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二日 大隈首相在回首相官邸途中遇袭,幸无碍。

二月九日 加藤弘之[165]文博殁。

三月某日 就中国问题,与头山满[166]等一道参加活动。[167]

四月八日 美国飞行家史密斯于青山练兵场尝试冒险飞行。

六月五日 印度诗人泰戈尔[168]访日抵东京。

七月九日 英文学者上田敏[169]殁。

八月二日 函馆大火,焚毁家屋两千余户。

八月八日 上村彦之丞[170]海军大将殁。

十一月二日 矿山业巨头贝岛太助殁。

十一月三日 皇太子裕仁亲王被册立为皇太子。

十一月二十九日 满载参军入伍壮丁的客车与东北本线列车在下田古——间木一带发生正面冲撞,造成一百数十名死伤。

十二月九日 文学家夏目漱石[171]殁。

十二月十日 元帅大山严殁。

内山完造三十一岁。照去年年末的决定,一月九日,于室町上长者町上的牧野先生家,由牧野先生亲自主持,如期举行了极其朴素的结婚式,有美喜的双亲和教会的负责人参加。然后,马上打点行李赴大阪。翌日一大早,去浜寺的社长家表达谢意,被招待午餐。翌日,赴九州出差,半月后归来。因排日情况仍不见好转,所以今年的出行也比较晚,迟至三月初才出发,从神户乘熊野丸——这次并非我一个人之旅,而是夫妇一道。海上航程非常闲适,经过朝鲜济州岛时,成群的海豚追逐船尾嬉戏,排浪相逐,像水雷穿梭似的发出“嘶噗、嘶噗”的声响,巨浪跟着就跌将下来,又朝前翻滚而去……如此壮观的景象深深刻印在新婚旅行者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在汇山码头,有人迎接,上陆。先到日信药房报了个到,然后当天便开始找房子。幸好吴淞路义丰里一六四号住着一位伊谷先生,说可以把二楼借给我,于是我们马上租下来,搬了过去。隔壁住的是狮牌牙粉的推销员小山真一君。彼时因小林洋行已撤回国内,狮牌牙粉由日信药房来代行管理,所以小山君每天跟我一起上班。这样一来,新来乍到的美喜便每日与小山太太朝夕相处。三十年来,相处得简直像亲姊妹一样,那种交情真有如神助。

我们每天都在探讨如何使信仰生活更加充实的问题,无论自己多么清贫,作为基督的信仰者决不过蒙羞的生活,一定要实现订婚时的许愿。但到底该如何去做呢?与其说是正经的构想,不如说是每天在重复空想。有各式各样的想法,诸如做点茶叶买卖啊,开个足袋屋什么的,最终打算花十年时间,存千把日元,然后以此为资本做点生意。为此,自己在生活中十分节俭,不乱花一文钱。

