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通过创作科学作品，我为幻觉及潜意识的内容打下了夯实的基础。但对我来说，文字和纸张还远远不够，我还需要其他东西。我要坚定不移地表达内心深处的思想和业已掌握的知识。换句话说，我要坚定不移地承认自己的信念。这便是“塔楼”——我在波林根为自己建造的房屋——的起源。
一开始，我就决定把塔楼建在近水的地方。我一直被苏黎世湖上游的美景所吸引，自己也感到很奇妙。于是到了1922年，我买下了波林根的某块土地。它坐落在圣梅恩拉德地区，是一处老教堂地产，以前隶属于圣高尔修道院。
起初，我并没有打算把它建成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房屋，而只是一种原始的独层住宅。房屋采用圆形结构，中央内置火炉，沿四壁摆放几张床铺。在我的脑海中，它或多或少已然变成了一间非洲小屋，火炉是用石头环绕搭建的，炉火在其中静静燃烧。而全家人的整个生活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转动。原始的小屋把整体性的观念具体化了，在家族式的整体中，连各种家禽家畜都参与其中。但即便在修建的最初阶段，我就已经改变了计划，因为我觉得它实在是太原始了。我意识到，应该把它建成一幢正规的二层小楼，而不只是一座趴在地面的低矮小屋。于是，在1923年，第一座圆形住宅建了起来，竣工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宜居的塔楼了。
从建成之日起，我便从塔楼身上感到了一种休养生息的强烈感情。对我来说，它代表着一种母性的温暖。但我渐渐认识到，它并不能表达我需要表达的一切，好像还是少了些什么。于是，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我添加了一个由塔式附属建筑物构成的中央结构。
转眼间，四年又过去了，一种缺憾之感再次油然而生。在我看来，这座塔楼仍然显得过于原始，于是在1931年，我又对塔形的附属建筑进行了扩建。在这里面，要有一间独属于我的房间。其实心中早已浮现印度式的房屋，里面通常都有一个供居住者退隐的地方，哪怕可能只是用窗帘隔开的房屋一角。他们可以在其中冥想一刻钟或半小时，或者练习练习瑜伽。在印度，这样一个隐居的地方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印度人的生活相当拥挤。
在退隐的房间里，我备感舒适自如。我随时佩戴钥匙，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进入。过去的几年间，我在墙上画了很多画，表达了我所有的想法，使我抽出时间进入隐居，使我摆脱现在，进入永恒。因此，塔楼的二楼成了一个精神专注的地方。
1935年，我心中燃起了一个愿望，我想要一块围栏围起来的土地。我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永远朝向天空与大自然。于是，第三个四年度过之后，我添加了一处庭院和一个湖畔边的凉亭，这二者构成了第四种成分，与房屋的三位一体隔离开来。这样，四位一体的情况便出现了，四个不同的部分构成了这座塔楼，而且还是在十二年的过程中建成的。
妻子1955年去世后，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责任，那便是成为真正的自己。用波林根塔楼的语言来说就是，我突然认识到，那个蜷缩得如此之低，隐藏得如此隐蔽的房屋中央，就是我自己！我再也不能把自己藏匿于“母性”和“精神性”的塔楼后面了。于是，就在同一年，我在塔楼的中央又添了一层，用来代表我自己，或者说是我的自我人格。以前我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我会把它看作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放纵。现在，它却意味着暮年所达到的意识的延伸。正因为有了这一层，整个塔楼才变得完整了。第一层塔楼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两个月，也就是1923年开工的。这两个日期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将会目睹，塔楼与死者相关。
我始终觉得塔楼在某方面是个可以催人成熟的地方——一个母体的子宫或一个母亲的形象，在里面我可以成为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它使我感到自己仿佛在石缝中重生。因此，它是个性化过程的具体体现，一种比青铜更恒久的纪念品。当然在建造期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我总是按照当时的具体需要，把房子建成各个部分。也可以说，我是在一种梦境中将它建造起来的。只是后来，我才看出所有的部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种富有意义的形态：一种精神完整性的象征。
