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区办公室，一些青年会员停止了说笑，跟我打招呼，可是我没法把那噩耗告诉他们，我点了点头，径自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就把他们的声音挡住了。接着，我坐了下来，直瞪瞪地向窗外树丛里望去。曾是一片新绿的树木现在变成了暗绿色，显得干巴巴的。街上，一个卖晒衣绳的小贩摇一阵铃，吆喝一阵。就在这时，不管我怎样尽力不去想，那个场景又回到了心头——不是那死了人的场景，而是那纸娃娃跳舞的模样。我寻思，我干吗不能控制住自己，反而去向那个纸娃娃啐唾沫呢？克利夫顿看到我时，他是怎么想的？在他吆喝声的背后肯定有对我的恼恨，可是他又不理我，就是没理我，而且他对我在政治上的愚蠢感到好笑，我一下子脾气发作，跟他过不去，可是我没有指出这些纸娃娃是毫无意义的，是下流的把戏，没有谴责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教育群众。我们从不放过教育群众的机会，可是这次我错过了。我所做的只是使他们笑得更响了……我帮助并纵容了社会上的落后现象……场景变了——他躺在阳光下，这次我看到了一架在天空喷写广告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后面留下一道烟迹，一个身穿豆绿色衣服的大块头女人站在我身旁说：“哦，哦”……
我转过身，面对墙上的地图，从口袋里掏出纸娃娃就往桌上一扔。我的胃在翻滚。为这玩意儿去死！我心里怀着不干不净的想法把这娃娃捡了起来，把这堆皱纹纸端详了一番。用马粪纸做的脚耷拉着，我把纸腿拉了下来，那纸腿实际上是折成一层层的可伸缩的皱纹纸，一个由皱纹纸和马粪纸用胶水粘起来的玩意儿。可是我对它的恨就仿佛在恨一个活的东西。它怎么跳起来的？马粪纸的手一折成了拳形，涂上一条条橘红色就成为手指，我还发现它有两张脸，马粪纸圆盘两面各画了一张脸，都咧着嘴在傻笑。我又回想起克利夫顿唱起让娃娃跳舞的那种吆喝声，我于是抓住娃娃的脚，拉长它的头颈，只见它往下一瘫，随即往前滑倒。我把它另一张脸转过来，又试了一次。它有气无力地一跳，哆嗦了几下就倒成一堆纸。
“来吧，让我开开心，”我说着又拉了一下纸娃娃的脖子。“你不是能让大伙儿开开心吗？”我又把它的脸一转。这一面跟那一面一样，笑容都堆满了整张脸。当时它一张脸对着人群笑，反面就对着克利夫顿笑。他们开了心，而他却因此丧了命。当时我像一个傻瓜，对着它啐唾沫，可是它仍然在咧着嘴笑；克利夫顿不理我的时候，它也还在笑。突然我看到一根细细的黑线，于是就把线从皱纹纸里抽了出来。线的一端有一个小圈圈。我把手指穿进去，再站起来把线拉紧。这一下纸娃娃就跳了起来。克利夫顿一直使它跳个不停，原来这根线别人是看不见的。
你为什么不揍他？我问自己。为什么不把他的下巴颏儿打碎？为什么不把他打伤，这样不是能救了他吗？你可以挑动起一场斗殴，那样一来，两个人都会被逮捕，可是也不会有开枪的事了……可是他为什么打警察呢？他过去也被逮捕过，他应该知道对付警察的分寸。那警察讲了些什么使他勃然大怒以致失去自我控制？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可能他在与警察对抗之前，甚至在他看到警察之前，就已经心中郁积着怒火？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感到身体发软。假使他认为我是叛徒那怎么办？这念头太恶心了。我坐在那儿动也不敢动，连大气也不敢出，生怕一动我就会垮下来。有一阵子，我掂量这个念头，感到这问题太大，我没法判断。