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蒂埃里先生的信
收到您的新版《信扎》①，我很感动，先生。书中附言证明您想念着我。如果这附言出自您的手，为了国家，我衷心希望您的双眼能复明，您能充分地利用您的天赋进行研究。我贪婪地，应该说是反复地读着这本短短的著作，我在每一页上都作了折角，以便能尽快地找到我要利用的段落。在我准备多年的关于最初两类人种的著作中，我将多次引用您的话。我将把我的思想和研究置于您那高度权威的保护之下。我会常常采用您选用的名词。我有幸与您有着②差不多相同的观点，同时不由自主地离开基佐先生倡导的体系。我不能同这位天才作家一道去推倒最为真实的历史建筑，把所有法兰克人变为贵族和自由人把所有罗马——高卢人变为法兰克人的奴隶③。撒利克法典和里普利安法兰克法典里有大量以法兰克人的不同状况为基础的条文：《Siquisingenuusingenuumripuariumextrasolumvendidedt，etc．④》。
①《关于法国历史的信扎》于一八二七年出版第一版。
②基佐(FrawcoisGuizot一七八七一八七四)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先后任内政部秘书长(一八一四)、公共教育部长(一八三二—一八三七)、外交部长(一八四○—一八四七)、政府总理(一八四七—一八四八)：著有《英国革命史》。
③夏托布里昂在《历史研究》的序言里研究了这些问题。
④《如果一个自由人把另一个自由的里普利安人卖到国外……》
您知道吗，先生?我真希望您在罗马。我们一起坐在废墟上，在那里您可以教我历史，我这个老学生将聆听您这位年轻的老师讲课。唯一可惜的是：我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接受他的教诲⑤：
⑤作者一八四八年去世，这封信写于一八二九年，其时他已六十一岁了。
这就是人的命运：
他活到老，学到老；
但当生命的尽头来临，
即使他再渊博又有何用?
这是一首未曾发表的颂歌，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已故的封塔纳先生所作。因此，先生，罗马的一切都提醒我已失去的东西，提醒我我的时间已所剩无几，我从前以为还很漫长的希望已非常短暂了。
请相信我，再没有任何人比您的仆人更尊敬您、更忠于您了。
一八二九年一月八日于罗马
致德·拉·弗隆内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本月二日，我见到了教皇①。他很乐意留我交谈了一个半钟头。我要把我同教皇的谈话内容向您做个汇报。
①指莱昂十二世(LeonXII)，一八二三—一八二九年任教皇。
首先，我们谈的是法国的问题。教皇一开始便十分诚恳地颂扬了我们的国王。他对我说：“在以往任何时候，法国皇室从未显现出一个像现在这样在素质和美德上都这样完美的整体。使得在教士之间重建了平和的秩序，主教们也宣布服从政府②。”
②教士们以前曾起来反对马蒂尼亚克把神学院，甚至一些很小的神学院都归巴黎大学统管的命令。
“这种服从，”我回答说，“部分地多亏了阁下的英明和温和的态度。”
“我建议做我认为合理的事。”教皇解释说，“教权没有受到敕令的影响，主教们不写那第一封信也许会更好一些。但既然说了‘nonpossumus①’，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在他们同意的时候，他们尽可能地把言、行之间的矛盾缩小，应该原谅他们。这些虔诚而恭顺的人，与国王和君主制紧密相依；他们和大家一样，也有他们的弱点嘛。”
①“我们不能”。这是圣皮埃尔和圣让对想要禁止他们宣传福音书的王子们的回答(见《使徒法》第四卷第二十章)。
伯爵先生，这些他都是用法语说的，说得很清楚，也说得很好。
在感谢教皇对我的信任之后，接着我同他慎重地谈起了国务秘书红衣主教②。
②指托马斯·贝内蒂红衣主教(ThomasBernetti一七九九—一八五二)。
“我之所以选中了他，”他对我说道，“是因为他曾到处旅游过，熟悉欧洲的事物。我觉得他具备这个职务所要求的能力，与您写的两个法令相比，他只写那些我所要的和我所建议他写的东西。”
“我胆敢和教皇陛下交流一下，”我又说，“说说我对法国宗教形势的看法吗?”
“非常乐意。”教皇回答说。
在这里，我略去了他对我的几句恭维话。
“教皇陛下，”我说，“我想，麻烦来自于教士们的误解：不是支持新的法规，或者至少是对这些法规保持沉默，教士们无意中说些责备的话且不说他们在至教训谕或演讲时所讲的话。一味斥责神圣使者的那些不信宗教的人，抓住那些话，把它当武器使；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天主教与建立公众自由是水火不相容的，宪章和教士之间有着你死我活的争斗。通过不同的行动，我们的教士可以得到他们想从国家那里得到的一切。在法国，有着很坚实的宗教基础，有着忘记我们以前在祭台桌下的不幸的明显倾向，但也有着对圣路易之子带来的制度的真正的眷恋。人们不善于估计教士将会强大的何等程度，如果它同时表现出是国王和宪章的朋友的话。我不断地在我的著作和讲演里宣传这一政策，但当时的狂热情绪不愿听我的话，而且把我当作敌人。”
教皇十分注意地听我讲话。
“我理解您的思想，”他沉默了一阵，对我说道，“耶稣基督并未对各个政府的组成形式表示看法。把属于恺撒的东西归还给恺撒吧①，这话仅仅是说：服从已建立起来的政权吧。天主教在共和国时期的繁荣发展如同在专制统治时期一样。它在美国已取得了巨大进展；在西属美洲，它独占支配地位。”
①摘自圣马蒂厄福音书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伯爵先生，教皇这席话是很引人注目的，正值罗马宫廷强烈倾向于给玻利瓦尔②任命的教士们授职的时候。
②玻利瓦尔(Bolivar，一七八三—一八三○)，委内瑞拉将军，他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了大哥伦比亚(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
教皇又说：“您看外来的新教徒给罗马带来何等的影响，他们的到来对国家有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好的：英国人来到这里，对罗马教皇和教廷，对宗教的狂热崇拜，对这里奴役人民的现象，有着一种奇特的看法。他们没待上两个月便完全改变了，他们发现我也只是个教士，与其他教士并无二样；罗马教士并不无知，也不惹人讨厌；还有我的臣民亦非傻瓜。”
