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多数人都渴望被喜欢，都带着感激之情享受着被喜欢的感觉，如果别人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感到怨恨。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小孩，感觉自己被需要之于他的和谐发展极为重要。但是，究竟爱的需要有哪些神经症特征呢？
我的观点是，随意地将这种需要视为幼稚不仅冤枉了儿童，还忽略了一个事实：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基本因素压根儿就与幼稚无关。幼稚和神经症需要只有一个共同点——无助，并且这两种情况下的无助的基础也是不同的。此外，发展出神经症需要的前提条件不同。重申一下，这些条件是：焦虑、感觉不讨人喜欢、没有能力相信任何爱以及对任何人都心怀敌意。
因此，爱的神经症需要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强迫性。倘若某人一直都为强烈的焦虑所驱使，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发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对一个神经症患者而言，被爱并非最大的乐事，也根本不是力量或快乐的源泉，而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区别在于是“我想被爱，并享受被爱”还是“无论如何我必须被爱”；或者在于，一个人吃东西是因为他胃口好、他能享受他的食物，而且对食物有所讲究，而另一个人则是快要饿死了，不得不饥不择食且不择手段。
这种态度必然会导致高估被喜欢的现实意义。其实，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并没有那么重要。事实上，只要某些人喜欢我们就足够了——那些我们在乎的人，那些我们必须一起生活或工作的人，或是那些我们有必要留下好印象的人。除了这些人，其他人是否喜欢我们几乎是无足轻重的。[1]然而，神经症患者的所感所为，就好像他们的存在、幸福和安全都取决于被人喜欢。
他们的渴望可能依附于每一个人，从派对上遇到的理发师、陌生人到同事和朋友，或是所有女人或男人，完全不加区分。因此，一次会面、一次电话或是一次邀约，若是太热情或是太冷淡，都会改变他们的心情和整个人生观。对于这一点，我还应提到一个问题：无法独处的表现，可以是略微的心神不定和焦躁不安，也可以是对独处的极度恐惧。我所说的并不是那些百无聊赖、对独处很容易意兴阑珊的人，而是那些足智多谋的聪明人，以及那些可以以其他方式自娱自乐的人。比如，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只有在周遭有人的时候才能工作，如果他们不得不独自工作，就会感到不自在和不高兴。陪伴的需要可能有其他因素，但一般情况都是一种模糊的焦虑，一种对爱的需要，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与人类接触的需要。这些人感觉自己孤苦伶仃地漂泊在世界上，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与他人的接触都是一种安慰。人们有时——例如在实验中——可以观察到，独处的无能和焦虑的增长有多一致。有些病人是可以独处的，只要他们感觉处于他们自己树立的那些保护墙的庇护之下。但是，一旦他们的保护措施被精神分析瓦解了以及某些焦虑被激发，他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忍受独处了。这是过渡期的损伤之一，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不可避免。
爱的神经症需要也可能聚焦在某个个人身上，诸如丈夫、妻子、医生、朋友。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对方的奉献、关注、友善和存在都极为重要。然而，这种重要性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神经症患者寻求别人的关注和出现，害怕被讨厌，若对方不在周围就会感觉被忽视；而另一方面，当他与这个偶像在一起时却一点儿也不快乐。一旦他意识到这个矛盾，往往会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但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显而易见，希望他人出现并不是真挚喜爱的表现，而只是寻求他人所给予的安全感。（当然，真挚的喜爱与对可靠感情的需要可能是共存的，但它们并不必然一致）