我只能接受对生者的责任，不能为死者负责。我从这念头前缩了回来。这个事件是政治性事件。我看着纸娃娃，不禁沉思起来：这种逗人乐的玩具的政治后果就是死亡。可是那样说太不着边际。它的经济意义呢？是一个人的生命只值一只两角五的纸娃娃……可是那仍然使我摆脱不了是我发了火才促使他死亡这个想法。只是我的内心接受不了这种想法。使他在政治上堕落的这场危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跟他卖纸娃娃又有什么关系呢？到后来，这条思路我也放弃了。我又不是警察局的侦探，况且在政治上个人是无足轻重的。他现在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次开枪事件，克利夫顿已心甘情愿从历史边缘一头栽下去，除了在我心头留下对那个场景的记忆之外，唯一重要的就是栽下去这一事实本身。
我直挺挺地坐着，仿佛在等待枪声再起；内心在挣扎，不让心头的重担把我压垮。我听见卖晒衣绳小贩的铃声……报纸上消息出来以后，我怎么对委员会说呢？这个委员会真见鬼！我怎么去解释纸娃娃呢？可是我何必说什么呢？我们怎样反击——这才是我应该发愁的呢。下面空地上铃声又响了。我瞅着纸娃娃。我想不出理由来为克利夫顿卖纸娃娃开脱，可是却完全有理由为他举行一次公开葬礼。我一有了这个想法就紧紧抓住不放，好像它能救我的命。虽然我不喜欢这个想法，正如当时我很不愿意面对人行道上克利夫顿蜷曲的尸体那样。可是我们处于很大的劣势地位，顾不得喜欢不喜欢了。我们得运用一切政治上有效的武器来反对他们；克利夫顿懂得这一点。总得把他葬了，而我又不知道他有没有亲戚；总得有人负责把他安葬。不错，纸娃娃是下流，他的行为是背叛，可是他毕竟只是贩卖，不是发明人，我们有必要使大家知道他的死亡的意义大于这次惨案，也大于引起这次惨案的那个玩具。这样既能为他报仇雪恨，又能防止类似事件……对，还能把脱会的会员重新吸引回来。这可能算是不择手段，不过是为了兄弟会的利益而不择手段，要知道我们有的只是心智和肉体，而对手却有庞大的权力。我们必须尽量利用我们的长处。因为他们的权势浩大，他们可以利用一只纸娃娃先是毁了他的人格，然后又以此为借口杀了他。好吧，我们就利用这次葬礼把他的人格重新树起来……他过去身无别物，仅有一身人格；他的要求恐怕也就是这一点。此刻那纸娃娃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不清，湿漉漉的几滴泪水嗒嗒嗒地滴在那能吸水的纸上……
我弯下了腰，瞪着双眼，忽听得有人敲门，我刷地跳起来，把纸娃娃一把塞进口袋，同时连忙拭干眼泪。
“进来，”我说。
门慢慢地开了。一群青年会员前拥后挤地走了进来，每张脸都是一个问号，姑娘们哭了。
“是真的？”他们说。
“是说他死了？是真的，”我瞅着大家。“真的。”
“可是为什么……”
“这是挑衅和谋杀！”我的激情慢慢转成了愤怒。
他们站在那儿，一张张脸在发出问题。
“他死了，”一个姑娘不相信地说。“死了。”
“可是他们说他在卖纸娃娃，这是什么意思？”一个高个子青年说。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他被枪杀了。他可没带武器。我理解你们的感情，我看到他倒下的。”
“带我回家吧，”一个姑娘尖叫道。“带我回家！”
我走上一步抓住她。这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小个子，穿了双短袜，挺可爱的。我把她搂在我身上。“不行，我们不能回家，”我说，“谁也不能去。我们得战斗。我很想朝外面一走，把这件事忘了，可是办不到啊。我们要的不是眼泪，而是愤怒。我们现在必须记住我们是战士，我们必须从这类惨案中看到我们斗争的意义。我们必须反击。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尽自己的力量把会员集合起来。我们一定要拿出我们的回答来。”