受到教皇陛下一番推心置腹之言的鼓舞，我试图扩大谈话的范围，我对教皇说道：“教皇陛下，您不认为这个时候正适合于重组天主教的统一和在对纪律稍作让步后与异端教派和解?对罗马教廷的偏见到处都在消退，在那个仍然易激动的世纪，革布民兹③和波舒哀已尝试过重新统一的事业。”
③莱布尼兹(Leibnitz，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
“这是一件大事，”教皇对我说道，“我得等待上天确定的时期。是的，偏见已经淡化了。德国宗教派别分化已令这些教派自己感到厌烦。我曾在萨克斯住过了几年。我第一个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弃儿医院，并坚持要由天主教徒来管理。当时在新教徒中掀起了一阵反对我的呼声。今天呢，同样是这些新教徒，他们第一个赞成建立和捐助这所医院。在大不列颠，天主教徒的人数正在猛增，确定有许多外来人加入进去。”
教皇又沉默了一会。我利用这一段时间讲到了爱尔兰天主教的问题。
“如果自由得到恢复，”我说，“天主教在大不列颠就会更加壮大。”
“从一方面讲，”教皇解释说，“的确如此。但从另一方面讲，这就有些弊端了。爱尔兰天主教徒极易激动，做事冒失。此外，奥科内尔①这个人是个有德之人。他不是在一次演说中说过，罗马教徒和不列颠政府之间有一个协议吗?可是没有。这个论断，我不能公开反驳，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因此，关于异端教派的重新统一，应等待时机成熟，要等上帝自己去完成他的工作。教皇们只有等待。”
①奥科内尔(o'Connel，一七七五—一八四七)，爱尔兰天主教头目。
伯爵先生，这不是我的观点。但重要的是，我必须，将圣文对一个如此严肃的主题的观点告诉国王，我没有被指定去反对它。
“你们的报纸会讲些什么?”教皇又高兴地说道，“它们说得很多，荷兰的报纸说得更多。有人告诉我，在看了报上的文章一个小时以后，在你们的国家里再没有人去想它了。”
“这确实是真的，圣父。您看法兰西日报②把我弄得可糟呢(因为我知道教皇什么报纸都看，连《信使报》也不放过)。然而，教皇却待我非常好，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法兰西日报不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
②法兰西日报(laGazette)，是激进报。《信使报》(LeCourtier)，在派报纸。
教皇摇了摇头，笑了。我继续说道：“啊，对了!圣文，还有一些报纸，像您看到的那样：如果报纸说真话，那么它说的好事就存在下去；如果它说假话，就当它什么也没有说。会议上会有一些什么演说，教皇可以预料得到。极右派会坚持说，红衣主教贝内蒂先生不是教士，关于他的关于法令的信件也不是信条；极左派则会说，不必接受罗马的命令；大部分人会为枢密院受人尊敬叫好，会高度颂扬陛下的智慧与和平精神。”
这几句解释，使教皇听得入迷，他为发现某个精于我们立宪制国家机器的齿轮游戏的人而高兴。伯爵先生，想到国王和他的枢密院终将高兴地了解教皇对东方当今事务的见解，我只重复了几则报纸新闻，因为我未获批准向教徒通报您十二月十八日电函中关于召回我们远征莫雷的部队的书面通知。
教皇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看来他对轻率地教给土耳其人军事科学感到不安。下面是他说的原话：
“如果土耳其人能够抵御俄国的侵略了，它获得了体面的和平，那时它的武装力量往哪儿搁呢?经过四五年休整和战术完善之后，谁能阻止它们的部队入侵意大利呢?”
伯爵先生，我向您承认，看到教皇感觉到人家犯下的巨大错误带来的冲击，他所表露的思想和担忧，我不由得庆幸在我的《东方事务笔记)中更为详尽地表现出的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担忧。
教皇补充说道：“只有来自盟国的坚定决心才能制止这场威胁未来的灾难，法国和英国要制止这一切，现在还是时候。但一旦新的战争爆发，等战火蔓延到了欧洲，再去扑灭就为时太晚了。”
“更加值得考虑的是，”我又说道，“如果欧洲分裂了，与万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就成了问题。这是上帝所不愿意看到的。”
教皇没有回答，我只是感到法国人在意大利这一件事并不引起他任何担心。大家已厌倦了维也纳宫廷伪调查，它的纠缠不休，它的不断的蚕食和它的小阴谋，企图把各国人民拉入一个反法兰西的联邦里，而各国人民都痛恨奥地利的奴役枷锁。
伯爵先生，以上便是我和教皇长篇谈话的概要。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曾同样或更深入地了解过教皇的内心情感，是不是还有人曾听到过这个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君王对一些范围如此广泛的问题和如此超越一般的外交这个狭窄范围的事情发表的见解。在这里，教皇与我之间没有中间人。看到莱昂十二世，以其单纯的性格和亲切谈话的素养，既不隐瞒任何东西，又不欺骗任何人，实在令人高兴。
很明显，教皇倾向于法国，希望法国好：当他拿到圣彼德教堂的钥匙时，他就属于强硬派。现在他在温和中寻找力量，这就是使用权力所教给人们的。由于这个原因，他离开的那个红衣主教派不再喜欢他了。在俗间神职中找不到有才能的人，他便在正规神职中挑选主要倾向。这样，那些高级神职人员和普通的神甫反对他时，他却有修遭士们拥护他。在我到达罗马时，反对者的头脑或多或少遭到了我们的修会散布的谎言的毒害，现在他们极为明智了。所有的人，通常都指责我们教士的抗议示威。真令人奇怪，耶稣会的人在这里的敌人同在法国一样多。他们的对头是其他教派的人及其首领。他们制订了一项计划，运用它来垄断罗马的国民教育；这个计划后来被多明哥会的人挫败。教皇并不怎么得民心，因为他责罚很严。他的那支小小的军队由波拿巴的老兵组成，穿的服装军人气十足，在大道上像警察那样威风凛凛。罗马从秀丽的风景上讲，大为逊色了，但它在卫生和有益健康方面却赢了一着。教皇叫人种了许多树，抓走了一些隐修教士和乞丐，这是那些下等人抱怨的主要之点。莱昂十二世是个实干家：他睡得很少，吃得也不多。他年轻时只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打猎。这项增进他健康的活动看来还有所加强。在梵蒂冈那些花园的空旷地方他不时放上几枪，死硬派很难原谅他这一无害的消遭，他们责备他感情软弱和多变。
