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思想1——流放后重返莫斯科——波克罗夫村——马特维之死——约翰神父
我们在诺夫哥罗德的生活并不愉快。我不是怀着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定的意志，而是怀着懊丧和愤怒的心情到达那里的。第二次流放的平庸性质使我生气，而不是痛苦；它不是那种可以振奋精神的灾难，它只是使人心烦意乱，其中既没有新鲜的趣味，也没有危险的刺激。单单省政府和它的埃尔皮季福·安季奥霍维奇·祖罗夫，它的参议官赫洛平，它的副省长皮缅·阿拉波夫，已足够叫人头痛不止了。
我闷闷不乐，纳塔利娅也被忧郁征服了。她天性温柔，从小习惯于发愁和流泪，现在重又陷入了自怨自艾的烦恼中。悲痛的思想长时间压在她的心头，使她看不到一切光明和欢乐。生活变得复杂了，弦变得多了，忧虑也随之增加了。萨沙2病后，接着便是第三厅的骚扰，流产，婴儿之死。婴孩的死，父亲是不大感觉得到的，对产妇的照顾使他几乎忘记了这个一闪而过的生物，他还没来得及哭出声音，还没来得及吸一口奶，便死了。但对于母亲，这个新生命与她朝夕相处已经多日，她早已感觉到他，他们之间存在着身体、化学和神经的联系；况且，婴孩之于母亲是付出了十月怀胎的艰苦代价的，是分娩的阵痛的产物，没有他，痛苦就失去了意义，成了对人的侮弄，没有他，无用的乳汁就会扰乱头脑。
纳塔利娅去世后，我在她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字条，我早已把它忘了，这是我在萨沙诞生前一两个小时写的。3它是祈祷，是祝福，是对新生者踏上“为人类服务”的道路的献辞，是对他的“艰难历程”的预言。
背面有纳塔利娅亲笔写的字：
“1841年元旦。昨天亚历山大给了我这张字条，他做得对，这是最好的礼物。这张纸一下子把三年的幸福生活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是充满着不断的、无限的爱的三年。
“我们就这样跨进了新的一年；不论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愿垂下头，为我们两人向它宣告：一切悉听尊便！
“我们在家中迎接新年，冷冷清清，只有亚·拉·维特贝格4与我们在一起。全家人只少一个小亚历山大，孩子已进入安静的梦乡，对于他，既不存在过去，也无所谓未来。睡吧，无忧无虑地睡吧，我的小天使，我为你祈祷，也为你，我那尚未出生的孩子祈祷——我已用我的全部母爱爱你，我的心已多次感到你的动作，听到你的声音。愿你来到世上愉快而幸福！”
但是母亲的祝愿没有实现：尼古拉处决了婴儿。俄国专制皇帝的魔掌也伸到了孩子头上，把他扼杀了！
孩子的死给她留下了创伤。
我们怀着忧伤和深入内心的愤怒，到达了诺夫哥罗德。
那时的真实情况就按照当时的理解，保存在当时的笔记本中，它不会因距离遥远而产生虚假的幻觉，不会因时过境迁而淡忘，也不会因其他许多事件的相继出现而变得模糊晦暗。我曾多次打算写日记，但都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在诺夫哥罗德，我生日那天，纳塔利娅送给我一本空白的本子，我有时就把心中感到的或头脑中想到的写在这本子上。
这本子还保存着。纳塔利娅在第一页上写道：“愿这本子的每一页和你的整个生命，都充满着光明和欢乐！”
三年后，她在它的最后一页上又写道：
“我在1842年曾希望，你的日记的每一页都充满着光明，风平浪静；现在三年过去了，回顾往事，我的愿望没有实现，然而我并不懊丧，因为欢乐与痛苦对于完满的生活都是必要的，而你可以在我对你的爱中找到安慰，这爱是充满在我的全部身心和整个生命中的。
“过去的让它过去吧，祝未来幸福！1845年3月25日于莫斯科。”
1842年4月4日写着这么一段话：
“我的天，多么不能忍受的忧郁哟！这是软弱，还是我的法定权利？难道我应该把生活看作已经结束，难道我的全部工作意愿，我亟待吐露的一切，都应该予以压制，让这些要求无声无息地湮灭，然后开始空虚的生活？人生可以只留下一个修身养性的目的，但是在书斋中，同样可怕的忧郁依然困扰着我。我之需要发言，也许正如蛐蛐之需要鸣叫一样……而这种压力还得忍受多少年啊！”
仿佛自己感到害怕似的，我在这后面摘录了歌德的几行诗：
失去财产——损失不大，
失去荣誉——损失极大，
但你一旦赢得声誉，
人们仍会改变对你的看法。
而失去勇气——就丧失了一切。
这时不如没有出生更好。5
以后还写道：
“……我的双肩已将压断，但仍支持着！”
“……我们这一代经历的全部恐怖，全部悲剧方面，未来的人们能否理解，能否正确评价呢？然而我们的痛苦，正是他们的幸福所赖以生长的胚胎。他们能否理解，我们为什么无所事事，追求各种享乐，喝酒及其他？为什么我们的手不从事伟大的劳动，为什么在兴奋的时刻不能忘记忧愁？……让他们站在我们长眠的墓前，洒下几滴怀念的泪水吧：他们的眼泪，我们是当之无愧的！”
