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那里得知，卡斯帕·戈德伍德到了罗马，这是沃伯顿勋爵离开三天以后的事。在沃伯顿勋爵离开以前，还发生了一件事，这对伊莎贝尔多少有些意义，那就是梅尔夫人再一次暂时离开了罗马，到那不勒斯去探望一位朋友，那是一个快乐的人，在波西利波有一所别墅。梅尔夫人不再关心伊莎贝尔的幸福，后者已开始怀疑，一个最稳重娴雅的女人，有时也可能是最危险的。每到夜晚，她常常出现奇怪的幻觉，仿佛看到她的丈夫和她的朋友——他的朋友——影影绰绰地站在阴暗的角落里。她觉得，她还没有完全理解她，这位夫人似乎隐藏着一些秘密。伊莎贝尔的想象力在这个迷宫中往来探索，但有时一种无名的恐惧会使它畏缩不前，因此这位光辉的朋友离开罗马之后，她倒好像得到了休息的机会。她早已从斯塔克波尔小姐处获悉，卡斯帕·戈德伍德到了欧洲——亨利艾塔在巴黎一遇到他，马上写信通知了伊莎贝尔。他本人从未写信给她，因此她想，虽然他在欧洲，很可能他并不想跟她见面。在她结婚以前，他们那次最后的会见，可以说带有彻底决裂的意味。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是那么说的，他说他想最后看她一次。从那以后，他已成了她早年生活中留下的一个魅影——事实上也是唯一使她永远感到痛苦的一个人物。那天上午，他给她带来了不必要的震动，仿佛两条船在大白天发生了碰撞。那时天上没有雾，海里没有暗流，她自己也希望把稳船舵，平静地向前航行。但是，就在她握住舵柄的时候，他却对着她的船头撞来，从而——不妨再用譬喻来说——使这条较轻的船受了损伤，事后还不时发出低低的呻吟声。见到他是可怕的，因为在她看来，他代表着她在世上造成的唯一不幸，他是对她的要求唯一不能得到满足的人。她使他遭到了厄运，这是她无法挽救的，而且他的不幸是严峻的事实。他离开她以后，她怀着愤怒哭了，她为什么愤怒，她自己也不明白，她竭力想，这是因为他对她缺乏谅解。他带着他的不幸来找她，那正是她感到自己的幸福那么美满的时候，他拼命要使这纯洁无疵的幸福变得暗淡无光。他并不粗暴，但这件事还是给了她强烈的印象，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强烈的，不过也许这仅仅表现在她自己的啼哭、她事后的感觉上，这种感觉纠缠了她三四天。
不久，他来访的后果淡薄了，在伊莎贝尔婚后的第一年中，他已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他是一个不宜想念的人物，因为想念一个为你忍受着痛苦和不幸，你又无法解除他的苦恼的人，只能使你感到不愉快。如果她能够怀疑他的处境，哪怕一点儿也好，不认为那是不可改变的，就像她对沃伯顿勋爵的处境那样，那么事情就不同了。不幸的是他的痛苦是没有疑问的，它这种不容否定、不可弥补的性质，正是使它不受欢迎的原因。她绝不能对自己说，他的创伤已经痊愈，她对那位英国的追求者却可以这么说。她不相信戈德伍德先生能找到精神上的寄托，即使有，也无足轻重。一家棉纺织厂不能成为这方面的补偿，尤其不能抵销失去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痛苦。然而除此以外，她不知道他还有什么，除非是他那些内在的品质。是的，他的内心是相当坚强的，在她的记忆中，他甚至从未期望过外在的帮助。如果说他扩大了他的工厂——按照她的认识，这是他唯一能够施展他的抱负的地方——那么只因为这是他的事业，或者是工厂所必需的，丝毫也不是因为他指望靠它来忘记过去。这一切使他的形象显得空虚，苍白，当它在她的回忆或怀念中出现的时候，总会给她带来极大的震动。它缺乏社交生活的仪表，那种在高度文明的时代里，披在人身上、把人与人接触中的一切棱角隐藏起来的仪表。而且他杳无音信，她从未收到过他的信，也很少听到任何人提到他，这更加深了他给人的孤独感。