这个国家的宪法的根本弊端很容易看出，那就是一些老人让一个和他们一样老的人来当君王。这个老君王一上任，便轮到他来任命了一些老人当红衣主教。这种弊端循环下去，致使软弱无力的最高权力就永远在坟墓边缘徘徊了。王子继位的时间还不够让他将其构思的改良计划予以实施。该有个足智多谋的教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提拔一些年轻的红衣主教，以便将来选举一个年轻教皇时保证多数票。但是，任命官职的西克斯特五世①的规定、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使人们在每项改换教皇时都有利可图，有些野心勃勃的红衣主教想通过短期的当权来增多当教皇的机会，以及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些都阻碍着红衣主教的年轻化。
①西克斯特五世(Sixte-Vu，一五二○—一五九○)，是一五八五—一五九○年间的教皇。他曾致力于教会改革。
伯爵先生，这封快信的结论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国王完全可以相信罗马教廷。
鉴于我观察和感受百物的方式方法，如果我对送交给您的这个材料提出自责的话，那就是减弱了而不是夸大了教皇的话语的含义。我的记忆很可靠，我离开梵蒂冈就记下了这次谈话，而我的私人秘书又是将我的原记录原原本本地抄下来的(我的字写得很快，连我自己也只能勉强辨认，您一定看不清的)①。
①这封信发出不久，弗隆内先生因病前往意大利治病，他的外交部长职务由波塔利斯暂行代理。
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二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昨天晚上八点，我给您写了封信，交给德·维维埃②先生给您带去了。今早醒来，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您，中午交给了邮班寄走了。您了解圣丹尼那些可怜的太大们。自从特利尼达·迪蒙的贵妇们来了之后，并不成为其敌人的她们便被抛弃了。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站在这些弱者的一边。一个月以来，圣丹尼的这些夫人们就想为大使先生和大使夫人举办一个晚会，昨天中午方得以如愿。您想象一下用教堂的圣器室——圣器室里还有一个廊台——做剧场的情形吧。演员是十二个八至十四岁的小姑娘，她们演了《马夏贝》③。她们自己动手做的面具和大衣。她们有声有色地用世界上最滑稽的意大利口音朗诵法国诗。激动起来，她们手舞足蹈。其中一个小演员是皮埃七世①的一个侄女，一个是托瓦尔桑②的女儿，另一个是画家沙文的女儿。她们身着纸做的服装，竟然美得不可思议。扮演大教士的女孩戴上了一大挂黑胡子，她很高兴，但那胡子老扎着她的脸，这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子只得老用她那白白的小手去摆弄它。作为观众，有我们，还有几位母亲，几个修女，萨尔瓦日夫人，两三个天主教修士，另外还有廿来个小女寄宿生。这些奇宿生都穿白色衣服，蒙着面纱。我们叫人从大使馆带来了一些蛋糕和冰淇淋。在幕间休息时，人们弹起了钢琴。想想在晚会前修道院里的期望和欢乐以及晚会后的回忆吧!整个晚会在三个修女齐唱《主的名字永存》的歌声中结束。
②维维埃(viviers)，作者在罗马的一个使馆随员。
③这里指演了亚历山大·吉罗的悲剧《马夏贝》中的几幕。此剧一八二二年在奥代翁剧院上演。作者因写了《小萨瓦人》，在十七世纪有些名气。
①庇护七世(dePie)，莱昂十二世的前任。
②托瓦尔桑(Thorwaldsen，丹麦雕刻家。
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三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又要给您写信了!昨夜风疏雨骤，就像在法国时一样。我想象，风雨敲打您的小窗，我感到自己被带到了您的卧室里。看到了您的竖琴，您的钢琴，您养的鸟儿。您在为我弹奏着我或是莎士比亚喜爱的曲子。但是我在罗马，远离您的身旁!一千六百公里的路程和阿尔卑斯山把我们隔得远远的!
我收到了那位有时到部里去看我的那位很风趣的夫人③的一封信。她是怎么奉承我的，想想吧，这个狂热的土耳其女人，把穆罕默德④看作走在她的国家前面的伟人!
③这里可能指卡斯泰拉内夫人，朱利埃特·雷卡米耶夫人嫉妒她。
④穆罕默德二世(MahlmadII)，具素丹称号。
我所在的罗马也许会教我漠视政治。在这里，自由和暴政都不存在了。我看到罗马共和国和台伯河帝国的废墟混为一起，现在这同一堆灰烬之中的，究竟是些什么呢?用袍子清扫这些灰尘的嘉布遣会修士不是会使万千虚荣的虚荣更为敏感吗?然而，我不情愿地想到我那可怜的祖国的命运，我希望它有宗教，有荣誉，有自由，而没有想到我没有能力用这三重桂冠来打扮它。
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五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托尔——委内加塔是一处修士们的产业，坐落在内隆①墓附近的一个地方，在从罗马出来的左手边。那是个最美丽而又最偏僻的地方，是一大片昔日绿草青青、菊花盛开而今却化为灰烬的土地。前天(星期二)我开始在那里挖掘，同时停止给您写信。陪同我去的有亚森特和领导挖掘的维斯孔蒂②。天气再好不过了，十二个拿着铲子和镐的人在荒野寂寂中挖掘着坟墓、房屋和宫殿的瓦砾。构成了一幅值得您为之动笔的画面。我只有一个愿望，如果您在这画中话。我非常向往和您在这片碎片中搭个帐篷，一起生活。
①内隆(Neron，一八三七—一八六八)，罗马皇帝。
②维斯孔蒂(Visconti)，罗马古建筑的管理者。
我把手放在碎片上，发现了一些大理石碎块：这都是些好线索，我期望能从这死人坑里碰碰运气，找出点什么来弥补我在金钱方面的损失。我找到了一块相当大的希腊大理石，可以用来做普森的半身雕像。这一挖掘将成为我散步的目的地，我每天都要到这些碎片中来坐一会。它们是属于哪个世纪、哪些人的呢?我们也许正翻动着最有价值的灰烬而我们自己不知道呢。一篇碑文也许能有助于弄清某个历史事实，纠正某个错误确立某个真理。当我和十二个光着膀子的农民离开这里时，一切又会回复到沉寂和遗忘之中。您能想象，在这些废弃的地方曾经骚动过的激性和兴趣?这里有过主人和奴隶，幸福的人或不幸的人，有过人们喜爱的美人和想当大臣的野心家。现在只剩下了我和几只小鸟，而且还只是短暂的停留。我们很快就要走的，告诉我，我，阿尔莫里克①的野蛮人、罗马人不熟悉的地方那些野人中的旅行者、扔给狮子的教士身边的大使，成为高卢小国枢密院的一员，值得吗?当我在拉塞德莫内叫雷奥尼达时，他不回答我：我在托尔——委内加塔的脚步声不致惊动任何人的。当轮到我躺到坟墓里时，我也会连您的声音也听不到的。所以，我得尽快回到您的身边去结束人生的幻想。只有退休才好，良友惜相于嘛。
