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布朗先生那部优秀的《十年的历史》的第一卷在我搁笔后就出版了，它证实了我的记述。他写道：
一个中等身材、精力充沛的男子，身着将军服，身后跟着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穿过了圣婴市场。这就是德·埃瓦里斯特·迪穆兰先生，《立宪党人》的编辑，他从一个卖旧衣服的商人那里买到了那身制服，他戴的肩章是演员佩尔莱从喜剧院商店买来送给他的。“这位将军是谁?”从各方面来的人都在问。围着他的人回答说：“是迪布尔将军。”人民群众高呼道：“迪布将军万岁!”在他面前，这个名字还从来没有这样在空中回荡过。①
①我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九日收到迪布尔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自从上次我们在卢浮宫岸边相遇后，我多么想再见到您啊!我多少次想把撕碎我灵魂的忧伤向您倾吐啊!生活在这么个时代，——个人热烈地爱着他的国家、他的荣誉、他的幸福、他的光荣，可他是多么不幸福!……
在一八三○年，人家干的事，我没附和他们，难道我错了吗?他们为法国安排那可憎的未来．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解释说，单是它的弊端就能怎么怎么造成政治上的也是欺诈性的人事安排，然而没有人能理解我。
同一年(一八四一年)的七月五日，迪布尔先生又给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寄来了一个记事手稿，他曾在一八二八年寄给了德·马蒂尼亚克先生和那些他鼓励他们让我进议会的先生。我并没有朝迪布尔先生指的这个方向向前发展，这不太符合现实。(巴黎，一八四一年记事。)
另一个场面，在几步之外等着我：在卢浮宫的柱廊前面挖了一个墓穴，一个神父身着一件宽袖白色法衣，佩着襟带，在墓穴旁边念着祷词；人们把几具尸体放了进去。我赶紧脱帽致敬，在胸前划了个十字。静静的人群带着敬意注视着这葬礼。如果宗教界的人士不到场，这种仪式也就不算什么了。那么多的回忆和思考一下子涌进我的脑子里，我木然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我感到有人推我，原来响起了一片口号声：“捍卫新闻自由的人万岁!”我的头发让我被人认了出来，马上一些年轻人抓住我，对我说道：“您去哪里?我们带您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向他们表示感谢。我挣扎着，请他们放我走。贵族议院开会的时间还没有到；那群年轻人不停地喊道：“您去哪儿?您去哪儿?”我胡乱地回答道：“去皇宫!”马上我又听到“宪章万岁!”“新闻自由万岁!”“夏多布里昂万岁!”的呼声。在方丹家的院子里，书商巴尔巴先生从他房中出来，拥抱我。
我们到了皇宫，我被挤到了木长廊底下的一家咖啡屋里。我热得要死。我合着手反复要求不要那样赞誉我，可不管用。所有那些年轻人就是不放开我。人群里有个男子，卷着袖子，一双手黑黑的，一张阴沉沉的脸，眼睛火辣辣的；他这模样儿，一开始起事，我就注意上了他。他不停地想往我这边靠，可年轻人们总不让他挨近我。我既不知道他姓什名谁，也不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
最后，我不得不亮出我要去贵族议会。于是我们离开了咖啡屋，欢呼声再次响起。在卢浮宫的庭院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呼叫声：人们嚷道：“冲进杜伊勒利宫去!冲进杜伊勒利宫去!”另一些人则叫道：“首席执政①万岁!”他们似乎希望我成为拥护共和的波拿巴的继承人。陪同我的亚森特先生，得接受人家的握手和拥抱。我们过了艺术大桥，上了塞纳大街。有人在我们所经过的路上奔跑，有人扑到窗边招手；这么多的赞誉我都受不了啦，因为他们还搀着我的手。从我身后推着我走的那群年轻人中的一个突然把头伸向我的双腿之间，把我背在他的肩上。于是又发出了一阵欢呼，他们对马路上、窗户旁的观众喊道：“脱帽致敬!万岁，宪章!”我呢，我也大呼道：“对，先生们，宪章万岁!国王万万岁!”他们没有附和这声呼喊，但也没有生气。就这样，这一着是失慎了!不过一切还可以挽救回来，但不应在人民群众中宣扬：在革命中，一个来自普通人的名字胜过一支军队的思想。
①指拿破仑。
我请求我的年轻的朋友们把我放了下来。在塞纳大街，当着我那位书商的面，勒诺尔芒先生，一个做软垫家具的工人为了我的健康，要送一张沙发给我，我谢绝了。在一片欢呼声中，我回到了卢森堡宫的主院里。我的这些热情的朋友，在又高呼了一遍“宪章万岁!”“夏多布里昂万岁!”之后，离开了我。我被这些崇高的青年人的激情深深感动了：我在他们之间喊了一声“国王万岁!”然而，我却像单独一人呆在家里一样安全。他们了解我的主张，他们亲自送我到贵族议院，他们知道我要在那里发言，知道我忠于国王；然而，那天已是七月三十日了，我们刚刚经过的那座墓穴，里面埋掩着被查理十世的士兵枪杀的公民!