她不时向莉莲问起他的消息，但是莉莲对波士顿一无所知，她的思想跳不出麦迪逊大道以东这个范围[1]。随着时间的过去，伊莎贝尔开始常常想到他，思想上的束缚也减少了，她甚至不止一次要写信给他。她从没向丈夫谈起过他——奥斯蒙德一点不知道他到佛罗伦萨来看她的事。这种保留起先不是出于对奥斯蒙德的不信任，她只是考虑到，那位年轻人的挫折不属于她的秘密，而是他的秘密。她相信，如果她把它告诉别人，那是不对的，而且归根结底，戈德伍德先生的事跟吉尔伯特没有多大关系。但她到底还是没有写信给他。考虑到他的苦恼，她觉得她至少应该不再去打搅他。然而她还是愿意多少接近他一些。当然，她从没想过她应该嫁给他，哪怕在她结婚的后果已十分清楚以后，尽管她常常沉浸在回忆中，这样的思想也从没在她头脑中出现过。但是在她心烦意乱、想为自己辩白的时候，他也成了她选择的一个对象。我讲到过，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相信，她的不幸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她离死亡的前景还很遥远，但她希望跟所有的人言归于好——使她的精神得到安宁。她不时想到，她还欠着卡斯帕一笔债，需要了结。她觉得，她今天愿意、也可能以对他有利的条件来算清这笔账。尽管这样，当她得知他来到罗马的时候，她还是感到惶惑不安。如果他发现——因为他会发现这点，就像他会查清一笔假账或这一类事一样——她隐藏的不幸，他会比任何人更难过。在她的心灵深处，她相信，为了她的幸福，他可以抛弃一切，而其他人只能抛弃一部分。他又是一个她必须向他隐瞒自己的痛苦的人。然而，在他到达罗马以后，她又放心了，因为接连几天他都没有找上门来。
可以想象得到，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比他及时得多。她的到来，使伊莎贝尔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她沉浸在她的友谊中，因为现在她决心要把内心的苦闷吐露出来，这也足以证明，她不是一个肤浅虚伪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光阴的流逝，非但没有损害，倒是丰富了她们的友谊，尽管有些不像伊莎贝尔那么直接有关的人曾对这种友谊的特点作过幽默的揶揄，她们的情况却充分证明，那是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忠诚行为。亨利艾塔仍像以前一样尖锐、灵敏、朝气蓬勃，也一样整洁、开朗、美好。她那对大大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像灯火辉煌、没有关上百叶窗的车站；她的装束还是那么干净利落，她的意见还是那么富有民族特色。然而她绝不是毫无变化，在伊莎贝尔看来，她变得不太明朗了。以前她从不含糊其词，即使一下子提出许多问题，每个问题她都提得很完整，很尖锐。她做每一件事都理直气壮，都有明确的动机。从前她到欧洲来，是因为她想看看它，现在她已经看到了它，这已不成为她的理由。她没有自称她这次到欧洲来是为了考察日趋没落的欧洲文明。她这次的旅行倒是表示她与旧世界毫无瓜葛，她不是要对它承担进一步的义务。她对伊莎贝尔说：“到欧洲来算不得什么，我不认为这需要那么多的理由。待在国内更有意思，比这重要得多。”因此，她不远千里再度前来罗马，不是要干什么重要的事，她以前已经游历过这个地方，已对它作过仔细的考察。这次旅行只是为了表示亲密的友谊，表示一个人懂得友谊的价值，表示她像任何人一样，有权利到这里来。这一切当然很好，可是亨利艾塔却显得心神不定。当然，如果她要心神不定，她也完全有权利心神不定。但是她到罗马来毕竟还有一个原因，并不像她说的那么无所谓。