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和拉扎尔见得不那么频繁了。
我的生活愈发偏离轨道。我四处寻酒喝，我漫无目的地游荡，末了，叫辆出租车送我回家。坐上车的后座，想起自己弄丢的嘟蒂，我失声痛哭。我已经不再痛苦了，更没有丝毫不安，脑中只觉得彻头彻尾的愚蠢，仿佛这种幼稚永远不会结束。我不敢相信，自己为了挑衅命运，曾经有过多么荒谬的想法——我想到自己从前表现出的嘲弄与勇气：可所有这些现在只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白痴，或许颇让人动容，但终归是可笑的。
我仍会不时想起拉扎尔，每一次，这都让我猛然一惊——极度疲乏中，她于我就如同维也纳可怖的黑色燕尾旗，有着相似的意义。关于战争，我们有过零星而不快的交谈，自那之后，我便不再仅仅把这些噩兆视为我个人生存的隐忧。我在其中看见更为巨大的威胁，悬于整个世界上空……或许将可能爆发的战争与拉扎尔联系在一起是毫无根据的，恰恰相反，拉扎尔宣称自己厌恶与死亡有关之事。然而，她身上的一切，她莽撞、梦游般的步态，她说话的口气，她让四周安静下来的能力，还有她对牺牲的渴望，都让人觉得她已经和死亡签订了契约。我觉得，这样的存在，只有对命中注定遭遇不幸的人和世界才有意义。某天，我的脑中突然一片清明，当即下决心摆脱我与她关注中的所有交集。这场不期而来的了断有它可笑的一面，正与我生命中的其余事物一般模样。
振奋于这个决定，我满心欢喜，步行从家里出发。我走了许久，最终在花神咖啡馆(1)外的露天座位败下阵来。我坐下，同桌的人我都不太熟悉。我觉得自己不受欢迎，但没有离开。其他人用极尽严肃的口吻，谈论发生过的、需要知道的消息——在我看来他们统统不切实际又脑袋空空。我听他们聊了一小时，没说几句话。然后我走到蒙帕纳斯大道(2)，进了车站右手边一家餐厅，我坐的是露天座位，吃了我能点到的最好的东西，同时我开始喝红酒，喝了太多。我快吃完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但这时来了一对母子。母亲年龄不大，依然迷人而纤细，身上散发着从容的魅力，这无关紧要，但因为我正想着拉扎尔，这个女人便赏心悦目起来。她看来还很富有，情况就越发如此。她的儿子在她身前，年纪很轻，几乎不开口，穿着一套奢华的灰色法兰绒西装。我要了杯咖啡，点了烟。我听见一声凄厉的惨叫，尾音拖得长，像一声喘息，这让我吃了一惊——有只猫方才扑向了另一只的喉咙，就在露天座位四周装饰的灌木丛边，恰好在我观察的两位食客的桌子底下。年轻母亲站在原地发出一声尖叫，她脸色发白。她很快反应过来声音是猫而不是人的，笑出了声（她并不滑稽，只是单纯）。服务员和老板走了出来。他们笑着说这是一群猫中最凶猛的一只。我自己也和他们一起笑了。
此后我离开餐厅，自觉心情不错，可当我走上一条清冷的街，不知何去何从时，我开始哭泣。我止不住痛哭，我走了很久，最后远远走到我住的那条街。当时，我一直在哭。我前面有三个女孩和两个男孩，吵吵闹闹，放声大笑，姑娘不漂亮，可毫无疑问，既轻浮又兴奋。我止住哭声，跟着他们走到我家门口，喧闹声刺激着我，以至于我没有进门，而是故意半路折返。我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去塔巴林舞场(3)。我进去的时候，舞台上恰好有群舞女，几乎一丝不挂，她们中好几个既漂亮又清新。我挑了舞台边的位置坐下（我拒绝任何其他座位），可场内坐得满满当当，而我椅子下面的地板又高出一截，所以这张椅子便突了出来。我觉得自己随时可能失去平衡，跌进那群赤裸的舞女中。我脸上发红，场内很热，我不得不一直用湿透的手绢擦脸上的汗水，要把酒杯从桌上挪到嘴边也很困难。这般荒唐的处境中，座椅上维持着脆弱平衡的我，变成了不幸的化身；而舞台上浸沐在光芒之中的舞女们则正相反，象征着不可触及的幸福。
舞女之中有一个较之其他更加窈窕美丽，她面带女神的微笑而来，一袭晚裙更显庄严。舞蹈将尽时，她浑身赤裸，但那一刻，她却更显出一份几乎不可思议的优雅与精致——聚光灯浅紫色的光晕让她纤长、光洁的胴体宛如泛着鬼魅般苍白的奇迹。我像个小男孩，出神地凝视她裸露的双臀，就好像我这一生从未见过如此纯洁，又如此不真实之物，况且她还这么美。第二轮脱裙表演开始时，我甚至感到窒息，只得靠在椅子上，精疲力竭。我离开舞场。我游荡着，从咖啡馆到大街，从大街到晚间巴士；我毫无目的地下了车，走进斯芬克斯(4)。我流连于人来人往的门厅里一个又一个出台姑娘；我不想上楼到房间去，一束不真实的光始终让我觉得恍惚。接着，我又去了多姆咖啡馆(5)，我正在一点点沉沦。我吃了一根烤香肠，喝的是甜香槟。这很提神，但口味实在糟糕。到了这个点，在这等不三不四的地方，只剩下寥寥数人，男的道德败坏，女的又老又丑。后来我走进一家酒吧，里面有个粗俗的、算不上漂亮的女孩，正坐在凳上和酒吧招待咬耳朵，还不停地发牢骚。我拦下一辆出租车，这一次，我要司机送我回家。已经过了凌晨四点，可我没有上床睡觉，我在打字机上打一篇报告，所有门都大开着。
好意住在我家的岳母（我妻子不在的时候由她照顾房子）醒了。她在床上喊我，叫声顺着她的房门穿透整个寓所：
“亨利……埃迪特快十一点的时候从布莱顿来了电话。没找到您她很失望，您知道吗。”
其实从昨晚开始，我口袋里就揣着一封埃迪特的信。她告诉我会在今晚十点后来电话，除非我是个懦夫，不然我不可能忘记这件事。可我都走到了家门口，却还是离开了！我想不出比这更恶劣的事。被我无耻抛弃的妻子，从英国给我打来电话，因为她担心我；可与此同时，我却把她抛诸脑后，在上不了台面的地方放纵我的衰颓和愚蠢。一切都是错的，连我的痛苦也是。我开始放声哭泣，我的哭声毫无意义可言。
