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人
(一)莫斯科的友人们——酒席上的谈话——西欧派（博特金，列德金，克留科夫，叶·科尔什）
波克罗夫之行，在那儿度过的安静的夏季，成了我们莫斯科生活中意气风发、生动活泼的那个优美阶段的开始，它延续到我父亲去世，也可以说，到我们出国为止。
在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的紧张不安的情绪消失了，内心的风暴平静了。痛苦的自我解剖和互相解剖，这种对不久前的创伤所作的不必要的指摘，这种对同一些不幸遭遇的反复议论，现在也已结束了。相信自己并无罪愆的思想，经过这一番波折之后，使我们能更严肃、更正确地对待生活。我那篇文章《由一出戏想起的》1，就是我那段痛苦经历的结束语。
警察的监视是唯一的外来压力；我不能说它很严重，但是意识到有一根警棍随时可以打到我的头上，这感觉总不是愉快的。
新的友人对我们的接待比两年前热烈得多，也好得多。站在他们前面的是格拉诺夫斯基，他在这五年中居于领导地位。奥加辽夫几乎常年都在国外2。格拉诺夫斯基成了他的替身，我们应该为当时那些美好的时刻感谢他。这个人身上具有一股伟大的爱的力量。我与许多人在观点上更为一致，然而与他更为亲密——这是出自灵魂深处的一种感觉。
格拉诺夫斯基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大家在辛勤劳动，有的在大学讲课，有的写论文和编杂志，有的研究俄国历史。这个时期是我们以后所做的一切的开始。
我们早已不是孩子了；1842年，我已整整三十岁。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活动会把我们带向哪儿，但是我们没有停止。我们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地走着我们的路，我们的步子是安详的，沉着的，它是经验和家庭生活熏陶的结果。这并非表示我们老了，不，我们依然那么年轻，正因如此，一些人在走上大学讲台的时候，另一些人在发表文章或出版报纸的时候，每天都冒着被捕、撤职和流放的危险。
这类天赋不凡、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纯洁无疵的人，以后我在任何地方，不论在政界的顶端或文学艺术界的头面人物中，都未曾遇见过。我跑过不少地方，经历过各种生活，结识过不少人，革命还把我带到了号称最为文明的国土，但是凭良心说，我还是没有改变我这观点。
西欧人最后形成的那种孤芳自赏的个性，起先我们觉得它与众不同，继而又发现它片面单调。他们始终踌躇满志，他们的自负使我们气愤。他们从不忘记个人的得失，他们的处境一般并不顺遂，心力大多花费在生活琐事上。
我并不认为，这儿的人从来就是这样；西欧人不是处在正常的状况——他们正在退化。没有成功的革命风起云涌，没有一次能使他们脱胎换骨，然而每一次都留下了痕迹，搅乱了人的观念，于是历史的潮流顺理成章地把污浊的市民阶层推上了主要的舞台，挤走了被铲除的贵族阶段，扼杀了民间的幼苗。谢天谢地，市民精神与我们不能相容！
我们无所用心也罢，精神不够深邃，行动不够坚定也罢，教育方面太幼稚，修养方面太贵族化也罢，但是我们一方面既更懂得生活的艺术，另一方面也比西欧人单纯得多，我们不如他们那么与众不同，然而比他们更全面。我们这里有识之士不多，但这些人才华横溢，气度恢弘，决不受任何局限。西方却完全不同。
那儿，即使气质上与我们最为接近的人，我们接谈之下，也总感到格格不入，找不到共同的语言，无法统一。他们这种固执己见和不由自主的隔膜态度，使我们不由得对这个业已定型的世界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之间理论上的分歧恰恰相反，它提高了生活的意义，促进了交换思想的需要，使我们的头脑更活跃，步伐更迅速。我们是在这种互相争论中成长的，它实际上增强了我们小组的凝聚力3——这是蒲鲁东对机器劳动所作的出色说明。
我怀着眷恋的心情，要谈一下这个时期，这是同心协力、慷慨激昂、和衷共济、英勇斗争的时期，也是我们青春时代的最后几年！……
我们的小组人不多，常常在这个或那个人家中，特别是在我的家中集会。除了谈笑逗哏、吃喝取乐之外，这成了交流思想、消息和知识的最活跃、最迅速的场合。各人把读到听到的公诸同好，通过辩论统一认识，使一人之所得变成众人的财富。在任何知识领域，文学艺术的任何方面，没有一个重大现象会不引起我们中某一个人的注意，并被立即传达给大家。
我们的集会的这种性质，正是那班愚钝的学究和迂阔的文人所无从理解的。他们只看见酒肉，其余什么也看不见。宴饮是生命力充沛的表现，拘泥小节者往往是枯燥无味、自私自利之辈。我们不是僧侣，不能过隐士生活，酒酣耳热，豪情满怀，更促进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成就不会比那些在科学后院从事苦役的君子们逊色。
朋友们，无论是你们还是那个光辉灿烂的时期，都是我所珍爱的；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总是不胜依恋，几乎难割难舍。我们与苏巴朗4笔下那些疲惫虚弱的修士不同，不会为尘世的罪孽啼哭；我们只是同情它的苦难，准备含笑迎接一切，对未来的灾祸毫无畏惧。整天哭丧着脸的苦行僧，我总觉得可疑；如果他们不是矫揉造作，他们的头脑或肠胃一定有了毛病。
你是正确的，我的朋友，你是正确的5……
是的，博特金，你是正确的——比柏拉图正确得多，你不曾在花园中，在游廊上对我们说教，因为我们这儿户外太冷，你是在友好的酒筵上向我们大讲“泛神论的”享受；你说，静观海浪的舞蹈和西班牙少女的舞蹈，倾听舒伯特的乐曲和草菇煮火鸡的香味，能同样得到这种享受；听了你这番高论，我才首次发现，我国语言具有这么深刻的民主精神，可以使香味像声音一样诉诸听觉。
你离开马罗谢卡街是有收获的，你在巴黎懂得了烹饪艺术的伟大，你从瓜达尔基维尔河不仅带回了对脚的崇拜，也带回了对至高无上的小腿的崇拜！6
