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版售罄之后，伦敦经济学院给了笔者极大的荣誉，将本书列为重印系列中的一种。另外，他们还惠允我撰写新版前言。我想，与其详述本书的由来或是纠正一些错误，我宁可利用这一机会，就本书所陈述的经济学理论作一些评论，而且我还认为，按照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原理进行思考的思路，也需要发展及修正。当然，我是假定这种努力还在继续进行。现在，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以供本书现在的读者讨论。
一
首先，正如本书内容所揭示的，我对经济学的兴趣从一开始就特别集中在理论的含义、理论推论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以及理论前提与现实的偏离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在1915～1916年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中首次得到了体现，此后，本人的这一兴趣还在增长。这些年来，我的时间都花在大学课堂的“理论”课上了。如果说，这一时期的一般趋势是盲目地反对“古典主义”，那么，美国的情况尤为明显。这种环境加上欧洲民主国家疏远自由主义的政治趋向以及经济学的受宠，再加上还要向一大帮没有什么学术兴趣或社会兴趣的学生灌输经济学——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我的思考 和质疑。我一直特别致力于弄清经济学前景看好的各种“分析方法”，而对这一问题有这么多令人费解的议论。我颇为不安地承认，这是某种方法论“体系”，或各种方法论造成的结果。虽然用其他研究来替代经济学价格理论的提议似乎都站不住脚，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赞成与之相反的看法，我希望就价格理论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有一个完整的阐述，并且就相同论题提出的其他分析方法进行适当的考察。
基于功利主义假设的经济学理论，即从“经济学”一词的本义所说的所有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纯粹抽象和形式化、且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学说。一般来说，它讨论的是某种规范的“经济”原则，并不涉及要利用什么或是如何利用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价格经济学讨论的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每个个人只把其他所有人和社会作为他自己这一个人经济（privatwirtschafter ）的手段和条件、一种鲁滨逊经济的机械组织来对待。它讨论的是给定的“所有者”，根据给定的技术体系对给定资源的使用以满足给定的欲望的过程，如何通过完全的市场体系组织起来。任何在给定时间和地点所发现的问题，诸如资源和技术等，都一定会在制度史上找到答案，因为与市场关系本身的客观体系一样，所有这类事情都显然是文化史的产物。（确实，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动机和过程意味着，通过在每种易于产生“收益递减”的投资途径上，对资源正确配置的努力，使给定资源条件下的给定收益最大化，这种努力或许也是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参见下文。）
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即从驱动体系的欲望方面看，价格理论天生就没有实质内容。因为在这种分析中，欲望必 须视为对已生产出来的物品和服务从事买和卖以及消费的欲望。但重要的是，这种欲望既不现实，也太抽象。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商品和服务缺乏内在属性；大体上，商品和服务就是社会关系或理想价值的象征性目标。古典经济学家犯了两个极为不幸的错误（其中一个稍后再论），这两个错误与把饮食当成一种经济利益相关。事实上，饮食本身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利益，但这里至少还没有提到“更重要”的欲望，比如说服装，因为这样会对分析带来不同程度的扭曲。当然，人们为了生理的舒适需要食物和具体的必需品，但是，满足这种需求所需要的手段实际上也要依靠历史上形成的社会标准。由于任何内在的性质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来说，都是一个最小的因素，所以绝大部分欲望都要通过市场获得满足。对经济生活任何合乎实际的论述，尤其是涉及到与经济生活相关的问题，都要求对动机的大小以及采用物理手段来实现目的的纯经济层次的范围，即所使用的手段的量的作用，有一个准确而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简单地举些例子来揭示这一问题的实质。
