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天夜里，狙击营向东北方向的沃洛奇斯卡边界地区进发。
天开始下着毛毛细雨，后来越下越大。公路上的白色灰尘渐渐地变成了银灰色的泥浆。泥浆扑哧扑哧地粘在士兵们的靴子上，溅到正走向死亡的军官们整洁的军服上。长长的指挥刀妨碍着他们的行军，黑黄两色绶带上色彩鲜艳的大绒球一直垂挂到他们的臀部，绒毛缠结在一起，浸透了雨水，还溅上了无数污泥斑点。破晓时分，部队到达目的地，与另外两个步兵团汇合在一起，组成了几条稀稀拉拉的队列。
等了整整两天，还没有看到一点儿战争的迹象。有时，他们听到远处，在他们的右侧方向传来了几颗流弹声。边界地区两支骑兵部队发生了小小的摩擦战。他们有时看见受伤的边界海关官员，偶尔也会看到个把丧命的边界宪兵。救护员把伤员和尸体抬走，从等候着的士兵旁边经过。战争似乎还不愿意开始，它还在迟疑着，仿佛暴风雨正在酝酿到来。
第三天，传来了撤退的命令。部队列队后撤。官兵们感到很失望。部队里谣传着这样一个消息，说是在往东边九英里的地方，整整一个龙骑兵团被歼灭了。据说哥萨克人已经侵入到了帝国的领土。奥地利人只得向西行军，满腔的怨愤无处宣泄。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撤退。他们在公路的十字路口，在乡村和小城镇里到处都碰见乱糟糟的人群，各个兵种都有。
司令部发来了无数道命令。绝大多数命令是有关如何撤出乡村和城市的事，如何对待有亲俄思想的乌克兰人，如何对待神职人员，以及如何对待间谍，等等。
临时法庭匆忙在村里宣布草率的判决。密探提供了有关农民、东正教牧师、教师、摄影师和官员们的情报，这些情报的真实性无从核实，因为人们没有时间去核实真伪。部队必须尽快撤退，但对叛徒也得尽快惩处。
当救护车、辎重部队、野战炮兵、龙骑兵、骠骑兵和步兵冒着漫天的毛毛细雨，在浸透了雨水的公路上突然无助地聚集成一簇簇、一团团的时候，当急件使者策马来回飞驰的时候，当小城的居民在白色恐怖威胁之下，成群结队地背着红色和白色的羽毛床垫、灰袋子、褐色家具和蓝色煤油灯向西边逃命的时候，人们不断地听见从各个村庄的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传来的枪声，那是执法人员在匆忙地执行草率的判决。低沉而急促的鼓声为军事法官单调的宣判声伴奏，要被处决的女人们又哭又叫地倒在军官们沾满泥浆的皮靴前苦苦哀求。
茅屋、谷仓、马厩和草堆燃烧起来，喷吐出熊熊烈火。奥地利军队的战争是从军事法庭开始的。那些真的和被误判的叛徒被拖到教堂前面的广场上，吊在树上好几天，以吓唬活着的人。然而，这一带活着的人已经逃得远远的。树上的尸体被熊熊烈火包围着，树叶被烧得噼啪响。火势比血腥之秋那漫天的毛毛细雨要强烈得多。古老的树皮慢慢地烧焦了，银灰色的小火星在凹槽之间往上蹿。火苗像条条小虫吞噬着树叶，绿叶卷起，变成红的，再变成黑的，最后变成灰的，吊尸体的绳子被烧断了，尸体摔落地上，脸被烧焦了，躯体还是完好的。
有一天，部队在克鲁提尼村小憩，他们是下午到达那儿的，第二天日出之前他们得继续向西撤。这时，连绵不断的细雨停了。九月下旬的太阳将柔和的银色光芒洒向广阔的田野，田野里长着庄稼。这是新鲜面包啊！也许再也没有人能吃上它了。丝丝云彩在空中缓缓地飘拂。连乌鸦和公鸡也不叫了，它们被和平的假象所迷惑，也不再指望能找到腐肉。
军官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换衣服。皮靴里灌满了水，脚肿了，膝盖僵硬，小腿肚酸胀，腰也不能弯。他们被安排在那些小茅舍留宿。他们从箱子里取出干衣服，到仅有的几口井边去洗把脸。
