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中的年轻一代1
克利西耶夫刚跨出大门，在1863年那股凛冽的寒流冲击下，一批新人又来到我们这里敲门了。他们并非来自迎接未来革命的培训所，而是来自他们已登台表演过的那个坍毁的舞台。他们在躲避外界的风暴，可是并不想在内部寻找什么；他们需要的只是临时的避风港，一旦天气好转，便要重新投入战斗。这些人还非常年轻，已完成了思想和教育；他们对理论问题不感兴趣，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面对的是实际应用。他们在力量上被打败了，但是他们的英勇已得到证明。他们卷起了旗子，目前是要保持它的荣誉。因此他们的声音是干涩的，傲慢的，不屈的，严峻的，依然显得高昂；也因此他们对漫长的讨论和批评表现出战斗者的不耐烦，用不屑一顾的鄙夷态度对待多余的智力活动——艺术尤其成了奢侈品……现在音乐有什么用，诗歌有什么用！“祖国在危险中，快拿起武器，公民们！”2在某些情况下，抽象地讲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理想和实际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过程，而且不言而喻，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当作了整个俄国的意见和观点。为此责备我们这些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是不公平的。这是年轻人的普遍特点。一年前，一个法国人3，孔德的信徒，对我说，天主教在法国不再存在，它已完全失去了基础，他提出的根据之一便是在医学系中，教授和学生不仅不再是天主教徒，甚至不是自然神论者。
“那么，”我向他指出，“那部分没有在医学系讲课和听课的法国人呢？”
“他们当然还信仰宗教和仪式……但主要是由于习惯和愚昧。”
“我完全同意，但是您对他们怎么办呢？”
“在1792年是怎么办的？”
“效果不大，起先革命封闭了教堂，后来又启封了。您记得在庆祝教廷协议4时，奥热罗5怎么回答拿破仑吧。第一执政走出巴黎圣母院时，问那位雅各宾派将军：‘你喜欢这次仪式吗？’他答道：‘很喜欢，只是可惜那二十万为了消灭这类仪式而进了坟墓的人，未能参加这次盛典。’‘啊！我们变得聪明一些了，不必再打开教堂的门，或者不如说，我们根本不用封闭它们，我们要把迷信的神庙变成学校。’”
“丑恶的东西必须消灭。6”我最后笑道。
“是的，毫无疑问……这是必然的！”
“但是我和您不会见到这一天，这更加必然。”
这种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是通过带有个人好恶的有色眼镜形成的，革命的失败一半便来源于此。年轻人的生活大多局限在热闹而封闭的小圈子中，脱离由各种个人利益组成的日常的总的斗争，他们可以敏锐地抓住普遍的真理，可是对怎样把它们应用在当前的需要上，往往产生错误的理解。
……起先，新客人的到来使大家很兴奋，他们谈到了彼得堡的运动，反动派羽毛丰满之后的粗暴举动，审问和迫害，大学和文学界的派别……但是在这种场合，大家争先恐后，把要讲的话都讲完之后，便出现了沉默和冷场，谈话变得断断续续，单调无味了……
我想：“难道老少两代人之间真的存在着隔膜？这是年龄、困倦和经历造成的距离吗？”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随着新人的到来，我们的地平线不是变宽了……而是变窄了，谈话的范围变小了，有时甚至彼此没什么好讲的。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小圈子内的细节，此外什么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一旦把他们关心的事讲完以后，只得重弹老调，于是他们反复讲着那些话。他们不太关心学问或事业，甚至很少读书，也不经常读报。他们沉醉在回忆和等待中，不喜欢跨进别的领域；可是我们在这狭小沉闷的气氛中呼吸并不舒畅。我们经历过大风大浪，在那里感到窒息！
此外，尽管他们对彼得堡的某个阶层有所了解，对俄国却一无所知；他们真心希望接近人民，然而只是从书本和理论上接近他们。