与生存和舒适相比较，欲望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审美因素（æsthetic）。在某种普遍意义上，审美的吁求要取决于其内在的本质，即在多大程度上它是文化的固定特征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它又是一个流行的或社会一历史的偶发事件的结果。长期以来，深藏于经济学讨论之内的这些问题才是最让我着迷的问题之一。与欲望中的审美因素交叠的大部分因素，是由具体的经济物品体现的纯粹的“社会”欲望，这与在竞技场上得分的渴望一样。社会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分属于这类两极化的形式，如相似与相异， 自由与权力，但在分析过程中，却从没有对此进行清楚的区别。另一个因素是想给人留下印象的愿望，这种印象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恶魔，或两者兼有，或是一种中庸的形式。社会动机也很少与经济动机绝对不符。类似的还有亲近感和新奇感，对一些特别满意的活动和成就的兴趣，以及对较广泛的利益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因素。（在本书的不确定性分析中，我仍然觉得这一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对许多学者坚持对可选择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感到困惑。他们分析不确定性，就好像是对一个已知的数学概率下赌注一样。尤其是，我可能说过，我对庇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附录一中将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因素加以处理的方法实在不解，或者具体地说，对他的一般因素概念弄不明白。）
最后，动机中的非理性因素所具有的最大实际意义就是评估。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部分深思熟虑的行为（deliberate action）都受到要得当或做得正确之意愿的影响。但是，希望做得对，或尽可能解决问题，并不能归类为指望得到什么特殊的结果；一旦对一个问题感兴趣，人们甚至不愿意别人为他找出正确的答案。这一结论对经济学理论来说，更是意义深远。在某种意义上，它必定涉及到行为的目的，或者说，它与经济概念无涉，更不必说与经济问题有关。但是，根据科学数据能被视为目的的唯一概念，只是个人心中对一种可描述事物或现有状态的意愿。当前社会心理学中好几派理论都趋向于同一种看法，即大多数自觉意愿，说到底就是希望在人类社会中以某种方式起到一定作用，或成为某类人物而已。我们已经指出，个人和社会的理想不能从物理形态上加以描述，因此也不能纳入根据有关所谓“科学”的描述而获认可 的论题的范围之内。这些内容实际上已经属于意义和价值范畴（好或坏、聪明或愚笨不在考虑之列）。
但这并不意味着难题的解决。对任何社会理论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对这类事情所作的描述，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是非科学的，我们同时也要明白，这种讨论还必须深入到从智性上讲更为棘手的领域。一旦人们开始讨论 这种理想，就会要求一种必须遵从的准则，即一种在规范的或道德的层面解决问题的因素。对理想的讨论不能局限在纯粹的描述中——虽然诸如此类的描述还是可能的。实际上，从不同的意义上说，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科学描述的是观察者应该见到的事物，以及如果他观察正确的话，他将会看到的事物。选择何者作观察则纯粹是一种自我思想感情的流露，一种自我启示，与之相关的任何兴趣都是文学的，而非科学的。相应的是，任何社会科学都暗含对“真实社会价值”的识别与讨论。所有这一切的意义在于，经济学不能只是经济的而不包括政治和伦理学的内容在内。要获得这种具有科学性的方法，只有努力弄清不同层次的描述和评估的关系后才有可能。这里的困难在于，阐述者的趋向是完全相反的，对数据感兴趣的人力争用具体实际来进一步强化真实情况，对政策感兴趣的人则试图通过渲染其观点的科学客观性来增加自己的感染力。因此，对经济学理论在解释清楚价格与价值，或是解释清楚分析与宣传二者的关系上，进展得如此之缓慢，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以不同的行为观为基础，或者，以那些多少受到专门注意的行为的不同方面或行为的各种要素为基础，我们大约有六种分析经济现象的主要方法。（1）排除主观的或人的因素，对具体数据，即 对商品和价格进行统计学分析。因为除了自然资财必然成为商品的一个类别之外，其使用也是这样，所以这种讨论只暗含了经济学，无法真正开展。（2）将动机看成一种事实而进行的分析。这是一种多少与传统经济学概念极为相似的概念，进行此种分析的学者不太重视政治取向。但因为与被观察的行为结果相关的动机，只能客观地进行定义和分类，所以，如果这种方法自称具有完全的客观性，那么就会撞上第一种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实事求是地对动机进行了分析，它就必须承认，相对于社会形态而言，这类分析方法是抽象的，而且通过两方面的谬误，即达成一个目标的错误和目标本身的概念上的错误，而迥异于实际的行为。（3）对动机、社会信条（social-symbolic）及伦理中的其他因素的识别，将使分析从人文意义上更实际、更真实，从客观的自然科学意义上讲，则少了一些科学性。
