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过世的时候，大哥 [1] 才刚从大学毕业，二十五岁。二哥二十三岁，三哥二十岁，而我只有十四岁。哥哥们都很温柔且非常成熟，所以我就算死了爸爸，也一点都不感到不安——对我来说，大哥就像父亲，二哥就像一位辛苦的伯父，而我总是对他们撒娇。无论我这个小大人怎样任性，哥哥们总是笑着包容我。他们什么都不让我知道，让我想怎么长就怎么长——但哥哥们想必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十分努力吧，要守护那大概有百万以上的遗产，还有父亲在政治上的人脉，他们应该没有任性的空间。我们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伯伯叔叔，这责任就落到了二十五岁的大哥和二十三岁的二哥身上。大哥二十五岁当上了町长，接触了一点实际上的政治之后，三十一岁时当上了县议员；据说他是全国最年轻的县议员，不只被报纸称作是“A县的近卫公”，也出现在漫画上，相当有人气。
不过，尽管如此有成就，大哥还是一直很抑郁——他的志业并不在此。大哥的书柜上有《王尔德全集》《易卜生全集》，还有很多很多日本的戏曲家、剧作家的书挤在里面。大哥自己也常常写剧。他偶尔会把弟弟、妹妹召集起来，念给我们听。大哥的表情，在这时看起来是打自心底的开心。我当时还小，所以听不太懂，但觉得大哥的戏曲总是以宿命的悲哀为主题——而我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相争》这部长篇戏曲中的人物表情。
大哥三十岁时，我们一家发行了一本名字很怪，叫作《小青》的同人杂志，由当时还在美术学校塑像科就读的三哥编辑。
三哥对“小青”这个他自己想出来的名字非常得意，不只如此，封面还是他画的——这用了大量银粉又相当超现实的封面，让人完全看不懂。至于大哥则在创刊号中，由他口述、我记录地发表了一篇随笔《饭》。我到现在还记得，在二楼的西式房间中，大哥双手环到背后，看着天花板，缓缓地踱步：“好了吗？好了吗？我要开始说了喔。”
“好了！”
“我今年，就要三十岁了。子曰，三十而立，但我却别说立起来，反而快倒下去了。没有一件事能够让我感到活着的价值——真的要说的话，我除了吃饭以外，实在不觉得我自己是活着的。这边的吃饭，也不是什么生活形态的抽象，更不是某种生活意欲的概念。这边说的‘饭’，确确实实地就是在指称那一整碗的白米。嚼那米的瞬间所得到的感觉，一种动物性的满足，这还真是粗俗的一番话呢……”
我那时虽然只是中学生，但我边听着大哥的自述边记下的同时，边感到眼前的哥哥是如此可怜——就算被人一股脑地颂称为“A县的近卫公”，但哥哥真正的寂寞，想必也是无人能了解吧。
二哥在这本创刊号中什么都没有登，但他从谷崎润一郎刚开始写文章时就很爱他的东西，也很喜欢吉井勇的人格。二哥擅于饮酒，他像是个豪爽的工头，但绝对不会沉溺于酒国之中。他是个谦虚的人，大哥总是找他谈事，而他也非常认真地处理各种大小杂症——“往红灯区醉不归，君可认吾是此人？” [2] 大概，他在心中悄悄地向往着吉井勇那首歌里郁勃的雄心吧。某次他将他以鸽子为主题的随笔投稿到地方的报社，而报纸上也刊出了他的近照时，他朝着我炫耀道：“怎样？看看这张照片，我也算得上是个文士了吧？有点像吉井勇吧？”家里人都说，二哥的脸就如左团次般挺拔，而大哥的脸则像松茑般纤细。 [3] 两人似乎也对此有所自觉，喝醉时甚至会一起开始合唱左团次和松茑的《鸟边山心中》与《皿屋敷》一类的戏曲。