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太一般了。我们可以一起走路，一起工作，照法国人的说法，一起从事什么活动，但很难在不做什么的时候一起相处或一起生活。要对他们发生重大的影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病态的、毫无顾忌的自尊心早已凌驾于一切之上。7确实，他们有时也要求纲领和指导，尽管这是真诚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他们期待我们阐述他们自己的观念，只有在我们的话与这观念不相违背的时候，他们才欣然表示赞同。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可敬的残疾人，时代的落伍者，看到我们落在他们后面还不太远，便天真地感到惊讶。
在一切不幸中，我最怕门不当户不对带来的“无比的灾害”8，我之始终容忍他们，一半是出于人道精神，一半是不愿多加计较，但这一直使我感到痛苦。
我们的新关系不能维持很久，这是不难预料的，它迟早要破裂，如果考虑到这些新朋友桀骜不驯的性格，那么破裂必然造成不良的后果。
导致那些摇摇欲坠的关系破裂的，是那个老问题，用腐烂的丝线缝在一起的友谊碰到它便难免如此。我指的是金钱。他们对我的财产和损失一无所知，却向我提出了各种要求，但指望我满足这些要求，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我在风雨交加中，在极少支持的情况下，十五年来维持着对俄国的宣传，那么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我量力而行，限制了其他各种开支。那些新朋友却认为，我尽的力量还太少，因此对这个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却不肯把财产平分给不劳而获的人们的我，便不免怒目而视。显然，他们还抱着不切实际的观点，认为基督的施舍和自愿的贫困便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征集“公共基金”的尝试，收获不大。俄国人不乐意为共同的事业掏钱，除非这是建造教堂，聚餐，宴会，或者得到当局赞许的行动。
在流亡者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却传出了谣言，说我拿到了一大笔钱，是指定作宣传费用的。
那些年轻人认为，从我手中没收这笔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为了理解这一点，应该谈谈1858年发生的一件怪事。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非常短，是一个不认识的俄国人写的，他说他“必须”见我，要我约个时间。我这时正要上伦敦，因此没写回信，亲自前往萨布龙尼饭店找他。他在家。这是个年轻人，样子像军官，有些害羞，神情很忧郁，他的外表与众不同，相当粗犷，像一个草原地主生下的第七个或第八个儿子。他木讷寡言，几乎始终保持着沉默，看样子心情不好，但他怎么也找不到表达的方式。
我临走时，邀请他过两三天上我家吃饭。但是没过两三天我又在街上遇见了他。
“可以与您一起走走吗？”他问我。
“当然可以，我不怕与您在一起，但这对您恐怕不方便。当然，伦敦很大……”
“我不怕，”这时他突然不顾一切迅速地说道，“我永远不回俄国了……是的，是的，我决定再也不回俄国……”
“别这么说，您还这么年轻。”
“我爱俄国，非常爱它，但是那儿的人……我没法在那儿生活，我要完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建立一个侨居区。我考虑过了一切，现在便直接上那儿去。”
“想到什么地方？”
“马克萨斯群岛9。”
我有些吃惊，默默望着他。
“是的，是的，这事已经决定了。一有轮船，我便动身，因此今天能遇见您，我很高兴。我可以向您提出一个不太恰当的问题吗？”
“什么问题都可以。”
“您的印刷所赚钱吗？”
“怎么能赚钱。目前勉强做到收支相抵已满不错了。”
“要是收支不能相抵呢？”
“那就得设法弥补了。”
“那么，您的宣传不带任何商业目的吗？”
我哈哈大笑了。
“但是靠您一个人怎么弥补亏损呢？您的宣传是必要的……请您原谅，我不是为了好奇才这么问的，我有个想法：在我永远离开俄国时，我想为它做点有益的事，因此我决定……只是在这以前我得了解一下情况……是的，因此我决定留一些钱给您。万一您的印刷所或者俄国的一般宣传工作需要，您可以使用这些钱。”
