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论坛》——密茨凯维奇和拉蒙·德·拉·萨格拉——1849年6月13日的革命合唱队——巴黎的霍乱——离境
1847年秋我离开巴黎后，没有与任何人保持联系；文学界和政治界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原因很多。没有出现直接的机会，我又不想寻找这种机会。仅仅为了结识名流，便登门拜访他们，我认为这未免有失体面。何况我很不喜欢法国人对俄国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称赞我们，鼓励我们，夸奖我们的发音和我们的富裕；我们容忍这一切，像是有求于他们，甚至为自己表示歉疚，如果他们出于礼貌，把我们当法国人对待，我们便大喜过望。法国人向我们滔滔不绝，随口讲话，我们却不敢造次，总在考虑怎么回答，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错误，他们的无知，却不好意思当面提出——他们正好利用这一点，自欺欺人，大言不惭。
如果要在另一种方式上与他们来往，就得让他们尊重你，为此必须具备各种条件，而我当时还不具备，等我有了这些条件我便马上加以利用了。
此外，还不应该忘记，要与法国人成为点头朋友，那是最容易的，然而要使他们与我们真正坦诚相见，却是最困难的。法国人喜欢抛头露面，表现自己，向别人夸夸其谈，在这一点上也像在其他方面，他们与英国人截然相反。英国人与别人交往是因为他觉得寂寞，他像坐在戏院里看戏，利用人们为自己解闷，既可散心，又可听到各种消息；英国人总是在发问，法国人却总是在回答。英国人觉得一切都不明白，一切都得仔细想想，法国人却一切都知道，一切都了解，他本身已完整无缺，不需要再探听什么；他只喜欢高谈阔论，说教和训话。至于讲什么，向谁讲，这都一样。他不需要个人的接触，一杯咖啡对他已足够了；他像列彼基洛夫，尽管恰茨基已换了斯卡洛祖布，扎戈列茨基已代替了斯卡洛祖布，他还是在谈他的议会和陪审员，谈他的拜伦（尽管他照法国人的发音说成了“贝伦”）和各种重要的话题。1
从意大利回来后，我还没有从二月革命中冷静下来，便遇到了5月15日，后来又经历了痛苦的六月和全市戒严。这时我对伏尔泰说的老虎和猴子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我甚至不想结识共和国中这些头面人物了。
统一行动的可能性出现过一次，它也许会使我认识不少人——但这事最后未能成功。克萨韦里·布拉尼茨基伯爵3拿出了七万法郎办一份报纸，它主要讨论国外的政治形势，其他民族、尤其是波兰的问题。显然，这样的报纸是有益的，及时的。法国报刊很少注意法国以外的一切，也不大理解；在共和国时期，它们认为，它们的职责只是用各民族团结的口号鼓励各国，向它们许愿，说等国内大局安定之后，法国就会根据博爱的原则建立一个世界共和国。新报纸定名为《民族论坛》4，它的条件使它可以在国际运动和进步的事业中成为“指导力量”。它的成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各国共同的报纸——《泰晤士报》和《辩论日报》5登载过一些很好的文章，论述各国的专门问题，但缺乏系统，断断续续，不够经常。《奥格斯堡总汇报》6确实可以成为一份国际性的报纸，可惜它的黑色和黄色倾向太刺目了，使人觉得有些眼花缭乱。
但是1848年的一切良好开端，注定了早产的命运，在长出一颗牙齿以前便宣告夭折。报纸办得很不顺利，没有朝气，最后，在1849年6月14日，便与其他无辜的报纸一起被扼杀了。
报社租定了房子，购置了铺绿呢台布的大桌子和各种小斜面写字台，指定了一个瘦瘦的法国作家负责各国文字的正字工作，成立了由从前波兰的志士仁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任命了密茨凯维奇担任总负责人，并由霍耶茨基7做他的助手，总之，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正式成立了，那么，最合适的日期不是2月24日的周年纪念日，最合适的方式不是举办晚宴吗？
晚宴由霍耶茨基主办。我去时，发现已到了不少客人，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法国人，然而其他民族，从西西里人到克罗地亚人都有，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个人感兴趣的只有一个人——亚当·密茨凯维奇，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他站在壁炉前面，把一只胳膊弯支在大理石炉顶上。凡是在他的作品的法文本上见过他的肖像的（那大概是根据大卫·当热8作的胸像浮雕复制的）马上可以认出他，尽管这些年他的面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脸型看，他不像波兰人，倒像立陶宛人，脸上流露出无穷的忧虑和悲戚。他头上是浓密的灰白头发，目光倦怠，整个外表给人的印象是经历了过多的不幸，内心感受着苦闷和强烈的忧郁——这是波兰命运的形象化体现。后来沃尔采尔9的脸也给过我类似的印象，不过尽管他满面病容，他的脸还是显得比密茨凯维奇的生动而亲切。密茨凯维奇似乎被什么吸引着，控制着，有些精神恍惚；这“什么”便是他那奇特的神秘主义，他在那中间已越陷越深了。
我走到他前面，他向我打听俄国的情形；他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消息，对普希金以后的文学运动知道得很少，还停留在他离开俄国的时期10。尽管他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斯拉夫人兄弟般的团结，他又是这种思想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然而他仍对俄国怀有一定的敌意。不过在经历了沙皇和沙皇的总督们的一切暴行之后，这是不足为怪的，何况我们所谈的正是尼古拉恐怖统治飞扬跋扈的时期。