贵族会议
被我关在门外的嘈杂声与卢森堡宫前厅的死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死寂在德·塞蒙维尔先生客厅前阴暗的走廊里显得有增无减。我的出席使得聚集在那里的三十来个贵族很感不安；我尽力不流露出担心和内心沮丧的情绪，而这，正是他们自己所表露的。我正是在那里得以见到了德·莫特马尔先生。我对他说，根据国王的意愿，我已准备好同他打交道。他回答我的话同我已讲过的那样：在回来的时候，他的脚后跟擦伤了；他回到了议院的同事之间。他把那几项命令告诉了我们，在这之前他曾让德·絮西先生向众议员们作了同样的传达。德·布罗格利先生说他已跑遍了整个巴黎；说我们已处在一座火山之上；说资本家们再也控制不住工人了；说只要把查理十世的名字一说出口，人们就要割断我们的喉咙；还说，人们要摧毁卢森堡宫，就像过去摧毁巴士底狱一样。“是这样，是这样。”那些谨慎小心的人一面摇着头，一面小声说道。德·卡拉芒先生，被封为公爵了：他过去曾是德·梅泰民先生家的仆人，他极力认为人们不会服从那些命令的。“那为什么，先生?”我问他道。这个冷冰冰的问题使他的激情从沸点降到了冰点。
五个众议员委员会代表到了。塞巴斯蒂亚将军用他的惯用语开了腔：“先生们，这是件大事。”接着，他高度赞扬了德·莫特马尔公爵先生的稳重态度。他谈到了巴黎的危险；说了几句赞扬奥尔良公爵的话之后，他作结论说不可能去执行那些命令。我与于德·德·纳维尔先生，只有我们两人与他的意见不同。我发言说：
先生们．布罗格利公爵对我们说道，他在大街上散步时，看到到处布满了充满敌意的设施。可我也刚刚跑遍了巴黎，几千个年轻人把我送到了这个宫殿的院子里；你们可能听到了他们的叫喊声：这些曾招呼过一个你们的同事的人，难道他们想喝你们的血不成?他们高呼：“宪章万岁!”我回答他们：“国王万岁!”他们一点也没有生气，并把我平平安安地送到了你们中间。这些难道是公众舆论那么可怕的凶兆吗?我呀，我坚持认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我们能接受这些命令。问题不在于考虑有无危险，而应遵守对当今国王许下的诺言；对此我们曾以我们的爵位，有的还以自己的财产作过担保。皇上取消拨款命令，改组内阁，做了他应该做的事，现在轮到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了。什么?在我们一生之中，只有在现在才被卷入了战场，我们能不接受这场战斗吗?我们为了法兰西，做出光荣而忠诚的榜样吧!不要让它陷入无政府的联合之中，那样，它的和平、它的实际利益、它的自由都将失去：只要我们面对现实，危险就会消失。
他们急于散会，对我的讲话不予理会。在这个笼罩着恐怖的会议上，大家对背誓一词显得格外不耐烦：每个人都想保住他那芝麻绿豆大的一点点利益，似乎到了明天，鹊巢鸠占，什么也捞不到了。因此，那些守财奴们，你休想叫他拿出一分钱来。
共和党人——奥尔良党人——梯也尔先生被送往纳耶——贵族会议在掌玺大臣家里召开：那封信到我家已太迟了
三个政党开始登场并彼此攻击：希望长房登上君主专制政体宝座的众议员们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力量；他们嘲弄那些一切想维持现状的人。但从精神上讲，他们又是最脆弱的：他们迟疑不决，不敢表态，他们对宫廷含糊其词，很明显，与其说他们将被共和党人所吞噬，还不如说他们会倒在篡权者的手中。
共和党人在张贴的文告上说：“法国是个自由的国度。在等待新的选举表明法国何去何从的这段时间里，只有临时政府有权支配它，而不是王室。执行权将属于临时总统。全体公民有直接或间接选举议员的自由。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这个文告把所有公正的事务都概括在共和思想里面了：对不再实行王权的意见的让步是好是坏，将由众议员新的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由国会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合法性。
在七月三十日同一天，共和党人的另一张文告上，用粗体字写着：“波旁王朝不存在了，这里只有一个庄严、安宁、繁荣的国家和自由。”
最后，是一篇致组成临时政府的市政委员会各成员先生的一封信，它要求：“政府本身的形式在没能确定之前，不要发布任何指定其首脑的声明；临时政府一直保留到法国大部分公民的意愿得到认可为止；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做法均属不合时宜、应受到谴责的。”
这封信是由巴黎各区公民中的大部分人指定的一个委员会成员拟定的，在上面签字的有：主席谢瓦利埃先生及特雷拉先生、泰斯特先生、勒佩勒蒂埃先生、吉纳尔先生、安格莱先生、科舒瓦一勒梅尔①先生等。
①这些人都是共和党人。
在那次公民大会上，人们一致建议把共和国总统之职授予德·拉斐特先生，他们依据的是一八一五年众议院在解体前宣布的原则。很多印刷工人抵制印刷这些文告，说是德·布罗格利公爵先生已给他们下令禁止印这些东西。共和党可以把查理十世的王冠扔到地上，但它却害怕布罗格利先生，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禁令。
我已对你们说过，在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的那个晚上，拉菲特先生同梯也尔先生、米涅先生为把公众的目光吸引到德·奥尔良公爵先生身上来，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三十日，那次秘密会谈的宣言、请愿书及结果都出来了，那就是：“避免共和制”。随后传来了热马佩与瓦尔米战争胜利的消息，于是大家断定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不是属于加佩王朝派，而是属于瓦洛王朝派。
然而，梯也尔先生受拉菲特先生的派遣，同舍费尔②先生骑马去了纳耶，王子却不在那里。奥尔良小姐③与梯也尔先生之间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最后梯也尔先生为了让奥尔良先生赞同革命，答应给他写信。梯也尔先生于是亲笔写了封短信给王子，而阿代拉伊德夫人则答应全家提前迁往巴黎。奥尔良主义已有所进步，就在这天晚上，众议员们决定授与奥尔良公爵先生少将头衔。
②舍费尔(Seheffer，一七八五—一八五八)，法兰西学院画家，奥尔良家族密友之一，他的一个侄女嫁给了欧内斯特·勒朗。
③阿代拉伊德(Adelaide)夫人，路易·菲力普的姐姐。
德·絮西先生，带着圣克卢的命令，在市政府大楼受到的欢迎远不及在众议院所受到的欢迎。他拿着德·拉菲特的一张收据，去找德·莫特马尔先生；德·莫特马尔先生大叫道：“您不仅救了我的命，还挽救了我的名誉。”
市政委员会发表了一声明，声明中说，他(查理十世)的罪恶的政权已经结束，人民将拥有一个本应属于他们(人民)的政府：这句模糊的话，人们怎么想就可以怎么解释。拉菲特先生和佩里埃先生对这一举动没有签署任何意见。德·拉斐特先生稍后不久，因害怕奥尔良主义的王权思想，派了奥迪隆·巴罗先生去众议院申明：人民，七月革命的发起者，没打算以简单的人事更换来结束它，流的血一定能换取某些自由。问题是，为了邀请奥尔良公爵返回首都居住，众议院得发表一项申明：但通过几次与市政委员会的交涉后，起草申明的计划被迫取消了。人们对派遣十二个代表去纳耶别墅主人那里授与少将头衔一事没少操心，因为没能在一项文告中提及此事。
晚上，掌玺大臣在自己家里召集贵族开会，他给我的信要么是由于疏忽，要么是由于政治原因，到得很晚，我只好急急忙忙跑去参加会议。有人给我打开了嘹望台小路上的栅栏门，我穿过卢森堡公园，当我赶到他的别墅时，那里却空无一人。我就着月亮，重新踏上了公园的路。我无心去看出现在我面前的大海和群山，山顶上的森林静静地朝我身后遁去，但我却听到月亮仿佛在向我重复伊壁鸠鲁①的箴言：“藏起你的生命!”