（4）上述第三种方法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社会政策的考察，但在这种分析中，由于政策和结果都是一种事实，所以这种分析也具有一定的客观可能性。然而，因为所讨论的方法本质上是诸种游戏规则以及不同游戏或社会制度的结果，所以，这些概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相去甚远。科学工具主义设想每个个人都竭力为了自己的私人目的而与他人竞争。这一点靠“科学的”手段是做不到的，因为，从技术上讲，这里主要采用的是强制、说服和蒙骗的手段，这种手段从人与客观对象的关系上讲，没有任何意义。社会结果的特征意味着无需对其进行评论。（5）对合乎制定者的心意或其所期望的社会政策进行公开鼓吹或是宣传。对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在有限的范围内，区别开期望的东西和合意的东西，是关 乎生与死的事情，但当前却有一种混淆两者的趋向。与（4）和（5）相关联，保存具体意义上的目的和社会关系形式上的目的之间的区别，也很关键。对一种抽象关系即自由的分析，造成了对古典经济学传统概念的严重损害。这些学者不仅是将对自由的鼓吹与对自由制度的分析相混淆，而且以一种极为错误的方式将自由设想成一种以极大化愉悦为目的的手段。从人类自身的经济福祉看，除了那些能让他们更为聪明地做决策，而不是为他们做决策的信条之外，人类所渴求的或许是，或实实在在就是自由。同样明显的是，人们或许会视自由为一种价值，一种责任，为禁止个人摆脱法律的约束，所有的西方法律制度都如此看待自由。（另外，在一个较为宽泛的限度内，人们或许会提倡将自由作为一种选择，即对政府因试图履行自己无法履行可能有益的职能而使自己元气大伤的一种选择。）古典思想家们似乎也忘记了，经济自由是使用经济权力的自由，其内涵涉及从奴隶制到依仗对经济权力的分配而奴役他人的诸多方面。古典思想家们甚至提请人们注意每个人改善自己状况的渴求，包括改善其继承人的状况的渴求，但他们没有注意到，用权力获得更多权力的自由，涉及到不平等的一种累积趋势。
（6）将注意力集中于历史和历史因果关系而产生的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一旦我们超越了静止经济的抽象前提条件进行讨论，或是讨论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涉及的就是这样一种分析立场。实际上，求助于经济动机来解释历史变化，是一种普通的做法，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信条的第一款，而这种做法也轻易就被那些从未对经济学概念作过审慎研究的历史学家囫囵吞下。（在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经济学解释的时候，经济学家 也在致力于经济学的历史解释，这有点像许多心理学家成为18世纪那种唯物论者，而物理学家却在唯理、唯心和空想。）简而言之，如果、且在一定程度上，经济条件的变化是“理性”节制（而不是 “等待”）和投资的结果的话，影响经济生活的条件之变化本身，就可以用经济学术语进行解释。这一点也适用于变化、情感需求、资源和技术三个领域。人们把对现在与未来的权衡，看做与其他经济比较相似的事情，并非没有意义。但是，除了已经提到的经济动机的视角的局限性以外，就未来所作的当前牺牲，也必然意味着一种直接的、确定的并可预见的牺牲，意味着从各个相反方面对人之未来的保障，意味着已经明白，这一未来主要存在于做出选择之人的生命期间之外。经济发展涉及的是“现在物品”永久性地 转变成收入，实际上，是短期内的大笔收入转变成长期内的小笔收入。值得提出的是，我们能否把“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的利息，从经济上看做是完全合理的东西，实际上，如果这类利息在实际储蓄和投资上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也是很小的一种作用。即使这样，真实的动机差不多或完全就是真实的消费动机，也就是说，是象征性的和抽象的动机。
由于古典经济学没有能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也没有能够对既定条件下一种系统的运行，包括趋向于均衡的运动，以及既定条件或制度本身内在的变化，做出清晰而准确的理论区别，所以，我必须将此视为古典传统中一种主要的谬误。这种情况在涉及到这类历史变化时滥用经济动态概念的表现中得到反映，严格地说，这里涉及的只是既定条件下系统趋向于均衡的运动。古典经济学家没人用一种意思恰当的语句——一种可被视为历史变化 之定义的表述，来进行这种区分，尽管这里也涉及到不可改变的理念。一般来说，历史变化颇有些自我增强或累积的趋势。除非有某种大变故或不可思议的颓废的道德现象的干扰，否则，（任何方向的）进步总是开启更大的进步的途径。（如果没有指明历史的变化涉及两条截然相反的增长途径，即需求与供给水平，历史的变化就不能视为是增长。我们可能对两者给出一个确定的完整的定义，但我们仍然有必要对整体的变化与整体不变条件下的方向或形式的变化做出分析性的区分。）
二
现在我们简单地讨论一下在对历史地看所谓静止经济的分析中所使用的价格理论的详细内容，这里我想提出几种方法，我认为，依靠这几种方法，我们得到的材料会比通常的材料更为可靠、实际而且恰当。（其中的许多观点已通过我和其他人的著作，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但还没有被纳入公认的基本原理中。我不承认原创性——不管怎么说，经济学中任何完全原创的东西都会有错——但因为对这类研究的关注多于它们所应受到的关注，而且，读者或许也会回想起最近的讨论，所以我想说，十几年来，我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提出问题的。）
