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时简直忘了口袋里的这封信，有时却又会想起来。有一次，由于她看到了阿尔杰米耶夫，她整整一天都没法摆脱这些念头。当时，她同伤员坐在一辆空卡车的车厢里一起返回后方，而阿尔杰米耶夫坐着吉普车迎面一闪而过。
一看到阿尔杰米耶夫，塔尼雅就想到：不仅在辛佐夫面前，而且在他面前，她都成了一个无辜的罪人。她记得去年冬天在莫斯科时，阿尔杰米耶夫去看她，她给他讲了他妹妹牺牲的事。他当时紧握拳头，跛着腿，在厨房间里来回地走着。后来，当她离开莫斯科时，他到火车站来送行，送给她一包玛莎的衣服，让她在塔什干的旧货市场里换些吃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想起阿尔杰米耶夫当时带到火车站送给她的这些衣服，她就感到特别难受。
这些天来，她在医院里遇到负伤的妇女，已经有两回了。一个是女报务员，她是从游击队医院转送到集团军医院来的。她身上有一块弹片，在第一次动手术时没有取出，现在又要开刀把它取出来，不然就会有生命的危险。还有一个妇女是从森林回自己村子去的路上碰到地雷被炸伤的。她自己说，她不是一个游击队员，而是一个普通的居民。不过，后来从谈话中知道，原来她给游击队员送过饭，当过联络员。换了别人的话，是会说自己是个游击队员的，可她说不是，因为她没有参加游击队，只不过帮助他们做些事情而已。
女报务员讲到，有许多辆列车，装着被德国人掳去做苦工的人，驶过他们那儿的铁路线。德国人故意把火车时刻表搞乱了。在军用列车行驶的时间算他们让装着被掳走的人的列车开过铁路的危险地段，而军用列车却在平常的时间行驶。这样一来，有一次游击队搞错了。当装着被拘走的人的列车开过时，他们把前面的一段铁路炸坏了。结果，头三节加温车厢出了轨，死掉了几个妇女。但是，在这场车祸中幸免于难的和仅仅负了伤的妇女，跟着游击队员撤退到森林中去的时候，全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样反倒好，死去的人反正是救不活了，可活下来的人就不用去受那份罪了。要不然，到了德国，可怎么过日子啊！难道那是人过的日子吗？
“我们当时心里比她们还要难受得多呢，”女报务员在讲述时想起了那时候的情景，眼眶里噙着泪水，不知道是由于回忆而引起的呢，还是由于又要与外科医生打交道而引起的。她虽然已经到了大后方，但又害怕再一次躺在手术台上……
塔尼雅一边听她讲，一边却痛苦地想到另一个妇女，她也是被赶到德国去做苦工的，也许，在某个时候，她也曾乘着列车经过这个地区，而现在呢，在战争结束之前，恐怕谁也不能告诉你，她是否还活着……
要是你每天都在医院和卫生营之间来回跑的话，这样的事情真是听也听不完的！
昨天在一个医院里，塔尼雅为了公事需要找外科主治医生谈话，可是谈话谈到一半就被打断了，因为主治医生突然被叫去施行紧急手术，于是塔尼雅也跟着她走进了手术室。手术台上躺着一个腹部受重伤的炮兵营营长，他很年轻，据手术室的护士说，还没有结婚哩。在给他进行麻醉之前，他满头大汗，长着鬈发的漂亮的脑袋不断地摆来摆去。他预感到自己快要死了，一再请求送他到医院来的中尉带信回去，让团里的同志不要忘了照顾他的母亲。他老是重复着一句话：“我请求的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直等上了麻药昏睡过去为止。
这句话说得在场的人都伤心起来。这次手术几乎没有什么希望，给他动手术的女医生哭了起来，护士们也都哭了……他就这样没有醒过来——死在手术台上了。
塔尼雅却突然被一种强烈的、近乎绝望的心情楼住了，她打心眼里羡慕死者。
“但愿我在最后一分钟也只想到母亲，别的什么人也不想。但愿我除了母亲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人可想。”
战争进行到了第十一天——在长期的沉寂之后，前线的人们又象认真又象开玩笑似地把这个战役当作战争的重新开始，因此就这样来计算时间。早晨，塔尼雅第十一次动身到前沿去。昨天早晨我军强渡了别列津纳河，现在前沿已经在河对岸了。昨天整整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部队勇往直前地追击着德军，现在已经有几个卫生营到了别列津纳河的对岸，今天一早，还有两个前线医院也必须在那儿铺开摊子。塔尼雅的浓眉毛首长和寸步不离前线医院的罗斯里亚科夫都提出要求说，在这猛攻的日子里，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比如说，森林里还有三五成群的德军残兵，医疗工作决不能落在后面，必须紧紧跟上部队；不能让伤员躺着，等待轮到给自己治疗，必须及时地把他们送到手术台上。