第一件使我惊异和不快的事，是追随他的那些波兰人对他的态度：他们在他面前就像修士见了修道院长那么低声下气，诚惶诚恐，有的还吻他的肩膀。也许他对这种顶礼膜拜的方式已习以为常，因此显得满不在乎。得到志同道合的人的承认，看到自己对他们的影响和他们对自己的爱，这是每个把全部身心献给自己的信念，并以这种信念为生命的人都指望的；但是同情和尊敬的外在表现叫我无法接受：它们破坏了平等、因而也是自由的原则；何况在这方面，与那些大主教、部长大臣、将军长官们相比，我们还望尘莫及呢。
霍耶茨基告诉我，晚宴时他要提议为“纪念1848年2月24日”干杯，然后由密茨凯维奇发表演说，阐明未来的报纸的观点和精神；他希望我作为俄国人，向密茨凯维奇致答词。我不习惯公开演讲，何况毫无准备，因此谢绝了他的建议，但答应“为密茨凯维奇”祝酒，并向他讲几句话，正如在1843年为格拉诺夫斯基举行的庆贺宴会上11，我第一次为这位波兰诗人干杯一样。当时，霍米亚科夫举起酒杯说道：“为伟大的没能出席的斯拉夫诗人干杯！”尽管没提名字（因为不敢讲），大家还是立即起立，举起酒杯，默默地为放逐者的健康喝干了酒。霍耶茨基表示同意，照这么安排了我们的“即兴表演”，我们便入席了。晚宴快结束时，霍耶茨基提议干杯，密茨凯维奇站起来，开始讲话。他的演说是经过斟酌的，显得娓娓动听，十分巧妙，那就是说巴尔贝斯12和路易-拿破仑同样可以为它真诚地鼓掌；这使我厌恶。随着他逐步阐明他的想法，我开始感到心情沉重；我只是在等待一个字，一个人的名字13，有了它就毫无疑问了；它不久果然出现了！
密茨凯维奇的演说归结为这些话：民主力量现在已形成新的公开的阵营，这个阵营以法国为首，它重又举起鹰徽的旗子，那面曾使一切帝王和执政者惊恐失色的旗子，带领一切被压迫民族奔向解放了，领导它们的仍是那个由人民所加冕的皇朝的一个成员，仿佛上天的意愿就是要这个皇朝把革命带上权威和胜利的康庄大道。14
他讲完后，除了他的两三个追随者鼓掌欢迎外，大多数人保持着沉默。霍耶茨基清醒地意识到密茨凯维奇犯了一个错误，想尽快消除演说的影响，拿了酒瓶走到我跟前，斟了一杯酒，小声说道：
“您来发言好吗？”
“在这演说之后，我什么也不想讲了。”
“随便讲几句都可以。”
“不论怎样也不讲。”
沉默继续着，有的人垂下视线看菜盘，有的人注视着酒杯，还有的在与旁边的人小声交谈。密茨凯维奇的脸色变了，他想再讲几句，但一声响亮的“让我谈谈”结束了这个尴尬的局面。大家回头看那个起立的人。这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老人，七十来岁，满头白发，外表正直端庄，朝气蓬勃；他用哆嗦的手举起了酒杯，那对黑黑的大眼睛，那激动的脸色，都流露出愤怒和不满。这是拉蒙·德·拉·萨格拉15。
“我要为2月24日干杯，”他说，“我赞成主人的提议。是的，为了2月24日，我们要打倒一切专制制度，不论它采取什么名称，是君主制，还是帝国制，是波旁王朝，还是拿破仑皇朝。我不能同意我们的朋友密茨凯维奇的观点，也许作为诗人，他有理由这么看，但我不能让他的话在这样的集会上通行无阻，不提出我的抗议……”他就这么以西班牙人的全部热情，以一位七十岁老人的全部权利，滔滔不绝地讲着。
他讲完后，二十多只手，包括我的，都举起酒杯伸向了他，要与他碰杯。
密茨凯维奇想挽回这局面，讲了几句解释的话，但没收到什么效果。德·拉·萨格拉毫不让步。大家纷纷离开餐桌，密茨凯维奇也走了。
对一份新的报纸说来，没有比这更坏的预兆了，它勉强维持到了6月13日，它的存在和消失都无人注意。编辑部人心不齐；密茨凯维奇把自己那面拿破仑的旗子收起了一半，它已经威信扫地，但是别人又不敢亮出自己的旗子；在他和编委会的压力下，许多人一个月后便退出了编辑部；我没有给它送去过一个字。拿破仑的警察要是聪明一些， 《民族论坛》就不致为了6月13日的几行字被查封16。密茨凯维奇的名字，对拿破仑的崇拜，神秘主义的革命精神，以及企图在波拿巴家族的率领下靠枪杆子实现民主政治的幻想，可以使这家报纸成为总统手中的一张王牌，不清白的事业中的一件清白的工具。
天主教与斯拉夫精神格格不入，对它起了破坏作用：当波希米亚人没有力量抵制天主教的时候，他们便没落了；在波兰人那儿，天主教促进了狂热的神秘主义思想，使他们始终生活在虚无缥缈的世界中。如果他们不是处在耶稣会的直接影响下，他们就会为自己创造神祇，或者拜倒在某种幻象面前，而不是争取解放。弥赛亚救世主义，这是弗隆斯基17的呓语，也是托维扬斯基18的震颤性谵妄症，可是它却把千百个波兰人，其中也包括密茨凯维奇，弄得晕头转向。对拿破仑的崇拜，首先就来自这种疯狂状态。拿破仑什么也没有为他们做过；他不爱波兰，只爱在战场上视死如归、替他卖命的波兰人，这些人曾为他组成著名的骑兵部队，在索莫塞拉山口冲锋陷阵。1812年，拿破仑对纳博内19说：“我希望在波兰看到的是兵营，不是会场。不论在华沙还是在莫斯科，我同样不允许给鼓动家提供俱乐部。”可是波兰人却当他是上帝的军事使者，把他与毗湿奴20和基督并列。
1848年冬季的一个深夜，我与密茨凯维奇的一位追随者走过旺多姆广场。到了纪念柱21旁边，波兰人便摘下了帽子。我心想：“难道这是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种愚昧的行为，客气地问他，他为什么要脱下帽子？波兰人指指皇帝的铜像。既然它能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怎么能指望人们不遭到压制和迫害呢！
在家庭生活中，密茨凯维奇并不愉快，一种不幸的、阴郁的气氛，那种“上帝的惩罚”，笼罩在他的周围。他的妻子长时期处在精神错乱状态。托维扬斯基给她念咒语，似乎对她有所帮助，这使密茨凯维奇特别惊讶，然而症状并未减轻……他们的情形很糟。伟大的诗人最后几年的生活是悲惨的，只是在苟延残喘。他死在土耳其，那是因为他怀着一个荒谬的想法，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哥萨克军团——土耳其不准它用波兰的名义。死前他写了一首拉丁文颂诗，歌颂路易-拿破仑的光荣和伟大。22