①伊壁鸠鲁(Epicure，公元前三四—一二七○)：希腊哲学家。
圣克卢——王太子和德·拉居兹元帅之间的争吵
二十九日晚上，部队退回圣克卢。夏约和帕西的资产者对他们进行了攻击，杀害了一个步兵上尉、两个军官和打伤了十几个士兵。卫兵上尉莫塔①被一个他主动照料的一个孩子的子弹打中了。这个上尉在敕令发布时曾辞去他的职务，但在二十七日当他看到人们交战时，他又回到了部队，要与他的战士共患难。在法国的光荣史册中，没有哪一场战斗比这场交战更辉煌了，这场交战的双方，一方是为了自由，另一方是为了荣誉。
①这里实际上指的是德·阿尔芒—菲力普·勒英特(Anmnad-PhilippeLernotheux，一七九五—一八三○)，他是保安警察队第一团团长，在敕令发布时曾辞职，革命爆发时，为了“与他的同志们共患难”，他重新归队。七月二十九日，他被一个“他曾主动照料过的年轻人”杀害。这个年轻人叫维尼，在重要的国防地役，他也杀了他的队长勒诺。但在这里，夏多布里昂用“孩子”代替了那个“年轻人”。
那些孩子，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在这三天之中，他们扮演了一个伤心的角色：他们躲在薄弱的工事里，在有效射程里对准军官们射击，而军官们认为去打那些娃娃有损他们的荣誉。现代化的武器可把那些手持短矛长枪的人置于死地。丑陋的猴子又孱弱又放纵，变成人以后，就会变得残忍、凶狠。三天中，这些小英雄开展了暗杀行动，却还认为自己无罪。我们得注意，那是一场为得到美名而激发起来的杀人竞赛。斯帕特的孩子们开始驱赶公仆了!
王太子在地处森林中的布洛涅村的村口接见完士兵，回到了圣克卢。
圣克卢由四个警卫连担任守卫。圣西尔军校学生组成的部队赶来了：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不同，他们拥护王室的事业，两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后，那些残兵败将精疲力竭地回来，看到在国王餐桌上就餐的那些有爵位、穿金戴银的有钱仆人非常惊讶。他们一点也不去想切断发报机的线路了，握着三色旗大摇大摆地在大道上、旅行道上，坐在邮车上、公共马车上来来往往。在他们经过的村庄里，总要闹得那里鸡犬不宁。用金钱和女人招募士兵的办法出台了。巴黎公社的宣言在到处传播。国王和宫廷仍不愿意承认他们已陷入绝境；为了显示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叛乱举动满不在乎和根本没有发生革命，他们听任事态发展：因为上帝明察一切。
七月三十日，夜幕降临，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众议员委员会的成员前往纳耶，一名副官被派来向部队宣布，命令已被撤销。士兵们高呼：“国王万岁!”露营地的部队又快乐起来了。但是，由拉居兹公爵派来的这个副官的通告事先没有征求王太子的意见，他是个贪叨权位、利欲熏心的人，他回去时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国王对元帅说道：“王太子不满意，您去同他解释解释吧。”
元帅在王太子家里没找到他，就和王太子的副官德·吉什公爵和德·旺塔杜尔公爵在台球室等他。王太子回来了：一见到元帅，他满脸通红，迈着古怪的大步穿过候见室走进了自己的客厅，对元帅说道：“进来!”随后关上了门。接着，一阵吵闹声传了出来，嗓门越来越高。德·旺塔杜尔公爵十分担心，推开了门：元帅走了出来，王太子跟在他后面，骂他是大叛徒：“把剑交出来!把剑交出来!”接着，他扑到元帅身上，下了他的剑。元帅的副官德拉吕先生想冲到王太子与元帅之间去，被德·蒙加斯孔先生拉住了。王太子竭力想折断元帅的剑，结果割伤了自己的手。他大叫道：“卫兵过来!给我抓住他!”元帅还没有反应过来，卫兵们的刺刀就差没刺破他的脸。德·拉居兹公爵被带到了禁闭室①。
①在这个口角发生的同样的时刻，在德·昂古莱梅公爵与马尔蒙之间的冲突也同样具有戏剧性和荒唐可笑。
国王马马虎虎地处理了这件事，更为可悲的是，这件事的两个对手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关心。当巴拉弗雷的儿子杀死神圣联盟的元帅圣波尔的时候②，那一剑激起了吉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热血；但当比洛林王子更有权势的领主王太子刀劈马尔蒙元帅时，人们又有什么反应呢?如果是元帅把王子杀了，人们恐怕也只是觉得意外一些罢了。即使人们看见维纳斯的后代塞扎尔和朱尼于斯③的侄孙布律斯在大街上走，人们也懒得抬头看他们一眼。现在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高贵的东西已荡然无存。
②在一五九四年。
③朱尼于斯·布律斯(JuniusBrutus)，神话中的人物，热爱共和的罗马人的象征性代表。相传他的两个儿子参与重建王朝的阴谋，他主持他们两个的死刑。而杀塞扎尔(公元前八五一四二年)的杀手也是朱尼于斯·布律斯。
下面便是君主政体解体时的最后时刻的生动写照：这个可怜的君主专制度，面部扭曲，血迹斑斑，像于尔费④塑造的一个大人物临死时的画像：他的眼睛消瘦，深陷，他的下巴瘦得皮包骨，只剩下伶仃瘦骨；他胡子拉碴，面色蜡黄，目光呆滞，呼吸急促。他口中念念有词，可谁也听不明白。
④于尔费(Urfe，一五六七—一六二五)，法国作家、诗人。
纳耶——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兰西——王子来到巴黎
所有出身高贵的人都有一种权力欲，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整个一生都在谋求获得王位。这种欲望随性格不同而有所不同：有一种人，易冲动，野心勃勃，但怯懦，善阿谀奉承，有些冒失，但做事公开；另一种人做事谨慎、隐秘、可耻、卑鄙。前一种人，为了升官，什么罪都可以犯；后一种人，为了向上爬，什么勾当都可以干出来。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属于后一种野心家。他一生跟着王子，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没干过一件完整的事：他总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在王朝复辟时期，他恭维宫廷，又鼓吹自由思想，纳耶城成了不满和不满者的集中地。他唉声叹气，与人握手时仰首望天；他要求恢复原来的高位，可从不明说。一个反对派成员死了，他送给殡仪队一辆华丽马车，但车内什么也没有；穿的衣服既可以出门拜访，也可以上坟送葬。如果我在宫廷受冷遇，我站在杜伊勒利宫前德·奥尔良公爵先生经过的路上，他总把注意力放在右边，朝那边打招呼，因我站在左边，他总用背对着我。他这种做法很引人注目，效果也不错。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事先是否知道七月敕令?他是否早就由掌握乌拉尔先生①密秘的人透露了消息?他对此想些什么?他害怕什么?希望什么?他作了计划吗?他是促使拉菲特先生去干他干过的事，还是任拉菲特先生自己去干?根据路易·菲力普的性格，人们可以认定他根本没作任何打算，根据他在政治上的缩头缩脑的性格，可以认定他躲在暗处，等待事件的发生，就像蜘蛛躲在自己织的蛛网中等待飞虫自投罗网一样。他要留着时间让人出面搞阴谋；他自己只在思想上搞阴谋，而这一点可能他又担心难于实现。