昨天一天之内，一连出了好几起事故，将军大发雷霆，他在紧急会议上呼吁医务人员拿出良心来。他大声疾呼地说，在医疗工作中耽误时间，就等于误人生命……但问题不仅在于医务人员的良心，还在于伤员后送工作的整个复杂的运转过程。如果把它在纸上画成图表的话，这个过程就象是由许多互相联系、互相传动的大小齿轮组成的钟表机构。不过这整个机构不是装在小巧玲珑的钟表壳子里的，恰恰相反，在进攻的日子里，从靠近火线的前沿医疗站到铁路线上的卫生飞班车，相距就有几十公里。如果从集团军补给站再往前到内地去的话，那么，卫生列车还要按照另外的专门线路行驶一圈。塔尼雅的工作职责，只是检查这个长达几十公里的机构中靠近战场的最初几个小轮子的转动情况。
在这个机构的所有环节中，自始至终，处处都得靠人的良心办事。前线的卫生兵是如此；伤员搭乘的顺路驶过的卡车司机是如此；渡口勤务主任是如此——任凭对岸的车辆川流不息而来，他也得勉为其难，先让伤员渡过河，把他们送到后方去；补给站的军运铁路员工也是如此——他们一方面必须让装着炮弹的列车优先通过，赶往前线，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挂上几节空的卫生飞班车，把它们送到前方，不然的活，下一批伤员就无法往后方运送了。
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成为伤员，这就增强了大家按良心办事的愿望。假若不是那样的话，光靠医务人员，他们是决不能做到他们在战争中所做到的这一切的。
今天，塔尼雅随同罗斯里亚科夫乘着一辆吉普车一直来到别列津纳河的河边。到了渡口，罗斯里亚科夫让塔尼雅下了车，自己却沿着林间小道往森林里开去了。
吉普车越开越远，象一只野兔似的在坑坑洼洼的地方纵跳着，时而往右，时而往左，弯弯曲曲地绕过那些击毁和烧坏的德军车辆。这个地方真是应有尽有啊！又是大卡车，又是司令部的大轿车，又是摩托车，还有一些已经辨不出是什么车了。前天，我们的空军把这条林间小道整个翻了几遍，它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德军原来的渡口被我们炸毁了，我们重新开辟了一个新的渡口。在林间小道上，在森林里，在这个新渡口附近，以及在通往渡口的公路两侧，遍地都是没有来得及收拾掉的尸体。到了今天，我军渡河后第二天早晨，在渡口周围和通往渡口的大小道路上，都散发出一股尸体的恶臭，甚至使得一般人认为对什么气味都闻惯了的医务人员也感到难以忍受。
昨天是个大热天——在背阴的地方，温度也有二十七度。到了傍晚，事情就很清楚了，必须对这里的渡口作出处理：要么是调拨人力来清理渡口，而且要一下子拨出许多人来，至少几千人，以便把这些尸体全部搬走、埋掉，要么是把这个军车、人员来往不绝的主要渡口转移到别的地方，哪怕能转移到两三公里远的地方去也好。
今天一早，罗斯里亚科夫就是为了这桩事赶到这里来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根据“铁的事实”向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报告，不管事情多么复杂，渡口非转移不可；让成千上万个人川流不息地经过这个可怕的地区，那可太危险啦！
塔尼雅站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她已有两三次举手示意，但还没有搭上车。过桥的卡车都是满载的，炮弹箱堆得和车帮一样高。有一辆卡车停了下来，但这辆卡车马上就要向右拐弯，而塔尼雅却要笔直往前走。
随后，一辆吉普车飞快地赶上了这辆停着的卡车，有人从车里向她招了招手。由于车篷挡住了视线。她没有看清楚这招手的人是谁。直到第二辆装着天线的吉普车和后面的装甲运输车跟着第一辆吉普车驶过，她这才明白：一定是辛佐夫随同司令赶到前面去了。辛佐夫向她招了招手，却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愿让车子停下来……
当吉普车绕过停着的卡车时，辛佐夫看到塔尼雅站在卡车背后的公路边上，但已经迟了。她的身影一闪而过，又被卡车挡住了。辛佐夫只来得及向她招了招手，却不知道她看到没有。
但坐在前面的谢尔皮林却从前车镜里注意到了坐在后座的辛佐夫招了一下手，便回过头来问：“你跟谁打招呼？”
“跟妻子。”
“停车，”谢尔皮林对古特科夫说，“让后面两辆车开过去。就这样。”
等到装着电台的吉普车和装甲运输车赶到他们的前面，谢尔皮林又命令古特科夫开倒车。
谢尔皮林坐着的那辆吉普车笔直地开着倒车，一直开到站在路旁的塔尼雅身边才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