“……我再也无法长时间忍受我的处境了，我会窒息死的——不论怎样，我必须挣扎出去。我写信给杜贝尔特，要求他设法让我获准移居莫斯科。信写好后，我病了，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这大概正是妓女初次出卖灵魂时体验到的心情……”
然而我这种苦恼，这种不可克制的焦躁的呼声，这种对自由活动的渴望，这种手脚被束缚的感觉，纳塔利娅却作了不同的理解。
我常常发现她坐在萨沙的小床旁边，眼睛哭得肿肿的；她竭力使我相信，这一切只是由于她心情不好，不值得注意，也不值得多问……我相信了她。
一天晚上我回家较迟，她已经睡了。我走回卧室。我的情绪很坏：刚才菲6邀我到他家里，告诉我，他怀疑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与警察有联系。这类事使我痛心，主要还不是由于可能发生危险，而是由于精神上感到的厌恶。
我默不作声，在屋里踱来踱去，思量听到的消息，突然发觉仿佛纳塔利娅在啼泣；我拿起她的手帕，它已给眼泪浸得湿湿漉漉的。
“你怎么啦？”我问，有些害怕和震动。
她握住我的手，呜呜咽咽地对我说：
“我的朋友，让我向你实说吧；也许这是虚荣感，是利己心，是精神失常，但我感到，看到，我不能使你快乐；你心里烦闷，这我能理解，我不怪你，但我难受，痛苦，我只得哭泣。我知道，你爱我，也同情我，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忧郁来自哪里，这空虚感来自哪里，你只是觉得你的生活太贫乏——那么说真的，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我像一个人突然在半夜给人叫醒，在他还没完全清醒之前，就把一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惊骇，发抖，但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本来心安理得，坚信我们的爱情根深蒂固，完满无缺，因此从不谈论到它，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根本是不言而喻的；安详的感觉，无限的信任，排除了一切疑虑，甚至内心的犹豫，这已构成我私生活中幸福的基本源泉。宁静，安谧，生活的美好方面，这一切仍如1838年5月9日7我们在墓园相会以前一样，仍如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初期一样，这完全在于她，在于她，在于她！
我那深刻的忧虑，我的惊诧，起先驱散了这些乌云，但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它们重又出现了。我劝解她，安慰她，她自己也为这些阴暗的幻觉感到可笑，于是阳光重又射进了我们中间。但只要我稍一疏忽，它们便乘机抬头，无缘无故地来到我们中间，以致它们每次到来时，我早已在担心它们的重复出现了。
1842年7月我们迁回莫斯科时，我的心情便是这样。
莫斯科的生活起先过于散漫，不可能发生良好的作用，也不可能使人安心。这时我非但没有帮助她，相反，还使她的痛苦的思想8有增无减，日益深入……
我们离开流放地诺夫哥罗德，迁回莫斯科的前夕，还发生了一件事。9
从前有一天早上，我走进我母亲的房间，看见一个使女在打扫屋子，她是新来的，即参政官去世后留给我父亲的，我与她可说素不相识。我坐到椅上，拿起一本书，耳边似乎听见这姑娘在抽泣。我抬头一看，她真的在哭；忽然她在惊悸不安中走到我面前，双膝跪下。
“你怎么啦，怎么啦，有话快讲！”我对她说，既诧异又不好意思。
“带我走吧……我一定忠心耿耿侍候您，您需要使女，带我走吧。我留在这儿一定会羞死的……”她呜呜咽咽，像个孩子。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可怜的姑娘带着恳求的目光站在我面前，脸孔因哭泣和羞涩而发红，流露出恐怖和期待的神色，这是妇女在怀孕之后常有的表情。
我笑了笑，嘱咐她去打点行装。我知道，我带走谁，我的父亲是全不介意的。
她在我们身边过了一年。我们在诺夫哥罗德的最后阶段心情很不平静，我对流放深恶痛绝，每天愤愤不平地等待着回莫斯科的许可。正在这时，我发现我的使女生得非常漂亮……她也猜到了我的心思！……一切本可到此为止，机会却使我们欲罢不能。这种机会是随时都存在的，特别是当我们不想避免的时候。