在这样一个清澈而寂静的夜晚，只有几只狗—有的是被遗忘的，有的是被遗弃的—散落在农家庭院里汪汪地吠叫，它们有的是因为饿，有的是出于害怕。少尉无法入睡，他走出寄宿的那间茅屋，沿着长长的乡间小路朝教堂尖塔方向走去。尖塔上那希腊式的双层十字架直指星斗。这座细木薄板盖顶的教堂立在一个小公墓的中央，周围尽是用木头钉成的歪歪扭扭的十字架，它们似乎在微弱的夜光下晃动。在敞开着的灰色公墓大门前面吊着三具尸体。吊在中间的是个有胡须的神父，左右两边各吊着一个农民，他们身着土黄上衣，僵硬的脚上穿的是粗麻鞋。神父身上的黑长袍一直拖到他的鞋子上。神父的脚时不时地被夜风吹得直晃动，肥大的长袍摩擦着神父的脚，宛如在敲一口哑钟，发不出一丝声响。
特罗塔少尉走到被吊者的身旁，看到他们那肿胀的脸。在这三个受害者的面孔中似乎可以见到他的某个士兵的面孔。这是军人们的面孔啊！他曾经每天和他们一起操练。神父那羽毛扇般伸展开的黑胡须使他想起了奥努弗里耶的胡须。少尉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是这副模样。谁知道呢？也许奥努弗里耶就是这个被吊的神父的兄弟。
特罗塔少尉环顾四周，侧耳细听，听不见一丁点儿人的声音。田鼠在教堂的钟楼里呼呼地乱窜。被遗弃的狗在毫无人烟的农家小院里吠叫。少尉抽出佩剑，把吊死者的绞索一根一根地割断了，再把他们的尸体一个接一个地扛到肩上，统统送进了教堂公墓。
接着，他开始用光亮的剑在坟墓之间的小路径上掘土，一直掘到能够放进三具尸体为止。他把三具尸体都放了进去，用佩剑和剑鞘把泥土铲到他们身上，再用脚在那泥土上来回地踩踩，把土压实，然后画了个十字标记。自从他在摩拉维亚军校参加最后一次弥撒以来他再也没有画过十字。他本来还想念一段祷告文，但是，他的嘴唇虽然在动，可就是发不出声音来。不知哪里有几只鸟在啾啾鸣叫，田鼠在四处乱窜，狗在汪汪吠叫。
翌日清晨，日出之前，他们又出发了。灰蒙蒙的秋日晨雾笼罩着这个世界。但是不一会儿，太阳就从雾霭中探出头来，炽热得像盛夏的烈日一般。穿行在一个荒凉的沙土地带，他们感到口渴难忍。有时，他们似乎听见什么地方有潺潺的流水声。几个士兵朝着流水声方向跑去，可是很快又折返回来。这一带没有小溪、没有池塘，也没有水井。他们经过几个村落，村里的水井塞满了被枪杀者的尸体。有的尸体被吊在木头井架上，有的在井中间堆成一团。士兵们不再往深处看，立即折回去，继续行军。
口越来越渴。到了中午时分，他们听见了枪声，便赶紧卧倒在地。敌人一定是赶到他们前面去了。他们匍匐在地面上蜿蜒前进。不久，他们注意到路面变宽了，能看见一个荒凉的铁路站的灯光。铁轨就从那里延伸出去。狙击部队跑步前进，占领了这个站，这里安全。
他们分散开来隐蔽在铁路路基两侧几公里宽的地方。敌人—也许是一支飞速奔驰的哥萨克骑兵部队—很有可能就在路基的那一边。他们情绪低落、悄无声息地在铁路路基之间前行。
突然有个人喊道：“水！”
大家立刻看见了铁道路基脊背上的那口井，就在那个很小的信号值班室旁边。
“原地不动！”楚克劳尔少校命令道。
“原地不动！”军官们重复道。
但是那些口渴难忍的人，听不进去长官的命令。他们先是几个人，后来是成群结队地向斜坡上跑去。枪响了，那些人倒下了。铁道路基那边敌方的骑兵在朝口渴的士兵开枪，越来越多的口渴的人向那个死亡之井跑去。当二连二排的人跑到水井边时，那个绿色的斜坡上已经躺了十几具尸体。
“全排，停止前进！别动！”特罗塔少尉命令道。
他走出队伍，说：“我去给你们弄水！谁也不要动！在这里等着！拿桶来！”