①阿尔英里克(Armorique)指法国西部。
一八二九年二月五日，星期四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倍
我收到了古耶米诺②将军的一封长信，他向我讲述了他在希腊海岸的悲惨行程中所遭遇的一切。不过他还是个大使，他曾指挥过大型战船和一支军队。在我们的士兵出发以后，他动身去到了一个国家，那里没有房子，也没有麦地，零零散散几个男人，他们为生计所逼成了强盗。据可能的推测，他们不是为了去抢一个女人(勒洛芒夫人③)。
②吉耶米诺(Guilleminot)，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③阿梅莉·西沃克(AmelieCyvoct)，雷卡米耶的侄女，一八二六年嫁给了考古学家查理·勒烙芒。
今天早上我将去挖掘。昨天我们发现了一个士兵的骨骼和一个女人雕像的一只胳臂，可以说是遇见了毁灭者及他所毁掉，的残迹。我们今天上午有很大的希望能找到这尊雕像。如果我发现的建筑物碎片值钱的话，我不会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把它们弄倒，把砖头卖掉。我会让它们站起来，刻上我的名字。它们是多米吉安①时代的产物。我们有块碑文，那上面的题字告诉我们：那是罗马艺术的黄金时代。
①多米吉安(Domitien，一八五一—一八九六)，一八八一—一八九六年间的罗马皇帝。
一八二九年二月七日于罗马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关于莱昂十二世之死
伯爵先生：
教皇陛下突感其旧疾恶化，生命危在旦夕，现已下令停止一切演出。我从当国务秘书的红衣主教家里出来，他本人也生病，他对教皇能活几天不抱希望。在这种时候，失去一位如此开明和温和的教皇，对基督徒，尤其对法兰西，会是一个真正的不幸。我以为，伯爵先生，国王政府必须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大事以事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才好。因此，我从驿站发了一封信到里昂，内有我写给罗纳省省长的一封信，还有一封要他转交给您的快件，另外一封我请他让信使带给您的信。如果我们真的不幸失去了教皇陛下，我将另寄一封信到巴黎告知您一切细节。
我谨……
一八二九年二月九日星期一于罗马
又及：
现在已召开红衣主教团体大会，禁止当国务秘书的主教发放通行证给驿站。所以，在教皇逝世时，我的信使只能在红衣主教团的信使出发后才能出发。我曾想派人带上我的快件去托斯卡纳的国境线寄发，但由于路状大糟，又没有马匹可租，这个计划行不通了。被迫在罗马等待消息，这简直像坐牢一样。我一直希望通过电报能让您比阿尔卑斯山之外的其他政府提前几个小时知道消息。不过，还可以这样办：寄给教廷大使的信件肯定比我们的要快，可以让他经过里昂时，把电报亲自交给您。
写于晚上八点
又及：
教皇刚刚断气。我的信使已经出发，几个小时后，使馆随员蒙特贝洛伯爵随后就到。
二月十日，星期二，上午九点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约两个小时之前，我寄了一封快信到里昂，告知您教皇逝世这个突然而不幸的消息。现在我让大使馆随员蒙特贝洛伯爵先生带给您一些必要的细节。
教皇死于痔疮发作。血流到膀胱受阻引起滞留，医生试着给他导尿以减轻其痛苦。听说教皇陛下可能是在手术时受了伤。不管是不是这样，在忍受了四天的折磨后，今天早晨九点正当我到达梵蒂冈时，莱昂十二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个大使馆官员曾在梵蒂冈过夜。我的第一封信告诉了您，我无法在教皇逝世前获得驿站的通行证。
昨天我去看望了当国务秘书的主教，他的痛风正强烈发作。我同他就我们受到的威胁的不幸的后果谈了很久。我为教皇的逝世深深叹息。他性情温和而又通晓欧洲事务，这对平息基督教情绪极有裨益。图务秘书回答说：“这不仅仅是法国的一大损失，对罗马国家也是你们所想象不到的巨大打击。我们各省的不满情绪和痛苦是巨大的；红衣主教们认为往后应实施稍微有别于莱昂十二世的另一套计划，他们等待着看他们怎样摆脱出来。至于我本人，我的职能随着教皇的生命而停止了，我没有什么要自责的。”
今天上午，我又见到了贝内蒂主教。他确实已停止了国务秘书的职务，他又向我重述了昨天说的那些话。我要求他在教皇选举会闭门谢客之前再见他一次，我们约定将讨论选择一个可继承莱昂十二世温和主义的新教皇，我将有幸向您汇报我所得知的一切消息。
也许教皇的死和贝内蒂主教的下台会令那些反对马蒂尼亚克法令的敌人欢欣鼓舞，他们会把这一不幸的事件称为上天的惩罚。从几个在罗马的法国人脸上，很容易看出这种思想。
我对教皇的去世倍加悼念，我曾有幸赢得他的信任。在我到来之前，人们蓄意使他对我产生偏见，但这些偏见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在任何场合下，公开地、明确地表明他对我的尊重，他给我带来了荣誉。
伯爵先生，现在请允许我解释几件事。
在庇护七世逝世时，我是外交部长。在外交部文件盒里，如果您想了解的话，您会看到我同德·拉瓦尔公爵交往的结果。惯例里，教皇逝世之后，派遣一位特使，或通过给红衣主教团的新的文件任命一个常驻大使。这是我给新故的路易十八陛下提的最后一个建议。国王会任命一批他所认为最能胜任其职的官员。四个法国红衣主教曾来罗马参加莱昂十二世选举，法国今天有五个红衣主教，这在教皇选举中，当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票数。伯爵先生，我等待着国王的命令。负责向您递交这封信的蒙特贝洛先生，将听从您的调遣。
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我本想给您写一封长信的，但必须我亲自来写那快件和连日来的辛劳弄得我精疲力尽了。
教皇的去世，我深感遗憾，我本来已得到了他的信任的。现在我重任在身，我丝毫不知遭将来会怎样，会对我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
教皇选举一般为期两个月，在复活节时我将有空闲时间。不久我将就此同您细谈。