空虚依旧。一个酗酒、哭泣的白痴，可笑如我沦落到这般田地。要想逃避如垃圾般被遗忘的感觉，唯一的良方就是喝酒，更多的酒。我希望能耗尽自己的健康，或许一并耗尽这条没有意义的生命。我想酒精会杀了我，但想得并不清楚。我或许会继续喝下去，然后死掉；或许我会停下……那一刻，什么都不重要了。
2
我在弗朗西斯家(6)门前下了出租车，醉得刚好。我什么都没说，径直坐到要见的几个朋友桌边。对我来说，有人陪伴很好，陪伴让我远离狂妄自大。我不是唯一喝过酒的人。我们去一家公路餐厅吃饭，只有三个女人。餐桌上很快便堆满了空的或半空的红酒瓶。
我的邻座叫格泽妮（Xénie）。快吃完时，她对我说她刚从乡下回来，在那边过夜时，在房子的洗手间里看到一只装满白色液体的夜壶，中间有只淹水的苍蝇——她说这话，是因为我正在吃一块柔软的芝心奶油蛋糕，而奶的颜色让她恶心。她吃血肠，将我倒给她的红酒喝得干干净净。她大口吞血肠的样子像个农家帮佣，但这是假象。她不过是个游手好闲又过于富有的姑娘。我看见她的餐盘前放了一本她随身带的绿色封皮的先锋派杂志。我翻开，扫到一句话，说的是一个乡村牧师用长柄叉尖从粪堆里挑出一颗心。我醉得越发厉害，苍蝇溺在夜壶中的画面和格泽妮的脸连到了一起。格泽妮皮肤发白，脖子上落着几绺难看的散发，像一根根苍蝇腿。她的白色皮手套放在纸桌布上，在面包屑和红酒渍旁完好无损。整桌人都在声嘶力竭地说话。我偷偷把餐叉藏在右手，将手缓缓伸向格泽妮的大腿。
那时，醉酒让我声音发抖，不过这多少也是我故意演出的喜剧。我对她说：
“你心真冷……”
我突然笑起来。我刚想到（好像这有什么可笑似的）：一颗奶油般的心……我涌起呕吐的冲动。
她显得很沮丧，但还是心平气和、随和地回道：
“我得拂您的意了，但确实如此，我还没喝多少酒，也不想撒谎博您开心。”
“这样的话……”我说。
透过裙子，我猛地把叉尖向大腿按去。她惊叫一声，手忙脚乱逃开我，撞翻了两只红酒杯。她推开椅子，不得不掀起裙子检查伤口。衬裙挺漂亮，她光洁的大腿让我欣喜。一根叉齿格外锋利，刺破皮肤，流了血，但伤口不大。我快步上前，她还来不及阻止，我便把双唇贴上大腿，吞掉了自己刚弄出的那点血。其他人看着，有些吃惊，笑容很尴尬……但他们发现，格泽妮尽管面色惨白，哭得却并不厉害。她比自己想的还要醉，她一直在哭，却靠进了我怀里。于是我往她杯里倒满红酒，让她喝了下去。
我们其中一个付了钱，然后大家平摊费用，但我坚持要出格泽妮那份（就好像我要把她占为己有）。接下来要去弗雷德·佩恩家(7)。我们所有人挤进两辆车。小酒吧里热得窒息。我和格泽妮跳了一支舞，然后又和几个没见过的姑娘跳。我走到门口去透气，时不时拉这个、拽那个——甚至有一次是格泽妮——去隔壁的吧台喝威士忌。我隔阵子便回厅里一趟，最后我在门口背靠墙坐下。我醉了。我盯着往来的行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个朋友把腰带解下来拿在手上。我问他要过来。我把皮带对折，在女人面前挥舞取乐，假装要打她们。外面很暗，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什么也不明白；要是女的和男人走在一起，她们会装作没有看见。走来两个女孩，其中一个在这条扬起的、象征威胁的腰带面前，直面我，辱骂我，鄙夷地当面唾弃我——她真的很漂亮，金头发，脸上棱角分明，模样高贵。她厌恶地背过身去，跨进了弗雷德·佩恩的门。我跟着她，走进酒吧拥挤的酒客中。
“您为什么骂我？”我对她说，向她伸出腰带，我想笑。“和我喝一杯吧。”她现在是笑的了，她面对面看着我。
“好啊。”她说。
仿佛是不愿在一个醉醺醺、傻愣愣向她伸着皮带的男孩面前落了下风，她又说：
“瞧。”
她手里有个软蜡做的裸女，娃娃的下半身裹了张纸，她故意在胸部轻轻摆弄了一下——没什么比这更下流了。她一定是个德国人，白得不见颜色，目空一切，咄咄逼人。我和她跳舞，说了些我也不知什么的蠢话。跳到一半，她毫无缘由地停下，看起来很严肃，一动不动盯着我。她的样子傲慢极了。
“您看吧。”她说。
接着她撩起裙子，掀过下身——腿，花边袜带，长袜，内衣，都很奢华；她用手指指向裸露的肌肤。她继续和我跳舞，我看见她手中始终握着那个粗劣的蜡娃娃。这种便宜货一般在剧场入口兜售，小贩颠来倒去重复同一串套话，像是“非凡的触感”……蜡质很软，它有肌肤的柔软与嫩滑。她离开我，又挥了一下娃娃，然后独自在黑人钢琴手面前跳起伦巴，她朝他暗送秋波，极具挑逗意味，同她舞蹈的波动一般撩人。黑人用琴声和着她，高声大笑；她跳得出色，在她身边人们拍起手来。于是她拿出穿着锥形纸片的娃娃，一把扔向钢琴，爆发出一阵笑声。那东西落在钢琴木板上，发出轻微的身体碎裂的响声。事实上，它的腿摔开了，脚却已经被割掉了。截了肢的玫瑰色小腿肚，还有张开的双腿，显得既刺眼又诱人。我在餐桌上找了把刀，切下一片玫瑰色的腿肚。我的临时同伴一把将它夺去，塞进我嘴里，它有股可怕的苦蜡味。我把它吐到地上，直犯恶心。我还没完全醉过去，我清楚如果我和这女孩去旅馆房间会发生什么（我不剩几个钱了，要想出来肯定得掏空口袋，此外八成还会受她羞辱，大加鄙夷）。
这姑娘看见我和格泽妮还有其他人说话，她大概以为我要和他们待在一起，不会和她上床了——她突兀地对我说声再见，然后便消失了。不一会儿，我的朋友们离开了弗雷德·佩恩家，我跟着他们，我们到格拉夫家(8)去吃喝。我坐在位子上一言不发，什么都不想，我开始病了。我借口说自己手脏、头发乱了，要去洗手间。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过了一会儿，半睡半醒间我听到有人喊“托普曼”。我已经脱了裤子，坐在马桶上。我提上长裤，走出来，叫我名字的朋友告诉我我已经消失了三刻钟。我坐上桌去，加入其他人，可是，没多久，他们就建议我回洗手间去——我太苍白了。我回去，吐了很久。接着，所有人都说该回了（已经四点了）。他们让我坐在汽车后座，开车送我回了家。
