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国内科研工作的状况。都说，党现在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的发展上。
中央委员会认为，科学应当面向生产，应当接近现实，同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
据说，斯大林同志参加了会议，他像往常一样，一只手握着烟斗，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不时地带着沉思的神气停下来，不知是倾听与会者的发言，还是倾听自己心里的话。
与会者尖锐地批评了唯心主义和轻视本国哲学和科学的倾向。斯大林在会议上有两次插话。当谢尔巴科夫发言，赞成对科学院的预算进行限制的时候，斯大林摇了摇头，说：
“搞科学不是做肥皂。我们对科学院不进行限制。”
第二次插话是在会上有人谈到唯心主义理论的害处和一部分科学家过分崇拜西方科学的时候。斯大林点点头，说：
“应当好好保护我们的人，决不能实行专制残暴统治。”
被邀参加这次会议的科学家们，对朋友们说了说斯大林的情形，叫朋友们保证不要说出去。过了三天，整个莫斯科科学界人士便在几十个家庭和朋友圈子里小声议论起会议上的情形。
很多人小声传说着，说斯大林已经白了头，说他的嘴里一口黑牙，牙齿已经坏了，说他的手很好看，手指头细细的，因为出过天花，脸上还有麻子。
听到这些话的人警告未成年人说：
“小心，你要是乱说，不仅要害了自己，还会害了咱们全家。”
大家都认为，科学家们的状况将会大大地改善。斯大林说的关于专制残暴制度的话，使人产生很大的希望。
过了几天，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被逮捕了。关于他被捕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说他是间谍；有的说他在出国期间常常和俄国流亡分子会面；有的说他的德国裔妻子在战前常常和住在柏林的妹妹通信；有的说他企图推广小麦的有害品种，以造成病害和歉收；有的认为，他的被捕与他说的有关食指的一句话有关系；有的认为，他被捕是因为他对小时候的伙伴说过一桩政治方面的笑话。
在战争时期不常听到政治性的逮捕，所以许多人，包括维克托在内，就以为这种可怕的事永远不会有了。
维克托又想起了一九三七年，那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说出夜里被捕的人的名字。想起那时候怎样在电话里互相报告这方面的事：“昨天夜里安娜·安德列耶芙娜的丈夫病了……”想起邻居在电话里怎样回答有关被捕者的情况：“他离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想起当时常听到的逮捕人的情形：有的正在给孩子洗澡，就被抓走了，有的是在工作，在看戏，在深夜里被抓走。想起有人说过：“搜查了两天两夜，什么都搜了，甚至把地板都撬起来……几乎什么都没看，为了做样子，随便翻了翻书……”
想起一去不复返的几十个人的名字：瓦维洛夫院士……维捷院士……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作家巴别尔……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梅耶霍德……细菌学家科尔叔诺夫和兹拉托戈罗夫……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列文博士……
但问题并不在于被捕者是杰出人物和社会名流，问题在于，不论是名人还是毫不出众的普通人，全都没有罪，都是老老实实工作的人。
难道这一切又要开始了？难道到了战后，听到夜里的脚步声和汽车声还是要心惊肉跳？
多么难把争取自由的战争和这种事联系在一起啊……是啊，是啊，我们在喀山真不该那样乱说啊。
切特韦里科夫被捕之后，过了一个星期，契贝任声明离开物理研究所，接替他的位子的是希沙科夫。
科学院主席团的人上契贝任家里去过。据说，不知是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召见过契贝任，好像契贝任不肯改变研究所的选题计划。
据说，考虑到他的巨大的科学成就，暂时不想对他采取极端措施。同时被解除职务的还有分管行政工作的所长、年轻的自由主义分子皮敏诺夫，认为他不称职。
希沙科夫院士担任了所长职务和契贝任原来担任的学术领导职务。
