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三日 新澙县西颈城郡海岸大暴风雪，死伤逾三千名。
一月八日 因岐阜县关于犀川的行政区划问题，安八郡发生农民暴动，导致军队出动，平息事态（历史年表上记有所谓“未至大事”之一笔。但窃以为，正因为已至大事，才有军队的出动，故删除该记述）。
二月十五日 东京牛込区若松町户山脑病院火灾，致患者死伤十数名。
二月二十一日 埼玉、群马、长野三县边界奥秩父山起山火，致十数日间数百町步[257]（？）山林烧毁（数百町步似有误，考虑十数日延烧的话，估计应系数千町步之误）。
二月二十三日 以绰号“说教强盗”的绰号而闻名的妻木松吉终于被抓捕归案。宫城县气仙沼町大火，焚毁家屋逾千户。
三月五日 横滨电气局员工罢工。山本宣治（从京都当选的无产党议员）遭声称为“七生义团员”的黑田保久二刺杀。
三月十四日 茨城县石冈町火灾，焚毁家屋四百户。
三月十六日 山阳线山口县姥石隧洞附近发生急行列车倾覆事故，死伤十九名。
三月二十日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改正案提交讨论，导致会场陷入混乱，讨论无法继续。
四月十六日 三重县牟娄郡有井村山中起山火，烧毁山林一千五百町步。
五月十日 印度诗圣泰戈尔复访日。
五月二十日 岐阜县船津町失火，全町化为焦土，焚毁家屋一千二百户。
五月三十一日 二十五日以来，桦太厅留多加等地，二十三处起山火，截止到本日仍未熄灭，致部落烧死者众，山火之多为此地前所未有。
六月十三日 间谍船“朝日”于广岛湾沉没。潜水艇打捞实验成功，创世界纪录。
七月二十四日 《非战公约》宣布仪式于美国华盛顿总统府白宫举行。
七月二十五日 《非战公约》文本及《宣言批准书》公布。
八月五日 北海道石狩空知郡歌志内的住友煤矿第十番坑口，地下三千六百尺坑内发生瓦斯爆炸，致坑道中矿夫死伤数十名。
八月十四日 陆军重型轰炸机坠落，乘员九名全部罹难。
八月十九日 德国飞艇“齐柏林”（Zeppelin）号于七日从美国雷克赫斯特出发，用二十二天成功环球一周。
十一月五日 日本共产党大检举（四月十六日）案预审终结，约三百名被起诉（加上第一次被起诉者，逾八百名）。
十一月二十一日 《黄金出口取缔令》废止（即金解禁令），从明年一月十一日起实施。
十一月二十九日 特命全权公使佐分利贞男（常驻北京）于箱根宫之下富士屋旅馆自杀。
一月三十日 列席次年一月于伦敦召开的海军裁军会议的若槻礼次郎、财部彪一行启程。
内山完造四十四岁。呜呼，这多灾多难的一年！特别是接二连三的火灾，且动辄是山林大火，怎不令人心痛。这个自负为“科学日本”的国家，除了眼睁睁看着失火并坐等火势自然熄灭外，竟然毫无作为，这是多么可悲的“科学国家”啊。而且，面对夺走众多生命的灾害，对伤亡的统计常常以“死伤者数十名”一语带过，这种对人命的态度简直比对牛马还轻，轻松得好像丢了一把雨伞似的。陆军中有种说法，“兵值一钱五厘（一张明信片），而军马是昂贵的，务须珍惜”云云——正是在这种问题教育的误导下，人的生命才会被轻视。我曾听说，在一份对遭难的英国船的救援报告中记有这样一项：“一名船员由于救助不充分，虽尽了最大努力，却只发现了其尸体，遗憾之至。”我想，到底不愧是英国，这与基督教告诉人们，上帝即使对一只迷途的羔羊也会竭尽全力救助是一个道理，即敬畏人命。如日本这样，实际上是对“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等价值观的抹杀。
这一年，内山书店迁移至位于北四川路尽头的新店铺。其实这铺位也是不得已才接手，但由于终于离开了甬道而临街，书店得以迅速发展。因一路电车的终点站在这里，随着新建住宅的增多，书客很多。内山书店的发展没有任何阻碍，我认为放任其自由发展的结果还差强人意。是年，当汇山码头的苦力们罢工的时候，作为对策，邮船会社从长崎招来了不知数十人还是数百人的码头工人，以解燃眉之急。可是，这些日本码头工人吃苦的能力跟中国的苦力根本没法比。在城里人们闲聊的时候，常能听到诸如此类的话：“苦力的罢工究竟是咋回事？从长崎招几个码头扛大个儿的过来不就结了。”结果，邮船会社便从长崎招了一群码头工人来沪。但这群人的无能经过实地考验已经被证明了，完全没办法。从这类事中，也能看出我们的自恋。中国苦力的劳动力之旺盛世所罕见，这也是南洋华侨成功的根本原因。渡海赴南洋，凭一己之劳动力资本辛苦劳作，赚点小钱后，开一爿小小的香烟店，再以此为基础涉足商界，充分施展商人的天性。而且，与祖国的交易与外汇相关。把金币和银币同置于天平的两边，以此来聚财，中国人在这上面具有举世无双的坚韧，不久便成为令世人艳羡的成功南洋华侨。每年中国进出口的外汇结算，虽然账面上为净入超，但却从来不会破产。而用以平衡这种净入超的，是华侨向国内的外汇汇款（我甚至觉得连汇款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汇款，而是利用了金银高低价差的交易）。华侨的经济实力之强，超乎吾等想象。
