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1——德国的造反派——法国的红色山岳派——意大利流亡者在日内瓦——马志尼，加里波第，奥尔西尼等——罗马和日耳曼的传统——在“拉杰茨基公爵号”上的旅行
有一个时期，我在满腔怒火、哭笑不得中，曾打算按照格兰维尔2的绘画风格，写一本小册子《流亡者的自我表现》。幸好我没有这么做。现在我的心情平静一些了，不再苦笑，也不再愤怒。再说，流亡生活也拖得太久，几乎压得人透不出气了……
然而即使现在我仍得说，流亡若不是抱有一定的目的，只是由于敌对阵营的胜利不得不然，那么它只能使发展中断，使人们脱离现实的斗争活动，陷入幻想的世界。他们怀着内心的仇恨离开祖国后，总在指望明天返回家园，这样便不能前进，只能沉湎在对过去的回顾中；这种希望叫人无法安心从事长期的工作。愤怒和空洞而激烈的争论，使人们不能超越他们所熟悉的那些问题、思想和回忆，这一切对他们构成了传统的强制性压力。任何人，尤其是离群索居的人，对事物的形式方面，对行会作风，对职业外表，总是具有特殊的爱好，以致立即接受了这方面的一套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一切流亡者与原来习惯的生活环境隔绝之后，便闭上眼睛，不愿看到痛苦的真实状况，日益陷入了幻想的、封闭的小天地，陶醉于没有前途的回忆和不切实际的憧憬中。除了与一切非流亡者疏远的状态，如果再考虑到那种愤世嫉俗、猜疑成性、落落寡合、牢骚满腹的心情，那么这些固执不变的新以色列人3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849年的流亡者还不相信敌人的胜利能维持长远，他们仍沉醉在不久前的胜利中没有清醒，群众欢乐的歌声和掌声仍在他们耳边缭绕。他们坚信，他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因此不肯从箱子里取出衣服，挂进衣柜。然而巴黎落到了警察的监视下，罗马在法国人的打击下陷落了4，巴登成了普鲁士国王的兄弟宰割的地盘5，而帕斯克维奇按照俄国的办法，靠贿赂和许愿打败了格尔盖伊，占领了匈牙利6。日内瓦到处都是逃亡者，成了1848年革命的科布伦茨7。意大利各国的人，逃避博沙尔8的迫害和凡尔赛的审判的法国人，在古斯塔夫·施特鲁沃9率领下，排成整齐的队伍退入日内瓦的巴登民军，维也纳起义的参加者10，波希米亚人，波兹南和加利西亚的波兰人11——所有这些人都聚集在贝尔格饭店和邮局咖啡馆中。其中最明智的部分已有所觉察，知道流亡不可能是短期的，于是想起了美国，到那儿去了。然而大多数人却相反，尤其是本性难移的法国人，每天都在等待拿破仑的去世和新共和国的诞生——对于一些人，这应该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对于另一些人却只是民主主义共和国，与社会主义绝对无关。
我到达后过了几天，在派基镇散步，遇到了一位先生，这人年纪已经不轻，样子像俄国的乡村教士，戴一顶宽边低顶礼帽，穿一件发黑的白外套，神色像要去行临终涂油礼；与他在一起的那个人身材又高又大，像是由几块巨大的身体和四肢胡乱拼凑而成。我与青年作家弗·卡普12在一起。
“您认识他们吗？”他问我。
“不认识，但是如果我没有讲错，这大概是挪亚或罗得正在跟亚当一起散步13，只是亚当披在身上的不是无花果叶，而是七拼八凑的衣服。”
“这是施特鲁沃和海因岑14。”他笑着答道。“想认识他们吗？”
“非常想。”
他介绍了我。
谈话无关紧要；施特鲁沃正要回家，邀我们上他家坐坐，我们去了。小小的寓所中挤满了巴登的流亡者，一个高大的女人，从远处看很漂亮，坐在他们中间，她那浓密的头发蓬蓬松松，以独特的方式披散在周围。这是著名的阿玛利亚·施特鲁沃，他的妻子。
施特鲁沃的脸一开始就给了我奇怪的印象，它表现了一种严峻的精神，那种狂热的信仰赋予虔信者和分裂派教徒的表情。看到这刚毅坚实的前额，安详的目光，蓬乱的大胡子，有些花白的头发，以及那整个高大的身材，我不禁觉得，这好像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斯15军队中硕果仅存的某个狂热派教士，或者宣传悔罪和实行两种方式同领圣餐的塔波尔派教士16。海因岑的外表阴沉粗犷，像德国革命阵营中的索巴凯维奇17，他精力旺盛，手脚笨拙，总是气呼呼地皱紧眉头瞧人，不爱说话。后来他写道，只要在地球上杀死两百万人，革命事业就会成功。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对他这么写都不会奇怪。
有一件非常可笑的小事，我不能不谈一下，这是与这种杀人狂有关的。日内瓦有一个全世界最和善的医生P，他至今还活着。这人在精神上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总是热烈同情它，因此成了一切流亡者的朋友，给他们医病从不收费，还招待饮食。不论我怎么早走进邮局咖啡馆，大夫总在那里，而且已读过三四份报纸了。一天，他伸起一根手指，神秘地叫我过去，凑在我耳边说道：
“我想，今天巴黎一定热烈得很。”
“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听谁说的，不过这人是赖德律-洛兰的亲信，他刚路过这儿……”
“算了，亲爱的医生，昨天和前天你不都在等待发生什么事变吗？”
“这有什么，罗马不是在一天中建立成功的。”
我便在这咖啡馆里，跟这位医生，也就是海因岑的朋友，谈到了海因岑刚发表的那份大慈大悲的革命纲领。
我对他说：“为什么您的朋友要胡说八道，发表这种有害的废话？这就难怪反对派要大喊，瞧，这是个化身成德国人的马拉！再说，为什么要两百万人呢？”
P有些不好意思，但不愿背弃朋友。
“听着，”他最后说，“您也许忽略了一点：海因岑谈的是整个人类，在这数目中至少包括二十万中国人呢。”
“哦，照这么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死不足惜的。”我答道。这以后我每逢想起这个自我安慰的理由，总觉得非常荒谬可笑。
我们在派基镇认识后过了两天，我住的贝尔格饭店的茶房走进我的房间，郑重其事地通报道：
“施特鲁沃将军带着副官们驾到。”
我心想，大概什么人故意支使这小家伙来跟我开玩笑，或者他自己搞错了，但是不然，这时门开了，
古斯塔夫·施特鲁沃
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进屋了……18
他带着四位先生，两人全副武装，那是他们那支义勇军的装束，还戴着大大的红袖章和其他标志。施特鲁沃向我介绍了他的随从，按照民主精神称他们为“流亡中的兄弟们”。我很满意，发现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样子像刚读过一年多大学的学生，已经荣任了代理内政部长的要职。
施特鲁沃马上向我宣讲他关于七大灾祸的理论，这“七大灾祸”便是：教皇，神父，国王，士兵，银行家等等，还谈到了建立民主和革命的新宗教的问题。我向他指出，如果建立或不建立新宗教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最好我们什么也别管，把这件事交给上帝处理，按事物的本质而论，这件事也与上帝关系最大。我们发生了争论。施特鲁沃提出了关于世界精神的一些说法，我回答他，尽管谢林对世界精神作了形象化的说明，称它为“飘在空中的东西”，我还是无法理解。他从椅上跳了起来，走到我面前，几乎碰到我的脸，说了声：“对不起，请原谅”，便伸出手指，在我头上乱摸，挤压，好像我的头颅是由风琴的琴键组成的。
“确实，”他朝流亡中的兄弟们接着道，“赫尔岑公民没有崇敬的骨节，一点也没有。”
大家对我缺乏“崇敬的骨节”表示满意，我也不例外。
于是他向我说明，他对颅相学作过深刻研究，不仅写过书论述高尔19的体系，而且选择阿玛利亚做试验，根据这学说检查过她的颅骨。他告诉我，她几乎没有情欲的骨节，它们存在的颅骨后部完全是扁平的。正是这个可作离婚原因的理由，使他决定娶她为妻。
施特鲁沃是个大怪物，只吃素菜，加些牛奶，也不喝酒，他的阿玛利亚也得与他保持同样的饮食。他觉得这还不够，她每天还得与他一起在阿尔沃河游泳，那里的河水是从山上奔流而下的，从来不热，夏季也只能达到八度。
后来我与他偶然谈到了素食问题。我提出了一般的反对意见：牙齿的结构，蔬菜的纤维朊在消化过程中热能大量消失等等，指出食草动物的头脑便不太发达。他心平气和地听着，没有生气，但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临到末了，他似乎为了出奇制胜，对我说道：
“您可知道，经常吃素的人可以使身体内部非常干净，死后也不致发臭？”
“这太好了，”我反驳道，“但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并不想在自己死后闻自己的尸体。”
施特鲁沃甚至没有笑，只是心安理得地说道：
“总有一天您会不这么讲的！”
“大概等我长出崇敬的骨节以后吧。”我答道。
1849年底，施特鲁沃寄给我一本他为自由德国新编的历书。日子和月份全都改用了一种难懂的古日耳曼语；它取消了圣徒的名字，每天纪念两个名人，例如华盛顿和拉斐德20，然而第十日却留给了人类的公敌，如尼古拉和梅特涅。纪念最大的伟人的日子便是节日，这样的伟人有路德，哥伦布等等。在这本历书上，12月25日不再是圣诞节，施特鲁沃把它献给了阿玛利亚，成了她的节日！
一天他在街上遇到我，除了别的事，他说道，应该在日内瓦发行一份杂志，它属于所有的流亡者，用三种语言印行，它可以跟“七大灾祸”斗争，支持目前已被反动派所扑灭的各民族的“神圣火焰”。我回答他，这当然很好。
出版杂志是那时的流行病，每隔两三星期总会出现一份计划，印行几本“试刊”，分发一些缘起，但出过两三期以后便寿终正寝，无声无息。有些人什么也干不成，却认为自己能办刊物，拼凑了一两百法郎，用它们出了第一期，但也成了最后一期。因此施特鲁沃的打算，我丝毫不觉得奇怪，但是第二天早上七点他的登门拜访，却使我大吃了一惊。我以为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谁知施特鲁沃安详地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边预备念，一边说：
“赫尔岑公民，由于我们昨天一致认为应该出一份杂志，今天我特地来向您宣读它的发起书。”
念完以后，他宣称他还要找马志尼和其他许多人，请他们上海因岑家开会商量。我也到了海因岑家：他恶狠狠地坐在桌后的椅子上，用一只大巴掌拿着笔记本，把另一只伸向我，用粗哑的嗓音嘟哝道：“公民，请坐！”