列德金7也到过西班牙，但他的收获是什么？他游历这个历史上没有法制的国家，却是为的要对普希塔8和萨维尼9的著作进行法学分析，他关心的不是梵坦戈舞和波勒洛舞10，而是巴塞罗那的暴动11（它的结局与任何卡楚查舞12一样，即毫无结局）；回国之后，他大讲这次暴动，弄得学监大人斯特罗戈诺夫直摇头，瞅着他那条瘸腿，只是嘟哝什么街垒，仿佛在怀疑这位“偏激的法学家”不是在效忠君主的德累斯顿13，从马车里摔到地上跌伤的。
“真是太不尊重科学了！老弟，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么开玩笑。”列德金板起面孔说，其实根本没有生气。
“这很……很可……可能，”叶·科尔什结结巴巴地回答，“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与科学等同起来，难道跟你开玩笑就是不尊重科学？”
“算了，今天没时间谈了。”列德金接着道，便像埋头研读罗特克14全集一样专心喝汤了，但一边却在听克留科夫15讲那些大有古典风味的委婉精致的俏皮话。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离开他们，集中在鲟鱼肉上。谢普金亲自讲解，看来他对现代鱼肉的研究，比阿加西斯16对上古骨骼的研究更多心得，他一边讲一边眯缝着眼睛，轻轻摇头——他摇头不是左右摇摆，而是前后晃动的。唯独凯切尔坚持原则，对尘世的一切奇迹无动于衷，自顾自吸烟，谈其他事物。
不要为这几行废话生我的气，我不再往下讲了。它们不过是我想起我们莫斯科的酒会，无意之间写下的；我一时间忘了不应该浪费篇幅，因为这些话只对我，对极少几个残存者才有意义。每当我追忆往事，我便不寒而栗——曾几何时，那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拉撒路17们又在我的眼前复活了，但不是带着死亡的气息，而是变得更年轻了，充满着活力。其中一人是像斯坦克维奇一样，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亡故的，这就是加拉霍夫18。
他的话常使我们哑然失笑，但不是愉快的笑，是果戈理有时所引起的那种笑。克留科夫和叶·科尔什的俏皮话和笑料，也像汽水一样层出不穷，但这是精力过剩的表现。加拉霍夫的幽默却是阴沉的，这是一个与自我、与环境经常不能协调的人的幽默，他如饥似渴地盼望安宁及和谐，但看不到出路。
加拉霍夫是在贵族家庭长大的，很早进了伊斯梅洛夫团，也很早退伍，退伍后才真正开始接受教育。他才气横溢，但偏激，感情用事，缺乏思辨能力，往往迫不及待，想一举手解决真理问题，而且是要实用的、马上可付诸实施的真理。他正如大多数法国人那样，不理解真理只能通过一定的方法获得，而且与后者不可分割；真理作为结果，不过是一些公式和原理。加拉霍夫不是怀着谦逊的自我克制精神在探求真理，不论他的发现对他本人如何，他寻找的正是可以给他带来快慰的东西，因此毫不奇怪，真理总是从他任性的搜索中溜之大吉。他便为此烦恼，生气。这类人不习惯于否定和分析，解剖学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要寻找现成的、完整的、定型的东西，那么，加拉霍夫能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处于尼古拉皇朝统治下的时代，找到什么呢？
他到处摸索，甚至求助于天主教会，但是他活跃的心灵受不了它那阴森的气息，那潮湿的坟墓，那凄凉的监狱似的隐修室。他抛弃了旧的耶稣和新的耶稣——毕舍19，想研究哲学；但它那阴冷森严的前室使他望而生畏，几年中他一直停留在傅立叶主义上。
法伦斯泰尔20的现成组织、严格结构和有些像兵营的制度，如果说对批判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么毫无疑问，对那些倦怠的人正是投其所好，他们几乎含着眼泪，要求真理像乳母一样，把他们搂在怀中，好让他们安然入睡。傅立叶主义有一个固定的目的，劳动，共同劳动。一般说来，人们往往乐于放弃个人的意志，只求终止动摇和犹豫。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您今天是想看戏，还是上郊外玩儿？”对方回答：“随便。”于是两人都不知怎么办才好，等待着客观环境替他们作出决定，究竟上哪里。正由于此，卡贝21得以在美国建立他的教区，那个共产主义教派，直属上帝的伊加利亚大寺院。不安静的法国工人，经历了两次革命和两次反动，终于精疲力尽，怀疑开始主宰他们，为了逃避这种精神上的苦闷，他们欢迎新的事物，自愿放弃无目的的自由，屈从伊加利亚的严格纪律，那儿的上下关系决不比本笃会22各大修院的等级制度稍好一些。
加拉霍夫过于有学问，不受约束，不可能完全沉浸在傅立叶主义中，可是它吸引了他几年。1847年我与他在巴黎会晤时，他对法伦斯泰尔所抱的感情，已与其说是信徒对教会的感情，不如说像我们对就读多年的母校，对安度过几年生活的家庭的怀恋。
在巴黎，加拉霍夫比在莫斯科显得更古怪，更有趣。他的贵族天性，他的高贵的骑士意识，处处遭到伤害；他厌恶他周围的市侩世界，正如胃口不好的人见到油腻的食物一样。无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不能迷惑他；当时的许多风云人物，他往往不屑一顾，非常简单地指出他们的微不足道、唯利是图和自高自大。对这些人的鄙视，使他甚至带上了与他格格不入的民族自尊心的色彩。例如，他谈到他深恶痛绝的一个人，往往通过表情、笑容和眯缝的眼睛，只用“德国人！”这个字概括此人的一生，他的全部生理特征，以及日耳曼种族特有的许多庸俗、粗鲁、笨拙的缺陷。
他与一切神经质的人一样，情绪时起时伏，极不平衡，有时他一言不发，沉思默想，有时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以严肃的谈吐和深刻的感情令人折服，有时又出其不意，用怪诞的形式引得人捧腹大笑，只消简单的几笔，便把事物勾勒得惟妙惟肖。
复述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他讲过的一件事，而且只是一个不大的片断，尽可能传达一下。一天在巴黎，我们谈到了离开国境时的不愉快感觉。加拉霍夫听后，给我们讲了他最后一次回自己领地的经历——这真是一篇杰作。