这次参加报社工作失败以后，跟我来往的人更少了，只限于几个熟人，尽管由于新流亡者的到来，熟人多了一些。以前我有时上俱乐部走走，还参加过三四次宴会，那就是吃一点冷羊肉，喝几杯酸葡萄酒，一边听皮埃尔·勒鲁和老爷子卡贝23谈天，一边随着大家唱《马赛曲》。现在连这种活动我也腻烦了。我怀着深沉的悲痛注视着一切，我发现崩溃在加快，共和制度、法国和欧洲在没落。从遥远的俄国看不到丝毫曙光，听不到振奋人心的消息，也得不到朋友的问候。没有人再给我写信，亲戚朋友的联系都中断了。俄国无声无臭，死一般的沉寂，像一个不幸的老婆子被主人鞭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上不动了。它那时跨进了这骇人的五年，直到现在24才随着尼古拉的入土摆脱了那苦难的岁月。
这五年对我说来也是一生中创巨痛深的阶段；我已没有太多宝贵的东西可以丧失，也没有太多的信念可以抛弃了……
……霍乱在巴黎肆虐，沉闷的空气，没有阳光的酷暑，给一切罩上了一层阴影，不幸的居民人人自危，愁眉不展，柩车绵延不断，争先恐后地驶向墓园——整个景象与政治形势那么吻合。
时疫的牺牲者到处都是。我的母亲与一位熟悉的夫人到圣克卢25去了一次，夫人二十五岁，回来后晚上就感到不舒服，我母亲劝她留下过夜。早上七时左右，仆人告诉我，那位夫人得了霍乱；我去看她，不觉吃了一惊，她与昨天相比已判若两人——她本来很漂亮，但现在脸上的肌肉全部萎缩了，干瘪了，眼眶下出现了黑影。我好不容易在医学院里找到雷耶26，把他请来。雷耶看了看病人，对我小声道：
“您自己明白，这时还能做什么。”他开了药方便走了。
病人把我叫去，问道：
“医生怎么说？他对您说过什么吧？”
“他叫我派人去取药。”
她拉住我的手——她的手比她的脸更叫我吃惊：她变得那么瘦，只剩了一层皮，好像从躺下起她已大病了一个来月——用充满痛苦和恐惧的眼睛注视着我，嗫嚅道：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他怎么说吧……我快死了吗？……您不怕我吧？”她又说。
这时我非常可怜她；她一定十分害怕，这不仅是对死亡的畏惧，也是对传染病会这么快消耗尽她的生命感到的惊恐。到早上她死了。
屠格涅夫正想离开巴黎，他租的房子已经到期，便到我家过夜。饭后，他说他感到闷得喘不出气，我说我早上洗过澡了，晚上他也去洗了个澡。回来后，他觉得不舒服，喝了一杯掺酒和糖的苏打水，便上床睡了。夜里他叫醒了我。
“我没有指望了，”他对我说，“这是霍乱。”
他确实想呕吐，浑身抽搐；但幸好过了十天，他的病痊愈了。
我的母亲安葬了那位熟悉的夫人，便去了埃夫里市。屠格涅夫得病后，我把纳塔利娅和孩子们也送往那里，只留下我与他待在一起，等他病快好时，我也去了那儿。
6月12日27早上，萨佐诺夫到那儿找我。他非常兴奋，说群众运动即将爆发，成功是必然的，荣誉在等待着每一个参加的人，因此坚持要我去摘取桂冠。我对他说，他知道我对当前局势的观点，我觉得不是为了信仰，参加那些与我几乎毫无共同之点的人们的行动是愚蠢的。
兴高采烈的鼓动家听到这话，便说，当然，躲在家里写些怀疑主义的论文，既很舒服，又无危险，不如让别人在广场上保卫自由和各民族的团结，从事其他许多有益的活动。
有一种情绪毫无价值，然而它曾在过去和现在驱使许多人干下重大的错事，甚至犯罪，这时它也对我发生了作用。
“可是你怎么认为我不肯去呢？”
“我是从你的话中得出这结论的。”
“不对，我说这是愚蠢的，可我并没有说，我永远不会干愚蠢的事。”
“那好，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就是喜欢你这种作风！好吧，不必浪费时间，我们这就去巴黎。今天晚上，德国人和其他流亡者要在九时集会，我们先找他们。”
“他们在哪里开会？”我在车上问他。
“在罗亚尔宫的兰勃林咖啡馆。”
这是第一件叫我吃惊的事。
“怎么在兰勃林咖啡馆？”
“革命者平常都在那儿集会。”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今天应该另找地方。”
“可是大家对那儿习惯了。”
“大概那儿的啤酒很香吧！”
在咖啡馆里，形形色色的革命老主顾一本正经地坐在十来张小桌子旁边，从宽边羔羊皮帽下，从鸭舌帽的小帽檐下，意味深长地、悲天悯人地望着周围。他们是革命的珀涅罗珀28的永恒的求婚者，一切政治示威中必然到场的人物，他们构成了革命的“场面”和“背景”，远看很可怕，像中国人拿来吓嘘英国人的纸糊的龙。
在社会变革和风云激荡的混乱时代，国家长期动荡不定，脱离了平常的轨道，该时便诞生了一代新的人物，他们可以称为革命的合唱队；这是从颤动的火山地带产生的、在动乱和一切工作中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从童年起就习惯了政治骚乱，爱上了它的戏剧性一面，它那种庄严而辉煌的景象。正如尼古拉认为步法操练是军事训练的主要方面，他们也认为，宴会、游行、示威、开会、祝酒、旗子是革命的主要内容。
他们中间有正直的、勇敢的、真正忠诚的、准备在枪弹下壮烈牺牲的人，但是大部分却是鼠目寸光、毫无见识的空头革命家。实际上他们只是抱残守缺的保守分子，与一切革命精神格格不入，他们的革命只能停留在口头的纲领上，不会前进一步。
他们一生谈的无非是不多几个政治概念，应该说，他们知道的只是它们的辞藻方面，它们的神圣外衣，那些空洞的词汇，他们让它们像走马灯中轮番出现的小鸭子似的，一会儿跑进报纸的文章中，一会儿跑进酒会的演说或议会的发言中。
除了天真的革命空谈家以外，那些无人赏识的艺术家，生不逢时的文学家，读完了大学、没有拿到学位的大学生，揽接不到案子的律师，不会演戏的演员，自命不凡但能力有限、抱负远大但缺乏刻苦耐劳精神的志士仁人，自然都汇集到了这伙人中间。在平时给群众充当领导的那种外在力量，到了动荡不定的时代便失去了它的权威性，群众在没人做主的状况下变得无所适从。这时年轻的一代突然发现，在革命时期，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一举成名，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于是他们纷纷投身在空洞的政治呐喊中，学会了豪言壮语，却丧失了工作能力。咖啡馆和俱乐部的生活引人入胜，生动活泼，既可满足自尊心，又不受任何限制。不怕迟到，也不必花力气，今天不做，不妨明天再做，而且也可以根本不做。