我们到了莫斯科。宴会接连不断……一天我深夜回家，不得不穿过后面一些屋子。卡捷琳娜给我开门。显然她刚离开床铺，两颊红通通的还没苏醒，肩上披一条大围巾，粗粗的辫子没有扎紧，随时可能像浊浪似的掉下……这时天已黎明，她瞟了我一眼，笑笑说：
“您多迟啊。”
我望着她，陶醉于她的美貌之中，本能地、半意识地把手伸到了她的肩上，围巾掉下了……她啊了一声……她的胸脯裸露了。
“您做什么啊？”她嗫嚅着，激动地瞅一下我的眼睛，扭转了头，仿佛为了让我不致面对见证人……我的手触到了睡得热烘烘的肉体……当一个人忘记一切，沉浸和陶醉在自然中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啊……
在这时刻，我爱这个女人；这狂欢中似乎包含着某种不道德因素……使谁受了委屈，受了侮辱……使谁呢？使我在世上最亲密、最宝贵的那个人。我的迷恋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欲念，它不足以左右我——它没有根基（双方都如此，她甚至不一定真的钟情），一切本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丝微笑，一点狂热的回忆，也许还有两三次的脸红……但事实不然，介入了其他因素；我的轻率种下了恶果……我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
我觉得，纳塔利娅似乎已有所风闻，产生了怀疑，我决定向她供认一切。这样的忏悔是困难的，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净化和赎罪，为了重建纯洁坦率的关系，我必须打破沉默，不让它造成危害和威胁。我认为，真诚本身可以减轻打击，谁知它引起的却是强烈而深刻的震动；她非常悲痛，似乎我已经堕落，并将把她也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什么我不考虑后果，不在行动之前悬崖勒马，却要到事后才想起，它在一个与我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人身上，必然引起的反应？一个妇女，哪怕受过最完备的教育，早已摆脱基督教的羁绊的，对于失节仍抱着不作任何区分，不接受任何辩解的禁欲主义观点，这我难道不知道吗？
责备妇女固执己见，未必是公平的。有谁曾严肃而正直地致力于破除她们的偏见呢？破除它们的是经验，因此被摧毁的不是偏见，而是生活。人们回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正如老婆子和儿童回避坟墓或那种地点……10
她跨过了界线，但这是在接触到棺木之后！她什么都明白了，然而打击来得猝然而沉重；对我的信念动摇了，偶像坍毁了，幻觉的痛苦变成了现实。难道这事不是证明我内心空虚吗？如若不然，为什么一遇诱惑便无法抵御？而且这是什么诱惑？发生在何处？就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而情敌又是谁？她是牺牲在谁的手中？在这样一个女人手中，这个女人是可以倒进任何一个男人的怀抱的……
我觉得这一切并非如此，觉得她从来没有被牺牲，“情敌”这话不合适，如果这个女人不是轻佻的女人，那么什么也不致发生，但从另一方面看，我明白，她的想法是自然的。
激烈的斗争在她心中进行，对这一点，不论以前和以后，我都感到惊讶。她没说过一句让卡捷琳娜伤心的话，使她可能猜到纳塔利娅已知道一切——承受责备的是我。她离开我们的家时心平气和，毫无芥蒂。纳塔利娅对她那么亲切，让她获得了自由，以致这个平凡的女人（她仍是人民的纯真的儿女）抽抽搭搭，跪在她面前，亲自坦白了一切，并请求饶恕。
纳塔利娅病了。我在她旁边，成了我所造成的灾难的见证人；不仅是见证人，而且是自我控诉人，甚至准备成为行刑人。我的想象翻腾起伏——我的堕落越来越显得严重了。我觉得自己卑鄙可耻，几乎到了自暴自弃的程度。在那时的笔记本上，我留下了一系列精神失常的痕迹：从悔罪和自我谴责到怨恨和烦躁，从忍耐和流泪到愤怒……
1843年3月14日我写道：“我有罪，我罪孽深重，我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但是当一个人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充满悔恨，决心与旧我决裂的时候，他是希望受到鞭挞和惩罚的，任何判决他都乐于接受，他会温顺地垂下头忍受一切，但愿拷打和灾难会减轻他的痛苦，刑罚会勾销和抵偿过去的错误。然而惩罚的力量只能到此为止，如果它继续不断，如果它重提旧事，那么他就会恼羞成怒，开始为自己辩解……确实，他已作了真诚的忏悔，此外还要他说什么呢？他还得靠什么来赎取前愆呢？做人的道理应该是：在为罪人的堕落与他同声痛哭之后，向他指出，他还有改过自新的途径。一个人犯了罪，如果让他相信，他已无可救药，那么他只能自杀，或者更加沉沦下去，以求忘记一切，此外没有其他出路。”