您想柬一下吧，上周星期四，我还见到这位可怜的教皇在他病发之前在写墓志铭。我们想让他从那些伤心的想法里摆脱出去，他却说：“不，过几天就可以完成了。”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日晚上十一点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看了您的报纸，常令我难受。我看到《全球报》说，波塔利斯伯爵是我公开的敌人，为什么?我想夺他的职位吗?这东西麻烦大多，我一点都不想它。我祝愿他幸运常在。但是，如果他果真要开仗，我会挺身而出。人们似乎对一切，对不死的穆罕默德，对于从英雷撤离，都在胡说八道。
最有可能的是，这次撤离将会重新把希腊置于土耳其的奴役之下，而我们将失去荣誉和四千万。法国人有惊人的妄想，但人们缺乏头脑和理智，听了几句好话就飘飘然起来，被人牵着鼻子走。更糟的是，我们总是倾向于贬低朋友而抬高敌人。有人把我在一次关于《公众自由和王权自由之协调》的演讲里的说法告诉了国王，就因用了这种论调而受到大家的憎恨，这不是很奇怪吗?而那些让王权如此说话的人，却是新闻检查的最狂热的拥护者!还有，我将观看基督教首领的选举，这将是我一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大场面。此后，我的职业生涯便要宣告结束了。
现在，罗马的娱乐活动已经停止，工作开始了。我不得不将一方面写信给政府，报告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得开始履行我的新职责了。我得祝贺红衣主教团，参加教皇的葬礼，我很爱戴教皇，因为人们不喜欢他，尤其怕他会是敌人。我找到了一个朋友，他从圣彼德教堂高高的讲道台上下来，对那些恶意中伤我的基督徒散布的谣言断然予以否认。后来，几个法国红衣主教与我不期而遇。我写信至少要介绍一下图卢兹的大主教①。
①德·克莱蒙·托内尔(deClermont-Tonnerre)主教，他是反对马蒂尼亚克法令的修士头领。)
在忙乱中，普森纪念碑正在制作之中。挖掘获得了成功。我找到了三颗完整的头颅，一个蒙黑纱的女人半身像，一个当兄长的为年轻的妹妹所写的墓志铭。这些，都在等待着我去研究。
说起墓志铭，我跟您说过，可怜的教皇在发病前夕，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料到自己即将去世。他留下一份文书，把贫穷的家人托付给了罗马政府：只有善爱他人者才有如此的德行。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二，星期四，于罗马
罗马大使馆的续篇
在说到重要事情之前，我想重提几件事。
教皇陛下逝世时，罗马政权落人领导六品修士、神父和主教的三个红衣主教和摄政枢机主教的手中。大使们照例向圣彼德教堂尔举行的教皇选举前召开的主教团会议上致贺词。
教皇陛下的遗体先陈列在西齐纳小教堂里，后于二月十三日(上星期五)移至圣彼德教堂的盛圣体的小教堂里。在那里一直保留到十五日(星期天)，然后将放置在现在庇护七世的骨灰存放处，庇护七世的骨灰曾经放在地下的教堂里。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我见到了莱昂十二世的遗体，脸露在外，安放在一张简陋的灵床上，四周摆满了米开朗琪罗的杰作。我出席了在圣彼德教堂举行的第一次葬礼。几个特派的老红衣主教，他们的眼睛早已看不见东西了，用他们那颤抖的手指在核查教皇的棺材是否钉好。在火把同月光的照耀下，棺材被滑轮提起，悬在暗处，然后放在庇护七世的石棺里。
有人刚给我送来了教皇的小猫①，那是只灰色猫，同它从前的主人一样温柔。
①作者甚爱猫，他把此猫带回了法国，养在玛丽——泰雷兹诊所里。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
致波塔利斯伯爵的电报
伯爵先生：
我有幸在第一封同电报一起寄到里昂的信和十五号快件中告诉您，我为寄出本月十日的两封信所遭遇到的困难。这些人还处在盖尔弗和古贝林的时代，似乎教皇早死或晚死一个小时便可以使一支皇家军队进驻意大利似的。
圣父的葬礼将在二十二号(星期日)结束，教皇选举将于二十三日晚上开始。在参加了当天(星期一)早上的圣灵弥撒后，人们将把基利纳尔宫的单人小室摆上家具。
伯爵先生，我不准备同您谈奥地利宫廷的看法，那不勒斯·马德里和都灵内阁的愿望。拉瓦尔公爵先生在他一八二三年写给我的信中，描绘了一些红衣主教的个性特征，其中有一部分正是现在的主教。我们将会看到五号(及附件)、三十四号、五十五号、七十号和八十二号文件。部里卷宗中也有从别的渠道收集了几份笔记。这些东西通常都是凭空想象的，可以看看，但不足为信。三样东西——女人的阴谋、大使的诡计和宫廷的权力不再造就教皇，他们也不再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和家庭特殊利益出发，这些个人和家庭想从教皇选举中寻找权位和金钱。
今天，教廷将有许多事要做：异端宗教派别的会议，欧洲社会的巩固加强等等。一个走进世纪精神并成为开明的一代的领路人的教皇，能够使罗马教廷年轻化。但这些观点是红衣主教团里那些老顽固怎么也不能接受的。已步入风烛残年的主教们形成了一个就要同他们一道消亡的选举优势。坐在罗马的双重废墟上，教皇们的样子像是受过死亡的力量打击。
那时，这些主教在否决塞维罗里主教后，选德拉·让加(莱昂十二世)担任教皇。他们认为他活不了多久，但他居然活得好好的。他们对这一错误估计深恶痛绝。莱昂十二世在修士中选拔、启用了一些有才能的人，这是这些主教埋怨他的另一件事情。在另一方面，已故的教皇在提拔修士们时，想要使修道院有一些规范，因此，大家并不感谢他做的好事。那些被人们抓起来的流浪修士，被逼着站在大街上喝酒以免他们在酒馆里动刀子。征税方面并不见得好转；教皇某些家人滥用权力；甚至教皇去世期间使得剧院、罗马商人丧失了大量的利润，这些抵消了人们对这位值得最为痛惜的君主的怀念。在西维塔——维克厦，人们曾企图烧毁两个曾接受过教皇恩惠的人的房子。
在众多的竞争者中，有四个人最为引人注目：布道首领卡佩拉里主教，帕卡主教，德·格里戈欧主教以及吉斯蒂尼亚尼主教。
卡佩拉里主教①是个博学、能干的人，但据说他大年轻了，当过修道士，对外事工作不了解，会被主教们否决。他是奥地利人，其宗教观点格外固执，狂热。但是，就是这个卡佩拉里，莱昂十二世在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对可以接受教士要求的国王的法令什么也没看出来；也是他，签订了罗马教廷与荷兰的和解协议，而这个协议主张授职给西班牙共和国的教士。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有着明智、随和、公道的心灵。我是从贝内蒂主教那里得知这些细节的。我于十三日(星期五)曾与他交谈过，这我在十五号的快件中已告诉过您了。
