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1.梦
朋友们，还记得那冬季的一天，那阳光灿烂的美好日子吗？那时六七辆三驾马车直送我们到黑土站，我们在那儿最后一次碰了杯，然后含着眼泪告别了。
天已黄昏，马车开始在雪地上吱吱滑行，你们依依惜别，目送着远去的我们，但决不会想到这是送葬，是永诀。大家全到了，只缺少一个人——那个好友中的好友，唯独他病了，不能送行，仿佛为了免得看到我的离开。
这是1847年1月21日。1
从那时起已过了七年2，这是怎样的七年啊！其中包括了1848年和1852年3。
这段时期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一切都完了——公的和私的，欧洲的革命和我的家庭，世界的自由和个人的幸福。
从前的生活没有留下一块砖瓦。当年我还处于精力充沛的发展时期，我以往的生活给我提供了未来的保证。我怀着轻率的自信，怀着对生活的雄心壮志，勇敢地离开了你们。我匆匆告别了小小的集体——这些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人是互相亲近的，深刻的爱和共同的苦难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但是我向往远大和广阔的生活，公开的斗争和自由的言论，我寻找着独立的论坛，我希望在自由的天地中尝试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已不再等待什么，在我看到和经历过的一切之后，什么也不能引起我特别的惊异和衷心的欢乐了：惊异和欢乐已被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所压倒。在我眼中，几乎一切都没有差别，我既不希望明天死去，同样也不希望长久不死；让结束像开端一样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毫无意义吧。
然而我得到了我所寻找的一切，甚至得到了自以为是的旧世界的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也失去了一切信念，一切幸福，我看到的是背叛，是从阴暗的角落发出的冷箭，总之，是你们所想象不到的精神堕落。
在开始这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很困难，非常困难；我暂时丢开它，完成了前面的三卷，但现在终于不得不面对它了。把软弱抛在一边吧，能够经历这一切的人也应该有勇气回顾这一切。
从1848年下半年起，我已没有什么可以讲了，有的只是痛苦的磨难，无法洗雪的冤屈，不应得到的打击。留在记忆中的只是伤心的形象，自己的和别人的过错——个人的过错，整个民族的过错。在可能挽回的地方，死亡却把道路切断了……
……随着我罗马生活中最后一些日子的到来，我回忆中的光辉部分也结束了，它是从童年时期的思想觉醒，从少年时期在麻雀山上的誓言开始的。
1847年的巴黎惊醒了我，我很早就睁开了眼睛，但是又被周围汹涌澎湃的事件陶醉了。整个意大利在我眼前“觉醒了”！我看到那不勒斯国王怎样顺从民意，教皇怎样谦卑地向人民乞求慈爱4；旋风卷起了一切，也带走了我；整个欧洲打起背包跟着前进——这一阵梦游症的狂热被我们当作了觉醒。等我清醒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梦游病人给警察一吓，滚下了屋顶，朋友们星散了，或者不顾一切地互相厮打……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棺材和摇篮中间——我要做它们的守卫者、保护人和复仇者，然而什么也做不成，因为我要做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完成的。
现在我坐在伦敦，偶然的机会把我抛到了这里——我留了下来，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陌生的人群在我周围蠕动，奔走，海洋的沉闷气息包围了一切，世界变得一片混沌，笼罩在迷雾中，失去了鲜明的轮廓，连火光也成了一些昏暗的光斑。
……然而那个国家，周围是深蓝的海洋，上面是深蓝的天空……只有它依然是一片光明的地带，是在墓园的另一边。
啊，罗马，我多么想回到你的怀抱中，我怀着眷恋的心情，回顾着那一天天的经历，那些令我陶醉的日子！