在波林根，我身处自己真正的生活之中，我最为深切地成为了原本的自我。在这里，我好像就是“母亲年长的儿子”。正如炼丹术明智指出的那样，因为我从小就已经体验到的“老人”“古人”的概念，其实是第二人格，它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下去。他超越时间而存在，是母性潜意识的儿子。在我的幻觉中，他以腓利门的形式出现，而在波林根，他又恢复了生命。
我时常感觉自己像是融入了周围的风景与物体当中，感觉自己生活在每一棵树木里，生活在汹涌的波浪里，生活在云朵里，生活在来来去去的动物里，生活在不断交替的四季里。十多年来，塔楼里的一切都成长为自己的样式，一切事物也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里的一切都有他们的历史，我也不例外；这里就是为世界与精神的蛮荒之地，为这个无限的王国所预留的空间。
塔楼里没有电，我亲自照看壁炉和火炉，夜幕降临，我点上几盏老灯。塔楼也没有自来水，我便亲手从井里抽水上来。我还要劈柴做饭。这些简朴的生活方式使人变得简单，而简单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
在波林根，我的四周万籁俱静。在这里，我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此时，思想便会浮上表面，追溯到千百年前，预期至遥远的未来。在这里，创造的痛苦减轻了，创造变得越来越像玩耍了。
1950年，我用石头做了一块纪念碑，以表达塔楼对我的意义。说起石头的来历，还真是个奇怪的故事。我需要一些石头用来建造所谓的花园围墙，于是就从离波林根不远的采石场订购了石料。石匠把所有尺寸告诉了采石场主人，后者又用笔记本记录下来，那时我正好站在旁边。他们用船将石头运来，卸到了岸上，结果却发现，墙角石的尺寸全搞错了；本来应该是一块三角石，没想到送来的却是一块方石，比订购的大了整整一个立方，有二十英寸那么厚。石匠火冒三丈，让运石头的人马上把它运回去。
但是我一看到这石，便说：“且慢，它正合我意，非它不可！”因为我一眼便看出，这块石头太适合我了，我想用它做点什么，但还没拿定主意。
我首先想到的是炼金术士阿诺德斯·德·威拉诺瓦（1313年去世）写的一首拉丁文小诗。我用凿子把它刻在石头上面。翻译过来就是：
卑微丑石，
一文不值！
愚者轻之，
智者爱之。
这首诗所指就是炼金术士梦寐以求的石头，即天青石，这样的石头自然受人鄙视和排斥。
很快又出现了另一件事。在石头正面的天然纹理中，我发现了一个小圆圈，它像只眼睛一样望着我。我从石头中把它凿了出来，并在中间刻出一个小小的侏儒。它代表着瞳仁，也就是你自己，你在别人的眼中看到的自己；好像迦比尔或阿斯克里庇阿斯的泰雷斯福鲁斯。古代的雕像将他塑造成身披兜帽斗篷、手持提灯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指路者。我把雕刻时想到的几句碑文也刻在上面。碑文是用拉丁文写的，翻译过来就是：
在孩童的王国里，时间像孩童一样，正玩着纸牌游戏。他就是泰雷斯福鲁斯，在宇宙的黑暗地带到处游荡，像一颗星星，在深邃的黑夜中闪闪发光。
他指出了通往太阳之门、通向梦想国度的大道。
在雕刻石头的时候，这些话语便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在石头的第三面，也就是面向湖的那一面，我让它用拉丁文题词开口说话。所说的或多或少是些炼金术方面的语录，译文如下：
我是个孤儿，茕茕孑立，四海为家。我独来独往，但却与自己相反。我既是青年，又是老年。我不知道自己的生父生母，因为我曾像鱼一样从深海捞起，或像颗来自天堂的白色石头。我漫步于树林和山脉之中，但却又藏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对众生来说，我终将死去，然而我又进不到永世的轮回中。
最后，在阿诺德·冯·威兰诺瓦那首诗的下方，我刻上了几行拉丁文：“为纪念他七十五岁诞辰，C.G.荣格于1950年制作并放置石头于此，以表感谢。”
石头放好之后，我看了又看，满心好奇，心想在雕刻动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这块石头位于塔楼的外面，好像能够解释上面的问题。它展现了塔楼居住者的心境，只是这种心境不为他人理解罢了。你知道我想在这石头的背面凿些什么吗？“梅林的呼喊！”因为它表达的意境使我想起了梅林死后在森林里的生活情境。正如民间传说的一样，人们仍然可以听到他的呼喊，但人们却无法理解或解释个中含义。