①卡佩拉里(Capellari)主教于一八三一年继庇护八世担任教皇，号格雷古瓦。
对外交团体，尤其是对法国大使来说，重要的是，罗马国务秘书是个平易近人且精通欧洲事务的人。从各方面来看，贝内蒂红衣主教是个对我们合适的部长。他由于强硬派和修会成员之间的事为我们受到过牵连，我们应该祝愿地被未来的教皇再次起用。我曾问过他，同上述四人中哪一位在一起，他最有机会重掌权力，他回答说是卡佩拉里。
帕卡主教和穗·格里戈里欧主教在上述信件的五号附件中已有过详实描述。但帕卡年迈体弱，并且像拉·索马里亚主教一样，已开始完全丧失记忆了。德·格里戈里欧将是个合适的教皇，尽管他属于强硬派之列却仍不乏温和，他赶走了耶稣会的人，这些人在这里和在法国一样，有同样多的对手和敌人。他是地道的那不勒斯人，他又一次被那不勒斯和阿尔巴尼主教否决了。阿尔巴尼主教是奥地利驻教皇选举会议高级事务的执行者。德·格里戈里欧主教是波伦亚的教皇特使，已有八十多岁高龄，且有病在身，有可能不会来罗马。
最后，吉斯蒂尼亚尼主教是罗马贵族的主教，奥德卡尔基主教是他的侄儿，他确实会获得相当多的选票。但另一方面，他很穷，他的亲戚也很穷，罗马担心贫困需要救助。
伯爵先生，您清楚吉斯蒂尼亚在西班牙任教廷大使时所干的那些坏事，而由于他在释放费迪南国王时给我带来的尴尬，我比别人更了解这些。在他现在所统管的利穆拉修遭院，他也并不表现得更为温和一点。他恢复了反对辱骂宗教者的圣路易法规，他不应是这个时代的教皇。此外，他是个博学的人，古希腊语和希伯莱语学者，数学家更适合从事办公室工作，而不是做交涉事务。我认为奥地利不会选他。
总之，人们的猜测通常是靠不住的。一个人当权之后，往往会变。强硬派德拉·让加主教就是温和的教皇莱昂十二世。也许在四个竞争者之外，会突然产生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教皇，如卡斯蒂格里奥尼①主教，邦弗尼蒂主教，加勒菲主教，阿雷佐主教，冈贝里尼主教，甚至最年老也最受人尊敬的红衣主教团首领索马里亚老主教，尽管他已患老年幼稚化病，但说不定正因为如此他会得以进入此列。他甚至有几分希望，因为他是奥斯蒂的主教和亲王。他如果即位，将会引起一场万人空巷的大运动。
①卡斯蒂里奥尼(Castiglioni)，他是后来的主教当选者当时是弗拉斯卡蒂的主教。
大家猜度选举将会持续很久或很短暂的时间，不会有庇护七世死后的那种制度之争，教皇选举人的随员和反随员都不复存在了。这就使得选举更为容易了。但在另一方面，在获得一定票数的竞选人之间，会有一些个人之间的斗争。由于只需要三分之一的票数就可以当选，由于拉选票(但不应混同于排他)，候选人之间的摇摆不定将会持续并延长一段时间。
法国想不想行使它与奥地利、西班牙共享的否决权呢?奥地利在以前的教皇选举中通过阿尔巴尼主教的介入曾行使过这一权力反对塞维罗里。如果法国国王想行使这一权力，那么他将反对谁呢?是不是费斯兹主教(如果偶尔想到了他的话)?还是反对古斯蒂尼亚尼?他该遭受否决带来的打击吗?妨碍选举自由的人是不是总有点令人厌恶?
国王的政府打算把否决权交付给哪个主教行使呢?是不是让法国大使显得了解他的政府的秘密并显得准备在教皇选举使查理十世不快时对这次选举予以打击呢?总之，政府有没有偏爱的选择?它会支持这一位或那一位主教吗?当然，如果同一种族中的主教，也就是说，西班牙、那不勒斯，甚至皮埃蒙特想把他们得的票与法主教得的票合并在一起，如果我们可以组成一个王权政党，我们将会在教皇选举中取胜。但这一联合是个幻想，我们在各派红衣主教中，敌人远比朋友要多。
有人肯定匈牙利首席主教和米兰大主教会来参加选举。奥地利驻罗马大使吕佐韦伯爵对未来教皇应有的平易近人的性格大说好话，还是让我们等待维也纳的指令吧。
此外，我相信所有的大使在教皇选举时都将无所事事，我们在罗马毫无用处。而且我也看不出有任何利害关系加速或推迟选举进程(这是不在任何权力范围之内的事)。在意大利的外国主教参不参加选举，这或多或少应适应各国宫廷的尊严。但这对选举结果来说，其利害关系是微乎其微了。如果我们手头上有几百万来分发的话，还可能造就出一个教皇来。我只发现有这么一个办法，但这不是法国的习惯。
一八二三年九月十三日我给拉瓦尔公爵先生的秘密指令中，我对他说，我们要求将来荣登教皇宝座的应是一个以仁慈和美德闻名的高级修士，我们只希望他足够博学、机智、随和，能正确判断各国政治形势，而不会以无益的苛求将其置入对宗教和王权同样不利的无法摆脱的困境中。我们想要一个意大利强硬派中温和的成员，能够得到各政党的认可。从我们的利益考虑，我对他的要求是：不会利用我们教士中可能形成的分化来扰乱我们的教会事务。
我在一八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写的另一封秘密信中对新教皇德拉·让加生病时的情况对拉瓦尔公爵说过：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位教皇，他凭其随和、平易的态度，独立于其他权力之外，他的原则明智而温和，而且他能成为法国的朋友。
伯爵先生，今天，我作为大使，该不该继续执行，我作部长时作出这些指令呢?
这封信的内容包罗万象。我只能简单地告诉国王选举的进程和可能出现的事件，不再牵涉到计票和投票的变化。耶稣会的人支持的主教有：吉斯蒂尼亚尼、臭德卡尔基、佩迪西尼和贝塔佐里。
耶稣会的人基于各种原因和各种情况，他们反对的主要主教有：聚尔拉、德·格雷戈里欧、贝内蒂、加佩拉里和米卡拉。
有人认为，在五十八位主教中，会有四十八位或四十九位参加选举。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三票或三十四票将决定选举结果。
西班牙部长拉布哈多先生，一个孤独而感情含蓄的人，在其严肃的外表下，我隐约觉得他受其身份的束缚甚深，其宫廷的指令什么也没预见到。他是这样写信给查理陛下驻吕加的代办的。
很荣幸为您服务。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
又及：
有人说，邦弗尼蒂主教已有把握得十二票。如果他能成功的话，这一选择将是很不错的。他了解欧洲，在各种事务中，他表现出了杰出的能力和温和的态度。
教皇选举会
教皇选举就要开始了，我想粗略地描绘一下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教皇选举法。教皇从何而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他们是怎样选举出来的?