4月13日：“爱情！……它的力量在哪儿？我爱她，可是侮辱了她。她更爱我，可是不能宽恕我的侮辱。既然这样，人与人之间还剩下什么？这只能是一种直线的发展，对它说来无所谓过去，过去始终活在它中间，永不消逝……它没有曲折，只会断裂，只会随着另一个人的堕落而幻灭，不可能恢复原状。”
1843年5月30日：“清晨的红霞消失了，当暴风雨逐渐过去，乌云逐渐散开的时候，我们的理智增加了，可是幸福感减少了。”11
纳塔莉娅愈来愈沉浸在忧郁中——她对我的信心动摇了，偶像倒塌了。
这是危机，是从青年到成年的痛苦转折。她无法摆脱那些折磨她的思想，她病了，瘦了；我在她面前惶恐不安，责备自己，我看到我已丧失了从前那种可以排除任何阴郁情绪的至高权力，我为此痛心，更无限怜惜她。
据说，孩子是在疾病中成长的；在这场使她濒临肺痨边缘的精神疾病中，她飞速地成熟了。她通过这段忧伤的历程，离开了明朗的、但是斜射的晨光，走进了敞亮的中午。身体未受损伤，这已是最大的幸运。她的柔情丝毫不减往日，但是思想获得了非常勇猛和深刻的进展。她露出自我牺牲的笑容，温顺地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没有发出浪漫主义的呻吟，另一方面也没有故作镇静，用傲慢自负的态度对待它。
她不是在书本中，也不是靠书本，而是靠清醒的头脑和生活本身获得解脱的。细小的不幸和痛苦的争执，对于许多人往往不会产生任何印象，但在她的心头却会留下鲜明的痕迹，足以引起她深刻的内心活动。只要有一点轻微的迹象，她就会寻根究底，毫无畏惧，直至把连男人的心也难以忍受的真理探究明白为止。她伤心地告别了自己的圣像壁，在这里曾珍藏着多少浸透了忧郁和欢乐的泪水的圣物啊！她抛开它们，但没有像女孩子长大后抛弃昨天的玩偶那样脸红；她不是背弃它们，只是怀着悲痛割舍它们，她知道这将使她今后的生活更贫乏，更没有保障，闪烁不定的亲切的灯光将被灰色的黎明所代替，迎接她的将是严峻而淡漠寡情的力量，它们对喃喃的祈祷声听而不闻，对来世的祝愿也无动于衷。她把那些圣物像死去的孩子一样，从胸前轻轻移开，小心放进棺木，她尊重它们，因为它们是她生命中过去的一页，那诗的一页，那另一时期的欢乐。即使今后，她也不想再用冷漠的手触摸它们，正如我们没有必要不会再跨进墓园一样。
处在这种强烈的内心活动中，处在一切信念幻灭和重新调整的时刻，自然会感到需要休息和孤独。
我们到了莫斯科郊外我父亲的庄园上。
一旦我们单独在一起，周围只有树木和田野的时候，我们觉得心胸开阔了，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光辉。我们在乡下住到了深秋。有时从莫斯科来一些客人，凯切尔在这儿住过个把月；8月26日12，所有的朋友欢聚了一天，然后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宁静，森林，田野，除了我们谁也没有。
僻静的波克罗夫村位在一大片森林中间，与莫斯科河边群村环抱的欢乐的瓦西里耶夫庄园相比，情景是完全不同的，显得严峻得多。这差异甚至在农民中也一目了然。波克罗夫村的庄稼人住在森林中，不如瓦西里耶夫村人那么像莫斯科郊区的居民，虽然它离莫斯科还近二十俄里。他们安静，朴实，相互间非常融洽。我的父亲曾把一家富裕的农民，从瓦西里耶夫迁至波克罗夫，但他们从来不把这家人家看作本村人，总是称他们为“移民”。
我的童年也与波克罗夫村有密切关系，我在不懂人事时已到过那里，后来从1821年起，我家每年夏季从瓦西里耶夫回来，或去瓦西里耶夫时，总要到那儿逗留几天。那个1813年后失宠的瘫痪老人卡申佐夫13就住在那儿，幻想着一睹他的老爷佩戴勋章和绶带的英姿。那儿还住着一个年高德劭的白发老村吏瓦西里·雅科夫列夫，这人腆着个大肚子，后来死在1831年的霍乱中，我记得他一年年衰老下去，他的胡须渐渐从深褐色变成银白色。那儿还住着我的同乳兄弟尼基福尔，他因为我夺去了他母亲14的乳汁而引以为荣，他的母亲后来死在疯人院中……
小小的村庄共有二十户或二十五户农家，与相当大的主人住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一边是一片半圆形的牧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四周围了栅栏，另一边可以看到一条河流，河中筑了坝，这是十五年前打算造磨坊用的，还可看到一座倾侧的、古老的木教堂，共同占有这块领地的参政官和我的父亲，每年都说要修理这座教堂，这也有十五年了。