“……我到了边界，天下雨，地上尽是泥浆，路上拦着一根大圆木，漆成一条黑一条白的。我们得等待，不能通过。这时只见对面来了个手执长矛的哥萨克，骑着马。
“‘请出示护照。’
“我给了他，说：
“‘老总，让我跟你进守卫室，这儿雨太大。’
“‘不成。’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
“我想走回奥国的哨所，可哪儿成，刚转身，只见又一个哥萨克站在我面前，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脸像中国人。
“‘不能回去！’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可雨下个不停……军士突然从值班室大喊：‘升起！’于是铁链轧轧直响，漆成条纹的纹刑架升起了；我们的车子从它下面驶过去，铁链又轧轧直响，放下了圆木。嘿，我想，现在只得由他们摆布了！值班室里有个世袭兵在登记护照。
“‘这是您本人吗？’他问；我马上塞给他二十个克里泽23。
“军士正好进屋，那人什么也没讲，可是我也马上给了他二十个克里泽。
“‘一切无误，请到海关去吧。’
“我坐上车，动身了……可总觉得后面有人追赶。回头一看，一个哥萨克拿了长矛，骑了马，跟着车子。
“‘老总，什么事？’
“‘护送您老上海关。’
“海关上一个官员戴上眼镜，检查我的书。我给了他一个三马克银币，说：
“‘您放心好了，这都是科学书，医学书！’
“‘一点不错！喂，守卫，把箱子关上！’
“我又给了二十个克里泽。
“终于放行了。我雇了一辆三驾马车，穿过漫无边际的原野；蓦地天边出现了一片红光，愈来愈大……像晚霞。
“‘你瞧，’我对车夫说，‘啊？失火啦。’
“‘没什么，’他回答，‘大概一间小农舍或烘谷房起火了。驾，驾，快跑，快跑！’
“过了一两小时，发红的天空已到了另一边。我不再问什么，心想这不过是烧掉了一间小农舍或烘谷房。
“……我在大斋节从乡下到了莫斯科；雪差不多融化了，雪橇滑过石板路，车灯在污浊的水潭中射出昏暗的反光，边套马把冰冷的泥浆大块大块地直抛到我的脸上。最奇怪的是：在莫斯科，春天刚一开始，五六天不下雨，泥浆就会变成一阵阵灰土，刮进眼睛和鼻孔，一个警官心事重重地站在马车上，指指灰土，露出不满的神色，警察们则忙作一团，正在把各种碎砖瓦铺到路上，防止灰尘！”
加拉霍夫非常随便，心不在焉，但这与科尔什的口吃一样，不失为一个可爱的缺点。他时常出洋相，弄得很尴尬，有时他会因此发点小脾气，但大多只是一笑置之。一天霍夫林娜24请他参加晚会，他却跟我们一起上剧院听《夏莫尼的林达》25，看完戏又一起上谢瓦利埃饭店，在那儿坐了一两个小时，这才回家更衣，前往霍夫林娜府上。前室点着一支蜡烛，堆着一些什物。他走进大厅——一个人也没有；走进客厅，只见霍夫林娜的丈夫坐在那儿，他刚从奔萨省回来，还没脱下旅行服装。加拉霍夫的来访使他惊讶。客人问了旅途平安，便在沙发上安然坐下。霍夫林娜的丈夫说，道路很坏，他非常疲倦。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哪儿啊？”加拉霍夫问。
“早已睡了。”
“怎么睡了？难道这么迟了？”他问，开始猜到是怎么回事。
“四点钟了！”霍夫林娜的丈夫回答。
“四点钟！”加拉霍夫重复了一遍，“对不起，我只是听说您回家，特地来向您问好的。”
另一次，也是在他们家，那是一次招待晚会，男的都穿着燕尾服，女的也打扮得端端正正。不知是加拉霍夫没有接到请柬，还是他忘了，总之，他是穿着平常的衣服去的。他坐了一会儿，就着蜡烛点了一支雪茄，便开始高谈阔论，根本没留意客人们的服饰。过了一两小时，他问我了：
“你还要上哪儿？”
“哪儿也不去？”
“那你怎么穿着燕尾服？”
我不禁哈哈大笑。
“咳，真是乱弹琴！”加拉霍夫嘟哝道，拿起帽子便走。
我的儿子五岁那年，加拉霍夫给他的圣诞树送来一个蜡洋娃娃。洋娃娃至少有我儿子那么大，加拉霍夫亲自让它坐在椅上，希望引起意外的效果。圣诞树布置好了，门打开了，萨莎又惊又喜，慢慢向前走，用恋恋不舍的目光端详那些彩色纸片和蜡烛，但蓦地愣住，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然后惊叫着转身逃走。
“你怎么啦，怎么啦？”我们问他。
他哭得抽抽搭搭的，只是一再嘀咕：
“那儿有个陌生孩子，我不要他，不要他。”
他把加拉霍夫的洋娃娃看成了另一个孩子，以为这孩子要与他争夺圣诞树，因此非常伤心。但更伤心的还是加拉霍夫本人，他一把抓起不幸的洋娃娃，转身便走，此后好久不愿再提起这事。
1847年秋，我与他在尼斯的会见是最后一次。当时意大利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他非常关心。他的目光虽然充满讥刺，但心头仍保持着浪漫主义的憧憬，对某些信念不胜向往。我们间的长谈和争论，使我想起应把它们写成文字。《来自彼岸》就是以我们的一次谈话开始的。26我把开头几节念给加拉霍夫听过；那时他已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了。他临终前夕，还写了一封非常风趣的长信给我，这时我在巴黎。可惜信遗失了，否则我可引述几段。
离开他的墓前，我要凭吊另一个更令人怀念的、也是更新的坟墓了。
（二）在友人墓前
他的心灵纯洁而高尚，
他的性情温柔如同慈母，
他的友谊童话般令人难忘。27
……1840年，我路过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格拉诺夫斯基。那时他刚从国外回来，准备在大学讲授历史。我喜欢他那文雅的举止，沉思的外貌，紧皱的双眉，忧郁的眼睛，以及微带悲戚的慈祥笑容。他那时留着长发，穿一件式样别致的普鲁士藏青大衣，领圈是天鹅绒做的，衣钮是呢子做的。他的容貌、服饰、黑发，都使他显得风度翩翩，优雅潇洒；他当时正处在青春即将消逝、精力充沛的壮年即将开始的分界线上。我想，即使冷漠寡情的人对他也不能毫不动心，何况我一向重视美，把它看作一种天赋和力量。