①乌拉尔(Ouvrard)，著名的金融家。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有两条路可选择：第一条道路，也是最体面的道路，那就是跑到圣克卢去，在查理十世与人民之间进行斡旋，这样既可以保住查理十世的王冠，又可保住人民的自由；第二条道路是投身到革命中去，手握三色旗，走在世界革命的前面。菲力普可以选择做一个正直的人，也可以做一个伟人：他却更想窃取国王的王冠和人民的自由。有个贼，趁着火灾引起的混乱，从着火的宫殿里轻而易举地偷走了那些最珍贵的东西，却对婴儿床上一个被大火烧得哇哇直叫的小孩视而不见。
丰盛的猎物一旦得手，他面对的自然是众多的猎犬要他分配食物：于是旧制度所固有的腐败现象应运而生；这些赃物的窝主，像那些被人们踏过上百次、几乎粉身碎骨的肮脏的癞蛤蟆一样，它们活了下来，尽管干扁、瘦溜。然而，人们吹捧赞扬的就是这种人和他们的能干!弥尔顿①在写一封出色的信中的一段话却表达了他的不同想法：
①弥尔顿Milton(一六○八—一六七四)，英国诗人，以写哲理诗著称。
如果上帝曾把心灵美的坚定的爱倾注到了某人的心里，那是它把这种爱倾注到了我的心里。我在一个地方遇到一个男人，他蔑视虚伪，却称赞那种敢于用他的情感、他的语言和他的行动去渴望获取高贵的智者教给我们最宝贵知识的下层人民群众。我和他趣味相投，我们交上了朋友。不论天上还是地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怀着尊敬和温情对人格和德行都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人们的崇敬。
查理十世那瞎了眼的王朝永远搞不清它处在什么地步，也不知道它应同谁打交道：他们可以把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召到圣克卢，在开初阶段他也可能听话；他们甚至在发布敕令的同一天可以在纳耶把他除掉：他既不属于这个派也不属那个派。
邦迪夫人二十七日(星期二)晚上到达纳耶，根据她带来的消息，路易·菲力普早上三点起床，隐藏在一个只有他家里的人知道的地方，他既害怕在巴黎起义中受害，又害怕被警卫队队长逮捕。因此，他在法兰西孤独地呆着，听听远处从卢浮宫传来的枪炮声，就像我当时站在树下听滑铁卢战役中的枪炮声那样。引起王子不安的感觉无疑几乎像我当时在根特乡下受到压抑时的感觉一样。
我对您说过，七月三十日早晨，梯也尔先生在纳耶根本没有找到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但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已派人去找王子殿下。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伯爵负责传递信息。到法兰西以后，德·孟德斯鸠先生费尽九牛之力让路易·菲力普回到纳耶来，让他在那里等着众议院代表团的到来。
最后，有个骑士以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名义，说路易·菲力普已登上了马车。德·孟德斯鸠走在前面，开始他走得很快，但当他回头看时，只见王子殿下的敞篷四轮马车停了下来，回过头重新朝法兰西方向驶去。德·孟德斯鸠先生只好往回赶，请这位驾车飞奔的未来的君主在某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就像当年那些著名的基督徒逃避主教施加的无法忍受的折磨一样。这个忠心耿耿的仆人终于赢得了他最后的也是毫无价值的胜利。
三十日晚，曾把王国总兵头衔授予王子的众议院十二人代表团给在纳耶的王子带来了一封短信，路易·菲力普在公园门口收到了这封信。他就着火光看了这封信后，便马上取道赶回巴黎，陪同他一起走的有贝尔托瓦先生、埃梅先生和乌达尔先生。他在扣眼上佩戴了一个三色帽徽：他很快就要换掉家具贮藏室的旧皇冠了。
选举议会代表团将王国总兵之职授予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他接受了——共和党人的努力
一到皇宫，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就派人去向德·拉斐特先生致意。
十二名众议员的代表团来到皇宫，问王子是否接受王国总兵之职，得到的答复令人难堪：“我来到你们中间是来同你们一起分担风险的……我需要考虑一下，我得同各方面的人士协商协商。圣克卢的安排没有任何敌意，国王的到来给我带来了我该承担的义务。”路易·菲力普的回答也是这样的。人们让他回部队去演讲，他也正等着到那里去：他走后刚半小时，却又重新发表了一项申明，按此申明，他接受了王国总兵的全部职权；申明最后说：“宪章将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个申明被送到选举议会，得到了五十岁以上充满革命激情的人的热烈欢迎：他们用基佐先生起草的另一篇申明来响应它。众议员们回到皇宫，王子心里明白，在危难时刻，他不得不重新接受了王国总兵之职，但他仍抑制不住不停地抱怨着。
共和党人被各种打击弄得昏头昏脑而在竭力自已，但他们真正的头头拉斐特将军却几乎把他们抛弃了。他沉醉在来自四面八方的崇拜声中，他尽情地品味着革命的芳香，一想到自己是法兰西的主宰者，就忍不住飘飘然起来，他能按自己的意愿，跺跺脚就可以把共和党或君主制消灭掉；他喜欢在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里摇来摆去；在这种局势里，那些害怕将来的结局的人，一个劲地抱怨着，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一旦成了定局，他们将什么也不是。
另外那些共和党的领袖们早就被许多事弄得惊慌失措了：恐吓的言辞让人想起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人，这使他们不得不打退堂鼓。同时，在七月战事中，国民自卫队的重建扼杀了起义的方针和权力。德·拉斐特先生没料到在他梦想建立共和国的同时，也武装了三百万①反对共和国的宪兵。
