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所长充当听差——警察总监科科什金——“有秩序中的无秩序”——再一次会见杜贝尔特——护照
……我父亲逝世前几个月，奥尔洛夫伯爵接替了本肯多夫的职务。那时我写信给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问她能不能替我弄一张出国护照，或者想个办法，让我自己上彼得堡办理这事。奥·亚回信说，第二点较易办到；过了几天奥尔洛夫寄来了“皇上的许可”，允许我暂时上彼得堡料理家事。我父亲的病，他的去世，使我真的必须料理一下家务，但我在别墅住了几个月，这样拖到了冬天。11月底我才动身，事先并向总督提出了护照申请书。我知道他不会批准，因为我还处在警察的严密管制下，我只是希望他把我的申请书转送彼得堡。
动身那天早上，我派人上警察局领通行证，但通行证没拿到，却来了个警官，说这事有些困难，所长会亲自找我。所长来了，要与我单独谈话；他向我秘密宣布了一个消息，说五年前我已被禁止进入彼得堡，没有皇上的特准，他不能签发通行证。
“这问题可以不劳费心。”我笑笑说，从口袋中掏出了信。
警察所长大为惊讶，看了一遍信，要求让他转呈警察总监。两小时后，他送来了通行证和我的信。
必须说，所长与我谈话时，一半用的是非常纯粹的法语。警察所长以及一般俄国警察，因懂得法语而吃到的苦头，这位先生是有深刻体会的。
几年前有个旅行家从高加索到达莫斯科，这人是法国正统的保王派，名叫普禄骑士。他到过波斯，到过格鲁吉亚，见过世面，因此不加检点，在高加索猛烈攻击当时的军事行动，特别是行政当局。高加索总督怕他到了彼得堡也这么胡说八道，为了慎重起见，向陆军大臣打了报告，说普禄是法国政府派来的最危险的军事间谍。普禄在莫斯科过得逍遥自在，被德·弗·戈利岑公爵奉为上宾。一天，公爵突然接到命令，要他派警官把普禄从莫斯科押送出国。对一个熟人这么无理、这么粗暴，总是比较困难的，戈利岑踌躇了两天，才把普禄请到公馆，经过一番委婉曲折的开场白之后，才告诉他，一定有人从高加索诬告他，因此皇上下令要他离开俄国，而且还得派人护送……
普禄很冒火，向公爵指出，由于政府有权命令他出境，他可以走，但不需要护送，他不是犯人，用不着押解。
第二天，警察局长去找普禄时，那人拿了手枪斩钉截铁地说，他不允许警察踏进他的房间，或者他的马车，如果谁强行进入，他就打穿他的脑袋。
戈利岑一般说是非常文雅的，因此很为难，只得把法国领事韦耶尔请来商量对策。韦耶尔想了个主意：戈利岑找一个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的警官，由他当作旅客介绍给普禄，要求在后者的马车中占一席位置，并付一半驿马费。
韦耶尔一讲，普禄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我的马车不是做生意的。”他对领事说。
“这人会很失望。”
“好吧，”普禄说，“我可以让他免费搭车，只是他得听我差遣，干一些小事。这人不会不听使唤吧？否则我得把他丢在路上。”
“这是世界上最听话的人，您尽管吩咐他做事好了。我代他向您道谢啦。”于是韦耶尔赶去报告戈利岑，已经大功告成。
晚上，普禄和那位假旅客出发了。一路上普禄一言不发，到了第一个驿站，他走进房间，躺在沙发上。
“喂，”他对那个伙伴说，“到这儿来，替我把靴子脱下。”
“算了吧，您何必这样呢？”
“我对您说：脱下靴子，否则我便把您丢在路上，要知道我是不会留您的。”
警官替他脱下了靴子……
“把灰尘掸掉，刷干净。”
“真不像话！”
“那么，再见！……”
警官刷干净了靴子。
到了下一站又用衣服如法炮制，就这样，普禄把他捉弄到离开国境为止。为了奖赏这位间谍活动的“受难者”，皇上对他特别开恩，后来提升他当了警察所长。
我抵达彼得堡的第三天，警察要管院子的来问我，“我到彼得堡持有什么证件？”我的唯一证件就是退职证，已在申请护照时交给总督了。我把通行证给管院子的看，他退还了我，说这只适用于离开莫斯科，不适用于进入彼得堡。这时来了个警察，请我上警察总局。我到了科科什金的办公厅（那儿白天也点着灯！）；过了一小时，他来了。科科什金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对皇帝忠心耿耿，盲目服从，作为显赫一时的奴才，他既无良心，也无头脑，因此他之升官发财正如鸟会唱歌一样自然。