在座的有八个德国人和法国人。法国立宪议会的一个前人民代表在编制支出预算，写的字歪歪斜斜的。马志尼进屋后，施特鲁沃提议宣读海因岑写的发起书。海因岑清了清嗓子，开始用德文念了起来，尽管只有法语才是大家都懂的。
由于他们没有任何新的思想，发起书只是民主主义高调千百次变奏中的一次，这种用不同文字编译的革命词句，跟教会按照《圣经》传道一样。海因岑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旁敲侧击地说道，民主共和制度本身能在各方面普遍满意的基础上解决经济问题。一个在两百万人头面前不知道发抖的人，竟然害怕他的机关报被认为带有共产主义性质。
他宣读后，我对这一点提出了异议，但从他支吾其词的回答中，从施特鲁沃的插话和那位法国代表的手势中，我开始明白我们被请来开会，是要我们接受海因岑和施特鲁沃的发起书，根本不是要对它进行认真的讨论。不过，这跟诺夫哥罗德省长埃尔皮季福·安季奥霍维奇·祖罗夫的理论，可说不谋而合。21
马志尼听了虽然有些不快，还是同意了，几乎第一个签字认购了两三股。我像席勒的《强盗》中的舒夫特勒一样，心想：“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也不反对”22，于是也签了名。
然而认股的人太少，不论那位代表怎么计算，怎么加减，钱还是不够。
“先生们，”马志尼说，“我有个主意可以解决困难：杂志开头只出法文版和德文版，至于意大利文版，凡是优秀的文章可以登在我的《人民意大利》上，这样，你们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开支了。”
“说真的，这太好了！”
马志尼的建议立刻被一致通过。他很高兴。我简直忍不住要笑，因此想让他知道，我看得出他在耍什么花招。我走到他跟前，找个没人在旁边的机会，对他说道：
“您干得很妙，摆脱了这杂志。”
“但是您要知道，”他说道，“意大利文版实在是多余的。”
“其他两种版本也一样！”我补充道。笑影在他脸上一闪，随即消失了，仿佛根本没有出现过。
那是我第二次见到马志尼。他知道我在罗马的经历，希望跟我谈谈。一天早上，我和列·斯皮尼一起到派基镇拜望他。23
我们进去时，马志尼正闷闷不乐地坐在桌边，听一个年轻人谈话。年轻人生得相当高，容貌端正漂亮，淡黄头发，这是加里波第的战友，瓦斯切洛区的英勇保卫者，罗马义勇军的领导人贾科莫·梅迪契24。还有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想心事，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在意，脸色有些忧郁，显得心不在焉，这是马志尼的三人首脑之一，他的同志马克·奥列利·萨斐25。
马志尼站起身来，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脸，友好地伸出了双手。即使在意大利，这么严肃而又优美的、完全符合古典风格的脸型也是很少见的。在这张脸上，有时会露出粗暴、严厉的表情，但只是一会儿，它马上又会变得柔和、明朗。那双忧郁的眼睛中闪动着活跃的、深思的光芒；它们和额上的皱纹都显示出无穷的意志和坚强的决心。那多年的操劳，不眠的夜晚，暴风骤雨的岁月，各种强烈的情绪，或者不如说，一种强烈的情绪，以及那种狂热的、也许是禁欲主义的精神，无不在他的容貌上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马志尼的态度非常单纯，非常亲切，但是统治一切的习惯是明显的，特别是在辩论中；听到针锋相对的意见，他几乎掩盖不住内心的不满，有时甚至不想掩盖。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因此对一切显示独裁权威的外在标志公开表示蔑视。那时他的声望极高。他在日内瓦自己的小房间里成天衔着雪茄，然而却跟从前教皇在阿维尼翁一样26，手里握着千万条无形的心理电报线，它们通向整个意大利半岛，控制着一切。他了解自己政党的心脏的每一次跳跃，感觉得到最微小的震动，对一切都能作出迅速的反应，以惊人的、不知疲倦的精神，对每个人和每件事发出普遍的指示。
作为狂热而有条不紊的领导者，他在意大利各地普遍建立了秘密组织，它们构成了一张彼此息息相关的网，奔向一个目标。这些组织像不可察觉的动脉，伸向各地，越来越细，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亚平宁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中，消失在王公贵族的豪华宫殿中，消失在意大利城市的大街小巷中，那是任何警察都无法渗透的。乡村教士，长途马车的管理员，伦巴第的王公，走私贩子，酒店老板，妇女，强盗——一切都为了一个事业，一切都是一根链条上的环节，而这根链条便通向他，接受他的领导。
从门诺蒂27和班迪耶拉弟兄28的时代起，热情洋溢的青年，精力饱满的平民，慷慨激昂的贵族，有时甚至还有老人……便前赴后继，一批接一批地跟着马志尼前进——马志尼是博纳罗蒂老人29的弟子，博纳罗蒂又是格拉古·巴贝夫30的同志和朋友——这些人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不怕铁链和断头台，有时在临刑前除了高呼“意大利万岁！”还高呼“马志尼万岁！”
这样的革命组织从来没有过，除了意大利，也许还有西班牙，恐怕哪儿也不可能有。现在它失去了从前的力量、从前的统一，十年的苦难使它耗尽了精力，流尽了鲜血，在期待中变得奄奄一息，它的思想衰老了，然而在这里还是出现了响亮的呼声，光辉的榜样：
皮亚诺利，奥尔西尼，皮扎卡尼！31
我并不认为，杀死一个人便可以从法国目前的堕落状态中唤醒这个国家。32
我也不赞成皮扎卡尼策划的那种登陆行动，33我觉得这是冒险，正如那以前米兰的两次行动34一样。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想谈的只是他们那种舍生取义的精神。这些人以自己视死如归的壮烈行为，以自己骇人听闻的毅力，使任何人都无权批评他们，指责他们。不论在希腊人那儿，在罗马人那儿，在基督教或宗教改革的殉难者那儿，我都没有看到更伟大的牺牲精神！
一群意气风发的人乘船驶向不幸的那不勒斯海岸，以自己的行动发出了号召，作出了榜样，向人们生动地证明，整个民族还没有完全死亡。年轻漂亮的领袖高举着旗子，首先倒下，其他的人也跟着倒下，或者更坏，落进了波旁王朝的魔掌。35
皮扎卡尼的死和奥尔西尼的死，是在沉闷的黑夜发出的两声震惊人心的响雷。拉丁系统的整个欧洲震动了36——野猪惊慌失措，躲进了卡塞塔城，藏在自己的洞里37。把法国载向坟墓的丧车的驾车人吓得脸色发白，在驾车座上哆嗦不已。38
皮扎卡尼的登陆行动在人民的诗歌中获得了反映，这是不奇怪的39。
在1849年马志尼是权威，难怪那些政府怕他；那时他光芒四射，正处在全盛时期——但已接近尾声。他的光芒本来还可维持相当一段时间，慢慢变得暗淡，但是在一再失败和多次重蹈覆辙之后，他的声望终于迅速衰落了。
马志尼的朋友们，有的靠近了皮埃蒙特王国，有的靠近了拿破仑40。马宁41走上了一条狭隘的革命道路，成了分裂派，在意大利人中，联邦思想抬头了。
加里波第不得不对马志尼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在后者的敌人的影响下发表了一封信，从侧面指责了他。42
就这样，马志尼衰老了，头发白了；也由于这样，他的脸上增加了牢骚不平、甚至愤世嫉俗的神色。但这样的人是不会屈服、不会退让的，他们的事业越是困难，他们的旗子也举得越高。马志尼今天失去了朋友和金钱，勉强逃脱了锁链和绞刑架，明天他会变得更坚定，更倔强，筹集起一笔新的钱，寻找到新的朋友，放弃自己的一切，甚至放弃睡眠和饮食，通宵达旦地考虑新的办法，事实上他也每次都能找到出路，重新投入战斗，又重新被打败，然后怀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再开始行动。
这种永不屈服的毅力，这种不论事实如何始终坚定不移的信念，这种永不衰竭的、在失败面前再接再厉知难而上的活动能力，是一种伟大的、不妨称之为疯狂的精神。往往正是这种狂热的因素构成了胜利的必要条件，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吸引了人们。一个直接参加行动的伟大人物，必然是伟大的狂热分子，在意大利人这种热情的民族中间，尤其如此，他们是把民族思想当作宗教观念在保卫的。谁也不能预料，马志尼那些过多的失败经历，会不会使他丧失吸引意大利群众的磁铁般的力量。领导人民的不是理智和逻辑，而是信念、爱和恨。
意大利的流亡者不论才能和教养都不比别国人高，他们大多除了自己的诗人，自己的历史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们与法国墨守成规的民主主义者不同，没有那种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思想模式（这些人的议论、观点、情绪和感觉都是相同的，表现感情的方式也是相同的），也与迂腐粗野、带有小市民庸俗习气的德国流亡者不同。法国平庸的民主主义者是未来的资产阶级，德国的革命者正如德国的大学生，也是市侩，只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意大利却与众不同，具有更多的个人特色。
法国人是用同一个模子成批制造的。但是扼杀个性的办法并非现在的政府所创造，它只是掌握了这个秘密，因此完全按照法国的精神安排社会教育——这是指整个教育事业，因为法国没有家庭教育。在帝国的每一个城市，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教的是同一本书。所有的考试出的是同一些题目，举的是同一些例子；凡是脱离书本内容，或者改变教学大纲的教师，马上会被解除职务。这种没有生气的刻板的教育，只能把头脑中原有的一切不合规范的东西，统一到强制的、传统的方式上去。这是形式上平等的民主观念在智力发展上的应用。在意大利情形完全不同。意大利人天生是兼容并蓄论者和艺术家，一切军营规则，单一风格，几何学的精确性，他们都深恶痛绝。法国人是天生的士兵，他们喜爱队列，口令，军装，喜爱恐怖手段。意大利人如果也走这条路，他们多半会成为强盗，而不是士兵——我这么讲丝毫没有恶意，并不想贬低他们。他们不愿奉命杀人，宁可冒杀头的危险，按照自己的意愿杀死敌人，而且决不把责任推给第三者。他们情愿在深山中过简陋的生活，掩护走私贩子，也不愿出卖他们，在宪兵队过体面的生活。