革命的合唱队有些像希腊悲剧的合唱队，可以分成两部分，如果用植物分类法予以命名，一部分不妨称为隐花植物，另一部分称为显花植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永远从事隐蔽活动，不时更改住处和胡子的式样。他们秘密召集各种非常重要的会议，如果可能，总在夜间或某个不方便的地点举行。在公开场合遇到朋友，他们不爱点头，只是使个意味深长的眼色。许多人不泄露自己的住址，不把出门的时间通知别人，也不说明要上哪儿；哪怕报上公开登载的消息，他们也要用暗号或者化学墨水传递。
一个法国人告诉我，在路易-菲力普时期，Э卷进了一场政治事件，隐藏在巴黎；这种生活尽管有趣，日子长了，也使人感到厌倦、寂寞。当时担任巴黎警察厅长的是德勒赛，此人有钱，喜欢吃喝玩乐，他当官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好玩，因此有时仍不免寻欢作乐。他与Э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一天，他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陶醉在“梨酒和干酪之间”29，一个朋友对他说道：
“您老是不放过可怜的Э，这何苦呢！我们失去了一个谈笑风生的朋友，他也只能像犯人一样躲在屋里。”
“对不起，”德勒赛说，“他的案子早已过去了。他干吗还躲着？”他带着讽刺的意味向朋友们笑了笑。“我马上派人通知他，他这是多此一举，你们不必担心。”
回到家中，他把他的一个暗探头目叫来，问他道：
“Э在巴黎吗？”
“在巴黎。”暗探回答。
“躲了起来？”德勒赛问。
“躲了起来。”暗探回答。
“在哪里？”德勒赛问。暗探掏出小本子，找到以后讲了地址。
“好，明天一早你便找他，对他说，他不必担心，我们不想抓他，他可以太平无事地住在他的寓所中。”
暗探忠实执行了命令，可是在他拜访后过了两小时，Э秘密通知自己的亲戚朋友，他得离开巴黎，躲到外地一个城市里，因为巴黎警察厅发现了他藏匿的地点！
正如密谋活动者要竭力给自己披上一层神秘的透明纱幕，用沉默宣传自己的秘密，那些显花植物则尽量表现自己，喋喋不休地把心中的一切讲个没完。
他们是咖啡馆和俱乐部的常任宣讲员；他们在那儿不断向一切表示不满，为一切仗义执言，甚至没有的事也能讲得天花乱坠，至于真有的事，更会像地图模型上的山脉一样，把它扩大两倍，甚至三倍。大家见惯了这些人，因此每逢街上发生骚乱，或者示威游行，或者举行盛大的宴会时，都不禁会到处寻找他们。
……对我说来，兰勃林咖啡馆的情景还是新鲜的，那时我对革命的后院还所知不多。确实，我在罗马到过艺术咖啡馆30，在广场上参加过集会，也到过罗马俱乐部和人民俱乐部31，但那时罗马的运动还没出现政治上蜕化变质的迹象，它是在1848年的失败之后才加速发展的。契切洛瓦基奥和他的朋友们光明磊落，他们那种南国人的表情在我看来像言语一样鲜明，而他们的言语又像朗诵一样响亮，但他们正处在热情洋溢的青年时期，他们还没有从三个世纪的沉睡中完全苏醒；“人民之子”契切洛瓦基奥根本不是职业政治鼓动家，他并不想捞取什么，只想重新回到列彼特街的小房子里安静度日，作为一家之主和自由的罗马公民，与家人一起出售木料和柴薪。
在他周围那些人身上，不可能出现庸俗无聊、废话连篇的假革命症状，那种在法国不幸流传极广的溃疡病。
不言而喻，在谈到咖啡馆的造反派和革命的流浪汉时，我想到的根本不是那些人类解放的坚强活动家，那些民族独立的热情宣传者，那些不论监狱、流放、驱逐、贫穷都不能使他们闭上嘴巴的、为人类的爱而殉难献身的人，那些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正是这些人以鲜血、眼泪和言论开创了历史的新秩序。我们这里谈的是那个骚扰不安的边缘地带，那里生长的是不能结果的空花，对这些人说来，鼓动本身便是目的和成果，他们喜欢的是人民起义这个过程本身，正如乞乞科夫的彼得鲁什卡喜欢的是读书这个过程32，尼古拉喜欢的是步法操练本身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反动派没什么好高兴的——它那里生长的杂草和毒菌更坏，而且不仅在边缘地带，到处都是。这包括他们所有的人：在长官面前瑟瑟发抖的官员，到处刺探消息的奸细，准备为这边也为那边杀人的职业凶手，以及形形色色丑态毕露的军官——从普鲁士容克地主到杀人不眨眼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人，从近卫军官兵到宫廷少年侍从为止。我在这里还只接触到世俗的反动力量，没有提到靠化缘度日的苦行僧，专搞阴谋的耶稣会教士，充当警察帮凶的教士，以及各种等级的天使和天使长。
如果说在反动阵营中也有与我们的革命空谈家相似的人物，那么这就是在典礼上摆样子的朝臣，在洗礼、婚礼、加冕礼和葬礼中跑龙套、壮声势的角色，那些为官服，为金边，为显示权力的光辉和尊贵而存在的人们。
在兰勃林咖啡馆里，冒险家们济济一堂，面前放着大大小小的酒杯。这时我才发现，他们没有任何计划，运动也没有任何真正的中心和纲领。一切得靠灵感，就像从前使徒等待圣灵的降临一样。只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带武器参加大会。经过连续两小时的空谈之后，大家约定明天早上八时在水塔街对面的滂努佛尔林荫道上集中。这以后，我们便前往《真正共和报》的编辑部了。
主编不在家，他去找“山岳派”33要指示了。编辑部的接待室和会议厅设在一间发黑的大房间里，那儿光线暗淡，家具更显得简陋，屋里大约有二十来人，大多是波兰人和德国人。萨佐诺夫拿了一张纸，动手便写，写完后念给我们听：这是以各国流亡者的名义对攻占罗马提出的抗议书34，它声称大家准备参加示威运动。他说，凡是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与光荣的明天联系在一起的，都可以签名。几乎所有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的都签了名。主编进来了，露出疲倦而烦闷的脸色，竭力装得仿佛掌握了不少秘密，又不便告诉大家，可我相信，他什么也不知道。
