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克莱门斯·文策尔·洛塔尔·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Lothar von 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19世纪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原著中将“Klemens”写作“Cle-mens”，这种不准确性是由德语正字法的演变造成的。他从1809年开始担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1821起担任帝国首相，直至1848年革命爆发，他被迫下野为止。最初，他主张缓和奥地利与法国的关系，竭力促成了奥地利公主、女公爵玛丽-路易丝（Marie-Louise von Österreich，1791—1847）与拿破仑的政治联姻。但是在这不久之后，他作为外相又推动了奥地利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代表奥地利签署了拿破仑宣布放弃法国皇帝称号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的《枫丹白露条约》。之后，他主持了维也纳会议（1814年9月～1815年6月），主导欧洲各国定下日后“协调行事”的方针。为表彰他为帝国做出的贡献，奥地利皇帝在1813年10月授予他亲王的头衔。1848年后，他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流亡生涯，于1851年再次回到维也纳宫廷担任顾问直至去世。梅特涅是19世纪保守主义的巨擘，致力于重整欧洲秩序，扑灭欧洲革命之火；他的大国均势政策，一方面使得当时已经落后的奥地利能一度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另一方面帮助欧洲各专制国在维也纳会议后维持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专制统治，这一时期（1815～1848）也因此被称为“梅特涅时代”。
导言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s）曾意义深远地评论，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敌人——已经站到德国资产阶级面前时，后者尚未把他的第一个敌人——封建主义——摔倒在地。[1]梅特涅的同时代人已经对此有亲身体验。人们只需翻开格维努斯（Gervinus）从未被足够重视的《十九世纪史》（Geschich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读一读这位卸任的王朝、宫廷和国家的首相在去世前不久可能还在读的文字：“曾有过伟大的国家领导人，他们虽然比梅特涅更加令人窒息地进行统治，但是却通过对国家的功绩来补偿他们的强硬；他们虽然像梅特涅那样把他们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共福利之前，但是当他们的自私自利性不插手时，他们却用聪明才智或者对行动的天然倾向与共同本能推动有利之事。梅特涅不是如此。他的兴趣是不作为，因此这种兴趣始终插手并且始终与公共福利争执不下。”[2]但是他的兴趣不仅仅是这一不作为——它给予了被推翻之人那种（这位81岁老人写的这封信如此显而易见地充满了的）信心，也不仅仅是不受干扰地享受难以估量的财富——正如有人所言，亲王知道在三十年的和平中通过“与金融巨头之间的汇兑利润和分配协议、为职务效劳、高价卖出……和低价买入带来的收益……从赔偿、和约、撤离、补贴、购买和航运中得来的数百万钱财”为自己谋得这些财富，他的兴趣也是他重要的政治信仰——在他的八卷手写遗稿中，不见得有一处比在这封遗书一般写给他唯一的学生、时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奥地利钦差大使的冯·普罗科施-奥斯滕（von Prokesch-Osten）伯爵[3]的信中，会更有效地表述清楚这种信仰。从这封信中，人们可以有把握地画出一段穿过半个世纪的曲线，人们还可以找到一种回旋，它比起在梅特涅的所有话语中更多地存在于他的暧昧微笑中，这是一种在拉纳[4]元帅看来是卑躬屈膝的柔顺、在霍尔迈尔男爵[5]看来是狡诈与贪婪、在罗素勋爵[6]看来是毫无意义之习惯的微笑——人们会在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7]那里重新找到这种回旋和这种微笑。法朗士说：“人们经常谈论‘时代的标记’。但是它们很难被找到。我原来时常觉得，我们时代的最独特之处从一些在我眼前发生的小场景中流露出来。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十次有九次曾发生的是，我恰好在老旧的日记和年代记中重新找到伴随着相应情况的同样之物。”确实如此。为此，那些具有破坏情绪的人——他们可能作为大贵族有封建主义的倾向，或者作为中产阶级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总是最爱将生活与戏（Spiel）做比较。“戏”一词的双重含义是完全恰当的。[8]在下面这封信中，它指的是伴随着所有相同之物持续不断再现的舞台剧；而在另一封几乎同时期的信中，它指的是赌博游戏，在那里“对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的顾及”应该被置于“斯卡特”（Skat）[9]中。一位俄国枢密院大臣曾把亲王称为“刷了漆的灰尘”。后者不曾为此抛开笑容。对他而言，政治手腕是一支小步舞曲，小灰尘在阳光下踏着它翩翩起舞。他如此就一项策略为自己辩解，甚至连资产阶级在其鼎盛时期也无法掌握这项策略，没有看清它作为幻想的本质。