我与他只匆匆见了一面，因此带回弗拉基米尔的印象，不过是觉得他人才出众，并根据这一点，相信他可以成为我未来的挚友。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过了两年，我在彼得堡，以及第二次流放回来，住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交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格拉诺夫斯基天性温和，平易近人。他从不虚张声势，疾言厉色，也从不自以为是，他待人接物总是那么诚恳，坦率，因此与他非常容易相处。他不以友谊压人，而是赤诚相爱，决不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也不因事不关己便采取“反正一样”的态度。凡是真正投身于生活的人，难免有一些怕人知晓、不愿声张的弱点，我不记得，格拉诺夫斯基曾对这种“小节”做过粗暴的干预，或不恰当的指责。因此，有些话哪怕不能与最亲密的人讲（这些人虽然完全可以信赖，但是他们的某些难以听到的心弦还是与你有着不同的音域），却可以对他直言不讳，无须顾虑。
他的心灵充满着爱、宁静和宽容，在那里找不到无法调和的纷争，听不到盛气凌人的声音。他在我们中间，是联系许多事和许多人的环节，互相敌对的团体，濒于决裂的友人，往往由于对他的同情而消除隔阂。格拉诺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完全不同，虽然他们同样是我们中间最光辉、最杰出的人物。
在昨天的俄国，那个艰难时世28的末期，一切都被打翻在地，只有官方的败类可以大声说话，文学成了一泓死水，科学被代之以奴才的理论，书报检查机关对基督的教诲也不以为然，对克雷洛夫的寓言也要大加删削29——在那个时期，看到格拉诺夫斯基屹立在讲台上，心里就会轻松一些。“如果他还在讲话，那么一切不致毫无希望。”大家这么想，感到呼吸自由一些了。
然而，格拉诺夫斯基既不是别林斯基那样的战士，也不是巴枯宁那样的雄辩家。他的力量不在于尖刻的论争，不在于勇敢的否定，而在于正面的道德感染，在于他引起的绝对信赖，在于他的艺术禀赋和平静安详的精神素质，在于他性格的纯洁和对俄国现存秩序的深刻持久的抗议。不仅他的话，连他的沉默，也是一种力量：他的思想不能自由吐露时，就会鲜明地表现在他脸部的表情中，让大家一目了然，因为在这个国家，狭隘的专制制度已使人们学会了理解言外之意，懂得隐晦曲折的语言。从1848年至尼古拉去世这个灾难深重的时期中，格拉诺夫斯基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讲台，也保全了自己的独立思想方式，这是因为骑士的勇敢，坚如磐石的信仰，与女性的温柔，灵活的形式，以及我们已讲过的那种善于求同存异的天性，在他身上结成了和谐的统一体。
格拉诺夫斯基给我讲过宗教改革时期许多沉着稳健的革命传教士，他们不像路德那么狂热，威严，不会“慷慨激昂，咄咄逼人”，但是开朗，慈祥，对桂冠与荆冠同样泰然处之。他们镇定沉着，刚毅坚决，从不意气用事；这种人叫法官畏惧，觉得不好对付；他们那种宽容和解的笑，也使刽子手事后受到良心的谴责。
科利尼30本人便是这样，吉伦特派31的优秀分子也是这样；确实，从精神特征和浪漫主义气质来看，从不爱走极端来看，格拉诺夫斯基更像胡格诺派32教士和吉伦特党人，不像再浸礼派33教徒或山岳党人34。
格拉诺夫斯基对莫斯科大学和整个年轻一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历久不衰；他在身后留下了漫长的光辉。我特别感动的，是看到他当年的学生把自己的书，作为对他的纪念呈献给他；他们在序言中，在报刊的文章中，热情洋溢地谈论他；他们怀着年轻美好的愿望，要把自己的新著作与友好的故人联系在一起，要借书前的题词来抚慰他的英灵，公认他是他们思维活动的渊源。
格拉诺夫斯基的发展与我们不同。他小时在奥廖尔读书，后来进了彼得堡大学。父亲给他的钱不多，他从非常年轻的时期起就得为杂志“特约”撰稿。那时他认识了叶·科尔什，从此直至他去世，他们保持着最亲密的友谊，并一起为先科夫斯基35工作，后者需要新的力量和没有经验的青年为他卖力，以便把他们真诚的作品搀进《读书文库》淡而无味的水酒中兜揽生意。
严格地说，他一生从未寻欢作乐，从未荒唐过一天。毕业后，他就由师范学院派往德国。在柏林，他遇见了斯坦克维奇——这是他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
凡是认识这两个人的都会明白，格拉诺夫斯基和斯坦克维奇必然立即成为亲密朋友。在性格、年龄、志趣等等方面，他们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胸部也同样潜伏着注定早死的种子。但是对亲密的感情，牢不可破的友谊而言，仅仅相似是不够的。只有可以互相补充的爱，才是深刻而巩固的。对于卓有成效的爱，相异与相似同样必要；没有相异之处，感情便会萎缩，衰退，变成只是一种习惯。
两位青年的追求和力量极不相似。斯坦克维奇早年就受过黑格尔辩证法的陶冶，具有敏捷的思辨才能，如果说他把美学因素带进了自己的思维中，那么毫无疑问，他也把同样多的哲理带进了自己的美学。格拉诺夫斯基热烈拥护当时的科学潮流，但对抽象思维既不爱好，也无才能。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天赋，选择了历史作为他的终生事业。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抽象思想家，或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逻辑学的冷若冰霜，铁面无私，大自然冷酷无情的客观性，都叫他不能忍受；为了思想忘记一切，为了观察摒弃自我，他办不到；相反，他无限关注人世间的一切。难道历史学不就是这种思想和这种气质在另一形式下的表现？格拉诺夫斯基想的是历史，学习的是历史，后来又以历史作宣传手段。斯坦克维奇则不仅把现代科学的观点，也把它的方法，作为优美的礼品赠给了他。