佩罗夫斯基1曾对尼古拉说，科科什金贪赃枉法，十分严重。
“是的，”尼古拉答道，“但是想起他在彼得堡当警察总监，我便觉得可以高枕无忧。”
他跟别人讲话时，我端详着他……那张脸多么苍老，显得酒色过度；头上戴着卷曲的假发，与松垂的皮肤和皱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他操着德语，正与一些德国女人谈话，那么不拘形迹，那些女人也嘻嘻哈哈，交头接耳的，显得他们是老相识了。她们走后，科科什金找我讲话了，他瞧着地面，用相当生硬的声音问道：
“皇上不是禁止您进入彼得堡吗？”
“是的，但我得到了批准。”
“证明呢？”
“在我身边。”
“拿给我看——一份证明怎么可以用两次？”
“什么两次？”
“我记得，您已来过彼得堡了。”
“我没有来过。”
“您在这儿有何贵干？”
“我有事找奥尔洛夫伯爵。”
“那么，您见过伯爵吗？”
“还没有，但到过第三厅。”
“见到了杜贝尔特？”
“见到了。”
“但我昨天见过奥尔洛夫本人，他说，他没有给过您任何许可证。”
“可是它在您手上呢。”
“上帝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它已经过期了。”
“然而，如果我没有得到批准，我不会一到就去拜访杜贝尔特将军。”
“如果您不想自找麻烦，还是回莫斯科吧，而且得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
“我根本不打算在这儿多住，但我必须等候奥尔洛夫伯爵的答复。”
“这不成，我不允许，况且奥尔洛夫伯爵对您私自来这儿也很不满。”
“请您把我的信还我，我马上去找伯爵。”
“它必须留在我这儿。”
“但这是写给我的信，有我的名字，它是我在这儿的唯一证件。”
“信得留下，作为您到过彼得堡的证明。我正式通知您明天走，免得更糟。”
他点点头走了。跟这种人是谈不通的。
老图奇科夫将军2与政府机关打过一场官司：他的村吏承包一项工程，营私舞弊，得清理欠款。法院判决向地主追回赃款，因为是他把委托书给村吏的。但这项工程根本没有发过委托书，图奇科夫就这么回复了。案件送到了参政院，参政院又判决：“由于退职中将图奇科夫给予委托书……据此……”图奇科夫又复文道：“由于图奇科夫中将并未发给该项工程之委托书，据此……”过了一年，警察当局仍坚定不移地宣称：“由于中将……据此……”老人又写了复文。我不知道，这件趣闻最后怎么了结。我离开了俄国，没等到它的解决。
这样的事根本不是个别的，它完全正常。科科什金拿着信，它的可靠性不容怀疑，上面有编号和日期，很容易查对，信上写着，我被批准前往彼得堡，他却说：“由于您没有得到批准，请您回去。”信却放进了他的口袋。
恰达耶夫谈到这些先生时，他的话确实不错：“他们都是会寻开心的孩子！”
我赶往第三厅，把经过告诉了杜贝尔特。他哈哈大笑。
“他们怎么老是纠缠不清！科科什金向伯爵报告，您没获得批准便到了彼得堡，伯爵吩咐把您送回去，但后来我向他说明了一切。现在您可以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马上发个公文给警察局。不过关于您的事，伯爵认为，替您申请出国，恐怕不会成功。皇上已经拒绝过两次，第二次是根据斯特罗戈诺夫伯爵的请求。如果第三次再遭到拒绝，那么在这个朝代，您就再也别指望上矿泉疗养了。”
“那我怎么办呢？”我担忧地问，因为出国获得自由的思想已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您还是先回莫斯科；让伯爵给莫斯科总督私人写封信，说您要求出国为您的夫人治病，问他是否可以从您这几年表现不坏这一点出发，考虑取消对您的监督？问题这么提出，他总会同意的。我们就把您已撤销监督的事报告皇上，于是您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领取出国护照，爱上哪儿便上哪儿了。”
我觉得这一切相当复杂，甚至可能是一个计策，目的是摆脱我。他们无法拒绝我，怕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发脾气，因为我每天上她的家。但我一旦离开就不可能再回这个城市；跟这些先生写信也没用。我把我的疑虑透露了一些给杜贝尔特；他有些不高兴，也就是说，眯缝着眼睛，笑得连嘴巴也合不拢了。
