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希望未能完全实现——我碰到的不仅是她们俩:虽然韦尔西洛夫不在,但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却坐在母亲那里,——她毕竟是外人。我那宽容的心态一下子去掉了一半。奇怪,在这类情况下,我这人怎么会这么快地变化无常;一粒沙子或一根头发,就足以把我的好心情驱散,代之以坏心情。遗憾的是,留给我的坏印象并不会这么快就被驱散,虽然我这人并不记仇。我走进去时,仿佛看到,母亲立刻中断了她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正在热烈进行的谈话。妹妹下班回来,只比我早到了一分钟,她还没来得及从自己的小屋里走出来。

这套居所由三间屋组成。大家平常起坐的中间那屋,或者叫客厅,相当大,也还像样。其中毕竟有几张放了软垫的红色长沙发,不过,已经磨损得很厉害(韦尔西洛夫不喜欢用沙发套),还有几块地毯、几张桌子和几张没用的茶几。其次是韦尔西洛夫的房间,在右边,又挤又窄,只有一扇窗户;其中放着一张很差劲的书桌,桌上堆放着几本不用的书和几封早已忘在脑后的文件,书桌前放着一把同样差劲的软椅,弹簧已断,尖角凸出,韦尔西洛夫经常被这尖角咯得叫疼,骂人。他就睡在这书房里,睡在这张软和的、也已用得十分破旧的长沙发上;他恨透了自己的这书房,而且,似乎,他在里面什么事也不做,他宁可无所事事地坐在客厅里,一坐就是几小时。由客厅出去,往左,也是同样的小房间,是母亲和妹妹睡觉的地方。通往客厅的是一条走廊,走廊的另一头则是厨房,厨娘卢克里亚就住在那里,她做饭的时候则油烟熏天,弄得满屋都是烧糊了的油烟味。因为这厨房的油烟味,有时韦尔西洛夫会大声地诅咒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也仅仅在这点上,我完全同情他的看法;我也恨透了这气味,虽然这气味并没有传到我屋里去:我住在屋顶下的一间明亮的阁楼上,要上去,就得爬一段非常陡峭和吱嘎作响的小楼梯。我那里值得一提的东西是——一扇半圆形的窗户,一个非常低的天花板和一张漆布面的长沙发,一俟过夜,卢克里娅就来给我铺上被褥,放上枕头,至于其他家具,只有两样东西——一张极普通的木板桌和一把满是破洞的藤椅。

话又说回来,我们家毕竟还保留着一些过去舒适生活的痕迹。比如,客厅里挂着一盏很不坏的瓷吊灯,墙上挂着一幅非常好的大型板画——德累斯顿圣母像,而在这对面,在另一面墙上,则挂着一幅珍贵的大照片——佛罗伦萨大堂的铜铸大门。这房间的犄角处,则挂着一个很大的神龛,里面供奉着几帧古老的祖传圣像,其中一帧(都是圣徒像)有一大袭镀金的银质衣饰,也就是母亲想拿出去抵押的那帧,而在另一帧上(圣母像上)则是一袭嵌有珍珠的天鹅绒衣饰。圣像前则挂有每逢节日前夜都要点亮的神灯。韦尔西洛夫对待圣像的态度(就它们的意义而言),显然十分淡漠,只在有时候,因神灯的光照在镀金衣饰上的反光,他才皱起眉头,显然在克制自己不要无端发作,仅止于微微抱怨道,这会损害视力的,但是尽管如此,他并没有阻止母亲点神灯。

我总是板着脸,默默地走进房间,眼睛望着屋角,有时候,进门也不向大家问好。我一向回来得比这回要早,她们就把饭菜端到楼上来给我吃。如今,我进屋后突然说了声:“您好,妈妈”,这是我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虽然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回我也未能强迫自己抬起头来看看她,而是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坐了下来。我感到很累,但是我并没有去想它。

“你这愣小子还同从前一样,进门时没规没矩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埋怨我道;过去她就爱对我骂骂咧咧,这已经成了我与她之间的常规。

“你好……”母亲回答,我向她问好,倒像使她不知所措似的。

“吃的早做好了,”她又加了一句,几乎有点难为情似的,“菜汤可能还没冷,肉饼我就叫卢克利娅拿来……”她开始急急忙忙地站起来想到厨房去,也许这整整一个月,我还是头一次忽地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我看到她那么急匆匆地站起来,伺候我,为我效劳,而在这以前我总是一再催促,让她快点。

“多谢,妈妈,我已经吃过了。如果不妨碍你们,我就在这里歇会儿。”

“啊……哪能呢……干吗呢,你尽管坐……”

“您放心,妈妈,我再不会顶撞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了。”我一下子打断了她的话。

“啊,主啊,他多么宽宏大量啊!”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叫道。“亲爱的索尼娅,——难道你还继续对他称您吗?他是谁呀,你对他这么恭恭敬敬,而且你还是他亲妈呢!瞧,在他面前,你整个人都忸怩不安起来,丢人哪!”

“如果您对我称你,妈妈,我自己也感到高兴。”

“啊呀……那好吧,就这样吧,”母亲急忙道,“我也不是一向这样,好吧,从现在起,我知道了。”

她整个脸都红了。有时,她的脸简直十分动人……她的脸很忠厚,但完全不是那种傻里傻气的样子,脸有点苍白,没有血色。她的双颊很瘦削,甚至有点凹陷,脑门上已经开始积聚起几道很深的皱纹,但是眼睛两侧还没出现鱼尾纹,眼睛相当大,很开朗,永远闪烁着一种平静而又安详的光,而这光打从最初的第一天起就吸引着我,使我对她抱有好感。我也喜欢看到她脸上毫无悲伤和受到损害之态的表情,相反,她脸上的表情甚至是很愉快的,如果她不是经常担惊受怕的话,其实,有时候这毫无必要,大可不必怕兮兮地,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有时这完全是无事忙,或者她常常惊惶地倾听别人说起的一个新的话题,直到她深信一切都平安无事,跟过去一样为止。一切都平安无事——在她心里就意味着“一切都跟过去一样”。但愿一切都没变,但愿没出现任何新鲜事,哪怕,甚至是好事!……可以想见,她小时候一定是受到什么惊吓。除了她的眼睛外,我还喜欢她那椭圆形的瓜子脸,如果她的颧骨能稍许窄一点,那似乎,不仅在她年轻时候,甚至现在,她也可以称得上是漂亮的。而现在,她还没到三十九岁,但是她那深褐色的头发里已经明显地蹿出了些许银丝。

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非常恼火地瞅了她一眼。

“对这么个小胖墩儿客气什么!在他面前还发抖!你太可笑了,索菲娅;你真让我看了生气,真是的!”

