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索科洛沃之行——理论上的决裂——紧张的处境——到那里去！到那里去！1
1840年我与别林斯基和解之后，我们这不多几个朋友之间没有再发生重大的分歧。差别是有的，个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来自共同原则的东西还是主要的。它是否能永远保持不变，我没有想过。但我们必然会到达那个界限，遇到那些障碍，于是有的人跨了过去，有的人却被拦住了。
过了三四年，我十分痛心地发现，从同一些原则出发，我们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是由于我们对这些原则理解不同，而是由于大家并不全都喜欢它们。
起先这些争论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例如，列德金竭力从逻辑上论证精神的个体的存在，我们便取笑他，说这是小俄罗斯人的固执。谈到这里，我想起和蔼可亲的克留科夫最后讲过的一句笑话。那时他已病重，我与列德金坐在他的床边。这天天气阴沉，突然电光一闪，接着雷声大作。列德金走到窗前，放下了窗帘。
“为什么要放下窗帘？”我问他。
“放下的好，”克留科夫代他回答，“列德金是相信绝对精神的个体的存在的，所以他要把窗遮没，万一这个个体要用雷电打他的时候，便看不到他在我这儿了。”
可以想见，观点上的这种实质性分歧不可能老是停留在说笑阶段。
在我当时的日记中，有一页上写着下面这几句话，它们显然不是无所指的：“私人关系往往使人不能直抒己见。由于尊重人们的某些优秀品质，我们往往放弃对他们的激烈批评。必须有很大的毅力，才能含着眼泪，在卡米尔·德穆兰的判决书上签字。”2
这种对罗伯斯庇尔的毅力的赞美，已经孕育着1846年剧烈争论的种子。
我们接触到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它们注定要发生，骑了马也无法逃避。这是认识道路上的花岗石障碍，一切时代都存在着，它们使人望而生畏，也使人跃跃欲试。彻底的自由主义必然使人走到面对社会问题的一步，科学也是这样，只要一个人信赖它，不停滞不前，它必然会把他带到这古老的礁石上；从古希腊的七位哲人3到康德和黑格尔，一切敢于思索的人都有过这经历。但大家不是简单地说明问题，而是几乎都想回避它们，结果徒然给它们蒙上了一层新的符号和寓意，以致直到今天，它们仍可怕地屹立着，舟子们不敢驶近它们，便自我安慰，说这根本不是岩石，只是幻觉中的雾影。
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我相信我的友人们的力量和意志，况且他们不像别林斯基和我，不用重新探索航道。我与他在辩证法的迷宫中打转，最后只得跳出圈子，另找出路。他们眼前却有我们的先例，手中还有费尔巴哈的著作。但我一直不愿相信的事，最后也只得相信了：我们的友人们尽管不同意列德金的论证方式，实际上与他还是比与我们更为接近，他们的思想虽然独立不羁，有些真理却是他们所害怕的。除了别林斯基，我与所有的人，与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距离都逐渐远了。
我为这发现悲痛万分；使他们绊倒的门槛，一度曾形诸谈笑，现在却再也不能提了。论争是出于重新获致统一的内在需要，因为只有互相喊叫才能弄清谁站在哪里。
在我们自己明确我们理论上的分歧之前，新的一代已经察觉了，他们是非常接近我的观点的。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的青年，都竞相阅读我的《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和《论研究自然的信》，连神学校的学生也不例外。后面这一点，我是从谢·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处听到的，因为菲拉列特向他大发牢骚，威胁要采取精神防卫措施抵制这类有毒的食物。
大约在这同一时候，我从其他方面也听到了它们在教会学校学生中获得的成功。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我不能不在这里谈几句。