学究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是用汗水和气喘病测量思想活动的成绩的……然而，我们要问，那么蒲鲁东和别林斯基呢？难道他们对黑格尔的方法，不比一切研究到头发脱落、满脸起皱的迂夫子更加精通吗？然而这两人谁也不懂德文，谁也没读过一本黑格尔的原著，一篇他的左派和右派门人的论文，他们仅仅与他的弟子们探讨过他的方法。
格拉诺夫斯基在柏林与斯坦克维奇一起度过的日子，根据前者的叙述和后者的书信，是他一生中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那时他们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奔放的热情第一次得到表现，他们互相善意地调笑戏谑，同时进行着严肃的学术探讨。这一切是温暖的，充满热烈深刻的友谊，那种仅仅青年时代才有的友谊。
过了两年他们分开了。格拉诺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学讲课，斯坦克维奇在意大利医治肺病，后来死了。斯坦克维奇的逝世，使格拉诺夫斯基深为悲痛。过了好久，他收到了故友嵌肖像的纪念品，那时我正好在场，我很少看到更为沉痛的默默无言的忧伤。
这是在他婚后不久。和谐、安静、融洽的新生活，给蒙上了一层哀悼的黑纱。这个打击的痕迹长期不能消除，我不知道，它最后有没有完全消失。
他的妻子非常年轻，还没完全成熟。她身上还保存着少女时代不够温顺，甚至冷漠的特色，这是淡黄头发的少女，特别是日耳曼血统的少女所常有的36。这种个性大多能干、刚毅，但觉醒较迟，长期处于昏睡状态。促使这位少女苏醒的动力如此温柔，缺乏任何痛苦与斗争，又出现得这么早，使她几乎没有觉察。她的血继续在她心脏中缓慢而安静地流动。
格拉诺夫斯基对她的爱是平静亲切的友谊，与其说热烈，不如说深沉，温柔。一种安详的、动人心弦的宁静，笼罩着他们的小家庭。有时看到埋头工作的格拉诺夫斯基身旁，一位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女伴默默无声地沉浸在爱情和幸福中，这是非常愉快的。我看到他们，立即想起新教创始者们那些光辉的、贞洁的家庭，这些人无畏地唱着殉道者的赞美诗，随时准备手挽着手，沉着坚定地走上宗教裁判法庭。
在我眼中，他们像兄妹，特别因为他们没有孩子。
我们很快接近了，几乎每天见面，有时通宵达旦，无话不谈……正是这些夜阑人静的时刻，使人们产生了密不可分、难割难舍的友情。
后来我们与格拉诺夫斯基在理论和信仰上长期存在分歧，想起这一点，我感到遗憾和痛心。何况它们之于我们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真实的生活基础。但是我得赶紧声明：如果时间证明，我们可以产生分歧，可以互不理解，互相指责，那么更多的时间将会加倍地证明，我们不可能分裂，我们的友谊不可能消失，哪怕死亡也无力办到。
确实，好久以后，格拉诺夫斯基和奥加辽夫这两个互相热爱的好友中间，除了理论上的分歧，也产生了不和谐的音调，但我们会看到，它最后也完全消失了。
谈到我们的争论，那么这是格拉诺夫斯基使它结束的。1849年8月25日，他从莫斯科写信到日内瓦，向我讲了下面这段话。我怀着虔敬和自豪的心理在这里引述它们：
“我对你们两人（即对奥加辽夫和我）的友谊，包含着我心灵中最美好的力量。其中感情是一个部分，正是它使我在1846年不由得伤心落泪，责备自己无力斩断那显然已难以为继的关系。我几乎怀着绝望的心情发现，你们与我的心紧紧拴在一起，要割断这些纽带势必损伤我的血肉。这段时间对我不是毫无益处的。我在与我的缺陷方面的斗争中胜利了。你们所指责的我的那种浪漫主义，已荡然无存。然而我天性中的一切浪漫因素，贯穿在我的个人爱好中。你记得我读了你的《克鲁波夫》37后写给你的信吗？它是在一个难忘的夜晚写的。笼罩在我心灵上的黑纱落下了，你的形象重又光辉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向远在巴黎的你伸出了手，我感到欣慰，温暖，正如在我们莫斯科生活中那些神圣美好的日子一样。对我起作用的不仅是你的才华，从这作品中我看到了整个的你。有一次你羞辱我，说：‘不要寄任何希望于个人因素，要相信集体的力量。’而我总是过多地重视个人因素。但对于我，个人因素和集体力量正是在你身上合而为一。我因此才毫无保留地爱你呢。”
在我谈到我们的争执时38，但愿读者看了会想起这几行……
1843年末，我发表了一组论文：《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39。它们的成功使格拉诺夫斯基像孩子一样兴奋。他带着《祖国纪事》到朋友家串门，亲自朗读、解释，如果谁不表示欢迎，他就愤愤不平。此后我也看到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成功，而且更大。我这是指他的首次公开讲学，讲的是英法两国的中世纪史。40
恰达耶夫听完第三和第四讲走出挤满全莫斯科的绅士淑女的讲堂时，对我说：“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学是有历史意义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话。格拉诺夫斯基把讲堂变成了客厅，变成了上流社会41聚会的场所。他没有为此给历史穿上华丽的衣衫，绣金的服饰，恰恰相反，他的语言是严肃的，一丝不苟，充满力量、勇气和诗意，它们有力地震撼了听众，唤醒了他们。他的仗义执言所以平安无事，不是由于妥协，而是由于他天然具有的那种温和的表达方式，他不喜作法国式的箴言，画蛇添足地在寓言后面附上几句说教。他只是叙述事实，巧妙地安排材料，让它们自己说话，使他没有明言的思想变得十分清楚，听众也因此更感到亲切，仿佛这是他们本人在思想。
