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日 我海军伊号第六十三潜水艇在丰后水道遇难沉没，八十一名水兵殉难。
二月十一日 东京市内举行由陆军及民间有志者参加的奉祝爱马大游行[340]。
三月一日 位于大阪府枚方町的弹药库发生大爆炸，大火延烧至民宅，致六百余户家屋焚毁，十数人死亡，重轻伤者数以百计。
四月十九日 举行关门海底隧道贯通仪式。
四月二十六日 本州至九州间的早鞆隧道贯通。
五月一日 秋田县男鹿半岛地方发生强烈地震，千户家屋倒塌，死伤逾八十名。
五月九日 东京板桥区志村町大日本赛璐珞工厂爆炸，致二百数十人死伤。
十月十二日 电车从断崖上坠入日光里见泷下游河中，致死伤逾七十人。
十一月十日 岩手县松尾村松尾硫黄矿山爆炸，造成一百数十人死伤。
十一月二十一日 日本邮政船照国丸于英国东海岸触雷沉没。
十二月十三日 苏联货轮英迪吉尔卡号（Indigirka）于北海道宗谷海峡附近海马岛触礁遭难被发现，汽船桦太丸等前往救助，四百余人获救。
内山完造五十四岁。今年的大事是诺门坎事件。也不知起因于哪一方，反正日苏军队在诺门坎发生冲突，传出日军两个师全军覆没的消息，真是越听越恐怖。据说日本的战术、战法等全然不起任何作用。苏联一方的炮弹虽然像雨点般地倾泻，却悉数落在我部队的后方，日军刚好趁机一个劲儿地朝前推进。而随着部队的前进，炮弹如影随形似的必落于人后，撵着人往前走。又推进了一截，前方突然出现一种前所未见的喷火的家伙。想要后撤，可苏联兵却从我军的后方朝我军齐射，已经无路可退。而继续前进的话，则遭遇火炮的攻击。跳进战壕里，但见敌人的坦克像山一样压过来……就这样，据说我军全军覆没。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实还不大清楚，但火炮和大型坦克均为头一次见识的新式武器，好像叫曲射炮什么的，我方战术则完全落了空。吃了大败的证据，就是停战协定的谈判系出于我方的请求。
中日战争时，在蒙苏战中，好几次有报道说日军击落敌机数十架次，甚至多达一百数十架次——难道中国真的有那么多飞机吗？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后来听说，从上空俯瞰，飞机场上有很多看上去像真飞机似的画，于是日军就对准这些目标一通轰炸，报道大抵是相当夸张的。
年表中写道：三月一日，大阪府枚方町的陆军仓库发生爆炸云云。在年表中这样写可不像话。那次既然是弹药库的爆炸，便须清清楚楚地写明，否则会误导后人。
如果说作为“满洲问题”的起因——柳条沟铁路爆破系日本人之手所为的话，一定会招致强烈的反对。那种妄图以阴谋来博取成功的用心已然颠倒了出发点，实际上是以为开始的谎言能挺到最后。虽然政治属于“性本恶”之物，但通过人的力量可使其善化，这正是文化的道路。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易世革命也属于“恶”的政治，但唯其把“恶”逐渐转化为“善”，才称得上是易世革命。日本人毕竟尚年幼，就民族而言，年轻而缺乏经验，因此，爱玩点子小把戏蒙混过关，可随便什么人都能看破。事实胜于雄辩，“李顿报告”中也写得清清楚楚。可虽说如此，日本却还在强词夺理。不讲道理者终会失败，这难道不也是日本教育的根基吗？法庭上的谎言难道不是明摆着的犯罪吗？而居然想要实现建基于如此谎言基础之上的野心，若真的存在八百万神灵[341]的话，日本一定会遭天谴——而日本的野心果然以无条件投降而告终。在上海终于被卷入战祸的八月十三日，我召集中国人和日本人店员，对他们说：“又要打仗了。明天的报纸不知会怎样撒谎，请大家读报时多加留意。”