“公民们，”托雷35说，“山岳派还在继续开会。是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要坚持到底！”萨佐诺夫把欧洲民主派的抗议书交给了他，他看了一遍，说道：
“这很好，很好！法国感谢你们，公民们；但为什么要签名？人数这么少，万一失败了，我们的敌人会把仇恨统统发泄在你们身上。”
萨佐诺夫坚持保留签名，许多人赞成他的意见。
“我不能对这事负责，”主编反对道，“请原谅，我比你们更清楚，我们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
说完，他把签名部分撕下，于是十多个不朽的候补者的英名被付之一炬——在蜡烛上销毁了。抗议书则随即发排。
我们离开编辑部时已快天亮；各家报社门口的人行道上聚集着一群群衣衫槛褛的孩子和贫苦可怜的妇女，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正在等待报纸出版，报纸一到，一些人马上把它们折叠整齐，另一些人便带了它们跑向巴黎的大街小巷。我们走到了林荫道上——那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出现一些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还有些警官在踱来踱去，狡猾地看着我们。
“这个城市睡得无忧无虑，”我的朋友说，“完全没料到明天会给风暴惊醒呢！”
“瞧，也有不睡的人在等候我们，”我对他说，向上指指，那是德奥尔餐厅灯火通明的窗户。“这太好了，让我们进去喝一杯苦艾酒，我的胃有些受不了啦。”
“我的肚子也空了，再说，现在吃点东西也很有必要；我不知道他们在议会大厦里吃什么，不过在孔斯耶尔热里监狱里伙食是很糟的。”
我们大吃了一顿冷火鸡，从留下的骨头看，谁也不会猜到霍乱正在巴黎猖獗一时，也不会想到再过两个小时我们便要去改变欧洲的命运。总之，我们在德奥尔餐厅狼吞虎咽，吃得饱饱的，正如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蒙头盖脑，睡得香香的一样36。
八点多钟，我们来到了滂努佛尔林荫道，那儿已聚集了不少人群，大家显然等得有些不耐烦，不知做什么好，脸上露出了困惑的神色，但是从他们的特殊表情看，大多义愤填膺。这些人只要有真正的领导人，这一天是不致以闹剧结束的。
有一瞬间似乎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位先生骑了马，从容不迫地经过林荫道。人们认出这是内阁的一位官员（拉克鲁瓦37），可想而知，他这么早骑马出门，不仅仅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人们在呐喊声中把他拖下马背，撕破了他的燕尾服，然后放了他，也就是说，另一群人搭救了他，把他护送到了别处。人群越来越多，到十点钟，可能已达到两万五千人。不论我们问谁，向谁打听，谁都什么也不知道。凯尔索西38是老一辈烧炭党人，他通知我们，郊区群众已在“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中开进凯旋门。
民主派的老前辈们再一次告诫人们：“最重要的是别携带武器，否则就会改变这次行动的性质。无所不能的人民应该以和平的方式向国民议会庄严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不给敌人丝毫诬蔑的口实。”
最后队伍排好了。我们这些外国人被编成荣誉支队，紧跟在领导者们后面。领导人中有身穿上校军装的艾·阿拉戈39，从前的部长巴斯蒂特40，以及1848年的其他著名人士。我们在林荫道上一边走，一边喊各种口号，唱《马赛曲》。谁没有听到过千万个声音在激昂慷慨的情绪中，在走向战斗前必然出现的沉思中，怎样齐声高唱《马赛曲》，他就不能理解这首革命的赞美歌惊天动地的力量。
这时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十分壮观。在我们沿着林荫道缓缓前进时，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妇女和儿童挤在窗口，或者走上了阳台，他们的父亲和丈夫，那些有产者，却躲在他们背后，露出了阴沉不安的脸向外张望，但看不到从四楼和顶楼上探出头来的另一些人——穷苦的女裁缝和女工人，她们正向我们挥手帕、点头和挥手。我们不时走过一些知名人士的住宅，这时各种口号声便会腾空而起。
这样我们到达了林荫道与和平大街连接的地方，文森步兵团的一个排封锁了街口，我们的纵队靠近时，他们突然像戏院的布景一样向左右散开，尚加尔涅41骑着一匹小马，带着一队龙骑兵来了。他没有提出任何警告，没有擂鼓，也没有发出其他正式信号，便冲进前面几排群众，把他们与队伍切断，并命令龙骑兵摆开阵势，迅速驱散人群。骑兵扬扬得意，在街上横冲直撞，举起军刀用刀背砍杀，稍遇反抗，便把刀口转了过来。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匹马已到了我眼前，马的鼻息直扑到我脸上，那个骑兵朝我大骂，举起刀背吓唬，要不是我躲得快，说不定会挨他的刀背。我避向右边，一下子卷进人群中，给挤到了城根街的栅栏上。我们的队伍中只剩了米勒-斯特鲁宾42一人在我身边，这时龙骑兵用马队迫使前面的人后退，他们无路可走，便向我们挤来。艾·阿拉戈跳进城根街，滑了一跤，脚脱了臼，我和斯特鲁宾跟着也跳到了那儿，我们怒气冲冲，彼此瞧了一眼，斯特鲁宾猛地旋转身子，大声喊道：“拿起武器！拿起武器！”一个穿工装的人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拖到另一边，说道：
“怎么，你疯了不成？……瞧那儿。”
街上（那大概是昂坦大街）密密麻麻的刺刀正向这儿移动。
