是赫尔岑小组的成员。他是“柯尔切瓦的表姐”的丈夫。
111 瓦季姆的父亲瓦西里·帕谢克是当时一个进步人士，于1794年被捕。
112 凯切尔（约1806—1866），赫尔岑小组的成员，医生。在19世纪30至40年代俄国思想界，凯切尔是西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13 16至18世纪乌克兰的哥萨克人自治组织，这儿是指赫尔岑自己的小组。
114 指彼得·帕谢克（1736—1804），俄国大官僚，参与了谋杀彼得三世的阴谋，拥立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
115 指俄罗斯欧洲部分，帝俄时代一向只把西伯利亚看作流放犯人的居留地，习惯上不称作俄国。
116 指瓦季姆的两个哥哥叶夫根尼、季奥米德和瓦季姆本人。叶夫根尼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在内政部任职。季奥米德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41年起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是高加索军团的少将，1845年在与高加索山民作战时战死。但赫尔岑在后面记载的日期有些错误：叶夫根尼死于1842年，瓦季姆也死于1842年，均在季奥米德之前。
117 即第三章中提到的那个“柯尔切瓦的表姐”。
118 莫斯科的出版商和书商。
119 波列扎耶夫在临死前才被提升为军官。
120 科尔列夫因孙古罗夫案被捕，后被送往奥连堡军团当兵，1842年赦回，1844年即死去。
121 指赫尔岑的妻子1852年死于肺结核。
122 拉布斯（1800—1857），俄国画家，艺术学院院士。
123 切尔内绍夫（1796—1862），十二月党人，本为俄军骑兵上尉，后被流放。他的妹妹切尔特科娃与瓦季姆全家极为友好，据“柯尔切瓦的表姐”（她后来成了女作家，写过三卷本回忆录《远年追忆》，对研究赫尔岑的早年生活极有价值）在回忆录中说，在瓦季姆死前两年，切尔特科娃与他们经常来往。
124 韦涅维季诺夫（1805—1827），一个极有才华的诗人，曾得到普希金的赞赏，但二十二岁便死了。
125 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俄国上世纪40年代思想界的领导人之一，他领导的小组曾大力宣传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俄国青年中发生了较大影响。1849年，小组被破获，彼得拉舍夫斯基被流放西伯利亚。
126 孙古罗夫（生于1805年），秘密组织“孙古罗夫小组”的领导人，流放西伯利亚后不知所终。
127 从莫斯科经过弗拉基米尔城去西伯利亚的一条大道，帝俄时代为流放犯人的必经之路。
128 斯芬克司是古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的怪物，它站在路边给行人猜谜，猜不出的即被杀死，猜对了，它即跳崖而死。
129 指秘密警察。
130 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政论家，斯拉夫主义理论家之一。
131 斯塔阿尔（1777—1853），俄国将军，参加过抵抗拿破仑的战争，1830至1853年任莫斯科城防司令。
132 亚盖洛是1386至1572年统治波兰和立陶宛的王室。为了对付俄罗斯的威胁，波兰和立陶宛于1569年建立了统一的波兰共和国。后来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便往往以此为号召，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外来侵略者的波兰人的波兰。沃尔科夫是波兰人，如果波兰人把他扶上波兰王位，便无异是背叛俄国的统治。
133 伊万·奥博连斯基（1805—1849），赫尔岑的同学，后来与赫尔岑一起被捕，但与前面提到过的几个奥博连斯基都无关。
134 桑德（1795—1820），德国耶拿大学学生，激进的青年组织大学生协会的成员，因怀疑德国剧作家科策布是俄国间谍，暗杀了科策布，因而被处死。
135 代表法国的三色国旗。共和制的法国当时被看作资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它的国旗成了革命的象征。
136 一个反动军官，曾参与对孙古罗夫案的侦讯，后来又成为审讯赫尔岑等人的侦讯委员会成员。
137 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十二月党人，著名作家，曾与雷列耶夫一起发行期刊《北极星》，后被流放，继而送往高加索当兵，因作战英勇，被授予十字勋章，但命令到达时他已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