梅林代表了中世纪潜意识的一种尝试，即创造一个与帕西法尔对等的人物。帕西法尔是基督徒英雄，魔鬼与纯洁处女之子梅林，则是帕西法尔阴险的弟兄。12世纪，当这个传说产生的时候，人们仍然没有任何前提去了解他的固有含义。因此流放成为他的结局，后来也就有了“梅林的呼喊”，然而在他死后，森林里依然传来呼喊声。呼喊无人理解，暗示着他仍然以无法赎救的形式活着。他的故事还未完结，他仍然四处游荡。可以说，梅林的秘密由炼金术士口口相传，主要是通过墨丘利瑞斯流传下来的。因此，在我的潜意识心理学中，再次提起了梅林，直到今天，梅林的传说仍然是个谜！这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简直无法与潜意识密切生活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过后，我才发现这对于人们来说有多么困难。
1923年到1924年冬天，我正在波林根，塔楼的第一层即将竣工。我记得当时地面上没有积雪，也许是到了初春的缘故吧。我独处了大概有一个星期，或许更长时间。一种难以言喻的孤寂感笼罩心头。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壁炉前，用火烧了一大壶水准备洗漱。水开始沸腾，水壶也呜呜地唱起了歌。听起来像很多声音发出的和声，或是管弦乐器发出的声响，甚至就像整个管弦乐队的演奏一样。它就像多声部的音乐，要是在现实中，我肯定受不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却显得格外有趣。就像塔楼里有一支管弦乐队，塔楼外还有一支一样。一会儿这个声音占了上风，一会儿另一个声音又压倒过来，如此往复，仿佛相互回应，相得益彰。
我静坐而听，心醉神迷。我聆听着这场音乐会，聆听着自然的旋律，足足一个多小时。这是悦耳的轻音乐，但也包含了大自然所有的嘈杂声。这一点也没错，因为大自然不仅和谐，而且还充满了可怕的矛盾和混乱。水壶奏出的音乐也是如此：声音大量涌动，颇有水声和风声的特色，真是奇妙无比，难以形容。
1924年冬末春初的一个静谧夜晚，我又独自一人待在波林根，突然间被一阵绕塔而行的轻微脚步声惊醒了。远处响起了音乐声，声音越来越近，接着便听到了谈笑声。我心想：“谁会在此徘徊呢？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沿湖只有一条小径，而且极少有人在上面行走啊！”一想到这些事情，我完全清醒了过来，赶忙走到了窗户旁边。我把百叶窗打开后，一切归于寂静。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一丁点东西都没有，就连风都没有。
“这可怪了。”我敢肯定，脚步声和谈笑声的确存在。但很显然，我刚才只是做个梦而已。我重新躺到床上，仔细琢磨自己到底是怎么上当的，或者有什么东西引起这样一个奇怪的梦。想着想着，我又进入了梦乡，不料同样的梦马上又开始了：我又听到了脚步声、谈笑声和音乐声。与此同时，我还看见了几百个黑衣人，很可能是穿着安息日服装的农家孩子。他们从山上走下来，如潮水般从两侧涌到塔楼附近，使劲地踏着脚，大声笑着，唱着，拉着手风琴。我十分气愤，心想：“实在太过分了！我本以为是一场梦，可现在却变成真的了！”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我再次从床上跳起来，拉开百叶窗，打开窗户，结果发现一切又跟之前的情景一模一样：死一般寂静的月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简直就是闹鬼了！”
我自然会问，一个如此逼真却又使我惊醒的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通常只有我们看见了鬼魂才会经历这种情形。保持清醒就能察觉真实情况。因此，这个梦意味着一种等同于真实的境况，里面创造了某种清醒着的状态。在这种与众不同的梦里，潜意识似乎倾向于为做梦人传达一种关于真实的深刻印象，通过反复不断出现得以加强。人们认为这种真实一方面来源于身体的感觉，另一方面则来自原型性的人物。
那天晚上，一切都那么真真切切，至少看起来如此，我几乎无法区分出这两种真实了。从这个梦本身我也看不出什么究竟。农家孩子排着长队奏乐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他们是出于好奇，想看一眼这座塔楼才从家里出来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或梦见，也记不得是否听说过类似的事情了。直到很久以后，在偶然翻阅17世纪伦瓦德·塞萨特写的卢塞恩编年史时，我才找到了解释。他讲述了下面的故事：皮拉图斯山的高山牧场向来以鬼魂出没而臭名昭著，据说沃旦直到今天仍在施行魔法。在爬山期间的一天夜里，一队人奏着乐唱着歌，从两边拥向塞萨特，将其吵醒，那情形就跟我在塔楼经历的一模一样。