第二天（是周日），我还是病怏怏的，一整天都不爽利，昏昏沉沉的，好像再没了赖以维持生命的源泉。将近三点时我穿戴好想去见几个人，我试着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但没做到。我早早回来睡觉，我发烧了，鼻腔里像吐了很久之后那般发痛。而且，我的衣服还淋了雨，我着凉了。
3
我睡得很不安稳。整整一晚，可怖与痛苦的梦境接踵而来，终于耗尽了我的精神。我醒了，从未病得那么重过。我记起自己梦到了什么：我站在大厅门口，面前是张床，带立柱与帷幔，像一辆没有轮子的灵车；这张床，或者说这辆柩车四周，围着一些男女，显然就是我前一晚的同伴。大厅应该是个舞台，男人女人都是演员，又或是导演，他们要导的演出非比寻常，期待让我焦躁不安……至于我，我却离得远，躲在一条未加装饰、破破烂烂的回廊下，我与放着床的大厅的位置关系就好比观众席之于舞台。即将上演的剧目应该极具冲击性，又充斥着过分的幽默，我们期待着一具真正的尸体出现。这时我注意到帷盖床上横着一口棺柩，棺材顶上的盖板像剧场的幕布或棋盒的盒盖一般悄无声息地滑开，但映入眼帘的东西却并不骇人。那具尸首是个说不出形状的物件，一个色泽红润鲜亮的玫瑰色蜡块。这蜡块让人想起金发姑娘砍去双脚的娃娃，诱人到无以复加。这契合了在场者不乏讥讽却又暗含迷醉的精神状态。有人刚刚开了个既残忍又滑稽的玩笑，可受害者却无人知晓。不消片刻，这玫瑰色的、既骇人又迷人的东西极大地膨胀起来——它看起来像是在粉色或赭黄色肌理的大理石上雕刻出的巨型死尸。尸体的头是庞大的母马头颅；躯体是条鱼骨，或是牙齿掉了一半的、被拉直的巨大下颌；腿顺着脊骨，沿着人腿生长的方向衍伸；腿下没有脚，不过是两截骨节分明的长马腿。这一整个可笑又丑陋的存在有着希腊大理石雕像般的样貌，头骨上戴了一顶战盔，像马头上的草帽一样固定在顶端。我弄不清自己该怕还是该笑，很显然，我一笑，这尊雕像，这具所谓的尸体，就不过是个灼人的笑话。可要是我为之发抖，它便会立刻冲我而来，将我撕碎。我什么都看不懂了：平躺的尸体变成了密涅瓦女神，穿长裙，披胸甲，戴头盔，笔挺而富有攻击性；这密涅瓦自己也是大理石做的，但她发了疯一般抽动。她以猛烈的方式继续着方才的玩笑，我为之迷醉，却也张皇失措。房间深处，有种极端的愉悦，但是没有一个人笑。密涅瓦抡动手中月牙般的大理石弯刀。她身上的一切都透着死尸的气息：阿拉伯形状的武器点明了事情发生的地点，一弯墓园(9)，满是灰暗的、发白的大理石雕像。她极高极大。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严肃地看待她，她甚至越发暧昧起来。那一刻，我只求她不要从她抽动的房间里走向我战战兢兢躲藏的狭小通道。我已经缩得非常小，当她看见我，她就会明白我的恐惧。而我的恐惧吸引着她，她举手投足带着可笑的疯癫。突然，她跑下台，冲向我，愈发疯狂而奋力地挥动手中的大理石武器。她几近我身前，恐惧让我僵在原地。
我很快明白过来，这个梦境里，疯掉又死去的嘟蒂，换上了骑士长雕像的服装与脸孔，这么一来，她便隐姓埋名，她冲向我，要将我消灭。
4
在彻底病倒之前，我的生活是场彻头彻尾病态的幻觉。我醒着，却仿佛身陷可怕的梦境，任事情一件件在眼前飞快闪过。经过弗雷德·佩恩那一夜，第二天下午，我出门，希望可以找个朋友让我回归正常生活。我生出了去拉扎尔家见她的念头。我感觉糟透了。但不同于我的期望，这次会面更像是场噩梦，甚至比我下一晚要做的那个梦更令人绝望。
那是周日下午。当天，天气又热又闷。我在拉扎尔位于蒂雷纳街(10)的公寓见到了她，她身边还有个人，一见他，我脑中就冒出了要驱除厄运的可笑念头……这人个子很高，面容之可怖，活像广为流传的兰杜(11)的画像。他有双大脚，套了件浅灰色夹克，对他瘦削的身形来说是过于宽大了。夹克的粗呢布料有几处已经褪色泛黄；他穿到发亮的长裤，比夹克略深，裤腿轴成开瓶器，拖到地上。礼数上他很是周到。他同兰杜一般蓄着漂亮的脏褐色胡子，脑袋上也光秃秃的。他语速很快，选词十分考究。
我进房时，他的身影衬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上：他正站在窗前。那是个巨大的存在。拉扎尔向他介绍我，又特意告诉我他是她的继父（不同于拉扎尔，他不是犹太人；他应该是再婚时娶了她妈妈）。他名叫安托瓦纳·莫卢（Antoine Melou）。他在外省一所中学当哲学老师。
当房门在我身后关闭，我不得不坐下，活脱脱像是跌进一个陷阱，在这二人面前，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恼人的倦意与恶心，同时我又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一点点失掉常态。拉扎尔多次和我说起过她的继父，她告诉我，严格就智力而言，他是她见过顶机敏、顶聪明的人。他的出现让我颇不自在。当时我生着病，半疯半傻，哪怕他不说话，只是张大嘴巴，我也不会惊诧——我想象着他什么也不说，任由口水流到自己胡子上……
我的意外造访让拉扎尔很是不快，但她的继父却不这么认为，一番介绍后（其间他始终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他坐上破破烂烂的扶手椅，立刻开口说道：
“先生，我有意让您和我共同探讨一番，我得坦言，有个问题让我如陷深渊，困惑不已……”
拉扎尔声音克制又疏离地阻止他：
“我亲爱的父亲，您不觉得这种讨论是没有结果的么，况且……也用不着劳烦托普曼。他看上去快累垮了。”
我低着头，眼睛盯着脚下的木地板。我说：
“不碍事的。您尽管说问题吧，这不麻烦……”我极小声地，客套地说。
“您瞧，”莫卢先生接道，“我的养女方才向我说明了几个月来一直让她完全沉浸其中的冥想的结果。不过依我所见，难点倒不在于她提出的那些颇为灵活的，窃以为，亦是有力的论据，并以此揭露我们眼下发生的种种事件正将历史进程拖入僵局……”