“快走，趁他们还没听到你的话，还没把路堵住。一切都完了！完了！”他又说，握紧了拳头，哼着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飞也似的溜走了。
我们走到了协和广场。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根本没有郊区来的队伍；其实凯尔索西也知道没有，这是他虚张声势的手段，然而谁要是真的相信了他，说不定连命都会送掉。
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发动的无耻进攻，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当时要是确实作了准备，有人领导，那么爆发真正的战斗可以说易如反掌。然而“山岳派”听到无所不能的人民被骑兵可笑地驱散之后，不是挺身而出，却是躲进了云端。赖德律-洛兰找吉纳德43商量。吉纳德是国民自卫军的炮兵司令，他本人愿意参加示威，也愿意给人，还同意给大炮，但是说什么也不肯提供炮弹，仿佛他认为单凭大炮的精神作用就可以打败敌人；福雷斯蒂埃44对自己的军队也是这样。这对他们的帮助多大，我们从凡尔赛的审判45中就看到了。大家都想有所作为，但谁也不愿冒风险；最有远见的还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在新秩序刚露出希望时便未雨绸缪定制了官服，但示威一失败，便不再去取衣服，裁缝只得把它们挂在店堂里出售。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临时拼凑的政府驻在国立工艺博物馆时，工人们却带着疑问的目光在街头徘徊，既得不到指示，也没听到号召。他们回到了家中，只得再一次相信，祖国的这些“山岳派”老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他们也许还咽下了眼泪，像那个穿工装的人一样在说：“一切都完了！完了！”或者在为“山岳派”搬演的这场闹剧暗暗觉得好笑。
但是赖德律-洛兰的优柔寡断，吉纳德的迂腐颟顸，这一切还只是失败的外部原因，而且也是必然的，正如刚强的性格和顺利的境况在需要它们的时候也必然会出现一样。内在的原因在于那个作为示威的动力的共和思想的贫乏。衰老的思想可以拄着拐杖苟延残喘，甚至还可以像基督一样，在死后向信徒显灵一两次，然而不能再控制生活，引导生活了。它们已无法左右一个人，或者只能左右那些庸碌无能的人了。要是“山岳派”在6月13日成功了，它怎么办呢？他们心里什么新东西也没有。至多把1793年那个伦勃朗或萨尔瓦多·罗萨46风格的灿烂而阴郁的时代，复制成苍白无力的画面，既没有雅各宾人，也没有战争，甚至也没有幼稚的断头台。
在6月13日和里昂起义47失败之后，大逮捕开始了，市长带着警察走进了我们在埃夫里市的家，要找卡·布林德48和阿·卢格；我们的一部分朋友被捕了。孔斯耶尔热里监狱已人满为患，一间不大的屋子要关六十来人，中央放着一只便桶，一昼夜抬出去清理一次——这一切都发生在文明的巴黎，而且在霍乱猖獗的时期。我不想再在这种安乐窝里待上两个月，吃霉豆子和臭牛肉，便向一个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人借了一张护照，上日内瓦去了。49
那时法国的交通还得靠拉菲特和卡拉特50；铁路上行驶的是长途马车，我记得，到了沙隆，马车便离开铁路，到了另一个地方又驶上铁路。与我一起坐在车厢里的有一个瘦瘦的男子，脸晒得黑黑的，留着剪短的胡子，外表很叫人讨厌，他老是怀疑似的瞧着我。他带的提包不大，还有一把用漆布包着的剑。显然，这是乔装改扮的警官。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遍，然后缩在角落里，不讲一句话。到了第一个车站，他把乘务员叫来，说他忘了一张出色的地图，请他给他一张纸和一个信封。乘务员告诉他，离打铃只有三分钟了；警官匆匆跳下车，回来后更加怀疑地打量着我。四小时在沉默中过去，甚至他要吸烟时向我打招呼也不开口，我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他，向他点点头，使个眼色，然后也掏出了雪茄。到了黄昏时刻他问我：
“您是上日内瓦？”
“不，去里昂。”我回答。
“啊！”谈话便这么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乘务员打开车门，让一个人上车，这人秃顶，穿着宽大的豌豆色大衣和颜色鲜艳的坎肩，拿着一根粗手杖、一只袋子和一把伞，肚子大大的，好不容易挤进车门。等这位典型的和气大叔在我和警官之间坐下以后，我没等他喘过气来，便问道：
“先生，您不反对吧？”
他一边咳嗽，一边擦汗，把一块绸手帕包在头上，回答道：
“没关系，请便，我的儿子经常抽烟，他现在到阿尔及尔去了，他整天吸烟呢。”这以后他便开始轻松地闲谈和聊天了。过了半小时，他已问完了问题，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听到我从瓦拉几亚来，便带着法国人特有的礼貌说道：“啊，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51。”其实他并不知道，这地方究竟是在土耳其还是在匈牙利。
我那位旅伴对他的问话回答得非常简单。
“先生是军人吗？”
“是的，先生。”
“先生到过阿尔及利亚？”
“是的，先生。”
“我的大儿子也去过，他现在还在那里。您也许到过奥兰？”
“没有，先生。”
“贵国也有长途马车吗？”
“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之间有公共马车。”我回答得满有把握，毫不含糊。“只是我们的长途马车是用犍牛拉的。”
这使我的伙伴非常惊讶，他一定会起誓说我是瓦拉几亚人。在这个幸运的细节之后，连警官也放松精神开始聊天了。
到了里昂，我拿起手提箱，马上走进了另一个驿车办事处，爬上车顶座位，五分钟后，马车已奔驰在通往日内瓦的大路上。到了边境前的最后一个大城市，警察局前面的广场上坐着局长和文书，旁边还有几个宪兵，他们要在这里先行检查护照。我完全不符合护照上记载的特征，因此赶紧爬下车顶，对一个宪兵说：