“啊呀,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现在干吗对他这么凶呀!该不是您在开玩笑吧,也许,是这样,对吧?”母亲看见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丝笑容,又加了一句。对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骂人,有时的确不能当真,可是她现在微微一笑(如果她真的笑了一下的话),当然,是冲我母亲笑的,因为她非常赞赏她的善良,而现在她无疑看到,因为我的孝顺,这时我母亲正感到十分幸福。

“偏偏在我进屋后说了句‘您好,妈妈’的时候(这是我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就跳出来骂人,当然,对此我不会不有所感觉。”最后,我认为有必要回敬她一句。

“你们想想,”她立刻又火了,“他还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德呢?因为你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表现出了一点儿敬意,就该向你作揖下跪吗?你进来时干吗瞅着房犄角?难道我不知道你经常冲她又吼又叫吗!你满可以向我也说声‘你好’嘛,我还给你换过尿布哩,我是你教母。”

不用说,我不屑回答。妹妹正好在这时候进来了,于是我赶快同她攀谈起来:

“丽莎,我今天看见瓦辛了,他问你好。他认识你?”

“是的,在卢加,在去年。”她十分自然地回答道,坐在我身旁,亲切地看了看我。我觉得,我向她讲到瓦辛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她腾的一下脸红了。妹妹长着一头金发,一头靓丽的金发,她的头发完全不像母亲,也不像父亲;可是眼睛,椭圆的脸型,却几乎跟母亲一模一样。鼻子笔直,不大,很端正;不过,还有一个特点——脸上有几粒细小的雀斑,这是母亲完全没有的。韦尔西洛夫般的相貌很少,除了纤细的腰身,并不矮小的身材,以及在举手投足步态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同我则一点都不像;两两相对,正好相反。

“我认识他们两三个月了。”丽莎又加了一句。

“你说的他们指瓦辛吗,丽莎?应该说他,而不是他们。对不起,妹妹,我纠正了你的错误,但是我觉得很难过,他们似乎完全忽视了对你的教育。”

“可是,你当着母亲的面说这样的话,也太低劣了,”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又火了,“你这是胡说,根本没有忽视。”

“我根本就没说到母亲的事,”我厉声插话道,“要知道,妈妈,我把丽莎看成是第二个您。在善良和性格上,把她培养得这么美,这么好,想必您自己从前就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从现在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我只是讲外表和风度,讲那些上流社会的蠢事,但是这又必不可少。我恼怒的只有一点,韦尔西洛夫听到你提到瓦辛时说他们,而不是说他,根本就不予纠正——他对我们是多么傲慢和满不在乎啊。正是这点使我的气不打一处来。”

“自己又粗又笨,像头熊,居然还教别人风度。以后不许你,先生,再当着母亲的面说‘韦尔西洛夫’长‘韦尔西洛夫’短的,有我在场也不许,——我受不了!”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两眼圆睁地喝道。

“妈妈,我今天领到薪水了,五十卢布,您收下吧,劳驾,给!”我走过去,把钱交给了她;她又立刻惊慌起来。

“啊呀,我不知道该不该拿!”她说,仿佛生怕碰到钱似的。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妈妈,如果你们俩承认我是这家的一分子,是儿子和哥哥的话,那……”

“啊呀,我对不住你,阿尔卡季,我得向你承认,我很怕你,怕……”

她说这话时带着一种胆怯而又巴结的微笑,我又不明白了,于是打断了她的话:

“顺便说说,您知道吗,妈妈?今天法院已经判决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和索科尔斯基家的那场官司?”

“啊,知道!”她叫起来,由于害怕,她举手当胸,合掌作恐惧状(她惯有的姿势)。

“今天?”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整个身子猛地抖了一下,“这不可能呀,他会先告诉我们的呀。他告诉你了?”她转过身来问母亲。

“啊,没有,没说是今天,没说这事。我担心了整整一星期。哪怕输了也不要紧,我也会祈祷上苍,只要心里能放下这块石头,跟过去一样就行。”

“那么说,他也没告诉您,妈妈!”我叫道。“这人呀,真是的!是对我们满不在乎和傲慢无礼的典范;我刚才怎么说来着?”

“怎么判决的,判决什么了?谁告诉你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气势汹汹地问道。“快说呀!”

“这不是,他不是自己回来了!他会告诉你们的也说不定。”我听见走廊里传来他的脚步声,说道,说罢便赶紧在丽莎身旁坐了下来。

“哥哥,看在上帝分上,别吓着妈妈了,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要忍让些……”妹妹对我悄声道。

“行,行啊,我就是因为这事回来的。”我握了握她的手。

丽莎很不信任地望了望我,她说的也对。

他扬扬得意地走了进来,得意得甚至认为根本无需隐瞒自己的心情。一般说来,在最近这段时间,他在我们面前已经习惯于熟不拘礼地畅所欲言了,不仅暴露自己做的坏事,甚至也暴露人人都害怕的荒唐的事;而且他也完全意识到,我们将会了解一切,直到最后一个细节。最近一年来,按照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说法,他在衣着上变得不修边幅了,很邋遢:他一向衣冠楚楚,但穿的都是旧衣服,不够讲究。这是实话,他情愿两天换一次内衣,这使母亲很难过;她们认为这是一种牺牲,这在那些忠心耿耿的女人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壮举。他戴的礼帽,一向都是那种黑色的宽边软礼帽;当他在门口脱礼帽的时候——他那十分浓密但又明显斑白的头发中,总会有一整绺头发在头上竖起来。我很爱看他脱帽时竖起的头发。

“你们好,大家全在座,连他也厕身其中?还在前屋,我就听到了他的声音,似乎,在骂我吧?”