他们离开时，有一个姑娘还在伤心流泪外，可是大伙儿的动作都很利索。
“来吧，雪莉，”他们说着，把她从我肩头拉开。
我设法跟总部接头，可是我又一次无法找到任何人。我打电话给冥神大楼，可是没人接。因此我就召集区委领导成员开会，会后我们就慢腾腾地自己行动起来，我想把那个跟克利夫顿在一起的少年找到，可是他不见了。会员们带着空罐子上街为他的葬礼募捐。由三个老年妇女组成的小组去陈尸所认领尸体。我们散发谴责警察局长的传单，并且在上面镶上了黑边。我们通知了牧师，希望他们的教友写抗议信给市长。事情传开了。各黑人报纸收到了并刊载了我们送去的克利夫顿的照片。人们受到了鼓动，感到愤慨，街头大会也组织了。这次行动打掉了我的举棋不定，我全力以赴组织这次葬礼，不过我的活动总伴随着一种迟钝的期待心情。我两天两夜没睡觉，只是在办公桌上打个盹而已。我吃得很少。
葬礼的安排是从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参加这点出发的。我们没有在教堂里举行仪式，而是挑选了莫里斯山公园。我们发出了邀请，希望加入过兄弟会的人都来参加出殡游行。
葬礼在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举行。天上薄薄一层云彩，几百名群众集合准备游行。我跑前跑后，狂热得昏昏然，这儿发一个命令，那儿讲几句话鼓鼓劲儿，可同时似乎我又能冷眼旁观。打我回到哈莱姆区以后就一直没有见到的兄弟和姐妹来了。还有从市南区和郊区来的会员。当他们逐渐聚集在一起时，我以惊异的目光注视他们；当队伍开始成形时，他们的悲伤的深切程度使我惊叹不已。
我看到了半卷的旗帜和黑色的横幅。还有镶黑边的牌子，上写：
托德·克利夫顿兄弟
我们的希望
被杀害了
我们雇了个鼓队，鼓上都披着黑纱。还有一个拥有三十件乐器的乐队。没有汽车，鲜花也很少。
队伍走得很慢，乐队奏着悲伤和带有浪漫色彩的军乐。当乐队停奏时，鼓队就用头上裹着黑纱的鼓槌在鼓上击拍子。气氛热得简直具有爆炸性。送货车不愿开进我们的区，警察小队的数目增加了。在各条街的上上下下，人们从自己的房间窗口向外观看；在薄薄云彩遮掩的太阳光下，有些男人和小孩站在屋顶上。我和黑人居民中一些年长的领袖人物走在队伍的前面。游行速度缓慢；我不时地回头张望，只见不少人自愿参加了队伍，其中有穿西印度群岛式样服装的人，有阿飞和赌厅的赌徒，也有穿工装的人。有几个男人从理发店里跑出来，只见他们理发用的罩衣还没脱下，脸上还有刮胡子用的皂液。他们一面看，一面压低了嗓音说长道短。而我则在琢磨：他们是不是都是克利夫顿的朋友，还是听到节奏缓慢的音乐跑出来看热闹的？一阵热风从我身后吹来，带来恶心的、略带甜味的气味，就好像那些发情的母狗发出来的。
我朝后看去，只见太阳照在一群尚未脱帽的人的头上；在大小旗帜、亮光闪闪的喇叭后面，我看到了那具廉价的灰色棺材由克利夫顿的几个个子最高的伙伴扛着，隔一阵子他们就把棺材平稳地换一次肩。他们扛得高高的，表现出自豪，目光悲伤又伴着几分愤怒。棺材就像是航道里一艘满载的船，慢慢地弯弯曲曲地在低着的头上悠悠驶过。我听到小鼓（鼓面上绷着的皮弦都蒙上了黑纱）发出的平稳的咚咚声，所有别的声音都悬浮在一片静寂之中。后面，沙沙的脚步声；前方，人群排列在人行道边，足有好几条马路长。有人流泪，有人掩声低泣，很多人眼睛红了，但是目光坚毅。我们在前进。
