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日 两列武藏野线电车于埼玉县松井村正面相撞，致七十余名死伤。
一月十五日 静冈市火灾，致五千数百户家屋焚毁。
一月二十日 英国巡洋舰于千叶县野岛崎冲绑架我浅间丸上的二十一名德国乘客（浅间丸事件）。[346]
一月二十九日 大阪西成线的油罐车倾覆起火，致八十八人死亡、五十人重伤。
二月二日 平川清风[347]（《中国共和史》著者）殁。
三月五日 东北米坂线荒川桥梁上，列车倾覆后起火，致死伤者数十名。
三月十八日 秉承根津嘉一郎[348]的遗志，（其家属）向根津育英会捐款五千万元，声明将建设大美术馆。
三月二十八日 福岛县棚仓町火灾，焚毁家屋三百余户。同日，茨城县中乡村发生山火，焚毁山林约二千町步。
四月八日 陆军军用机于静冈县浜名郡小野口村上空落弹，致十一人死伤。
四月二十五日 希特勒特使乔治大公（Heinrich Georg Stahmer）访日。
五月七日 面向安部矶雄[349]等人组织的勤劳国民党筹备会，政府出台了禁止结社令。
五月十一日 北见国枝幸町发生山火，致五百户家屋焚毁、人员死伤五百余名。
六月一日 东京等六大都市实施砂糖、火柴凭票供应制。
六月十四日 德军入城巴黎。
六月十七日 法国首相宣布对德投降。
六月二十日 东京遭雷击，大藏、厚生两省及企画院焚毁。
七月五日 省电列车于常磐线北千住站相撞，致死伤者七十余名。
七月六日 《奢侈品等制造贩卖限制规则》公布，并从翌日起实施。
七月十一日 东亚教育者大会于神田共立讲堂举行两千六百年[350]纪念大会。东京市电车于小石川区春日町发生倾覆事故，致死伤者三十余名。
八月一日 作为近卫内阁的基本国策，以松冈外相谈话的形式，声称“唯‘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乃帝国外交的基调”云云。
八月二日 英国官府逮捕三井、三菱两伦敦支店长等。
八月七日 东京等七大都市断然决定实行木炭配给制，从十一日起实施。
八月二十八日 鉴于时局，日本救世军改组，改成救世团。
八月三十日 文部省制定的《学生生活刷新要纲》传达至各地方长官及大学专门学校校长。
九月十日 旨在谋求基于新体制下的大同团结，全国佛教各宗派于东京筑地本愿寺召开合同理事总会。
九月十五日 位于东京丸之内的帝国剧场以新国剧的九月公演为尾声，退出演剧界。
九月二十七日 《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于柏林签署，圣诏颁布。
九月二十九日 日本国民诗协会于神田教育会馆成立。
十月十八日 青森市大火，焚毁家屋二百余户。
十月二十六日 伊号第六十七潜水艇在东京以南海面于八月二十九日失踪，因搜索无果，宣布全员殉难。
十一月二日 颁布国民服令。
十一月三日 大日本青年党的思想团体“大日本赤诚会”于明治神宫举行成立仪式。
十一月二十五日 宫崎市“八纮之基柱”竣工，于宫崎神宫举行奉献典礼。
十二月十九日 日本出版文化协会成立。
十二月二十九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以“炉边谈话”的形式发表旨在强化对英援助的广播演说。
内山完造五十五岁。是年一月，应新潟县三条市友人稻村隆一的邀请赴东京，途中，特从京都经北陆，访问了雪中的三条。此乃为了践行去年稻村君来沪时的约定，为三条的金品制造业者做一次中国漫谈。三条制造西洋食器用品，迫切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基于如此需要，稻村君安排我的漫谈并负担费用。我的漫谈依旧既像是稀粥里的饭团那样比较稀罕，又像是河滩上一个个小石子似的新鲜有趣，竟大受欢迎，反而使我诚惶诚恐。这种缘分维持至今，我得以屡次去新潟，而最初的牵线者正是稻村君。犹记得接到上海的电报，在东京仅逗留十天左右便不得不匆匆西行，乃至被东京的友人责怪的事。事实上，在东京的一些曾旅居上海，或者与上海有某种缘分的基督徒中间，有一个上海会，我等兄弟姊妹到东京时，常在YMCA聚会，顺便做一场关于上海的讲座什么的。而此次，竟连这都无法完成便回沪了。至今犹记得，西行的列车驰过被大火烧过、还散发着热气的静冈，我望着车窗外凄惨的焚后的原野，不禁在心里祈祷：“主啊，请保佑这里的人们，让此地丰饶吧。”我在长崎的家中住了一晚，翌日便回上海了。