有传闻说，契贝任在这些事情之后，心脏病发作。维克托马上就准备去看他，往他家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保姆说，契贝任最近确实身体不大好，遵照医生意见同夫人一起上外地去了，过两三个星期才能回来。
维克托对柳德米拉说：
“这种情形，就好比把一个小孩子从电车门口往下推，还要把这叫做保护，让他不受专制残暴制度的危害。契贝任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佛教徒、喇嘛教徒，这跟物理有什么关系？契贝任建立了一个学派。契贝任是卢瑟福的朋友。契贝任方程式每一个管院子的人都知道。”
“哼，关于管院子的，爸爸，你算了吧。”娜佳说。
维克托说：
“小心，你要是乱说，不仅要害了自己，还会害了我们全家。”
“我知道，这种话只能对家里人说。”
维克托用温和的口气说：
“唉，娜佳，我有什么办法能改变中央的决议？能用头去撞墙吗？而且契贝任是自己声明愿意离职的呀。况且，据说大家都不满意他的工作。”
柳德米拉对丈夫说：
“用不着这样激动。再说，你自己也常常和契贝任争论嘛。”
“如果不争论，就没有真正的友谊。”
“就是了，”柳德米拉说，“瞧着吧，你那样喜欢乱说，也会把你的实验室领导职务撤掉。”
“我倒不担心这个，”维克托说，“娜佳说得不错，的确，我所有的话都是说给自家人听的，等于在口袋里做手势。你打个电话给切特韦里科夫的夫人，去看看她！你们是朋友嘛。”
“现在这样不合适，再说，我们也不是多么亲近的朋友，”柳德米拉说，“我一点也帮助不了她。她现在也用不着我。以往出了这种事之后，你给谁打过电话吗？”
“依我看，应该。”娜佳说。
维克托皱了皱眉头。
“就是打个电话，实质上还是等于‘在口袋里打手势’。”
他想和索科洛夫谈谈契贝任的离职，这种事不能和老婆孩子谈。但是他硬压制着自己不给索科洛夫打电话，这种事不能在电话里谈。
还是很奇怪。为什么让希沙科夫当所长？很明显，维克托最近发表的论文是科学界的大事。契贝任在学术会议上说，这是苏联物理理论界十年来最重大的事件。可是却让希沙科夫做研究所的领导。这是闹着玩儿的吗？他看着几百张照片，看到电子的痕迹往左偏转，忽然又看到照片上同样的痕迹、同样的粒子往右偏转。可以说，把正电子握住了。这是年轻的萨沃斯季扬诺夫也会明白的。可是希沙科夫却撅起嘴，把照片推到一边，认为照片有毛病。谢里凡说：“唉，这就是向右呀，你简直不知道哪边是右，哪边是左。”
最奇怪的是，谁也不觉得这样的事奇怪。这样的事也就不知不觉变成理所当然的了。维克托的朋友们、他的妻子和他自己也就认为这种情况是合理合法的了。维克托不适合做所长，希沙科夫适合做所长。
波斯托耶夫是怎么说的？哦，他说：“最主要的是，我们都是苏联人。”
不过，要做一个比契贝任更爱苏联的苏联人，恐怕很难。
早晨，在去研究所的路上，维克托想象着，所里的工作人员，从院士到试验员，一定都在谈着契贝任了。研究所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司机是一个戴眼镜的上了年纪的人，正在看报。门房老头子夏天常常和维克托一块儿在实验室里喝茶，今天在楼梯上碰到他，说：“新官上任啦。”又伤心地说：“咱们的老所长呢，嗯？”
在大厅里，试验员们在谈设备安装的事。试验设备是昨天从喀山运来的。试验大厅里摆满一个个大箱子。在乌拉尔定做的新仪器同旧的设备一起运到。诺兹德林站在一个老大的木板箱旁边，维克托觉得他的脸上似乎流露着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佩列佩里津腋下夹着拐杖，用一条腿在这个大箱子周围蹦跳着。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指着一个个箱子，说：
“您看，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这么大的东西连瞎子也会看到。”佩列佩里津说。
但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说的不是箱子。
“看见啦，看见啦，当然看见啦。”维克托说。
“再过一个小时，工人们就来了，”诺兹德林说，“我已经跟马尔科夫教授说好了。”
他是用当家人的平静而缓慢的口气说这话的。轮到他说话算数的时候了。
维克托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坐在长沙发上，索科洛夫站在窗前，旁边的磁实验室主任斯维琴坐在写字台前抽着自己卷的烟卷儿。