第二天早上，塞萨特向一同过夜的牧羊人询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牧羊人有一个现成的解释：这些人一定是去世了的乡亲们，用瑞士方言说就是受祝福的乡亲，由亡灵组成的沃旦大军。他说，这些人习惯到处走动来显耀自己。
这可能暗示着一种孤寂的现象，外表的空虚和寂静通过一群人的形象加以补偿。因此它便与隐士的幻象归于一类，因为隐士的幻象同样也是补偿性的。然而这种故事建立在何种现实的基础上，我们知道吗？也可能我对孤独过于敏感了吧，才能觉察到一大队“死去的乡亲们”从我身边经过。
心理补偿这一解释，从未使我完全满意。如果说这是一种幻觉，我又觉得像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我觉得有必要将这种情形认定为真真正正的存在，特别是当我无意中看到了17世纪的那个记载之后。
看来这很可能是一种同时发生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预兆和幻象通常对应着某种外在的真实性。而正如我发现的一样，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与我的体验相类似的真实事件。中世纪时，年轻人的确举行过这种集会。他们是些雇佣兵，通常在春天的时候集合，从瑞士中部行军到洛迦诺，在米努西奥市的卡萨帝铁地区会合，然后一起继续行至米兰。他们在意大利当过兵，曾为外国王子作战。因此，我的幻象很可能是一次这样的集合，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便欢歌起舞，与自己的故土告别。
1923年，我们开始在波林根修建房屋的时候，我的大女儿走过来查看现场，随后竟然尖叫起来：“您怎么能把房子建在这儿呢？这里到处都是死尸啊！”我很自然地想道：“简直胡说八道，哪儿会有这种事！”但四年之后，建造附属建筑物的时候，我们确实挖到了一具骷髅。它埋在地下七英尺的地方。肘部还嵌入了一颗旧式来复枪子弹。种种迹象表明，这具尸体显然是在高度腐烂之后才被扔进坟墓的。它来自1799年在林特河淹死的几十名法国士兵之一，后来才被冲到湖泊上游的岸上。当时奥地利士兵炸毁了法国人正在猛攻的格里诺桥，那些法国士兵就是这样掉进河里淹死的。墓挖开后，我给这些骷髅拍了照片并在照片上写下了发现的日期——1927年8月22日。现在，这张照片还保存在塔楼里。
我在自己的地产上举办了一场正规的葬礼，在这位法国士兵的墓上鸣枪三声，之后又为他立了块写有墓志铭的墓碑。我女儿已觉察到有死者的鬼魂出没。她通灵的能力是从我外祖母那里继承过来的。
在1955和1956年冬天，我把家谱里列祖列宗的名字都刻在了三块石板上并把它们安放到塔楼的院子里。我在天花板上画出我自己，我的妻子及女婿的纹章图案。荣格家族原本用凤凰作纹章，这种鸟显然与“年轻”“青春”和“复兴”相关。我祖父改变了家族纹章的成分，大概是因为他对父亲抱有一种反抗的精神。他是一名虔诚的互济会会员，又是互济会瑞士分会的领导人。这跟他改变图章的含义有很大关系。我提到的这点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属于我的思想及生活的历史性节点。
为了保留祖父作的改动，我纹章上面的涂层已经没有凤凰图案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图案：右边是一个蓝十字，左边是一串蓝葡萄，一条带有金星的蓝带将两者分开。这样的纹章象征着互济会或玫瑰十字会。就像十字架和玫瑰花代表玫瑰十字会的两个对立物（“十字架对玫瑰”），也就是基督教徒和酒神这两种成分一样，十字架和葡萄则是天堂精神与地狱精神的象征。起联结作用的象征形象就是那金星，即哲人之金。
玫瑰十字会起源于炼金术哲学。迈克尔·迈耶（1568－1622）是其创立者之一。这位著名炼丹术士，和相对来说名气不大但更为重要的杰拉德斯·多尼尔斯（16世纪末）是同时代人，前者更为年轻，而后者的论文遍布于1602年那本《炼丹术大全》第一卷里。二人都住在法兰克福，此地似乎一直是当时炼丹术哲学的中心。不管怎样，作为鲁道夫二世的巴拉丁伯爵和宫廷医生，迈克尔·迈耶在当地也算是个名人了。那时候，作为医生兼法官的卡尔·荣格博士（死于1645年）住在美因茨附近，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因为家谱到我的高曾祖父就断了，而高曾祖父是生活在18世纪初的人。这人就是西格蒙德·荣格，如今的美因茨市民。家谱中断，是因为美因茨市档案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包围战中烧毁了。据保守猜想，这位学识渊博的卡尔·荣格博士对炼金术士的著作十分熟悉，因为当时的药理学仍然深受帕拉切尔苏斯的影响。多尼尔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帕拉切尔苏斯信徒，曾经针对帕拉切尔苏斯的论文《长久的生命》写过一部长篇评论集。比起所有其他炼金术士而言，他主要涉及的是个性化的过程。考虑到我毕生工作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围绕着对立物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对立物在炼金术上的象征意义，因此理论都没有引起我的兴趣。