意大利人受的教育和我们一样，他们是在生活中，在自己的感情和偶然接触到的书本的影响下，自发成长，获得这样或那样的观念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和他们都有一些缺陷和弱点，在许多方面都不像法国人那么受过完整的训练，也不像德国人那么具备深奥的理论，然而我们和意大利人却保持着较鲜明的色彩。
我们和他们甚至有共同的缺陷。意大利人也像我们那样好逸恶劳，他们从不认为工作是幸福，也不愿为工作而操心、劳累和忙碌。意大利的工业几乎像我们的一样落后；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地下藏着大量宝物，却不想开采。新的市民阶级思潮在意大利不能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深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意大利市民阶层的历史，与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的发展完全不同。富裕的市民，那个发迹的阶级的子孙，不止一次在与封建贵族的角逐中取得胜利，成为城市的执政者，然而他们不是像其他国家的暴发户那样脱离平民和农民，而是更接近他们。法国人所说的资产阶级，在意大利相当于一个独特的阶层，它是从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按照地质学的观念，不妨称之为皮埃蒙特地层。43这个阶层在意大利的特点，与在整个欧洲大陆一样，那就是在许多问题上始终保持自由派立场，可是在一切事情上害怕人民，害怕有关劳动和工资的过激言论，此外，它只会向上面的敌人让步，从不向下面的自己人屈服。
意大利的流亡者形形色色，包括社会的所有各个阶层。在马志尼的身边，既有来自古老世家的人，他们的姓在圭恰尔迪尼44和穆拉托里45的编年史中出现过，是人民耳熟能详的，如利塔，博罗梅奥，德尔-韦尔梅，贝尔贾约索，纳尼，韦斯孔蒂等46，也有来自阿布鲁齐深山老林的半野蛮的海盗罗米奥47，那种橄榄色皮肤的英勇不屈的小伙子！此外还有教士，如西尔托里48，这是个英雄，威尼斯刚打响第一枪，他便脱下了教士的长袍，拿起了武器，在马盖拉被围的保卫战中，他始终冒着枪林弹雨，战斗在最前线；还有光辉的那不勒斯军官们，如皮扎卡尼、科森兹49和梅佐卡帕弟兄50等；还有特拉斯脱韦尔区的平民51，他们是在贫困的生活中接受过考验的忠诚战士，脸色严峻，从不叫苦，谦逊而不可制服，如皮亚诺利；与这些人在一起的，还有声音柔和、然而视死如归的托斯卡尼人。最后，还有加里波第，那完全是来自高尔奈利·内波斯52著作中的人物，像孩子一样单纯，又像狮子一样勇猛，还有菲利契·奥尔西尼，他那个美好的头颅不久以前刚从断头台上滚下。
但是提到这些人，我不能不停一下。
我与加里波第是在1854年认识的，那时他刚从南美洲航行回来，他是船长，船停靠在西印度码头。53他在罗马战争中的一个同志和奥尔西尼带我去看他。加里波第穿着厚厚的浅色外套，脖子上围着鲜艳的围巾，头上戴着鸭舌帽，在我眼中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员，不像罗马志愿军的著名领导人，尽管世界各地都在出售他那装束奇特的小雕像。他对人和善单纯，一点没有架子，这种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对他发生了好感。他的船员几乎全是意大利人，他是船长也是领袖，我相信他是严厉的，但所有的人都爱他，与他相处得很愉快，把这位船长看作自己的光荣。加里波第在船长舱中招待我们吃便饭，特地煮了从南美带来的牡蛎，还有干果，葡萄酒；这时他突然一跃而起，说道：“等一下！跟你们应该喝另一种酒！”于是跑上甲板，过一会儿，一个水手拿了一瓶酒来，加里波第看看瓶子，笑了笑，给我们各斟了一杯……一个从海外回来的人，什么怪事不会做呀？这是真正的别列牌酒，他的家乡尼斯54的出品，他从美洲带到伦敦来的。
这时在单纯而不拘形迹的谈天中，他逐渐变得意气风发，慷慨激昂；他不讲空话，没有陈词滥调，但显示了曾经以自己的勇敢使久经沙场的老兵折服的人民领袖的本色，从这个船长身上人们不难看出这是一头受伤的狮子，哪怕在罗马陷落之后的撤退中，他仍步步反扑，在伙伴们大多阵亡之后，他还在圣马力诺、拉文纳、伦巴第、蒂罗尔和特契诺，重新召集士兵、农夫、强盗和一切可以召集的人，一再向敌人展开攻击，他的妻子在艰苦和饥饿的行军生活中死了，但他仍在她的尸体旁边战斗。
在1854年，他和马志尼在观点上已有很大分歧，尽管他们还保持着友好关系。他曾当着我的面对马志尼说，不应该触怒皮埃蒙特，当前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奥地利的统治；他对马志尼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的主张，表示十分怀疑，认为条件还不成熟。55他完全反对起义的一切企图和尝试。
他把船驶往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装煤以后，将从那里直驶地中海；他动身前，我对他说，我非常喜欢他的航海生涯，在所有的流亡者中，他选择了一条最美好的道路。
“谁叫他们不这么做呢？”他热烈地回答道。“这一向是我心爱的理想生活；您要笑就笑吧，但我至今仍喜爱它。在美洲大家知道我，我还可以搞到三四条这样的船，归我率领。我这些船可以容纳所有的流亡者，他们可以当水手，大副，工人，厨师——全部由流亡者担任。如今在欧洲还能做什么？死心塌地过奴隶生活，背弃自己的信念，或者在英国讨饭。移居美国更糟——这是末路，它是‘忘记祖国’的国家，是新的祖国，它的利益与我们的不同，一切都不同，定居在美国的人就离开了我们的队伍。还有比我的主意更好的吗？”这时他的脸发亮了。“我们团结在一起，掌握着几条船，在海上航行，在水手的艰险生活中锻炼自己，与大自然搏斗，与危险搏斗。这是海上的革命阵营，随时可以停靠任何口岸，独立自主，不受侵犯！”
这时我觉得他像古代的英雄， 《埃涅阿斯纪》56中的人物……要是他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也会有自己的史诗，自己的“我歌唱武器和勇士！”
奥尔西尼完全是另一种人。他那粗野的力量和骇人的勇气，已于1858年1月14日在勒佩勒蒂埃路得到了表现57，它们使他在历史上永远留下了伟大的名字，也把他三十六岁的头颅送上了断头台。我与奥尔西尼是1851年在尼斯认识的，有一些时候我们还非常接近，后来分开了，重又接近，最后，在1856年，我们之间产生了嫌隙，后来虽然和解了，但已不能再像以前那么看待对方。
奥尔西尼这样的人只有在意大利才能出现，然而在意大利，他们却在任何年代、任何时候都能成长，这些人既是阴谋家又是艺术家，既是殉难者又是冒险家，既是爱国者又是雇佣兵，既是特维里诺58又是里恩佐59，反正他们什么都是，唯独不是庸俗的、平凡的小市民。这种人在意大利各个城市的编年史上都有鲜明的表现。他们的善良使人惊讶，他们的凶恶也使人惊讶，他们以感情的强烈、意志的坚决令人叹服。不安的酵母从早年起就在他们身上蠢动，他们需要危险，需要荣誉、桂冠、赞美，这是纯粹南国的性格，他们的血管里流着沸腾的血，他们具有我们所几乎不能理解的激情，为了得到一种独特的快感，他们准备忍受一切困难，一切牺牲。自我牺牲和忠诚，在他们身上是与报复和偏执结合在一起的；在许多事上他们天真单纯，在许多事上又狡猾诡诈。他们不择手段，也不怕危险；他们是罗马“贵族世家”的后裔，耶稣会神父忠于基督的孩子，得到过古典精神和中世纪黑暗时代传统的教育，古代世界的道德观念和天主教的罪恶习性，在他们的心灵中纠结在一起。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也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他们那种坚如磐石的精神可以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固执己见并驾齐驱。一方面，他们对外表的一切充满天真的喜爱，自尊心达到了虚荣的程度，成了对权力的渴望，对掌声和荣誉的陶醉；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罗马式英雄气概。
只有断头台才能遏止这些人的旺盛精力，否则，刚从撒丁王国宪兵手中脱身，他们又会冒着奥地利秃鹫的魔爪组织新的密谋；从曼图亚监狱神奇地越狱之后，第二天他们又会用跳楼时割破的手，开始起草炸弹计划，然后毫无惧色地面对着危险，把炸弹丢到马车底下。60就在失败之中，他们长成了巨人，他们的死带来的震动超过了炸弹的威力……
奥尔西尼落进格列高利十六世61的秘密警察手中时还是个年轻人，他因为参加罗马的示威运动被判处苦役，在狱中一直待到庇护九世的大赦。他与走私贩子，与职业打手，与残余的烧炭党人关在一起，这段生活使他对民族精神获得了广泛的了解，锻炼了铁的意志。那些人与压迫他们的社会作着永恒的、每时每刻的搏斗，他从他们学会了克制自己的艺术，不仅在法官面前，而且在朋友面前保持沉默的艺术。
奥尔西尼这样的人对别人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孤僻性格令人向往，又令人感到不自在：人们在他们面前既紧张又高兴，还有些惴惴不安，仿佛在欣赏雪豹的优美动作与柔和的跳跃姿势。他们是孩子，不过是凶恶的孩子。他们在“铺设”但丁的地狱之路，但不仅他们，所有由他的恐怖诗篇和马基雅弗利62的邪恶智慧所灌溉的年代，都充满了这些人。马志尼正如科西莫·梅迪契63一样，奥尔西尼也像乔凡尼·普罗奇达64一样，他们都属于这个家族。甚至伟大的“海上探险家”哥伦布，以至新世纪最伟大的“强盗”拿破仑·波拿巴65，应该说也是这一类人。
奥尔西尼漂亮得惊人，整个外表匀称而优雅，使人不禁会对他另眼相看。他文静，沉默寡言，也不像他的同胞那样时常挥动胳臂，从不大声说话。那一把长长的黑胡子（他在意大利总是留着胡子）使他的容貌有些像埃特鲁里亚地方66的祭司。他的整个头部显得俊美动人，只是鼻子的线条有些缺陷，似乎不太规则。67尽管这样，在奥尔西尼的脸上，在他的眼睛中，在那不时出现的微笑中，那亲切的声音中，却有一种叫人不敢接近的东西。显然，他一直处于戒备状态，从来不会完全放松，总是惊人地控制着自己；显然，从这微笑的嘴唇中吐出的每一句话都不是随口讲的，那对目光向内的眼睛后面几乎深不可测；在我们一般人犹豫和退缩的地方，他却露出微笑，面不改色，也不提高嗓门，毫不迟疑、毫不反悔地继续坦然走去。