尖细的嗓音婉转，有种过分的优雅。我甚至没在听，我早就知道他要说的话。他的络腮胡，他看上去脏兮兮的皮肤，他色如肝肠的嘴唇，当他抬起一双大手强调字句时吐字清晰的嘴唇，这一切让我备受煎熬。我明白他同意拉扎尔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希望已经破灭。我想：瞧他们，这两头古怪斑马(12)自己，不就是社会主义已然破灭的希望么……我真的病了……
莫卢先生还在说，用教员的腔调宣告着这个可悲的时代里知识分子面临的“令人焦虑的困境”（对他而言，生于当下对任何知识守护者而言都是莫大的不幸）。他说话时眉头紧锁：
“我们应该默默将自己埋葬吗？还是应该反过来，向工人运动最后的抗争伸出援手，由此将自身引向必然而又贫瘠的死亡？”
有好一会儿，他都缄默不语，眼睛直愣愣盯着自己竖起的指尖。
“露易丝（Louise），”他总结道，“她倾向于英雄主义的解决之道。我不知道，先生，您个人怎么看待工人解放运动的可能性。所以我冒昧提出这个问题……姑且……”（他说这话时看着我，露出微妙的笑容；他停了好一会儿，像位设计师，稍稍后退好进一步观察效果。）“……凭空，对，这个说法很妥当，”（他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中，十分缓慢地搓动双手）“凭空……就好比我们面前摆着某个问题的具体数据。我们总可以撇开真实数据，设想一个长方形ABCD……如果您同意，当前情况下，让我们就说，假设工人阶级不可避免要走向灭亡……”
我听他说话，工人阶级必然走向灭亡……我太不清醒了。我甚至想不出自己可以站起身，摔门离开。我看向拉扎尔，脑中一团混沌。拉扎尔坐在另一张扶手椅上，神情顺从，但也专注，头向前倾，下巴架在手上，手肘支在膝盖上。和她的继父相比，她既不少一分邋遢，也不多一分阴沉。她一动不动地插话道：
“也许您想说的是‘必然在政治上屈服’……”
巨型木偶放声大笑。他咯咯笑着。他欣然让步：
“当然啦！我可没假设在肉体上他们都会灭亡……”
我忍不住说：
“您觉得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也许我表达得不够准确，先生……”
这时，拉扎尔干巴巴地说：
“请原谅他没称呼您为同志，但我继父习惯了讨论哲学问题……和同道人……”
莫卢先生是不可撼动的。他继续说了下去。
我想撒尿（我已经在扭动膝盖）。
“必须承认，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细小的，是微弱的，所以乍看之下，它的关键似乎并不明显。”（他的神情里带着遗憾，某个困境让他精疲力竭，但只有他一人看得清楚，他草草用手比划了一下。）“但其重要影响必然逃不过您这般尖锐而忧思不已的思维……”
我扭头对拉扎尔说：
“我很抱歉，但我可能要麻烦您告诉我卫生间在哪儿……”
她迟疑了片刻，有点懵，然后她起身指了扇门。我长长地撒了泡尿，然后我想到自己可以吐，于是我用两根手指杵到喉咙深处，狠狠地大声咳嗽。我用尽解数不过白费气力。但这依然给我带来些许宽慰，我回到他俩所在的房间。我站着，相当难受，接着我即刻说：
“我想了想您的问题，但是首先，我要提另一个问题。”
从他们面部表情的变化我得知——尽管如此窘迫——“我这两位朋友”依然在专注聆听我的话。
“我觉得我发烧了。”（我确实把发烫的手伸向拉扎尔。）
“的确，”拉扎尔语调疲乏地说，“您该回家去躺着。”
“但有个问题我还是想问清楚：如果工人阶级已经完蛋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做共产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呢？……随便哪个称呼……”
他们直直看着我，然后面面相觑。终于拉扎尔开口了，我几乎听不到她的话：
“无论如何，我们总该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我想：她是个基督徒。当然啦！……而我，我来这儿……我出离愤怒，我羞恼得不能自已……
“凭什么‘应该’？为了什么？”
“一个人总可以拯救他的灵魂。”拉扎尔说。
这话出口时她动也没动，甚至连眼睛都没抬一下。这让我觉得她有不可撼动的信仰。
我顿时自觉苍白了下去，又一次，我感到一阵恶心……但我还是坚持说：
“那么您呢，先生？”
“哦……”莫卢先生应道，双眼出神地凝视着他瘦长的手指，“我太明白您的迷惘了。我自己也很困惑，非——常困惑……更何况……您方才短短几句，又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全新方面……噢，噢！”（他在长胡子下微笑起来。）“这就非——常有趣了。的确，我亲爱的孩子，为什么我们还要做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呢？……是啊，为什么？……”
他似乎陷入了不期的沉思中。他任由自己小小的，挂着长须的脑袋，一点一点从他高大的上身落下。我看到他棱角分明的膝盖。一阵令人焦躁的沉默过后，他张开无边的双臂，然后绝望地将之抬起：
“有时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就像风暴前耕地的农民。他走过自己的田地，低着头……他知道冰霜不可避免……”
“于是……当时候临近……他站在自己的收成面前，就像我现在这般，”（陡然间，这个荒唐的、可笑的人变得崇高，一刹那，他细细的嗓音，他温柔的嗓音里有了某种冰冷坚硬的东西。）“他徒然向着苍天伸开双臂……等待闪电击中自己……他和他的臂膀……”
话毕，他任由双手下落。他已经成了无尽的绝望的完美化身。