起初，我们在最贫苦的人家住的街道上穿行，那地方真是悲哀的暗淡写照；转入七马路后往南就到了莱诺克斯街。到了那儿，我和领队的几个兄弟乘了一辆出租汽车急急忙忙赶到公园。在公园部门工作的一个兄弟已经把瞭望塔的门开了，在黑漆漆的大铁钟下面用木板和排列起来的锯木架搭了一个简陋的讲台。当游行队伍进入公园时，我们已经站在高处等候了。我们一示意，他就敲起钟来，古老的、深沉的当当钟声使我感到耳膜和内脏都在一起颤动。
朝下望去，我看见他们随着沉闷的鼓点子的节拍大群大群地向上走来。在草地上的孩子们停下了游戏，张大眼睛望着；附近医院的护士跑到屋顶阳台上观看，由于薄云消失，白制服在阳光下耀眼得像白百合花。人群从各个方向朝公园拥来。蒙着黑纱的鼓一会儿咚咚敲着鼓点儿，一会儿嗒啦啦地连击，仿佛在空气上面覆上一层沉默，也像是为无名战士作的一次祈祷。我在朝下看时却感到怅然若失。他们干吗来这儿？他们找到我们为了什么？因为他们认识克利夫顿？或者因为他的死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发泄他们心中的不平，给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地点，这样就可以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可以一起流汗，一起呼吸，一起注视同一个方向？这两个解释是不是各自都很恰当？是不是象征了爱，或者象征了政治性质的恨？还有，政治能不能是爱的表达？
缓慢的、沉闷的隆隆鼓声和山道上脚步的嚓嚓声把静寂传播到公园的每个角落。这时，从队伍的某个角落里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如泣如诉的男子歌声。在沉静中，这歌声起初孤零零地飘忽颤抖，不多一会儿乐队里的一个铜号摸索到了调子以后，就把曲子奏了起来。歌声和铜号声互相追逐激越，犹如两只黑鸽在一座白如尸骨的谷仓上空升起后在静谧的蓝天上翻腾和升高。有一阵子，在炎热而沉重的寂静中，铜号的纯净、甜蜜的音色和老人的嘶哑的男中音形成了二重唱。《千万人逝去了》。我站在高处俯视公园，只觉得嗓子里有个什么东西在搏动。这是从过去传下来的歌曲：来自过去的校园生活，还有远在那以前的家庭生活。此刻，人群里一些年长的人也唱了起来。原来我并没想到这是首进行曲，可是他们现在正随着它舒缓的节奏向山上前进。我四下张望寻找那位铜号手，结果看见一位细长的黑人，脸朝着阳光，正在吹奏一个朝上翻起的铜号。就在他后面的几码距离之外，在高高扛着棺材悠悠前进的青年人旁边，我看到这位带头唱歌的老人；我注视着他的脸，不禁感到一阵钦羡。这是一张又老又瘪的黄脸，双眼合闭，当歌声从他的喉头飞出时，我可以在他向上翻的颈部看到一处刀疤。他整个身体在歌唱，每一行的吐字就像他走路那样自然，他的歌声腾越于所有其他人的歌声之上，和清澈的铜号声糅合在一起。我看到他的双眼湿润了，这时骄阳直晒头上，面对引吭高歌的人群，我感到惊叹和敬佩。仿佛这歌声原来一直潜伏在那儿，他知道这一点，就把它激发出来了；至于我，我心里明白我原来也知道这一点，可是就没有能把这潜伏的歌声激发出来，因为我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可名状的羞耻或恐惧。但是他是知道的，他激发了这歌声。甚至白人兄弟和白人姐妹也加入了合唱。我凝视那张脸庞，希望能探索到什么奥秘，可是什么也找不到。我望着棺材和向前迈进的游行者，谛听他们的歌声，发觉实际上我是在谛听我内心的歌声，就在这一眨眼间，我听到了我心扉内令人肝肠欲裂的敲打声。一种深沉的感情震撼了人群，这多亏那老人和那位铜号手，他们所触及的感情比起抗议或宗教来都要深沉。