1852年春，奥尔西尼在等一封重要的家信；他日夜盼望着，但总没收到，还向我提到过好多次，因此我知道他这些天心神不定。一天用膳时，两三个外人在场，邮差走进了前室，奥尔西尼托人问一下有没有他的信，结果确实有一封是给他的，他看了看信，便把它揣进了口袋，继续谈天。过了一个半小时，只剩了我们三个人，奥尔西尼说道：“啊，谢天谢地，总算收到回信了，一切很好。”我们知道他在等信，可没想到他会那么平静地拆开信封，看过后便把它揣进口袋；这种人是天生的秘密工作者，他一生都保持着这样的作风。
然而他凭自己的精力干成了什么呢？加里波第凭他的大无畏精神又能干什么呢？皮亚诺利靠他的手枪又干出了什么68？还有皮扎卡尼和一切血还没冷却的殉难者们呢？也许至多让皮埃蒙特从奥地利人手中解放意大利，让大胖子缪拉赶走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可是两者都处在波拿巴的保护下。69啊，神圣的喜剧！——也许只是喜剧！它们的意义与教皇基亚拉蒙蒂在枫丹白露向拿破仑讲的话一样！70
我刚才讲到我第一次拜访马志尼时，有两个人在座，这两人后来与我也很接近，尤其是萨斐。
贾科莫·梅迪契是伦巴第人。在早年，他为意大利没有希望的地位苦闷，去了西班牙，后来又到了蒙得维的亚和墨西哥；他参加过克里斯蒂娜71的军队，似乎当过队长，最后在马斯塔伊·费雷提72当选教皇后，才回到祖国。意大利觉醒了，梅迪契投入了政治运动。在罗马被围时，他领导民军，创造了英勇的奇迹，但是法国侵略军还是踹在无数高尚的牺牲者的尸体上进入了罗马——其中也有拉维隆73的尸体，他仿佛是为了替自己的民族将功赎罪，抵抗它的入侵，在罗马城门口被法国子弹打死的。
梅迪契是民众领袖和战士，在人们的想象中他似乎应该像雇佣兵，成天生活在硝烟和烈日中，因而变得皮肤黝黑，面貌粗犷，讲话简短生硬，嗓音洪亮，表情强劲有力。实际上这人脸色苍白，头发淡黄，容貌温和，眼神和蔼可亲，举止文雅，倒像一辈子生活在妇女中间的人，不像西班牙的游击队员和鼓动家；他是诗人，幻想家，当时正在热恋，他的一切都显得优美，惹人喜爱。
我与他在热那亚一起度过的几个星期，使我得益不少，那正是1852年我最悲痛的日子，我的妻子埋葬后的一个半月。我失魂落魄，看不到航行的方向和路标，我不知道，我那时是不是和奥尔西尼在《回忆录》中说的一样，像一个疯子74，但我确实心灰意冷。梅迪契可怜我；他没有这么讲，但有时会在深夜十二时上我住处敲门，坐在我的床边跟我闲谈（有一次我与他这么聊天时，还在被子上抓到了一只蝎子）。有时他在早上六七点钟便来敲门，说道：“外边天气好极了，让我们到阿尔巴洛街去”——那儿住着一位美丽的西班牙姑娘，她便是他的情人。他并不指望局势会很快改变，展望前途只是流亡的岁月，一切会变得更坏，更暗淡，但他身上呈现出一种年轻的、乐观的精神，有时还显得很天真；我发现，这类人几乎都具有这特点。
我离开的一天，几个接近的朋友与我一起用饭，其中有皮扎卡尼，莫尔蒂尼75，科森兹……
“我们的朋友梅迪契生着淡黄头发，”我开玩笑道，“相貌像北方的贵族，可是他使我想起的却是凡·戴克画中的骑士，不是意大利人。”
“这很自然，”皮扎卡尼接着开玩笑道，“贾科莫是伦巴第人，他是德国骑士的后裔。”76
“弟兄们，”梅迪契说道，“我的血管中可没有一滴德国人的血，一滴也没有。”
“您讲得倒好，不行，您得拿出证据来，说明您为什么生得像北方人。”那人继续道。
“别胡扯，”梅迪契说。“如果我像北方人，那么一定是我哪个老奶奶有过一个相好的波兰人！”
在非俄罗斯人中，我没有遇到过比萨斐更纯洁、更老实的人。西欧人大多只因头脑迟钝，才显得老实巴交的不够灵敏，但有才能的人很少是老实的。在德国人中，除了对实际生活幼稚无知的人以外，没有人是老实的，这种老实叫人讨厌；在英国人中，老实往往来自缺乏敏捷的思想，这些人仿佛还没睡醒，不能清楚地理解一切。然而法国人却总是别有用心，一直在跟人演戏。他们不仅不老实，还有别的缺点：他们全都是蹩脚演员，不能扮得天衣无缝。装模作样、吹牛皮、讲漂亮话的习惯，已经深入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以致他们不惜为了演戏赴汤蹈火，牺牲生命，然而他们的牺牲还是虚伪的。这种事显得骇人听闻。许多人不愿把它们直言不讳地公之于众，但是自欺欺人更加可怕。
正因为这样，在这群自命不凡的庸人，这群矫揉造作、自吹自擂的才子中间，遇到了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没有丝毫伪装、不会自以为是、不会狂妄自大、不会像刀刮盘子一样刺刺不休的人，心里会觉得多么痛快，多么轻松。仿佛看了一场日戏，从闷热的、灯光照耀的戏院里走进了阳光中，眼前已不再是硬纸板糊的木兰花，帆布制作的棕榈树，而是看到了真正的椴树，呼吸到了健康的新鲜空气。萨斐便属于这一类人。马志尼、阿尔梅利尼老人77和他，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三执政。萨斐主管内政部的工作，直到与法国人的战斗结束，他一直站在最前列——这在当时便意味着经常处在枪林弹雨下。
他逃亡后曾再一次越过亚平宁山：这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责任感，出于伟大的献身精神，是为了免得一些人伤心，免得自己的出走成为临阵脱逃的例子。他在波伦亚待了几个星期，在那里他一旦被捕，便会在二十四小时内被枪决；然而他的任务不仅是潜伏，他还得展开活动，为起义作准备，等待米兰的消息。78我从未听他谈起过这段生活的细节。但另一个人告诉过我不少情况，这个人是有资格对英勇的行为做出评判的，而且我听到这一切时，正是他们的私人关系已濒于破裂的时候。萨斐是在奥尔西尼的陪同下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据后者说，萨斐当时那么安详平静，泰然自若，心情几乎是愉快的；他们步下高山时，尽管随时可能遇到形形色色的敌人，萨斐却无忧无虑地唱着民歌，吟哦但丁的诗句……我想，他一定也会这样唱着歌、吟着诗走上断头台，不把自己的英勇行为当一回事。
在伦敦，不论在马志尼那里，或者在其他朋友那里，萨斐大多保持沉默，很少参加辩论，有时他情不自禁讲了几句，马上又沉默了。大家不理解他，这我看得很清楚，他不是一个会自我标榜的人……但是在那些后来离开了马志尼的人中，我从未听到一个人说过一句半句反对萨斐的话。
一天晚上，我与马志尼在谈到莱奥帕尔迪79时发生了争论。
莱奥帕尔迪的一些诗篇赢得了我的热烈赞扬。他像拜伦一样，内省的情绪严重损害了他的诗歌，但也像拜伦一样，他的诗句有时跟刀一样犀利，可以刺痛心灵，唤起我们心灵的悲痛。这样的字句和诗行在莱蒙托夫那里有，在巴比埃80的某些抑扬格诗篇中也有。
莱奥帕尔迪的诗集是纳塔利娅读的最后一本书，她临死前还在翻阅它……
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宣传和鼓动群众的人，不会理解这些痛苦的沉思，这种消磨意志的怀疑。他们在那里看到的只是无益的呻吟，软弱的悲戚。马志尼不可能同情莱奥帕尔迪，这我早已料到；但没想到他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攻击他。我感到惋惜；不言而喻，他之所以对他生气，是因为他不能为他的宣传服务。同样，腓特烈大帝也可能对……我不知道说谁好，哦，例如，对莫扎特生气，因为他不适合做他的勤务兵。这是令人气愤的扼杀个性的行为，要把人们纳入特定的范畴和模式，仿佛历史的发展与乡村警察摊派徭役一样，不必征求意见，不用考虑身体强弱，愿意与否，一律得听候支配。
马志尼生气了。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道：
“我觉得，您对可怜的莱奥帕尔迪如此不满，是因为他没有参加罗马的革命，可是他有一个为自己辩护的重要理由，您却把它给忘了！”
“什么理由？”
“那就是他早在1836年就死了81。”
萨斐忍不住为诗人辩解，因为他比我更爱他的诗，当然也比我理解得更深；他是从审美的、艺术的感受出发，对诗人进行分析，这涉及的只是一个人的某些气质方面，而不是他的思想方面。
这次和其他几次类似的谈话使我明白，他们实际上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一个人只是在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实现的方法，他的一切考虑都集中在这上面——这不妨说是为了逃避怀疑；他渴望的只是对他的活动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表现。另一个人重视的却是客观真理，他的思想还没停滞；此外，对于具有艺术情趣的人，艺术本身便是宝贵的，不论它与现实的关系如何。
离开马志尼后，我们还谈了很久莱奥帕尔迪，当时我的口袋里便揣着他的诗集；我们走进咖啡馆，又一起诵读了我心爱的几首诗。
这已经够了。人们志同道合走到一起，把细微的差别丢在一边，对许多事可以保持沉默，但显然，他们的大方向和总目标是一致的。
谈到梅迪契时，我提起过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拉维隆；我跟他认识不久，他只是像影子似的从我身边经过，然后便消失在血的云雾中了。拉维隆读完了工艺学校的课程，是工程师和建筑师。我与他是在革命高潮中认识的，也就是2月24日和5月15日之间，那时他是国民自卫军的上尉；他的血管中没有任何杂质，那是朝气蓬勃的、必要时铁面无情的、温和敦厚的、愉快而乐观的90年代高卢法兰克人的血。我猜想，建筑师克莱贝尔82开头一定也是这样的，那时他曾和青年演员塔尔马83一起用手推车运泥土，为庆祝联邦节清理场地。84
拉维隆是没有为2月24日的胜利，为宣布共和制而陶醉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在战斗时站在街垒上，战斗结束后，当没有战斗的人在推选独裁者时，他却待在市政大厦中。当新政府像“自天而降的神”出现在市自治局时，他大声对选举提出了抗议，与其他几个激昂慷慨的人一起责问道：它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它是政府？拉维隆始终如一，在5月15日带领巴黎人民冲击了资产阶级议会，拔出军刀，迫使议长允许人民的发言人登台演说。斗争失败后，拉维隆躲了起来。他在缺席审判中被定了罪。反动派得意扬扬，认为自己足以应付一切，不久便可大获全胜——这时六月的日子85到了，接着便是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流放，警察恐怖。就在这时候，一天晚上，我正坐在托尔托尼咖啡馆前面的林荫道上，街上熙来攘往，各种人都有，也与巴黎平时一样（不论这是开明或不开明的君主时期，还是共和国或帝政时期），人群中混有不少暗探。蓦地一个人走到了我面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拉维隆。