①此处似应为三十万或三万——译者。
不管如何，年轻人一旦认为自己被骗而感到羞耻，便竭力起来反抗。他们通过演讲，张贴演讲稿和张贴反对德·奥尔良公爵的标语来进行反抗。他们对他说，如果众议员们降心相从求他接受王国总兵的职务，那么根据贵族的一条法律任命的众议院无权代表公众的意志。人们向路易·菲力普证实他是路易·菲力普·约瑟夫的儿子，而路易·菲力普·约瑟夫是路易·菲力普的儿子，路易·菲力普是路易的儿子，路易是摄政王菲力普二世的儿子，菲力普二世是菲力普一世的儿子，菲力普一世是路易十四的弟弟，因此，德·奥尔良的这个路易·菲力普是属波旁王朝和加佩王朝而不是属瓦卢瓦王朝。拉菲特先生一点也没把他看成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的后代，他说：“这一点梯也尔知道。”
后来，卢瓦蒂埃会议②大声疾呼全国武装是为了用武力维护它的权利。十二区的委员会说：宪法的模式根本没有征求公众的意见；而众议院和贵族院从查理十世那里得到了的权力，会同它一起下台的；因此它们不能代表国家；十二区委员会一点也不会承认这个总兵；他们认为临时政府应在德，拉斐特的领导下，一直存在，直到宪法经过讨论和确立为政府的坚实基础为止。
②动乱开始时，几个年轻的共和党人在卢瓦蒂埃饭店开会。
三十日早晨，就要宣告共和国的成立了。几个勇敢的人用匕首威胁市政委员会的人，问他们是不是交出权力。人们能不指责贵族院吗?人们对它的放肆行为很愤慨，贵族院真胆大妄为!当然，这是最后的侮辱和最后的不公，它等待的是公众的裁决。
有一个方案：二十来个最有激情的年轻人准备埋伏在一个废铁码头旁边的小马路上，当路易·菲力普从皇宫回到城里的房子时就放火烧死他，有人劝阻了他们，对他们说：“那样做，你们同时也会烧死拉斐特·帕若尔和邦雅曼·康斯坦的。”后来他们想除去德·奥尔良公爵，让他在谢尔堡上船：要是查理十世和菲力普同在一个港口，同在一条船上，那该多好啊!在异国的河畔，一个被资产阶级所杀，另一个被共和党所杀!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去市政府大楼
德·奥尔良公爵决心去市政委员会的官员中证实他的头衔，他从王宫出来，身边簇拥着八十九个戴大盖帽或圆帽、穿着制服或礼服的议员。这位王位候选人骑在一匹白马上，后面跟着邦雅曼·康斯坦①。邦雅曼·康斯坦坐在一顶由两个萨瓦人拈着的轿子里，一路上摇个不停。梅尚②和维埃内③先生，浑身是汗和灰尘，来往于王室的白马和患病议员的双轮车之间，为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们俩与两个脚夫争吵不休。一个半醉的鼓手在打鼓，鼓由一个随从顶在头上。四个看门人成了侍从官。那个最虔诚的议员扯开嗓子吼道：“奥尔良公爵万岁!”在王宫周围，这些呼喊倒有些效果，可是，随着人们临近市政府大楼时，这一幕却变得未免滑稽可笑，大多数人沉默不语。菲力普骑在他那象征着胜利的马上乱跑，听到拉菲特先生这个保护人的几句话，他一个劲地往他的盾牌下躲去。他冲着热拉尔将军微笑，对维埃内先生和梅尚先生做着会心的动作示意，他挥起他那顶飘着一尺来长的三角旗饰带的金色帽子向人们致意，向他们乞求王冠。他把手伸向每一个愿意向他施恩握他手的过路人。这个虚弱的君主到达希腊广场时，那里的人们却用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方式来欢迎他!
①他的脚痛。
②梅尚(Mechin)，复辟王朝时期王室议员，后为参议员。
③维埃尔(Viennet)，帝国时期的军官，复辟王朝时期的自由派议员贵族。
当王室选举的车队进入市政府大楼时，这个想当国王的人受到的欢迎是一片更具威胁性的怨声：几个直呼他名字的狂热仆人还挨了好几拳。他走进王室，那里挤满了三天战斗中下来的伤员和士兵，他们同声呼喊：“不要波旁王朝!拉斐特万岁!”声震屋宇。王子听到这呼声，显得很慌乱。维埃内先生高声为拉斐特先生宣读众议员们的声明；大家听着，一声未吭，只有德·奥尔良公爵讲了几句赞同的话。这时，迪布尔先生很不客气地对菲力普说道：“你刚才许了诺，假如某一天你忘了，我们会叫你记起来的!”这位未来的国王激动地回答道：“先生，我是个诚实的人。”德·拉斐特先生看到会场里越来越乱，便突然带头放弃了会议的主持角色：他把一面三色旗交给了德·奥尔良公爵，朝市政府大楼的阳台走去，在惊讶的人群的目光注视下吻了王子，他手里挥舞着国旗。共和党人拉斐特的这一吻造就了一个国王，两个世界的英雄整个一生的奇特效果!
接着响起了“够了!”“够了!”的喊声。邦雅曼，康斯坦的轿子和路易·菲力普的白马在半是嘲讽、半是祝福的喊叫声中从沙滩广场的政治建筑物里回到了市场王宫。路易·布朗①后来说道：
①在他的《十年的历史》中说这番话的。
在同一天(二月三十一日)，在市政府大楼的不远处，在太平间下面放了一条船，它比海盗用的船还大，船上摆满了用担架运来的尸体。人们把尸体堆成堆，上面用稻草覆盖着。聚集在塞纳河沿岸的人群，默默地看着。
在谈到神圣联盟的三级会议和国王的服装时，帕尔马·卡耶②大声说道：
②帕尔马·卡耶(PahlmaCayet一五三○—一六一○)，又称皮埃尔·卡耶，历史学家和专栏编辑。
我请你们告诉我，这个小娃娃国王马蒂厄·德洛内师傅能作出什么回答呢?布歇这个圣贝努瓦的神甫先生，以及有他这种才能的其他人，谁对他们说过，派他们去按照他们的设想为法国物色一个国王来呢?……真正的法国人总是蔑视用这种方法选择国王的，因为他们成了主人的同时，也成了仆人。
王宫里的共和党人
菲力普还没有结束他的拉关系的工作，他还得去和许多人握手，拥抱，接吻，向行人弯腰致意，去到激情的人群中间游说，站在杜伊勒利宫的阳台上唱马赛曲。
一些共和党人三十一日早晨聚集在国家王宫：他们得知德·奥尔良公爵被任命为王国总兵的时候，他们想听听这个受到他们阻拦、但仍坚持这样做的将来注定要当国王的人的意见。他们由梯也尔先生领进王宫，这些人是：巴斯蒂德先生、托马先生、儒贝尔先生、卡韦尼亚克先生、马尔尚先生、德古赛先生、吉纳尔先生。王子先讲了许多赞美自由的话。巴斯蒂德反驳说：“您现在还不是国王，您听听这个事实吧，很快，围着您拍马的人少不了。”卡韦尼亚克接着说：“您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是个弑君者；这样，别人会对您敬而远之的。”两个弑君者的儿子相互庆贺讥讽一番，倒别有情趣；不过随着菲力普说得过去的解释，大家明白他们不至于效仿他们的父亲，他们会记住这件事的。
一些没有参加国民会议的共和党人走了进来，特雷拉先生对菲力普说：“人民是主人，您的职务是暂时的，应该由人民的意愿来决定，而您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对不对?”
梯也尔先生敲着托马先生的肩膀，打断了这些危险的争论：“殿下，这倒是一块好料，不是吗?”