我不得不又露出惊讶的脸色望了望他。
“不论是印刷所、宣传工作还是我本人，都不需要您的钱，相反，我们的事业目前很顺利，我何必拿您的钱呢？但是在谢绝的同时，请允许我对您的善良意愿，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这件事已经决定了。我有五万法郎，我得带三万法郎到岛上去，其余两万便留给您作宣传费用。”
“我把它们怎么办呢？”
“您不用的话，等我回来，您可以还给我；如果我十年不回来，或者死了，您可以用它加强您的宣传工作。只是，”他想了想又说，“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但是千万不要交给我的继承人。明天您有空吗？”
“有空。”
“那么劳驾您跟我一起上银行找罗特希尔德，我不懂英语，一句也不会讲，法语又很坏。我想尽快处理好两万法郎的事，然后便离开这儿。”
“好吧，钱我收下，但是有个条件，我得给您写一张收据……”
“我什么收据也不需要……”
“我知道，但我必须写，不写收据我不收您的钱。您听着。首先，收据上得写明，您的钱不是交给我一个人，是交给我和奥加辽夫的。其次，您在马克萨斯群岛可能会待腻，于是您会想念祖国（他摇摇头）……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定，因此收据上不必写您给我们这笔钱的目的，我们可以这么写……这些钱交给我和奥加辽夫全权处理，但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用处，便可以把它全部用来为您购买英国政府担保的任何公债券，它的利息是五厘左右。然后我们得向您保证，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的宣传活动决不动用您这笔钱，您完全可以认为您有一笔钱存在英国，除非银行倒闭。”
“如果您一定要搞得这么麻烦，那就这么办吧……明天我们去取钱。”
下一天非常可笑，也非常忙。我们首先到银行找罗特希尔德，领取了现钞。巴赫梅捷夫10的主意本来不坏，他想把钱兑成西班牙金币或银币。罗特希尔德的办事员吃惊地瞧瞧他，他突然像刚睡醒似的，结结巴巴地用俄语夹着法语说道：“哦，那就换成在马克萨斯岛支付的信用凭证吧。”经理凯斯纳一听，把惊恐而担忧的目光转到了我身上，它比言语更清楚，意思是说：“他是不是危险分子？”因为在罗特希尔德的银行里，还从没有人要过转往马克萨斯群岛的信用凭证。
我们决定把三万法郎兑成金币后便回去了。在路上我们走进咖啡馆，我写了收据，巴赫梅捷夫也写了一张字据，说明把八百英镑交给我和奥加辽夫全权处理。然后他有事回旅馆，我在一家书店等他。过了一刻钟，他来了，脸色白得像纸，他说，他的三万法郎少了二百五十法郎，也就是十英镑。他急得什么似的。一个人可以满不在乎地献出两万法郎，却为损失二百五十法郎如此惊慌，这对我说来又是一个有关人性的心理学哑谜。
“您这儿有没有多一张钞票？”
“我身边没有钱，我把款子给了罗特希尔德，这是他的收据：八百镑整。”
巴赫梅捷夫把毫无必要地换成英镑的三万法郎现款全部摊在霍尔热夫斯基11的账桌上，数了一遍又一遍，还是少十镑。我看到他失望的样子，对霍尔热夫斯基说道：
“我应该为这该死的十镑负责，否则他做了好事，却受了惩罚。”
我又对巴赫梅捷夫说：“叹气和议论都没有用，我看还是赶紧上罗特希尔德的银行。”
我们去了。时间已过了四点，银行打烊了。我与惊慌不安的巴赫梅捷夫走进屋里。凯斯纳看看他，笑着从桌上拿起一张十英镑的钞票，把它递给我。
“这是怎么回事？”
“您的朋友在换钱时把两张十英镑的票子当成五英镑的票子给了我，我起先也没注意。”
巴赫梅捷夫怔怔地瞧了一会儿，然后道：
“真不可思议，十镑和五镑的票子竟是同一颜色，这谁能想到？您瞧，我把这些钱换成金币还是做得对的。”
他安心了，到我家中吃了饭。我答应次日去与他告别。他已完全准备好行装：一只小小的军官用的或者大学生用的破旧手提箱，一件腰部系带子的军用大衣，此外便是……便是包在一块厚厚的绸手帕中的三万法郎，外形像一包醋栗或胡桃。
这个人就这样前往马克萨斯群岛。
“当心，”我对他说，“您这样子，还没上船就会被人杀死，钱也会被抢走。应该把钱藏在箱子里。”
“它装满了。”
“我给您一只袋子。”
“毫无必要。”
他便这么走了。最初几天我一直想，他说不定会被人害死，嫌疑难免落在我身上，认为是我派人杀了他。