他心情愉快的特征之一,就是开始挖苦我。自然,我没有回答。卢克里娅走进来,捧着一大纸袋买来的东西,放桌上。

“胜利啦,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官司打赢啦,至于上诉,当然,公爵家是不敢的。这场官司我打赢啦!我立刻就找人借了一千卢布。索菲娅,放下手里的活,别费眼神啦。丽莎,刚下班?”

“是的,爸爸。”丽莎挂着亲切的笑容,回答道。她管他叫父亲;我是无论如何不肯屈从的。

“累了?”

“累了。”

“把活辞了,明天不干了,彻底辞了。”

“爸爸,我这样做不好。”

“请你……我非常不喜欢女人干活,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

“怎么能不干活呢?居然让女人不干活!……”

“我知道,知道,这一切都很好,也很对,我预先表示同意;但是——我主要指手工活。您想想,这似乎是我童年时代一种病态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印象。在我小时候五六岁时的模糊记忆里,我经常会想起(当然是厌恶地想起)——围着一张圆桌,一群聪明的女人,一本正经地板着脸,仿佛在选举教皇似的,剪刀呀,布料呀,纸样呀,以及时装图片呀,等等。大家在七嘴八舌地讨论和商量,一本正经地、慢条斯理地摇着头,又是量又是算的,准备裁剪。所有这些那么喜欢我的脸,——突然变得高不可攀;我一淘气,就立刻过来把我领走。甚至我那可怜的保姆,一边用手拉着我,一边对我的喊叫和撕扯不予理解,只是聚精会神地看着和听着仿佛天堂极乐鸟般的歌唱。正是这些聪明女人的严肃表情,以及开始裁剪的神气活现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甚至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就感到痛苦。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非常爱裁剪!不管这多么符合贵族的气派,我还是更喜欢根本不干活的女人。我不是说你,索菲娅……哪能呢!女人即使不干活,也有巨大的魅力。话又说回来,这,你也是知道的,索尼娅。足下高见,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大概不赞成吧?”

“不,没什么,”我回答。“‘女人具有巨大的魅力’这话说得尤其好,我不懂您干吗要把这跟干活连在一起?至于没有钱不干活不行——您自己也知道。”

“但是现在够咱们花的了,”他转过头去对我妈妈说,她满脸喜形于色(当他转身同我说话时,她全身都打了个哆嗦),“至少开始的时候,不要让我看见你们在做手工活,为了我,我求你们了。阿尔卡季,你是当代青年,大概也有点社会主义思想吧;好,那你信不信,我的朋友,最喜欢游手好闲的人——恰恰是出身于永远干活的劳动人民。”

“也许,最喜欢休息吧,而不是游手好闲。”

“不,正是游手好闲,完完全全,什么事情也不干,这就是他们的理想!我认识一位永远的劳动者,虽说并非出身平民;他是一个思想相当发达的人,善于概括和总结。他整个一生,也许每一天都在心向神往地幻想什么时候能过上完全游手好闲的生活,可以说吧,他把理想发展到绝对——发展到无边无际的独立,发展到幻想的永远自由和无所事事的静观默想。就这样,一直到他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病入膏肓,不治身亡,死在了医院。我有时候认真地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关于劳动是享受,是那些无所事事的好心人杜撰出来的。这是上世纪末的一种‘日内瓦思想’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前天我从报纸上剪下一则启事(他从坎肩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这是数不清的‘大学生’中的一个,他们懂古典语言和数学,愿意外出授课,上阁楼或上任何地方。现在请听:‘兹有女教师愿为各类学校(请听:各类)的报考者补习功课,并教算术’,——就一行字,但这行字是经典的!为各类学校的报考者补习功课——岂不是也包括算术课吗?不,她特别标明算术。这——这已经是纯粹的饥饿,已经是需要的极限了。这里,正是这种退而求其次的说法令人感动:显然,她从来没想过要去当女教师,而且她也未必能教什么课。但是,要知道,她宁可跳河自杀,也要把最后一个卢布送去报馆,拿去登报,说她愿为各类学校的报考者复习功课,此外,她还能教算术。Pertuttomondoeinaltrisiti。”

“啊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帮帮她吧!她住哪?”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惊呼道。

“唉,这种人多了去了!”他把求职信塞进口袋。“这纸包里全是好吃的——有你的,丽莎,也有您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索菲娅和我,我们不喜欢甜食。没准也有你的,年轻人。全是我亲自到叶利塞耶夫商店和巴雷商店买的。正如卢克里娅所说,我们已经‘挨饿’挨得太久了(注意,我们还从来没有人挨过饿)。这里有葡萄、糖果、洋梨和草莓饼,我甚至还买了些上好的果子酒,还有松子儿。有意思的是,我从小到现在就爱吃坚果,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而且,您知道,应该是那些最普通的坚果。丽莎随我;她也跟松鼠一样爱嗑松子儿。但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再没什么比这更美的了,有时候,在众多的童年回忆中,你会无意中想象自己在树林中,在灌木丛里,采摘坚果的那些瞬间……已是几乎应该是秋雨绵绵的日子了,但风和日丽,有时候空气是那么新鲜,你躲在草木丛生的地方,信步走进树林,散发出一股树叶的清香……我看到,在您的目光里似乎有某种表示同感的表情,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我童年的头几年,也是在乡下度过的。”

“怎么,要知道,您好像是住在莫斯科的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您回国的时候,他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安德罗尼科夫家;而在那以前,他住在您已故的姑姑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家,在乡下。”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接口道。

“索菲娅,给你钱,你先收起来。有人答应过几天再借给我五千。”

“那么说,公爵家已毫无希望了?”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问。

“毫无希望,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

“我一向支持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支持你们全家,我是你们的通家之好,但是,虽说公爵家对我是外人,可我还真可怜他们。您别生气,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我无意同他们瓜分,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

“您当然知道我的想法,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如果您一开始就建议同他们对半平分,他们也就不会打这官司了;现在,当然,说也晚了。不过,我也不敢妄加评论……我这样说,是因为死者在自己的遗嘱里,恐怕不会把他们漏掉的。”

“如果他们会办事,知道该怎样写遗嘱的话,不仅不会漏掉他们,恐怕全留给他们也说不定,漏掉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但是现在法律站在我一边——这就是结果。我不能,也不想分给他们,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他说这话的口气甚至是恶狠狠的,这在从前很少见。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闭上了嘴。母亲则有点伤感地垂下了眼睛:韦尔西洛夫知道,其实她是赞成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意见的。

“这是因为他忘不了他在埃姆斯挨的那记耳光!”我心中寻思。克拉夫特给我拿来的、当时放在我口袋里的那份文件,如果落到了他手里,恐怕就要遭殃了。我突然感到这一切成了我的一个累赘,这想法再加上其他等等,当然,都对我起着刺激作用。

“阿尔卡季,我希望你能穿得好一些,我的朋友;你穿得不坏,但是,为今后着想,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很好的法国裁缝,他的做工非常认真,而且很有审美力。”

“我请您以后不要再给我提这一类建议了。”我突然发作。

“这又怎么啦?”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低人一等,但是我们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相反,甚至意见分歧,因为最近,也就是说明天吧,我就要辞职不到公爵家去了。因为我看不出那里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去做。”

“你去,陪他坐坐,这就是事儿!”