……黑夜。科尔索大道上人山人海5，到处是火炬。在巴黎，共和已宣布一个月了。消息从米兰传到6——那儿在搏斗，人们要求宣战，根据传说，查理·阿尔贝特7已率军出征。群众愤怒的呼声像浪涛时断时续的呼啸，一会儿以排山倒海之势升起，一会儿又暂时归于沉寂。
人群排成队伍，拥向皮埃蒙特公使馆，想知道宣战的确实消息。
“到队伍中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几十个声音同时喊道。
“我们是外国人。”
“那更好，上帝保佑，你们是我们的客人！”
于是我们参加了。
“让客人走在前面，让夫人们走在前面，让外国的夫人们走在前面！”
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让开了路。契切洛瓦基奥8和一个罗马青年在一起，这青年是写民间歌曲的诗人，他们举着旗子向前开路。领导人与妇女们握了手，让她们排在一万或一万二千人的前面——整个队伍浩浩荡荡，有条不紊，这是只有罗马的人民才能做到的。
前面的人走进了公使馆，几分钟后，大厅朝阳台一面的门开了。公使出来安慰民众，证实了宣战的消息，他的话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契切洛瓦基奥站在阳台上，给火炬和枝形大烛台照得亮亮的，他的旁边，在意大利国旗下，站着四个年轻妇女，她们全是俄国人9——这不奇怪吗？我现在还仿佛看到她们站在大理石阳台上，下面是万头攒动的人群，在战斗的呐喊声和对耶稣会的诅咒中，不时可以听到“外国妇女万岁！”的呼声。
在英国，她们和我们会被嘘下台，遭到咒骂，甚至被扔石子。在法国，我们会被当作煽风点火的阴谋分子。可是在这里，尊贵的无产阶级，马略10和古罗马护民官的后代，热情而真诚地欢迎我们。我们被接纳进了欧洲的斗争行列……只有意大利与我的爱、至少内心的怀念，保持着不能割断的联系。
也许这一切只是……陶醉、呓语？这可能——但是我不羡慕那些对当时的优美梦境无动于衷的人。然而不可能老是做梦，现实生活的无情的麦克白已伸出了手，要把“梦”切断11，而
我的梦消失了——再也不会有了！12
2.在大风暴中
……6月24日晚上13，我从莫伯特广场回来，走进了凯道赛滨河街的咖啡馆。几分钟后，传来了嘈杂的喊叫声，声音越来越近，我走到窗口，只见一支不三不四、滑稽可笑的队伍正从郊外进入市区维持秩序，这些人笨手笨脚，面目可憎，一半像农民，一半像店主，喝得醉醺醺的，穿着破旧腌臜的军装，戴着老式高筒军帽，迈着匆忙而杂乱的步子，一边走一边呼喊：“路易-拿破仑万岁！”
我便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这不祥的喊声的。我忍耐不住，等他们走近后，用尽全力喊道：“共和国万岁！”靠近窗口的人向我扬拳头，一个军官嘟哝了几句，不知在骂什么，一边举起指挥刀吓唬我；过了好久，我还听到他们在欢呼，在为这个企图消灭半个革命，企图扼杀半个共和国的人欢呼——他的出现是对法国的惩罚，因为它在得意忘形中背弃了其他民族和自己的无产阶级。
6月25日或26日早上八时，我和安年科夫14前往爱丽舍田园大街；夜里听到的大炮声沉寂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步枪射击声和鼓声。街上空空荡荡，两旁是站岗的国民自卫军。协和广场上驻扎着一支别动队15，它附近有几个扫地的穷苦女人，几个捡破烂的，以及周围一些房屋的管院子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吓得什么似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靠在步枪上，正讲着什么，我们走上前去。他的伙伴也与他一样都是孩子，有些醉了，脸上沾满火药末子；几夜不睡和酗酒使他们的眼睛红肿了，不少人把下巴搁在枪口上正打瞌睡。
“嘿，当时那情形已没法形容了，”他停了一会儿以后又接着道，“不过他们打得不坏，当然，我们还是为我们的伙伴报了仇！他们死了多少人哟！我就插上刺刀亲手捅死了五六个家伙——让他们永远记住！”他又说，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冷酷无情的歹徒。
妇女们脸色发白，没有作声，一个管院子的说道：“活该，这些混蛋自己找死！”但这野蛮的意见没有引起丝毫共鸣。这些人处在社会的最下层，不可能对屠杀和那个被培养成凶手的不幸孩子产生同情。
我们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向马德莱教堂走去。在那里，国民自卫军的一队哨兵拦住了我们，先是搜口袋，问我们上哪儿，然后放行了；但过了马德莱教堂，第二道哨兵线却不准通过，要我们往回走；我们回到第一道哨兵线，又给拦住了。