我认识莫斯科近郊的一个神父，他的儿子大约才十七岁，几次来找我要《祖国纪事》。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几乎什么也不讲，红了脸，显得手足无措，拿了书便匆匆走了。但他的脸聪明而开朗，很得我的好感，最后我打破了他那种缺乏自信的稚气，与他谈起了《祖国纪事》。他非常仔细和孜孜不倦地阅读的，正是它上面的那些哲学论文。他告诉我，高年级学生怎样如饥似渴地读我对各种体系的历史叙述，他们在受到布尔梅斯特和沃尔弗4的哲学的熏陶之后，读到我这些文章感到多么惊讶。
青年人从此不时来找我，我有充分时间考察他的才能和工作能力。
“毕业后您打算做什么？”一天我问他。
“出家做教士。”他红着脸回答。
“要是您想当教士，那等待着您的命运，您认真考虑过吗？”
“我不可能选择，我的父亲坚决反对我从事世俗职业。我会得到充分的时间来读书。”
“请您不要生我的气，”我说，“但我不能不把我的意见坦白告诉您。您的谈吐，您毫不加以掩饰的思想方法，您对我的著作的赞许，加上我对您的命运的真心关怀，以及我的年龄，使我似乎有权对您说这些话。穿上教士的长袍之前，您要郑重考虑。脱下比穿上难得多，可是穿着它很可能使您感到窒息。我向您提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您说，您学的神学中是否有一条教理是您绝对信仰的？”
青年人垂下视线，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我不能在您面前撒谎——没有！”
“我知道这样。现在您想想您的未来吧。您这一辈子不得不每天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撒谎，背弃真理，而这是违反宗教精神的罪恶，一种明知故犯的、有意识的罪行。您当得成这种两面派吗？您的全部社会存在都将成为弄虚作假。您有何颜面面对诚心祈祷的人，如何用天堂和灵魂不灭来安慰垂死者，如何为人赎免罪过？何况还要您开导分裂派教徒，审问他们！”
“这多可怕！多可怕哟！”青年人说，垂头丧气地、不安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
“我来找您是为了告诉您，”他说，“您的话，我再三考虑过了。您完全正确，我不能担当神职。您放心，我宁可当兵也不做教士。”
我与他热烈握手，答应有机会时尽我的力量劝他的父亲。
这样，我也为挽救一个生灵尽了我的责任，至少我为他的得救出了力。
大学生的哲学倾向，我看得更清楚。1845年，我听了整整一学年比较解剖学。在课堂和解剖室中，我认识了新一代的青年。
他们的倾向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即是彻底科学的。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皇村学校学生都是这种倾向。尼古拉那疑神疑鬼的、死气沉沉的专制统治把皇村学校撵出了美丽的花园5，但它仍是培养人才的伟大温床，普希金的遗言，诗人的祝福，比政府野蛮粗暴的打击更强大。6
我要为来到莫斯科大学的皇村学校学生欢呼，这是新的坚强的一代。
就是这些大学青年，怀着年轻人的热情和迫不及待的心理，投入了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主义新天地，以他们朝气蓬勃的清醒意识看出了我是怎么讲的，我们与格拉诺夫斯基的分歧又在哪里。他们热爱他，但是开始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了7。他们无疑希望我说服他站在我们一边，认为别林斯基和我才是他们的哲学观点的代表者。
这样到了1846年。格拉诺夫斯基开始了新的公开讲学。整个莫斯科重又聚集在他的讲台周围，他那娓娓动人的、含意深刻的讲演再度震动了人们的心弦；但是第一次讲学的饱满热情和兴奋情绪已大为逊色，仿佛他疲倦了，或者某种他还不能掌握的思想占有了他，妨碍了他。我们很久以后看到，事情确实这样。
在3月份的一次讲演中，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急匆匆跑来报告：奥加辽夫和萨京从国外回来了。
我们已几年不见，也很少通信，不知他们……怎么啦？我与格拉诺夫斯基怀着激烈跳动的心赶往他们所在的雅尔饭店。啊，这是他们，终于回来了，变得多了，胡髭那么长，几年不见……我们问长道短，开始闲聊，虽然心里想讲的是另一些话。
我们小组的人终于又几乎全部会面——现在又可以像从前那么生活了。