三月，由改造社再度出版一册漫话集。书名一任改造社捉刀，取为《上海夜话》。实际上，此前出版的那本《上海漫语》甚得好评，数度再版，我很高兴，对写作也有了信心。我一直不断为上海的报纸撰稿，每月也为改造社的《大陆》杂志写，当然也不忘为《改造》杂志写文章。《中央公论》的小森田主笔找到我，说杂志上的“北京来鸿”专栏决定让村上知行君写，希望“上海来鸿”由我来写，而“东京来鸿”则由小森田君自己操刀，于是我便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写了整整一年。有时候，来宾在漫谈席上夸赞一句“‘上海漫语’很有意思啊”之类的，我便心情大好，越说越多，直成了我的日课。有时候，从日本来的客人，或者从欧洲归来的客人说：“从《上海漫语》中学到很多东西。日本人实际上并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可出乎意料的是，西洋人也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哪怕这话其实只是一种恭维，我也会跟上了劲儿似的，谈起来没个完。
一天，从一个奇妙的地方来了个电话，是从百乐门饭店打来的。一个中国人的声音传来：“您是内山完造先生吧？”
我答道：“我是内山完造。”在一句“等一等”之后，又有一个声音说：“我是香港来的，姓杨。”一听声音我就明白了，原来是把妻子留在上海，只身赴香港，且一去不回的立教大学毕业的杨建平先生。“啊呀，久违久违！杨先生几时回上海的？”我问道。他说：“刚刚到。您现在忙不忙？”“现在不忙。”我答道，刚好这天店里比较闲散。
他说：“不忙就好。那请您来这里一趟，好不好？”我估计他肯定邀请共进晚餐，便说：“好好，我就来，请等一等。”然后就挂了电话。我稍事整理，四点钟左右，便乘一路电车赶过去。在静安寺下车，径直去了附近的百乐门饭店。果不其然，对方已经准备好了一桌晚餐。而且不是中餐，是大菜。遗憾的是，人家如此亲切，我却没能吃多少。不过，对我来说，那菜分量之大，也确是我难以消受的。
谈话的主题围绕数年来多灾多难的状况。“现在是无论如何一心想恢复和平，日本方面是怎样的情形？”杨先生问道。“我也觉得必须早日回复常态，但此事有个机遇的问题。双方理应在机遇到来的时候……”我的话还没完，对方便接过话头：“我觉得机遇已经到来了。在我方来说，已经充分到来了。我们所担心的是日方如何。”“我觉得就日本而言，也已经到来。就是说，双方都正当其时，然而却仍无法妥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问君对这点是如何考虑的呢？”我试图征求他的意见。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双方都没有靠得住的这个。”“不是没有。有的。路是有一条，可双方都不自觉，因为都在为战争而发高烧嘛。”我这样一说，他把身体向我这边凑了凑，问道：“真的有吗？”
“有是有的。你难道还不知道吗？”我这样说着，意在敦促对方的思考。他却说：“可是，日本方面表态，不承认第三方介入，难道不是最大的难关吗？恐怕还是要看有无能超越这种难关的、有大面子的人脉吧。”于是，我直接端出我的想法：“照我的想象，说日本不谋求第三方介入的说法本身，是件很难办的事。如此主张，无异在拒斥那些在政治、经济上有关系的人。因此，我倒觉得，先让那些没太大关系的人进来，未必不是一个台阶。说到有大面子者，倒是有一个：罗马教皇的话，应该不成问题。你觉得呢？”话音未落，他立即接过话头：“原来如此！如果罗马教皇真能调停的话，中国问题不大，不失为一个绝好的渠道。可日本，却是一个完全不认可宗教世界普遍性力量的国家……”我说：“不能这么说。今天的日本，已然对罗马教皇的定位及其普世性的存在等有所了解。我觉得倘若能以之为第三方的话，日本是会买账的。”“假如日本能迈出这一步的话，中国自然无话可说。关键还是要看日本……”他似乎仍在担心日本。可我总觉得日本终究会动起来。“首先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路径吧。有必要让第三国的天主教信徒出面恳请教皇出马。如果有美国那边的信徒呼吁，能请教皇站出来的话就好了。”此话到此打住。我们俩一致认为，无论如何应当在两国交战时谋求问题的解决，否则如事态进一步扩大的话，局面便无法收拾了。