“可是你们看到，我们是刚过去的。”
“不准通过！”一个军官说。
“怎么，您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我问他。
“少跟我废话，”穿军装的小店主粗暴地答道，“逮捕他们，送往警察局，这个人（他指指我）我认识，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看见过他，另一个一定也是这路货色；他们两个都不是法国人，一切由我负责，开步走！”
两个兵端着枪走在前面，两个在后面，左右一边一个，押着我们。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纽扣洞上挂着一块愚蠢的牌子，这是人民代表托克维尔16，写过关于美国的书。我找他谈了被捕的经过，因为这不是闹着玩的，当时许多人未经审讯便被关进了监狱，或者扣押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甚至被枪杀。但托克维尔连我们是谁也没问，只是彬彬有礼地行了个礼，发表了下面这句无耻的话：“立法机关无权干涉行政当局的活动！”由此可见，他后来当波拿巴的内阁官员是毫不奇怪的！
“行政当局”带着我们走过林荫道，拐进昂坦马路，前往警察局。这里似乎应该顺便讲一下，不论在逮捕时，搜查时，或者在路上，我都没见到一个警察：一切都由武装的小市民在做。林荫道上空无一人，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居民听到脚步声便拥到窗口观看，打听我们是什么人。押送的兵答道：“外国暴乱分子。”于是好心的市民们便咬牙切齿地望着我们。
我们从警察局被送到了嘉布森大厦，那儿现在是外交部，但当时是一个什么临时警政委员会。我们被押进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一个秃顶老头子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他戴一副眼镜，穿一身黑衣服，把警察局长问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你们的护照在哪里？”
“我们出外散步时从来不带护照……”
他拿起一个什么本子，看了好久，显然什么也没发现，又问押送的人：
“你们为什么逮捕他们？”
“长官命令逮捕，我们就逮捕；他说这些人是嫌疑分子。”
“好，”老头子说，“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你们可以走了。”
等押送的人走后，老头子要我们说明被捕的原因。我把经过讲了一遍，又说，那个军官也许在5月15日的大会上看见过我，接着还谈了我昨天遇到的一件事：我坐在柯马丁咖啡馆里，突然发生了一场误会。一队龙骑兵飞也似的从街上经过，国民自卫军在两旁布置了岗哨；我和咖啡馆里的五六个人走到窗前，国民自卫军的一个兵站在下面粗暴地喊道：
“没有听到叫你们关上窗吗？”
他的声调使我有权认为他不是在同我讲话，因此我对他的话毫不在意，何况我不是一个人，只是无意之间站在前面罢了。那位秩序的保卫者17端起了步枪（因为这事发生在底层）想用刺刀扎我，我发现了他的意图，便退后一步，对其他人说道：
“先生们，你们是见证人，我对他什么也没做；难道国民自卫军便是这么用刺刀对待外国人的吗？”
“这太不对了，这不符合他们的称号！”我旁边的人这么说。
咖啡馆老板吓坏了，赶紧关上窗。一个军士冲进屋子，露出一脸凶相，命令把所有的人赶出咖啡馆。我觉得，这位军士便是命令逮捕我们的那个先生；柯马丁咖啡馆离马德莱教堂只有两步路。
“这就对了，先生们，你们瞧，不谨慎会造成什么后果。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往外面跑，人们的头脑在发热，血在流……”
这时国民自卫军士兵抓来了一个女用人，说她在把一封寄往柏林的信投进信箱时被长官看到，就被捕了。老头儿收下了信，命令士兵回去。
然后他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回家了，不过请注意，不要走原来几条街，特别要绕过逮捕你们的那些哨兵。是的，等一下，我派个人送你们，他会把你们带到爱丽舍田园大街，那里是可以通行的。”
“还有你，”他对女用人说，把信交还了她，没有检查，“把你的信投进另一只信箱，得远一些的。”
就这样，警察从武装的小市民手下保护了人们！
据皮埃尔·勒鲁18说，6月26日至6月27日夜间，他曾找塞纳尔19，要他对挤在杜伊勒里宫地下室中的人做出处理。大家知道，塞纳尔是个极端的保守派分子，他这么回答勒鲁：