从那时起，他杳无音讯。我把他的钱换成债券，打定主意，不到万不得已，印刷所和宣传活动万分困难时，决不动用这笔钱。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俄国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但后来传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谣言……这多亏了我们的两三个朋友，尽管他们保证过不泄露消息。最后人们终于得知，确实有这么一笔钱存放在我处。
这消息成了诱人的金苹果，一种引起不满和争执的隐患。人人都觊觎这笔钱，我却不给他们。我没有失去自己的全部财产，他们已不能饶恕我，现在我又拿到了一笔供宣传用的财富。可是谁来宣传呢，难道不是他们吗？不久这笔款子又提高了身价，从低廉的法郎变成了银卢布，使那些要为公共事业私自享用的人垂涎欲滴。他们对巴赫梅捷夫大为恼火，怪他把钱交给我，却不交给别人，最大胆的甚至说，这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其实他不是要把钱给我，只是想给彼得堡的一个小组，但不知道怎么交钱，这才在伦敦把它交给了我。这些无中生有的议论之所以耸人听闻，也是由于谁也不知道巴赫梅捷夫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离开前既没跟任何人谈过他的意图，他离开后也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一些人要用这钱向俄国派遣密使，另一些人要用这钱在伏尔加流域建立活动中心，还有些人则想出版一本刊物。他们对《警钟》不满，又对我们邀请他们一起工作不愿屈就。
我坚决不给钱，让那些要钱的人亲自向我说明，如果我给了，它们会用在哪里。
我说：“巴赫梅捷夫可能不名一文地回来；在马克萨斯群岛建立社会主义居留地是很难发财的。”
“他一定已经死了。”
“如果他偏偏与您作对，还活着呢？”
“可他是要把这些钱用于宣传工作的。”
“现在我还不需要用这些钱。”
“但是我们需要。”
“什么用处？”
“派人去伏尔加流域，还得派人去敖德萨。”
“我认为这不太必要。”
“那么您不相信需要派人吗？”
“不相信。”
于是决心极大、不留情面的人便用各种方式谈论我：“人老了，变得吝啬了。”另一些决心更大、更不留情面的人附和道：“何必管他，叫他把钱拿来，这便完了。如果他坚持不给，我们就在报上揭露他，让他知道扣留别人的钱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不给钱。
他们没有在报纸上攻击我。在报上咒骂我，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但起因也是为了钱。
……我所说的那些更不留情面的人，便是那些极端派，“新一代”中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代表人物，不妨称他们为虚无主义的索巴凯维奇和诺兹德廖夫12。
尽管声明是多余的，我知道我的对立面奉行的逻辑和手法，我还是得这么做。我这些话丝毫不是要给年轻一代和虚无主义者脸上抹黑。关于后者，我已写过多次。我们的虚无主义索巴凯维奇们不能代表他们的大多数，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部分。13谁也不会根据奥利金14的自我折磨来判断基督教，也不会根据九月的屠夫们15和罗伯斯庇尔的织袜女工们16来判断法国革命。
这里谈到的那些傲慢的青年人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他们表现了当前的一种典型，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时常可以见到，这是从我们原来的停滞状态向前发展时出现的一种畸形的过渡形态。
他们大多缺乏教育所赋予的那种气质，从事科学研究所养成的那种毅力。在解放的第一阵冲动中，他们便匆匆丢下了一切因袭的程式，抛弃了一切减轻震荡的橡皮缓冲衬垫，以致与他们的最简单的交往也变得困难重重。
