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她低声表示了歉意，他还是感到生气，不理解她怎么会这样。他想问，但却忍住没问。因为在她失去孩子以后，这是他和她第一次团聚，看来不应该去问她，为什么她的性情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别生我的气，好吗？你睡一会儿吧，”她仍旧带着歉意低声说。“这样睡你舒服吗？”她重新把枕头塞在背后，把他的头搁在自己的胸口。
一丝暗淡的晨曦透过窗口的麻袋片射进房间。已经五点半了。从透进来的光线判断，今天是阴天。
辛佐夫朦朦胧胧地睡着，他把残废的左手放在塔尼雅的背后，另一只好手抱住她的肩膀，头埋在她的胸脯里。她半坐半躺着，一动也不动，一只手抱着他那沉沉地压在她胸脯上的头。
她没有发觉他已经醒了，所以辛佐夫看到了她那一对凝视着墙壁的眼睛，这是一双呆滞的、悲哀的眼睛。
他仿佛看到了他没有权利看到的东西，看到了她不愿意让他知道或者不能够让他知道的东西。于是他重又闭起眼睛，装作好象刚醒过来似的样子。
她感到他动了一下，于是放下他的头，身子从枕头上滑下来，紧紧地偎依在他的身旁，想让他快一点醒过来。这时，她才怅然意识到，这将是最后一次了。
“他是我的丈夫，”她紧紧靠着他的身子，带着万念俱灰的心情独自思忖着，“我跟他睡完最后一夜，一切就都结束了。然后我将主动离开他。”
辛佐夫突然在晚俄中看见了她的眼睛，深深地感觉到，她不愿意让他分担自己的不幸。但是他想到的，只是他能够想到的一点，即他们的孩子不幸夭折。然而，她遭到的不幸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不幸如此巨大，以致其他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失去孩于的不幸，他俩都是知道的，这是他俩在今后的日子里可以一起加以弥补，或一起忘掉的。
然而，另一个不幸却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而且仅仅是同于她个人的不幸，不是他的不幸。对他来说，恰恰相反，甚至还可能是一种幸福。而对她来说，若要使这个不幸从她的生活中消失，那就必须让一个完全无辜的人随之一同消失。她目前处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
幸福招来了灾难。她在回自己的集团军时，路过方面军后勤部队，恰好在方面军卫生部驻扎的村子里的一条街上，遇见了她从前那个游击队的队长卡希林。她打听到明天早上有一辆卡车要给她那个集团军送裹伤材料去，她可以搭这辆便车走，所以准备去找一个地方过夜，这样就在村子的街上碰见了卡希林。他现在胖了一些，心情愉快，已经不象打游击时那样留着大胡子，也不象上次在莫斯科见到他时那样胡子拉碴的。他留着两撇威武的乌黑口髭，军便服上佩着两枚勋章，这是他在他们分手后获得的。
尽管卡希林穿着上校军服，而且和好几个军官一道走着，但当他看到塔尼雅之后，先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然后抱住她，热烈地吻她，接着又把她从地上举起来转了一圈，才把她放到地面上。他还是这副老样子，跟从前一样。他把她放到地上之后，就问她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塔尼雅跟他讲了来到这里的原委。她把一切都讲了，因为对卡希林这样的人应当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讲出来。他一时忧伤起来，甚至把制帽朝前额推了推，难过地搔着后脑勺。但是他立刻又笑了笑说，没关系，等战争一结束，一切自然而然都会好起来的！他说得那么自信，竟使塔尼雅也不由得露出了笑容。自从遭到不幸之后，她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想到，等到战争结束，要是她和辛佐夫都能够健康地活下来，那时她将再冒险生个孩子。
卡希林问清楚塔尼雅要去的地方之后，接过她的箱子——她带着一只箱子——把她带到停在屋后的“爱姆卡”汽车跟前，让她坐在汽车里等他，对她说：他这次来是为了跟医生商量一件事情，他现在就去谈，半小时以后他就回来送她到邻村，到他们的游击运动司令部的所在地去过夜，明天早晨再从那儿送她回集团军。
卡希林办事干脆利落，而且使人感觉到，非这样办不可。他和医生没有谈半个小时，只过了十分钟就回来了。他仍旧让塔尼雅坐在前座司机旁边，说，“你就坐在那儿，病后还是少受震动好。”同时他当场给司机下了命令，要他作好准备，万一明天没有便车，就在八点钟送大尉军医到集团军去。