住宅是参政官造的，非常漂亮，房间宽敞，窗户高大，两边有露台似的走廊。屋子全用上等大圆木建造，内外都没经过任何粉刷，只有塞在缝里的麻屑和青苔点缀在各处。这种墙壁能发出一股松香味，松脂像熔化的琥珀从表面渗出。屋前是一片不大的田野，田野那边是黑压压的建筑木材林，林中一条小路通往兹韦尼哥罗德。另一边是蜿蜒的村庄，一条村道仿佛尘土织成的细长带子，从村中伸出，消失在黑麦田中，这条路经过迈科夫工厂通往莫扎伊斯克。沉静的和喧闹的阔叶树林，苍蝇，蜜蜂，黄蜂，它们的不断的嗡嗡声……还有一阵阵香味，这是饱和着植物蒸汽的草木的气息，不是花香，是绿叶的清香……我走遍意大利和英国，想寻找这种香气，可是无论春天还是盛夏，几乎从未找到过。有时在干草收刈之后，在西洛可风15中，在雷雨之前，仿佛袭来一阵这样的香气……于是我想起了屋前的一方草坪，由于我禁止修剪青草，还引起了村长和仆役们极大的不满；我三岁的儿子就在这儿的三叶草和蒲公英上面，在螽斯、各种昆虫和瓢虫中间打滚，还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青春！
太阳落山了，气候还很温暖，我们坐在草地上，不想回家。凯切尔在摘蘑菇，无缘无故与我吵嘴。这是什么，是铃铛声吧？车子是来我们这儿的？很可能——今天是星期六。
“县长出门办事啦。”凯切尔说，其实并不相信这是他。
一辆三驾马车过了村庄，咚咚地驶上木桥，绕到小丘背后；那儿只有一条路，是通到我们家的。我们刚赶去迎迓，车子已到了大门口；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16像雪崩似的从车上滚到地下，嘻嘻哈哈与我们拥抱，笑得前仰后合的。就在这时，别林斯基也钻出了车子，一边揉腰眼，一边骂波克罗夫路远，骂俄国马车不好，俄国道路不平。凯切尔却大骂他们：
“你们真是活见鬼，晚上八点才到，不可以早一点吗？一定是别林斯基这个促狭鬼不肯早些起床。你们看什么？”
“他在你这儿越发像野人了，”别林斯基说，“瞧这头发，留得这么长！凯切尔，你可以在《麦克白》中扮演活动森林啦。等一会儿，别把话都骂完，还有比我们更迟的坏蛋呢。”
另一辆三驾马车已拐进院子，车上坐着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17。
“你们要在这儿玩几天吧？”
“两天。”
“好极了！”凯切尔高兴得跳了起来，像塔拉斯·布尔巴18见了自己的儿子一样。
是的，这是我们生活中一段光辉的时期，暴风雨过去了，只剩下几朵正在消失的乌云。朋友们欢聚一堂，融洽无间！
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故几乎破坏了一切。
一天傍晚，马特维跟着我们，在堤上指给萨莎看什么东西。他脚一滑，从狭窄的堤坝边沿掉进了水里。萨莎吃了一惊，向他奔去，等他钻出水面，就用小手拉住他，噙着眼泪反复说道：“别走，别走，你会淹死的！”谁也没想到，孩子的眷恋竟是马特维一生得到的最后的爱，而萨莎的话中包含着对他的可怕的预言。
马特维浑身湿湿漉漉的沾满了污泥，便去睡了，从此我们没有再看到他。
翌日早晨七时，我站在阳台上，听到有人讲话，声音越来越嘈杂，还夹杂着喊叫，接着，几个农夫慌慌张张冲进屋子。
“出了什么事？”
“糟了，”他们答道，“老爷府上有人落水了……一个捞得快，救上岸了，可还有一个怎么也找不到。”
我奔到河边。村长脱了靴子，挽起裤管，在岸边指挥。两个农夫从小划子上往水中投网。过了五六分钟，他们大喊道：“找到了，找到了！”把马特维的尸体拖上了岸。这个年轻力壮、两腮红红的漂亮小伙子，睁着两眼躺在地上，没有一点气息，脸的下部已开始肿胀。村长把尸体留在岸上，严禁农夫碰它，又给它盖上了一件粗呢大衣，派了看守，然后打发人上警察所报案……
我回到家中，遇见纳塔利娅，她已知道一切，呜咽着扑在我身上。
我们非常可怜马特维。在我们的小家庭中，马特维是不可缺少的一员，他与我们最近五年的一切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真心爱我们的，他的死对于我们是无法弥补的。
我当时写道：“也许，对于他，死是幸福，生活许给他的只能是可怕的打击，他没有出路。但是用这种办法摆脱未来的不幸，实在太凄惨了。他是在我的影响下成长的，然而成长得太快，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使他感到痛苦。”
马特维的命运的悲剧方面，正在于匆忙的发展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裂痕，他又无力填补这裂缝，缺乏战胜它的坚强意志。在他身上，高尚的感情和温柔的心肠比思想和性格更强大。他像女人一样敏捷地领会了许多事物，尤其是我们的观点；但既不甘心回到识字课本的初级阶段，又没有条件用知识来充实缺漏和空虚。他厌恶自己的身份，也不可能不厌恶。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任何场合都不如在主仆之间那么令人感到可耻和屈辱。罗特希尔德19在街上，对拿了扫帚在他面前扫垃圾的乞丐，比对穿绸袜子、戴白手套的他的侍仆客气得多。