“这样想是低下的。”

“我不明白;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你那么爱面子,你可以不拿他的钱呀,只管去就成了。你会使他非常难过的;他已经离不开你了,请相信……不过,随你便……”

他显然感到不高兴。

“您说别向他要钱,可是承蒙关照,我今天做了件等而下之的事:因为您没有事先交代,我今天向他索取了一个月的薪水。”

“既然你已经这么做了;不瞒你说,我还以为你不会向他要钱呢;不过,你们一个个现在也太精明了!现如今,已经没有年轻人了,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

他愤愤不已;我也非常恼火。

“我本来想同您清算一下旧账……这是您逼我的,——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正好,索菲,你立刻把阿尔卡季的六十卢布还给他;我的朋友,这么匆匆地跟你结账,请勿见怪。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你脑子里正在筹划一件大事,你需要……流动资金……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吧。”

“我不知道我脸上的表情怎样,但是我怎么也没料到,妈妈会把这钱的事告诉您,尽管我一再请她别说。”我两眼冒火地看了看母亲,说不出我当时有多生气。

“阿尔卡沙,亲爱的,请你原谅,看在上帝分上,我无论如何不能不告诉……”

“我的朋友,别责怪她向我公开了你的秘密,”他转过身来,对我说道,“再说,她完全是好意——无非是做母亲的想夸耀一下儿子的孝心。但是,请你相信,即使她不说,我也能猜到你是个资本家,手里有钱。你的全部秘密都在你那诚实的脸上写着。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我对您说过,他有‘自己的思想’。”

“别拿我诚实的脸来说事,”我继续发作道,“我知道,您虽然在别的事情上鼠目寸光,可是却往往能看透一些事,——我赞赏您的洞察力。不错,我是有‘自己的思想’。您这么说,当然纯属偶然,但是我并不怕承认:我的确有‘思想’。我不怕,也不害臊。”

“主要是,毋须害臊。”

“可是我永远不会向您公开。”

“也就是说,你不屑向我公开。那就不公开吧,我的朋友,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至少这是:

“我要远走高飞,

“躲进荒漠……

“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我的想法是——他想……成为罗斯柴尔德,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吧,然后远走高飞,得道升天。不用说,他会慷慨大度地给你们(包括您)留下一笔赡养费,——至于给我,恐怕就未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刚一看见他,他就不见了。他就像我们看到的一弯新月——刚一露面,就下山了。”

我心里怦地一跳。当然,这一切纯属偶然: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讲的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虽然我曾经提到过罗斯柴尔德。但是他怎么能这么准确地看准我的心思呢:跟他们一刀两断,然后远走高飞?他已经预先猜到了一切,于是他就想先用他的玩世不恭来玷污事实的悲剧性。至于说他愤愤然,非常生气,那是毫无疑问的。

“妈妈!请原谅我刚才发火了,再说,即使你不说,也瞒不过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开始佯笑,竭力想把一切暂时打乱,归之于玩笑。

“你能笑,我的亲爱的,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简直难以想象,每个人用这办法赢得了多少好处,哪怕是表面上的。我说这话是非常严肃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他总是摆出一副样子,似乎他心里装着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似的,由于这情况,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我严肃地请求您放谦虚一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你说得对,我的朋友:但是必须一劳永逸地把话说透,免得以后又回过头来旧话重提。你从莫斯科来看我们,就为了立刻大吵一场——这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你此来的目的。至于您这次来是为了用什么事情来使我们大吃一惊,——关于这,我自然就不提了。接着,整整一个月,你在我们这儿住,而又对我们嗤之以鼻,——然而,你显然是个聪明人,既然聪明,那就应该把这种对人嗤之以鼻的态度,让那些由于自己无能,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报复他人的人去干。你总是藏着掖着,真人不露相,可是你那诚实的面孔和红红的脸蛋,就足以证明,你完全可以坦坦荡荡地看着别人的眼睛。他有疑心病,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大家现在都犯起了疑心病呢?”

“如果你连我在哪长大的都不知道,——您又怎么知道一个人为什么犯起了疑心病呢?”

“这就是谜底:你不高兴的是,因为我可能把你在哪长大的事都给忘了!”

“根本不是,您就别把这种傻念头硬往我身上贴了。妈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刚才夸我笑了:那咱们就笑吧——干吗这样干坐着!我给你们讲几件关于我的笑话,你们爱听吗?更何况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对我的坎坷经历还一无所知呢。”

我一提起来就有气。我知道我们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了,一走出这家门,我就永远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了,——正因为如此,我才在离家出走的前夜,再也忍受不下去。是他自己逼我,让我走到这结局的。

“这当然太好了,如果这的确很可笑的话,”他目光锐利地注视着我,说,“我的朋友,你在你长大的地方变得有些粗鲁了,不过,你仍旧很懂礼貌。他今天很可爱,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做得很好,终于把这个纸包打开了。”

但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皱着眉头,甚至都没有转过身去对他的话作出反应,而是继续拆纸包,并把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一摆到递给她的盘子里。母亲也完全莫名其妙地坐在那里,当然,她明白,也预感到,我们家可能要出事了。妹妹则再一次捅了捅我的胳膊肘。

“我只是想讲给你们大家听听,”我以一种十分随便的姿态开口道,“讲讲一个父亲怎么第一次跟自己可爱的儿子见面的;这事正是发生‘在他生长的地方’。”

“我的朋友,这……不会很枯燥吗?你知道:touslesgenres……”

“别皱眉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完全不是您想的那样。我无非是想让大家笑笑罢了。”

“愿上帝能听见你说的话,我的亲爱的。我知道你爱我们大家,而且……不想扰乱我们这个晚会。”他有点做作和漫不经心地嘟囔道。

“当然,您现在也从我的脸上看得出来我是爱你们的?”