1845年夏，我们住在索科洛沃的别墅中。索科洛沃，这是莫斯科县美丽的一角，离城二十来俄里，在通往特维尔的大道旁边。我们租了那儿一幢不太大的主人住宅，周围像一片花园，一直铺展到山麓的小河旁。它的一边是我们大俄罗斯种满庄稼的辽阔田野，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优美风光，难怪主人把那儿的一所亭子题名为“美景亭”。
索科洛沃本来属于鲁缅采夫伯爵家。他们在18世纪是豪富的贵族地主，尽管有各式各样的短处，在欣赏能力上他们却高人一等，为他们的后辈所望尘莫及。莫斯科河边这些古老的贵族庄园和乡村无比美好，尤其是那些还未经最近两代子孙改建和翻修过的地方。
我们在那儿过得很愉快。没有出现过遮没夏日天空的任何浓厚乌云；在这花园中，我们尽情工作，尽情玩乐。凯切尔的唠叨少了，虽然有时他还要把眉毛扬得老高，带着强烈的表情说一些叫人难堪的话。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几乎每逢周末必然来耽搁一夜，有时甚至挨到星期一才走。米·谢8也租了一所别墅，离我们的不远。他常常徒步走来，像拿破仑在朗伍德那样9戴一顶阔边帽子，穿着白上衣，手提一篮采集的蘑菇，说说笑笑，唱些小俄罗斯曲子，讲几则故事，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我想，终生为世界的罪孽以泪洗面的约翰10，听了这些故事也会破涕为笑的……
我们常常坐在花园边上的一棵大椴树下促膝谈心，那时唯一遗憾的只是奥加辽夫不在。现在他回国了；1846年我们重游索科洛沃时，他也去了，格拉诺夫斯基整个夏季租了一套小厢房，奥加辽夫被安置在阁楼上，他下面是管房子的，一个失去了一只耳朵的海军少校。
尽管这样，过了两三星期，一种不明确的感觉在我心头诞生了，似乎我们的别墅生活并不美满，而且无法改善。凡是筹备过酒宴的人，都会为朋友们未来的欢乐预先感到高兴；后来客人到了，一切顺利，没有出乱子，可是预期的欢乐并未实现。只有当你不感到血液怎样在血管中流转，不想到心脏在怎样跳动的时候，生活才是轻快而美好的。如果每一个跳动都会在头脑中引起反应，那么眼看就要生病，和谐就要保不住了。
朋友们回国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大家沉醉在节日的欢乐和兴奋中；但这段时间还没过去，我的父亲病了。他的逝世，繁忙的事务，使我暂时忘记了理论问题。但在宁静的索科洛沃生活中，我们的分歧势必要表现在谈话中。
奥加辽夫与我四年未见，但在思想上我们仍是一致的。我们从不同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阶段，最后又来到了一起。纳塔利娅也站在我们一边。我们那些严肃的、初看有些可怕的结论，并未使她胆怯，她赋予了它们一种特殊的诗的色彩。
争论越来越多，通过千百种方式反复出现。一天，我们在花园中用膳。格拉诺夫斯基读了《祖国纪事》上我论研究自然的一封信（记得是谈百科全书派的），感到非常满意。
“你赞许它的什么呢？”我问他。“除非是它的辞藻吧？它的内在意义你是不可能赞同的。”
“在思维科学上，”格拉诺夫斯基回答，“你的意见正如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一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喜欢你的文章，正因为我喜欢伏尔泰或狄德罗的作品；它们生动而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唤醒人们，推动他们前进。至于你观点中的一切片面性，我未敢苟同。难道现在还有人大谈伏尔泰的理论吗？”
“然而真理就没有一个标准吗？我们唤醒人们只是为了对他们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吗？”
我们的谈话继续了好久。最后我指出，科学的发展，它当前的状况，使我们不能不接受某些真理，不论我们愿意或不愿意；我们一旦认识了它们，它们就不再是历史的谜，而是不容置辩的确知的事实了，如欧几里得的原理，开普勒的定律，以及原因和作用、精神和物质的不可分割等等。
“这一切远不是必然的，”格拉诺夫斯基反对道，“所以，我永远不会接受你们那种枯燥冷漠的思想，把肉体和精神看作统一体，从而使灵魂不灭观念化为乌有。也许，你们不需要它，但是放弃这个信仰，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了。我不能没有个体不灭的观念。”
“如果我们要什么马上就有什么，”我说，“像童话中间一样，可以使无变成有，那么实在太幸福了。”