我们每天听到主人埋怨仆人，它与仆人埋怨主人同样合理，因为这不在于主人还是仆人变坏了，而在于双方对自己的地位愈来愈清楚了。这造成了仆人的压抑感，也对主人发生了腐蚀作用。
我们已习惯于对待奴仆的贵族老爷态度，因此完全不以为怪。世界上有不少小姐善良多情，可以为一只冻毙的小狗落泪，把最后的钱施舍给乞儿，乐于冒着严寒参加摸彩大会，救济叙利亚的难民，或者出席为阿比西尼亚的灾民举办的音乐会。她们在要求妈妈多留一刻，再跳一曲卡德里尔舞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驾驭前导马的小厮在风雪之夜坐在马上，血管中的血冷得已快冻结。
主仆关系是令人厌恶的。工人至少知道这是他的职业，他在制造什么，他可以快一些把东西制成，于是他就没事了，最后，他还可以希望自己将来成为老板。仆役的职务却是不会完的，这是终身苦役；生活不断产生垃圾，仆役就得不断打扫。他必须把生活中一切不舒服的琐事，一切腌臜的劳动，一切乏味的工作，全部包下。他得穿上号衣，表示他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别人的所有物。他要侍候比他强壮一倍的人，为了让后者不致玷污靴子，他便得踩进污泥里，为了让别人暖和，他便得自己挨冻。
罗特希尔德没有让爱尔兰乞丐作他的豪华酒宴的目击者，没有派他给二十来个客人斟葡萄酒，同时提醒他，如果他斟给自己喝，就得把他当贼赶走。最后，爱尔兰乞丐根本不知道世上有柔软的弹簧床和芳香的美酒，单凭这一点，他就比大公馆的奴隶幸福了。
马特维离开佐年贝格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是十五岁。我的流放生活是与他一起度过的，在弗拉基米尔我也与他在一起。他跟随我们时，我们并没有钱。他像保姆一样照料萨沙，此外，他对我无限信任，盲目服从，因为他认为我不是真正的老爷。他对我的态度，与从前意大利画师的弟子对他们的老师一样。我常常责备他，但从未当他是仆人……我为他的前途担忧，他为自己的处境痛苦、烦恼，但从未设法另找出路。照他的年纪，如果他想干什么，他是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的；但是为此必须坚持顽强持久的劳动，往往还是枯燥幼稚的劳动。他的阅读只限于小说和诗歌，他理解它们，有时还能非常正确地评价它们，但是严肃的读物使他困倦。他算账很慢，常常算错；他不会书写，总是词不达意。我多次要他学算术和写作，但毫无效果；他不学俄文文法，却一会儿学法文字母，一会儿学德语会话，这自然是浪费时间，只能使他失去信心。我为此狠狠骂他，他觉得伤心，有时还哭了，说他是不幸的人，读书已太迟了；有时他还这么绝望，甚至想死，丢下一切工作，几星期几个月地游荡，苦闷。
才能平庸，抱负不大，这还可有所作为。不幸的是，这些感情细腻灵敏，但意志薄弱的人，把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向前冲击中，以致不能持之以恒，不断前进。他们遥望知识和学问，只看到了它们优美可爱的一面，他们希望取得的也正是这个方面，却不知道，不掌握事物的一切技术部分，没有培养起一种能力，那么任何工具都是不能为我所用的。
我常常问自己，他的半开化状态对于他是不是反而有害？未来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
命运一下子解决了这个难题！
可怜的马特维！连他的葬礼，那具有悲悼沉痛性质的葬礼，也被演成了一幕丑剧，然而这是完全符合民族风格的。
中午，警察所长和文书到了，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我们的乡村神父，一个老酒鬼。他们检验了尸体，在厅堂里开始侦讯和记录。神父什么也不记，什么也不看，鼻梁上架了一副大银边眼镜，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一会儿叹气，一会儿打哈欠，画十字，后来突然转过身子，向村长做了个仿佛腰痛得受不了的姿势，问道：
“萨韦利·加夫里洛维奇，酒菜准备没有？”
村长是个稳重的农民，参政官和我父亲因他是出色的木匠，才提拔他当了村长。他不是本村人（因此对它一无所知），生得很漂亮，虽然已经快六十岁。他捋捋那一大把络腮胡子，觉得这事与他毫不相干，因此一边皱起眉头瞧我，一边用粗重的嗓音答道：
“很抱歉，我不知道！”
“准备了。”我回答，吩咐了仆人。