我们这些捣乱的孩子把一切丢得精光，以刚出娘胎的形态自豪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可惜出生的条件不好，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纯朴而强壮的小伙子，却成了彼得堡中层社会不健康的粗俗生活的继承者。他们让人看到的不是运动员的肌肉和青春的体格，而是先天性贫血造成的不幸症状，年深日久的创伤和各种脚镣手铐留下的痕迹。他们中间真正出身劳动人民的不多。仆人房、军营、神学校、小地主农庄的影响，竭力把他们推向相反的方面，渗入了他们的血液和头脑，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永不消逝的烙印。据我所知，这些情形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一方面，对旧的、狭隘的压迫世界的反抗，把年轻一代抛向对立地位，与敌对的环境誓不两立；这里是谈不到分寸，也谈不到公正的。相反，这里起作用的只是仇恨，只是报复。“你们假仁假义，我们就玩世不恭；你们道貌岸然，我们就嬉笑怒骂；你们对上面恭恭敬敬，对下面粗鲁无礼，我们就对所有的人粗鲁无礼；你们装得彬彬有礼，其实并不尊重别人，我们就直截了当，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你们的自尊心只限于体面和外表的荣誉，我们却要为了我们的荣誉把你们的体面和你们的荣誉统统踹在脚下。”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否定共同生活一切通行准则的人，却充满了先天性痼疾和畸形现象。正如我们所说的，这些否定一切的人抛弃了身上的一切遮盖物以后，只能靠果戈理的佩图赫17的衣衫炫耀自己，可是他们又不具备梅迪契的维纳斯18的体型。赤身露体不能掩饰，只能暴露他们的本来面目，证明他们彻底缺乏教养；他们粗野而狂妄的谈吐，与俄国农民心地温厚、单纯善良的粗犷毫无共同之处，倒是很像乡下恶讼师、商店老板和地主家奴的嘴脸。人民很难承认他们是自己人，正如人民不能承认戴了农民帽子的斯拉夫主义者为自己人一样。对人民说来，他们是陌生人，是敌对阵营中的下层阶级，营养不良的老爷，没有职务的小官僚，德国种的俄国人。
为了获得充分的自由，他们必须忘记自己的解放，忘记解放前的生活，抛弃从小生长的环境所养成的习惯。在这一切没有完成以前，我们不能不从他们的每一个举动和每一句话中，看到仆人室、军营、衙门和神学校的痕迹。
别人一有不同意见，虽然不是当脸一拳打去，至少当面大声咒骂，把斯图亚特·穆勒称作混蛋，忘记了他的全部功绩19——难道这不是老爷作风，那种“看到老家人加夫里尔的领子皱了，便朝他脸上一巴掌”20的作风吗？难道这类举动不像警察、巡官或者乡长揪庄头的白胡须吗？难道这种粗暴野蛮的态度和回答不是清楚地表现了尼古拉时代的军营作风吗？在那些狂妄自大，瞧不起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斯卡洛茹布的孙儿们的影子，他们是在爷爷家中受的教育，也想“派一个曹长去当伏尔泰”呢！21
强行索取金钱，威胁恐吓，以公共事业作为幌子从中谋取私利，一旦遭到拒绝便造谣污蔑，进行报复，这种行为正是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表现。
这一切会逐渐改变，逐渐好转，但是不可否认，沙皇政权和帝国文化在我们的“黑暗王国”中造成了一块肥沃的土壤，在这块土壤上，一方面继续不断地生长出大批穆拉维约夫和卡特科夫的追随者，另一方面也生长出了不少虚无主义的打手和否定一切的巴扎洛夫22式英雄。
我们的黑土地带还需要大量排污设施呢！
1 这一章谈的是赫尔岑与俄国新一代流亡者之间的关系。上世纪60年代，沙皇加强了反动统治，许多年轻的革命者纷纷流亡到了国外，这主要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其中有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有民粹主义者，形形色色，十分复杂。他们大多聚集在瑞士的日内瓦，为了与伦敦的老一代流亡者建立统一战线，他们希望把活动中心从伦敦转移到瑞士。赫尔岑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于1865年把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迁到了日内瓦。