车子开到目的地之后，卡希林象小学教师一样伸出一只手指，问：“我们晚饭吃些什么呢？要不要喝伏特加？”
她说她不喝，他同意了，说：“那我今天也不喝这鬼东西了。”
他叫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和蔼可亲的女人，这是打字员娜杰日达·弗罗洛芙娜。他向她介绍了塔尼雅，并且说：“请你今天带她到你那儿去宿一夜，免得人家说闲话！”
但是，尽管他不愿意贻人口实，他还是把塔尼雅留在自己的屋子里两个人一起吃晚饭，因为他见到她很高兴，而且想和她单独谈谈。
吃晚饭的时候，虽然他回忆到了不愉快的事情——谈到他俩都熟悉的几个同志牺牲了，——但是，他有一个习惯，这是塔尼雅知道的，他谈起沉痛的事情时，好象是在讲早已过去的事情，而谈到未来时，好象从此再也不会发生沉痛的事情了。这种习惯冲淡了回忆的悲伤气氛。卡希林在谈到未来时，好象只要鼓足勇气，冒着枪林弹雨再冲一小段路，战争就可以结束了。虽然塔尼雅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她也知道，卡希林比她更懂得这一点。然而这个快活而坚强的人对未来的大胆乐观的看法，深深地吸引着她。
本来一切都是顺顺当当的，可是这时卡希林突然皱了皱眉头，他想起了一件事，笑了笑说：“天底下的事真是无奇不有！你记得维罗尼嘉吗？”他看到塔尼雅脸色呆板，以为她想不起来，又说了一遍：“就是我们的维罗尼嘉，你的好朋友，你后来就是代替她到斯摩棱斯克去接头的。记得吗？”
“当然记得，”塔尼雅说，脸上的表情仍旧像刚才那样呆板。
“她非常可能还活着。去年秋天斯摩棱斯克解放以后，我去处理人事问题和清理档案材料时，得到了这个消息：有一个女人在斯摩棱斯克解放后报告说，她见到过她，她还活着。”
“她还活着！”塔尼雅差点儿叫出声来，但是她没有叫，反而默不作声。
“后来我们查明，她的身分证的确同别人掉换过了，”卡希林解释道：“那一天夜里，监狱里有一批人被押出去枪杀。人家把当天夜里死于监狱里的一个姑娘顶替了她，使她幸免于难。她冒用了这个姑娘的身分证，被编入另一批被押解到德国去的人们中间。给我讲述这件事的那个女人曾经看到，她和这一批人一起被赶上载牛用的车皮运往华沙……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一直以为她被杀害了，可是她却非常可能还活着！到底怎么样，要等我们打到德国以后才能知道，在这以前未必能弄清楚。他们现在不敢把那些被他们赶到德国去做苦工的人留在东普鲁士边境地区，而把这些人弄到西部地区去了。她很可能和其他人一样在那儿做苦工，或者给他们的地主老爷当长工。生活嘛，当然是……”卡希林叹了口气说。“但终究没死，而是活着。”
他朝塔尼雅望了望，发觉她面色苍白，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塔尼雅使劲控制自己，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但是卡希林不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他感觉到，她忍着眼泪，不让自己哭出来。
“你怎么啦？想大哭一场还是怎的？为了什么呢？人家多半还活着。那就不该哭，应该高兴才是。”
“我是在高兴，”培尼雅说，但是全身仍然在颤抖。她从桌子旁边站起身来，双手紧握在一起，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好几转，然后再坐下，把紧握在一起的双手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伊凡·伊凡诺维奇，我已经把她的死讯告诉了她的丈夫。”塔尼雅一双眼睛直得愣地望着卡希林，并没意识到这句话实际上没说明什么问题。
“那又怎么呢？”卡希林耸耸肩膀说。“在战争中，这种情况还少吗？起先我们以为某某人死了，后来才知道他还活着。要是情况相反，我们以为他还活着，而实际上却已经死了，那就糟啦。你只能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他。除此以外，你还能告诉他什么呢？即使他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自以为是鳏夫而另外找了一个女的，但等到他和活着的妻子重逢时，过去的一切也总是可以一笔勾销的。我们已经有过这种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