1．除了在少数几个领域中，销售品失去了特性，生产是按照规格进行的之外，几乎所有经济物品和服务的供应者都享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每位供应者都在某种具体的市场范围 内拥有一定的垄断，竞争的有效性只存在于市场与市场间的边际领域。均衡的 条件在增量成本和增量收益之间是均等的。价格，也就是说产品（见下述），在市场范围内，可能会有分类，也可能不会有分类。（a）一名供应者，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都是一个商业单位，或一名厂商，所以，一定不会与技术单位或工厂设施相混淆（与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第219页的说法相反）。工厂的规模和范围，就像所有其他的机器或建筑设计一样，对商业单位来说，只是一种技术细节。公司的效率和规模之间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从本质上说，与工厂设施的关系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性质问题和历史事实，不是一种纯概念的一般原理问题。但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获取垄断收益的可能性，为公司持续和无限制 的扩展，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刺激力量，但即使在存在界限竞争的条件下，这股力量也会随着规模的增大，受到某种导致效率降低（在货币收入的生产方面）的同样强大的力量的抵消。（b）一家公司是沿着几个方向或轴线扩展的，理论也需要在市场领域或供求领域概念上有所发展。地理范围上的细节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我认为这还很肤浅，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商品或服务的范围，即通常意义之外的另一种“效用面”（utility surface）。事实上，商品必须通过确定其市场范围（或其他方面）而获界定；包括运输成本和林林总总的销售成本在内的所有成本，都与商品的范围相适应，而公司的规模则通过汇总其在不同价格水平或不同名称条件下销售的不论什么商品才能被人认识。（c）一般说来，公司的扩展（多少与规模的变化和不同规模的技术单位的重新分派有关）不能通过双向的职能关系来体现，因此，除了取决于最终的适应条件外，均衡的达成取决于这一过程中所有的偶然事件和错误。
2．当前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兴趣，显示出经济学理论在标准表述方面的重要缺陷。从科学上讲，这固然情有可原，但实际上却很严重，因为，甚至连经济学教授们通常都不具有科学头脑，公众们就更不用说了。不管怎样，这种情况表明我们需要重视货币的理论性难题。如果一个社会的交换媒介不具备真正的服务价值，那么，随着影响个人货币需求的不确定性的量被减少到零，流通的速度也必定接近于无穷大。如果货币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其价值也将接近价值的极限。
3．均衡的概念来自于力学。经济学中使用均衡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经济系统内所有原因和结果的关系都可以用一组联立方程来表示。但这一方程要有意义，从准确的意义上说，方程必须是“动态的”。方程必须包含向均衡运动的某一过程，而不仅仅是描述均衡的条件，因此，方程必须类似于运动方程。这就要求在每一种所要表达的关系中，原因和结果实际并持续地并存。很明显，众多事实都不符合这一假设，而且，对理论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假设还混淆了一些经济规模大小的概念。多数经济学理论的内容都与原因与结果间的滞后 相符，这一点不会通过仿效力学中加速的范式，靠玩弄概念而摆脱掉，更不必提他们根据“摩擦”这一掩盖了经济思想中那么多过错的有害比喻所作的差强人意的分析了。
我们有必要对力学范畴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检查，但在这里我们只能就现实的经济动态问题做一些提示。在经济学中，不存在类似于力学中的动量或能量、或是守恒定律那样的东西。对经济学而言，在力学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只有时间是真实的。这里不存在具有确定意义的经济空间（因此也没有方向 或速度），也不存在质量。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看，在解释经济现象时，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力和阻力的概念——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力学的范围——分析均衡时也是一样。在复杂的关系中，甚至在一个完整的系统中，毫无疑问明显存在一种趋向于均衡的真实趋势。也存在多少有些类似于惯性和摩擦的东西，尽管这种惯性一定没有质量和摩擦，也没有能量转换。在均衡运动中，力和阻力的关系是心理上的，它会对消费者和生产资源的管理者与拥有者的学习过程（消除“谬误”的过程）产生影响。这种学习可分为对实现目标的新过程的学习，对截然不同的新目标（一种历史性变化）的“学习”，虽然这两者间尚未有清楚的界线。从行为这方面说，存在一种“黏滞度”（viscosity），这种黏滞度部分是依据其速度而产生物理变化的成本问题，而且多少是可适用于人类的、有形物体的确切替换期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使用期限取决于交付时的预期和使用的时间，另外我想重申刚才说过的另一点，经济均衡总是建立均衡的过程中各种偶然的细节以及最终支配条件的函数。）