伊莎贝尔一眼就看到了这点，同时也看到了她这位朋友的忠诚的价值。她在仲冬季节越过惊涛骇浪来到这里，是因为她猜到了伊莎贝尔的不幸遭遇。亨利艾塔能够猜到许多事，可是从没猜得像这次这么准确。现在，使伊莎贝尔高兴的事不多，但哪怕它们很多，想到亨利艾塔没有辜负她一向对她怀有的高度评价，她还是会产生一种特别愉快的心情的。在怎样对待她的问题上，她作过许多让步，但是尽管有这一切保留，她还是坚持她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朋友。然而伊莎贝尔现在关心的不是她的胜利，她只是觉得，她可以向亨利艾塔吐露内心的苦闷，这是第一个她能够向她承认自己的不幸的人。亨利艾塔也毫不迟疑地接触到了这点，当面谴责了她的自怨自艾。她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姐妹，她不是拉尔夫，不是沃伯顿勋爵，也不是卡斯帕·戈德伍德，伊莎贝尔可以向她倾诉一切。
“是的，我有些自怨自艾。”她说，非常心平气和。她讨厌听到自己说这些话，因此尽量讲得公正客观。
“他对你干了些什么？”亨利艾塔问，皱着眉头，好像在调查一个江湖医生的骗人花招。
“他什么也没做。但是他不喜欢我。”
“他是非常难对付的！”斯塔克波尔小姐喊道，“你为什么不离开他？”
“我不能那么做。”伊莎贝尔说。
“我倒要请教你，为什么不能？你不肯承认你干了一件错事。你太骄傲了。”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骄傲。但我不能公开我的错误。我想那不见得体面，我宁可死也不愿那么做。”
“你不会老是那么想。”亨利艾塔说。
“我不知道，我的悲惨遭遇会使我干出什么来，但我觉得我会永远感到可耻。一个人只能接受自己所干的事。我是当着全世界的面嫁给他的，我一切都出于自愿，一切都经过郑重的考虑。我不能轻易改变。”伊莎贝尔又道。
“不管你能不能，你已经变了。我想你不致还会说你喜欢他吧。”
伊莎贝尔迟疑了一会儿，“是的，我不喜欢他。我能够向你承认这点，因为我厌恶透了我的秘密。但那已经够了，我不想把它告诉全世界。”
亨利艾塔大笑起来，“你不觉得你思前想后的，考虑得太多了吗？”
“我考虑的不是他，是我自己！”伊莎贝尔回答。
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对斯塔克波尔小姐感到不放心，这是不足为奇的，他的本能告诉他，他跟这位能够劝他的妻子从丈夫家中出走的小姐天然处于对立的地位。她到达罗马之后，他对伊莎贝尔说，他希望她不要接近这位当记者的朋友。伊莎贝尔回答道，他至少不用对她担心。她对亨利艾塔说，由于奥斯蒙德不喜欢她，她不能请她去吃饭，但她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经常见面。伊莎贝尔可以在自己的起居室里自由接待斯塔克波尔小姐，还常常带她一起驱车出游。在马车上，帕茜坐在她对面的座位上，身子略略向前俯出，露出尊敬的神情，注视着这位著名的女作家，这种目光有时使亨利艾塔感到很不舒服。她向伊莎贝尔埋怨道，奥斯蒙德小姐的神气，像要把人家说的话一句句都记住似的。“我不希望人家记住我的话，”斯塔克波尔小姐宣称，“我认为我的话只有眼前的价值，就像当天的报纸一样。你丈夫的女儿坐在那儿盯着我瞧，好像要把这些报纸统统保存下来，到将来有一天好把它们端出来反对我。”她怎么也不能对帕茜产生好感，后者的缺乏主动精神，沉默寡言，没有个人的要求，她认为，对二十岁的少女说来是不自然的，甚至是险恶的。伊莎贝尔不久发现，奥斯蒙德但愿她为她的朋友向他说情，要求他接待她，这样，他可以表示他为了礼貌不得不委曲求全。她对他的反对毫无异议这件事，倒使他陷入了受责备的地位——实际上，表示轻蔑的缺点之一，就是使你同时失去了表示同情的荣誉。奥斯蒙德觊觎荣誉，又不肯妥协——这两者构成了难以调和的因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请斯塔克波尔小姐到罗卡内拉宫来吃一两次饭，这样，尽管他表面上彬彬有礼，一丝不苟，她仍可以自行得出结论：他对她并不欢迎。然而由于两位女士不屑迁就，奥斯蒙德无法可想，唯有希望亨利艾塔快些离开。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妻子的那些朋友都跟他格格不入，因此有一次他要伊莎贝尔注意这点。