而在这时，大概会躺在二楼西式房间里的沙发上，远远听着两位哥哥的声色而哈哈笑着的，就是三哥了。三哥虽然读的是美术学校，不过身体不好，并没有很认真地在雕东西，反倒是认真地在写小说。他有很多文学界的朋友，跟朋友们一起发行了一本叫作《十字街》的同人杂志。他自己则画画它的封面，或是偶尔以梦川利一这个笔名发表名为《终于苦笑》这种低彩度的小说——兄姐们觉得这笔名实在是太好笑了，总是表面上什么都不说，私底下却偷偷笑着。他也曾要人替他做了上面用罗马字写着“RIICHI UMEKAWA”的名片，自以为很新潮地也给了我一张，但我一读之后才发现，这可成了“利一·梅川”。我愣了一下，回问眼前的三哥说：“三哥，你的笔名是梦川吧？这是故意印成这样的吗？”而他整个脸都红了：“糟啦，我可不是梅川啊。”
这名片似乎已经发给了他的朋友、前辈和他熟悉的咖啡店了。不是印刷厂印错，而是三哥他指定印刷厂要印成“UMEKAWA”——把罗马拼音的“u”这个字给英文风地念成“U”是大家都容易犯的错。在那之后，三哥在家里就多了好几个称号——“梅川老师”“忠兵卫老师”……三哥的身体孱弱，十年前，他二十八岁时就走了。姐姐们当时在读的少女杂志里，有个叫蕗谷虹児的人每个月都会画些眼睛大大的、身体纤细的少女插画，而三哥的脸就跟那少女的脸十分神似——我常常呆愣地望着三哥的脸。无关嫉妒，而是有一种奇妙的心痒感。
三哥的本性非常认真，而且是非常严格且有礼的人。不过他总是不显示出来，而他似乎当时对法国之前流行的“风流绅士风”“鬼面毒笑风” [4] 非常崇拜，总是看不起人且装作一副孤高的样子。当时大哥已经结婚，还生了一个小女孩。一到暑假，从东京、从A市、从H市、从各地的学校，她都会有很年轻的叔叔和阿姨回来。“来，来，到东京的叔叔这里。”“来，来，到A阿姨这里。”侄女争夺战就这样子上演了。而在这时候，三哥总会站得离大家远远的，用很不屑的语气说，“不过就是个小孩子嘛，真让人不舒服。”然后摆出一副“真拿你没办法”的样子，伸出双手说“来法国的叔叔这里”。然后在晚餐的时候，每个人都对着自己那一份餐点坐着——按照祖母、妈妈、大哥、二哥、三哥还有我这样的顺序，对面则是账房、嫂子还有姐姐们。大哥和二哥在夏天时，无论天气多热都坚持要喝日本酒，两人总是叫人在他们的身旁放上大毛巾，边喝着温热的酒，边用大毛巾擦掉他们身上不停滴下的汗水。两个人每晚都会喝掉一升以上的酒，但两边的酒量都不错，从来没有在餐席上出过洋相。三哥则从来没有加入对酒过，他一如旁边没有两个哥哥正在拼喝酒般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为自己那精雕细琢的玻璃杯里注入葡萄酒，接着一口喝光。他迅速地扫光餐点后抛下一句毫不失礼的“还请慢用”就迅速地退场，消失在这个空间里。他一直都十分抢眼。
当我们发行《阿青》时，三哥身为总编辑，更是指使我在家里左来右往地向大家搜集原稿，然后边读着边露出邪恶的笑声。当我好不容易从大哥那边把整篇《饭》给记录完，得意扬扬地把这篇随笔交给总编时，他的目光才落到稿子上就哈哈大笑了：
“这什么啊，是当自己正在发号施令吗？还‘子曰’咧，太惨了吧！”他边看着边把它评得一文不值——三哥自己明明完全了解大哥心中的萧瑟，却依然由于自己的嗜好而故意将它说得一文不值。不过虽然如此毒舌，但是要提起这位哥哥的作品还真是令人不好意思：因为《阿青》这本名字很怪的杂志的创刊号中，我们的这位总编不知是否出于自我克制，没有发表任何一篇小说，他只刊登了两篇抒情诗，而现在回头一看，这两篇诗歌完全称不上是杰作。到底我这位哥哥是为什么有脸把这种东西公之于世？我现在还是觉得这十分可惜——虽然这实在是有点令人难以启齿，不过三哥他的两首诗分别叫作《红色美人蕉》与《鬼灯檠花惹人爱》。前者的内容大概是“红色美人蕉，正像我心梢”之类实在让人不忍继续节录的内容。后者则是“鬼灯檠花惹人爱，一朵、两朵、三朵，入我怀中”之类的。现在的我觉得，为了这位风流又有文趣的绅士哥哥，这东西该好好把它藏在字纸匣的深处比较好。不过当时的我可是对哥哥这种“高傲冷漠”充满敬意，更不用说这位哥哥当时可是东京的一本有名同人杂志《十字街》的伙伴，也对这首诗十分的得意。他在镇里的印刷店边校正那首诗边配着奇怪的曲调唱起了“红色美人蕉，正像我心梢”，结果就连当时的我也开始觉得那是杰作了。提到《阿青》这部令人十分怀念的杂志，就有很多回忆涌上心头。不过今天实在没有心力讲更多别的东西了。今天的最后，就来写写这位三哥过世时的故事，来做个结尾吧。