顿时我过去参加过的所有教堂集会的情景涌上了心头，与此同时，已经忘记了的愤怒又在心中复萌，虽然这种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但是那已成为过去，在那些到了山顶后正在一群群聚拢来的人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没有体会过这种感情，况且有些人还是在异国出生的。然而，所有的人都很受感动，歌声把我们大家都唤醒了。这不是歌词的缘故，因为歌词还是当年黑人奴隶的词儿；这是由于虽然那缅怀过去、超脱人间、逆来顺受的古老感情还在歌词的表层抒发，但那埋在歌词下面的感情却好像已由他脱了胎，换了骨，而此刻这种感情更进一步由兄弟会的理论中我无法说明的东西深化了。我站在上面，尽力控制这种感情，一面看着他们把托德·克利夫顿的棺材扛进了瞭望塔，然后沿着螺旋状台阶慢慢走上来。他们把棺材放到了平台上。我看着那廉价的灰色棺材的外形，心头所能记起的只是他的名字。
歌声停了，小山的山顶是密密匝匝的一片旗帜，还有铜乐队的喇叭和向上抬起的脸庞。我在山上眺望，能从第五大道一直望到一百二十五街，在那儿，警察列队站在一排卖“热狗”和“好脾气”雪糕的手推车后面；在手推车中间我看见一个卖花生小贩站在一座街灯下，灯上聚集着一些鸽子，现在我看见他掌心向上，伸展两臂，突然间他的头部、两肩以及向外伸出的胳膊都站满了鸽子，它们扑打着翅膀，正在饱餐一顿。
有人碰了我一下，我一惊。到时候了，该最后说几句了。可是我无话可说，况且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兄弟会的葬礼，也不知道仪式该如何进行。可是他们在等着。我独自站着，连扩音器都没有，我面前只有那具躺在摇摇晃晃的锯木架上的棺材。
我俯视被阳光晒射的脸，竭力挖掘词句，可是只感到无能为力和怒火中烧。几千个人聚集在下面就是为了我的讲话。他们等在那儿想听我讲什么？他们来干什么？有什么理由说这是不同于那个脸色红润的小孩看到克利夫顿倒下时发出的尖叫声？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能做什么？其实他们当时能阻止惨案发生，可是他们那时候为什么不来呢？
“你们等在那儿要我讲什么？”我蓦地大声喊道，在无风的天空里，我的声音清脆得有点刺耳。“有什么用？如果我说这不是葬礼，这是假日的庆祝活动，如果你们呆到最后，乐队会奏起《见他妈的鬼，欢乐完了》的曲子，那又怎么样呢？你们难道还指望看到奇迹，死者难道会爬起来重新走路？回去吧，他死了，确确实实死了。戏一开始就收了场，没法叫‘再来一遍’。不会有奇迹，这儿也没有人在布道。回家吧，把他忘了吧。他就在这个盒子里，才死了不久。回家去，别再想他了。他死了，你们也尽了心，以后想念他的时候也可以感到宽慰了。”我停了停。他们脸孔朝上扬起，一边悄声说着话。
“我已经说了，让大家回家去，”我大声说，“可是你们还站在那儿。难道你们不知道站在太阳下面火辣辣的？你们等我说那么短短的几句话又有什么意思呢？二十一年成长起来的生命在二十秒钟之内就结束了，我能在二十分钟之内说清楚吗？我只能告诉你们他的名字，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要听你们不知道的事，可是我能讲给你们听的，你们已经都知道了，除了他的名字以外，我还能讲什么？”
他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们眼睛里看到的仿佛不是我，而是我的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样式。