“朋友，我跟您可以在哪儿马上弄到一杯酒喝？请告诉我，天气热得叫我受不了啦。”
“瞧，就在那儿，只有两步路，那是我的亲姐姐开的咖啡馆呢。”
“那么护照怎么办？”
“您给我，我把它交给我的伙伴；待会儿他会拿给我们的。”
一分钟后，我已与宪兵坐在他亲姐姐的咖啡馆里，开了一瓶博讷葡萄酒大喝起来。五分钟后，他的伙伴把护照送还我，我也请他喝了一杯，他向我敬了礼，于是我们像朋友一样走回马车。我第一次这么顺利。到了边境，那是一条河，河上有桥，桥那边便是皮埃蒙特的海关。法国宪兵在沿岸各处巡查，寻找早已出境的赖德律-洛兰，至少也要找到费利克斯·皮亚52；不过后来皮亚也像我一样拿了瓦拉几亚护照逃出了国境。
乘务员对我们说，这是要最后查验证件，需要很长时间，大约半小时，因此他劝我们到驿站的饮食店吃些东西。我们进屋后刚坐下，另一辆里昂的长途马车便到了，旅客开始下车，第一个下车的便是我的警官。哎哟，糟糕透了，我对他说过我是到里昂的。我冷冷地朝他鞠躬，他也还了礼，似乎有些惊讶，但没有说一句话。
宪兵来了，发还了护照，这时马车已经到了河对面。
“先生们，请各位步行过桥。”
我想，好，现在要出事了。我们出了饭店……上了桥——没有出事，过了桥——也没有出事。
“哈哈哈！”警官笑得前仰后合地说道，“终于出境了，真有意思，好像丢下了一块大石头。”
“什么，”我说，“您也……”
“看来您也一样吧？”
“得啦，”我打心里觉得好笑，答道，“我是直接从布加勒斯特来的，坐的是牛车呢。”
“算您幸运，”乘务员对我说，伸起一根手指警告我，“以后得小心一些。为什么那个小孩领您到了驿车办事处，您要给他两法郎酒钱？还好，他也是我们的人，他马上告诉我：‘那人一定是革命党，在里昂一分钟也不停留，弄到了座位这么欢天喜地的，给了我两法郎酒钱。’我对他说：‘别嚷嚷，这不关你的事，要是给哪个混蛋警察听到，他就上不了车啦。’”
第二天我们到了日内瓦，这自古以来就是被迫害者的避风港……米什莱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谈到16世纪时写道：“国王死后，一百五十户人家逃到了日内瓦；过了一些时候，又走了一千四百家。法国的流亡者和意大利的流亡者构成了日内瓦真正的基础，这是三个民族之间的出色避难所；这些人得不到任何援助，又怕瑞士本地人，只能依靠本身的精神力量维持生存。”
那时瑞士是一个集合点，欧洲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儿。革命失败后，它们的一切代表人物便在日内瓦和巴塞尔之间流浪，一群群起义者越过了莱茵河，另一些人则通过圣哥达山口或者侏罗山脉到达这儿。胆小的联邦政府还不敢公开驱逐他们，各州仍保持着作为避难所的古老而神圣的权利。
所有这些人都像接受检阅似的成群结队地路过日内瓦，在这里逗留一下，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进，他们的名字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他们也是我早已仰慕的人，现在我便是急于想会见他们……
1 列彼基洛夫、恰茨基、斯卡洛祖布和扎戈列茨基都是《聪明误》中的人物，见该剧第四幕第五场。
2 见伏尔泰的《老实人》。老实人在游览巴黎后说道：“这简直是猴子耍弄老虎的地方，让我快快逃出去吧……”
3 布拉尼茨基（1812—1879），波兰贵族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4 《民族论坛》的宗旨是推动欧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编辑部由各国代表组成，密茨凯维奇任主编。它以法文在巴黎出版，1849年3月15日出了第一期，几个月后便夭折了。
5 法国资产阶级日报，世界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创刊于1789年。
6 即德国的《总汇报》，创刊于1798年，1810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因而有时被称为《奥格斯堡总汇报》，报纸基本上采取了保守的或反动的立场。
7 霍耶茨基（1822—1899），波兰作家，与蒲鲁东和赫尔岑都有密切交往。
8 当热（1789—1856），法国雕塑家，政治上为激进派。1829年他在魏玛歌德家中认识了密茨凯维奇，应歌德的要求为密茨凯维奇作了胸像浮雕，后来成为广泛流传的密茨凯维奇的肖像。
9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0 密茨凯维奇于1829年被迫离开俄国，在俄国时结识过普希金、雷列耶夫、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等。
11 应是1844年举行的庆贺格拉诺夫斯基讲学成功的宴会。
12 巴尔贝斯（1809—1870），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曾积极参加1848年的革命，因5月15日事件被捕入狱，1854年获释后即流亡国外，未再参加政治活动。
13 指路易·波拿巴的名字。
14 当时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大多把拿破仑看作革命的象征（鹰徽旗便是拿破仑的旗子），密茨凯维奇在一篇文章中便说过：“拿破仑是掌握合法政权的革命。”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总统后，这种幻想更为强烈，他们指望依靠他完成波兰的解放，认为他是拿破仑一世的事业的继承者。
15 萨格拉（1798—1871），西班牙自然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者，1848年起住在巴黎，参加了二月革命，宣传蒲鲁东的观点。（这里赫尔岑说他“七十来岁”，显然只是凭印象写的。）