“感谢上帝；该吃点东西啦，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我一早起身，肚子都饿瘪了。”
警察所长放下笔，搓搓手，装模作样地说：
“我们的约翰神父好像饿得受不了啦；既然主人不见怪，这是好事，我们就叨扰了。”
仆人端上了几盘凉菜、甜伏特加、果子酒和葡萄酒。
“神父，向主谢恩吧，您是带路人，您开个头，我们才可跟着您走呢。”警察所长说。
神父匆匆忙忙念了一段非常短的祈祷文，便拿起一杯甜伏特加一饮而尽，把一小块面包送进嘴巴，嚼了几口，随即又喝了一杯，然后才慢条斯理地、细心地吃火腿。
警察所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也跟着喝了一杯甜伏特加，对它很满意，便装出行家的神气对我说道：
“我看，您这种茴香甜烧酒是寡妇鲁热的店里酿制的吧？”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儿买的，吩咐把酒瓶拿来，果真，它来自寡妇鲁热的店里。根据伏特加的香味，就能辨别这是哪个商店的产品，这得有多么丰富的经验啊！
他们吃完后，村长把一袋燕麦和一袋马铃薯装到警察所长的车上；文书是在厨房喝酒的，他一坐上驾车座，车子就驶走了。
教士踉踉跄跄地步行回家，一边还在用一根小木条剔牙缝。我正向仆人交代安葬的事，约翰神父蓦地站住，招招手，村长跑到他跟前，然后回来了。
“什么事？”
“神父要我问您老一声，”村长回答，并不掩饰自己的嘲笑，“安葬后由谁置办酒宴？”
“你怎么回答他？”
“我说，他不必担心，油煎薄饼总是有的。”
马特维安葬了，神父吃到了薄饼和烧酒，然而这一切在我心头留下了一条漫长的黑影。此外，还有一件可怕的事等着我办，这就是通知他的母亲。
但是关于波克罗夫圣母教堂中的这位高僧，我还得讲几句，然后才能把他丢开。
约翰神父不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时髦教士，不懂得希腊文变位和拉丁文句法。他已经七十岁出头，在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戈洛赫瓦斯托娃20的大村庄上当过半辈子教堂执事，我的姑母要求总主教赏了他一个神父的职位，我父亲的村子正好有个空缺，主教就派给了他。尽管他喝了一辈子酒，酒量越来越大，他还是不能抵挡酒的作用，因此每天一到下午便迷迷糊糊的。在属于他的教区的附近几个村庄里，每逢婚丧喜庆，他总要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农民们把他像一捆烂干草那样抬上马车，把缰绳缚在车辕上，全权委托他的马把他送回家中。那匹识途老马也总是万无一失，把他平安带回府上。神父太太不比他差，也是有酒必醉。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那位十四岁的小千金也能一口气喝下一茶碗烧酒。
农民们瞧不起他和他一家人。有一次他们甚至联合向参政官和我父亲告了状。参政官和我父亲要求总主教查明事实。农民控告他主持圣礼收费太贵，如不预先付钱，丧礼要拖延三天，婚礼则根本不给举办。总主教和宗教法庭发现，农民的控告事事属实，要约翰神父停职反省了两三个月。神父在亲聆主教的教诲之后，回村时不仅加倍喝酒，而且成了小偷。
我听仆人们说，在一次教堂节日中，一个老农民与神父一起酗酒，喝醉后对他说：“嗨，你也太胡闹了，还惊动了主教大人！你不肯好好干，大家自然要收拾你。”神父听了很生气，好像是这么回答：“嘿，我也有办法对付你们这些混蛋，我主持婚礼和葬礼时，专给你们念最不吉利的祈祷文。”
过了一年，即1844年夏季，我们又去波克罗夫村。满头白发的神父瘦得多了，但他照样酗酒，照样每天醉得昏昏沉沉的。每逢星期日做完祷告，他总要来找我，坐上一两个钟头，拼命喝烧酒。这使我讨厌，我吩咐别接待他，甚至躲进森林回避他，然而他照旧光顾：“主人不在家吗？没关系，伏特加总在家中吧？他不会随身带走吧？”我的仆人只得把一大杯甜伏特加送进前室，神父喝了酒，吃了咸鱼子酱，这才若无其事地回家。
最后，我们的关系终于破裂了。
一天早晨，教堂的诵经士来找我，这是个身材细长的年轻小伙子，头发向后梳，像女人似的；他的满面雀斑的年轻妻子也来了。两人都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一边说一边哭，一边擦眼泪。诵经士用不自然的尖嗓子，他的太太用咬不清字音的口齿，争先恐后地说，前两天他们的怀表和首饰匣失窃了，首饰匣里有五十来个卢布，诵经士的老婆找到了贼，这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高僧和基督徒约翰神父。
证据是确凿无疑的：在神父家扔出的垃圾中，诵经士的老婆发现了失窃的小匣子上一块打碎的盖子。