在日本的历史年表中，对这一时期排日运动的记录是“进一步高涨”，但我却不这样看。我觉得，对排日运动的调查，尤其是满铁方面的调查与日本军部的调查一样，是刻意夸大了的。实际上，在上海的日本商人中间，排日风潮于大正十二年便已经起来，但那以后的规模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局限于地方，绝难形成左右日本国家收支（贸易上的）之势。但尽管如此，日本仍一味夸张地宣传排日运动发生的次数，令人觉得其中不无某种刻意而为的因素。
内山书店的发展虽然还算顺风顺水，但书店的创立者——妻美喜自去年患登革热以来，健康大不如前，变得异常肥胖，并于这个时期罹患了心脏瓣膜症，可无论其本人还是我，对此都茫然无知。后来，我们竟认为原先长年坚持不懈每天到新公园散步，后因我的疝气病而中止，是导致妻子肥胖的原因。
前文曾写过，我们夫妇自从住到魏盛里以来，每天坚持天不亮就到新公园去散步。彼时（大正五年前后）的新公园，早晨连一个散步者都没有。除了偶尔邂逅日清汽船会社支店长小幡恭之氏的夫人之外，谁都不曾碰到过。下雪的清晨，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夫妇俩每年都会品味在新雪上印上第一行足迹的愉悦感，至今记忆犹新。有时，两人在浓浓的朝雾中散步，会陷入天上人间般的错觉中。甚至有一次，雾气渐消时分，见东天白日，竟以为是月亮，后发觉上面有些黑点，就跟撒了黑胡椒似的，这才确认是太阳无疑——以肉眼观测太阳黑子的事恐不多见。更新鲜的是，在长江旅行的时候，突然遭遇“蒙古风”来袭：此前还很耀眼的太阳逐渐失去光晕，像一个黄色的盆似的挂在中天上，继而连盆也全然不见了。所乘的船上连周围一尺的地方都看不见，统统包裹在一层薄黄色的尘雾中。船不用说，已经抛了锚，开始还“呜——呜——”地鸣汽笛，不久便只有“当——当——”地敲钟，警报自己所在的位置了。时值早春三四月份，纵然是自诩为现代文明的军舰、汽船，也完全无可奈何，只有被动地等待天气放晴。当浓雾逐渐四散，船也终于解除危险警报、恢复行使的当儿，忽然发现另一艘船就抛锚在极近的地方，不禁后怕得冷汗直淌。这种惊险每年都会遇到，有时是在洞庭湖中。虽然名为风，但横跨数千里，把沙漠地带的黄沙运将过来，整个视界都为之团团包裹，真可谓不折不扣的黄沙万里——尽管我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种唐人[258]式的夸张。日俄战争时期，由于第二舰队司令长官上村大将[259]的报告中，再次出现了诸如“浦潮舰队在浓雾中失踪”的记录，日本国民大为光火：浓雾、浓雾，又是浓雾，到底什么是浓雾？！可撮火归撮火，对不知浓雾为何物的人，说什么都是白搭；而被不知黄沙万丈为何物的人当成吹牛皮的大话也是没法子。归根结底，人还是要依赖实证的方法。忘记了是什么时候，从上海到南京的列车驶入了蝗虫阵，那真叫一个天昏地暗，完全笼罩在一片黑云下。急速行驶的列车与什么东西相撞的声音，有点像下冰雹，或者降霰。铁轨两侧堆满了撞上列车又落下来的蝗虫的尸骸，足有一尺高。蝗群啮食稻子时会发出很大的动静，那声音简直像下雨一样。说是蝗虫，但那是在日本绝对见不到的种类，颜色发紫，大如人的手指。依我看，要想根治大陆的蝗害，原子弹保准有效，但毋庸讳言会人虫俱亡。DDT之类恐怕是无效的，除了从飞机上撒药扑灭之外，没什么好法子。我衷心期盼科学家要是能发明一种于人无害的原子弹就好了。总之，靠那种“这个写法不赖，做了很好的归纳，打满分吧”，或者“那篇论文的绪论、本论、结论整理得很清楚，兹授予博士证书”式的岛国思维，注定是百无一用的。立此存照，诚如友人关屋牧在其小说《蝗虫》[260]中所写的那样。
佐分利公使的自杀，成了一桩众说纷纭的公案。尽管原因尚不得而知，但我想佐分利其人也许本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因难以忍受军部的欺诈外交，而不惜以死抗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妨先立此存照，容日后再来检讨。
这个时期，店里的中日方店员组织了一个每人每月凑一元钱的储蓄会，并把钱存进了中南银行。可是，这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在外国银行之间却不被接受了，理由是中方所有银行由于公债暴跌而蒙受巨额亏损。于是，我跟王先生说，中南银行情形颇危险，还是把储蓄会的存款取出来，转存正金银行比较保险。可王先生却说：“没关系，先搁在那儿吧。”我说，那破产怎么办？王先生回答说：“人家亏损时去提款，银行便会破产。还是在人家赚钱时去取钱比较好。”我不禁面红耳赤，连这个十三岁起就进店当小伙计的王先生，都能把经济理论付诸实践，这种普通中国人身上的伟大实在令我感佩不已。问题不在于理论本身，决定性的因素是实行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