就算对力学原理作一些表面研究，我们也会认识到，波动存在已经减弱或尚未减弱的多种可能性。仔细研究一下并行现象也一定会使我们对经济周期有深入的了解，再结合货币理论，我们也会对“特定的”经济周期有深入的了解。
4．下面将要提出的论题从另一个角度与维度（dimensions）问题相关，而且也关系到先前提及的第二个主要谬误，即将采集食物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我们知道，基本的经济量（价值或效用）是服务，不是物品。本质上，这是一种时间的流量或流动，只有通过一个二重 过程，即（a）时间的集合和（b）资本化，才能成为一个绝对 的量，并在交换中得到表现。在某种形式和名称的某种物品的周转期或生命期非常短暂的情况下，比如食品，认为食品就是食品的服务，也不会产生过于严重的错误——除非这种物品实际上是累积的人的服务和耐用物品的具体体现。但从理论上讲，所有的财富都是同质的资本（那些一度存在、在数学限度内极为耐用的物品除外），任何物品的量则取决于为永久性维持（和置换）作了提留之后的净收益及利息率。服务的寿命也是计算的一个部分，因为它也是人们用以替换物品的形式，如果物品需要替换的话。资本化率（利率）则是由新投资的预期生产率决定的。我确信，除了劳动力成本的危害之外，任何其他谬误，对经济学思想产生的危害，都小于作为财富的生产的生产概念产生的危害。生产就是靠物品（财富）和靠人提供服务。财富（资本）的净增加或减少，必须根据唯一可能的会计方法，通过将维持（和补偿）费用与收入进行明确区分而表示出来。实际上，如果使用一些特殊术语来表示资本的净变化，那么，财富就可以跟与消费相关的生产和收入相区别。
5．对这些问题作过稍微准确的系统阐述后，古典体系（即前杰文斯一门格尔体系）在基本原理上的谬误，仍然是压在我们心头的重负。比如在成本问题上用绝对成本替代了相对成本（在涉及价格决定的时候）；比如说作为分配份额的工资、利息和租金；比如说用对牺牲的赔付替代了对服务的赔付；比如说一方面用生产要素替代了具体的投入要素（自由人和所拥有的各要素），另一方面又用生产要素替代了所拥有要素中的抽象资本；还有，如果赋予单位（商品或）服务中的效用以任何含义而非纯粹抽象的、有效的推动力，那么效用的概念虽然更现代，但也同样有害；这类过时的陈 词还有很多。
三
由于一开始就坚持经济学必须对社会政策有一定的实际意义——除非经济学家靠提供纯粹的娱乐或教人们相互利用谋生——所以，最后我必须就相关的情况谈一些看法。从传统经济学的前景来看，或从自由主义时代认为是人类的主要历史成就的价值来看，我都无法乐观。放眼近来政府的方针政策，不管是国内还是其他地方的自由贸易政策，人们都无法因为政府受经济学家的指导，或是受精深的经济学理论，即“经济学”原理的指导，而对政府的前景感到鼓舞。再从整体上检视一下同时期发表的经济学理论，至少对我来说，想发现什么奥秘，或对我阐述的第一部分内容感到遗憾，都不太可能。但是，深入探究一下社会生活的现实及其问题，那么，从公众可以据之对我们的专业进行评判的教科书和文献的逐渐降格来看，或从开头提到的偏离“自由主义及其全部事业”的趋向看，都不再会有任何让人不解的神秘东西了——尽管我们或许还能感觉到这一点。
为要有一个更具实际意义的经济学，首要的一点是要简单谈谈经济学家们著书立说的种种原因。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文章也是商品，是为了市场而竞相生产的商品，这种商品流动在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内，根据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的本质和相对重要性而具有明显的特征。另外，经济学家的行为也证明，只有通过自由讨论，才有正确提出问题的可能性。
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学为了博得大众承认并对大众施加影响，不惜降格俯就大众的思维水平，这样，为获取认可和影响力的竞争，替代了将事情弄明白的努力；最后，竞争中的成功变成了在自己专业中获得身份的条件。那么说“或许一直”有一批经济学同道，专心致力于解决感兴趣的问题，并团结协作，而不是通过搬弄他们“学术上的”差异，竞相向公众兜售自己的家伙事儿，可能毫无根据。这样的专业人士是否履行了社会领导者的职能，确切地说，能否按一般的形式提出问题，揭示出了“自由”社会里领导观上的一个根本矛盾。如果大众在公开的竞争中通过行使裁判的职能而选出自己的领导者，那么，大众就是它自己的领袖，这种方式当然也不折不扣地具有民主的含义，并且，这种管理事物的思维方式就是大众思维方式。个人的作用被限制在提出和宣传自己的理想和计划的范围内——如果这类事情真的可以由个人做的话。