三哥在过世的前两三年，就已经常常卧病在床——结核菌不停蚕食着他的身体，他却依然十分有精神，不回乡也不住院，就在户山原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把其中一间房间分给同乡的W夫妇两人后，便在这间房子剩下的房间里怡然自得地过着。当我上了高等学校后，放假也不太回乡下，而是去东京户冢的哥哥家玩，跟哥哥一起走遍东京的街道——而三哥一直是个大骗子！当我们在银座的时候，他会指着一个小腹微凸的中年男子，低声叫道：
“哎呀！是菊池宽！”而且，表情还很认真，让我总是不得不相信。在银座的不二屋喝茶的时候，他也会用手肘悄悄地顶我一下：“佐佐木茂索在那边，你看，就在你背后的桌子。”——直到我后来直接遇见菊池先生和佐佐木先生后，我才知道三哥居然没告诉过我一句真话！三哥珍藏的《感情装饰》这本川端康成短篇集的扉页上，有行毛笔的字迹写着“梦川利一先生 着者”。据哥哥说，这是在伊豆的某家温泉旅馆跟川端先生结识时获赠的……现在回想起来，这到底又是不是真话呢？下次遇到川端先生时，再问问看吧！不过如果是真的的话就好了。可是我从川端先生那边收到的信的字体，和我记忆中的“梦川利一先生 着者”这行字，又似乎有些出入。三哥总是像小孩子般这样地捉弄别人，完全让人放不下戒心——据说这种“神秘捏造”（mystic-fiction）是法国风流绅士们的一种日常娱乐，显然三哥也无法逃脱这个“恶习”。
三哥病逝那时正是我进大学那年的夏初，那年的正月，他在自宅接待室的壁龛上挂了自己写的挂轴：“此春佛心生有酒有肴亦不欢”。客人们看到这挂轴时大家都放声大笑，而三哥虽然也脸上挂笑，但这大概不是哥哥以往所嗜好的“捏造”，而是他的真心吧——但他平日都以作弄人为乐，所以客人们也笑着，完全不担心哥哥是否有恙。三哥后来开始戴一小串的念珠在手上，开始认真地自称“愚僧”——哥哥的朋友们大家都开始模仿他那认真的样子，一时之间满屋子、满社交圈都是“愚僧”了。对哥哥来说，这些都不是玩笑：他悄然地知道，自己这个皮囊消失的时期已然迫近。但哥哥一向“鬼面毒笑”，这让他无法纯粹地悲己，而拼命混淆视听——用手指不停拨着念珠，说：“愚僧也为那名妇人乱了心啊，还真是丢人，但这大概也是未枯萎的证据吧。” [5] 以此来引人发笑。边这么说着，他带着我们就这样子一行人进了高田马场的咖啡店。话说，这名愚僧倒是十分爱美，前往咖啡店途中，他发现他忘了戴戒指，便毫不犹豫地又转回家，戴了戒指后，朝着大家说：“久等了！”
我进了大学后，便在户冢的哥哥家附近找了房子住，在不影响彼此学习的前提下，三天或是一周见一次面。见面的时候一定会一起到街上晃晃，或听落语或逛逛咖啡店。而在这期间，三哥坠入了一条小小的爱河——因为三哥自认为是一个“风流绅士”，所以他完全不受女生欢迎。就在那时，高田马场的咖啡店里有一位哥哥心中暗恋的女子，但两人关系完全没有好转，这一点让哥哥十分困扰。即使如此，自尊心很强的哥哥也没有对那名女子抛出下流的眼光或是说些下品的笑话。他只是持续进行着常常光顾，喝了一杯咖啡后就立刻离开的行为模式。某个晚上，他跟我一起进了那家咖啡厅喝了一杯咖啡……到了最后，还是跟她没有交集——于是我们就这样先离开了咖啡厅。在回家的路上，哥哥在花店花了整整十元，买了一束由康乃馨和蔷薇组成的大花束。双手捧着那花束离开花店的三哥，整个人扭扭捏捏的，而我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个状况——我动如脱兔地夺下他手上的那把花束后，直接冲回刚刚那家咖啡厅，把刚刚那束花藏起来之后，将那位女店员叫了出来：