他们要求我主持公道。我再三向他们解释，教会和世俗的权力不能互相干涉，但诵经士不听劝告，他的老婆也哭个不住，弄得我束手无策。我同情他们，据他估计他们的损失约值九十卢布。我考虑了一下，吩咐套车，写了一封信，派村长去见县长；我把诵经士对我的希望寄托在县长身上。傍晚，村长回来了，县长要他转告我：“别管这事，否则宗教法庭出面干涉就麻烦了。不要沾了一手蜜糖洗不干净。”这答复，特别是最后这句话，萨韦利·加夫里洛夫向我传达时非常得意。
“首饰匣是神父偷的，”他又说，“这一点正如我站在您面前一样清楚。”
我把世俗权力的答复转告了诵经士，表示遗憾。相反，村长却安慰他道：
“你这么垂头丧气还为时过早呢，结账的日子在后面。你是婆娘还是诵经士啊？”
村长和他的伙伴们真的替他报了仇。
萨韦利·加夫里洛夫是不是分裂派教徒，我不大了解。但是我父亲出售瓦西里耶夫庄园时，从那儿迁来的农民全部是旧礼仪派教徒21。这些人戒酒，机灵，勤劳，全都痛恨神父。其中有一人，农民都称他粮栈老板，在莫斯科的涅格利诺街开店做买卖。怀表失窃的事马上传到了他耳中；他经过调查，知道波克罗夫神父的女婿，一个丢了差使的教堂执事，曾向人兜售或抵押一只表，这表在一个银钱兑换商人手中；粮栈老板见过诵经士的表，他马上找银钱商，一点不错，表正是诵经士的。他喜出望外，马上带了这个消息坐车来到波克罗夫村。
诵经士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便找教区监督。过了三天，我听说神父付了一百卢布给诵经士，他们和解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诵经士。
“教区监督听了我的控告，便召见了我们的老暴徒。他们谈了好久，只是谈些什么，我不知道。后来监督又通知我去见他，对我严厉地说：‘你们争吵什么？你还年轻，这个人尽管贪酒，但年纪老了，是你父亲一辈的人，你与他闹，不害羞吗？现在他给你一百卢布，与你和解。你满意吗？’我回答：‘满意，大人。’‘既然满意，今后不准再提这事，更不准向外宣扬；记住，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办，当心我给你颜色看。’”
于是这个被粮栈老板揭发的贪酒的贼，仍照旧行使神父的职权，尽管村长仍是那个向我坚决指出他偷了首饰匣的村长，读经台上也仍是那个诵经士（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让那只著名的怀表离开他的口袋，只允许它躺在那儿测定易逝的时间了），农民也仍是那些农民！
这件事发生在1844年，离莫斯科五十俄里的地方，而我是这一切的目睹者！
这样，毫不奇怪，正如贝朗瑞的诗歌所讲的，对约翰神父的召唤，圣灵是不会降临的：
圣灵不说，我不降临！22
为什么不驱逐他呢？
东正教的贤哲们告诉我们：教会人士是像恺撒的夫人一样不允许怀疑的！23
1 原文是德文。
2 萨沙即赫尔岑的长子亚·亚·赫尔岑。
3 萨沙生于1839年6月13日，字条应是从赫尔岑当时的日记中摘录的。
4 维特贝格当时已回彼得堡。
5 原文系德文，引自歌德的《赠辞》。《赠辞》是歌德与席勒合作的一部短诗集。
6 指第二十五章中提到的那个将军菲利波维奇。
7 指赫尔岑夫妇结婚的一天。
8 原文是德文。
9 从这一段起至“1843年5月30日……”那一段止，这长达三四页的关于赫尔岑与使女卡捷琳娜的事，在作者生前并未发表过。《赫尔岑三十卷集》根据原稿以“编者注”的方式附在正文下。《赫尔岑九卷集》则为了保持整章“艺术上的完整”，把它编入了正文，但系按照原稿移入，在时间交代上不很清楚。
10 原稿在此中断，这句话没有完。但这段话的思想可从第五卷《一些已经触及的问题引起的思考》中找到补充。
11 以上三段均引自赫尔岑的日记，但有的已经过改写。
12 赫尔岑夫人的命名日。
13 即第二章中提到的那个安德烈·斯捷潘诺夫，卡申佐夫才是他的姓。
14 即第一章中提到的奶娘达里娅。
15 从干旱地区或非洲的沙漠地区吹来的一种热风。
16 即俄国著名演员谢普金。
17 科尔什（1810—1897），俄国新闻工作者，曾任《莫斯科新闻》等的编辑。早年曾参加赫尔岑小组。
18 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19 詹姆斯·罗特希尔德（1792—1868），欧洲著名的银行家集团罗特希尔德家族的成员，犹太人，原籍德国，在巴黎等地均设有银行。赫尔岑在巴黎与他打过交道。
20 即赫尔岑的姑母。
21 即分裂派教徒。
22 原文是法文。这行诗引自贝朗瑞的诗歌《圣灵弥撒》。
23 恺撒说过，他的妻子是不能受到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