“毫无疑问，你有那些老朋友是很不幸的，我希望你找一些新的。”一天早上他对她说，他的话并不针对当时任何一个人，但他的口气是经过仔细考虑的，这使那些话一点也不显得粗鲁失礼。“这些人跟我毫无共同之处，好像是你特地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你的表兄，我一向认为是一头傲慢的蠢驴，而且是我所知道的最讨厌的动物。别人又不便对他这么说，这更加叫人受不了——他的健康状况使人不得不让他几分。我看，他身体不好倒是他最有利的条件，这使他可以享受别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果他真的已经病入膏肓，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这点，可他好像还不打算采取这个办法。关于伟大的沃伯顿，我没有很多话好说了。认真想起来，那场表演的冷酷无礼，实在是罕见的！他来拜望人家的闺女，好像她是一套等待出租的房间。他试试门把手，瞧瞧窗户，弹弹墙壁，简直真想住下来似的。你肯不肯跟我订个契约啊？可是临到末了，他决定：房子太小，他不能住在三层楼上，他得找一幢豪华的公馆。于是他走了，只是在这可怜的小屋子里住了一个月，分文不付。可是你的朋友中间，最妙的还是斯塔克波尔小姐。她简直像妖怪一样可怕，你一看见她，身上每一根神经都会发抖。说真的，我从不承认她是一个女人。你可知道，她使我想起什么？想起一个纯钢的新笔尖——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她讲起话来就像这个笔尖在写字。我顺便问一下，她那些通讯是不是都写在横格纸上的？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像她讲话那么呆板。你也许要说，她没有碍着我什么，反正我跟她不会见面。是的，我没看见她，可是我听到她的声音，整天都听得到。她的声音老是在我耳朵旁边打转，躲也躲不开。我完全知道她说些什么，她说话时的音调变化。她花言巧语地谈论我，你却听得津津有味。可我根本不乐意她来谈论我——我觉得这就像我发现我的仆人在戴我的帽子一样！”
亨利艾塔很少谈到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这正如他的妻子告诉他的，跟他的想象完全不同。她有许多别的事可谈，其中有两件也许是读者特别感兴趣的。她告诉伊莎贝尔，卡斯帕·戈德伍德自己发现了她的不幸，可是她怎么也猜不透，他到罗马来预备怎么安慰她，而且来了以后，又不来看她。她们在街上遇到了他两次，他都装得没瞧见她们。她们坐在车上，他呢，还是那个习惯，眼睛直勾勾望着前面，仿佛一心一意在思考什么问题。伊莎贝尔觉得跟他见面似乎还是昨天的事，在他们那次最后的会见结束后，他一定也是带着那副脸色，迈着那样的步子，走出杜歇夫人家的大门的。他穿的衣服也跟那天的一样，伊莎贝尔连他的领带的颜色也记得。但尽管外形这么熟稔，他身上却有着一种陌生的神气，正是这股神气使她重又感到，他到罗马来是一件可怕的事。他显得比以前更魁梧，更高大了，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态度无疑是相当傲慢的。她发觉，他走路的时候，人们都会回过头来瞧他，可他只顾向前走，高高昂起了头，脸上的神色像二月的天空。