“是的,从脸上也多少看得出来。”

“唔,而我从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脸上早就看得出来她爱上我了。不要这样恶狠狠地望着我,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还是笑好!还是笑好!”

她突然向我转过头来,目光锐利地盯着我,看了大约半分钟。

“你要小心!”她举起一根手指威胁我,但神态十分严肃,根本不像冲我刚才说的愚蠢的玩笑而来,而是在另一种什么事情上警告我:“你是不是想开战啊?”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难道您真不记得咱俩生平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吗?”

“上帝作证,我忘了,我的朋友,我打心眼里觉得抱歉。我只记得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发生在什么地方……”

“妈妈,而您是不是记得,当时您住在乡下,住在我长大的地方,似乎,一直到我长到六七岁的时候,主要是您是否当真什么时候在乡下住过,或者我只是在梦中仿佛看到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您似的?我早就想问您了,有没有这事,可总是开不了口;现在恰好机会来了。”

“那还用说吗,阿尔卡申卡,那还用说吗!是的,我在那里,在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家做过三次客;我第一次去时,你才满周岁,第二次去时——你已经三岁多了,而后来——你已经过六周岁了。”

“这就对了,我整整一个月一直想问您这件事。”

母亲由于回忆的波澜汹涌而来,猛地涨红了脸,接着又动情地问我:

“阿尔卡申卡,难道那时候你就记住了我的样子吗?”

“我什么也不记得,也不知道,但是,你脸上的某种神态留在我心里,使我终生难忘,此外,还留下一个认知,你是我母亲。这整个农村,我现在仿佛在梦中见过似的,我甚至连我的保姆都忘了。这个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我之所以还有点记得她,也仅仅因为她常闹牙疼,脸上总绑着纱布。我还记得屋旁有许多大树,好像是椴树,然后就是有时候强烈的阳光照进敞开的窗户、种满鲜花的花圃和林间小道,而妈妈,我清楚地记得的只是在那一瞬间的您,即在那儿的教堂里有一回领圣餐的时候,您把我举起来接受圣餐、吻圣杯的那一刹那;那时是夏天,有一只鸽子飞过穹顶,从一扇窗户飞到另一扇窗户……”

“主啊!当时就是这样的呀,”母亲举起手来一拍,“连那只鸽子我也记得很清楚。你在吻圣杯前猛地激灵了一下,叫道:‘小鸽子,小鸽子!’”

“您的脸,或者这脸的某种表情,就非常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了,直到四五年以后,在莫斯科,我立刻就认出了您,虽然那时候谁也没有向我说起过您是我母亲。而当我第一次见到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之后,人家就把我从安德罗尼科夫家带出来了;我在他们家,直到那以前,一直平静而快乐地过了五年。他们家住的那套公房,直到每个细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所有那些太太们和姑娘们,她们现在大概都老了,还有她们全家人和安德罗尼科夫本人,他怎么把整包整包的食品,鸡呀,鱼呀,乳猪呀,等等,亲自从城里带回来,而在饭桌旁,他总爱代替自以为了不起的太太,给我们一份份地舀菜汤,而我们全桌人总爱就这事取笑他,而他总是头一个先笑。在那里,小姐们教会了我说法语,但是我最爱的还是克雷洛夫寓言,他的许多寓言我都会背,而且每天都要直接跑到安德罗尼科夫的小书房里,不管他有空没空,都要朗诵一篇寓言给他听。就这样,就因为朗诵寓言,我认识了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看出来,您开始有点记起来了。”

“多少记起来了点,我的亲爱的,正是你那时候给我讲了一则故事……好像是寓言,或者《聪明误》里的什么故事?你的记性真好,真了不起!”

“记性!那还用说!这件事我记住了一辈子。”

“好了,好了,我的亲爱的,你甚至勾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

他甚至笑了笑,母亲和妹妹也跟在他后面笑了起来。又恢复了相互间的信任,但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把一件件糖果、点心摆在桌上以后,在屋角里坐了下来,继续用不怀好意的目光注视着我。

“后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我继续道,“突然有一天上午,我童年时代的朋友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来接我了(她总是在我的生命中突然出现,就像戏里似的),用马车把我带走,来到一个老爷家,走进一套豪华的房间。您那时下榻在法纳里奥托娃家,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她的一座空宅里(这宅子是她从前向您买的,她当时在国外)。我一向穿的都是夹克衫;这时候突然让我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蓝色常礼服和上好的内衣。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那天一整天都围着我转,给我买了许多东西,我则一直在所有的空屋里走来走去,碰到镜子就对镜顾盼。就这样,到第二天上午十时许,我正在这套房间里溜达来溜达去,突然完全无意识地走进您的书房。其实,我在头天晚上就看见您了,那时我刚来,但只是匆匆一瞥,在楼梯上。您正下楼,准备坐上马车到什么地方去;您那时是独自一人来莫斯科的,在长时间地离开这里后,仅在此作短暂停留,因此到处都争相迎候,您几乎不在家住。您遇到我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之后,只是拖长声音,说了一声:啊!甚至都没停下脚步。”

“他带着一种特别的爱来描写,”韦尔西洛夫对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说;她扭过身子没有回答。

“我像现在看见您那样看到那时的您,红光满面,英俊潇洒。在这九年中,您惊人地变老了,变丑了,请原谅我的这种坦率,不过,您那时也已经三十七岁啦,但是我望着您甚至都望出了神:您那头发令人惊叹,几乎完全是黑的,而且黑得发亮,没有一丝儿白发;胡须和两侧的络腮胡,就像首饰般经过精心加工过似的——舍此,我实在没法表达;脸呈乳白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显出病态的苍白,就像现在令嫒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样(我有幸在不久前见到过她);炯炯有神的深色眼睛,雪白发亮的牙齿,特别是在您笑的时候。那天,我走进去后,您把我打量了一番,就大笑起来;当时我的识别能力还很差,但是看到您的笑容,我的心还是蛮开心的。那天上午,您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天鹅绒上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紫红色围巾,上好的衬衫上镶有一圈阿朗松的花边,您站在镜子前,手里拿着一个剧本,正在边练习边朗诵恰茨基的最后的独白,尤其是最后一声呼喊:给我备车,备车!”