那时，我从大家的脸上读出一种“老爷子又在说莫名其妙的事情”的表情。尽管我确是认真的，大家却没从正面理解我的话。时光流逝，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总算明白了此前的新闻报道几乎全是谎言的事实，而恐怕已无人记得我所说的话。我觉得今天的日本充斥着谎言。中国人爱说“好日子办”[342]，并曝光真相。但日本似乎没人把这当成坏事或混账事，大家都心平气和。就是说，习惯了谎言，从来不记得撒谎是一宗罪恶。现在的日本，因战争灾难的缘故，众多家庭丧失了家私家产，无论什么事，都在敷衍将就，假装若无其事。从一到十，无不是权宜之计，得过且过。一句话，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是“将就的生活”。而人一旦习惯了这种“将就的生活”，那么连人是不是也会变成“将就之人”呢？着实令人担忧。每当我见到只是由于习惯了谎言，便不复把谎言当成罪恶的日本人的时候，忧虑便更深了一层。
今天还有位夫人过来聊天，她说某人“真的很有意思”倒还好，可说那人跟谁能都说上话，“实在是颇得要领”便有些不对劲了。听上去像是夸赞，但似乎又包含其他的意思。我觉得，今天的日本人病就病在这个“颇得要领”上。作为当下的一种处世术，没有什么比这个“颇得要领”更令人厌恶的了。因为这话里没有真实——我所讨厌的理由正在于此：没一点真的，一种在各种场合专门迎合他人、阿世逢迎的活法。“将就”和“要领”似乎有某种共通之处，可两者都令人讨厌。我常常对自己说，人还是不要过于乖巧的好，还是不要成为“将就”的人吧。
确是这一年的事情。我从长崎登陆，坐上了开往东京的急行列车。在三田尻一带，老毛病嵌顿疝复发，无论如何都好不了，简直苦不堪言。我甚至打算，如果到广岛还不好的话，我便下车。这样想着，大概也是折腾得太累了，竟昏然睡去。一觉醒来，已经到了糸崎。幸运的是，在睡着了的时候，疝气竟然好了，总算松了一口气。一到东京，便紧赶慢赶地处理东京堂的要务。尽管东京堂对上海内山书店抱有偌大的期待，可后者却全无发展。在其他书店纷纷在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店，取得长足发展的时候，内山书店却在原地踏步。这到底是基于何种考虑呢？东京堂那边说要听一听我的想法。于是，我谈了自己的信念：“因为从这场战争的前途中看不到半点光明，所以不能谋求发展。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守势，力求保住上海的客户。”而作为东京堂来说，只依赖内山书店的话是不够的，故流露出相当的焦虑。虽说如此，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好暂且彼此相互关照，事就算办完了。原本就打算到小原（荣次郎）君熟悉的医生那里去看一下我的病，诊察了一番后，大夫说这个疝气要尽早做手术，于是又给我介绍了位于日本桥茅场町的吉川医院。院长是吉川春次郎博士，在疝气、盲肠炎领域被称为日本“第一把刀”。先生说“午后三点手术，在此之前请休息一下”，我便在休息室躺了会儿。中饭未食，浣肠，把肚子清空，便进了手术室。房间不大，但四白落地，很干净，工作人员也清一色身着白大褂。我平躺在手术台上，两侧的大夫各执我一只手号脉。个子不高、胖墩墩的院长说要打一针麻醉，局部注射即可。小原荣次郎君作为看护，一直陪着我。他虽然得到医生的许可，目睹手术，可中途却因突发贫血，出了手术室。我的下腹左边被切开，把小肠拽出来，再把嵌顿疝孔的膜抻拉、结扎，使小肠不再掉进去，然后缝合，共持续四十七分钟。