“好吧，既然你们愿意在太阳底下听，那我就在太阳底下讲吧。然后你们就回家。忘掉吧。把这事忘掉！他名字叫克利夫顿，他们把他杀害了。他名字叫克利夫顿，高高的个子，有人认为他长得漂亮。虽然他并不同意，我却认为他确实漂亮。他名字叫克利夫顿，黑脸，头上满是紧紧卷曲的鬈发——或者换个词儿，叫茸毛，要么叫发卷。他死了，没人觉得怎么样，除了对几个年轻姑娘以外，算不了一回事……你们明白了我的意思吗？你们看见他了吗？只要想一想你那叫约翰的兄弟或表弟就行了。厚厚的嘴唇，微微上翘的嘴角，脸上常常笑眯眯的。他的眼睛雪亮，双手勤快，而且他有一颗良心。他爱思考，感情丰富。我不想用‘高贵’这个词儿来形容他，因为这个词儿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名字叫克利夫顿，托德·克利夫顿，他跟别人一样，是女人生的，活了一段时间，就倒下死了。这就是他的详细历史。他名字叫克利夫顿，他在我们中间活了一段时间，在年轻的男子汉中间唤起了一点儿希望，我们认识他，爱他，而他死了。所以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全都听到了。还想再听些什么？要知道我能做的只是再说一遍而已。”
他们站着，他们听着，他们没作任何表示。
“好吧，让我告诉你们吧。他的名字叫克利夫顿，他年轻，他是一位领导人，他倒下的时候，短袜后跟上有个洞。他倒在地上向前一伸，那时候可不像站着那么高。他就这样死了；于是我们这些爱他的人聚集在这儿为他哀悼。就那么简单，就那么简短。他名字叫克利夫顿，是黑人，他们枪杀了他。这几点还不够？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知道的一切？难道还不足以满足你们对戏剧场面的渴望，还不足以让你们回家去美美地睡上一觉，然后就什么都忘掉？去喝一杯，把这忘了吧。要么读一读《每日新闻》对这件事的报道。他的名字叫克利夫顿，他们把他枪杀了，我当时在场看见他倒下去了。因此我知道得清清楚楚。
“事实就是这样。他站在那儿，后来他倒下了。他倒下了，他跪着。他跪着，他流血。他流血，他死了。他像别的人一样缩成一团倒下了，他的血也像别人的血一样四处飞溅；像别人的血一样那么红，像别人的血一样那么湿淋淋的，一样能反映出天空、房屋、飞鸟、树木，还能反映出你的脸蛋，只要你愿意朝这面暗淡的镜子里望去——他的血在太阳下干了，和别人的血一样地干了。就这么些。他们洒他的血，他就流血了。他们一刀砍去，他就死了；血在人行道上汇成一小汪，闪了一会儿光，过不多久，就暗淡了，变成了灰蒙蒙的，最后就干了。经过就是这样，结局就是这样。这是司空见惯的了，血也流得太多，你们也不会激动了。况且，血只有在活人的血管里流的时候才有价值。你们难道还没听腻这类故事？你们看到血不难受？那么为什么还要听呢？为什么还不走？这儿好热啊。那儿有香喷喷的饮料。酒店里有冰镇啤酒，萨伏依饭店里萨克斯管音色醇厚；理发店和美容院里可以听到不少精彩的笑话；乘晚上凉快，有两百家教堂在布道，电影院里笑声不绝。去听听广播里《阿莫斯和安迪》滑稽节目，再把这事忘了吧，这儿你只能听到老一套。在这儿他甚至没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年轻寡妇来哀悼他。这儿没有什么需要你同情的，没有人会支持不住而放声大嚷。没有人会讲那种怕得要命，可是使你心里舒服的故事。这故事短得荒唐，简单得荒唐。他的名字叫克利夫顿，托德·克利夫顿，他手无寸铁，他虚度了一生，死也毫无意义。他曾经在街头巷尾为兄弟会斗争，他本来以为这样他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可是结果他像随便一条狗一样在街上死去了。