“您好！”他说。
“您疯了不成？”我小声回答，抓住他一只手，把他从托尔托尼门口拉走。“怎么可以这么出门，特别是现在？”
“如果您知道，关在家里多么寂寞，简直会使人发疯……我再三考虑，我得出外散散心。”
“那为什么上林荫道？”
“这算不得什么，这儿认识我的人比塞纳河那边少一些，何况谁会想到我会跑到托尔托尼一带来溜达？不过我要离开巴黎了。”
“上哪儿？”
“去日内瓦；现在一切这么糟，这么讨厌，我们面临着骇人的灾难。堕落，到处是堕落，卑鄙，无耻。好吧，再见，再见，但愿我们再见时会愉快一些。”
在日内瓦，拉维隆干起了建筑营生，在盖房子；突然宣布了“为教皇”进军罗马的战争。法国人背信弃义，在契维塔韦基亚登陆，向罗马推进。拉维隆丢下圆规，赶到了罗马。他向三执政宣称：“你们需要工程师，需要炮兵专家，需要士兵，我是法国人，我为法国害羞，现在来和我的同胞作战。”于是他作为赎罪的祭献品，参加了罗马人的队伍。他视死如归，站在战斗前列；当一切都已绝望时，他仍未停止战斗，最后被法国炮弹击中，倒在罗马城门口。
法国报纸对他的死发出了连篇累牍的谩骂，认为这是上帝对无耻背叛祖国者的惩罚！
……一个人看惯了黑头发、黑眼睛的女人，突然面对淡头发、淡眉毛的神经质的苍白面容，他的目光总会露出惊奇的神色，不能马上接受这一切。他没有想到的、已经忘记的差别，不可抗拒地、具体地出现在他面前了。
我从意大利流亡者一下子转向德国流亡者的时候，情形也是这样。
毫无疑问，德国人在理论方面比其他民族发达，但直至目前，这对他们并无多大好处。他们从狂热的天主教转向了先验哲学的新教虔诚主义和语文学的诗歌主义，目前又有些在向实证科学转变，由此可见，他们“在每个年级都勤奋学习”，这构成了他们的全部历史；到了最后审判，上帝会给他们评定总分的。德国的平民百姓学习不多，吃的苦却不少：他们为了信仰新教的权利，付出了三十年战争的代价，为了独立生存的权利，即在俄国监督下苟延残喘的权利，付出了与拿破仑作战的代价。861814至1815年，德国得到的解放是彻头彻尾的复辟，在热罗姆·波拿巴87的王位上出现了全国臣民之父88，他戴着扑粉的假发，穿着闲置已久、形式照旧的礼服，宣布按顺序将在下一天举行——假定说第四十五次阅兵典礼（因为革命前举行到四十四次为止），这时所有获得解放的人民才发觉，他们一下子失去了现在，回到了另一个时代，每个人不免摸摸后脑勺，不知那里是否长出了缚缎带的辫子。人民老老实实、愚昧无知地接受了这一切，唱起了克尔纳89的歌。科学又向前发展了。希腊悲剧在柏林上演，歌德的剧本也在魏玛的舞台上红极一时。
在德国，哪怕思想最激进的人，在私生活领域依然是市侩。他们敢于违背逻辑，不把思想贯彻到实践中，以致造成了彰明较著的矛盾。在德国人眼中，革命和一切事物一样，重要的是普遍概念，理所当然，它不受条件限制，因而也与实际无关，他们满足于掌握它的理论体系，认为一件事如果理解了，也就是完成了，思想变为事实，正如理解事实的意义一样容易。
英国人与法国人充满成见，德国人却没有；但不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在生活中贯彻自己的信念——他们服从他们所接受的一切，哪怕那是荒谬的，只要得到他们的承认即可。德国人却除了理性和逻辑，什么也不承认，但他们服从许多东西，只要他们认为必要——这是为了利益出卖灵魂。
法国人在精神上不是自由的：他们在行动上富于创造性，但思想上是贫乏的。他们按照流行的观念、公认的形式思想，给鄙俗的观念披上了时髦的外衣，便心安理得。新事物很难得到他们承认，尽管他们对它趋之若鹜。法国人压制自己的家人，相信这是他们的义务，正如他们相信“荣誉勋位团”90，相信法庭的判决一样。德国人什么也不相信，只是利用符合自己需要的社会偏见。他们习惯于小康生活，习惯于舒适和平静，从办公室回到自己漂亮的卧室，他们便为睡衣、休息和饮食放弃自己的自由思想。德国人是享乐主义者，人们没有发现这一点，只是因为那种简单的娱乐和庸俗的生活并不引人入胜；但是爱斯基摩人可以为一点鱼油牺牲一切，他们与卢库卢斯91同样是伊壁鸠鲁主义者。何况德国人天生不爱活动，极易发胖，在原来的生活方式中已扎下千百条根子，凡是可以破坏他们的习惯的一切，都会在他们的市侩性格中引起恐怖的反应。
德国的一切革命家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克服了民族观点”，可是又充满着最激烈、最固执的爱国精神。他们准备接受世界共和国，消灭国家的界线，但是的里雅斯特和但泽必须属于德国。维也纳的大学生甘心投奔拉杰茨基92麾下，前往伦巴第作战，甚至在一位教授的倡议下，带走了一门赠给因斯布鲁克93的大炮。
在这种傲慢的、好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下，德国从第一次革命直到今天，始终惶惶不安地注视着右边，也注视着左边。这边是法国张开了战旗想渡过莱茵河，那边是俄国想渡过涅曼河，于是这个二千五百万人的民族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危如累卵，便在恐怖中咒骂，在恐怖中憎恨；为了安慰自己，他们根据历史文献，企图从理论上证明，法国的存在已经不复存在，而俄国的存在还没有真正存在。
在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召开的“战斗的”国民议会94，集中了“各界精英”：教授、医生、神学家、药剂师和语文学家，它一面向远在伦巴第的奥地利士兵发出欢呼，一面加紧压迫波兹南的波兰人。它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本民族问题！）的关心95，只是出于“日耳曼主义”的立场。在沉默几个世纪之后，解放的德意志的代表们发出的第一句自由言论，却是针对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这种对自由的不相适应，这些企图保留不合理权利的愚昧行动，徒然招致人们的嘲笑：狂妄的野心只有在强大的实力配合下才能通行无阻，可是现在德国没有这种力量。
1848年的革命在各地都带有冒进和妄动性质，但在法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发生过可笑的事；在德国，除了维也纳，它却充满闹剧色彩，甚至比歌德那出糟糕的喜剧《市民将军》还可笑得多。
在德国，没有一个城市和一个地方在起义时不想成立“公安委员会”96，于是它那一切煊赫一时的活动家，如冷酷的圣茹斯特，阴沉的恐怖主义者，卡诺97式的军事天才，都应运而生。我亲眼见过两三个罗伯斯庇尔，他们总是穿着干净的衬衫，不时洗手，剔指甲。然而也有披头散发的科洛·德布瓦98，如果在俱乐部中有人比别人更爱喝啤酒，毫无顾忌地追逐女招待，那么这就是丹东，一个性格放浪不羁的人物。
法国人的弱点和缺陷，由于他们轻松活泼的天性而减轻了一部分。在德国人那里，同样的缺点却获得了某种持久的、稳定的发展，因而一目了然。必须亲眼看到德国人在政治上力图扮演“真正的巴黎孩子”，才能作出准确判断。他们总是使我想起一头本来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母牛，具有与生俱来的温驯天性，现在却要在草地上跳跳蹦蹦，表演各种淘气的动作，以致脸色一本正经，只是举起两条后腿乱踢，或者斜着身子打转，追逐自己的尾巴。
德累斯顿事件99后，我在日内瓦遇见了那里的一个起义者，立即向他问起巴枯宁。他把巴枯宁捧上了天，说他自己就在他的领导下指挥过一个街垒的战斗。他越讲越起劲，最后道：
“革命是狂风暴雨，在这里不能心慈手软，不能迁就一般的正义观念……只有亲自参加过这种活动的人，才能完全理解1794年的‘山岳派’。您不妨想想，我们突然发现保王派在暗中活动，企图散布谣言，还出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考虑了又考虑，决定在我这条街上实行恐怖统治。‘伙计们！’我对我的队伍说，‘我以军事法庭的名义（你们知道，在非常时期，它随时可以判处违抗命令者死刑）命令你们：任何人，不分性别、年龄、职业，凡是想通过街垒的，都得予以拘留、在严格的监督下押送到我这儿。’这样搞了一昼夜多。如果送到我这儿的市民是真正的爱国者，我便放他过去，但如果是可疑分子，我就向警卫人员使个眼色……”
“那么他们呢？”我问，有些骇然。
“他们便送他回老家。”恐怖分子得意而自豪地答道。
谈到德国解放者的特点，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小故事。
我说过，我在拜访古斯塔夫·施特鲁沃时，看到过一个署理内政部长职务的年轻人。几天以后，他写信给我，要我给他找一个工作。我建议他为我誊写《来自彼岸》，那是我根据俄文原稿用德语口诵后，由卡普手写的。年轻人接受了我的建议。过了几天他对我说，他跟各种民军人员挤在一起，房子狭小，又不安静，无法工作，要我让他在卡普的房间里抄写。但到了那里事情并未好转。部长每天早上十一点钟才到，躺在沙发上抽雪茄，喝啤酒……天一黑便上施特鲁沃家开会和聚谈。卡普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人，也为他感到害羞。这样过了大约一个礼拜，卡普和我还是保持沉默，但那位前部长忍不住了，写了一张条子给我，要我预付一百法郎工资。我回信答复他，他工作得这么慢，我不能预付这么一笔数目的钱，但是既然他迫切需要钱用，我可以寄给他二十法郎，尽管他已抄写的部分还不值十个法郎。
晚上部长在施特鲁沃处开会，报告了我这不友好的行为，说我滥用财产。可敬的部长认为，社会主义不在于组织社会生活，而在于毫无意义地瓜分毫无意义地取得的财产。
尽管惊人的混乱主宰着施特鲁沃的头脑，他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还是能判断是非的，他说，我完全没有错，也许那位“公民和同志”最好抄得快一些，预支的钱少一些。他劝他不必大叫大嚷，闹得满城风雨。
“那我把钱退还他，我才不在乎呢。”部长说。
“这又何苦！”一个民军人员说。“如果同志和公民不想拿钱，那么我提议，马上用它买酒喝，让我们干杯，预祝有产者的灭亡。同意吗？”
“对，对，一致同意，好极了！”
“我们要喝酒，”那位演说家喊道，“但是我们宣誓，我们决不再理睬那个侮辱我们的同志的俄国贵族。”
“对，对，根本不必理睬。”
确实，酒喝了，从此也不再理睬我。
德国人这一切可笑的缺点，加上违反常情的粗鲁作风，使意大利人那种南国的性格不能容忍，激起了他们出自本能的民族仇恨。最坏的是，德国人的优良方面，也就是哲学修养方面，意大利人毫不在乎，也不理解，可是他们的庸俗鄙陋方面却经常叫意大利人看不顺眼。意大利人往往过着无所用心、游手好闲的生活，但是具有艺术家的优美风度，正因为这样，他们比谁都受不了德国人在兴高采烈时开的笨拙玩笑和不拘形迹的亲热表现。