想实地看一看从去年以来一直持续不断的排日运动在各地的发展情况,刚好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当天,我只身在上海的租界和城里走了一圈。在城里看见榨芝麻油的,不紧不慢地聊了会儿天才回来。排日运动虽然如火如荼,但我确认它不会对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五月九日,我一大早出发,带着日信药房的小伙计宝根,从沪杭甬铁路的松江到杭州,继而过钱塘江,乘脚船从西兴到绍兴,然后再乘脚船到曹娥江。由于宁波的铁路一直铺到江边,我从百官站乘火车,途中经过余姚和慈溪至宁波,从宁波乘招商局(汽船公司名)的江天号先回上海,再乘沪宁铁路赴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然后乘太古公司的吴淞号下芜湖(日清汽船的客轮因遭抵制而未发),转了一圈之后,乘怡和洋行的德和号直抵汉口(一路顺流而下途经九江、南昌、安庆倒也方便)。在武汉三镇和沙市、宜昌、长沙、常德等地转了转,返航则从九江乘南浔铁路去南昌。这条铁路正在修建,借用平井日本铁道院总裁的话说,“事实上是世界第一的坏铁道”。从九江到杨柳津段,好歹算有客车承运。在杨柳津下车,乘渡船过了河,这回的车是三节货车。我们像猴爬树似的好不容易爬上了车,从后面开来一辆机车头,三推两推之间,“咣当”一声,货车便跑了起来,到了山下渡(修水的岸边),又“咣当”一声停了下来。再纵身一跳,登上渡船,从对岸上陆,终于又乘上了客车。早七时从九江发车,只有七十里的铁路,午后三时许,才抵达南昌对岸的乐昌站。然后徒步二十分钟,来到赣江边上。接着,乘小火轮(小蒸汽船)渡船抵达南昌南门外码头的时候,已近黄昏。等到了怡园旅馆,好不容易吃上晚饭,已过六时。不过,总算伸开腿睡了个舒坦觉。翌日一整天,看了全市的情况,然后乘小火轮直奔九江。幸亏水量丰沛,也没有在吴城镇换船,一路直达九江码头。看见太古公司的下水船,说就快到了,我们遂决定早些上船。可左等右等,却不见来。结果居然晚点五个小时后到了,这才上了船。到安庆已是深夜,天下着雨。可真够呛,但趸船(一种可直接连到岸上的像栈桥似的船)已经横靠在我们的船上。于是,我们下了船,跟着天保客栈拉客的人走了一通夜路,好不容易到了客栈,却被谢绝入住。无奈之下,委托警察,好歹得以在中西旅馆的一室眯了一觉。翌日,说要保护我们,派了两名巡捕跟随。因此,我们没能自由观察此地的情况。虽说如此,可也并没有任何危险。是夜,我们乘招商局的江华号从南京上陆,等乘火车回到上海已是七月下旬。我们在各地访问日本人,了解市场情况,拜访老主顾,也实地考察了一番排日运动的情况——唯上海为烈。各地的日本人为避免因做生意而成为袭击目标,纷纷闭店,困守在家,所以倒没有生命危险。我被拒绝住店也只有安庆天保客栈那一次。无奈,我困守在上海,虽然连一箱生意都没做成,可一年中倒也没花一分钱的广告费。可以说,抵制日货是相当彻底。

去年十二月宣布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已确定洪宪元年号),遭遇太多反对,尽管令全国各地发贺电“赞成帝政”,“庆祝袁世凯登基”,企图以大戏来掩饰、克服危机,但到底还是撑不住了。是年一月,好不容易已经通告各国公使的帝政一幕暂告顺延,复向各国公使发出了“登基延期”的通知;进而,三月又发出了“取消帝制”的声明。这期间,革命党的核心人物陈其美将军遭暗杀。

旅行归来后,美喜已迁居至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家里。搬家的事说起来还有点意思。伊谷先生的二楼当然没的说,只是当时伊谷夫妇几乎每晚都要吵架。一天,美喜上楼刚上到半截时,一只盛了热饭的饭盆飞到她的脚下,她急忙奔回自己的房间。从那以后,对跟人合居便开始感到厌烦,无论如何也要租一处自己的房子,并委托店里的人帮忙打听。人家说刚好有套不赖的房子,可是有一个附加条件:有七十日元的东西须转让。对此,美喜擅自独断说:“好吧,我接受。”便爽快地买了人家的东西,旋即搬了过去。大概由于美喜的决断太过痛快的缘故吧,乃至后来竟传出“他媳妇必有丰厚的陪嫁”的传言,而且传来传去,传得颇邪乎,令人忍俊不禁。房租只有八元二角。楼下多一半是铺地板的房间,有三张榻榻米;二楼有十一张榻榻米大,厨房呈三角形,外加一个三角形小房间。这个奇异的袖珍之家却被我们夫妇加以十二分的利用,现在想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家里,与我们夫妇建立友情的人,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所在多有——此姑且放在《交友录》[172]中。这一年,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修行的一年,能从容不迫地帮忙教会、青年会的事务亦是在这一年。

在我看来,妇女问题中的核心无论如何应当是经济独立,日本妇女之所以受男性压迫的最大原因也是不具备经济独立。倘若自己经济无法独立,就不得不屈从于男性的压迫;而只要拥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便有望从男性的压迫下逃离。一个妻子如惯常的那样完全依存于丈夫的经济收入的话,说穿了,无异于对一个男人冠以“主人”[173]这一体面的名头,然后把自己的一生出卖给他。更极端地说,纵然有时间长短之差或一人多人之别,这与做娼妓也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人之所以为人,其被称为人格的根本条件是能够创造自立的生活。日本的妇人好像忘记了这回事,她们会觉得自己无非做些厨房劳作、洗衣、女红的事,并未把这些事情当成是经济活动。相反,下女们倒是把这类工作当成正经的经济活动,因此,作为下女来说,其独立人格是被承认的,而下女成为人妻后,反而丧失了独立人格。无论如何,日本女性如果不具备经济独立能力的话,便无法脱离男性的压迫。对人妻来说,这点尤其重要。我常常对人说,日本法律不承认妻子财产权的相关规定,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想,正是这些想法,不知不觉中,催生了内山书店的构想。