维克托一走进来，斯维琴站起来，要把椅子让给他：
“这是主人的位子嘛。”
“不用，不用，请坐吧。”维克托说。接着又问：“最高会议上谈的是什么？”
马尔科夫说：
“关于限额问题。每位院士的限额要提高到一千五，一般的人限额提高到五百，和人民演员，和列别杰夫——库马奇那样的伟大诗人一样。”
“咱们要开始安装设备了，”维克托说，“可是契贝任不在所里了。正如俗话说的：房屋失火，时钟还在走。”
但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人都没有接他的话。
萨沃斯季扬诺夫说：
“昨天我有个堂弟来了，他是出了医院上前方去，从这儿路过，家里没有酒，我向邻居家买了一瓶，花了三百五十卢布。”
“真不得了！”斯维琴说。
“搞科学不是做肥皂。”萨沃斯季扬诺夫快活地说。但是从几个人的脸色可以看出来，他这个玩笑开得很不合适。
“新官已经到任啦。”维克托说。
“是一个劲头儿十足的人呢。”斯维琴说。
“咱们有希沙科夫当头头儿，就有办法啦，”马尔科夫说，“他是日丹诺夫同志家里的座上客。”
马尔科夫是个很奇怪的人，他与人交往似乎不多，但总是什么事都知道：知道旁边的实验室里的副博士加布里切芙斯卡娅怀了孕，知道清洁工丽达的丈夫又进了军医院，也知道最高学位评委会没有批准斯莫罗金采夫的博士学位申请报告。
“可不是吗，”萨沃斯季扬诺夫说，“他的出了名的错误我们都是知道的。不过，总的说，他这人也不坏。诸位可知道，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在哪儿？好人做卑鄙事不是心甘情愿的。”
“错误不过是错误，”磁实验室主任说，“不过，一个人凭错误当不了院士。”
斯维琴是研究所党委委员，他是一九四一年秋天入党的，虽然参与党的活动不久，但和很多人一样，非常顶真，用宗教式的虔诚对待党的使命。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我正有事要找你，党委请您在大会上发言，谈谈您对新的任务的看法。”
“要我谈领导的错误，批判契贝任吗？”维克托很气愤地问道。他本不希望这样，可是一谈起来就控制不住了。“我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要我干卑鄙的事，我不会心甘情愿。”
他转脸朝着实验室的同事们，问道：
“比如说，同志们，你们赞成契贝任离职吗？”
他原本相信会得到他们支持的，可是看到萨沃斯季扬诺夫态度暧昧地耸了耸肩膀并且说“人老了，不中用了”的时候，他觉得很尴尬。
斯维琴说：
“契贝任已经声明，他不再安排任何新的研究工作。有什么办法呢？再说，是他自己辞职的呀，而且还挽留过他呢。”
“那么，阿拉克切耶夫呢？”维克托问。“哼，终于露底了。”
马尔科夫压低了声音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据说，当初卢瑟福曾经发誓不研究中子，担心中子可以造成巨大的爆炸力。这是很高尚的，但又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清高。据说，契贝任就常常谈一些类似的带有浸礼派教会精神的话。”
维克托心想：“天啊，他怎么全知道呀？”
维克托对索科洛夫说：
“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可见，您和我不是大多数。”
索科洛夫摇了摇头，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个人主义和执拗是不容许的。战争时期嘛。在领导同志和契贝任谈话的时候，他就不应该考虑自己，不应该考虑自己的利益。”
“哎哟，还有你吗，布鲁特斯？” [12] 维克托说。他用这样一句挖苦话掩盖自己的慌乱。
不过说也奇怪：他不光是慌乱，好像也很高兴。他想：“哼，当然啦，我早就知道嘛。”但有什么“哼，当然”的？因为他并没有料到索科洛夫会这样回答。就算料到的话，又有什么可高兴的？
“您应该发言，”斯维琴说，“您不一定要批评契贝任。哪怕说几句话，谈谈党中央的决议和您的研究的关系。”
战前，维克托常常在音乐学院的交响乐音乐会上和斯维琴见面。据说，斯维琴青年时代在物理数学系上学的时候，常常写未来主义派诗歌，在扣眼里别一朵菊花。可是现在斯维琴说起党委的决定，就像说的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的定义。
