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开始列举切尔年科的罪状：不注意集团军报纸的工作，不理解它的重要性，把许多工作都推给副主任去干，甚至最近一次根据五一二号指令召开的政工会议他也不亲自主持，而是把工作交给了副主任，自己却在集团军的后勤部门闲逛。对政治汇报很不重视，有时自己不看就签上了名，有时把反面材料都勾去了，据他看来，这些材料是无足轻重的，而实际上却很能够说明问题。
扎哈罗夫一边听，一边在想，那天夜里巴斯特留科夫在李沃夫那里坐了两个小时，可没有浪费时间：不仅把自己上司的罪过向李沃夫—一细述，而且还介绍了自己的长篇大作——后来被切尔年科大加删节的政治汇报草稿。
“关于他工作中的缺点，那是确实存在的，中将同志，”扎哈罗夫完全知道李沃夫不喜欢人家称他中将，而喜欢称他“李沃夫同志”，但他不想满足他的这个愿望。“但关于在后勤部门闲逛的事，是不确实的。他并不是在后勤部门闲逛，而是得到军委的同意，去参加后勤人员对付冲过来的坦克的演习。他自己和他们一起坐在堑壕里，向他们证明，这并不怎么可怕……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关于他工作中的缺点，我去和他谈一次话，但总的说来，我认为他是称职的。”
“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很好，”李沃夫说。“那些一下子就改变自己意见的人，我并不尊重。但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应当，出于固执，而应当以事实为依据。在我所列举的事实中您目前只反驳了一点。”
“还有另外一些事实，中将同志。三枚‘红旗’勋章，三次负伤不下火线。如果说他至令还没有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那么，这是因为对政工人员一般很少授予这种称号，这您自己也知道。要不然，他早就得到了！集团军领导上曾经提出过申请。在战斗的时刻，他始终和战士们在一起，在最危险的地段。事实可以为他作证。”
扎哈罗夫知道，李沃夫是一个看重勇敢、蔑视懦怯的人，因此，他说了上面这些话，认为李沃夫是难以反驳这些话的。然而李沃夫却反驳说：
“也有这样的情况，扎哈罗夫同志，看上会所有的事实似乎都说明某一个人的优点，但他仍旧不能算称职。如果把他调任别的职务，这些同样的事实将具有另一种价值。您可以考虑一下：把切尔年科调任政治副军长是不是更恰当些？这样他可以更接近前沿，也可以摆脱那些他不能胜任的工作。他的职务，可以另外派一个人担任。或者我们给，或者在你们自己那儿找一个，会找到的。”
关于“我们给”，这不过是说说而已。至于“在你们自己那儿找一个，会找到的”，那么，在什么地方找，找到谁，都是非常清楚的。找一找，结果一定会找到巴斯特留科夫。
当然，如果把切尔年科调任政治副军长，他是不会感到难受的。他会很好地打仗，心里也不会感到什么委屈。然而让巴斯特留科夫接替他担任政治部主任，这可不敢赞同！
“别的事情还可以商量，可这绝对不行！”扎哈罗夫心里打定主意。“死也不答应！嘿，真有你的，已经在首长面前叽叽喳喳告了一大状！”他想起了巴斯特留科夫叽叽喳喳的单调的声音。接着说：“中将同志，副军长我们已经有两个了，两个都很称职、而且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据我看来，也是称职的。我看不到有调职的必要。”
讲这话的时候，他非常明白，他们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他明白，如果李沃夫现在能够不征求你的意见就撤换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如果切尔年科不仅有缺点，而且还发现某种可以把他一下子拉下马的事实，那么谈话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然而，没有这样的事实！假如你同意，那就可以撤换。如果你，集团军军事委员，不仅不同意，相反还提出异议，那么上面就可能不理会和不支持李沃夫的意见。李沃夫的职务已经今非义比，他不象过去那样显赫了，因此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不过谁知道他呢，也许他会不顾一切，蛮干到底的！”扎哈罗夫心里想，同时望着李沃夫的眼睛，而李沃夫的眼睛却依旧不看着他的眼睛，而看着他的前额。
“好，那就暂且搁下吧，”李沃夫平心静气地说，仿佛对整个这次谈话并不怎么重视。“不过我想，您将来会后悔的。”
接着，他提高嗓子，又朝门外喊了一声：“什列约夫！”
上校走了进来。
“茶好了没有？”
“好了，”什列约夫又走了出去，并没有把门关上。
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倒茶的声音，扎哈罗夫以为，现在将由传令兵把茶送来，然而走进来的仍旧是什列约夫，他送来两杯茶，茶杯下面带有茶碟。
他走进来，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放，就走出去了，随手关上了门。
“他的脸有点儿浮肿，他这样虚胖，大概心脏有病。还不让他睡觉。”扎哈罗夫突然同情起他来了。
“请喝吧，”李沃夫从茶碟上拿起一把小匙子，开始搅拌杯子里的糖。
扎哈罗夫怎么也弄不懂，既然已经吩咐过拿茶来，为什么还要第二次叫唤“什列约夫”。
也许这里有这样的规矩，不叫唤，谁也不准进来，哪怕是送茶。
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了。
“既然喝茶，那就还得听他说些什么，”扎哈罗夫心里想。
李沃夫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茶，但很快就喝完了，然后从裤袋里掏出一块白手帕，很仔细地擦了擦嘴唇，仿佛他不是喝了茶，而是吃了粥，然后，不加任何开场白，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集团军差不多一个月没有司令了。我今天打电话到莫斯科去问了一下情况。他们无法确切地回答，还要过多少天他才能回来工作。要取决于检查结果。这就形成了不能容忍的状态。集团军参谋长还没有足够的指挥经验，在未来的战役中不可能提升为司令。事态在向前发展，而司令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即使来得及回来，”李沃夫仍旧那样严厉地说，“他的健康在战前就损坏了，在战争初期又受了重伤，而现在，在车祸中还得了脑震荡……即使医生让他回来，这样一个虚弱的人能不能用全副精力指挥集团军，还是个疑问。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还是让他担任别的工作好？”
说过这些话以后，李沃夫就不作声了。似乎一切都已经决定，用不到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也没有什么可询问的了。
然而停顿了一会儿以后，他还是问道：“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不同意，中将同志！”扎哈罗夫不假思索地坚决回答。
“为什么不同意，在哪一点上？”李沃夫很快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