“是真的。”菲力普答道。
“他说的是什么?”有人大声问道，他是不是把我们当做一群来出卖的牲口?”
人们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一些互相矛盾的声音：“轮到巴贝尔上台了!我们认为他是个开明君主!不是要建立共和国吗?那么应该同共和党人一起来管理厂
梯也尔也大声叫道：“我也做了一件漂亮的工作!①”
①当索西被梅居尔打败后，是索西说的一句可怜的话(莫里哀：《晚宴东道主》)。
接着德·拉斐特先生走出王宫：公民们已被国王拥抱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时整个房子都沸腾了。
衣服是荣誉的象征，大厅里坐的是戴大盖帽的人，和王子公主呆在一起的工人，会议室里、椅子上、沙发的两端都挤满了人。说的话，人们爱听不听。路易·菲力普坐在德·拉华耶特先生和拉菲特先生之间，他的两只手搂着这两个人的肩膀，显出平等与快乐的样子。
我本想把这些引发了一场大革命的场景描写得更严肃些的，或者把加快了世界改变步伐的这些场景说得更加具体一些的，可是我目睹了这一切，众议员们本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然而他们不能制止某些混乱的局面，却对我说他们七月三十一日以什么什么方式将锻造出一个国王来，我只好作罢了。
人们为不是天主教徒的亨利四世做了他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事，甚至他还从来没有估计到自己可以戴上王冠：人们提醒他说：“圣路易不是在日内瓦而是在罗马加冕的；假如国王不是天主教徒，他不会在一个基督教国家里占第一国王的地位的；国王为一种宗教祈祷、而他的人民则为另一种宗教祈祷，这样就不合适；假如国王不是天主教徒，他不能在兰斯加冕，也不能在圣德尼安葬。”
在让菲力普通过最后一轮投票前，人们对他提出什么异议呢?人们提出他不是一个十足的爱国者来作为反对他的理由。
现在革命已经完结，只要人们正视一下开始所发生的事，人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人们担心削弱他们已经取得的地位，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在事情开始时没有看到事情结束时的严重性，那他行事未免太贸然了。
当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从闺房中出来为克洛维添圣油时，当长发的国王们在盾牌前站起来时，当圣路易，因为有早熟的美德，颤抖地宣誓只为上帝的荣誉和人民的利益行使他的权力时，当亨利四世到巴黎后，在圣母院前跪拜，人们看见或者说人们以为看见在他右边有一个漂亮的孩子护卫他，人们说那是护守天神时，我想那加冕是神圣的；那焰形装饰旗放到圣体柜中了。有一个君主，当他在公共场所时，他的马被人家杀了，反对他的在他身后联合了起来，他在鼓声中在利刃前低下了头；另一个君主在另一个公共场所，被庶民们团团围住，在同样的鼓声中乞求选票的时候，谁还会对王冠抱有幻想呢?谁又相信这个杀人的被玷污的王权仍然矗立在人们的面前呢?又有哪个感到他的心还在跳动的人愿意在菲力普一下子倒空他所有凝结着耻辱与恶心的苦难时，毫不作呕地去侵吞所有的权力呢?假如法国要保留这个圣人加伟人的女儿——古老的君主专制，那么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也许能继续存在下去。可是人们对此到处在宣传说：任何东西都是不能死而复生的。
国王离开圣克卢——王妃来到特里阿农——外交使团
您刚才看到沙滩广场的王族在三色旗下，在那些盛气凌人的朋友的簇拥下，风尘仆仆，气喘吁吁地前进着；现在来看看按预定计划撤离的兰斯王族吧：他们在神父和卫兵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地移着，没听到他们说一句不敬的话，即使是仇恨它的人。卫兵们曾为它效命沙场，往往一命呜呼，所以他们对它淡然处之。放在那副总有一天要合拢的棺材上的白旗仿佛在风中说：“向我致敬吧!我曾去过伊沃利；我曾看到蒂雷纳死去；英国人在丰特鲁瓦认识了我；我使华盛顿时代的自由获胜；我解放了希腊；我至今还在阿尔及尔的城墙上飘扬。”
三十一日黎明时分，当德·奥尔良公爵到达巴黎准备接见少将时，在圣克卢供职的人来到了赛沃尔桥边的宿营地，说他们已被解职，国王早晨三点半走了。士兵们很激动，王太子的出现使他们平静了下来：他骑着马前进，好像是在用这样的话在鼓励士兵们的斗志：在他的领导下，法国人不是死就要走向胜利。他在队伍前停了下来，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转过身，跑着回城堡去了。他缺少的不是勇气，而是言语。自从路易十四以来，我们这些长族的王子们受的教育少得可怜，他们经不起舌剑唇枪的辩论，不能像别人一样抒发己见，也不能与其他人抱成一团，同舟共济。
在赛沃尔高地上和美景饭店露天平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在交战。指挥赛沃尔桥旁前锋的上尉投向敌人，他带去了一门大炮和一部分聚集在光明大道上的兵士。而巴黎市民和卫队在从圣克卢和赛沃尔撤退时，认为不会发生任何敌对行动。撤退一开始，瑞士人组成的部队就被赛沃尔的居民包围了。他们放下了武器，但很快轻骑兵又帮他们夺了回来，轻骑兵的中校受了伤。部队经过凡尔赛时，国民卫队从前一天夜里开始就与罗什雅克兰①的精锐部队的士兵在那里值勤；他们中的一支打着三色旗，另一支打着白旗。王太子夫人从维希赶来，与在特里阿农的王室家庭重聚；在这之前，她喜欢在玛丽一安托瓦内特逗留。在特里阿农，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和他的主人分了手。
①罗什雅克兰(Roehejaquelein)是军官，范德昂(Vendeen)将军(一七八三—一八六三)的弟弟。被强行编入拿破仑的军队后，在莫斯科作战时，脸部受过伤。他是个狂热的正统派(即波旁王朝长系的强烈拥护者)。
有人说王妃是反对七月敕令的：从本质去判断事物，这是认清事物的唯一方法：老百姓总渴望自由，王子总倾向于要权。这不能算是他们的罪过，当然也不是他们的长处，这是他们的天性。王妃可能喜欢那些敕令在一个更适当的时候即在已采取了更好的预防措施之后，从而加大了成功的希望时发表；但事实上，敕令使她很高兴，也应该使她高兴；贝利公爵夫人对此也很满意。两位亲王夫人认为，借此，王室将最终克服代议制政府所造成的阻碍君主制度的困难。
七月事件没有与外交使团交锋，人们很感惊讶。它曾经是宫廷的常任顾问，它插手我们的事，手太长了。
在最近的动乱中，就有两位大使插了手。一个在进城门时被逮住，他带着一包东西要送到市政大楼去，里面是一封洛旺埃尔先生①给瑞典国王的电报。博德先生原封未动地交给了瑞典公使馆。洛尔·斯托阿尔②的信也落到了人民群众的领袖手里，也原封未动地被送了回去。这种事在伦敦干得更出色。洛尔·斯托阿尔和他的同胞一样，希望外国陷入混乱：他的外交政策来自密探，他的电文来自泄密。我当大臣时，他很喜欢我，因为我待他很随便，我的门对他时刻敞开着；他有时穿着长统靴、全身汗淋淋的、穿得像贼一样，也可以随时闯到我家里来：那时他总是从那些称他为“斯托阿尔”的太太们家里出来、跑了好几条街之后到我家里的；他付给她们的钱很少很少。
