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皮林看了看中校的眼睛,突然清晰地回忆起,在最初的一刹那,在他尚未进行任何思考之前,是什么东西驱使他扣住这份判决书的。他现在回忆起来,在他们给他送来的那份报告里是这样写着的:“彼得·费多罗维奇·尼库林中士,过去没有判过罪,三次负伤,每次伤愈之后都重返部队……”

现在,谢尔皮林望着中校的眼睛,才明白,最后这句关于三次伤愈之后都重返部队的话,按照法律上的格式,在判决书上是不必写上去的,现在所以写上这句话,是要让谢尔皮林在审批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停住,让这句话打动他。他们写上了,预期的目的也达到了。

“犯人带来了?”

“是的,带来了。为了不引人注意,我让他和一个押送人员都坐我的‘爱姆卡’小汽车来。”

“做得对。难道说,还要用囚车把他押来吗?再说,这种因车你们大概也没有吧!按编制是不会有的。”

“按编制,我们只有一辆有篷的卡车。”

谢尔皮林点了点头: “把犯人带进来。”

不一会儿,中校把犯人带来了。没有其他人跟进来,显然,他让那个押送人员留在门外了。

被判罪的中士站立的姿势,不象一般士兵站在首长面前那种应有的姿势——双手紧贴裤缝,而是倒背着手站着。谁教他这样站的,是那个押送人员吗?他的军便服上的腰带和肩章,按照规定,都拿掉了。只看得见拿掉肩章后留下的线脚。穿旧了的军便服已经褪了色。两肩留有戴过肩章的深色痕迹,胸前有挂过奖章的痕迹。三条表示负过伤的标志,其中两条金色的,已经谈不上是金色的,早已褪成红褐色的了,还有一条是红色的!这些标志还未拿掉。大概,没有这种拿掉标志的指示吧!三条标志缝得很牢,就象嵌在肉里的子弹一样。

中土是中等身材,个子瘦瘦的,剃的是光头,但现在已经长出了斑白的头发。下巴刮得很光。

“大概这是在带到我这里来之前刮的,”谢尔皮林猜想。

犯人站在那里,眼睛既不朝地下看,也不朝谢尔皮林望,而是看着旁边的墙,仿佛不想用自己的目光去打扰人家。他似乎已经听天由命了,他不想让人家看他的眼睛,不想使人家为此而问心有愧。

但是,现在所有这些在脑际盘旋的念头,也不能使谢尔皮林忘记:站在他面前的不仅是一个遭到不幸、等待处死的人,而且,正是他,正如判决书里确切地写明的,就是这个人,用自己的双手,用他擅自发射的一颗炮弹打死了茨维特科夫上校,并使团长成为残废。

“你说说,尼库林,”谢尔皮林问道,“你是一个老兵,在迫击炮部队待了将近三年了,你明知有这个纪律,为什么不得到班长的命令就擅自开炮呢?何况,你是瞄准手,又不是装填手。而且,这又不是在战场上,在那里,有了伤亡,这一个人就不得不去替代那一个人!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我想保持炮火射击的速度,”中士回答时,望了望谢尔皮林,脸上露出困顿已极的样子。他已经不能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了。

“有这种愿望并不错,”谢尔皮林说,“但是没有命令,谁也无权开炮。这一点你也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开炮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司令同志。”

在中士那呆呆的、疲惫不堪的脸上,倏地掠过一种表情:好象连他自己也感到突然,他竟然想起了件什么事情:“卡拉肖夫在那天才回来,他生了三个星期黄疽病,一直待在卫生营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讲的这句话,起先使谢尔皮林感到莫名其妙。

“卡拉肖夫是他们迫击炮班的班长。”中校解释道。

“我代替他,做了三个星期的班长,”中士说,他感到人家没有听懂他的话,想把自己还没有完全讲出来的意思解释清楚:可能,因为在前几次射击训练时,他代理班长职务,由他发“开炮”的命令,因此,这次他没有得到命令就开炮了。讲了这些话,他就不作声了,再没有讲别的什么话。

看到他不作声,看到他并没有拚命抓住这个突然想到的解释来为自己开脱,谢尔皮林感到,他面前站着的这个人是不会说谎的,是不善于为自己申辩的。也可能,他已经没有这种愿望了。

“那你是见了鬼了,怎么会把没有补充装药的炮弹塞进去呢?那时,你的脑袋瓜在什么地方?”谢尔皮林大喝一声。

在他那大喝一声的急躁情绪中,反映出他对所发生的事件无比恼恨,反映出他多么希望所有这一切没有发生过;也就在这个时候,中校才意识到,司令是不会批准这份判决书的。

“谁知道,”中士说。“问过我多少次,我也想过多少次了,我想不起来,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的。”

“你想不起来,人倒死了!”谢尔皮林气呼呼地说。

“我有罪。”中士的眼睛又从谢尔皮林身上移开,转向一边,往他原先看的地方看。他一边仍然看着旁边。一边接着说:“难道我不明白吗?四二年在索菲耶夫卡附近,我们自己的榴弹炮连向我们,向我们阵地打来一排炮弹。死了两个,伤了九个。后来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把他们的罪过讲给他们听。讲又有什么用呢?死了的人反正不能复活了。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他讲这番话的时候显得非常伤心,好象这番话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说的,而是代表所有其他人,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说的。

“是啊,在激战之中,如果因为每次弹着点过近,因为一颗炸弹炸在自己人的头上,或者因为一颗炮弹打在自己人身上,而要审判这些有罪的人,那要损失多少人啊!”谢尔皮林想到这里,又回忆起茨维特科夫下葬的情景。当时他刚死不久,躺在尚未钉上盖的棺材里,棺材停放在墓坑旁边,几分钟之后就要钉上棺材,随后大家往墓坑里撒上几把泥土就下葬了。死者的脸色蜡黄,两颊深陷。

这次,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他对这个罪犯已经不再感到愤恨,而只是对茨维特科夫和其他那些不应该死而死的人怀着惋惜的心情。听到这种情况,他是多么难受啊!

“我的决定怎么跟他讲,什么时候讲?”谢尔皮林看了中校一眼,心里忖度着。“现在讲,还是先叫人把罪犯带出去?”

中校的目光正巧碰上谢尔皮林的目光,他会意地站起来,把门稍许打开一点,向押送人员喊了一声,然后命令罪犯出去。

谢尔皮林把放在桌子上的公文移到自己面前。

“我打算在你们的报告上这样写:‘判决过严,不予批准……’下面怎么写呢?‘退回重审’?还是‘命令重审’?你们一般该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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