对爱的渴求也许会限于某些群体，可能是一个有共同兴趣的团体，如政治或宗教组织；而对爱的渴求也可能是限于某种性别。如果这种安全感需要限于异性，可能从表面看起来情况“正常”，而且他总是拿“正常”来辩驳。比如，有一些女性若没有男人在身边，就会感到痛苦和焦虑；她们会开始一段恋情，很快又分手，又再次感到痛苦和焦虑，然后又再次开始一段恋情，如此反复。这并非真正渴望与一个男人交往，因为这些恋爱关系充满了冲突与不满。而且，这些女性并不择取男人，她们只是想有一个人在身边，并不是出于喜欢。而且，她们甚至总是找不到生理上的满足。当然事实上，整个情况更为复杂，我只强调焦虑和爱的需要所揭示的那一部分。[2]
我们也可能在男性身上发现相似的模式：他们强迫性地想要被任何女性喜欢，而一旦和其他男性在一起就会觉得不自在。
如果爱的需要集中在同性身上，那它可能是潜在或明显同性恋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果通往异性的途径被太多焦虑所阻碍，那爱的需要可能会直接指向同性。无须说，这种焦虑并不一定要表现出来，可能隐藏于对异性的反感或无兴致当中。
由于获得爱是如此重要，因而接踵而至的是，神经症患者会为此不惜任何代价，而且常常不知道自己正在这么做。最常见的付出代价的方式是服从态度和情感依赖。服从态度可能采取不敢反对或批评对方的形式，只表现忠诚、钦佩和温顺。如果这种类型的人允许自己说出批评或贬损的言辞，即便所用言辞无伤大雅，他们也还是会感到焦虑。服从态度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他们不仅消灭掉攻击冲动，还消除了所有自我主张的倾向，任由自己遭受虐待，并作出任何牺牲，不管这样危害有多大。例如，他的自我牺牲可能表现为希望自己得糖尿病，因为他所求爱的那个人正致力于研究糖尿病，这就意味着得了这个病就可能赢得对方的关注。
与服从态度极为相似且不可分割的是情感依赖，情感依赖源于神经症患者需要依附那些能承诺保护的人。这种依赖不仅会导致无止境的痛苦，甚至还具有十足的毁灭性。譬如，在有些关系中，一个人即便完全清楚这段关系无以为继，却还是不由自主地依赖对方。如果他没有得到一句友善的话或笑容，他就会觉得好像世界都崩塌了，他可能在等待一个电话的时候突发焦虑。如果对方对他避而不见，他就会感觉无比凄凉。然而，他却无力弃逃。
通常，情感依赖的结构更为复杂。在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的关系中，总是存在大量的怨恨。依赖者痛恨被奴役，痛恨必须服从他人，但由于害怕失去对方而又不得不继续这么做。他并不知道是他的焦虑导致了这般景象，还很容易认定他的屈从是别人强加给他的。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怨恨不得不被压抑，因为他极其需要对方的爱，而且这种压抑反过来又会引起新的焦虑：对安全感的继发性需要强化了依附他人的冲动。因此，在这种神经症患者身上，情感依赖引发了一种极为现实甚至合情合理的恐惧：他们的生活正在被摧毁。当这种恐惧非常强烈时，他们也许会寻求自我保护，不让自己依附任何人以对抗这种依赖性。
有时，同一个人身上的依赖态度也会发生改变。在经受过一段或几段这种痛苦经历之后，他可能会盲目地反对一切事物，哪怕只是与依赖略微相似。例如，一个姑娘经历了几段恋情，每段恋情都以她极度依赖对方而告终，于是她发展出一种对所有男人超然独立的态度，只想麻木冷漠地将他们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这些过程在病人精神分析时的态度中也很明显。花费时间获得理解本是他自身的利益所在，但他常常会忽略自己的利益迎合精神分析师，赢取分析师的关注或认可。尽管，他想很快有所起色的理由非常充分：他因为分析而痛苦不已或有所牺牲，或时间有限，有时候这些原因看起来毫无关联。病人有时候会花大量时间讲一个冗长的故事，只是为了从分析师那里得到赞许的反应，也许他会为分析师考虑而竭力使每个小时都过得生动有趣、趣味盎然，还向分析师表露钦佩之意。甚至于病人的联想和梦都为讨好分析师而有所不同。或者，他会迷恋分析师，相信自己只在意分析师的爱，并试图真心实意地表达爱意。不加区分的成分在这里也很明显，除非他认为所有分析师都是人类的价值典范，或是为每个病人的个人期望所量身定做的。当然，不管怎样，分析师也可能是病人会爱的人，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分析师对于病人在情感上的重要程度。
这个现象正是人们提及“移情作用”时常会想到的。然而这个术语不太准确，因为移情作用应该指所有病人对分析师的非理性反应的总和，而不仅仅指情感依赖。在这里，问题不在于为何这种依赖会发生在分析过程中，因为需要这种保护的病人会牢牢抓住任何医生、社会工作者、朋友、家庭成员，而在于它为何如此强烈以及为何发生得如此频繁。这个答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相对于其他事物，精神分析意味着处理对抗焦虑的防御措施，所以会激起潜藏在保护墙背后的焦虑。正是由于焦虑的增长，才导致病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紧紧抓住分析师不放。