盎格鲁-日耳曼种族比法兰克-罗马种族粗鲁得多。对此无可非议，这是它的生理特征，为此生气是可笑的。现在已应彻底理解，不同种族的人正如不同类别的动物一样，具有不同的特点，他们对此并无过错。牛不如马漂亮，不如鹿敏捷，但谁也不能因此生牛的气，马的里脊肉不如牛的可口，但谁也不能因此责怪马；为了动物界的和平共处，我们只能要求它们友好地生活在同一块草地上，不要彼此用角抵触，或者用蹄踹踢。在自然界，大家只能得到它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取得它们可以取得的形态，然后接受各自的种属特征；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点，增加另外一点，然而要求马提供牛排的味道，或者要求牛也会遛蹄——这却是荒谬的。
为了具体理解欧洲各族人民中两种相反传统的差别，不妨看一下巴黎街头和伦敦街头的孩子；我选择他们，因为他们是不会弄虚作假，掩饰自己的粗鲁行为的。
你们瞧，巴黎的流浪儿童如何嘲笑古怪的英国佬，伦敦街头的儿童又如何戏弄法国人，这小小的例子可以突出说明欧洲两大种族彼此对立的特征。巴黎的流浪儿童无所顾忌，纠缠不清，也许会使人不能忍受，但是第一，他们的调皮捣蛋只限于讲些俏皮话，他们既滑稽，又叫人气恼；其次，有些话也会使他们自己感到脸红，因此马上住口，也有些话他们永远不会讲。你用暴力很难制止他们，如果受了欺侮，马上针锋相对举起手杖，那么我不能保证后果如何。还应该指出，法国孩子一定得有什么逗起他的好奇心，例如蓝条纹的红背心，砖红色的短燕尾服，与众不同的颈巾，拿着鹦鹉或抱着狗的听差，以及英国人一切独特的表现——当然只是在英国国外才显得独特。仅仅外国人还不足以引起追逐或者嘲笑。
伦敦儿童的捣乱比较简单，他们看到一个外国人，只要他留着小胡子或大胡子，或者戴着阔边帽，马上会粗鲁地起哄，100大喊大叫，反复一二十次：“法国猪！法国狗！”如果外国人与他们对着干，那么嘲笑和叫喊就会变本加厉；如果他避开他们，他们就会在后面追赶，于是他只得采取最后手段：举起了手杖，也许还真的打到了前面靠近他的人身上。这样，孩子们马上抱头鼠窜，一边骂一边逃走，有时还从远处朝他扔泥巴或石子。
在法国，成年的工人、店员或者女小贩，从来不会与孩子们一起捉弄外国人；在伦敦却不然，一切邋遢女人，一切成年店员，都会给孩子们助威，一起戏弄你。
在法国有件护身法宝，它可以使最大胆的顽童马上停止恶作剧，那便是贫穷。然而在一个把乞丐视作最可耻的称呼的国家101，外国人越是穷，越是无依无靠，他受到的欺侮也越大。
有一个意大利流亡者，从前在奥地利骑兵中当过军官，战后衣食无着，离开了祖国，到了冬天，只得穿着军用大衣上街。他每天都得路过一个市场，这套装束便在市场上引起了哄笑，人们喊道：“这是哪个裁缝做的？”说完便哈哈大笑，弄到最后竟然揪他的领子，意大利人只得丢下大衣逃走，身上只剩一件上装，冷得瑟瑟发抖。
这类粗暴的街头恶作剧，这种毫无怜悯之心、不知适可而止的行为，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殴打妇女的事在英国比任何地方多，比任何地方严重，102为什么在英国父亲不惜凌辱女儿，丈夫不惜凌辱妻子，在法庭上控告她们。
街上的这种不文明行为，起先曾使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极为气愤。德国人却相反，只是哈哈大笑，用同样的咒骂回答它们，以致彼此骂个没完，这使他心满意足。双方都觉得这很痛快，不失为有趣的游戏。傲慢的英国人气呼呼地骂他：“大混蛋！”德国人便答道：“约翰牛大混蛋！”针锋相对，各不相让。
这样的对骂不仅街上有，只要看一下马克思、海因岑、卢格一伙人的论争就知道了，这从1849年起就没停止过，直到现在还在大洋彼岸继续着。103我们的眼睛看不惯报刊上的这些词句，这种指责方式，那简直什么也不放过：人格，荣誉，家庭私事，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统统遭到了攻击。
在英国人那里，随着知识水准和教育程度的提高，粗鲁作风会逐渐减少；但在德国人那里，这永远不可能。在德国，最伟大的诗人（除了席勒）也不能完全避免粗野庸俗的习气。
德国人的作风之所以粗俗，原因之一在于德国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教育。德国人也读书，而且读得不少，但根本谈不到教育，哪怕在贵族中也是兵营和军官习气占上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审美能力。法国人则是失去了这种能力，正如他们失去了优美的文风一样；今天的法国人写信用的大多是生意人和恶讼师的口吻——柜台和营房败坏了他们的性格。
在结束这种比较之时，我还得谈一件事，通过这件事，我清楚地目睹了横亘在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鸿沟，不论你怎么号召忘记一切罪愆，怎么为各民族的友爱大声疾呼，要建成一座沟通双方的桥梁还为时尚早呢。
1852年，我和泰西埃·迪莫丹104一起从热那亚前往卢加诺；我们在夜间到达了阿罗纳，打听轮船的消息，得知第二天早上八时开船后便去睡了。到了早上七点半，旅馆仆役送走了行李，我们抵达码头时行李已在船上。尽管这样，我们没有立即上船，却露出迟疑的目光彼此看了一眼。
在嘈杂和摇晃的轮船上空，飘着一面双头鹰的大白旗105，船尾漆着几个字：“拉杰茨基公爵号”。昨晚我们忘了问这是哪一国的船，是奥地利的还是撒丁的？泰西埃是经凡尔赛法庭缺席审判判处流放的。尽管这跟奥地利无关，但它不会以此事为借口，哪怕为了侦查，把我们扣留六个月吗？巴枯宁的例子说明，他们也可以同样对待我们。根据与皮埃蒙特的协定，对不在伦巴第境内上岸前往马格第诺（它已属于瑞士）的旅客，奥地利无权查看护照。但是我想，只要可能，他们不会放弃这种可以抓到马志尼或科苏特的简单办法。
“怎么办？”泰西埃说，“向后转是可笑的。”
“那就向前进吧！”于是我们上了甲板。
解缆启航时，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旅客。这为什么，我不知道。还有两尊小型大炮用特殊的方法固定在船上。轮船离岸后，士兵散开了。船舱壁上挂着航行规则，它证实不在伦巴第上岸的旅客不必出示护照，但又补充说，如果这些人中有行为不轨，触犯“皇帝和君主”的治安规则的，可按奥地利法规给予惩处。这样，凡是戴卡拉布里亚宽边帽或三色帽徽的，在奥地利人眼中都成了罪行。直到这时我才清楚，我们落进了什么人的手掌。然而我对这次旅行毫不感到后悔，因为一路上什么意外事故也没发生，相反，我还增进了不少阅历。
甲板上坐着几个意大利人：他们板起了脸，默默抽雪茄，不时怀着隐藏的仇恨瞟一眼那些穿白上装的、淡黄头发的军官。这些人毫无必要地跑东跑西，瞎管闲事；应该指出，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有的还是才二十来岁的孩子，我现在还仿佛能听到他们那种尖细而刺耳的粗野嗓音，那种像咳嗽一般的淫荡笑声，尤其是那种奥地利口音的难听的德国话。我再说一遍，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但我觉得，他们站在我们的鼻子跟前却背对着我们，这姿势本身便是在向我们装模作样地示威：“听着，我们是胜利者，你们得听我们的！”单单为了这一点就应该把他们扔进海里；我甚至感到，要是当真发生这种事，我一定会幸灾乐祸，唯恐不把他们淹死。
要是谁愿意花些工夫对这两种人看上五分钟，他一定会明白，在这些人之间是根本谈不到调和的，他们的血液中就包含着彼此的仇恨，要使它溶化，缓解，消失在无害的种族差别中，恐怕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到了午后，一部分旅客进舱去了，另一部分人叫了菜在甲板上用膳。这时，种族的区别更加鲜明了。我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举止没有一点是相同的。意大利人吃得少，带有他们天生的优雅而自然的风度。那些军官却狼吞虎咽，嚼食物有声音，还乱丢骨头，把盘子推来推去，有的人扑在桌上，又快又熟练地用调羹舀了汤，呼啦呼啦往嘴里送，还有的人用刀子直接吃白脱油，不用面包也不蘸盐。我瞧着这些吃喝大师，不免朝一个意大利人看了一眼，笑了笑，他马上领会了我的意思，也向我笑了笑，表示同感，还露出了一脸厌恶的神色。还有一点：我发现，意大利人不论要菜要酒，每次都会用头或目光向侍者表示一下谢意，奥地利军官却傲慢不逊，像俄国的退伍少尉或准尉当着外人的面对待农奴一样。
一个淡黄头发、瘦长条子的年轻军官作了最后的表演：他把一个五十来岁的士兵（从脸型看，大概是波兰人或克罗地亚人）叫来，为他的一个疏忽把他大骂了一顿。老头儿按规矩站得笔直，等军官骂完后，似乎想说什么，但刚讲了一声“长官”，淡黄头发的军官便厉声喊道：“住口！向后转，开步走！”然后向同伴们回过头来，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重又开始喝啤酒了。为什么要当着我们的面这么做？说不定是故意给我们看的。
船到马格第诺，我们一上岸，再也憋不住那一肚子闷气，随即对着还停在那儿的轮船大喊：“共和国万岁！”一个意大利人摇摇头，与我们呼应道：“啐，这些畜生，畜生！”
我们这么轻率地大谈各民族的团结友爱，不是太早了吗？掩盖仇恨的一切努力，难道不仅仅是暂时的虚假的和解吗？我相信，只有随着民族特点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逐渐消失，它对其他民族的侵凌性质也才会跟着消失；然而要使这种教养深入民族的整个心灵，需要很长的时间。当我望着福克斯通和布洛涅，多佛和加来时106，我不禁感到惶恐，心里想说：还需要许多世纪。
1 《圣经》中的通天塔。据《创世记》第十一章，当时世人语言相同，他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耶和华为防止这事，使他们语言彼此不通，城和塔终于未建成。因此巴别塔引申为语言混杂的地方。
2 让·热拉尔（1803—1847）的笔名，法国漫画家和插图画家。
3 古代以色列王国于公元前8世纪被亚述帝国灭亡后，以色列人即流亡各地。
4 罗马于1849年2月宣布成立共和政府。路易·波拿巴政府派法军进行武装干涉，于7月3日攻陷罗马。