当我雕刻那几块石板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自己命中注定要与祖先发生种种联系。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许多事情和问题的影响，它们是我的父辈、祖父辈和祖祖辈辈没能完成也无法作答的。好像家族中存在着一种没有人格的命运，它由父母传给子孙。我一直觉得，我必须要回答命运临到我祖辈身上但却一直没有回答的问题，或者我必须完成，也许继续去做先前时代遗留下来的事情。我难以确定这些问题是更具个人性还是更具一般性。不过在我看来，应该是更具一般性。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如果不这样认识，看起来就总像是个人问题，因而在个体情况下，这个集体性问题会使人感觉个人精神王国里的某些事情失去了秩序。个人的领域的确受到了干扰，但是这种干扰却不一定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可以是附属性的，结果使社会氛围发生了难以忍受的变化。因此，这种干扰产生的原因并不一定得在个人环境中去寻找；相反，应该到集体性环境中去找寻。迄今为止，心理疗法对这件事情的考虑还是非常欠缺。
像任何具有某种内省力的人一样，我早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人格上的分裂纯属我的私事，并应由我自己负责。可以肯定地说，浮士德已经使这个问题在某些程度上简单化了，他坦言：“天哪，我的心胸里居住着两个灵魂！”但它却丝毫没有关注产生这种分裂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这种洞察力却似乎是直接指向我的。在我第一次读到《浮士德》的那些日子里，我远远没有猜到，在很大程度上，歌德这一奇怪的英雄神话是一种集体性体验，而且它还预见了德国人的命运。因此，我便感到自己已经卷入其中，而当浮士德由于狂妄自大和自我膨胀而导致腓利门和博西斯惨遭杀害的时候，我备感内疚，仿佛自己在过去曾帮别人谋杀了那两位长者。这种奇怪的想法使我震惊，因而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赎罪并防止这种悲剧再度发生。
早年听到的一点儿古怪的消息进一步印证了我错误的结论。我听说人们散布谣言，说我爷爷荣格是歌德的私生子。这个令人讨厌的故事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它马上证实了也似乎解释了我对《浮士德》所产生的古怪反应。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相信轮回转世，但我对于印度人叫作命运这一观念却好像与生俱来的熟悉。在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潜意识的存在，因此，对于我的反应，我便无法找到任何心理学的解释。我也不知道——甚至时至今日，我知道的一点也不比别人多——未来已经事先潜意识地准备好了，因此，有洞察力的人便可以猜出来。所以当恺撒·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加冕登基的消息传来时，雅各布·布克哈特便惊呼道：“德国的末日到了！”瓦格纳的原型已经在敲着门，而随着这种原型而来的还有尼采那酒神的体验——这种体验，归因于狂喜之神沃旦更加合适。威廉时代的狂妄自大使欧洲各国相互疏离并酝酿着1914年的灾难。
在我青年时（约1890年），我不知不觉地陷入这个时代的精神中，一时找不到使自己解脱的办法。《浮士德》拨动了我的心弦并以某种方式深深地打动了我，而我只能认为这种方式是属于我个人的。最重要的是，它唤醒了我心中善与恶、精神与物质、光明与黑暗这两两对立的问题。浮士德这位愚蠢的哲学家遇到了他存在的黑暗一面，也就是他邪恶的阴影靡菲斯特；靡菲斯特尽管有着消极的性情，但却代表着与那徘徊在自杀边缘死板的学者相对立的真正人生精神。我自己的内心矛盾便以戏剧化的形式出现在这里了；歌德实际上为我自己的矛盾和解决办法写出了基本的提纲和样式。浮士德与靡菲斯特的分裂人格在我身上结合成了一个单独的人，而那个人就是我。换言之，我直接受到了震动并认识到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事。因此，这出戏中所有的紧要关头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会非常强烈地同意某一点，又会在另一点上加以反对。没有什么解决方法会使我漠不关心。后来，我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工作与浮士德所忽略的事情联系起来：尊重人的永恒的权利，尊重“古人”，并承认文化和知识史具有连续性。