人们从机枪连里拿了两只不漏水的亚麻布提桶递给他。他拿起两只桶，一手提一只，向斜坡上的那口水井跑去。子弹在他周围嗖嗖地响，有的击中他脚边的土壤，有的从他耳旁呼呼飞过，有的从他的大腿或从他的头顶上擦过去。他在井边弯下身子，并朝斜坡那边瞥了一眼，有两排哥萨克骑兵在瞄准射击，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子弹打中。
他听到了那些尚未开火的子弹，也听到了《拉德茨基进行曲》开头几小节急骤的小鼓声乐曲。他觉得自己仿佛正站在父亲官邸的阳台上，军乐队在阳台下演奏。内希瓦尔正举起那根镶有银把手的乌檀木指挥棒。特罗塔少尉将第二只桶放入水井，他仿佛听见了乐队演奏出的那一段猛烈的击钹乐声。在这激昂的音乐声中，特罗塔把桶提起来，两只手各提一桶水，水满得向外溢。子弹在他周围呼啸着。
为了下坡，他先探出左脚，正要迈开右脚，头部还露在斜坡的平面线上。
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脑袋。他还朝前跨了一步，然后倒下了。两只桶晃了晃也翻倒在地上，水泼在他身上。热血从他的头部涌出来，流在斜坡冰凉的泥土上。斜坡下他所在的那个排的乌克兰农民出身的士兵齐声喊道：“愿耶稣基督保佑您！”
他想说一声：“愿你们永远健康，阿门！”这是他会讲的唯一的一句鲁提尼语。但是，他的嘴唇已经动不起来了。他的嘴张开着，牙齿正对着深秋蔚蓝色的天空。舌头慢慢地也变成了蓝色。他感到自己的身躯在渐渐地变冷。
他死了。
这是少尉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男爵的结局。
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的结局如此普通，以至于不宜写进奥地利皇家国民中小学的教科书。特罗塔少尉死的时候，他的手不是握着武器，而是提着两只水桶。
楚克劳尔少校给地方官写了封信。老特罗塔将这封信看了好几遍，然后垂下了双手。信从他手里滑下去，轻轻地飘落到红地毯上。冯·特罗塔老爷没有取下夹鼻眼镜。他的头在颤抖，夹鼻眼镜的椭圆形镜片在不停地晃动，犹如一只透明的蝴蝶在老人的鼻梁上飞舞。两颗清澈透明的大泪珠同时从冯·特罗塔老爷的双眼里流出来，模糊了镜片，接着又流到他的胡须里。冯·特罗塔老爷整个身躯保持镇定，唯有他的头在摇晃，前后左右不停地晃动，夹鼻眼镜上的两块镜片也在不断地跳动。
地方官就这样在他的写字台前坐了不止一个小时。
过后，他站起身，以平常的步态走进他的住所。他从柜子里取出那套黑色西服、黑领带和黑绉纱服丧带。在父亲的葬礼上他曾将这些服丧带扎在帽子和手臂上。他换了衣服。换装的时候他没有照镜子。他的头一直在摇晃。虽然他试图控制住这不安的脑袋，但越控制，头就摇晃得越厉害。最后，地方长官干脆放弃克制，任它去摇晃。
他身穿黑色西服，臂戴黑纱，向希尔施维茨小姐的房间走去，站在门旁边说：
“我的儿子死了，尊敬的小姐！”
他迅速关上门，走进行政公署，然后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仅仅把摇晃着的头伸到门里去，到处宣告：
“我的儿子死了，某某先生！”
“我的儿子死了，某某先生！”
然后，他拿起帽子和手杖出了门。所有的人都向他问好，并惊异地看着他那摇摇晃晃的脑袋。地方官时不时地在某个人面前停下来，说：“我的儿子死了！”
对方大为吃惊，还没来得及对他说句哀悼的话，他就继续往前走，去找斯科罗内克大夫。斯科罗内克大夫穿着制服，他是个上校衔军医，上午在驻地医院，下午在咖啡馆。地方官进来时，他站起身，看到老人摇摇晃晃的脑袋和臂上的黑纱，全都明白了。他握住地方官的手，盯着他不停晃动的头和那副摇摇欲坠的夹鼻眼镜。