①洛旺埃尔(Loevenhiem)，当时在巴黎的瑞典大臣。
②洛尔·斯托阿尔(lordStuart)，英国驻巴黎大使。
我那时构思了一个新的外交计划：我不隐藏什么，有话明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看我的电文，因为为了法兰西的光荣，我没有什么计划要避开我的反对派来作的。
我微笑着但又很严肃地对查理·斯托阿尔说过一百遍：“不要跟我拐碴儿吵架，如果您要跟我决斗，我马上与您决斗。法兰西从来没有用你们的计谋同你们打过仗，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把我们打败了的原因，不过俐门不要因此而翘尾巴哕。”③
③这段话同我一八二三年写给卡宁先生的信的内容差不多(见《维罗纳代表大会》)。
洛尔·斯托阿尔就是用这种观点来看我们七月起义中的混乱的，他对我们的不幸狂喜异常，但外交团其他仇视人民事业的成员，或多或少推动查理十世制定了敕令。然而，敕令出来后，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来挽救君主制。如果说波佐·蒂·玻尔戈①对政变显得担心，他这种担心既不是为了国王，也不是为了人民。
①波佐·蒂·玻尔戈(PozzodiBorgo)，俄国驻巴黎大使。
有两件事是肯定的：
第一件：七月革命冲击了四国联盟的条约：波旁家族的法国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波旁王朝的权力一旦被强行剥夺，欧洲新的政治权力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第二件：在君主制度下，外国公使不是政府的代理人，他们是君主的代理人。因此，公使们最基本的义务是聚集在查理十世的周围，无论他在法国的哪一个地方，他们都得追随他。
有一个唯一的大使，这种思想来到了他的脑海里，他就是贝尔拿多特——一个不属于君主古老家族的国王——的代理人，这不是很奇怪吗?当波佐，蒂·玻尔戈反对债权函件强加的和荣誉迫使其做出的手段时，德·洛旺埃尔先生却使德·韦尔泰男爵②赞成了他的意见。
②德·韦尔泰(deWerther)，当时在巴黎的普鲁士公使。
外交团之所以去到了圣克卢，是因为查理十世的地位有了变化：王位支持者们在选举委员会取得了他们开始时缺少的势力；工业家们害怕可能发生一场战争；保住亨利五世就保住了和平的思想已深入到了王室青少年圈子里的大部分成员当中。
波佐·蒂·玻尔戈先生很克制没有多说话了，因为交易所和银行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尤其是他的地位也毫无危险。然而他对加佩王朝的灭亡起了百分之五的作用，这种灭亡对其他活着的国王起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他会不失时期地、根据为他所用的原则，用这个为个人私利而造成的无法挽回的错误的做法来开脱罪责的。
大使们在同一个宫廷里待得太久，已养成了他们居住国的生活习俗，喜欢生活在荣誉里，他们不再如实地看待事物，他们担心他们的电文透露出去，动摇他们的地位。事实上，埃斯特拉齐、韦尔泰、波佐在柏林，在彼德堡，在维也纳，或者在法国宫廷的大使阁下们，不是同一回事。有人说，波佐先生因其手艺高明的女厨师和贵族议员的称号的事，而对路易十八和对查理十世心怀恨意。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对的，他恨他的同乡①波拿巴，但他是在波旁王朝供职。但是，如果是在根特，他决定王冠问题，引起路易十八突然去巴黎，他可以自夸他能阻止外交使团在七月里所做的事，他帮助他兄弟戴上的王冠，他一定能够从查理十世的头上摘下来。
①他知道波佐·蒂·玻尔戈是科西嘉人。
我想了很久，几个世纪之后产生的外交使团置于人们的另一种权力之下，将不再会与新的社会发生关系：公众的政府，方便的交通将做今天那些内阁同时直接处理或由领使馆官员这个中间人处理的事；那时还会增加其数量，改善其处境，因为那时欧洲已经工业化了。那些封了头衔的间谍，非常自负，他们为了效忠于他们失去了的那个王朝，只会在他们代理的王国里捣乱，培养着他们想象中的主子。查理十世没有邀请外交使团到他的宫廷里去，从他那方便来讲，他可错了；但他所看到的，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梦；他越来越感到惊讶。这样，他没有把德·奥尔良公爵召到他的身边，因为他只想到了危险来自共和党方面，而从未想到会有被篡位的威胁。
朗布伊埃
查理十世同王后和德·波尔多公爵在当晚去了朗布伊埃。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扮演的新的角色在国王的头脑里第一次产生了退位的念头。王太子先生，一直呆在后卫部队，但一点也没有同士兵接触，他在特里阿农派人给他们分发剩下的酒和食物。
晚上八点一刻，各兵种部队开始行动。那时，第五轻骑兵营的忠诚充分显示了出来：他们没有被卷入到那场运动里去；回到巴黎后，他们把他们的军旗交给查理十世，而查理十世拒绝接受它，就像他曾拒绝第五十营的军旗一样。
几个旅的士兵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各种不同的武器混杂在一起；骑兵连超过了步兵连，在一旁休息。七月三十一日半夜，他们精疲力尽，在特拉佩斯停了下来。王太子就在这个村子后面的一间房子里休息。
第二天，即八月一日，他让部队驻扎在特拉佩斯，自己去了朗布伊埃。部队在十一点拔营；有几个士兵去村子里买面包，被人暗杀了。
到朗布伊埃后，军队驻扎在城堡周围。
八月一日至二日的晚上，胸甲骑兵的三个团重新踏上了去他们原来驻地的路。有人认为，指挥卫队胸甲骑兵团的博尔德苏尔将军已在凡尔赛投降了。
第二投弹兵连把军旗交给国王后，也于二日早晨出发了。王太子碰到了这些投弹兵逃兵，他们马上排成战斗队形向王太子致意，然后继续赶路了。不忠和礼节混合在一起，多么奇特!在这三天的革命中，没有人有激情了，每个人只是依据他的权利或义务所形成的想法在行动：权利已经取得，义务已经完成，敌意和爱一样，都已不复存在；一些人担心享受权利不会长久，另一些人则担心尽义务会无止境。也许机会只有这一次，也许今后不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人们在胜利面前止步不前；过去当他们愿意战斗的时候曾经保卫过国王的士兵，而今当他们要离开国王的时候却又把他们的军旗交还给了他。敕令使人们放弃了他们的誓言；战场上的撤退使投弹兵放弃了他们的军旗。
八月三日会议的召开——查理十世写给德·奥尔良公爵先生的信
查理十世引退了，共和党人却退却了，什么都不能阻止君主选举制前进的步伐。外省对巴黎向来是绵羊般顺从，奴才般响应，发到巴黎的每封电报和插在车上的三色旗，无不在高呼：菲力普万岁!或者，革命万岁!