在局部注射麻药有效时，没什么感觉，麻醉劲儿过后，痛感袭来。大夫说不能动，这最难受，整整三天时间，人处于一种说不出来的痛楚中，可那以后却轻松了许多。改造社的山本社长来看了我。见形形色色的文人轮番来医院探望，院长查房巡诊时对我说：“内山先生在给《改造》等刊物写东西啊？”遂打破了与患者不交谈的“铁律”，在查房时便经常跟我攀谈起来。住院十四天后出院，由小原夫人陪护，直接到了汤河原一家叫作伊藤旅馆的地方，在那儿进行为期一周的汤治[343]。其间，也承蒙改造社的山本社长等各色人等前来探望，病居然痊愈了，着实很幸运。可是，差不多从一年前开始，由于时不时犯胃痉挛，又开始注射吗啡。在汤河原逗留期间，有一次半夜痉挛发作，赶紧喊来医生。回东京后，也频频犯病，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过好歹疝气算治愈了，还是很高兴。
回到上海以后，我又开始了早间的散步。每天早晨天未亮，便与内人出门去新公园。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个时期兴起了高尔夫球运动，很多人来这里练击球，过去那种雅静的感觉已荡然无存。想来，这个公园被未明时分散步的我们所“独占”，毕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主意，要在此地召开“东洋奥林匹克大会”，于是又是修四百码的跑道，又把公园里的池塘清扫一通改成游泳场。此前一直为西洋人所独享的草地网球也在这里的球场竞技。在游泳项目上，日本选手胜出。从我的店再过去一条街，还有一座红砖瓦建造的室内游泳池。虽然是开放设施，可一向少有日本人去，近来去游泳的人却激增（因新公园的池塘已无法用作游泳池的缘故）。
草地网球项目上，一位忘记叫什么名字的日本选手，是左撇子，打得很漂亮，一举获胜，致打网球的人猛增。从每年五月到十月初，下午三点开始（周一是一点开始），这个公园的全部网球场均可使用。并不是说还建有别的网球场，而是所有场地都在一片美丽的草坪上，到了网球时间，草坪上会划出很多片网球场。两个雇工小伙子，成天划线、拉网，在每天网球时间开始前负责弄好。新公园里的网球场后来发展到三十来片。人们拎着网球拍过来打球，嘴里喊着“界外”“一比零”“三比一”什么的倒还没什么，可球打飞的时候，对打双方一边一个的专属球童，会马上跑去把球拾回来，那派头着实了得。这种草地网球在日本人中间流行开来，那真是不论张三李四，人手一拍，连我这种人都挥起了球拍。可有一点，我后来计算过打网球的花费：一个球场俩球童，还有网球和球拍（球拍自带）；十到十二人左右；连续五个月，每天只要天气尚好，从三点到七点多，便可打到汗流浃背，游戏兼运动，花费在六百元左右（球场可免费使用）。除以十二个人的话，是五十元，平均合每人一个月十元。不妨与日本人的料理店应酬玩乐[344]做一对比：彼时一个人的负担额，大约是一次五元左右。每个月的应酬按十次算的话，五个月便是五百元[345]。而这只是一人份，十二人份的话便是六千元。而且那种应酬不太卫生，会造成家庭的不美满，万一导致什么恶性疾病的话，那损失简直是无法计算的。还有一点，那种娱乐人们一般是不愿公开的，需避人耳目偷着乐。这就是草地网球与茶屋游的比较。试想，作为旁观者的中国人会如何看待这两者呢？这两者的对比，已经很好地说明了日本人花钱的方式有多蠢。我以为，很难指望日本的茶屋游真能推广到世界。以和平为契机，日本想要实现大转型，正在建设所谓不参与一切战争的“和平日本”。茶屋的酒里，难道会浮现出“和平日本”的本质吗？不用说，在实质上恰恰是破坏家庭和睦的茶屋酒里，是无法发现建设“和平日本”的本质要素的。当然，着手建设新日本的话，亦需全体日本人自觉地抵制茶屋酒——这是我的一个期待。