我理解他。如果我不离开，我会重新开始哭泣，深受感染。我也心灰意冷起来，我走了，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再见了，拉扎尔。”
然后，我的声音里有了一丝不可察觉的同情：
“再见了，先生。”
大雨倾盆，我既没帽子也没大衣。我想这条路可能不会太长。我走了将近一小时，没法停下，雨水淋透我的头发和衣服，让我彻骨冰凉。
5
第二天，这场通向癫狂现实的短暂逃亡便离开了我的记忆。我在慌乱中醒来。我为梦中体验的恐惧而仓皇无措，我惊恐，烧得发烫……我没碰岳母放在床头的早餐。我依然有想吐的感觉。这么说来两天前起它就没停下。我差人找来一瓶劣质香槟。我喝了一杯冰的，几分钟后，我起身去吐了。吐过我又躺下，我稍微好受些，但恶心感很快又回来了。我浑身发抖，牙齿喀啦打战，我显然是病了，难受极了。我重又陷入可怕的浑噩：一切都开始分崩离析，种种昏暗的、丑陋的、含混的事物，原本断然是要固定住的，如今却什么法子也没有。我的存在腐化了似的一片片碎裂……医生来了，他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一遍。终于，他得出结论得带另一个过来；从他说话的方式，我听出自己可能快死了（骇人的痛苦折磨着我，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卡住了，我强烈渴望得到舒缓：如此一来我倒不如旁日里那般想死了）。我得的是风寒，又由于严重的肺部病症而恶化，前一晚我不小心在雨里着了凉。我在极糟的状态中度过三天。除了岳母、女佣和医生，我谁也没见。第四天，我病得更重，烧一直没退。格泽妮不知我病了，打来电话，我告诉她我离不开卧室，她可以来看我。十五分钟后她来了。她比我想得还要单纯，几乎是太过单纯了。见过蒂雷纳街的幽灵之后，她在我眼中充满人情味。我让人拿来一瓶白葡萄酒，吃力地解释说若是能看她喝酒自己会很快乐——为她，也为酒——我能喝的只有菜汤或橙汁。她毫无抗拒地喝了酒。我告诉她，我醉倒的那晚，我喝酒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太不幸。
她看出来了，她说。
“您当时喝酒好像不要命似的。越快越好。我本来都想……但我不太喜欢阻止别人喝酒，再说，我自己，我也喝了。”
她的絮叨让我脱力。不过，也迫使我稍稍走出沮丧的情绪。我没想到这个可怜姑娘心里这么明白，只是，对我，她无能为力。即使我必须承认，我后来逃过了疾病。我捉起她的手，拉向我，让手轻轻擦过我的脸颊，四天来新长出的粗短胡茬刺着手掌。
我笑着对她说：
“谁会去吻一个这么胡子拉碴的男人。”
她牵过我的手，缓缓吻它。她让我吃了一惊。我不知说什么好。我试图笑着同她解释——我说话同危重病人那般声音低沉，我的喉咙疼痛难忍。
“你为什么要吻我的手呢？你知道。我底子里是龌龊的。”
一想到她无能为力，我几近哭泣。我挺不过去了。
她只是答道：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您的性生活不正常。而我，我就觉得您特别不幸。我太笨了，太爱笑了。满脑子尽是些傻念头，可自从我认识了您，自打我听说了您的癖好，我就想，有些人之所以有上不了台面的癖好……像您……或许就是因为他们太痛苦。”
我久久地望着她，她也静静地看着我。她看见泪水止不住从我眼里淌下来。她没那么美，但既温暖又单纯：我从没想过她竟真的这么单纯。我告诉她我很喜欢她，我还说，对我而言，一切都变得很虚幻：也许——说到底——我没有那么不堪，但我依然是个迷途者。即刻死掉反倒更好，正合我意。我被彻底耗尽了，被高烧，被一股深不见底的恐惧耗干，所以对她我什么也解释不了；况且，我自己也什么都不明白……
然后她突然近乎失控地冲动道：
“我不要您死。我会照顾您的，我会的。我多想让您活下去……”
我试着说服她：
“不。你救不了我，再没人可以了……”
我对她说的话如此真诚，我的绝望如此真切，末了我俩都沉默了。她不敢再说话。那一刻，她的存在于我变得恼人起来。
经过这番漫长的沉默，有个念头开始在我体内翻腾，一个愚蠢的、邪恶的念头，仿佛突然间，我的体内有了生命，甚至是，在当时的情形下，更甚于生命的东西。于是，我备受高烧煎熬，带着发狂的怒火对她说：
“听好了，格泽妮，”——我开始喋喋不休，我没来由地怒不可遏——“你这是陷进文学的冲动里去了，你肯定读过萨德，你肯定觉得萨德妙不可言——就和其他人一样。那些萨德的崇拜者都是骗子——听见我说的了么？——骗子……”
她默默地看着我，不敢开口。我接着说：
“我烦躁，我愤怒，精疲力竭，词不达意……可他们为什么要对萨德这么做呢？”
我几乎是嘶吼着：
“他们吃了狗屎吗，是还不是？”
我宣泄得歇斯底里，一刹那竟有了直起身的力气，我扯着嘶哑的喉咙，边咳嗽边咆哮：
“人人都是奴才……要是其中一个有了主子的样子，其他人就会因此骄傲得要死……可是……从不低头的家伙都被关在牢笼里、埋在地底下……这些人的枷锁与死亡，就是其他所有人的奴性……”
格泽妮轻轻用手抚上我的额头：
“亨利，求求你，”——那一刻，俯身向我的她，竟成了受难的仙子，她近乎低沉的嗓音里流露出不期的激情，灼烧着我——“别说了……你太激动，不能再说话了……”
说也奇怪，我病态的躁动竟迎来一阵平静：她陌生而有穿透力的嗓音为我带来半是幸福的麻木。我望着格泽妮许久，不说话，只是对她微笑。我看见她白领子的海军蓝真丝长裙，浅色的丝袜和纯白的皮鞋；她身材纤长，被裙子勾勒得漂亮；梳理整齐的黑发衬得她脸色鲜亮。我后悔自己现在病得如此严重。
我坦诚地对她说：
“我很喜欢今天的你。我觉得你真美，格泽妮。你叫我亨利的时候，你用‘你’来称呼我的时候，我觉得真好。”