现在，我们很难在普选政府中发现启蒙思想的实质。或许其主要因素就是这里有一种信念，即对财产和自由市场的热衷显然是根本用不着认真质疑的“真理”，这一信念将会把政府的作用缩小到一个极小的范围。至于相信任何意义上大众决定的程度，那些多多少少可以辩解的因素似乎以大众对人格——像诚实和能力——的判断为中心，是“喜欢”那些鼓吹从正确的步骤到正确的目标而非相反的人的一种基本的神秘能力，而无需理解有关论点。大体上，争论者似乎也有必要采用某种不同的、严肃认真的讨论方式，而不是纯粹的高谈阔论、插科打诨或收买。但除了裁定胜者之外，大众理所应当地还要决定争论的形式。争论者所采用的手法 （techniques），也应该是“起作用的”手法。（但是，或许民主信念本身就只是一种大众思维，因此，这种做法就像要在任何流行或疯狂的事情中寻找思想基础一样的无聊。）
从公正的分析或批评的角度考虑，现在有一件事很清楚，即大众极少“思考”，如果不是完全不思考的话。在政治运动的条件下，这一点尤为正确，因为，现代技术的结果之一，就是让管制的过程具有了更多的持续运动的特点，这种持续运动的首要原则就是创造公众心理。任何对公众心理有吸引力的事情，必须简单而离奇，其最喜爱的程式是credo quia impossibile [正因为它不可能，我才相信] ［*］ ，最爱用的政策是政治迫害（witch-hunting）。但是，这种做法除了表示出对“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的极度轻视之外，人们不能期望它再有任何表示，实际上，它对诸如犯罪学这类简单问题（primitive issue）的思考也并不适当。然而，讨论一旦开始，它自己也没有了“回避”的可能，也不可能回到原来那种不经思考就认可其领导地位的状况了。民主政治必定会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局限，否则它就会回归于专制政治。
这篇前言的含意在于，经济学的实用意义在于它基本是与制度史的基本原理相关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本书主题的核心仍然是意识与非意识作用的关系，以及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的关系，仍然是连贯而又变化的。对这一思路略作思考，一方面会使人们更难以接受“天真的经济主义”，另一方面会像美国的“制度主义者”习惯的那样，假设：（a）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力量，以及（b）经过 论文作者的打字机或演说者的扬声器，事情立刻就会发生变化。在我看来，这一点对作为基本制度，即一种基本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和人类生活的要素，即理性交流和情感交流的工具，尤为重要。通常，经济学家的训练中并不包括多少语言学的训练，但我们可以提请学者们注意一些重要的事实。对规律的历史的看法与分析的看法之间的争论，当然也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详细的讨论。除此而外，我们还需把握人的兴趣中一些非常复杂、捉摸不定、极度矛盾的特性，把握意识与无意识及其在行为模式的形成中与同样复杂的机械、生物、神经和精神过程的相互作用。这里的缺点是过于简单化，引人注意的领导者也与不善辞令的公众一样，对其过分痴迷。就拿博爱、权力欲和经济利益这类概念来说，这里唯一的问题是，作为一种理论或一种社会生活理想，是否一种理论就比另一种理论更不合理。
对经济学家最为中肯的是劝告他们对才智的作用要有一些合情合理的认识，不要忘记了他们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多数人仍然为启蒙思想所陶醉，即陶醉于启蒙思想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这种情况应该为当前对反智主义的看法负责。社会问题中存在一种智性的因素。这种智性因素有两个方面，即技术的改善和资源的正确配置，第二个方面则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在任何社会制度中，无论由谁作出了影响消费和生产的决策，经济和耗费间都会有一个差额，对此差额漠不关心是非常愚蠢的做法，所谓“边际主义”（不太恰当）原则，就是明智的政策的原则。但这些原则与内容，与具体要做的事情无关。
另外，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说，人们也怀疑，谈论明智的政策或 政治智慧，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准备摒弃聪明才智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是晚近的事情。科学自身的存在也需要一种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与江湖诈骗和一般骗术相对立的道德一审美的态度（在科学实验面前，这种骗术难以存在，但社会科学不太适宜进行实验，骗术就容易存在）。即使在“已知条件”下进行一般性的解释，也存在某种完全不受社会内部利益冲突影响的社会利益，而且没有什么“聪明才智”能够告诉任何人，在哪里或什么范围内，可以寻找到一种不同于一般利益的特殊利益。但是，绝大多数社会问题与“已知条件”有关，与使社会成其为社会的制度和法律有关，这种情况决定了协作与竞争的条件，以及最初双方都不具备的联合条件。（这三种形式常常混杂在任何一种问题境遇中。）