“将军，”我最后说，“我不知道，甚至无法相信，斯特罗戈诺夫的呈文已转给皇上。”
杜贝尔特打了铃，吩咐把我的“案卷”拿来，同时对我殷勤地说：
“伯爵和我向您建议的那条获得护照的途径，我们认为是最可靠的。如果您有更好的办法，也不妨试试。您放心，我们决不会从中阻挠。”
“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说得一点不错。”一个阴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萨赫迪斯基，五年前他也在这个第三厅接见过我，只是现在头发更白，人也更老了。“如果您想走，我劝您还是照他的意见办好。”
我向他道了谢。
“瞧，案卷来了。”杜贝尔特说，从官员手中接过了一大叠公文（要是让我全部看一遍那该多好啊！1850年我在巴黎卡利埃3的办公室中看过我的“档案”，把它们对比一下一定是很有趣的）。他翻了一阵，打开一页给我看，这是收到斯特罗戈诺夫的报告，要求批准我到德国矿泉疗养六个月之后，本肯多夫的签呈。页边写着大大的铅笔字：“尚早”，铅笔字上涂了光釉，下面是钢笔写的一行字：“皇上御批‘尚早’。亚·本肯多夫伯爵”。
“现在您相信了吧？”杜贝尔特问。
“相信了，”我回答，“我也相信您的话，所以明天就回莫斯科。”
“您可以玩几天，警察现在不会打扰您了，您走以前再来一下，我让您看给谢尔巴托夫4的信。再见，祝您一路顺风，如果我们不再碰头的话。”
“一路顺风。”萨赫迪斯基跟着说。
不用说，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的。
回到家中，正好警察所长要找我，大概是第二造船厂区的警察所。他问我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晚上。”
“哦，好像……我以为……将军说是今天呢。当然，总监大人会同意延长一天的，您让我请示一下，好吗？”
“可以，可以，那么您先把通行证给我吧。”
“等我在所里写好后，过两小时送给您。您打算坐谁的车走？”
“坐谢拉平的车，如果有座位的话。”
“很好，万一没有座位，劳驾通知我一声。”
“可以。”
晚上警察又来了，所长要他通知我，不能发给我通行证，要我明晨八时去见警察总监。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这么麻烦！我未能准时到达，但还是在早上赶到了警察总监的办公厅。所长在那儿，他对我说：
“您不能走，第三厅有公文来了。”
“什么事？”
“不知道，将军不让发通行证给您。”
“办公室主任应该知道吧？”
“他当然知道。”他向我指指另一间屋子中的一个上校，那人穿着制服，挂着军刀，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不错，”他说，“我们收到了公文，这就是。”他看了一遍，把它递给我。杜贝尔特写道，我完全有权前来彼得堡，要待多久就待多久。
“因此你们才不放我走？对不起，我实在觉得好笑，昨天总监大人不准我留下，要赶我走，今天又不准我离开，原因不过是因为公文上说，我要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
事情很明显，连这位上校秘书官也不禁哈哈大笑了。
“我已经在驿车上定了两个座位，为什么要白花钱？您还是吩咐给我开通行证吧。”
“不成，我得请示将军。”
科科什金命令给我发通行证。他走过办公室时还责备我道：
“您这是算什么，一会儿要留下，一会儿要走。要知道公文上说您可以留下呢。”
我一声也没回答他。
晚上，我坐上马车出了城。我重又看到了森林中一望无际的大道，一直通到十字路站。我望望天空，在心中真诚地宣誓，再也不踏进这个城市，这个由蓝色的、绿色的、杂色的警察横行霸道的城市，这个杂乱无章的警察天地，这个奴才扬眉吐气、宪兵志得意满的地方，这儿只有杜贝尔特还差强人意，但他也是第三厅的头子。