“你想，格拉诺夫斯基，”奥加辽夫接口道，“这实际上是不敢面对灾难呢。”
“你们听我说，”格拉诺夫斯基回答道，脸色苍白，但仍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我求求你们，别再跟我谈这些事情吧，有意思的话题多得很，何不谈谈它们，那有益得多，也有趣得多。”
“好吧，一切听便！”我说，感到脸色是冷淡的。奥加辽夫没有作声。我们大家彼此望了望，这目光已足够了；我们太亲密了，只要看到一点脸色，就足以充分了解对方的心思。沉默降临了，争论不再继续。纳塔利娅竭力掩饰，想挽回僵局。我们帮助了她。这种场合，孩子总是最好的救星，他们成了话题，大家在和睦的气氛中吃完了饭，如果这时有一个第三者走来，他什么也不会发觉……
饭后，奥加辽夫骑上了自己的“短剑”，我也跳上了老得跑不动的驽马“宪兵”。我们到了田野上，心情这么沉闷，仿佛有个亲人死了。这以前，奥加辽夫和我总以为我们还可调和，我们的友谊会把分歧像灰尘似的掸掉；但是最后那些话的声调和意义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东西，那存在于我们之间的距离。这就是界线，就是极限，也就是书报审查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一路上，奥加辽夫和我都没有讲话。回到家中，我们伤心地摇摇头，异口同声地说：“看来我们又只剩下两人了！”
奥加辽夫坐上马车回莫斯科了。在路上，他写了一首小诗，我曾用它的句子作过题词。11
……忧伤和寂寞不能使我沮丧，
世上本无不散的筵席；
我把严峻的真理在友人间宣讲，
友人们却带着孩子似的惊慌走了。
那位被我当作骨肉同胞的人，
我所挚爱的人，他也离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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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仍将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
不倦地呼号真理，
哪怕希望扬长而去，人们毫不眷顾！
第二天我与格拉诺夫斯基见了面，对昨天的事大家只字不提，这又是不祥之兆。痛苦尚未消失，却避而不谈；无声的痛苦无处宣泄，会像深夜的耗子把纽带一丝一丝咬断……
过了两天，我到了莫斯科。我和奥加辽夫一起去探望叶·科尔什。他对我们特别殷勤，亲切中带一点忧虑，仿佛有些可怜我们似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犯了什么过错？我直截了当问叶·科尔什，他听到我们的争吵没有？他听到了，说我们为一些抽象事物争得面红耳赤，大可不必；劝我们不要自寻烦恼，人的观点完全相同只是一种理想，根本不可能，人们的同情像化学亲和性，有一定的饱和点，超过这点必然遇到一些东西，使人们重又分开。他取笑我们活了三十多岁仍那么天真；他这么讲是出于友谊和好意——似乎他也在为这事苦恼。
我们和睦地分手了。我想到我的“天真”不免脸红；后来，当我独自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觉得仿佛我的心给人撕走了一块——在不知不觉中给人撕走了！
以后没再发生什么……只是一切蒙上了一层黑影，变得暗淡了；朋友间无拘无束、开诚布公的气氛消失了。大家变得拘谨，回避某些问题，也即从“化学亲和性的边缘”实行退却——正因为我们彼此真诚地、热烈地爱过，这一切带来的悲伤和痛苦也更多。
也许我太急躁，辩论时盛气凌人，回答时尖酸刻薄……这可能……但实质上我至今仍坚信，在真正亲密的关系中，信仰的一致，主要理论观点上的一致是必要的。当然，对于朋友间的亲密关系，单单理论上的一致是不够的；例如，我与伊·瓦·基列耶夫斯基的感情便比与我们中的许多人好。另外，在某一问题上一致的人，可以成为忠实可靠的同盟者，但不必有相同的理论观点；例如，我与马志尼和沃尔采尔12的关系就是这样，这些人是我无限敬重的，但他们与我有很大的分歧。我不想说服他们，他们也不想说服我；我们的共同点已足够使我们走同一条道路，不致发生争执。但是在我们一家人中间，在共同生活的骨肉兄弟之间，却不允许出现深刻的分歧。
何况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整个身心投入某种事业，在这事业中，我们的全部活动只是在思想领域内，在宣传我们的信念方面……那么怎能在这方面让步呢？……