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可能会出于不明智的（unintelligent）经济观而谴责大众心理，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更要紧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面对经济利益时维护社会团结的问题。团结的基础并不在于才智，而在于习俗、情感和价值理念。如前所述，才智是一个非常含糊不清的概念。我们或许承认，在诸种社会关系中，才智可以使人更为有效地照章办事，尽管这种才智与证明数学定理或发明机器的那种才智截然不同。同样，才智也能使玩家的作弊行为更加高明，或干脆将游戏转变为一场争斗。社会问题是要保持对规则的尊重，并利用这种规则为所有玩家和旁观者提供一场最好的游戏。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不合情理地引申智性（intellectual）一词的含义会把它纳入道德范畴。确实，如果我们是从当今哲学上时髦的（美国尤甚，但却是整个功利主义传统的精髓，价格理论是其组成部分）工具主义的权力意义上运用智慧（以获得想要的东 西），那么，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这种才智具有反社会的趋向。如果通过道德力量，它不能达到均衡（counter-balanced），这种才智的发展必然会扰乱社会。因为，一旦个人维护某种形式的社会秩序就能拥有他想拥有的一切，他就可能认识到这个事实，这个社会不会、也不用迈向任何特定形式的一致。历史地看，任何一个规模巨大的政治统一体，都起源于武力的征服，统一体的维持靠的是习俗，统一体的发展靠的是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恐惧和敌对，统一体反对外敌所需要的宗教和道德在这里起着主要的作用。准确地说，社会问题比它在启蒙时代所表现出来、但现在已明显近于消失的问题更为费解，现在的社会问题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
我认为，任何类似科学的经济学这样的学科在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时，也拿不出什么明确而简单的处方。相反，有一件事情毋庸置疑，即它完全不可能具有自然科学的解决方法，除非政府打算成为我们从未见过的绝对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而且经济学家担任这种政府的顾问，否则，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绝不会直接影响到应该受该政策影响的公众身上。就已刊行的著作而论，这里有必要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作者对他所扮演的角色要非常清楚，并且，一旦他将自己放到为社会进行思考的位置，他也要非常清楚他所介入的问题。（第二）这也包括，对与集体行为有关的集体思维过程有同样清楚的认识。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轻松（如果人们意识到了这些困难，这些著作就不会成为畅销书了）。实际上，甚至最为一般的、类似于公理的研究，也会引起争论。当然，任何声称具有实用意义的阐述都假定，思想和表达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尽管被认为是学者和科学家的人自称为“行为主义者”。
另外，群体思维或讨论涉及某种更高的——思想上更无法获得满足的——层次。讨论一定不能是这样的情况：（a）对一种偏好的维护——“我就要这样”；或（b）为了这种偏好而进行游说；或（c）将“谈论”本身仅仅当成一种竞相兜售的商品看待。（人们不会对此有反对意见，但他们对实用意义的渴望不置一词。）讨论一定是要解决问题的，因此必定要假设，存在 问题并有正确的解决方法，或起码好坏都有解决方法。这些解决方法从审美或道德上来讲，可能具有“真理”或“正确”的性质；但真理是一种正确的形式，正确也是真理的一种形式，但我们还对基于兴趣和努力两种思路的假设，存在矛盾的想法。对任何资料的理解在理论上至少都意味着操纵与控制的可能性，这种操纵和控制以资料本身决定论和从资料外部 来理解资料之主体的立场为先决条件，而理解资料之主体还不能陷入资料而无法自拔。当前，对任何问题——科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的任何讨论，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自欺欺人，这种讨论一定是由某些多少具有自决倾向或想法的人对他人发表谈话而引起的。我们不太了解这种关系的系统逻辑，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无法对这种思想的基本悖论给出满意的答案：即人似乎同时就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使人成为人，人被自然所控制；但在与造物者或改造者的关系上，人又超出自然，是自然的统制者。除非第二种关系被作为现实加以接受，否则，对自然或是对人的思考，不可能有意义。所以，对社会进行思考的思想者，如果采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立场，他一定会假定，社会永恒不变地由其本质所决定，社会的变化只能来源于外部，来自于“奇迹”。但涉及到社会行为，他一定会有两个 假设，即社会可以作出改变自身的选择，同时， 他也可以参与这种选择，并且影响选择的实质——否则他必须假定，他外在于社会并能改变社会。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他的谈话就是一种控制的企图，不是讨论。与人一自然的悖论相同，我们面对的是同样荒谬的说法，即个人既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外在于社会。