晚九点多，回到家，一边琢磨方才杨先生说话时的样子，内心的自信好像一下子变强了似的，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也许能成。一日，华中电气通信社长福田耕氏突然来访，说“有个人务必想让你见一见，明天午餐时请到俱乐部来。”我问道：“到底是谁呢？”对方说：“见了就明白了。明天的午餐已经安排好了，请务必过来。在日本人俱乐部。”于是就这样敲定了。翌日，我一去才知道，要见的人物原来是报纸上风传做过汪精卫政府顾问的石渡先生。另外一位是各路联合会长林雄吉先生，一行共四人。午餐是鸡素烧。林先生一个劲儿地谈日本政府对滞留上海的日本人的不满和希望，谈得很多也很深入，石渡先生则只是不住地点头。这中间，大家用了膳。结束时，福田先生试探我对中日问题何以破局的看法，石渡先生也趁机问我：“可有什么好主意？”我毫不客气地说：“有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罗马教皇站出来。”然后把那番话仅作为个人的想法一说，石渡先生说：“这确实不失为一个法子。”我自己则受到鼓舞，进而想到应该把这个想法传递到国内，刚好就有了个回东京的差使，于是便经长崎回到了东京。我拜访了当时一直保持沉默的《朝日新闻》社的太田卯之助[351]先生，并谈了自己的想法，遂得到其赞许：“这倒是一个绝好的妙案。”继而又在三两个场合谈过之后，回到了上海。但最终还是未能实现——此乃至今使我痛感遗憾者之一。
此事暂且搁下不表，却说随着滞留上海的日本人越来越多，日本领事馆的实力也日益强化。过去在共同租界工部局管理之下，各种游戏规则完全是英国式的，相当实际且很自由。伴随着东洋势力的介入，日本人虽然自由渐失，彼时却似乎尚无意占领共同租界。可是，出于公共租界的权力若不掌握在日本的手里，就不方便、不好办的考虑，日本人遂计划让九名市参事会成员中的五人由日本人占据。而当时的九个人中，五个是英国人，两个是日本人，还有两名美国人。每年以连记法投票[352]的形式改选。该计划在当年便告失败，投票结果仍然是英国五人，日美各二人。但在投票场所，却发生了林雄吉老人用手枪射击，致英国人议长负伤的大骚乱。究竟是谁、出于何种想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甚清楚，但年逾古稀的林雄吉老人竟然在投票场所以手枪制造骚乱，虽说是在战时，但到底是件难堪的事儿。我感到日本人的教养水准还差得远。战后不久，这位林老人便失踪了，留下一纸像是遗书似的东西，大概是投河自尽了。生前的友人们给他办了个葬礼。可后来又传说人还活着，到底如何我其实也不大清楚。但总之作为一个人，是被世间给埋葬了。这无疑起因于上述的手枪骚动。想到这一层，反倒有些可怜他。
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据说主席是汪精卫，汪精卫与蒋介石并列为国民政府的巨头。而如此之人，却与日本——这个中国的敌国合作，成立了所谓奉行“和平政策”的“新国民政府”，这对日本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可是，我以为这却是中国绵延四千年的历史，作为独立国家一直走到今天的秘诀中的秘诀之所在。而且，这并非是基于某种理论和推理的有计划的行动，中国在危机存亡的关头，自然而然会产生这种智慧。在中国戏曲中，有一出戏叫《空城计》。戏的内容我不大了解，但这三个字，却与我说的“秘诀中的秘诀”刚好吻合。两巨头之一的汪精卫脱离坚持抗战政策、战斗着的国民政府，从重庆出逃。出逃后的汪却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所谓“和平政策”，并投入宿敌日本的阵营。日本人到底年轻，竟然就上了套。就是说，中国就此分成了两块。所谓中庸，就是不冷不热、不上不下，可这回却判然分为冷和热、上与下——中国被分成两个极端，中间是“空”的。然而，正是这个“空”，却蕴含着无限的能量。日本投降，便说明了奉行所谓“和平政策”的南京走向没落，而坚持抗战政策的重庆则填满了这个“空”，象征了中国的庄严。若不是中国，便不可能有这样的一幕。那真是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在中国，从中国人身上，我看到了经验之力的伟大。这也是关于这场日本对中国挑起的战争，我尝言“前途更无光明”的理由，不是别的，皆出于“与自然为敌”也。中国人对自然的思考是绝对的，是第一性的，其生活正是一种本着这种绝对性的生活。古时圣贤一语道破的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绝不仅仅是文章，而是人的现实生活。中国人的经验是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