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四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在很多人的生活中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人的首要追求就是被爱或被赞许；有些人不择手段地去满足这个需求；有些人的行为特点就是服从、让步和没有主见；有些人受控于对成功、权力或财富的渴望；有的人倾向于封闭自己并独立于他人。然而，无论这些追求是不是用以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性手段，我们都会产生一个疑问：难道它们不是处在某个人的所有可能行为的正常范围之内的动机表现吗？这种辩解的错误在于，它是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提出的。事实上，这两种观点既不矛盾，也非彼此排斥。对爱的渴望、服从的倾向、对影响力或成功的追求以及回避的倾向可以以不同的组合出现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但丝毫不带有神经症的迹象。
而且，以上诸种倾向之某一种还可能是某个文化中的主导态度，也被用来说明他们可能具有正常的人类潜力。就如在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阿拉佩什文化中，爱、母性关怀、听从他人意愿，所有这些都是主导态度；正如鲁斯·本尼迪克特所言，对于夸克特尔人来说，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追求威望是被认可的行为模式；依据佛教教义，避世也是一种主导倾向。
我并非试图否认这些驱动力的正常性，而是主张它们都可能被用来提供安全感以对抗某些焦虑，并且经由其保护性功能改头换面，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可以通过一个比喻极好地解释这个差异。我们爬树，可能是因为我们想测试自己的体力和技术或者想从高处眺望，或者是因为我们被怪兽追赶。同样是爬树，但我们的动机有所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这么做是出于追求愉悦，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是出于恐惧，我们是出于安全需要才不得已这么做。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能够自由选择爬或不爬，而另一种情况，我们是因为迫切的需要而被迫去爬树。在第一种情况里，我们可以选择最合我们心意的树，另一种情况下，除了最近的那棵树，我们别无选择，甚至不一定要是树，也可以是旗杆、房屋，只有靠它才能达到自卫的目的。
动机上的差异也会导致感受和行为上的不同。如果我们是在一种直接愿望的驱使下去获得相应的满足，那我们的态度就具备自发性和辨别力。然而，如果我们是受焦虑驱使，我们的感受和表现则是强制性的和不加区分的。当然，也存在中间状态。就本能而言，诸如饥饿和性欲，极大程度上是由匮乏所致的心理紧张所决定的，这种心理紧张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会强制性地且不加区分地去追求满足，而这恰恰是焦虑驱动的特点。
再者，所要获取的满足也有差别，泛义而言，也即快乐与安全感是不同的。[1]然而，这个区别乍看起来并不十分明显。本能的满足是令人愉悦的，诸如饥饿或性欲，但如果生理紧张一直被压抑，偶然获得的满足就非常类似于从焦虑中获得解脱。两种情况都是从难以忍受的紧张中解脱。在强度上，快乐和安全感一样强烈。性满足，即使类型不同，也会如突然从极度焦虑中获得解脱的人一样感受强烈。并且，总体而言，寻求安全感的欲望不仅与本能的驱动力一样强烈，还能带来同样强烈的满足感。
正如上一章所言，寻求安全感也能带来其他次要的满足。例如，被爱或被赞赏的感觉，富有成就或影响力的感觉，这些感觉都可能令人分外满足，更不用说安全感的收获了。再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获取安全感的各种渠道可以使累积起来的敌意得到极大的释放，从而释放了另一种紧张情绪。
我们已经看到，焦虑可能是某种动机背后的驱动力，我们也研究了由此产生的最重要的动机。现在我将更加细致地探讨两种最重要的神经症驱动力：渴望爱和渴望权力。
对爱的渴望在神经症中极为常见，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可以非常轻易地识别它，以至于它被认为是焦虑症及其大致严重程度的最可靠的指标之一。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根本上对这个始终存在威胁和敌意的世界感到无助，那最合理、最直接的追求爱的方式就是获取诸如仁爱、帮助或赏识。