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一个不同于儿童对爱的需要的地方：儿童之所以比成年人需要更多的爱或帮助，是因为他们更为无助，而这种态度中并没有强迫性因素。只有已经开始忧虑的小孩，才会抓住母亲的围裙带不放。
爱的神经症需要的第二个特点也与儿童的需要全然不同，即欲求不满。一个小孩的确可能不断唠叨，要求过度关注，要求无止境地证明自己是被爱的，但若是这样，这就是个神经症小孩。一个健康的小孩，成长在温暖可靠的氛围下，会确信自己是被需要的，不会要求大人持续不断地证明这个事实，而且，一旦他得到了眼下所需要的帮助之后就会感到满足。
神经症的欲求不满可能会作为一般性的性格特点表现为一种贪欲，通过诸如饮食、购物、逛街以及急躁等方式。贪欲可能大多时候都被压抑着，然后突然爆发。例如，一个平时买衣服有节制的人，在焦虑状态下会一口气买四件新外套。它可能采取温和的巧取形式，或更具攻击性的豪夺形式。
欲求不满的态度及其所有变式和继发性抑制，被称为“口腔型”态度[3]，这在精神分析文献中有很多精彩的描述。虽然这个术语背后的理论有一定的价值——正是这些假设使得迄今仍四分五裂的行为倾向被整合到症候群上，但把所有倾向的起源都归于口腔感觉和欲望是值得怀疑的。根据有效的观察，贪欲常常表现在食物需求和饮食习惯中，还可能在梦中以一种更为原始的方式表现出这种倾向，例如食人肉的梦。然而，这些现象还不足以证明它在起源上和本质上与口腔欲望有关系。因此，一个更站得住脚的假设是：不管贪欲的源头是什么，进食只不过是最容易满足贪欲的手段，正如在梦中，进食是欲求不满的最具体、最原始的象征。
“口腔型”欲望或态度的特征是“力比多”（libido），这个假设同样有待证实。毫无疑问的是，欲求不满的态度会出现在性领域，既可能表现为现实生活中贪得无厌的性欲，也可能表现为与性交密切相关的吞咽或啃咬的梦境。但它也会表现在对金钱或衣物的占有欲上，或是在追求抱负和名望上。唯一支持“力比多”假设的地方，只在于欲求不满与性驱动力一样充满热情。然而，除非认为所有充满热情的驱动力都是“力比多”，否则仍有必要证明这种欲求不满是一种性（性前期）的驱力。
贪欲问题很复杂，至今仍未解决。和强迫性一样，贪欲也肯定是受焦虑推动的。欲求不满是以焦虑为条件的，这一点非常明显，过度手淫或暴饮暴食就是很常见的例子。贪欲与焦虑的关系也可能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一旦这个人通过某些方式感到安心，如感觉被爱、获得成就、做有建设性的工作等，贪欲立马就会缓解或消失。例如，被爱的感觉可能会突然削弱强迫性购买的渴望。一个女孩曾经抱着毫不掩饰的贪欲期盼每一顿饭，而当她开始从事她喜欢的服装设计工作之后，立马就把饥饿感和用餐时间抛到了九霄云外。另外，欲求不满也会随着敌意或焦虑的加剧而加强，一个人受到惊吓后可能会情不自禁地疯狂购物，也可能在遭到拒绝后开始暴饮暴食。
然而，很多焦虑的人并没有发展出贪欲，这就说明其中还涉及某些其他特殊因素。可以肯定的是，欲求不满的人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不得不依赖外部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他们认为没人乐意给予他们任何东西。那些在爱的需求上贪得无厌的神经症患者，往往在物质上也表现出同样的不知足，诸如在时间或金钱上的牺牲、具体情境中的实际建议、困境中的实际帮助、礼物、资讯、性满足等。在某些案例中，这些渴望明显表露出一种渴求爱的迹象；而在另一些案例中，这种解释无法令人信服。在后一类案例中，人们的印象是：神经症患者仅仅是想获取某些东西，可能是爱，也可能不是爱，而对爱的渴望，即使完全表现出来，也只是榨取某种切实恩惠或利益的幌子。
这些观察提出了一个问题：物质上的贪欲是否可能通常只是基本现象，而爱的需要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我们后面会看到，占有欲也是对抗焦虑的基本防御措施之一。但经验同样显示，在某些案例中，爱的需要，尽管是一种压倒性的保护性措施，但也可能被压抑至深，以至于从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于是，对物质的贪欲就可能持续发生，或暂时取代对于爱的渴求。
根据爱的作用，可以将神经症患者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对于第一种类型的人，无论采取的是什么形式，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他们毫无疑问是渴求爱的。