“啊,我的上帝,”韦尔西洛夫叫道,“还当真有这么回事!当时,因为日雷科病了,尽管我在莫斯科停留的时间不长,我还是答应在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维托夫托娃家的家庭舞台上扮演恰茨基!”

“难道您忘了?”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笑道。

“他提醒了我!我得承认,当时的那几天也许是我整个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大家还那么年轻……,那时大家都热切地期望……那时我在莫斯科出乎意外地遇见了那么多……但是,你接着说下去,我的亲爱的:这回,你做得很好,那么详细地让我回忆起了……”

“我站着,望着您,忽然喊道:‘啊,多好呀,真正的恰茨基!’您突然向我转过身来,问道:‘难道你已经知道恰茨基了?’——说罢,您就坐到沙发上,开始喝咖啡,心情好极了,——我真想热烈地亲吻您。这时,我告诉您,安德罗尼科夫家的所有人都读过很多很多书,而小姐们还会背诗,许多诗她们都会背,至于《聪明误》,有几场戏她们还经常你一句我一名地练台词,上星期,每天晚上,大家还聚在一起,朗诵《猎人笔记》,而我最喜欢克雷洛夫的寓言了,还会背。您就让我随便背一首寓言给您听,我给您背的是《一个待嫁的姑娘》:

“一个待嫁的姑娘,想找个如意郎。”

“没错,没错,现在我全记起来了,”韦尔西洛夫又叫起来,“但是,我的朋友,我也清晰地想起了你:你当时是那么可爱,甚至是那么活泼、机灵的一个小屁孩,我敢发誓,这九年中,你也大不如前啦。”

这时所有的人,连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在内,都笑了。很清楚,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开玩笑,并且因为我剌了他一句,说他变老了,他就用同样的调侃“报复”我。大家都十分开心;而且说得妙趣横生。

“我一边背,您一边笑,但是我还没背到一半,您就让我停下来,摇了一下铃,吩咐进来的仆人有请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立刻笑容满面地跑了进来,笑得我差点都认不出她来了,虽然头天晚上我还见过她。当着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面,我又从头背诵《一个待嫁的姑娘》,而且一直背到完,背得好极了,连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也微微一笑,而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甚至大声叫了声‘好!’您还热情地说,要是我能背《蜻蜓与蚂蚁》,那就更不足为奇了,因为一个乖巧的孩子,在我这年龄,肯定能背得十分精彩,但是能背这首寓言:

“一个待嫁的姑娘,想找个如意郎,

“这并没有错呀……

“‘你们听,他怎么背来着:“这并没有错呀”!’总之,您十分欣赏。这时,您突然跟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说起了法语,她立刻皱起眉头,开始反驳您,甚至发起火来;但是,因为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想要做什么,别人是没法违拗的,所以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就急急忙忙地把我领到她自己的房间:在那里给我重新洗了脸,洗了手,换了内衣,抹了雪花膏,甚至还给我卷了头发。然后,傍晚,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自己也打扮起来,打扮得相当华贵,打扮得出乎我的意料,接着,她就带我坐上马车,出去了。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去看戏,去看维托夫托娃家的业余演出;灯烛辉煌,一盏盏枝形吊灯,女士们,将军们,武官们,妙龄少女们,大幕,以及一排排椅子——我今生今世还从来没见过类似的排场。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在后排占了个最不起眼的位置,坐了下来,并让我坐在她身旁。当然,那里也有些像我一样的孩子,但是我已经顾不上看别的东西了,我凝神屏息地等着看演出。等您出场的时候,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简直大喜若狂,喜极而泣,——为什么,由于什么,我也弄不清。干吗要喜极而泣呢?——后来,在这九年中,每当我想起这事,我就觉得奇怪!我屏住呼吸,紧张地注视着剧情的发展;当然,其中我只看懂一点,她对他变了心,那些愚蠢的、抵不上他一根脚趾头的人却在笑话他。当他在舞会上朗诵那段独白的时候,我明白他受到了伤害和侮辱,他在指责所有那些卑鄙小人,但是他怎样呢——伟大,伟大!当然,我在安德罗尼科夫家受的教育,我对该剧的理解,但是——还有您的演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是头一次看戏!在舞会快散场时,恰茨基一声吆喝:‘给我备车,备车!’(而您吆喝得多好呀),我从座位上忽地站了起来,全场掌声雷动,我也跟大家一起热烈鼓掌,拼命叫‘好’。我清楚地记得,就在这一瞬间,从我背后,‘在腰的下部’,像针扎似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狠狠地拧了我一下,但是我视若无睹,毫不在乎!不用说,《聪明误》一演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就立刻带我回家了:‘你总不至于要留下来跳舞吧,就因为你,连我也不能留下,’您在马车上,一路嘟嘟囔囔地埋怨我,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一整夜我都在说胡话,而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已经站在您的书房门口了,但是书房门虚掩着:您屋里有人,您正在跟他们谈事儿;后来您又突然出去了一整天,一直到深夜才回来——就这样,我都没能见到您!那时候,我到底想跟您说什么呢——现在当然忘了,即便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想说什么,但是我却热切地希望能尽快见到您。而第二天一早,从八点起,您就出发到谢尔普霍夫去了:您当时刚卖掉您在图拉省的领地,以便清偿债务,但是您手头毕竟还保留着一大笔诱人的巨款,这就是您那时枉驾到莫斯科来的原因,而在这以前,因为怕人逼债,您是不会到那里去的;当时,在所有的债主中,就有这么一个叫谢尔普霍夫的混蛋,不同意用半数来清偿全部债务。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甚至都不屑回答我的问题:‘不关你的事,后天我就送你上寄宿学校去;准备一下,把自己的练习本拿好,把书整理好,同时要养成自己收拾衣箱的习惯,您总不能长成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吧,先生’,还有这般那般的,在这三天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就这么没完没了地数落我。后来的结局是把我送进了寄宿学校,把一个爱上您而且天真烂漫的孩子送到了图沙尔手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就算是凑巧,咱俩稀里糊涂地遇上了,可是,您信不信,后来,已经过了半年,我还念念不忘地想从图沙尔那儿逃跑,逃出去找您!”