“我的儿子死了！”特罗塔老爷说道。
斯科罗内克久久地握住朋友的手，足足握了几分钟。两个人站着一动不动，手握着手。地方官坐了下来，斯科罗内克把棋盘搬到另一张桌子上。侍应生走过来时，地方官对他说：
“我的儿子死了！”
侍应生深深地鞠躬，递上一杯白兰地。
“再来一杯！”地方官说道。
他终于摘下夹鼻眼镜。他想起那封带来儿子噩耗的信还落在办公室的地毯上，便赶紧站起身，回地方官公署去。斯科罗内克大夫跟在他身后。冯·特罗塔老爷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不过，当斯科罗内克大夫没有敲门就直接推门而入，站到办公室内时，他也没感到惊讶。
“信就在这里！”地方官说。
从那一夜开始，冯·特罗塔老爷经常失眠。他的头在枕头上不停地抖啊摇啊。有时，地方官梦见了儿子。特罗塔少尉就站在父亲面前，捧着装满水的军官帽，说：“喝吧，爸爸，你渴了！”
这个情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梦中。渐渐地，地方官每天夜里都要呼唤儿子。有时候，他一晚上能梦见卡尔·约瑟夫好几次。于是，冯·特罗塔老爷每天都在盼望着天黑，盼望着上床，白天使他厌烦。当春天到来，白昼延长，他便在早晨设法把房间弄得暗一些，人为地延长夜晚的时间。他的头不停地颤抖，他本人和其他所有人对他这不停摇头的习惯也习以为常了。
冯·特罗塔老爷似乎并不怎么为战争烦心。他把报纸拿在手上，只不过是为了用它来遮掩他那不停地颤抖的脑袋。他和斯科罗内克之间从来不谈什么胜利与失败的话题。大多数时候，他们只下棋，一言不发。不过，偶尔，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说：“您还记得吗？两年前的那盘棋？那时，您也和今天一样心不在焉。”听上去，他们好像是在谈论几十年前的事情。
自从得到那个噩耗，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季节在按着它古老的亘古不变的规律在进行更替，但战争让人们变得迟钝，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变化，其中尤以地方官的感觉最为迟钝麻木。他的头还是不停地摇晃，就像一颗长在细茎上的硕大果实。
特罗塔少尉的尸体早就腐烂了或者被当初那个该死的铁道路基上空盘旋的乌鸦啄食了。但是，冯·特罗塔觉得自己仿佛是昨天才得到了这个噩耗似的。楚克劳尔少校的来信还揣在地方官的胸前口袋里。现在，楚克劳尔少校说不定也已经死了。地方官每天都要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读一遍。他一直小心地保存着那封信，犹如精心保护一座坟山一样，完好无损。
他的儿子死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相继死去，这与冯·特罗塔老爷有何相干呢？
他的上级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给他下达匆忙而混乱的命令和指示，这与他有何相干呢？
至于这个世界的毁灭—现在他对这一点比科伊尼基当初的预言看得还清楚—与他又有何相干呢？
他的儿子死了，他的仕途结束了，他的世界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