“国民自卫军会在半路上杀死他们，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如果您早来一个钟头，您还会在这儿遇到两个团长，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告诉他们，要是这种恐怖活动再继续的话，那么我只得丢下议长的位子，站到街垒上去了。”
我回到家中过了两小时，看门的带了一个穿便衣的陌生人和四个工人打扮的人来了，不过他们还是露出了治安警察的尾巴和宪兵的面目。陌生人解开外衣和坎肩的纽扣，威风凛凛地让我看他的三色围巾20，说他是警察局长巴莱（后来在12月2日21的国民大会上，征服过罗马的乌迪诺将军22的衣领，就是这个人揪的），现在奉命要对我进行搜查。我给了他钥匙，他便动手了，与1834年莫斯科警察所长米勒干的完全一样。
我的妻子进来了，局长也像当年杜贝尔特派出的宪兵军官一样表示了歉意。我的妻子安详地直视着他的眼睛，等他终于把请求原谅的话讲完以后，说道：
“如果我不能为您设身处地考虑，那未免太残忍了，您由于不得不进行搜查已经够痛苦的了。”
局长有些脸红，但没说什么。他忙于看信，看过后把一叠信放在一边，突然走到壁炉前面嗅了嗅，拨了拨灰烬，郑重其事地回头问道：
“您销毁信件是什么意图？”
“我没有烧过信。”
“对不起，灰还热着呢。”
“不对，它不是热的。”
“先生，您是在对一位政府官员讲话！”
“这并不能使灰变热。”我说，有些冒火，提高了声音。
“难道我在胡说吗？”
“您凭什么权利怀疑我的话？……您带着正直的工作人员，不妨让他们检查一下。再说，如果我烧毁了信件，那么，第一，我有权烧毁，第二，您打算怎么办？”
“您另外没有信了吗？”
“没有了。”
“我还有几封信，都是非常有趣的，请到我屋里看看吧。”我的妻子说。
“算了，您的信……”
“没关系，请别客气……您这是执行公务呢，请吧……”
局长去了，简单看了一下信件，它们大多来自意大利；他想走了……
“那下面还有一封，您没看到，那是从孔斯耶尔热里23寄出的，是一个犯人的信，您瞧，您不想把它带走吗？”
“不必了，太太，”共和国的警官答道，“您的成见太深了，我根本不需要这种信。”
“您打算把这些俄文信怎么办呢？”我问道。
“请人译成法文。”
“问题正在这里，你们从哪里找翻译者？如果从俄国使馆找，这无异是告密，会使五六个人因而遭殃。我希望你们从波兰侨民中物色译员；我把这作为正式要求提出，请你们考虑。”
“我想这是可以办到的。”
“谢谢。我还有一个要求，您懂一点意大利文吗？”
“懂得不多。”
“我给您看两封信，它们没有一个字提到法国；写信的人现已落在撒丁王国的警察手里，您从内容可以看到，如果这些信给撒丁的警察拿到，他们的情况会多么糟。”
“您这是什么意思？”局长答道，开始萌发了人的尊严。“您似乎认为，我们与专制王国的警察保持着联系。我们不管别国的事。但我们不得不管我们自己的事，当街上在流血，外国人想插手我们的事务时，我们得采取必要的措施。”
“那么很好，您可以把信拿走。”
局长没有撒谎，他对意大利文确实懂得不多，因此把信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便揣进了口袋，答应以后还给我。
他的访问到此结束。第二天他便把意大利人的信退还了我，但其他信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过了一个月，我写了一封信给卡芬雅克24，问他警察为什么不把我的信归还我，又不说明他们在信上发现了什么问题——这件事对他们也许无关紧要，但对我的荣誉却至关重要。
最后一点的根据是这样：几个熟人为我的事进行斡旋，认为警察局对我的搜查和扣留信件是不合法的。
拉摩里西尔25说：“我们是想证实他是不是俄国政府的间谍。”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卑鄙的猜疑；它简直太新奇了，我一生完全公开，从无不可告人的事，就像生活在玻璃罩子里，现在突然出现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而且来自共和国的官员！
过了一星期，我被叫到警察总署，巴莱在等我，我们一起走进迪库26的办公厅，一个青年官员接待了我们，他的态度与彼得堡那种不拘形迹的科长并无不同。
他说：“卡芬雅克将军命令警察总署退还您的信件，它们未经丝毫检查。我们收集到的关于您的情况，已使这种检查毫无必要，您已解除了任何嫌疑。这是您的公文包，是不是请您在这张写好的纸上签个字？”
这是一张收据，说明“全部信件完整无缺，业已退回本人”。
我迟疑了一下，问道，是否让我先检查一下更好？