在自由、平等和共和将近奥古斯特时期彻底灭亡的时候，护民官总部在贝特莱昂诞生了。自由、平等和共和的全球伟大代表——基督，把十字架插在两个世界边界上，以后在他被钉在十字架而死之后，作为人类痛苦的象征、受害者和救世主，基督便将其权力移交给了他的第一使徒。从亚当到耶稣基督，是奴隶、奴隶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平等。而从耶稣基督到我的今天，是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社会，是没有奴隶或者至少是没有奴隶制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历史，开始于十字架。
罗马主教彼德创立了教皇这一职位，独裁护民官也陆续由人民选出，大多数时候是在人民最卑贱的阶层中选出。教皇对民主、对纳扎雷特耶①稣创立的兄弟般新社会拥有暂时性权力。耶稣是制造犁铧和桎梏的工人，是视生母亲所生，是上帝和上帝之子，正如他的事迹所证实的一样。
①纳扎雷特(Nazareth)，耶稣诞生地。
教皇有责任报复和维护人权，作为人类公论的首脑，即使再柔弱，他们也有力量用一句话和一个想法将国王赶下宝座；他们只有一个头戴修士方巾、手持十字架的平民百姓作卫兵。教皇走在文明的前列，向社会的目标迈进。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服从于一个他们只闻其名的教士，就因为他是基本真理的化身。在欧洲，他代表着几乎已毁坏殆尽的政治独立；在哥特世界，他是民众自由的捍卫者。正如在现代社会，他成了科学、文学和艺术的重建者。人们穿着当乞丐的兄弟的衣服，参加了他的军队。
帝国和圣职之争是中世纪两种社会原则之争，权力和自由的斗争。教皇支持教皇派人，声明支持人民的政府；国王们则属于皇帝派人，推行贵族统治。这正好是希腊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当教皇站到国王一边，当他们也成了皇帝派的人时，他们便失去了其权力，因为他们脱离了自然的原则。相反，当政治自由直接回到人民手中时，教士的权力也就小了，因为人们用不着再由教土充当代言人了。
中世纪时，空着的宝座交给了第一个占领者；国王跪着哀求教皇的原谅。王国遭禁，一句有魔力的话便使国家完全被剥夺了宗教。被驱逐出教的君主们不但被有才能的人遗弃，而且众叛亲离；王子们就像麻风病人一样遭人回避，与普通人隔离，等待着他们那永久性家族的消失。他们吃过的食物，他们碰过的物品，就像弄脏了的东西一样，要扔到火里烧掉。这一切只是委派给宗教并由宗教行使民众主权的影响。
根据世界上最古老的选举法，教皇的权力从圣彼德转交至今天担任教皇职位的教士，从这个教士一个个往上数，可一直看到能接触基督的圣人。在教皇链上的第一个环上是上帝。主教由信徒大会选出。从泰尔蒂利昂①时代开始，罗马主教被称为主教中的主教。教士是人民的一部分，帮助选举。由于热情四溢它们破坏了最美好的制度和最具美德的性格，随着教皇的权力渐渐扩大，并企图进一步扩大。人类的竞争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异教徒的罗马，类似的混乱在选举护民官时也曾出现过：两个格拉舒人，一个被扔进了台伯河，另一个被一名奴隶在祭复仇女神的林子里刺死。三三六年达马斯教皇的任命更是引起了流血斗殴，有一百三十七人丧生于西西尼的大教堂，即今天的圣母大教堂。
①泰尔蒂利昂(Tevtullien，一五○—二二二)，拉丁作家。
我们看到圣格雷格瓦被教会、元老会和罗马人选为教皇的情形。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走近教皇宝座。莱昂四世在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晋升为教皇以反对撒拉逊人保卫罗马，他的圣职受任礼一直拖到他能充分证明自己有勇气时才进行。同样的事也在其他修士身上发生过。森普利修斯升至波尔日主教时，他还是个在俗徒。直到今天(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也许会选一个在俗教徒来当教皇，即使他已结婚。他的妻子也可以人教，和教皇一起接受各种宗教教义。
希腊和拉丁的君主们想抑制教皇选举的自由，有时甚至夺去这一自由。他们经常要求这一选举至少要得到他们的认可。后来路易——勒——德波奈尔的一纸勒令恢复了教皇选举最初的自由，这种自由根据当时的一项条约，经过教会和民众的一致同意后得以实现。
民众所要求或国王所授意的选举，它产生的危机迫使法律作出了某些改变。于是罗马有了被称为主教的神甫和六品修士。他们的名字来自是他们充当号角或服务于祭坛的某一角，主教一词派生于拉丁语中的中心人物。教皇尼古拉二世在一○五九年《罗马训谕》规定，只有主教才可以选举教皇，教士和民众只能接受选举的结果。一百二十年后，《拉特朗训谕》剥夺了教士和民众的认可权，使得有效选举要在主教大会上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
但是，这个训谕并未规定选举期限和形式，所以在选民中产生了很大的混乱，而且在修改法令时也找不出任何办法可以制止这种混乱。一二五八年，在克雷芒四世死后，聚集在维泰尔贝的主教们无法统一意见，教皇职位，空缺两年。最高行政长官和城里的民众只得将主教们关在宫内，甚至有人说是腾空这个宫殿以强迫他们最终作出选择。格雷古瓦十世最终得以当选。为了防止未来滥用权力，制定了教皇选举会议；这样他拥有了权力或者一部分权力；他调整了一些选举的内部措施，与现时相差无几：单间彼此隔开，公共的大间用来投票，窗户全从外面堵死，只留一扇拆去石膏封泥，以向内公布选举程序。一二七○年在里昂公布的教谕确认并改善了这些措施。这些规定的一个条款被废除了，这条文里规定：如果在选举期限超过三天以后，教皇还未选出，在此后的五天中主教们每餐只有一道菜；再往后就只有面包，葡萄酒和水，直至选出新教皇。
现在，选举期限不再受限，主教们也不再像孩子一样受节食的惩罚了。他们的饭食放在架子上的篮子里，从外面进来时，还有仆人伺候。在隐居主教饰以纹章的华丽马车旁，一名武士紧跟着马，披着甲，身上还挂着剑。车队进入选举区时，杀鸡剁肉，桔子摆满街道，瓶塞也已打开，生怕某个教皇不露脸。古时的习俗，有的稚气，有的滑稽，都有不完善的地方。酒席搞得很奢华吗?饿得慌的穷人看到餐车经过，会作出比较，议论纷纷；酒席搞得一般吗?那会产生另一个自然的缺陷：穷人会对此嘲笑不已，瞧不起罗马大红袍。最好是不要这些俗套子，这在现代风尚中已不复存在了。天主教正本清源了，塞勒和阿拉普的时代又回来了。当今基督应独立主持这些盛宴。