“你讲得很好,而且使我生动地想起了一切,”韦尔西洛夫一字一顿地说道,“但主要是,你的故事使我十分诧异,其中竟有这么多古怪的细节,比如说我欠了许多债。我们且不说这些细节已经有伤大雅,我不明白,这些细节你到底是怎么搜集到的?”

“细节?怎么搜集到的?我再说一遍,这整整九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您的各种细节。”

“真是奇怪的供认和奇怪的消磨时间的方法!”

他转过身子,半躺在安乐椅上,甚至还稍微打了个哈欠,是不是存心,我不知道。

“怎么样,继续说下去?继续讲我怎么想从图沙尔那儿逃跑,去找您?”

“不许他讲,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让他闭嘴,把他赶出去。”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发作道。

“不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韦尔西洛夫威严地回答道,“阿尔卡季显然有什么打算,因此必须让他把话说完。您就让他说吧!说出来了,也就卸下了包袱,对他来说,主要是要把肩上的这包袱给卸下来。开讲吧,我的亲爱的,开始说你的新的经历,我只是说:新的经历;你不用担心,我知道它的结局。”

“我逃跑,也就是我想逃出去找您,这事很简单。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记得不记得,我入学后过了约莫两星期,图沙尔给您写过一封信,——不记得了?后来,这封信,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给我看过,它也在已故的安德烈尼科夫的文件里。图沙尔忽然醒悟过来,他收的学费太少了,因此他在自己的信中向您‘郑重’宣告,在他的学校里受教育的都是公爵和枢密官们的子弟,因此他认为收留一个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做学生,有失他的学校的身份,除非给他加钱。”

“Moncher,你本来可以……”

“噢,没什么,没什么,”我打断道,“我不过是稍许说两句关于图沙尔的事。您答复他的时候,已经过了两星期,您已经下乡,您是从乡下给他回信的,您坚决拒绝了。我记得,当他跑进我们教室时,满脸涨得通红。这是一个十分矮小、长得十分结实的法国佬,年约四十五岁上下,的确出身巴黎,不用说,是出身鞋匠,但是很早以前他就来到莫斯科,正式担任法语教师,甚至还有文职官衔,为此我曾经感到非常骄傲,——不过,这是一个非常不学无术的人。至于我们这些学生,在他那里,一共就六名;其中倒的确有一个学生是莫斯科某枢密官的什么外甥,而我们全都住在他家,完全像是他的家庭成员,而且大半由他夫人来照管;他夫人是某个俄国官吏的女儿,是个惯会装腔作势的女人。在这两周内,我在同学们面前大大地摆阔了一番,自吹自擂地夸耀我有一件蓝色的常礼服,和我有一个好爸爸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他们问我,为什么我姓多尔戈鲁基,而不是姓韦尔西洛夫。——我一点都不感到尴尬,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几乎用威胁的声音叫了一声。相反,我母亲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她显然希望我继续说下去。

“Ce图沙尔……现在我还真的想起来了,这是一个十分矮小和手脚不肯停的主儿,”韦尔西洛夫懒洋洋地嘟囔道,“但当时却有人向我大力推荐他……”

“Ce图沙尔手里拿着信,走到我们坐的那张大橡木桌子跟前(当时我们六个人都坐在这桌旁背诵什么东西),紧紧地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把我从椅子上拽了出来,又吩咐我拿起自己的练习本。‘你的位置不在这里,在那里。’他向我指了指由前室往左的一间很小的屋子,那里只有一张普通桌子,一把藤椅和一张漆布面的长沙发——就像我现在住的楼上那间阁楼一样。我惊奇地搬了过去,心里很胆怯:还从来没人对我这么粗暴过。过了半小时,当图沙尔走出教室后,我又跑过去与同学们眉来眼去地耍笑;当然,他们在笑我,但是我没有察觉,还以为我们笑是因为我们开心。这时候,图沙尔猛地冲进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就把我往外拽。‘不许你跟贵族子弟坐一起,你出身卑贱,跟用人差不多!’接着他就非常疼地朝我那胖乎乎的、红红的脸蛋上打了记耳光。他顿时觉得,这很解气,于是又打了第二下,第三下。我放声大哭,我感到十分惊奇。我用两手捂着脸,坐了整整一小时,哭呀,哭呀,哭个不停。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明白,一个像图沙尔这样并不是坏人的人,一个甚至十分拥护俄国农民解放的外国人,竟会打一个像我这样的傻孩子。然而,我只是感到惊奇,而不是感到受了侮辱。当时,我还不会感受侮辱。我觉得,我可能是做了什么坏事,淘气了,但是只要我改了,他们就会原谅我,于是我们大家又会忽然变得很开心,又可以到院子里去玩耍,又可以十分快乐地生活了。”

“我的朋友,要是我知道这事……”韦尔西洛夫拖长了声音说,脸上露出一丝有点疲乏的人的漫不经心的笑容,“不过,这个图沙尔也真混蛋!不过,我还是没有失去希望,希望你能设法振作起来,终于能原谅我们这一切,那咱们又可以和和美美地过日子了。”

他毫不含糊地打了个哈欠。

“我又没有责怪您,根本没有呀,而且,请相信,我并不抱怨图沙尔!”我叫道,有点语无伦次,“再说,他打我也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我记得我总想用什么办法去讨好他,跑过去吻他的手,一边吻一边哭。同学们都笑话我,看不起我,因为有时候图沙尔便开始趁机利用我做他的奴仆,让我在他穿衣的时候给他递衣服。这时,我的奴性就本能地对我起了作用:我拼命巴结他,一点也不感到屈辱,因为我还不懂什么叫屈辱,甚至直到现在,我还感到奇怪,当初我竟会笨到这样的地步,竟不懂得我和他们大家是不平等的。不错,同学们当时已经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是个很好的教训。到后来,图沙尔已经不爱打我的耳光了,他更爱从背后用膝盖顶我的屁股,而过了半年,有时候甚至还对我很亲热;只是间或,每月一次,他肯定会揍我一顿,为了提醒我,别忘乎所以了。很快,他也让我和其他孩子坐一起了,也让我同他们一起玩了,但是,在这整整两年半中,图沙尔一次也没有忘记我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虽然不很经常,但还是常常使唤我替他做这做那,我想,他这样做,正是为了提醒我别忘了我是谁。