“它们根本没人动过。瞧，封条还封着。”
“封条是完好的。”巴莱说，要我放心。
“这不是我的封条。我也没有贴过封条。”
“这是我封的，而且钥匙在您那儿。”
我不想争吵，只是笑了笑。这惹恼了两个人，科长顿时变成了处长，拿起一把小刀，割开了封条，用相当粗暴的声音说道：
“既然不相信，请检查吧，不过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奉陪。”说完便神气活现地哈了哈腰，走出了办公室。
他们的生气使我相信，我的信件确实没有检查过，因此我只是稍稍翻了一下，便在收据上签了字回家了。
1 本书第四卷第三十三章末引用了这几段，因《梦》完稿于1853年末，较第三十三章为早。
2 本文写于1853年末。——作者注
3 赫尔岑的妻子去世的一年。
4 指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和教皇庇护九世，他们在1848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都曾表现一定程度的开明姿态。
5 1848年3月21日罗马人民为声援维也纳的革命和米兰的起义，举行了示威游行。
6 1848年3月18日米兰人民举行起义，反对奥地利统治，奥军被迫逃离米兰。
7 阿尔贝特（1798—1849），1831至1849年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国王。为争取撒丁王国在意大利的领导地位，阿尔贝特表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于1848年3月向奥地利宣战，失败后退位。
8 意大利革命者。
9 指赫尔岑夫人和她的三个女友，她们是与赫尔岑一家一起前往意大利的。
10 马略（约公元前157—前86），古罗马将领，曾任护民官和执政官。
11 见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第二幕第二场。
12 引自拜伦的诗篇《梦》。
13 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次日。
14 俄国文学评论家。
15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加强武装力量，在国民自卫军外，又成立了“别动队”，专事镇压工人的武装起义。
16 托克维尔于1848年当选制宪议会议员，当时这些议员胸前佩有特殊标记，即这里所说的“愚蠢的牌子”。在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托克维尔曾任外交部长。
17 路易·波拿巴为夺取政权，于1848年联合保王派和大资产阶级组成了“秩序党”，以恢复社会秩序为名，行颠覆共和制、复辟帝制之实。这里指拿破仑的爪牙。
18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二月革命后制宪议会议员。
19 塞纳尔（1800—1885），二月革命后法国制宪议会议长，六月起义的镇压者之一。
20 蓝白红三色，代表法国的国旗，三色围巾成为共和派的标志。
21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立法议会，逮捕了反对他的议员。
22 乌迪诺（1791—1863），法国将军，奥尔良派，第二共和时期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9年率领法国干涉军攻打罗马共和国，导致意大利革命的失败。1851年12月2日企图组织力量，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被巴莱当场逮捕。
23 从前巴黎的一所著名监狱。
24 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共和主义者。二月革命后成为政府首脑，对六月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后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退出政界。
25 拉摩里西尔（1806—1865），法国将军，在卡芬雅克内阁中任国防部长。后因反对路易·波拿巴遭到放逐。
26 迪库（1808—1872），巴黎镇压六月起义后的警察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