此先按下不表。却说这个草地网球运动在日本人中异常盛行。虽说在那之后很久，高尔夫球也开始流行，但网球是午后的运动，而高尔夫则是早晨的游戏。我们早间的散步与打高尔夫球的时段发生冲突，乃至散步的心情大受影响，糟糕极了。不时会看到被高尔夫球打伤的人。幸亏我们俩不仅从未受到过高尔夫球的“关照”，而且目击过相当高妙的球技。那还是有一道篱笆墙作为障碍物的时候，应该是秋天吧。我们进大门的时候，两个年轻的洋人已经开始打球了。我们俩若无其事地伫足观战。但见其中一个人击球很低，那球看上去好像就在草上滚似的，我心想，它一定会碰到篱笆墙。可是，就在快碰到篱笆的当儿，那球却自然浮扬，漂亮地越过了篱笆墙朝前飞去。击球者先是紧盯着球的飞行方向，然后莞尔一笑。我们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接着，换另一个人击球。照例是球贴着草坪低飞，在快到篱笆的时候，微微上扬，轻巧地翻过了篱笆。二人对视，会意一笑，又打了一个球。完全是如法炮制，球越过篱笆对面的池塘，在草坪的上方翻滚前行，白色的小球简直像活的一样。回来后，跟什么人一聊，一位高尔夫发烧友说，有个曾到日本去执教的世界级宿将要来上海，在赛马场的高尔夫球场炫技，把高尔夫球放在怀表上，后击之。连续击了三五杆，一次都未失手。球被击飞，怀表却纹丝未动。我甚至想，所谓“神技”，也不过如此吧。后来，又见过一位日本的高尔夫狂人。那是个相当自负的家伙，“这样一击，球就会越过对面的篱笆”，边说边指手画脚一番。“啪”的一声，但见被击的球来了个高空飞行。他又拿出一个球：“刚才手稍微抖了一下。就是说，像这种的。”“啪”的又一击，手仿佛又抖了一下似的，球再次高蹈飞舞起来。如此，那种先是贴着草坪飞行，在快到篱笆的当儿，突然腾空翻墙的妙球竟不复现了。这更令人感叹那一天所见识的秘技。
日本人中去游泳池的人开始激增。当时上海的人口有两百万左右，其中外国人有五六万，而外国人中的半数为日本人。工部局决定在新公园的尽里头建造一个大的露天游泳池。这可不是那种室内的阴森森的池子，而是令人神清气爽的豁亮的现代游泳池。
据说，过去上海租界内的公园里，曾经写有“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告示。后中国人对此提出抗议，当然一方面也因了革命的影响，口口声声“公立”云云，可哪里有什么“公立”可言？只对自己人的“公立”，岂有此理！于是乎各大公园开始允许中国人入园。可英国人到底不是一般的慢性子。中国人一抗议，首先设立一个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会；然后，研究会进行了几年的持续研究；继而，将研究结果投入实验性实施……直到公园终于许可中国人入园，总拖了有七八年之久。至于说所采用的入园方法，如果仅以十万左右的人为目标建造的公园面向二百万中国人无条件开放的话，显然无法收容。那些肮脏的苦力们成群进入，占据原本并不富余的路椅和石凳，横陈在上面睡午觉的话，不仅会给散步者带来偌大的困扰，到处擤鼻涕、吐痰，也不卫生。说到不卫生，研究会一致认为，如果让那些肮脏的、浑身散发着怪味儿的苦力们入园的话，公园这种原本是为了解除疲劳之所将成为传染病源之地。对此，就是那些中国研究员亦持赞成态度，毕竟主张中国人入园并不是那些苦力自己的要求，而是中国知识阶层的诉求，想必他们也不大会反对排斥苦力入园的做法。出于上述种种，最终考量确定的入园方法是首先考虑苦力的经济能力：即一处公园，每人一次入园，收取入园费两角（二十钱）。