谢尔巴托夫勉强给奥尔洛夫回了信。他的秘书不是上校，是一个虔诚派牧师5，他因我那些文章恨我，因为我是“无神论者和黑格尔主义者”。我亲自找他商量。这位教士秘书用甜蜜的嗓音，像做祷告似的向我说，总督对我一无所知，他毫不怀疑我崇高的品德，但理应向警察总监查询一下。他是想拖延时间，而且这位先生是不要贿赂的。俄国官场中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奉公守法的君子；在我们这儿也只有德国人才天真得无法收买，如果是俄国人却不要钱，那么他一定要你别的东西，而且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大坏蛋。幸亏警察总监卢任对我的印象还不坏。
过了十来天，我回家时在门口遇到了一个宪兵。在俄国，警察的光顾就像瓦片落到了脑袋瓜上，因此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等他开口。他递给我一封公文，奥尔洛夫伯爵通知我，皇上已批准撤销对我的监督。这样，我也获得了领取出国护照的权利。
为我高兴吧！我获得了自由！
获得了远走他乡的自由！
这会不会是梦中的幻景？
不会！明天付了护照费，
我就可以登上驿车，
从一站飞到另一站。
我要走了。在那儿将遇见什么？
我不知道！我有的只是信心！
然而未来仍是茫茫一片，
天知道，它将给我什么！
我惶恐地站在欧洲的大门前，
心头充满了热烈的期望，
还有那模糊的憧憬，
但朋友，我仍在怀疑中
频频摇动愁容满面的头。
…………………………
（《感怀》第二卷）
“……六七辆三驾马车直送我们到黑土站，我们在那儿最后一次碰了杯，然后含着眼泪告别了。
“天已黄昏，马车开始在雪地上吱吱滑行，你们依依惜别，目送着远去的我们，但决不会想到这是送葬，是永诀。大家全到了，只缺少一个人——那个好友中的好友，唯独他病了，不能送行，仿佛为了免得看到我的离开。
“这是1847年1月21日。”6
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国境线。
……军士把护照交还了我；一个瘦小的老兵戴着笨重的高筒军帽，军帽上遮着一块漆布，提着异常大、异常重的步枪，拉起了拦路木；一个小眼睛、大颧骨的乌拉尔哥萨克牵着矮小的马，马身上的毛乱糟糟的，挂满了冰锥儿，他走到我跟前，祝我“一路平安”；车夫是犹太人，又脏又瘦，脸色煞白的，脖子上围了四道破布，登上了驾车座。
“再见！再见！”我们的老朋友卡尔·伊万诺维奇7说，他是送我们到塔乌罗根的。接着塔塔8的乳母，一个美丽的农妇，也满面泪痕地与我们道了别。
犹太人拉了拉马，车动了，我回头探望，拦路木放下了，风从俄国挟带着雪吹向大路，把哥萨克的马吹得尾巴和鬣毛都斜向了一边。
乳母穿着长袍和坎肩，仍在后面望着我们啼哭；佐年贝格，这个老家的缩影，我童年时起就熟识的可笑人物，挥着绸手帕；周围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
“再见，塔季扬娜9！再见，卡尔·伊万诺维奇！”
看到界标了，界标上是飘满雪花的瘦瘦的单头鹰，它张开了翅膀……好得很——少了一个头10。
再见吧！
1 1841至1856年的俄国内务大臣。科科什金是当时的彼得堡警察总监。
2 图奇科夫（1775—1858），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俄国将领。
3 卡利埃（1799—1858），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巴黎警察局长。
4 1844至1848年的莫斯科总督。
5 虔诚派是17世纪后流行于德国的路德宗教派，信徒均为德国人，怀有狂热的宗教信念。
6 引自本书第五卷第三十五章《西方小品》之一《梦》。“好友中的好友”指奥加辽夫。黑土站是莫斯科通往彼得堡的大道上的第二个驿站，送行者一般到此告别。
7 即佐年贝格。
8 赫尔岑的大女儿，名纳塔利娅，出生于1844年。
9 即塔塔的乳母。
10 鹰徽是普鲁士的国徽，双头鹰是帝俄的国徽（鹰徽本来是欧洲各君主国普遍采用的国徽，据说俄国吞并波兰后，加上了一个头，表示两国的合并，也有说这是伊万三世于1472年开始使用的，因为他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以此表示俄国要继承拜占庭帝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