“我逃跑,也就是说我想要逃跑,已经是在这两个月之后又过了五个月的时间。一般说,我这人一辈子都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当我躺到床上,钻进被窝,我就开始想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而且只想您一个人;我也莫名其妙这究竟是怎么搞的。我甚至做梦都梦见您。主要是我一直在热切地盼望,有一天,您会走进来,我扑到您身上,您就会把我带走,离开这鬼地方,把我带到您那儿,带进那间书房,于是我们又可以去看戏了,等等,等等。主要是我们再不分开了——这才是最主要的!可是第二天一早,睡醒过来,又忽然开始了同学们的嘲笑和蔑视;其中有个人甚至还干脆打我,硬逼我把靴子递给他,替他穿靴子;他用最难听的话骂我,尤其是竭力向我说明我出身低微,给所有的听众寻开心。后来,图沙尔这人终于出现了,我心里便油然升起一种忍无可忍的感觉。我感到,这里的人是永远不会原谅我的,——噢,我已经开始稍许懂得,他们不能原谅我的到底是什么,而我又究竟错在哪!于是我终于决定要逃跑。我朝思暮想地足足幻想了两个月,终于拿定了主意;那时是九月。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同学们都回家过周末了,这时我就悄悄地、仔细地包了一个包袱,带上我最必需的东西;钱我有,两个卢布。我想等到天黑:‘那时候我就下楼,’我想,‘先走出去,然后就远走高飞。’到哪去呢?我知道,安德罗尼科夫已经搬到彼得堡去了,于是我决定先去找到法纳里奥托娃住在阿尔巴特街的那座公寓;‘夜里就随便找个地方度过一宿或者坐一宿,到早晨,再在那栋公寓的院子里随便问个什么人:现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住哪儿,如果不在莫斯科,那在哪座城市或者哪个国家?没准,会告诉我的。我就去找他,然后就在另一个什么地方随便问个人,应当出哪个城门,如果必须到某某城市去,那我就先出城,然后再走呀,走呀。我要一直走下去;要过夜,就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在灌木丛里过一夜,而吃,那我就只吃面包,两个卢布的面包足够我吃很长时间了。’但是,星期六,怎么也跑不出去;不得不等到第二天,到星期天再说,好像故意安排好了似的,图沙尔和他老婆星期天到什么地方去了;全家就只剩下我同阿加菲亚两个人。我苦苦地等待天黑,我记得,我坐在我们那间客厅的窗前,看着满是木屋、尘土飞扬的街道,以及不多的几个行人。图沙尔住的地方很偏僻,从窗子里就看得见城门:该不是就是这城门吧?——我恍恍惚惚地想。太阳正在下山,红红的,天很冷,风很大,就像今天这样,刮起了沙尘暴。天终于全黑了,我站在圣像前,开始祈祷,不过要快,要快,我急忙付诸行动;拿起包袱,踮起脚尖,从吱嘎作响的我们的楼梯上下来,心里直打鼓,可别让阿加菲亚在厨房里听见我的脚步声。房门用钩子钩上了,我开了门,突然——漆黑的夜,黑糊糊地展现在我面前,像一大片无边无际、不可知的凶险,而北风吹来,猛一下刮走了我的帽子。我已经走出了门;但是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个骂骂咧咧的行人走过,发出嗄哑的、醉醺醺的吼叫;我站住了一会儿,看了看,又悄悄地回来,悄悄地上了楼,悄悄地脱了衣服,放下包袱,脸朝下趴在床上,既没有流泪,也没有思想,于是就从这一刻起,我开始懂得一个道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我认识到,我除了是个奴才以外,还是个懦夫,于是,也就从这一刻起开始了我真正的、正确的成长之路!”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现在我算把你看透了,看得透透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猛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她那么猝不及防地跳起来,我毫无准备,“你不但那时候是个奴才,现在也是个奴才!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如果送你去当鞋匠,那又费他什么事?甚至是对你做了件大好事,让你学会一门手艺!谁会为了你向他提出更多的请求或者要求呢。你父亲马卡尔·伊万内奇不仅请求,几乎是要求,不要把你们,把他的孩子从下等人里提拔上来。不,你丝毫不珍惜他把你培养到能够上大学,而且通过他,你又得到了种种权利。你瞧,同学们逗了他……他就发誓要向整个人类报仇……你呀,真是个浑球!”

我得承认,我对她的这一举动感到很吃惊。我站起来,一时间看着她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要知道,的确,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对我说了一些我过去闻所未闻的话,”我终于坚定地回过头去对韦尔西洛夫说,“的确,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奴才,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仅仅满足于韦尔西洛夫没有把我送去当鞋匠;甚至这‘种种权利’也没能打动我,我要的是整个韦尔西洛夫,我要的是父亲……这才是我要求的——我怎么不是奴才呢?妈妈,您在我心头已经八年了,您当时独自一人到图沙尔中学来看我,当时我接受了你,但是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事了,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不让我说下去。明天见,妈妈,也许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倒说说,假如我绝不容许一个人的妻子还健在,却停妻另娶他人,难道我还是个十足的奴才吗?要知道,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埃姆斯就差点没干出这种事来!妈妈,如果您不想跟丈夫待在一起,因为这丈夫明天就会娶别人为妻,那您要记住,您还有个儿子,他已经承诺要永远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您要记住,咱们可以一起离开,不过有个条件:‘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您愿意吗?我并不是要你立刻回答;因为我知道,对这样的问题,是没法立刻回答的……”

但是我未能把话说完,首先因为我太激动了,心慌意乱。母亲的脸变得煞白,好像骤然失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提高了嗓门,说了一些什么话,说了很多,因此我都听不清她到底说什么了,她用拳头捶了我两下,捶我的肩膀,我只记得,她大声嚷嚷,说我的话“是造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无中生有”。韦尔西洛夫一动不动地坐着,很严肃,毫无笑容。我拂袖而去,回到楼上。最后目送我走出房间的是妹妹责备的目光;她望着我的背影,严厉地摇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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