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肉体是由单独的元素构成的，而这些元素全都展现在我们祖祖辈辈的身上。个人精神中的“新”只是远古成分变化无穷的重组而已。身体和灵魂因而具有更显著的历史特征，在刚开始存在的新生事物里找不到任何合适的位置。也就是说，构成我们祖先的各种成分只部分存在于这些事物之上。就像我们现代的精神伪装的那样，我们还远远没有告别中世纪，告别典型的古代，告别原始性。然而，我们已投入前进的洪流之中，被席卷着冲向未来，这股洪流的势头越猛烈，我们就越发脱离了根基。然而一旦与过去断绝，那么过去通常就会湮灭，于是这种前进运动就会永不停息。但是，正是由于失去了与过去的联系，正是由于抛弃了“根”，才造成了人们对文明的种种“不满”，造成了这样的慌乱匆忙——我们更多地不是生活在现在，生活在整个进化背景都无法追赶的现在，我们反而更多地生活在未来，以及未来黄金时代虚幻的许诺里。由于日益高涨的缺乏感、不满感和躁动感的驱使，我们便匆忙地拥向新鲜事物之中。我们不再靠我们所拥有的事物而生活，而是靠承诺来生活，我们不再生活在现今的光明里，而是生活在未来的黑暗里；我们期待着未来终能带来辉煌的日出。我们拒绝承认，一切更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某种更邪恶的东西为代价而换来；我们拒绝承认，对自由更强烈的希望因国家频繁施加奴役而破灭，更不要说那些最辉煌的科学发现加之于我们的恐怖危险了。我们越不了解父辈和祖先所寻求的东西，我们就越不了解我们自己，这样我们就倾尽所能去帮助夺取个体的根基和他具有指导意义的本性，从而促使个人变成众人的一个微粒，只由尼采所谓的万有引力精神所控制。
由历史进步促成的改革，即通过新方法或新技巧来造成的改革，最初当然使人印象深刻，但从长远来说，却都是令人怀疑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代价高昂的。总的来说，这些改革根本不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像生活中的高速通信一样，是存在的糖衣炮弹，因为令人烦恼的是，这种高速通信加速了生活的节奏，而留给我们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更少的时间了。正像古时候大师们的老生常谈，“只有魔鬼才会匆匆忙忙”。
另一方面，由倒退促成的改革一般来说付出的代价更少，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因为他们倒退回过去更简单的，尝试并试验过的道路上去，并很少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及所有假设能够节省时间的新发明。
在这本书里，我用大篇笔墨描写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观看法，然而，这种看法并非是合理思维的产物。相反，它却是一种幻觉，就像一个人故意半闭着眼，半捂着耳朵去观察聆听存在的形式和声音。要是我们的印象过于清晰，我们就会局限于当前的时时刻刻，因而根本无法理解我们祖先的心灵是如何去聆听，去理解现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正在如何对他作出回应。因此，祖先的成分是否在我们的生活中获得了一种基本的满足感，或者祖先的成分是否遭到了排斥，我们便对此一无所知。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件事，那就是个体身上与生俱来的历史家系能否与目前短暂的情况相协调。
住在波林根的塔楼里，就像一个人同时生活在很多个世纪一样。我死后，塔楼依然矗立在那里；而在地点和风格上，它却指向远古的事物。它身上很少有东西暗示着现在。要是一个16世纪的人搬进这座房子，恐怕只有煤油灯和火柴才是新鲜的物件；不然他就会轻而易举地如数家珍了。没有什么东西会惊扰亡灵，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此外，我祖祖辈辈的灵魂也能忍受塔楼的气氛，因为我为他们解答了他们生命中所遗留的问题。我倾尽所能获得了粗略的答案，我甚至还把它们画在了墙上。那情形仿佛是一个延续了几个世纪，沉默不语的大家族正在塔楼里聚族而居。在这里，我以自己的第二人格生活着，将生活看成一种周而复始往复循环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