斯塔克波尔小姐的另一个话题，跟这毫无关系。她向伊莎贝尔谈了班特林先生的近况，一年前他到美国去过一次，她很高兴她能够向他表示深切的关心。她不知道，他是不是满意，但她可以保证，这次旅行对他是有好处的，他离开的时候跟他去的时候有了不同。它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英国不是一切。他在大部分地方都很受欢迎，大家觉得他非常坦率——比他们通常想象的英国人坦率。也有些人认为他有点做作，她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不是说，他的坦率是装出来的。他的问题有些太叫人泄气，他认为旅馆里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农村姑娘，或者所有的农村姑娘都是女服务员——她不太记得清了。他对那里的教育制度好像不能理解，这对他来说实在太难了。总的说来，他的行为说明，他觉得那里美不胜收，似乎他只能注意其中的一小部分。他选择的这部分是旅馆制度，还有内河航行设施。他看来真的觉得那些旅馆非常美，凡是他住过的，他都照了相。但内河轮船是他最感兴趣的，他没有别的希望，只想乘大汽艇玩儿。他们一起旅行，从纽约直到密尔沃基，一路上遇到有趣的城市都要逗留一下。每逢重新出发的时候，他总要问，是不是可以坐轮船。他好像对地理一无所知，总认为巴尔的摩是在西部，还老是相信快要到达密西西比河。他似乎只知道美国有一条密西西比河，简直不愿承认哈得孙河的存在，最后又不得不相信，它跟莱茵河一样长。他们在豪华的高级车厢里愉快地消磨过几个钟头，他老是要黑人给他送冰淇淋。他总觉得不理解，怎么在火车上能吃到冰淇淋。当然，在英国的火车上，你吃不到冰淇淋，也没有风扇，也没有糖果，什么也没有！他发现那热度简直使他受不了，她对他说，她猜想这是他经历过的最高气温。现在他在英国，正在打猎，亨利艾塔把这叫作“游猎”。这本来是美国印第安人的娱乐，我们早已不搞这种狩猎活动作消遣。在英国，似乎大家相信，我们都是手拿石斧、身披羽毛的怪物，可这种装束跟英国人的习惯倒更加相称。班特林先生没有时间到意大利来看她，但等她回巴黎的时候，他会去跟她见面。他非常怀念凡尔赛，他对法国革命以前的政治制度饶有兴趣。在这一点上，他们意见不同，她之所以喜欢凡尔赛，正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旧制度的灭亡。那里现在已经没有公爵和侯爵，相反，她记得有一天，她看到五家美国人在那儿游览。班特林先生总是撺掇她再拿英国作题材，写几篇通讯，他认为，她现在对它的态度会好一些了，英国这两三年已发生不少变化。他决定，如果她到英国去，他要去找他的姐姐彭西尔夫人，这一次她肯定会向她发出邀请信。但上次的那个秘密，他始终没有解释。
卡斯帕·戈德伍德终于到罗卡内拉宫来了，事先他写了一封信给伊莎贝尔，要求她同意。这立即得到了许可，她说那天下午六点钟，她在家接待他。白天她一直在猜，他为什么要来——来了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一向的表现都说明，他是一个毫不调和的人，他对他要求的东西宁可没有，决不降低标准。然而伊莎贝尔的接待是无懈可击的，她装得很愉快，毫不费力便骗过了他。至少她相信，她骗过了他，使他不得不对自己说，他了解的情况并不确实。但她也看到——她这么相信——他没有失望，尽管她认为，别人遇到这样的事，一定会感到失望。他不是到罗马来寻找机会的。然而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她始终不明白，他没有向她说明。唯一的理由恐怕就是那个很简单的道理：他想来看看她。换句话说，他是来玩的。