她看来很幸福，甚至欣喜若狂，但也焦虑不堪。混乱中，她在我床边跪下，吻了我的额头；我伸手探进她裙下的双腿间……我依然精疲力竭，但没那么难受了。有人敲了门，没等回答，老女佣就走了进来，格泽妮飞快地站起身。她假装在看一幅油画，样子有点儿疯，甚至有点儿蠢。女佣倒也是一副蠢相，她拿来温度计和一碗汤。老妇的愚钝让我消沉下去，重又跌回颓唐里。上一刻，我手中分明还是格泽妮光洁的大腿，这一刻，一切都动摇了。我的记忆也一道摇摇欲坠：现实裂成了碎片。余下的只有灼热，灼热在体内消耗着我。我自己插的温度计，我没有勇气叫格泽妮背过身去。老妇已经走了。格泽妮呆呆看着我在被子下摸索半天，直到把温度计插进去。我猜这可怜的姑娘看我时肯定是想笑的，但笑的冲动到底折磨着她。她看来已经失了神：站在我面前，慌了神色，乱了头发，浑身通红；脸上显然还带着情动之色。
我比昨晚烧得更厉害，对此我嗤之以鼻。我在微笑，可我的笑容明显怀着恶意。这份恶意实在难以承受，我身边的人竟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表情。这回轮到我的岳母来问我发烧的情况了，我没回答，只说她的老相识格泽妮要留下来照顾我。她要是愿意可以睡在埃迪特的卧室。我用嫌恶的口吻说完这事，然后又不怀好意地盯着两个女人微笑起来。
我的岳母本就为我对她女儿造成的伤害而对我心怀恨意，更别提有违礼教之事也每每让她痛苦。她问：
“您真的不要我发个电报把埃迪特叫来吗？”
我嗓音沙哑，语调冷漠，像个恶人明白自己越是作恶就越能掌握局面，我答道：
“不，我不想。只要格泽妮愿意，她就可以睡在这儿。”
格泽妮站着，几近浑身发抖。她用牙咬紧下唇好不哭出声来。我的岳母模样滑稽。她的脸色颇合时宜。她迷茫的双眼透出无措与慌乱。这同她木然的姿态搭在一起实在糟糕。最后，格泽妮结结巴巴地说她要去拿她的东西：她走出卧室，一句话没说，没瞧我一眼，但我知道她克制着哭声。
我笑着对岳母说：
“只要她愿意，就让她见鬼去吧。”
我岳母追上去送格泽妮到门口。我不知道格泽妮听到没有。
我是人人得而践踏的垃圾，我的恶添上命运的恶。我在脑中呼唤不幸，而我就要死在那不幸里；我形单影只，我胆小懦弱。我不让人知会埃迪特。那一刻，我觉察到自己身上的黑洞，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将她紧紧拥在胸前。我耗尽所有温柔一遍遍呼唤我的孩子，他们不会来。我的岳母和老女佣在我身边，实际上，她俩无论哪一个，都煞有介事，像是准备好要洗净一具尸体，要绑紧他的嘴巴免得它可笑地张开。我越发易怒；我的岳母给我打了一针樟脑油，但针头钝了，这一针给我带来巨大的疼痛。这没什么，可除去这些不值一提的恶事，我也没什么好期待的了。后来，一切都远去了，甚至是痛苦，而痛苦是乱七八糟活这一遭留在我身上的印记……我预见某个空洞的，某个黑暗的，某个充满敌意的、巨大的东西……那不再是我……医生来了，我没走出虚弱的状态。他们尽可随意听诊或触诊。而我要做的只有忍受痛苦、恶心、卑劣，只有比我能指望的更长久的忍耐。他们几乎没说话，他们甚至不打算用废话把我拉回来。第二天早上，他们又来了，但该做的事必须完成。我必须发电报告诉我妻子。我已经没办法拒绝了。
6
阳光洒进我的卧室，径直照亮我鲜红的被单，两扇对开的窗。那天早晨，某个轻歌剧女演员敞着窗子在家里尖声高唱。尽管颓丧，我还是听出了奥芬巴赫《巴黎人的生活》(13)里的调子。乐曲一句句转过她年轻的嗓子，发出幸福的响声。唱着：
还记得吗我的美人
叫那名字的男人
让-斯坦尼斯拉斯，弗拉斯卡塔男爵（Jean Stanislas，baron de Frascata）
我的处境让我相信，我听见对某个问题不无讽刺的回答，这问题飞快地掠过我的脑海，走向毁灭。漂亮的疯姑娘（我从前见过她，甚至还渴望过她）还在唱，显然是为着热烈的欣喜而兴奋不已：
上个季节，有人
应了我的祈祷，
在盛大的舞会上对您把我介绍！
我爱您，我爱，这当然不用说！
您爱过我吗？我什么也不再相信。
现在写来，来势凶猛的喜悦让我脑袋充血，失控得简直要自己唱出声来。
我对待格泽妮的态度让她绝望，但绝望中她还是决定至少留在我身边过夜。那一天，格泽妮将毫不迟疑走进这间洒满阳光的卧室。我听见她从浴室传出的水声。这个年轻姑娘可能没弄明白我最后一番话的意思，对此我并无遗憾。比起岳母我更喜欢她——至少我可能拿她做个临时消遣……我可能要她帮我拿便盆，这个念头让我停住了——恶心她倒无所谓，可我自觉现在这样子很难堪；被迫让个漂亮女人帮着在床上解决，还有恶臭，我可受不了这罪（到时候，死亡或许让我恶心到害怕；但我八成会渴求它）。前一晚，格泽妮是带着行李回来的，我拉下脸，咬着牙呻吟。我装作撑不下去，一个字都说不了。我气急败坏，最终还是和她搭了话，愈发不加顾忌地装腔作势起来。但她什么都没看见。她时不时进来一趟，她自以为一个爱人的呵护才能拯救我！她敲门时，我设法坐起身（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似乎没那么难受了）。我应声道：“请进！”我的声音几乎是正常的，甚至有点儿庄严，好像我在演个角色。
一见她，我又稍稍沉下声音，用悲喜剧般的腔调失望地补充：
“不，来的不是死亡……只有可怜的格泽妮……”
迷人的姑娘睁着圆眼睛看她所谓的爱人。她不知所措，跪倒在我床前，轻柔地喊着：
“你为什么这么残忍？我多想帮你康复。”
“我想的只是，”我带着得体的友善回答，“现在，你能帮我剃胡子。”
“你可能会累着吧？现在这样不行么？”
“不行。没刮胡子的死人可不好看。”
“你为什么要让我难过呢。你不会死的。不。你不能死……”
“你想想我都在忍受什么……
“要是每个人都能事先想想……不过等我死了，格泽妮，你就可以尽情吻我了，我不会受苦，也不会惹人厌。我就全属于你了……”
“亨利！你伤得我那么深，我都搞不清我们俩到底谁病了……知道么，会死的不是你，我很确信，可我呢，你把死亡塞进我脑袋，好像它再也不会离开了。”