5 1849年5月巴登爆发起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他的兄弟威廉亲王镇压了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
6 帕斯克维奇是俄国元帅，1849年带兵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格尔盖伊（1818—1916）是匈牙利著名军事家，在匈牙利革命时期任领导人，1849年8月接替科苏特任匈牙利元首，但两天后即向俄军投降，被科苏特等指责为叛国投敌。
7 科布伦茨是靠近法国的德国城市，18世纪末年法国爆发革命后，贵族保王分子纷纷逃至此地，路易十六的大臣卡龙并在这里成立了流亡政府。
8 博沙尔是法国君主派人物，制宪议会议员，负责对巴黎六月起义等的侦查起诉工作。
9 施特鲁沃（1805—1870），德国革命家，1848年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10 1848年10月维也纳发生起义，抗议奥地利皇帝派兵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军事行动，起义随即被镇压。
11 波兹南和加利西亚当时都处在普鲁士的统治下，1848年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后来都陆续失败了。
12 卡普（1824—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
13 挪亚、罗得和亚当都是《圣经》中人类的祖先。
14 海因岑（1809—1880），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5 即古斯塔夫二世（1594—1632），1611至1632年的瑞典国王。
16 捷克宗教改革时期胡斯教派中的激进派，主张在圣餐中，教徒与主礼的教士一样，可以用饼和酒两种方式领受圣餐（在一般教仪中，主礼的教士可领饼与酒，教徒只能领饼，不得领酒），因此具有较明显的民主精神和平民色彩。
17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一个粗野笨拙的地主。
18 作者根据席勒的叙事诗《手套》中的句子改写的。
19 高尔（1758—1828），奥地利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曾系统研究脑各部与人的心理的关系，企图建立所谓颅相学体系。
20 18世纪末年的法国革命家，主张开明君主制度。
21 见《往事与随想》第二册。——作者注按：这是指赫尔岑1861年在伦敦出版的版本，在本书中为第四卷第二十七章。
22 见《强盗》第一幕第二场，但讲这话的不是舒夫特勒，而是格利姆。
23 派基镇在日内瓦郊区，1849年7月至10月马志尼住在那儿。斯皮尼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24 梅迪契（1819—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加里波第的志愿军中的重要人物。
25 萨斐（1819—1890），意大利革命家。
26 阿维尼翁在法国东南部，但在历史上有一个时期它不属于法国，在名义上是教廷的藩属。由于权力斗争和政治形势，1309至1377年，教皇把教廷从罗马迁至阿维尼翁，在七代教皇长达七十年的统治时期，阿维尼翁成了天主教的王国的中心。
27 门诺蒂（1798—1831），意大利革命家，老烧炭党人。
28 兄阿蒂利奥（1810—1844），弟埃米利奥（1819—1844），都是马志尼的信徒。
29 博纳罗蒂（1761—1837），法国革命家，出生在意大利。
30 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
31 皮亚诺利（1827—1855），意大利革命家，1855年因行刺路易·波拿巴被处死。奥尔西尼（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亦因行刺路易·波拿巴被处死。皮扎卡尼（1818—1857），意大利革命家和军事家。
32 指奥尔西尼和皮亚诺利行刺拿破仑三世的事。
33 皮扎卡尼于1857年与马志尼一起制订了一个在那不勒斯突然登陆，展开革命活动的计划。
34 指1853年2月和1854年9月米兰的两次起义，这两次起义都由于准备不足，没有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而失败了。
35 那不勒斯当时为两西西里王国的一部分，处在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统治下。
36 指拉丁语系（罗马语系）的欧洲各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
37 “野猪”指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菲迪南二世，卡塞塔在那不勒斯附近，是他的城堡所在地。
38 “驾车人”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39 这首诗用意大利文印在俄文原著上，已被中译本编者从译稿中删去，诗的内容请见赫尔岑在此加的如下脚注：我把这些已成为民间传说的美妙诗行，用贫乏的散文翻译如下：“他们拿着武器上了岸，但没有与我们打仗：他们扑在地上，亲吻土地；我抬头 望着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们的眼睛中都闪动着泪水，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据说他们都是强盗，是从匪窟中来的，然而他们什么也不要，甚至没拿一块面包，我们只听得他们说：‘我们是来为我们的国土而死的！’“他们一共三百人，人人年轻而强壮……可是全都死了！“走在他们前面的是金黄头发的年轻领袖，蓝蓝的眼睛……我鼓起勇气，握住他的手问道：‘你要去哪儿，美丽的领袖？’他望着我答道：‘我的姐妹，我要去为祖国而死。’我的心悲痛已极，我说不出话，但是我想说：‘愿上帝保佑你！’“他们一共三百人，人人年轻而强壮……可是全都死了！”我也认识这个漂亮的领袖，不止一次与他谈论过他悲惨的祖国的命运……——作者注这首诗系摘自卢·梅尔坎蒂尼（1821—1872）的《萨普里的刈麦女郎》，梅尔坎蒂尼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诗人，1848至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萨普里的刈麦女郎》是他较为著名的一首诗，诗中的年轻领袖便是皮扎卡尼。萨普里是他们登陆的地点，在那不勒斯附近。这次登陆行动的详细情形便是通过这首诗流传下来的。
40 在19世纪50年代，意大利民主主义革命派中发生了分化现象，一部分人主张在皮埃蒙特王国的领导下统一意大利，另一部分人在波拿巴主义的影响下，对拿破仑三世抱着幻想，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实现统一。
41 马宁（1804—1857），意大利威尼斯复兴运动领袖，1848年3月起义后成为威尼斯共和国总统，领导人民抗击奥地利占领军，失败后流亡巴黎。1855年他公开要求在皮埃蒙特王国领导下统一意大利，放弃共和主义思想。
42 由于马志尼组织的一些革命行动不断遭到失败，加里波第于1854年8月公开发表了对他的谴责信，就这类行动提出了不同看法。
43 赫尔岑在这里所说的“第一次革命”系指1789至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赫尔岑把意大利资产阶级称作“皮埃蒙特地层”，是因为皮埃蒙特地区的资产阶级比意大利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更为强大，赫尔岑下面指出的那些特点——温和的自由派态度和对人民革命运动的畏惧，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44 圭恰尔迪尼（1483—1540），意大利历史学家，写有不朽名著《意大利史》。
45 穆拉托里（1672—1750），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写有《意大利编年史》等巨著。
46 这些人都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利塔是历史学家，贝尔贾约索是女作家，博罗梅奥、德尔-韦尔梅等是政治活动家。
47 罗米奥（1786—1862），意大利中部阿布鲁齐山区的山民，后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在意大利南海岸的卡拉勃利亚起义中成为领导人。
48 西尔托里（死于1874年），意大利教士，后参加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在威尼斯抵抗奥地利军队。马盖拉是威尼斯附近最后陷落的一个城堡，西尔托里是最后退出的人。
49 科森兹（1820—1898），意大利革命家，起先追随马志尼，后来主张在皮埃蒙特王国领导下实现意大利的统一。
50 兄卢依吉（1814—1886），弟卡洛（1817—1905），两人都在1849年参加过威尼斯起义，又在罗马参加过抗击法国侵略军的战斗。
51 特拉斯脱韦尔是罗马西南部的工人居住区，在罗马革命期间，这里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积极参加了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斗。
52 内波斯（约公元前100—约前25），古罗马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世界史》、 《名人传》等。
53 加里波第于1848至1849年革命失败后，第二次前往美国，先是在工厂做工，后来在商船上当船长，多次航行各地。1854年2月他的商船“共和号”来到英国伦敦，赫尔岑便是在这时与加里波第认识，但他们的初次会面不是在船上。
54 尼斯在历史上长期属于意大利，直到1860年才永久割让给法国，成为法国的领土。加里波第对此曾提出了强烈抗议。