“行了，行了，”我喊道，感到一阵绝望。我没料到我竟然讲了这么一些话，这不像政治演说。很可能，杰克兄弟根本不会赞成我这么说，可是我只能尽力而为，继续讲下去。
“你们站在这座可怜巴巴的山上，继续听我讲吧！”我嚷道。“我来把事实真相说一说。他的名字叫托德·克利夫顿，他是一个充满各种幻想的人。他以为他是人，实际上他仅仅是托德·克利夫顿。为了一个小小的判断错误，他被枪杀了；他流了血，血一干，过路人就把血迹踩掉了。他的错误很多人都会犯，是个正常的错误。他以为他是人，而人生下来不是为了被别人推来搡去的。可是那天市南区很热，他把他的历史忘了，他忘了时间和地点。他对现实失去了把握。当时有一个警察，还有很多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但是他仅仅是托德·克利夫顿，而警察到处都有。警察，他又怎么样？一个警察，一个好公民。可是这个警察手指发痒，耳朵乐意听到跟‘把枪栓一扣’押韵的词25，他一找到这个词儿，克利夫顿就倒下了。警察特别小队写诗，他押韵。四周瞧瞧吧。瞧他做了些什么，再往自己肚子里瞧，你就能感到他的权势可怕。这是完全自然的。流的血就跟滑稽连环画里杀人的血一模一样，在一个滑稽画式的世界上，一个滑稽画式的日子里，这件事就发生在一个滑稽画式的城市里的一条滑稽画式的街道上。
“托德·克利夫顿是跟时代融合在一起了。可是在这阳光时隐时现的大热天里，这一点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已经获得了自由。他们不是在一本有一定格式的拍纸簿里把他的名字涂写下来了吗？种族：有色！宗教：未知，可能出生时为浸礼会教徒。出生地：美国，南方某城镇。亲属：未知。地址：未知。职业：失业。死亡原因（详细）：抗拒现实，而现实就是逮捕他的警察手中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地点是在四十二街上图书馆和地铁入口处之间，时间是某炎热的下午。该人死于三处枪伤，三发子弹在三步以外射击：一发射进心脏右心室后就滞留在心脏里，另一发击断中枢神经节后一直穿进骨盆，第三发击穿背部，飞到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
“这就是托德·克利夫顿兄弟简短而痛苦的一生。现在他躺在已经上紧螺丝的盒子里。不仅是他一个人在这只盒子里，我们也在那里跟他在一起。等我把这一点讲完了，你们就可以去了。盒子里又暗又挤。天花板有裂缝，过道里的厕所已经堵塞。老鼠、蟑螂成灾，房租贵得不像话。空气混浊，今年冬天会冷得够呛，托德·克利夫顿感到太挤了，他需要空间。‘告诉他们离开这个盒子，’如果你们听得见他说话，他肯定是在说这句话。‘告诉他们离开盒子去教训教训那帮警察，要他们忘了那首歪诗，告诉他们去教训那帮警察，如果他们为了要跟把枪栓一扣押韵再骂你们是黑狗，那支枪会走火打到他们自己身上的！’
“好吧，这就是你们想听的话吧。几小时以后，托德·克利夫顿就要成为埋在土中的几根寒骨了。可是别上当，这几根骨头不会再复活的。你我都还在盒子里。我不知道托德·克利夫顿有没有灵魂。我只知道我感到心口揪痛，我感到失去了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灵魂，我只知道你们是有血有肉的人，而血会流，肉会腐烂。我不知道警察是不是都是诗人，不过我知道警察个个带枪，枪上都有枪栓。我也知道他们怎么骂我们。因此我以托德·克利夫顿兄弟的名义对你们说，小心扣枪栓；回家吧，冷静下来，为了安全，别在太阳底下晒。忘了他吧。