如果神经症患者的精神状况真如他们时常以为的那样，那他应该很容易得到爱。如果我请他大致口述一下他常有的感受是什么，他的表述大致不过如下：他想要的是如此微不足道，不过是他人应当善待他、给他建议，应当领悟到他是个可怜、无害、内心孤独的人，应当认识到他是想取悦他人而不是伤害他人。这便是他的全部感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敏感，自己身上存在多少潜在的敌意，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苛求妨碍了他的人际关系，他也无法判断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或别人对他的反应。因此，对于他的友谊、婚姻、恋爱、工作关系为何总是如此令人失望他感到分外茫然。他倾向于将原因归结为别人，是他们不替他人着想、不忠、恶毒残暴，或是由于一些高深莫测的原因才导致他缺乏讨人欢心的天赋。因此，他一直在追逐爱的幻影。
如果读者回顾我们之前的讨论，回想一下焦虑是如何通过压抑敌意而产生的，以及它又是如何反过来引发敌意的——也即回想一下焦虑和敌意是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就能发现神经症思想中的自欺和失败的原因。神经症患者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两难境地，既没有爱的能力，但又极需别人的爱。在此，我们可能会感到疑惑，这些问题看似如此简单却又如此难以回答：什么是爱，或者在我们的文化中爱意味着什么？有人可能听到过一种比较随意的定义：有给予爱和获得爱的能力。尽管，这种定义或许不无道理，但对于澄清我们想要解决的难题而言，这太过笼统了。大多数人都能偶尔地富有深情，同时却又完全没有爱的能力。最应该考虑的因素是爱所流露出的态度：对他人是否表现出一种基本的积极态度，或者——诸如是否害怕失去对方、是否想要支配对方？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将任何表面的态度当作标准。
尽管，什么是爱很难说清楚，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清楚什么不是爱，或者哪些因素与爱格格不入。某人可能深爱着一个人，但同时又对他大发脾气、否定他的某些愿望或不愿意被他打扰。但是，这种愤怒或回避的反应界限分明，不同于神经症患者的态度，神经症患者矢志不渝地提防他人，觉得他们对第三方的任何兴趣都是对自己的忽视，并将他人的任何要求都视为一种强迫，将他人的任何批评都当作一种羞辱。这并不是爱。同样，如果只是为了帮助另一方改进，而对其某种品质或态度给予建设性的批评，定然是无损于爱的定义的。但像神经症患者常做的那样苛求完美，那就并不是爱了，这种苛求隐含着一种敌意：“如果你不完美，那你就有祸了！”
当我们发现某个人只把他人当作达到某个目的的棋子时，我们也会认为这不符合我们对于爱的概念，只是因为或主要是因为他满足了某种需要。显而易见的一些情况是，需要他人只是为了性满足或婚姻关系，只是为了威望。但在这里，这个问题同样十分容易混淆，特别是在相关需求属于精神本质时。一个人可能会诓骗自己，让自己相信他爱着对方，尽管他需要对方只是——诸如——因为对方的盲目赞美。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他受到了批评，就会突然抛弃对方，甚至反目成仇，因为对方不再具备赞美的功能，而这正是他爱对方的原因。
不管怎样，在对比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不要矫枉过正。尽管，为了获取满足而利用爱人并不容于爱，但这并不意味着爱必须完完全全的无私与牺牲。不提出任何要求，只得到了爱的名义，这也不是爱。任何表达出这种信念的人，他所泄露出来的都是自己并不情愿给予爱，表明他的爱并非一个深思熟虑的信念。当然，我们想从我们喜欢的人那里得到某些东西，我们想要满足感、忠诚、帮助，如果有必要，我们还甚至想要一种牺牲。而且，总的来说，能够表达这种渴望甚至为此而战，正是心理健康的指标。爱与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差异在于，在爱中首要的是感觉到爱，而在神经症中主要的感觉是求取安全感，而爱的幻影只是次要的。当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中间状态。
如果一个人之所以需要另一个人的爱，是为了消除焦虑，那这个问题在他的意识头脑中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总体而言，他并不知道自己充满焦虑，也不知道自己为了获得安全感会不顾一切地向任何感情伸手。他所能感觉到的只是这里有一个他喜欢或信任的人，或有一个令他着迷的人。而他自以为的那种自发的爱，其实只是一种感激，因为别人向他表现出友好，或只是一种由某些人或情境引发的希望或爱。那个或明或暗地在他内心激起种种期待的人会自动被赋予某种重要性，而他的感受也会体现在爱的错觉中。这些期待也许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他受到一个权威人士的款待，或某个人不过是给他留下了悠然独立的印象。也可能出于色欲或性挑逗，尽管这些东西对爱并没有帮助。这些期待也可能依赖于既存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暗含着帮忙的承诺或感情上的支援：家庭、朋友、医生。很多这种关系都是在爱的幌子下进行的，也就是在依恋的主观信念下进行的，而实际上，这种爱的全部含义不过是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旦任何愿望没有实现，潜在的反感就会表现出来，从而暴露出这并非真挚的情感。常人眼中的爱的基本要素之一——感觉的可靠和稳定——在这些情况中都无法找到。