不过一会儿。我迷迷瞪瞪出了神。
“你说得对。我是太乏了，没法自己剃的，有人帮忙也不行。得打电话叫个理发师来。格泽妮，我说你可以吻我，你可别生气……这就好比我是为自己说的。知道吗，我对尸体有怪癖……”
格泽妮跪着，始终离床一步远，神色惊恐，她这般看着我在微笑。
最终，她低下头去，小声问我：
“你想说什么？求你了，现在把一切都告诉我吧，因为我怕，我太怕了……”
我笑了。我会告诉她我说给拉扎尔的故事。但那一天更不寻常。蓦然间，我想起我的梦：一阵眩晕里，我毕生所爱之物突然现身，仿佛月光下，鬼魅光芒里一片白色墓碑的墓地；其实，这片墓地是个妓院；墓碑是活的，它某些地方长了毛……
我望向格泽妮。我带着孩子的惊恐想：母性！格泽妮显然很痛苦，她说：“说吧……现在……说话吧……我怕，我要疯了……”
我想开口，可我不能。我挣扎道：
“我得告诉你我的一生。”
“不，说吧……随便说什么都好……只是再别沉默地看着我了……”
“我母亲死的时候……”
（我没了说话的气力。我猛然记起：面对拉扎尔，我没敢说出“我的母亲”，羞愧之下，我说的是“一位老妇人”。）
“你母亲？……说吧……”
“她白天走的。我和埃迪特住在她家。”
“你妻子？”
“我妻子。我没完没了地哭泣、喊叫。我……半夜，我躺在埃迪特旁边，她睡着了……”
又一次，我无力再说下去。我觉得自己可怜，要是可以，我会滚倒在地，我会哭嚎，会尖叫求援，枕上的我，如垂死之人，气若游丝……我先说给嘟蒂，然后是拉扎尔……对格泽妮，我本该求她怜悯，我本该伏倒在她脚边……我不能，可我从心底里蔑视她。她继续笨拙地哭诉、乞求着。
“说吧……可怜可怜我……和我说话……”
“……我光着脚，战栗着走进走廊……我在尸体面前发抖，我害怕，也兴奋，激动到发狂……我不能自已……我脱下睡衣……我自己……你懂的……”
尽管病入膏肓，我依然微笑着。格泽妮在我身前，低着头，几近崩溃。她的动作很艰难……可是，仿佛永无尽头的几秒过后，她抽搐着，还是屈服了，她任由自己跌下去，无力的躯壳瘫倒在地。
我发了狂，我心想：“她真可恨，时候到了，我会一路到底。”我吃力地挪到床边。这费了我很大工夫。我伸出一只胳膊，抓住她的裙边向上掀。她骇人地大叫一声，但没有动：她浑身一阵颤抖。她喘着粗气，脸颊贴在地毯上，嘴巴张开。
我疯了。我对她说：
“你在这儿就是为了让我死得更肮脏。现在把衣服脱了：我要像是死在妓院里。”
格泽妮双手撑地重又直起身，她找回自己炽热而庄严的声音：
“如果你继续这场闹剧，”她对我说，“你清楚会是什么后果。”
她站起来，然后缓缓走到窗边坐下。她看着我，非常坚定。
“你看到了，我会做的……向后。”
她确实有了动作，一旦完成，就会让她跌进虚无。
卑鄙如我，依然为这个举动所折磨，它为我身上已然垮塌的一切又添上眩晕之感。我坐起身。我很压抑，我对她说：
“回来吧。你明白的。要不是我爱你，我不会这么残忍。我也许只是想加倍折磨自己。”
她不紧不慢走下窗户。神色疏离，因疲惫而面容憔悴。
我想，我要给她讲喀拉喀托火山(14)的故事。我的脑内当下发生了泄露，我想到的一切都逃我而去。我想说某事，可一转眼，又无话可说……老女佣走进来，托盘上放着格泽妮的早餐。她把早餐摆在一张小独脚桌上。她还给我拿来一大杯橙汁，但我的牙床和舌头都在冒火，我对喝它的恐惧更胜于渴望。格泽妮为自己倒上牛奶和咖啡。我把杯子握在手里，想喝水，又下不了决心。她看出我的焦躁。我抓着杯子又不动口。这显然毫无意义。格泽妮看到了，便要替我拿开。她很急，可笨手笨脚，起身就撞翻了小桌和托盘，餐具稀里哗啦碎了一地。但凡这傻姑娘当时能做出一丁点儿反应，她大概会毫不犹豫地跳下窗去。每一分钟，我床头她的存在都变得更加荒谬。她也察觉到自己不该在这儿。她俯身拾起四散的碎片放回托盘，这样，她就能藏起自己的表情，而我也看不到（但我能猜到）让她变了脸色的不安。最后她用浴巾把泼上牛奶咖啡的地毯擦干。我让她叫女佣再送份早餐过来。她没应声，也不抬头。我看出她不能再向女佣要吃的，但她也不能什么都不吃。
我告诉她：
“你把壁橱打开。你会看见一个马口铁盒，里面有蛋糕。应该还有瓶几乎没动过的香槟。酒是温的，但如果你想……”
她打开壁橱，背对着我，吃起蛋糕，然后，因为很干，她倒了一杯香槟一饮而尽；她又飞快地吃了些，喝掉第二杯，最终关上了橱门。她把一切归到原位。她不知所措，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该打一针樟脑油了。”我对她说。她走到浴室去准备，又去厨房要了必需品。几分钟后，她带着灌满的针筒回来了。我费劲地趴下，褪去睡裤，露出半个屁股。她不会，她对我说。
“那么，”我对她说，“你会弄疼我的。最好还是叫我岳母……”
不等我说完，她果断扎下了针头。扎得再好不过。这个在我屁股上打了一针的女孩的存在越发使我困惑。我带着疼痛设法转过身。我的羞耻心分毫不剩，她帮我提好睡裤。我想让她再喝点酒。我没那么难受了。我告诉她，她最好去橱里取个杯子和酒瓶，放在身边，多喝几口。
她只说：
“如你所愿。”
我想：只要她不停下，只要她一直喝，我对她说躺下她就会躺下，我说去舔桌子她就会去舔……那我的死会有多美妙……对我而言这世上再没有一件事不是可恨的——可恨至极。
我问格泽妮：
“你知不知道有首歌，开头是‘我梦到一朵花’？”
“知道。怎么了？”
“我想听你给我唱。真羡慕你还可以大口喝酒，就算是这烂香槟。再来点儿吧。你得把这瓶都喝完。”
“如你所愿。”
于是她一口接一口喝着，每一口都饮得很长。
我接着说：
“为什么你不唱呢？”
“为什么要唱我梦到一朵花？……”
“因为……”
“也罢。不是这首就是另一首……”
“你会唱的，对吗？我要吻你的手。你真好。”
她妥协了，唱起歌来。她站在那儿，两手空空，眼睛盯着地毯。
我梦到一朵花
永不凋谢。
我梦到一段情
永不枯竭。
她低沉的嗓音饱含深情倾泻而出，又将最后几句打得粉碎，结束于忧伤与消沉之中：