活着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希望，现在希望已经死去，何必为此烦恼呢？因此我只有这么几句话可说，而我已经说了。他名字叫托德·克利夫顿，他信仰兄弟会，他曾经激起我们的希望，现在他死了。”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他们在下面等着；用手或手帕在眼睛上遮着。一位牧师走上来，念了几句《圣经》。我站在那儿望着人群，感到失败了。我让机会白白溜走，没有把政治问题扯进来。他们头顶着骄阳，身上汗水淋漓，却听我念叨几句大家都知道的话。牧师祈祷完毕后，棺材就开始沿着螺旋状台阶扛下来，这时有人向乐队指挥作了个手势，乐队奏起庄严的乐曲。我们慢慢通过人群的时候，他们都静静地站着。我感到这时刻庄严肃穆，但其中含有我不能理解的成分，又感到弥漫着压抑的紧张情绪——我说不上是悲哀还是愤怒。但是当我们走出人群，下了山向灵车走去时，我是能感受到这种情绪的。人群在流汗、在搏动，虽然一言不发，但却向我投来了许多含义深长的目光。在人行道边上停了一辆灵车和几辆小汽车。几分钟内它们都坐满了人。人群依然伫立着，目送我们把托德·克利夫顿的遗体运走。当我朝他们望了告别的一眼时，我看到的不是人群，而是男男女女一张张肌肉绷紧的脸。
我们驱车离去，汽车停下来就是墓地。我们把他放了进去。掘墓人掘得满身大汗，他们讲爱尔兰话，干起活来都挺在行。他们很利索地把墓穴填平，接着我们就离开了。托德·克利夫顿埋到了地下。
我沿着街道走回来，身子困倦不堪，仿佛我一个人单独挖了墓穴似的。我发了呆，没精打采地在人群里走动。人群似乎处于沸腾状态，在一片雾气中移动，仿佛那薄薄的、湿润的云片变厚了，就在我们的头上停止不动。我很想到某一个地方去，到一个阴凉的所在，什么都不想就马上坐下休息，可是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做；计划得订，群众的情绪有待组织起来。我缓步行走，在南方式的天气里像南方人那样漫步。面前一片廉价的红、黄、绿等颜色的运动衫和夏装，由于看得我眼花缭乱，我不时地把眼睛闭了起来。流着汗的人群沸腾起伏；妇女带着购物便包，男人皮鞋擦得锃亮。即使在南方，他们也总是把皮鞋擦得锃亮锃亮的。“锃亮的皮鞋，皮鞋锃亮”在我脑中嗡嗡响着。在第八大道，小贩的手推车一辆挨一辆沿人行道停着，临时搭的帐篷遮蔽着干瘪的水果和蔬菜。我能闻到腐烂卷心菜的臭气。一个西瓜摊贩站在他的手推车边的阴影里，手里举着一长片橘黄色瓤的西瓜，嘶哑着嗓子在叫卖，令人不禁怀念起童年时代以及绿色树阴和夏天里的凉爽时分。小桌上整整齐齐地排放着柑橘、椰子和鳄梨。我东转西弯，穿过慢慢移动的人群，走过这些摊贩。陈旧萎谢的花束，在市南区绝对无人问津，在这儿却像一块块五色斑斓的破布，在一辆手推车上回光返照一般光彩夺目。卖花的用一只打了洞的果子汁罐头当水壶浇了一遍水，可是有什么用？花正在烂掉。人群犹如从洗衣机的热气腾腾的玻璃下面望出去的正在蒸腾的人形；在街上，骑警分队监视着人群，短而发亮的帽舌下的目光并不十分认真，身体前倾，缰绳似松非松，有血有肉的人和马却像一尊尊石人石马。就像死去的托德·克利夫顿一样，我思忖着。小贩的吆喝盖住了来往车辆的喧嚣声。我似乎在远处就能听到他们的叫喊，可是分辨不出他们叫些什么。在一条侧街上，孩子们沿着人行道推了几辆小三轮车学大人游行，车上一块牌子上写着：托德·克利夫顿兄弟，我们的希望被杀害了。
在热雾中我重新感受到那种紧张情绪。这是无法否认的；它就在那儿，必须采取措施，使它不至于在炎热中耗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