但双方由于经历、修养、观点，以及对俄国革命形势的理解不同，合作并不顺利，尤其是年轻人中良莠不齐，还有不少虚无主义者对赫尔岑等人采取了否定和排斥的态度，因此两代人往往貌合神离，赫尔岑也对他们屡有指责，表示了不信任态度，这就产生了本章中所谈的“巴赫梅捷夫事件”。但是从总的来说，赫尔岑对这些人还是肯定的，因此在本章中一开始就称他们为“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后来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也对这提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2 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派在1791年反动派的进攻面前提出的口号。
3 这是俄国自然科学家维鲁博夫（1843—1913），当时在巴黎大学医学系读书，后来也长期住在法国，赫尔岑称他“法国人”，是批评他完全脱离了祖国。
4 拿破仑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与罗马教廷订立协议，宣布撤销法国革命以来颁布的一切反对天主教会的法令。为此，巴黎圣母院在1802年8月举行了盛大的祈祷庆典。
5 奥热罗（1757—1816），法国军官，1792年起参加法国革命军队，后得到拿破仑的器重，升为元帅。
6 原文为法文，这是伏尔泰针对教会讲的一句话。
7 他们的自尊心还没有达到寻衅闹事、一触即发的程度，主要只是在言语上不受约束。他们不能掩饰自己的嫉妒心理，对他们赋予自己的地位更容不得丝毫不恭敬的表示。与此同时，他们藐视一切，总是彼此揶揄，因此他们的友谊从来不会超过一个月。——作者注
8 引自《聪明误》第一幕第二场，这是使女丽莎摆脱老爷的调情后讲的话。
9 太平洋中南部的火山岛，属波利尼西亚群岛。
10 巴赫梅捷夫，俄国地主，于1857年（不是1858年）离开欧洲后便下落不明。他交给赫尔岑的那两万法郎一直没有动，直到1869年7月才由奥加辽夫把其中的一半交给了俄国革命者涅恰耶夫，赫尔岑死后，其余一半也由奥加辽夫交给了涅恰耶夫。赫尔岑所担心的事终于未能避免。
11 波兰流亡者。他在伦敦开了一家书店，显然，现在赫尔岑就在他的书店里。
12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两个地主，前者粗野贪婪，后者挥霍成性。
13 就在那个时候，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甚至在喀山和哈尔科夫，青年大学生们组成了各种小组，把自己献给了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这在医科学生中尤其盛行。这些人都是正直的，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活动，但由于他们并不参与当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被迫离开俄国，我们对他们也就几乎一无所知。——作者注
14 奥利金（约185—约254），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主张刻苦修炼，为达到禁欲目的，宣扬“自我去势”，成为阉人，这里即指此而言。
15 1792年9月2日至5日革命群众冲进巴黎的监狱，处死了许多关押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未经审判，因而被目为“屠杀”。
16 指支持雅各宾派专政和革命恐活动的“无知愚民”。
17 果戈理的《死魂灵》第二部中的一个地主，乞乞科夫遇见他时，他光着身子。
18 17世纪出土的维纳斯雕像，以身材匀称柔和著称，因存放在罗马梅迪契宫得名。
19 当时有一个名叫索科洛夫的作者，写了一篇谈穆勒的文章，在罗列了穆勒的一些观点之后，把穆勒称作“混蛋”。这件事引起了《现代人》的义愤，与索科洛夫展开了论争。
20 俄国诗人丹尼斯·达维多夫（1784—1839）的诗歌《当代之歌》中的句子。
21 《聪明误》中斯卡洛茹布的台词，见第四幕第五场。
22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