为什么合该，哎呀，这世上
幸福与花总是一般短暂？
……
我又对她说：
“你能为我做件事。”
“我都按你想的做。”
“你光着身子唱歌一定很美。”
“光着身子唱？”
“你再喝点。你锁上门。我在床上给你腾出位置，就在我身边。现在把衣服脱了吧。”
“这不合情理。”
“你对我说过的。你会按我想的做。”
我看着她不再说话，仿佛我爱着她。她依然慢悠悠喝着酒。她看看我。然后她脱去长裙。她有种近乎疯狂的天真。她干脆地脱下衬裙。我叫她去卧室里面挂衣服的隔间拿我妻子的睡裙过来。万一有需要，万一有人进来，她可以很快套上——她可以穿着丝袜和鞋；她要把刚脱下的裙子和衬裙藏好。
我又说：
“我想听你再唱一遍。然后，你来躺在我身边。”
到底，我乱了阵脚，因为她的胴体比脸更美、更鲜活。更何况丝袜之下她正如此压迫性地赤裸着。
我接着对她说，这次声音极低。这是种恳求。我倾身向她。我用颤抖的声音装出灼人的爱意。
“行行好，站着唱吧，大声唱吧……”
“如果你希望，”她答。
她喉头的声音发紧，更因着爱慕与赤裸而发颤。每一句歌都在卧室里呢喃，而她整个身躯都仿佛在燃烧。似是有某种冲动、某种迷狂要让她毁灭，又摇晃着她微醺的、歌唱的脑袋。哦，癫狂！她哭着，一丝不挂地、发了狂地走向我的床——我眼中的死亡之床。她双膝跪倒，她在我身前跪下，好把眼泪藏进床单。
我对她说：
“躺在我身边，别哭了……”
她回答：
“我醉了。”
酒瓶空了，立在桌上。她躺着。她一直穿着鞋。她背朝上躺下，头埋进枕头里。用通常只属于午夜的炽热柔情对她耳语，着实有些奇怪。
我压低了声音对她说：
“别哭呀，可我想要你的疯狂，我需要它让我活下去。”
“你不会死了，你没说谎吧？”
“我不想死了。我想和你活下去……当你跑到窗边的时候，我怕了，惧怕死亡。我想到空荡荡的窗户……我怕极了……你，接着是我……两具死尸……房里空荡荡……”
“你等一下，你想的话，我去把窗户关上。”
“不。没用的。待在我身边吧，再靠近些……我想触到你的呼吸。”
她靠近我，但她嘴里有股酒味。
她对我说：
“你在发烫。”
“我已经不难受了，我接着说，我怕死……我一直活在对死亡的恐惧里，而现在……我不想再看见那扇窗户开着，它让我头晕……就是这样。”
格泽妮立刻起身。
“你可以去关上它，可要回来，快回来……”
所有事情都混沌下去。有时候，就像是一阵无可抵挡的睡意袭来。说话无济于事。话语已经死去，丢掉活力，仿佛陷入梦中……
我念叨着：
“他不能进来……”
“是谁，谁要进来？”
“我怕……”
“你怕谁？”
“……弗拉斯卡塔……”
“弗拉斯卡塔？”
“不，我在说梦话。是另一个人……”
“不是你妻子么……”
“不。埃迪特不会来的……太早了……”
“但还有谁呀，亨利，你在说谁？你得告诉我……我慌了……你知道我喝了很多……”
一段痛苦的沉默之后，我宣告：
“没人会来！”
顷刻间，阳光明媚的天空掉下一个扭曲的黑影。它抽动着，不断敲打窗框。我心头一紧，颤抖着缩成一团。那是楼上挂下的一条长地毯，我哆嗦了片刻。我目瞪口呆，几乎一度以为，被我称作“骑士长”的人终于进来了。每当我发出邀请，他就会现身。格泽妮也很害怕。她同我一样惧怕这扇她曾经坐过、想要跳下去的窗户。地毯闯入的瞬间，她没有尖叫……她背对着我，也蜷缩起来，她脸色苍白，眼神像个疯子。
我失了控。
“太黑了……”
……格泽妮，躺在我身边……样子像个死人……她没穿衣服……她有妓女般白得瘆人的胸脯……一片墨色的云染黑了天空……它从我身上夺走了天空与光明……我身边是具尸体，我要死了么？
……哪怕这是出闹剧也离我远去了……这是出闹剧……
* * *
(1) Café de Flore，位于塞纳河左岸，巴黎第六区圣日耳曼大道和圣伯努瓦街街角，是巴黎最著名的咖啡馆之一，有许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足迹。
(2) 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位于塞纳河左岸，巴黎第十四区，邻近蒙帕纳斯火车站。
(3) Bal Tabarin，位于巴黎第九区的卡巴莱歌舞表演场，1904年至1953年间营业。卡巴莱（Cabaret）系一种歌厅式音乐剧种。
(4) Le Sphynx，20世纪30年代巴黎最有名、最豪华的妓院之一，位于巴黎第十四区的埃德加-基内大道（Boulevard Edgar-Quinet）三十一号。
(5) Le Dôme，巴黎著名咖啡馆之一，位于蒙帕纳斯大道，亦是文人聚集之地。
(6) Chez Francis，巴黎第八区阿尔玛广场（Place d'Alma）一家著名餐厅，近埃菲尔铁塔。
(7) Chez Fred Payne，一家酒吧名。
(8) Chez Graff，巴黎皮加勒区（Pigalle）的一家餐馆，紧邻著名的红磨坊。
(9) 法语中墓园一词（Cimetière）与阿拉伯式月牙弯刀（Cimeterre）发音相近。
(10) Rue de Turenne，位于巴黎右岸玛莱区。
(11) Henri Désiré Landru，亨利·德希雷·兰杜，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巴黎的连环杀手，被称为法国蓝胡子。
(12) 原词为zèbre，兼有斑马与怪人的含义。
(13) 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9世纪后期作曲家，是法国轻歌剧的奠基人。《巴黎人的生活》是其四幕轻歌剧作品。文中所引歌词是歌剧第二幕第十三场中交际花梅达拉（Métalla）所读的弗拉斯卡塔男爵给她去信的内容。
(14) 喀拉喀托火山是位于印度尼西亚巽他海峡内的一座火山，1883年曾大规模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