总之,大正五年这一年,排日之火未消,可以说完全没生意可做。出差也只限于上半年的考察旅行,下半年只有困守沪上,静观其变。一时间闹得不亦乐乎的袁世凯的帝政闹剧终于灰头土脸地收场的时候,作为其机关银行而设立的殖边银行发生挤兑风潮,终于倒掉——这在中国是少有的事。到了六月,袁世凯病急交加,一命呜呼,黎元洪成了大总统。至此,袁世凯导演的一幕活剧总算谢幕了。

彼时,中国普通通货的一厘钱,不知怎么搞的,突然扶摇直上——通常一块大洋可兑换一千二百四五十文,这时居然突破了一千文,个中原因颇有趣。欧战爆发后,东方工业最发达的日本预见到黄铜需要量将激增,便开始从中国市场上收购。随着黄铜行情的飙升,形形色色的老物件都出来亮相,黄铜的价格自然一路高企。可日本人仍在不停地收购。由于在所有的黄铜制品中,一文钱的铜钱比较便宜的缘故,不知是谁先开的头,连铜钱也开始收购。因此,一厘钱的兑换价值便被吊了起来,后来海关禁止一厘钱出口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发现有人把一厘钱币熔化后作为旧黄铜出口,于是便采取了禁止输出的措施。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由于缺乏工业知识而吃亏的悲剧。

还有一桩趣事:大战的战端一开,英商和记洋行不久便在南京下关和汉口、济南建起了大工厂,俗称蛋粉工厂,即把鸡蛋分成蛋黄和蛋白,然后分别干燥后做成粉末状,再作为军需食品运往本国。不仅蛋粉,连生肉类也冷冻后出口。在此前,上海原本有几家专做鸡蛋出口贸易的商社,源源不断地向日本出口鸡蛋,可自从这家工厂起来之后,日本人几乎连一个鸡蛋都收不到了。为什么竟会这样呢?原来,日本人通常收购鸡蛋的方法是先定好价格,然后把鸡蛋一个个在电灯下照,看是不是新鲜,再择优购入。但和记的方式则是每天公布一磅多少钱后,只要把货送过去,目测一下便购入,并不区分货之新陈,哪怕是“坏蛋”也照收,这可乐坏了鸡蛋商。即使对腐臭的鸡蛋,充其量也就是杀一杀价格便买下,而并无半句怨言。可是,鸡蛋的变质变臭须经过好几十天的过程,而每天都在收购,还真没有变质的时间。不出几天工夫,工厂方面已无检查的必要(此前对收购鸡蛋的检查在厂内进行,损失自负,后干脆省了这道检查工序)。就这样,精明如中国人,也被治了一道。如果一味计较陈腐,势必无法批量收购。可只要不管陈蛋臭蛋一律照收,陈蛋臭蛋反而会自动消失——这种经过精明计算的收购方法果然灵验。买卖双方在不知不觉中逐渐适应了价格构成等要素,这生意便真的是水到渠成了。若是急于成批购入的话,恐怕还真得琢磨个适当的办法才成。所以,连中国人都觉得英国人厉害。

因此,我常说世界之大,能与中国人角力者当首推英国人。其他国家的人即使起初占了上风,时间一长,腿便开始打晃,随即败下阵来。说中国人看日本人,就像孩子一样,诚哉斯言。中国人直言不讳“日本人像孩子”,问何出此言,答曰:“没有别的什么人像日本人那样喜欢举着小旗子走路。”到底着眼点不同啊,确实发人深省。

是年,辛亥革命元老黄兴和第三次革命的核心人物蔡锷去世,长沙对岸的岳麓山腰上立有两位英雄的纪念塔。中国农民劳动同盟[17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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