伊莎贝尔顺着这条思路努力想下去，终于愉快地找到了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那位先生过去的烦恼想必已经烟消云散。如果他是到罗马来玩的，那么这正好符合她的要求，因为如果他关心玩乐，这说明他的苦闷已经消失。如果他不再感到苦闷，那么一切都已正常，她的责任也就完了。确实，他对娱乐不怎么起劲，但他一向不会喜形于色，伊莎贝尔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对他看到的一切都很满意。亨利艾塔虽然信任他，但不能得到他的信任，因此伊莎贝尔无法从侧面了解他的心情。他很少作一般的谈天，她记得几年以前，有一次她谈到他，曾这么说：“戈德伍德先生长篇大论很多，但他不会谈天。”他在罗马议论也很多，但是谈天也许仍像以前一样少，尽管可以谈的事那么多。她认为，他的到来势必使她和丈夫的关系更加恶化，因为如果奥斯蒙德先生不喜欢她的朋友，那么戈德伍德先生自然无权获得他的好感，他的唯一不同只是他是其中最早的一位而已。关于他，除了他是她最老的老朋友，她什么也不想说，这句简单的话已足以概括一切事实。她不能不把他介绍给奥斯蒙德，她也不能不请他去吃饭，去参加星期四晚上的社交活动，尽管她对这种活动已经非常厌倦，她的丈夫还要把它维持下去，目的好像不是为了邀请什么人，而是为了不邀请什么人。
每到星期四，戈德伍德先生从不缺席，他神色庄严，很早到来，他似乎把这一天当作了神圣的日子。伊莎贝尔常常感到生气，他的举动总显得那么呆板，她想他应该明白，她真不知道把他怎么办。但是她又不能说他愚蠢，他根本并不愚蠢，他只是规矩得过了分寸。一个人这么规矩，就显得跟大多数人不协调，别人对他势必同样规矩。伊莎贝尔想到这一切的时候，觉得值得宽慰的是，她已使他相信，她是女人中最无忧无虑的一个。他从没对此表示怀疑，也从没问过她任何个人问题。他跟奥斯蒙德的关系比原先估计的好得多。奥斯蒙德最不乐意给人猜到他的心思，遇到这种事，他总要出其不意，使你失望。正是由于这个原则，他偏偏对这位端庄方正的波士顿人发生了兴趣，因为人们认为，他一定会对他很冷淡。他问伊莎贝尔，戈德伍德先生是不是也向她求过婚，他对她没有接受他的求婚表示惊讶。她如果嫁给他，那是十分美妙的，就像生活在高大的钟楼下，它会向你报告每一个钟点，给你送来悦耳的钟声。他宣称他喜欢跟大个子戈德伍德聊天。开始这是不容易的，你得攀登没完没了的陡直的楼梯，才能到达钟楼顶上，但你到了那里，就能获得开阔的视野，感到阵阵清风迎面拂来。我们知道，奥斯蒙德有一些动人的气质，他把它们一股脑儿用到了卡斯帕·戈德伍德身上。伊莎贝尔可以看到，戈德伍德先生对她丈夫的看法，比她预期的好，尽管那天早上他在佛罗伦萨给她的印象，使她觉得这个人是不可能对人有好印象的。奥斯蒙德一再请他去吃饭，饭后，戈德伍德跟他一起抽雪茄，甚至要求参观他的收藏品。奥斯蒙德对伊莎贝尔说，这个人很有独到的见解，他又身强力壮，像英国的旅行皮箱那么结实——它有许多带子和扣子，永远不会磨破，还有一把牢固保险的锁。卡斯帕·戈德伍德喜欢上康派奈平原去骑马，把许多时间花在这项运动上，因此伊莎贝尔大多在晚上才能见到他。一天，她考虑了一下，对他说，如果他愿意，她要请他办一件事。然后她又笑着说道：“不过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要求你为我办事。”
“你是世界上最有权利的一个人，”他回答，“我没有向任何人作过这种保证，但是向你作过。”