我认为，整个问题的症结存在于讨论的概念之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不与自然对象讨论问题，我们是，或许是，与人在讨论问题。但是，讨论肯定区别于说服，区别于直接影响他人的行为、信仰或情感等等的所有努力。讨论是一种客观上协作性的探求，是从“客观上”对客观问题的正确（或最佳）解决。讨论不能是试图对已经作出的解决方式进行“推销”，那样就不是讨论。我想指出，这种做法是现代文明的主要错误，或异端邪说，它代表着一种原罪。讨论的精神是科学精神的基础，但却与科学方法相对立。功利主义一实用哲学将科学方法而不是科学精神带入了社会关系，从而引致了这种致命的混淆。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冲突，最终则是混乱与暴政，而不是互利基础上的和睦与统一。一般来说，工具主义的科学态度会变成相互利用的态度，共同发展则不具备逻辑的可能性。
但是话说回来，对他人的利用最初并不是经济上的利用，因为没有哪个特别的人类利益从一开始就是经济利益。从社会心理上讲，这些利益的核心都在于想要在某个具体社会中成为某种具体的人。真正的问题是，要成为“我”这种人和我这种社会，还是要成为所有人都接受的、理想的人和社会。然而，除非占上风的利益实际上从属于大家的共同利益，否则第二种选择并不能排除利益的 竞争。不过，人的“原始本性”会把人拽向其他方向。
我们简直找不到比经济学家的情况更妙且更为重要的实际例证了。实用或真实经济学的主观前提条件只不过是表明，其目的在于竭诚发现并揭示普遍的实用性和真实性（或是达到这种理想的最可能的途径），而不是个人利益的极度增长。实际上，为做到这一点，对于任何想让他人相信的东西，一定要尽力做到十全十美。对经济学的过激批评指责经济学阐释是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宣传鼓吹。当然，人们也确实要求经济学权威就被视为因特殊利益而鼓吹的东西作出说明。对阶级利益进行详细地叙述或许在欧洲还有一点点 合法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欧洲还保存有封建的传统。但我认为美国并没有这种传统，因为在美国，阶级就是指的利益团体，不夸张地说，在美国不存在个人，只存在各种阶级。但无论如何，实际利益团体的“经济”特征，多半有些偶然，是一种表面现象。一个自相矛盾但却真实的情况是，在食物稀缺的时候，人们似乎很少为食物进行争吵，但在食物丰足到足以代表其他价值而不是它的实际营养价值时，人们就食物产生的争吵反而增多。当然，对有形的和实实在在的物的控制，一直都是个人和群体强化自己的一个模式和要素。但这绝不能算是经济学，也不是与经济学家一个时代以来必须捍卫的、在科学和自由上附加了宗教价值的利益相对的利益。
在我看来，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正在逝去，在不久的将来，西方文明将在很大程度上改而奉行中世纪的信仰，但在制定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时，却是以政治正统派和神职人员的准则，取代宗教的准则。从自由讨论实际上采用的形式看，自由讨 论事实上已从经验上证明是一个失败。自由讨论从混沌走向了专制，或者从另一方面说，从专制走向了混沌。人们不会受到鼓励，也不被允许进行独立思考，除非他们能够从这一意义上，按照这一种途径，公正而正确地进行思考。但我想说明，失败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性的“讨论”与讨论的理想完全不符，社会讨论不是讨论，而是一种争吵，一种强化个人地位的竞争。（这里存在物质上的奖赏，但这一点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社会“科学”和经济学根本无法抵挡住这种天生具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含意的总的运动趋向。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情况是，有一些人会吸取教训，将这种争论推进到另一个历史转折点，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即那些具备了同样人性的人，那些热爱真理、追求正确、珍爱相互关系和真诚合作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另一次机遇。
弗兰克 · H. 奈特
1933年8月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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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出古代基督教第一位拉丁教父德尔图良。——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