第一次讲座圆满结束，他获得了真正的成功，这在莫斯科大学也是盛况空前的一件事。当他讲完之后百感交集地向听众致谢时，大家如醉似狂地跳了起来，夫人们挥手帕，其余的人拥向讲台，与他握手，向他索取相片。我亲眼看见，青年们涨红了脸，含着泪水高呼：“好极了，好极了！”离开是不可能的，格拉诺夫斯基站在那里，微垂着头，合抱着手臂，脸色白得像纸；他还想说几句，但说不出口。震天动地的鼓掌声，疯狂的赞扬声，愈演愈烈，大学生们排列在楼梯上，把讲堂让给来宾们去欢呼叫好。格拉诺夫斯基疲惫不堪，穿过人群，走进会议室。过了几分钟，人们看见他出来了，于是又响起了连续不断的鼓掌声；他转过身子，向大家挥手致意，带着万分激动的疲乏神色走进了办公室。这时我扑到他身上与他拥抱，我们默默无言地流下了眼泪。
……这样的眼泪我还流过一次，那是在夕阳残照的科洛西姆斗兽场上，那时英雄契切洛瓦基奥把未成年的儿子献给了罗马武装起义的人民，但几个月后，这父子两人就被一个戴皇冠的孩子非法杀害，死在武装刽子手们的枪弹下了！42
是的，这是珍贵的眼泪：一次我为俄国的希望洒下，另一次洒在革命的怒潮中！
但革命在哪儿？格拉诺夫斯基又在哪儿？全都与那披着乌黑鬈发的少年，那肩膀宽阔的平民，那些我们所尊敬的他们的伙伴们，一起消失了。然而对俄国的信心还没有动摇。那么难道它有朝一日也得破灭吗？
为什么不可理喻的偶然性夺走了格拉诺夫斯基，这位正直的活动家，这个深受苦难的人，而且正当俄国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尽管这个时代我们还不清楚，但总之是另一个时代了；为什么它不让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新鲜空气正向我们吹来，它至少已没有那种强烈的刑房与兵营的气息了！
他逝世的消息使我大为震惊。我收到信时在里士满，正要上火车站。我一边走一边看信，真的，一时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坐上火车，不愿重新读信：我怕它。周围的人进进出出，脸那么愚蠢，难看；汽笛响了，我向车内扫了一眼，心想：“对，这是胡诌！怎么可能？这个人正当壮年，他的笑容，他的神态，还在我的眼前，难道他已不在人世？……”我昏昏欲睡，身上非常冷。到了伦敦，我遇到阿·塔朗迪埃43；跟他问好之后，我说我收到了一封不祥的信，我仿佛刚才听到噩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最近这段时期，我们很少联系，但是我需要知道，在那远方，在我们的祖国，这个人还活着！
没有他，莫斯科变得空虚了，又一条纽带断了！……什么时候我才能独自跑到那遥远的地方，凭吊他的坟墓——它埋葬着这么丰富的力量和生命，这么远大的前途，这么多的爱和思想——就像我曾站在另一个他不完全陌生的人44的墓前一样！
我要在那里为他念这些忧郁的、和解的诗句，它们对我是如此亲切，我要求把它们呈献给我们的回忆。
致亡友
在萧瑟的秋季，
在墓园的瓶饰和碑石中间，
又出现了一堆黄土——
不久前你在这里安眠。
你的学生们向你献上
爱的礼物，忧伤的礼物，
那鲜花和绿叶编成的花圈，
一个个安放在你的墓上。
坟茔的永恒的守卫者，
那苍劲的青松，
随着肃杀的秋风，
漠然摇拂头顶阴森的绿叶，
附近小溪冲刷着两岸，
水波平静，不见涟漪，
沿着无尽的河床，
潺潺流动不息。
我久已生活在远方，
得不到你温暖的友情，
听不到从你口中
发出的最后的问候。
我们的争执使你不快，
可能还深感伤心。
你也在无意中深深伤害了我，
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我们谁也不会心怀恶意，
只是生来固执任性，
谁也不肯当面认错，
各人认为真理在他手中。
现在我来向你请求和解，
要把真情向你吐露，
倾诉我诚挚的忏悔。
并从你接受同样的宽容……
可惜已为时太晚……
在那忧郁的一天，
在那萧瑟的秋季，
我独自站立你的墓前，
仍不能相信目睹的一切，
故友真已永远离我而去？
你的双目真已永远合上？
你的声音已在痛苦中沉默？
从今我再不能与你见面，
接受你的拥抱？
也再不能与你依依惜别？
你的爱心也再不会
倾听我坦率的告白？
一切过去了，永不复返了，
真实竟如此冷酷可怕！
我冰凉的嘴唇
含糊不清地喃喃自语，
浑身一阵阵战栗，
似乎有人在把我责怪，
眼泪涌上我的心头，
我头脑昏沉，目光晦暗，
血管中的血在冷却……
快给我空气！给我光明吧！
啊，这是多么可怕……
恍如噩梦或谵妄……
我终于强忍悲痛，
重又在世俗的悲欢中彳亍，
但心头的创伤不能愈合，
谈笑间仍泪水暗流。
逝者业已永诀，
只留给我一幅遗容，
我目视这亲如手足的形象，
仿佛死神并未把他夺走。
脑中蓦地浮想联翩，
宛如一切只是一场幻梦，
他眉目含笑，不过暂入睡乡，
明日仍会一觉醒来，
发出正义的声音，
给青年带来神圣的礼品，
那自由的精神，
还有思想的光，火热的心……
但忧郁的回忆，
又唤起累累的荒冢与墓碑，
新坟的一抔黄土，
坟头堆积的花圈；
苍劲挺立的青松，
那墓园的永恒守卫者，
随着肃杀的秋风，
漠然摇拂头顶阴森的绿叶；
而溪水冲刷着河岸，
不息地向前奔流。45
格拉诺夫斯基没有受到迫害。他那悲愤的谴责目光，使尼古拉的爪牙也望而却步。他是在新一代人的爱戴，整个俄国知识界的同情，以及敌人的赞誉声中去世的。但我仍坚持我的意见：他经历了不少苦难。扼杀生命的不仅是铁链；我出国后，恰达耶夫在写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1851年7月20日）中说道，他正在死亡和衰老，以迅速的步子迈向坟墓，这“不是由于那种促使人奋起反抗的压迫，而是由于那种使人不得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力量，正因为这样，它比前者危害更大”46。
我面前放着三四封信，这是格拉诺夫斯基最后几年写的，那每一行都包含着多少辛酸和悲痛啊！