“知道我叔叔（我都这么称呼我哥）吧？不能忘了他喔，来，这个是我叔叔要送你的。”快速说完并把花束交给她后，她依然一脸呆滞样，这让我差点想要一拳砸下去。这反应宛如一盆冷水朝我头上浇了下来，而当我步履蹒跚地回到哥哥家的时候，三哥整个人窝在被窝里，一脸不高兴。那时，哥哥二十八岁，我比他小六岁，二十二岁。
就在那年的四月，三哥开始以异常的热情开始创作。请模特儿来，或是开始订购大型的素体——当时的我不想妨碍哥哥的工作，所以那段时间并不太常去找他。而就在某一晚去找他时，哥哥窝在床上，双脸有点红地说道：“我决定不再用梦川利一这个名字了。我想堂堂正正地用辻马桂治（哥哥的本名）来创作看看。”哥哥的这段话很稀奇地，完全没有一点插科打诨。他一副认真的样子讲给我听，我不知为何差点就要哭了出来。
在那之后又过了两个月，哥哥的创作还未完成，他就过世了。当时，跟他一起住的W夫妇说他的样子怪怪的，我也觉得十分不妥，便去找了哥哥的主治医生。医生表示，他只能再撑个四五天了。我知道了之后，顿时大吃一惊！我立刻打了电报给在乡下的大哥，而在大哥抵达东京前，我已在三哥的身旁照料了两晚，用手指帮忙清掉他积在喉咙里的痰。大哥来了，立刻雇了看护，朋友们也都渐渐聚集了起来，这让我安心不少——到大哥来为止的这两晚，现在回想起来也跟地狱没两样。三哥在暗暗的电灯下，叫我在抽屉间来来去去，销毁各式各样的信和笔记本。我边哭着边照他说的把这些纸给撕碎——三哥用一种“难以理解这个弟弟”的表情看着我这么做，而我在那时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在三哥断气前，大哥和朋友们围着他的病榻，当我叫出一声“哥哥！”时，哥哥用咬字清楚的语言说：“我有一个钻石领带夹和白金链条，这些，都给你吧。”而我知道，这些都是谎话——三哥就算到了死前，还是无法抛掉身为“风流绅士”的这个癖好，故意说些很入时的话，来耍着我玩让我开心。他是下意识地在大家面前开始进行他那拿手的“神秘捏造”的吧！——因为我知道的，他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这又让我对哥哥的心情感到十分难过，开始号啕大哭。什么作品都没能留下来，但依然是一名耀眼的一流艺术家的哥哥！明明拥有世界第一的美貌，但是却完全不为女生所爱的哥哥！
本来还想再多写一点三哥过世后的事让读者们知道，不过仔细想想，血亲过世的悲哀，不只我，大家都会在那当下感受到——把这东西写得像是我的特权一般，这可就对不起读者了。所以，我也没了提笔的意欲。当时三十三岁的大哥，在要发给乡下家里的电报纸上写下“桂治今早四时去世”几个字的时候，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突然放开他手上那张纸，开始恸哭——他的那副模样，现在依然深深烙在我这瘦削的胸中。无论有多少钱，父亲早逝的兄弟们，依然是如此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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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津岛文治，太宰治的长兄。日本政治家，曾任青森县知事、日本众议院议员。
[2] 收于吉井勇的第二歌集《直到昨日》（昨日まで ，出版于1913年）。
[3] 市川左团次、市川松茑，两人皆是当时有名的歌舞伎演员。
[4] 都是法国文体的一种。
[5] 禅门公案之一。有名老妇长期供养一名僧人，一日，老妇要其女儿拥抱僧侣来测试对方的悟性，结果僧侣回答：“就像依靠在枯木上，毫无温暖。”于是老妇人便把僧人住的茅屋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