我们友好的大厦的一堵墙上出现了裂缝，而裂缝总是要扩大的，一点细小的事故，一点误会，在应该沉默的时候不必要的坦率，在必须讲话的时候不合时宜的沉默，都会导致裂缝的扩大；而且这些事仅由心理状态决定，并无规律可以寻找。
不久，裂痕也在夫人们中间出现了。13
这时一切已无可挽回。
走吧——走得远远的，愈久愈好，非走不可！但是，走也不是容易的。警察的监视仍像无形的锁链缚在我的脚上，没有尼古拉的批准，我不可能领到出国护照。
1 原文是德文。这是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迷娘唱的歌“你可知道那柠檬树开花的地方？”中的话。迷娘是意大利小姑娘，这是她在怀念意大利（“柠檬树开花的地方”）。在这里，这句话是指到国外去。
2 这是赫尔岑1844年日记中的一段话。德穆兰是右翼雅各宾党人，属于丹东一派，1794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由罗伯斯庇尔批准，而罗伯斯庇尔和德穆兰是同窗好友。赫尔岑在这里赞扬罗伯斯庇尔，实际上也是赞扬别林斯基。
3 传说古希腊有七位哲人，他们的言论构成了生活中的各种格言。
4 布尔梅斯特（1709—1785）和沃尔弗（1679—1754）都是德国哲学家，他们的著作曾被用作俄国的教科书。
5 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把皇村学校从沙皇村迁到了彼得堡。
6 皇村学校一个学生怎样进入莫斯科大学的故事，充满了尼古拉时代的独特风味，我不能不在这里把它叙述一下。皇村学校每年都要庆祝它的校庆，这件事已因普希金的几首诗而闻名天下。这一天由于同学的分离，毕业生的返校，通常是允许青年人饮酒作乐的。一次校庆时，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闹着玩，把一个酒瓶扔到墙上，不幸正好扔在一块大理石板上，那上面刻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皇帝陛下于某年临幸巡视……”大理石打碎了一角。训育员跑来，把学生大骂一顿，要赶走他。青年人当着同学的面，下不了台，又喝了酒，一时性起，把训育员的手杖夺过来，抽了他一下。训育员马上向学校报告，学生被逮捕，关进了禁闭室。他的罪名是可怕的，不仅是殴打训育员，而且是亵渎和污辱了刻有圣上名字的石板。他极可能被送进兵营当兵，但一件不幸的事挽救了他。正在这时他的哥哥死了。母亲悲痛万分，写信给他，说他现在是她唯一的依靠和希望，要他快些读完书，回到她的身边。皇村学校校长那时大概是布罗涅夫斯基，他看了这信很感动，决定搭救这个学生，不把这事报告尼古拉。他找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商量，大公命他把学生暗中开除，了结这事。青年人离校时拿到的证件规定他今后不得再进任何学校，这就是说，他的一切前途都给堵塞了，因为他不是很有钱的，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损坏了一块刻有皇帝名字的石板！何况这还是多亏上帝的特殊照顾，让他的哥哥及时死了，才靠闻所未闻的将军的慈悲胸怀，靠大公空前绝后的善良心肠办到的！这位具有杰出才能的学生过了好久，才费尽周折争取到了进莫斯科大学听课的权利。——作者注布罗涅夫斯基（1797—1867），原为将军，1840至1853年任皇村学校校长。
7 “浪漫主义”在这里指唯心主义。赫尔岑一般用现实主义指唯物主义，用浪漫主义指唯心主义。
8 即米·谢·谢普金。
9 拿破仑于1816至1821年间流放在圣赫勒拿岛时，常戴着阔边帽、穿着衬衣在朗伍德海岬一带徘徊。
10 指《圣经》中的使徒约翰。
11 指第二十九章《在友人墓前》的题词。下面的诗句也引自《致伊斯坎德尔》（《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
12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共和派的领袖。沃尔采尔（1799—1857），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
13 指赫尔岑夫人与格拉诺夫斯基等的夫人之间发生的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