这件事就是要他去探望她的表兄拉尔夫，他病得很重，孤零零地住在巴黎大饭店，她还要求戈德伍德对他尽量亲切一些。戈德伍德先生从没见过他，但他很想认识认识这个可怜的人。如果她没有记错，拉尔夫曾经请他到花园山庄去作客。卡斯帕完全记得这次邀请。虽然他被认为缺乏想象力，他还是能够设身处地替这位可怜的先生着想，理解他住在罗马旅馆里奄奄待毙的心情。他来到巴黎大饭店，给带到了花园山庄主人的面前，发现斯塔克波尔小姐正坐在他的沙发旁边。确实，这位女士跟拉尔夫·杜歇的关系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伊莎贝尔没有要她来看他，但她听到他病得很重，不能出门以后，立即主动来探望他了。这以后，她天天必到，尽管她相信，他们是冤家对头。拉尔夫听了总是说：“对，我们是欢喜冤家。”于是他在诙谐所许可的范围内，谈笑自若地责备她，说她跑来把他弄得叫苦连天。实际上，他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亨利艾塔还感到奇怪，她以前怎么会对他那么反感。拉尔夫仍像以往一样喜欢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她是一个可靠的朋友。他们无话不谈，看法总是不一致。当然，所谓无话不谈，是指除了伊莎贝尔以外，谈到这位女士，拉尔夫就把瘦瘦的食指按在嘴唇上了。另一方面，班特林先生是最好的话题，拉尔夫可以跟亨利艾塔讨论这位先生，一直讨论几个小时。由于他们的观点必然不同，这种讨论自然无休无止。拉尔夫为了取乐，总是把那位前禁卫军军官说成地道的马基雅维利。卡斯帕·戈德伍德对这种讨论从不插嘴，但等他跟杜歇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却会找出其他各种话题来跟他聊天。应该承认，刚才离开的那位小姐没有成为话题之一，卡斯帕预先声明，他对斯塔克波尔小姐的一切优点从不怀疑，但此外，他关于她没什么可说的。至于奥斯蒙德夫人，两位先生除了开头提到一下以外，没有再接触到，因为这个话题，戈德伍德和他的主人一样讳莫如深。他为这个无与伦比的人感到难过，这个人尽管那么古怪，但天性愉快，讨人喜欢，可是却变得这么一筹莫展，这使戈德伍德受不了。但他还是能帮助这个人的，于是他继续不断前往巴黎大饭店探望他。伊莎贝尔觉得她做得很聪明，她把多余的卡斯帕打发开了，给了他一个任务，使他变成了拉尔夫的保护人。她设想了一个计划，等天气暖和一些，拉尔夫适宜旅行的时候，马上请卡斯帕陪她的表兄回英国去。沃伯顿勋爵把拉尔夫带到了罗马，现在要由戈德伍德先生把他带走。这两件事相映成趣，使伊莎贝尔感到格外高兴，她现在急于让拉尔夫离开罗马。她老是担心，他会死在那里，尤其怕这件事发生在一家旅馆里，她的家门口，而这个家是他难得踏进去的。拉尔夫必须安息在他自己的亲爱的家中，安息在花园山庄那阴暗而进深的房间里，那些周围攀缘着深绿的常春藤的闪闪发光的窗户里边。在这些日子里，对伊莎贝尔来说，花园山庄是圣地，她过去的生活没有一章像那一段那样再也不能恢复。每逢她想到她在那里度过的几个月，眼泪就涌上了她的眼睛。正如我所说的，她对她的巧妙安排自以为得计，但她还得竭尽一切力量才能使这计划得以实现，因为这时发生了几件使她感到为难和不称心的事。格米尼伯爵夫人从佛罗伦萨来了，也带来了她的衣箱，她的行装，她的废话，她那些无聊的谎言，那些轻薄的谈吐，以及对她那些情人的离奇而猥亵的回忆。爱德华·罗齐尔离开了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连帕茜也不知道——又来到了罗马，还给她写来了一封封长信，只是她从没给过他答复。梅尔夫人也从那不勒斯回来了，一见面便露出奇怪的微笑问她：“你究竟把沃伯顿勋爵怎么啦？”仿佛这件事跟她有什么相干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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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纽约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