教皇选举中的阴谋士很著名的，有的甚至引起命案。我们在西方教会分立中看到，教皇与反教皇的人从罗马废墟的高墙上相互咒骂，互相开除出教。皮埃尔·德·吕纳一三○四年在阿维尼翁进行教皇选举重新搞教会分立后，这种现象似乎显得要消失了。亚历山大六世一四九二年用阴谋收买了二十二个主教的选票，这有损他的教皇名声。在他死后留下了吕克雷斯的回忆录。西克斯特五世在选举中只在需要有人支持时才搞阴谋，他当上教皇后，便不再需要支持了。我在罗马一个别墅中看到过他姐姐的画像，一幅贫苦女人的画像，这爱闹事的教皇，怀着平民的自负，很高兴叫人给他画的。他对他姐姐说过：“我们房子里首要的武器就是这些破布碎片。”
这还是某些君主向教廷发号施令的时代。菲力普二世把一些写有“陛下不希望某某当教皇，他希望某某取胜。”的纸片弄到选举场所。此后，选举中的诡计就只是一些没有闹出什么名堂的骚乱。不过，林佩隆和多萨却获得了亨利四世和教廷的和解，这倒是一件大事。杜佩隆大使馆明显逊于多萨的信件。在他们之前，杜贝莱预见到了亨利八世时的教会分立。在与教会分立之前，他从这位暴君那里获悉他将被送往教廷那里接受审判。在亨利八世的死刑判决发布时，他到了罗马。他争取到了一段时间派了一个信得过的人去了英国，只是因为路况不佳耽搁了回信。查理五世的拥护者们执行了死刑，亨利八世的传令者两天后才到达。一封信的延误推迟了欧洲政治形势的改变。英国信了新教。世界的命运并不见得就取决于比这更大的原因，在巴比伦，一只倒空了的杯子就使亚历山大从此销声匿迹。
雷斯主教在奥兰比亚①时代来到达罗马，她在伊诺桑十世死后的教皇选举中参加了飞骑兵(人们对十位独立的主教的称谓)。他们抬举只会作画的萨谢蒂②，目的是要选上亚历山大七世。“沉默生智”③，作为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并没有多大作为。
①奥兰比亚·邦费里(OlimpiaPanfili，一五九四—一六五六)，她漂亮而野心勃勃，在其堂兄伊诺桑十世当教皇时，曾起了一定的政治作用。
②萨谢蒂(Sachetti)意大利作家(—三三○—一四○○)，有个美丽的脑袋，而不是智慧的脑袋。
③“沉默生智”(saviocolsilenzio)是说他什么也不说，而显得聪明，“飞骑兵”表面上支持萨谢蒂，目的是要选上亚历山大七世。
德·布罗斯主席讲述了他亲眼目睹了德，克雷芒十二世之死，看到了贝努瓦十四世当选，就像我看到莱昂十二世死在他那清贫的床上一样。摄政枢机主教敲了德·克雷芒十二世的前额二三下，根据惯例，他拿一个小锤，一边叫着“洛朗佐·科尔西尼”。“他根本就不回答我。”德·布罗斯补充说，“就这样，让您的女儿变成了哑巴①。”在那个时候，对待最严重的事情，人们往往拍拍死去的教皇的头，就像敲打智慧之门一样，一边喊着静静死去的人的名字，也许能启发证人玩笑之外的某些东西，这是从莫里哀那里学来的。如果克雷芒十二世从冥在深处问道：“你想拿我怎办?”第戎的轻率大法官该怎么说呢?
①英里哀《屈打成医生》中的台词。
德·布罗斯主席给他的朋友库图瓦寄了一张参加选举的主教名单，并在每个人的名字上写了一句表示“敬意”的话：
加达尼：虔诚，伪善，没有思想，没有爱好，可怜的修士；
阿卡维尼·达阿贡：外表高贵，体态微胖，思想像外表一样；
奥托博尼：没有道德，不讲信用，生活放荡，破产，其余爱好：艺术；
阿尔贝罗尼：火暴性子，焦虑，好动，受人鄙视，没有道德，不体面，没有思考力与判断力。据他说：红衣主教就是一个穿红衣服的人。
名单上其余的人，评价一样难听，他们的整个思想在这里都是厚颜无耻的。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德·布罗斯去圣庞克拉斯和英国人吃晚饭，大家模拟教皇选举，阿塞韦德爵士取下假发代表主教长老，他们唱着《请众同祷》②曲，阿尔贝罗尼主教在一片欢呼声中通过投票当选。波旁王朝陆军统帅的新教徒士兵在圣彼德教堂任命马丁·路德为教皇。现在，既是罗马的祸患又是它的保护神的英国人对允许人们在百姓门外布道的这一宗教信仰曾表示了尊重。政府和习俗将不再容忍这一丑闻。
②神甫祈祷时的用语。
在选举中，如果某位主教被捕入狱，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自己和仆人在黑暗中一齐动手去挖新砌的墙，直到挖出—个小洞，夜间把绳子从那里穿出去，通过这个办法向里里外外传递消息。此外，观点可靠的德·雷斯主教讲述了他曾参加的教皇选举中的一些痛苦经历后，讲了几句很好的话：
“我们在那里(选举的地方)总是生活在一起，有着在国王内阁里一样的尊严和文明，有着亨利三世宫廷里一样的礼仪，有着圣职社社团里一样的亲切，有着初修院里一样的谦虚和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说果及其团结的兄弟般的慈善。”
当我对这个长长的故事作完概述时，故事开始时的庄严和结尾时的近乎滑稽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以上帝之子的庄重伟大揭开序幕，但这伟大随着宗教偏离了它的初衷而不断缩小了，最后以亚当之子的渺小而告终。教皇逝世后，我们几乎再也感觉不到十字架最初的崇高了。教皇没有家，没有朋友，他的遗体放在床上，暗示着人类在福音社会里绝对是微不足道的。作为暂时的君主，会对死去的教皇致敬；作为人，他的尸体则被扔到教堂门口。那是罪人以苦行赎罪的地方。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我不知道国王愿不愿派一个特使到罗马来。国王委派我驻任罗马教廷是否合适，如果第二种情况下，我将荣聿地请您注意到，我拨给德·拉瓦尔公爵先生的特别服务费。在一八二三年，这笔费用高达我还记得，四万至五万法郎。奥地利大使，达波尼伯爵先生，先是收到宫廷寄来的三万六千法郎第一笔费用，然后每月添补七千二百法郎作为选举期间的日常开支。还有一万法郎的礼品费和使馆花销费用。伯爵先生，我并非有意与奥地利大使比阔(像德·拉瓦尔公爵那样)，我既没有租车，又没有租马，也没有令罗马下等人称赞的仆役制服。法国国王是个大贵人，他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他的各位大使的排场，如果他愿意的话。借贷的慷慨，这是灾难。所以，我将坐着我那辆普通的马车，带着我的随从，简朴地去选举场所。剩下的问题是，国王有没有想过，在选举期间，我必须做一些交际应酬，而这些是我日常的薪水无力支付的。我不要求什么，仅仅把问题提出来，听候您和王室的裁决。
很荣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