我已经探讨过了没有爱的能力的最后一个特点，但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它不会考虑他人的人格、怪癖、局限、需要、愿望和发展。这种漠视部分源于焦虑，焦虑促使神经症患者依附他人。一个溺水并紧紧抓住救生员的人，无法思及别人的意愿或有没有带走他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漠视也是对他人基本敌意的表达，最常见的内容就是蔑视与嫉妒。它可能被竭力表现出来的体贴甚至是牺牲遮盖，但这些努力往往无法阻止某些异常反应的出现。例如，一个妻子也许主观地确信自己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当她的丈夫把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兴趣或朋友上时，她就会感到愤恨、发牢骚或抑郁。一个过度保护孩子的母亲也许会坚持认为，她为了孩子的幸福付出了一切，但根本不考虑孩子独立发展的需要。
有些神经症患者的保护性措施是寻求爱的驱力，他很难意识到自己没有爱的能力。他们大多数人会误将自己的其他需求当成爱，不管是对某一个人还是所有人。有一个紧迫的理由使他们拥有并保护这种错觉。放弃这种防卫将意味着暴露了某种困境：立马感觉到对他人的基本敌意却又仍然渴望他人的爱。他做不到在藐视、不信任某个人、力图摧毁某个人的幸福或独立的同时又渴望得到这个人的爱、帮助和支持。为了达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目的，他不得不苛刻地不让自己意识到这两种敌对的倾向。换言之，虽然混淆了真诚的爱与需要，但爱的错觉仍然具有其特定的功能，使他对爱的追求有了可能性。
在满足对爱的饥渴的过程中，神经症患者还会遭遇一个基本困难。尽管他可能成功得到了他想要的爱，哪怕是暂时的，但他仍然无法真正接受它。有人会以为他将欣然接受任何爱，正如一个口渴的人拿到一杯水一样急切。事实上，这的确会发生，但只是暂时的。每个医生都知道友善和关心的效果：所有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问题都可能突然消失，即使只是让病人住院治疗，并给他做全面的检查。一个情境性神经症患者，即使病情十分严重，当他感觉自己被爱时，病症也可能全部消失。伊丽莎白·巴莱特便是这种情况的著名例子。即使是之于人格性神经症，这种关注——不管它是爱、兴趣还是医疗护理——也可以充分释放焦虑，从而改善病症。
任何种类的爱都能给他带来表面上的安心甚至是幸福感，但在心底，他要么会心有怀疑，要么反而会激起其不信任和恐惧。他并不相信它，因为他坚信没有人会爱他。并且，这种拒绝爱的感觉常常是一种有意识的信念，不会为任何反面例证动摇。这个信念被视为是无可置疑并且不容置辩的事实，在意识里从来不会使他感到烦恼，因而尽管难以言状，但仍然像常浮现于意识中的信念一样不可动摇。同样，这个信念可能被“不在乎”的态度所掩盖，并为此骄傲地大放厥词，这往往会给挖掘拒绝爱的根源造成困难。这种“我不讨人爱”的信念非常类似于没有爱的能力。事实上，它是这种无能的有意识反射。一个有能力真心喜欢他人的人，不会怀疑他人是否真的喜欢他。
如果焦虑症确实很严重，他对他人给予他的任何爱都会抱以怀疑的态度，并且他很快会认为这种爱另有企图。例如，在精神分析中，这种病人会觉得，精神病医师想要帮助他只是为了自己的抱负，医师说一些赞赏或鼓励的话只是出于治疗本身的目的。我的一个病人认为，我在她情绪低落的时候提议周末去看她，是一种正面羞辱。明确表露出来的爱也很容易被视为一种讥讽。如果一个有魅力的姑娘对某个神经症男子大胆示爱，他可能将其视为愚弄，甚至视其为一种蓄意挑衅，因为这个姑娘会真心喜欢他超出了他的想象。
爱不仅会招致这类人的怀疑，还会激起他们明显的焦虑。仿佛向这种感情投降就意味着被蜘蛛网捕获，或者认为这种感情意味着生活在食人族之中却脱下了防护装置。一旦神经症患者逐渐意识到，某人正在给予他真挚的爱，他或许会惶恐不安。
最后，爱的证据也许会激起对于依赖的恐惧。正如我们马上会看到的，对于不能离开他人的爱而生活的人来说，感情依赖是一种真实的危险，并且任何与其略微相似的东西都会促使其做出拼命挣扎的举动。这样的人无一例外地会千方百计避免任何积极的感情反应，因为这种反应立刻会使他联想到依赖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反应，他必须蒙蔽自己的心智，以免觉察到别人的友善或帮助，并设法摒弃所有爱的证据，坚持自己的感觉：他人都是无情、淡漠甚至恶毒的。这种情境类似于：一个急于觅食的人完全不敢食用任何食物，因为他害怕被毒死。
简而言之，那些为基本焦虑所驱动的人，为了获取一种保护性的手段，最后向爱伸了手，但得到这份他极度渴望的爱的过程却困难重重。正是这种窘境妨碍了他的需求的满足。
* * *
[1]沙利文《人际关系研究：从精神病学内涵评论社会科学调查》，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第43期（1937年）。他曾指出，对满足和安全感的追求表现为一种调节生活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