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普拉茨[55]的个人文集《幕后的声音》（Voce dietro la scena，艾德菲出版社）集结了他55年创作生涯的全部著作和文章。其中一个主题便是个人生涯的记述。普拉茨是一位对求学和万物都乐此不疲的学者，他也是一位兼收并蓄的资料整理大师，那些出自人类之手的大大小小的作品中只要挥洒出时代最强的色彩和灵魂深处的激情，都会被他论及。他是一位追寻当今品位的远古之源的探索家，正是这汩汩清流灌溉滋养着西方文化之土。作为一位有品位的历史大家，普拉茨并不遵循线性的路径，而是将材料并置，其中每个元素都指向了其他一系列的元素。因此，个人生涯的记述也绝非以时间顺序罗列已然发生之事，而是一种起因、机缘和动力的累积，或者说得更明白些，它是一本目录，列举了生命中支撑并塑造其人生的所有缘由。
于是乎，我们便在这套文集中，在他对曾经待在意大利（尤其是托斯卡纳）的英国怪才[比如罗斯金的门徒、作家维侬·李（Vernon Lee）]，以及集前拉斐尔派唯美主义与托尔斯泰人道主义于一身的神奇人物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研究中找到了他矢志于此的缘由。而他根据查尔斯·兰姆[56]（近来他刚刚翻译了兰姆的文章，其中第一批文章是帕皮尼在1924年为了编写“灵魂文化”丛书而约他翻译的）的描述遍寻伦敦的大街小巷，以及在利物浦执教多年，迫不及待地在现代工业城市的迟钝中抓住每一丝古老文化的魅力，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些许端倪。
于是乎，我们也可以从他对颓废主义（倒不如说是浪漫主义与颓废主义的结合点）源头的探究[这将成就普拉茨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作品《浪漫主义的剧痛》（La carne，la morte e il diavdo，1930年），源自他对邓南遮[57]的师承和灵感之源的调查，也源自一次西班牙之旅以及他对文学中的斗牛的反思]中看出这种缘由。而他对风格主义（这是一个相关领域）的喜爱始于他对塔索[58]的喜爱（他在一篇文章中出人意表地将塔索和狄德罗并置，这种出人意料的组合、这种主题和风格的类比的断路是阅读普拉茨的一大乐事）。再者就是他对收藏的极大兴趣：比方说，他曾记载过自己用学生时期微薄的积蓄购买的罗马帝国家具的经历；还有并非一流作品的画展，半为品位史，半为某种叙事，透露了很多收藏的信息；最后，还有代表某位活人的恐怖蜡像。
这种与物件的关系正是普拉茨“个人文集”的另一个核心，在我看来，甚至是最本质的核心。而这种关系还能在他的其他书籍中找到，比方说《新古典口味》（Il gusto neoclassico）和《生活之家》（La casa della vita）。我们也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更加明确了我们对普拉茨的哲学的定义。这本集子当中有两篇文章向我们明示了这种哲学，它们是《帝国风格》（“Dello stile Impero”）和《内景》（“Un interno”）。这两篇都意在为罗马帝国家具辩护，并向那些控诉它们过分伤感、恐怖的文章（它们为数甚众，而普拉茨一边忍受它们，一边大肆收集，甚至不时说出那些他的论敌所喜闻乐见的观点）提出抗议。然而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而他又仿佛明白，这些观点犹如难以沟通的秘密，并不会被别人理解。这种秘密仿佛是某人在“无限重复的图案中……找到了一种魔力……就仿佛是一种神圣的平静”。“斯劳克斯、喀迈拉和其他奇妙生物在奇幻的自然中，在人类想象的自然中，曾遵循梦的逻辑的世界中，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吗？”
《内景》讲的是当普拉茨还住在茱莉亚大道里奇大厦的一间宽敞却昏暗的公寓里时，埃米利奥·切基登门拜访的往事。“不知道是因为觉得好玩，还是有所担忧”，切基询问他怎么有办法与这些令人不安的家具相依为命。普拉茨先是拉上窗帘，在阴影中饶有兴致地介绍起每个房间，然后又让阳光照射进来，衬托出家具丰富的色泽，由此证明“新古典主义的灵魂是高贵、宁静，而且无论受到怎样的贬斥，都是决然欢快的”。
写到这里，我想要强调的却并非上述观点：普拉茨其实心知肚明，切基质疑的并非是他的品位，而是他对这些家具的占有。“切基厌恶代价高昂的美丽……如果要装饰自家的房子，他喜欢的是那些具有最低内在价值，而具有最大表现力的物件……谦逊的物件，除了有助于虔诚之外，应当别无他用，因为虔诚”——他必然会强调这一点——“必须是全然精神的，不受粗糙占有欲的玷污，也对它毫无兴趣。”
这便是禁欲主义者和收藏家在一段伦理或哲学的对话中狭路相逢的争议时刻。一方面，“这番颇费周折的占有对切基来说是一种异端，从他的口中我能够听到泰戈尔在反复谴责‘占有家具的愚蠢骄傲’”；另一方面，“我早就说过，这种禁欲主义对我来说完全是天方夜谭。我不仅会毫不犹豫地重申，而且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向朋友坦言，我是一名物质主义者，所以于我而言，事物的世俗存在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