55 加里波第主张在皮埃蒙特-撒丁王国领导下完成意大利的统一。后来意大利基本上走了这条路，建立了意大利王国，这使意大利保留了君主制度和大量封建残余。
56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写特洛亚英雄埃涅阿斯的冒险经历。下面的“我歌唱武器和勇士”是这部史诗的第一行诗句。
57 奥尔西尼于1858年1月14日在巴黎的勒佩勒蒂埃路行刺拿破仑三世，投了三颗炸弹，但没有成功。
58 乔治·桑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天赋极高的意大利人，他向往自由，生活在大自然中，放荡不羁，蔑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物质福利。
59 里恩佐是意大利人民领袖，1347年任罗马保民官时，与贵族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失败后出走。一般认为，在1849年意大利革命中牺牲的契切洛瓦基奥便是里恩佐式人物。
60 这里谈的都是奥尔西尼一生的几件重大经历：1854年春，奥尔西尼与马志尼计划在意大利中部举行起义，密谋失败后，奥尔西尼遭到了撒丁王国警察的追捕；1854年下半年奥尔西尼又与马志尼密谋在米兰举行起义，因而被奥地利警察逮捕，关进曼图亚监狱，1856年3月越狱后即前往伦敦，计划行刺拿破仑三世的行动，并开始制造炸弹。
61 1831至1846年的罗马教皇。
62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最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
63 梅迪契（1389—1464），佛罗伦萨历史上最大的统治者，曾以恐怖手段攫取佛罗伦萨的统治权，死后被授予佛罗伦萨“国父”的称号。
64 普罗奇达（约1225—1299），西西里解放斗争的领导人，曾与法国占领当局展开英勇斗争。
65 拿破仑是科西嘉人，科西嘉一直由意大利各城邦所统治，直至1769年（拿破仑出生的一年）才并入法国版图。
66 在意大利中部，这个地区重视复杂的祭祖和占卜活动。
67 奥尔西尼的脑袋给砍下后，据报载，拿破仑命令把它浸在硝酸中，使人无法用它拓成面模。先知约翰的头是盛在金盘里献给希罗底的，从那时到现在，文明和化学已造成了多么大的进步！——作者注关于先知约翰的事出自《圣经》：他得罪了犹太王希律的妻子希罗底，希罗底便唆使女儿莎乐美要求希律杀死约翰，把他的头盛在盘子里呈上，见《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68 指1855年9月皮亚诺利用手枪行刺拿破仑三世的事。
69 意大利于19世纪60年代基本上实现了统一，但这是在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萨伏依王朝领导下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在驱逐奥地利统治者时，撒丁王国得到了法国的支持，依靠两国的联军才取得胜利。卢西恩·缪拉（1803—1878）是约希姆·卢西恩·缪拉之子，约希姆为拿破仑一世麾下名将，被封为那不勒斯王，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被处死。卢西恩为夺回王位，与拿破仑三世订立密约，企图利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推翻波旁王朝在两西西里的统治，取而代之，同时也使南意大利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70 教皇基亚拉蒙蒂即庇护七世，1800至1823年的罗马教皇。拿破仑一世为扩大权力，1809年宣布教皇领地并入法国，1812年，把庇护七世押送枫丹白露软禁。1813年双方订立协议，教皇承认天主教会由法国皇帝领导。据梯也尔在《执政府和帝国时代历史》中说，庇护七世在屈服于拿破仑的要求时，曾慨叹命运的反复无常和尘世权力的转瞬即逝。
71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二世（1806—1878），西班牙王后，1833年国王死后担任摄政。
72 即教皇庇护九世，他于1846年被选为教皇。
73 法国革命者，1848年参加法国革命，后来为帮助罗马抗击法国侵略军，在战斗中阵亡。
74 奥尔西尼于1857年在英国出过一本《回忆录》，其中谈到赫尔岑“那几天中几乎像发疯一样”。
75 莫尔蒂尼（1819—1902），意大利1848至1849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76 伦巴第人本来是北方日耳曼民族中的一支，直至公元6、7世纪才南移，在意大利北部定居；伦巴第这时仍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下。
77 阿尔梅利尼（1777—1863），意大利政治活动家，于1849年的革命中当选为罗马共和国的执政。
78 即前面提到过的两次“米兰起义”中的一次：1853年2月的起义。根据马志尼的计划，在米兰起义的同时要在意大利中部也举行起义，造成犄角之势。由于米兰起义没有成功，波伦亚的起义被取消了。
79 意大利著名诗人。
80 巴比埃（1805—1882），法国诗人，他的诗集《抑扬格诗》抨击了资产阶级在法国七月革命中的叛卖行为，但情调低沉。
81 莱奥帕尔迪死于1837年6月。
82 克莱贝尔（1753—1800），泥水匠出身的法国将军，1789年加入国民自卫军，后成为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大将，远征军司令。
83 塔尔马（1763—1826），法国著名演员，共和主义者。
84 法国为庆祝革命胜利，决定在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时在巴黎马尔斯广场庆祝“联邦节”，为此需要群众义务参加广场的清理等工作，巴黎的居民，包括一些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这次劳动。
85 指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
86 指19世纪初在拿破仑的侵略面前普鲁士不得不投靠俄国，参加反法联盟。
87 拿破仑的幼弟，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
88 原文为德文。即国王，意为德国人自己的国王。
89 克尔纳（1791—1813），德国爱国诗人，他的诗被谱成歌曲，在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战争中极为流行。
90 拿破仑于1802年建立的一种荣誉组织，授予勋章。后来在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均保持着这种勋位。
91 卢库卢斯（约公元前117—前56），罗马大将，以生活奢侈，讲究享乐著名。
92 拉杰茨基（1766—1858），公爵，奥地利将军，曾多次在意大利作战，1850年后并在伦巴第地区任总督。
93 奥地利的城市。
94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它于1848年5月18日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召开。资产阶级自由派企图通过国民议会制定一部宪法，以此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但由于议会内部纷争不已，最后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奥地利派和普鲁士派，议会终于一事无成，于1849年6月被解散。
95 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是德意志北部的两个公国，人民主要为日耳曼民族，但从中世纪起一直臣服于丹麦国王。拿破仑战争唤醒了民族感情，日耳曼人纷纷要求收回两公国。至1848年后，两公国爆发了革命，普鲁士并出兵支持，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成了德国一个重要的民族问题。
96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专政机构，任务为保卫国家免受内外敌人的侵犯，并对政府机关实行监督。
97 卡诺（1753—1823），法国革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军事技术专家。
98 德布瓦（1749—1796），法国激进民主派，出身演员，曾担任公安委员会委员。
99 指1849年5月的德累斯顿起义，这次起义由巴枯宁领导；起义失败后，巴枯宁被判处绞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100 这一切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已大大改变了（1866年）。——作者注
101 指英国。
102 根据《泰晤士报》两年前的估计，伦敦每个行政区（它们一共十个）每年平均发生两百起殴打妇女和儿童的案件。可是没有诉诸法律的殴打事件还有多少呢？——作者注
103 马克思与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因岑、卢格等的论争开始于1847年。这年海因岑在报上撰文攻击“共产主义的代表”，马克思便在这年年底发表了长文《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论战正式开始，直至1854年仍在美国等地进行。这些叙述包括了赫尔岑对马克思的成见。
104 法国人，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1852年在赫尔岑家担任家庭教师。
105 当时奥地利帝国的国旗。
106 福克斯通和多佛在英国，布洛涅和加来在法国，它们都是隔海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