维克托有时想对他挤挤眼睛，拿手指头轻轻朝他的腰上捅一捅，说：“喂，老伙计，咱们干干脆脆地谈谈吧。”
但是他知道，现在不能和斯维琴敞开心扉地谈什么了。不过，他因为听了索科洛夫的话感到非常吃惊，还是索性谈起来。他问道：
“把切特韦里科夫抓起来，也和新的任务有关系吗？老瓦维洛夫坐监牢，也和这有关系吗？恕我斗胆说一句，我认为，契贝任在物理学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其权威性超过日丹诺夫同志，超过中央科学处处长，甚至超过……”
在座的人都看着他，以为他就要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他看到他们的眼神，就把手一挥，说：
“好啦，算啦，咱们上实验大厅里去吧。”
从乌拉尔运来的一些装着新仪器的箱子已经打了开来，从锯屑、碎纸和撬开的木板中已经小心翼翼地取出有大半吨重的仪器主要部件。维克托把手放在光溜溜的金属表面上。从这个金属肚子里将产生急速的粒子束，就像谢利格尔湖边的小教堂下面涌出一条伏尔加河那样。这时候，人的眼睛是很舒服的。当你感觉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神奇的机器时，是很愉快的。还要什么呢？下班以后，实验室里只剩下维克托和索科洛夫两个人。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为什么像只公鸡一样直蹦直跳？您真沉不住气。我对玛利亚说了说您在科学院大会上的成就：您竟然在半小时之内破坏了同新所长，同科学处年轻的大人物的关系！玛利亚吓得提心吊胆，夜里都睡不好觉。您要知道咱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我看到了您看着仪器时的脸。这一切都要为几句空话牺牲了。”
“够啦，够啦，”维克托说，“连气都不能喘啦。”
“啊，等一等，”索科洛夫打断他的话，“在研究方面谁也不会干涉你。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喘气。”
“您听我说，我的好朋友，”维克托说着，苦笑了一下，“您对我是好意，我非常感谢。请允许我也以好意相报。比如，说实在的，您为什么忽然当着斯维琴的面那样说契贝任？在喀山有过一阵子思想自由之后，我见到这种事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难受。至于我……非常遗憾，我并不是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正如咱们在学生时代常说的，我并不是丹东。”
“噢，您不是丹东，真谢天谢地。说实在的，我一向认为，政治演说家恰恰是那些在创造方面无所作为的人。而你我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噢，是这样啊，”维克托说，“那么，法国的伽罗华怎么样呢？基巴利契奇又怎么样？”
索科洛夫把椅子推开，说：
“您该知道，基巴利契奇上了绞刑台。不过我指的是乱说废话。就像马季亚罗夫说的那些话。”
维克托问：“这么说，我也是乱说废话了？”
索科洛夫一声不响地耸了耸肩膀。
他们过去有多次争执和口角都被忘记了，看样子这次也会被忘记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次短暂的争执没有就这样过去，没有被忘记。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处十分融洽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争吵，有时吵得很没有道理，他们彼此的怨气还是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如果在人们之间出现了内在的分歧而又不了解这种内在分歧的话，那么，即使偶然的一句话，彼此间一点小的疏忽，也会变成一把尖刀，对友谊是致命的。
而且内在的分歧往往隐藏得很深，永远不暴露出来，人们也就永远认识不到。于是人们就认为，一次无关紧要的大声争论、冲口而出的不好听的话是破坏多年友谊的不幸原因。
不是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争吵不是因为公鹅！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