第二种类型的人，他们伸手要爱，但若他们在某些关系中没有得到爱——通常他们总是得不到——他们很快就会不再向别人伸手，而是回避所有人。他们强迫性地让自己依附于物质，迫使自己进食、购物、阅读——诸如此类，而不是试图使自己依附某个人。这种变化有时也会表现为古怪的形式，如有些人在失恋后开始极力强迫自己吃东西，以至于短时间内长胖了二三十斤；如果他们开始了一段新恋情，体重就会再次减轻；而如果这段恋情再次以失败告终，他们又会变胖。有时，我们可以在病人那里观察到同样的行为：对分析师极其失望后，他们开始强迫性地进食，胖到几乎认不出他们的地步，但当这段关系得以好转之后，他们又会瘦下来。这种与食物有关的贪欲同样可能被压抑，从而变成明显的缺乏食欲或诸如功能性肠胃不适。对于这种情况，他们的个人关系比第一种人所遭受的困恼更为严重。他们还是渴望爱的，而且敢于向爱伸手，但任何失望都会打消他们与他人交往的念头。
第三种类型的人曾经遭受过的挫折太严重、太早期了，以至于他们的意识态度已经变成对任何爱的极度怀疑。他们的焦虑太深了，以至于只要没有感受到确凿的伤害，他们就能感觉到满足。他们可能对爱有一种冷嘲热讽、嗤之以鼻的态度，宁愿去实现自己的某种现实的愿望，诸如物质帮助、建议和性。只有当他们的大部分焦虑得以释放之后，他们才会渴望爱、褒扬爱。
这三种类型的人的不同态度可以总结为：对爱贪得无厌；爱的需要之中夹杂着一般性贪欲；对爱没有显性需要，但有一般性贪欲。对于每一种类型，焦虑和敌意都有所增长。
回到我们讨论的主要方向上，我们现在必须思考一下爱的贪得无厌的特殊表现方式。其中，主要表现方式是嫉妒和要求无条件的爱。
神经症嫉妒不像正常人的嫉妒，它可能是对失去某人爱的危险的适当反应，但总的来说，与这种危险并不相称。它缘于害怕失去某人或某人的爱而惶惶不可终日，因而对方的任何兴趣都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这种嫉妒可能出现在每一种人类关系中：父母对于想要交朋友或结婚的孩子；孩子对于他们的父母；夫妻之间；任何恋爱关系中。与分析师的关系也不例外，表现为分析师关照其他病人或者只是提到别的病人，他就极度敏感。其座右铭是：“你必须专一地爱我。”病人可能会说：“我知道你待我很好。不过，由于你可能对别人也同样友善，所以你的善意对我来说完全不作数。”任何必须与其他人或其他兴趣分享的爱，都很快被彻底贬值。
不相称的嫉妒，常常被认为来自童年时期对兄弟姐妹或某一方父母的嫉妒体验。手足之争也会出现在健康儿童身上，例如对新生儿的嫉妒，然而，一旦孩子确认自己没有失去任何他迄今为止所拥有的爱和关注，手足之争就会消失不见且不留下任何伤痕。根据我的经验，发生于童年时期的过度嫉妒之所以没有被克服，往往是因为孩子处于和成年人一样的神经症状态之中，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个孩子身上已经存在无法弥补的对于爱的渴求，这种需要起源于基本焦虑。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婴幼儿和成年人的嫉妒反应关系常常含糊不清，因为成年人嫉妒被认为是婴幼儿嫉妒的“重演”。如果这个词想要暗示的是，一个成年妇女嫉妒自己的丈夫，是因为她曾经同样地嫉妒过自己的母亲，这似乎站不住脚。我们在亲子或手足关系中发现的愈演愈烈的嫉妒并非成年期嫉妒的根本原因，其实两者的本源是一致的。
也许，之于爱的贪得无厌的需求中，比嫉妒更为强烈的表现方式是要求无条件的爱。这个要求最常出现于有意识的想法中，其形式是：“我希望因为我这个人本身而被爱，而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被爱。”若只限于此，我们也许认为这种愿望一点也不过分。诚然，希望别人只因为我们本身而爱我们，这个愿望与其他任何人无异。然而，对无条件爱的神经症愿望远比正常人的愿望广泛得多，在最极端的形式中，这种愿望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这是一种对爱的要求：绝对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能有任何保留。
首先，这种要求包括希望别人不计较任何挑衅而爱自己。这个愿望作为一种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有必要的，因为神经症患者心底明白这么一个道理：他充满了敌意和过度要求，因而他有着不可理喻、不相协调的恐惧感，害怕自己的这种敌意变得明显时，对方会回避或怀恨在心。这种类型的病人会表达这样一个观念：爱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本来就很容易，并不能说明什么，爱应该证明它能容忍这个人的一切不良行为。任何批评都会被他们认为是爱的终结。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暗示他可能必须在人格上作某些改变也会激起怨恨，因为他把任何此类暗示都视为一种挫折，挫败了他对爱的需要，即便作出某些改变原本就是精神分析的目的。