维也纳，1854年12月21日
亲爱的将军：
我用第一个保险的机会，就您对11月23日的友好惦念而向您致以谢意。这一天第81次按时到来了。除了对过去的回顾，它几乎没有向我提供其他的视线。未来不再属于我，而当下很少给我满足。
我是黑夜天生的敌人和光明天生的朋友。在完全的黑暗与微明薄暮之间，我不做微不足道的区分，因为在后者那里同样缺少令人振奋的光亮。何处一切都明亮可见？如果您知道，那么您比我更有天赋。我在各方面都看到冲突，在言语与行为之间、在真诚提出的打算与选取的道路之间、在目标之可理解与方法选择之不可理解之间！我不能在剧本的主题中发现任何新的东西；事情是旧的事情，即使它们在新的外表下被搭建起来；能够明确的是剧本演员当中变换的角色。这种同样的剧本被配备了精巧的道具和过于讲究的舞台演出（mise en scène），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人们不要对我提出这是一出新戏，并且允许我等待事态发展过去直至我就素材之处理发表意见。
在海军力量的交战方式中确实存在着新鲜之物，这表现在蒸汽动力上。一场像在克里米亚半岛上那样的作战行动在几年前是不可能，它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实验。利润会与开销相当吗？未来——许多伟大的启示留待它决定——也会对此做出结论。上帝会将它向最好的方向引导。
在1855年，许多事将会显现得比我今天能够认识到的更清楚。我希望在它们的进程中见到您的身影。我从不制定超过一个或者最多两个季度的计划：无论何时、无论何种处境，我都知道要量入为出节约度日，而我年岁愈大，衡量的度就愈短。
请您保持对我的感情，正如您可以确信我对您的那样。
梅特涅
梅特涅亲王
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wrence）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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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20世纪上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的革新者。他于1923年发表的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
[2] 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1805—1871），德国历史学家和民族自由主义政治家，“哥廷根七君子”之一，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议员。他的代表作是5卷本的《德意志人诗意的民族文学史》（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 National-Literatur der Deutschen）和8卷本的《〈维也纳和约〉以来的十九世纪史》（Geschich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seit den Wiener Verträgen）。此处的《十九世纪史》应指《十九世纪史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3] 更常见的叫法是安东·普罗科施·冯·奥斯滕（Anton Prokesch von Osten，1795—1876），奥地利将军和外交家，1853～1854年在设于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联邦议会中任职。他当时与俾斯麦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的意见相左，是使得奥地利此后日益在德意志联邦中被孤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4] 让·拉纳（Jean Lannes，1769—1809），法国军人，拿破仑最大胆和最优秀的将领之一，1804年被授予法国元帅头衔，1808年被封为芒泰贝洛公爵（Duc de Montebello）。
[5] 约瑟夫·冯·霍尔迈尔男爵（Joseph Freiherr von Hormayr，1781或1782—1848），奥地利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以撰写多卷本的奥地利史见长，全部著作总计达170本。
[6] 乔治·威廉·罗素勋爵（Lord George William Russell，1790—1846），英国军人、政治家和外交家，1812～1830贝德福德区下院议员。
[7]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左翼社会活动家，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8] “Spiel”一词在德语中既有游戏之意，又有戏剧之意。
[9] 德国一种三人玩的传统纸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