“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变得难以忍受了。”他在1850年写道。“西欧的每次运动都在我们这里引起了迫害的措施。密告成风。三个月中对我进行了两次调查。但与普遍的灾难及压迫相比，我个人的安危还算不得什么。大学面临关闭的危险，只是眼前实行的还限于下列措施：提高学费和减少学生人数，规定每所大学不得超过三百人。莫斯科大学现有学生一千四百名，因此必须减少一千二百人，才能招收一百名新生。贵族学院停办了，许多学校面临着同样的命运，皇村学校便是这样。专制制度公然宣告，它与文明不能和睦相处。武备学堂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编制这份大纲的军事教育家，可以使耶稣会教士也甘拜下风。按它的规定，神父应向武备学堂学生灌输一种思想，这就是：基督的伟大主要在于服从政府。他被说成了服从命令、遵守法律的模范。历史教员必须揭露古代共和国表面的光彩，阐明历史学家还一无所知的罗马帝国的优越性，这个帝国只有一个缺点：缺乏遗传性！
“……有些事简直会叫人气得发疯。别林斯基很幸福，他及时死了。许多正直的人陷入了绝望，用麻木的平静对待发生的一切——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崩溃呢！
“我决定不提出辞呈，等待命运替我作出抉择。我还可以做些事，让他们自己把我撵走吧。
“……昨天传来加拉霍夫逝世的消息，前几天还盛传你也死了。人家把这话告诉我，我差点放声大笑。然而这也难怪，为什么你不该死呢？这种谣言是不足为奇的。”47
1853年秋他写道：“想到我们从前（即与我在一起时）怎样，现在又变得怎样，心便发痛。我们依然照过去的方式喝酒，但不觉得愉快；只有对你的回忆使我的心变得年轻。如今我最美好、最快活的理想，便是再见到你一次，可是看来它已难于实现了。”48
在这些最后的信件中，有一封这么说：“人们到处在低声抱怨，但力量在哪里？对抗的力量在哪里？困难啊，朋友——活人是找不到出路的！”49
在我们的北国，人们在野蛮的专制暴政下迅速地死亡。我怀着惶恐的心情回顾那里，仿佛那是一片战场，到处躺着死去的和受伤的人……
格拉诺夫斯基不是一个人，几个青年教授与他在一起，他们都是我们流放期间从德国回来的。他们有力地推进了莫斯科大学，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些孜孜不倦的学者，黑格尔、甘斯和李特50等人的学生，他们受业之时，辩证法的骨骼正开始生长血肉，科学也不再认为自己是与生活相对立的；那时，甘斯走上讲堂时，手中拿的不是古籍巨著，而是巴黎或伦敦出版的最新杂志。那时人们试图以辩证法精神解决当代的历史问题，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使事实在人们眼中变得更清楚了。
我们的教授们随身带着这些珍贵的理想，对科学和人的热烈信念；他们保持着全部青春的热力，对于他们，讲台是神圣的读经台，他们的责任就是从那里传播真理。他们在讲堂上不是学术工匠，而是人的宗教的传教士。
这一群学术界的灿烂明星（格拉诺夫斯基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今何在呢？卓越可爱、博学多才的克留科夫，只活了三十五岁便死了。佩切林51这位古希腊语文学家，在俄罗斯生活中挣扎了几年，终于无法忍受，跑到了国外，他意气消沉，心力交瘁，没有钱，没有目的，像无家可归的孤儿在各地流浪，最后变成了耶稣会教士，在爱尔兰焚烧新教圣经。列德金变成了世俗的僧侣，一面在内务部供职，一面写神学论文，阐述经义。52克雷洛夫53——但是够了。落幕了！落幕了！54
1 赫尔岑写于1842年10月的一篇文章，后编入《任性与深思》中。
2 奥加辽夫流放回来后，于1841至1846年在德、意、法等国游历。
3 原文是法文。蒲鲁东在《什么是私有财产》一书中，谈到集体劳动的特点时，作过这样的说明。
4 苏巴朗（1598—1662），西班牙画家，所作绘画主要反映宗教生活，表现修士自我惩罚的苦行精神等。
5 英国作家艾迪生所作剧本《卡图》的主角卡图所讲的一句话。原话是：“你是正确的，柏拉图，你是正确的。”
6 马罗谢卡街是博特金在莫斯科的住处。瓜达尔基维尔河在西班牙，博特金在游历西班牙时写的《西班牙来信》中，大谈西班牙女人的舞姿和衣衫。
7 列德金（1808—1891），俄国法学家，赫尔岑小组的成员。
8 普希塔（1798—1846），德国法学家，罗马法的权威之一。
9 萨维尼（1778—1861），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之一。
10 都是西班牙的民间舞蹈。
11 1842年11月西班牙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巴塞罗那发生暴动，但不久即被残酷地镇压。
12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民间舞蹈，以活跃的快节奏为特点。
13 德国的城市，当时在萨克森选侯和国王的统治下。
14 罗特克（1775—1840），德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及政治活动家。
15 克留科夫（1809—1845），莫斯科大学古罗马文学教授，40年代的赫尔岑小组成员。
16 阿加西斯（1807—1873），瑞士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在研究冰川活动和绝种鱼类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
17 《圣经》中的人物，见《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死后，耶稣使他复活，走出了坟墓。
18 加拉霍夫（1809—1849），赫尔岑的友人，19世纪40年代赫尔岑小组的成员。
19 毕舍（1796—1865），法国历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
20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设计的理想社会组织方式，又称法朗吉。