其次，对无条件的爱的神经症需要包括希望别人不求回报地爱自己。这个愿望是强制性的，因为神经症患者自觉没有能力感受到任何温情或付出任何爱，也没有这么做的意愿。
再次，他的要求包括希望别人爱自己而不图任何好处。这个愿望也是强制性的，因为别人从中得到的任何好处或满足都会引起神经症患者的怀疑，认为对方喜欢他只是为了这个好处或得到满足。在性关系中，这种类型的人会不满对方从关系中得到满足，因为他们会觉得对方是为了获得满足而爱自己。在分析中，这些病人对于分析师可能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也十分吝啬：要么贬低分析师给他们的帮助，要么在理智上承认这种帮助却没有任何感激之情。或者，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任何改进归因于分析师以外的其他原因，诸如吃药或朋友的言论。当然，他们还会舍不得给必要的小费。虽然他们理智上很清楚，小费是时间、精力和学识的报酬，但在情感上，他们还是会把小费当作一种证据，证明分析师并不关心他们。这类人也倾向于为送礼而难为情，因为礼物使他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被爱。
最后，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还包括希望别人为爱自己不惜代价。只有当对方为他牺牲一切时，他才能真正确信自己被爱。这些牺牲既可能关于时间或金钱，但也可能关于信念和个人诚信。例如，期望对方哪怕损失惨重也要偏袒他。有些母亲天真地认为，期望小孩盲目奉献以及作出各种牺牲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她们曾经“强忍疼痛生下了他们”。另一些母亲压抑了自己对无条件的爱的期望，愿意给孩子许多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但这样的母亲对这段亲子关系并不满意，就像之前提过的那些例子一样，她们觉得孩子爱她只是因为他们从她那里获益良多，因而无论需要她付出什么，她都暗怀不满。她这种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包含着之于他人的残酷无情的漠视，因而最为明显地揭示了爱的神经症背后隐藏着敌意这么一个事实。
不妨作这么一个比照：正常的吸血鬼可能是有意识地要将对方剥削到极限，而神经症患者却往往全然不知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一种狡黠的心理计谋，他必须把任何与自身要求有关的信息挡在意识之外。谁也不会自言：“我希望你为了我牺牲自我，并且不求回报。”他强迫自己为他的要求找到一些合理的理由，比如他生病了，因而需要别人不求回报的付出。另一个“漠视”自身需求的有力理由是，这种要求一旦形成就很难放弃，而且放弃的第一步就是认清这些要求是无理的。除了之前已经提过的这些理由，这种要求还基于神经症患者的深刻信念，即他不能自力更生，他所需要的一切必须是别人给予的，他的所有生活责任都“应当”仰仗他人而非自己。因此，放弃自己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就意味着必须改变他的整个生活态度。
爱的神经症需要的所有特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即神经症患者自身的冲突倾向于将他所需的爱阻挡在外。那么，倘若他的需求获得部分的实现，或者遭遇到了一次彻底的拒绝，他将作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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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说法也许在美国并不被认同。在美国，文化因素是其中的原因，即尽可能受欢迎成了竞争目标之一，因此，被他人喜爱就具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重要意义。
[2]卡伦·霍妮：《爱的高估：常见的现代女性类型的研究》，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3期（1934年），第605—638页。
[3]卡尔·亚伯拉罕：《“力比多”的发展史》，载于《医疗精神分析新工作》第2期（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