在这套文集中，这类争论几乎俯拾皆是，它出现之频繁，完全可以说是该文集的中心思想。而禁欲主义的支持者有时候是唯美主义信徒、反对占有的维侬·李（比如第一篇文章），有时候又变成了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帝国风格》）。这位印度诗人曾在佛罗伦萨做过一场讲座。
在西方令人感到可悲的邪恶之中，“占有家具的愚蠢骄傲”几乎鹤立鸡群。对一张优雅的小桌子、一把特定风格的椅子或一对枝状大烛台感到自豪，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它们除了装饰房屋以外别无用处，而在哲学家和诗人看来，就算人类精神家徒四壁，依旧可以成为超绝的主宰。但丁说得多好，第欧根尼的木桶就已经足以保护人类的毛毛虫，令他们终有一天化羽成蝶。
接着，普拉茨突然又充当了反方的辩手。
我们无疑会立即生出一种疑虑。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这些宝贵物件与其他一切并无本质区别，你要否定其一，就必须否定全部。如果允许我的灵魂栖息在一张吸引我目光的小桌子或者椅子上是一桩罪孽，那么这桩罪孽只比让灵魂栖息在一道风景之上稍微轻微一些。
我们却认为，欣赏自然风景可以净化心灵，那么为什么欣赏家具却不得如此呢？要知道，“家具遵循着经济学的法则，这种法则难道不也控制着风景吗？”这些段落出自20世纪30年代的文章，而其中回响着包豪斯的理论（虽然作者只关心过往的形式，而与建筑学没有半点瓜葛）也绝非某种偶然。家具“有着人工却绝不偶然的形态；其中所蕴含的必然性规律也统治着群山和平原；而家具之美也与它遵循此种规律的程度相匹配”。
普拉茨的口吻平静，仿佛一个试图从所有角度检视问题的人，却在他表面的热忱之下始终带着一丝讽刺的意味，他肯定了自己的“物质主义”，换言之，他拒斥了一切精神禁欲主义（“说白了，我对精美的家具有恻隐之心，对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则没有”），也拒斥了所有将人类贬低为单纯的生物的、生机论的、存在的、心理的或经济的本能的企图。
人类乃是人类在万物中留下的痕迹，人类即是作品，管它是一部尽人皆知的杰作，抑或是某个时代无名小卒的作品。正是人类接连不断地传布作品、物品和符号，才令文明变成我们这个种族的栖息地，变成我们的第二本性。如果我们否定了如厚重尘云般将我们团团围绕的种种符号，我们将无法生存。普拉茨重申：人类乃是人与物之和，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在诸多物中辨认出自我，是因为自我在物中成形。
写到这里，我试图做出的推断开始从普遍滑向特定，或者滑向私人，因为我突然明了，物的散布与收藏的逻辑（代表了某种统一和整体性）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我也突然明了，占有的机制（或至少是占有欲的逻辑）永远潜藏在人与物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绝不会自己走向灭亡，因为其目标在于人要从物中识别出自我。占有显然对达成这一目标提供了帮助，因为它使得人可以长期观察物，思索物，与物共生。（可是普拉茨还在书中追寻他挚爱的物，追寻不具备肉身的文字，变成了一位名言、典故、指涉的收藏家。普拉茨向我们证明，这种具象的热忱如何能够倾倒在非物质的物上。）
而物与人的识别还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因为物绝不仅仅扮演被动的角色。
通过经常的训练，收藏家能够在街对面迅速注意到古董商店，能够在赝品和仿制品中听到真品对他的大声呼唤。将好物从这些有辱斯文的低贱之物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是多么令人心满意足啊！我常常听人说，如果这些家具有口能言，人们将会从它们口中听到源源不断的感激之言。书架会急不可待地敞开它的玻璃门，欢迎那些值得存在书架上的图书；扶手椅会将你拥入怀中；书桌会铺展开来，为你的笔头注入新鲜的灵感。我深信（这可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当家具被放置在恰当的位置时，它们必会身体舒畅（我差点就说出了“身心舒畅”）。
这个摘自《老收藏家》（“Vecchi collezionisti”）一文的段落与作家普拉茨，或叙述着普拉茨的文集自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文字。我还将枚举其他两位同样悲怆的幽灵：如今已经年老体衰，在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钟表收藏中逡巡的查理五世[59]，以及被革职流放，夜晚时在画室里同画作收藏永别的马萨林枢机[60]。这种与物的恋爱关系在根底之处有着一层哀伤的意味，那么最后的陈词就留给那些禁欲生活的拥趸们说去吧。
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