16 1849年6月13日，《民族论坛》发表文章，反对路易·波拿巴派出军队帮助教皇镇压罗马共和国，因而被当局查封。
17 弗隆斯基（1778—1853），波兰神秘主义哲学家。
18 波兰神秘主义者。
19 拿破仑的将军和副官。
20 婆罗门教的主神。
21 指拿破仑纪念柱。
22 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密茨凯维奇幻想依靠英法对抗沙皇俄国，因而前往土耳其，组织波兰军团。行前，他听到英法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胜利的消息，便写了《颂拿破仑三世》，把波兰解放的希望寄托在路易·波拿巴身上。密茨凯维奇在君士坦丁堡感染霍乱，于1855年11月26日在那里去世。
23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24 写于1856年。——作者注
25 巴黎西郊的住宅区。
26 当时巴黎的著名医生和教授，写过一些医学著作。
27 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的前夕。这次示威系由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所发动，它的失败导致了共和派的崩溃。赫尔岑在下面写的便是这次示威的情形。
28 希腊神话故事中奥德修斯的漂亮妻子。奥德修斯去特洛伊远征后，不少人盘踞在她的宫中向她求婚达二十年之久，从未使她动摇。
29 法文“在梨酒和干酪之间”的意思是“在饭后闲谈时”。
30 当时罗马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31 罗马俱乐部是当时解放运动的活动中心之一，人民俱乐部则系契切洛瓦基奥所组织，参加者大多为工人和手艺人。
32 见果戈理的《死魂灵》第一卷第二章，彼得鲁什卡是乞乞科夫的仆人。
33 1793年前后法国国民议会中的左派，即雅各宾派，称为“山岳派”（因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最高），1848至1849年革命中，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因坚持实行共和等较为激进的立场，被称为“新山岳派”。
34 罗马人民在起义后于1849年2月宣布建立共和国，这引起了各国保守势力的反对，教皇庇护九世要求法国出兵干涉。路易·波拿巴于5月向意大利发兵，7月初攻陷罗马。“抗议书”即针对这次的出兵而言，这次抗议活动系由资产阶级共和派所发动。
35 托雷（1807—1869），法国左翼共和党人，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真正共和报》的发行人和主编。
36 据说，拿破仑在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把一切部署完毕之后，便美美地睡了几个钟头，然后精力充沛地开始指挥战斗。
37 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任命的内阁官员。
38 凯尔索西（1798—1874），法国革命家。
39 阿拉戈（1803—1892），法国共和派革命家，《改革报》的创办人之一。
40 巴斯蒂特（1800—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曾在卡芬雅克内阁中任外交部长。
41 尚加尔涅（1793—1877），法国奥尔良派将军，1848年6月起任国民自卫军巴黎卫戍部队司令。
42 米勒-斯特鲁宾（1810—1893），德国革命家，参加过1848年的柏林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
43 吉纳德（1799—1874），法国二月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44 福雷斯蒂埃（1787—1882），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时任国民自卫军第八军团司令。
45 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被镇压后，路易·波拿巴的政府取消了立法议会中“山岳派”三十三名代表的议员资格，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赖德律-洛兰逃到了英国。
46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罗萨（1615—1673），意大利巴罗克画家。
47 1849年6月15日里昂人民为了响应巴黎6月13日的示威，举行了起义，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48 布林德（1826—1907），德国政论家，1848年参加巴登革命，后以巴登革命政府代表的身份驻在巴黎。
49 我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我离开后过了三天，我母亲在埃夫里的寓所便遭到了警察的搜查。他们拿走了她所有的信件，包括她的使女和我的厨子的来往信件。关于6月13日的经过，我当时认为还不宜发表。——作者注
50 在巴黎经营长途马车的两个车行老板。
51 瓦拉几亚当时是多瑙河下游的一个公国，现属罗马尼亚。
52 费利克斯·皮亚（1810—1889），法国剧作家及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至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系“山岳派”成员，后逃亡伦敦。1870年回法国，成为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