21 卡贝（1788—18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一切改革靠道德的感化力量即可完成。著有空想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描绘他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伊加利亚”。19世纪40年代，卡贝企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他的“伊加利亚”，成员是法国工人，最后以失败告终。
22 天主教的一派，由意大利人圣本笃创建。本笃会的隐修院有严格的组织和教规。
23 从前奥匈帝国的银质辅币。
24 霍夫林娜（1801—1877），19世纪30至40年代莫斯科的女名流，与文学艺术界人士交往密切，经常在家中举办晚会。
25 意大利作曲家杜尼采蒂所作的歌剧。
26 指《来自彼岸》的第一章《暴风雨前》。这一章赫尔岑写于1847年底（即1848年革命风暴的前夕），是以他与加拉霍夫1847年秋在尼斯的谈话为基础的。赫尔岑把加拉霍夫作为当时俄国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中“多余人”的一种典型加以叙述，这种人有才能，但脱离实际，充满浪漫主义幻想，终于一事无成。在《暴风雨前》中，赫尔岑与加拉霍夫就革命前途问题展开了争论。
27 引自奥加辽夫的诗《致伊斯坎德尔》（《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
28 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尼古拉一世死于1855年。
29 据赫尔岑当时收集到的消息，俄国在1848年成立的“秘密书报检查机关”，曾不同意全文印行《圣经》的《福音书》，并要从克雷洛夫的作品中删去十二篇寓言。
30 科利尼（1519—1572），法国政治家，宗教战争时期胡格诺派的领袖。
31 法国大革命初期温和的共和派，在国民议会中构成右翼，反对审判国王路易十六。
32 16至18世纪法国的新教教派，从信仰上看大多属于加尔文宗，在宗教改革中态度比较温和。
33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流行于德国、瑞士、荷兰等地的教派，具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教会等级制度，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34 即雅各宾派。
35 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批评家及杂志编辑，《读书文库》的主编，别林斯基与他展开过多次论战。
36 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是德国家庭出身，比他小十一岁，他们结婚时，她才十七岁。
37 指赫尔岑的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
38 赫尔岑与格拉诺夫斯基的争执主要是理论问题引起的，因此后者觉得感情上无法割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39 赫尔岑的哲学论文集，共四篇，最后一篇，即第四篇发表于1843年12月的《祖国纪事》上，但其他三篇发表在该年上半年。
40 格拉诺夫斯基的这次学术讲演主要说明，人类的发展尽管矛盾曲折，但总是不断前进的，这无异宣告了当时俄国落后的专制农奴制度之必然灭亡。赫尔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学，并两次撰文谈论此事。
41 原文是法文。
42 这是指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件事。1848年3月，意大利人民在罗马的科洛西姆斗兽场上召开大会，募集志愿军，预备攻打伦巴第，支援米兰的起义者，打击奥地利占领军。意大利革命者契切洛瓦基奥当场把自己十五岁的儿子献给了志愿军。这位少年后来牺牲在战场上，他的父亲也于次年革命失败后，被奥军枪决。所谓“戴皇冠的孩子”，是指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他于1848年登基，当时才十八岁。
43 塔朗迪埃（1822—1890），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法国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后流亡伦敦，与赫尔岑友善。
44 指赫尔岑的妻子，她死于1852年。
45 这是奥加辽夫写的一首诗。
46 恰达耶夫这信写于1851年7月26日，原信见本书最后的《旧信选编》，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47 这前三段引自格拉诺夫斯基1849年6月给赫尔岑的信；第四段引自1849年7月的信。两信均见本书最后的“附录”，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48 这封信的原信没有编入本书的“附录”中。
49 这些话也是引自1849年6月的那封信。
50 李特（1791—1869），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
51 佩切林（1807—1885），莫斯科大学希腊文学教授，后皈依天主教。
52 列德金后来当了大官僚。此处所谓“写神学论文”，指他写的许多教育论文，因其中大量引用了《圣经》。
53 尼·克雷洛夫（1807—1879），曾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后变节成为沙皇的书报检查官。
54 原文是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