这在彼时，对阻止日收入低于五十钱（五角）的苦力无疑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方法。可反对者是那些此前享受免费入园待遇的外国人，他们对此不满。于是研究会决定发行一年的通票，而且是记名的通票，一年内通用，仅卖一元。这样的话，他们便没话说了。而苦力们是断不会购买的，一天五角的工钱是买不了一元的通票的。如此，研究会的意见达成一致，并投入实施。谁都没有怨言，可谓最上策的结果。我深深领教了英国人的聪明。对中国人的聪明我也有所了解，我觉得堪与中国人角力者，只有英国人。
上海的电力原本是由共同租界工部局电气科供给的，因发电厂转卖，导致一番竞标。结果，花落美国人之手。既是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竞争，听说美国的第一标和英国的第二标竟然差了三四千万元，第一标应该是六千万元或者六千万两。这家发电厂后来成为上海电力公司，一直营业至今。该发电厂确定电力价格的方法颇有意思：电力价格每年都会调整，为什么呢？因为每年年底举行翌年度使用煤炭的采购招标，以采购价格高低为基准，电力价格可上下浮动。就是说，发电厂完全没有营业亏损的问题，其风险统统转嫁到全部电力消费者身上。我至今仍觉得，这真是一条经营妙法。足见英国人的聪明。
店中变得繁忙起来，从东京堂请来了一名支援者，名叫神田的先生。因为实在是太忙了，本想再请个人过来，可东京堂也很忙，终未能如愿。有一天，从东京堂来了一位名叫H君的青年，对我说：“我这就去汉口。正准备收购汉口某店，开设支店。今后融资方面的事情，也许不时会麻烦到您，届时还望多多关照。”见他是神田先生的熟人，又持有介绍信，我便一口应承下来，然后他就出发去了汉口。后来他发展得很不错。我自己也曾两三度把寄到东京的汇款转账至汉口。想必东京堂大概觉得内山老不中用了，竟然担心其汉口方面的情况来。我之所以做此想，是因为在我的店里，也有不少人说什么“老头子还是不灵，成天磨磨蹭蹭的，所以东京堂才在汉口开了支店”之类的话，表达不满。可这时，从东京堂本店来了一通电报，让前来支援我的神田先生马上回东京堂。我虽然感到很为难，但也没法子，便让他赶紧出发了。又听到周围在议论纷纷：“瞧瞧，好不容易派来支援的人手又让回国了……”我则以沉默来应对。然而，东京堂会计主任奥村先生突然光临，让我大吃一惊，以为是由于自己店的汇款延迟，使对方前来催款。简单打过招呼，我便开口问道：“奥村先生此行可是为了来敝店催款？”他回答说：“哪里哪里，绝不是为这个。您知道，汉口店里，出了点麻烦。”“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一向干得不赖吗？”这一问可不得了，奥村先生说：“不是让神田君过去了吗？我其实是根据他的汇报，过去整理一下。总之，仅数月时间，便发了二十万元的货，可竟然连一次回款都没有。而且听说您这里还为他做过现金转账，这才知道让神田君去的店是乱七八糟的状态，真是相当没面子。”如此，我才知道汉口店的口碑不佳。奥村先生是去了汉口，在那边待了一阵子，回东京途中顺道来我店里一趟，说要把汉口的店转让出去。后来，东京堂果然从汉口撤退了事。
这一时期，内山书店发展顺利，尽管上海的日本人书店已多达十数家，可内山书店却一骑绝尘，遥遥领先，甚至未受战况不利的影响。虽然常遭军部方面叱责，说“你那里的评价很糟糕”什么的，但我仍然我行我素，照例去军队里做漫谈。有实战经验的人说：“这人所谈的净是大实话。”于是，生意便越做越火。仅单行本的销售，我的店比华中、华东地区所有日本人书店加起来卖得还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