决定在八月三日召开的会议开幕了，贵族议员去了众议院：我去了那里，因为一切都还是临时的。那里上演了一幕滑稽喜剧：王位空着，反国王的人士坐在王位旁边，像是由掌玺大臣主持召开的一次没有国王参加的英国议会。
菲力普说为了拯救我们，他认为接受下列事项是非常必要的：摄政王之职，宪章第14条的修改，以及像维持欧洲和平一样，他，菲力普十分关心让我们得到充分的自由。在讲演中，在句子的结构上不厌其烦地玩弄手段，这在我们的历史上已延续了半个世纪。但当王子发表下面的申明时，大家的注意力就特别集中了：
贵族议员和众议员先生们：
两个议院一建立，我就把查理十世国王陛下引退的消息告诉你们；与此同时，法国的路易·安东民王太子也放弃了他的权力。这件事已于昨天，八月二日晚上由我着手解决。我今天上午已下令把这件事的材料存入贵族议院，我会将其在《箴言报》官方的通报栏中予以公布。
用卑鄙的计谋和卑劣的不哼不哈的策略，德·奥尔良公爵在这里略去了亨利五世的名字，两个国王正是为了他而引退的。假如这个时候，挨个地询问每个法国人，大部分人可能会赞成亨利五世，一部分共和党人甚至已接受了他，还会把拉斐特送给他做老师。他这根合法的苗子其所以留在法国，是因为两个年老的国王将去罗马度过他们的余生；另外，他留在法国，围绕着权利的移交不会出现任何困难，各个政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怀疑。任用波旁王朝的后代不只是一种危险，还是政治上背道而驰的行为：新法国属于共和党人的，它不需要国王，至少它不需要·占老家族的国王。再过几年，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自由是什么，和平是什么；在那种自由和和平的国度里，人们将是怎样的心花怒放，兴高采烈。我们很了解这位新当选者的脾性，如果人们能够依据他的性情来判断他的动向，那么，为了维护他的君主专制，他只会对内进行压迫，对外实行投降。
路易·菲力普的错处不是接受了王冠(这种野心勃勃的举动已有成百上千的例子，它只是攻击一种政治机关)，他真正的不法行为是：他曾是个背信弃义的监护人；他曾扔下孩子和孤儿不管这在《圣经》里是够不上该诅咒的一种轻罪：然而，在道德法庭上(人们把它叫做命运或天意，我这样称它，我只强调罪过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会放过对那些违反道德法律的行为进行制裁的。
菲力普以及他的政府，所有这一类不可能的事和相矛盾的事，或早或迟都注定会失败的。那是因为有偶然的因素，有国内外利益的复杂因素，有某些人的漠不关心和被收买被腐蚀的因素，有某些人的轻率、麻痹大意的因素；但不管现政权能够维持多久，它永远也不会持续到奥尔良这个家族支系能够扎稳它的根的时候。
查理十世了解到革命取得了进展，明白到了他那种年纪以及他的为人，要想阻止革命的进程，他是无能为力的；他知道，只有像菲力普对众议员宣布的那样，他和他的儿子引退下来，才能避免使他的家族受到打击。在八月一日，他就写了批示，同意召开这次会议；而且，他相信他侄儿奥尔良公爵对他的忠诚，便亲自委任他侄儿当了王国总兵。八月二日，他走得更远了，因为他只想登船走了，他请求派特派员护送他一直到谢尔堡。这些特派员开头没有被国王卫队所接受。波拿巴也曾用特派员当过卫兵，第一次是俄国人，第二次是法国人，但他并没有去求过他们。
下面是查理十世的信：
表弟：
我很痛心，因为有许多麻烦会使得人民受苦，或使他们受到威胁，而我又没有办法告之他们。因此我决定把我的王冠让给我的孙子波尔多公爵。
王太子也分担着我的痛苦，他将让位给他的侄子①。
①贝利公爵的遗腹子，波尔多公爵即亨利五世，当时还不足十岁。
因你的才华出众，你将成为王国的摄政王(王国总兵)，由你负责宣布亨利五世登上王室的宝座。另外，在新国王因年幼不能执政的期间，你应采取各种措施拟定政府的形式。我对你说的仅仅是这些安排，这是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的一种措施。
你把我的安排与外交团通通气，你要让我尽快知道我的孙子以亨利五世的名义登基的消息。
我再次向你表达我对你的信任，并向你致意；表弟，我是永远爱着你的表兄。
查理于朗布伊埃
一八三○年八月二日
假如德·奥尔良公爵先生能动之以情或有悔意，这个“爱着你的表兄”的签名应该会打动他的心吧?人们怀疑在朗布伊埃放弃王位的这一举动的作用微乎其微，人们准备让年轻的王子出发了：三色旗及保护措施都已由那些狂热支持敕令的信徒们安排好了。假如贝利公爵夫人与她的儿子突然出发，出现在众议院里，而那时，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正在他召集的会议上演说，那他就只有两个可能了，而这两个可能都很棘手。但至少，灾难来临时，那个被捧到天上的孩子不必在异国的土地上过那段悲惨的日子了。
我的建议、我的愿望、我的呼喊，都不起作用；玛丽·卡罗莉娜①是贝亚尔的母亲，她正准备离开城堡，我求她也白搭。仆人卢瓦亚尔②说过这样一句话：“可怜呢，好心善良的母亲轮到最后一个出去，她把儿子叫来，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皮埃尔，我的朋友，谦虚礼貌点吧!切忌骄傲自满!对任何人要彬彬有礼，言行一致，也就是说，对穷人，对孤儿寡母，对单身汉，都要乐于施舍，这样，上帝会保佑你的!’……那位善良的母亲当即从她的袖子里摸出一个小皮夹子，里面只有六个金埃居，她把它递给了她的儿子。”
①玛丽·卡罗莉娜(Marie-Caroline)，贝利公爵夫人。
②卢瓦亚尔(Loyal)，《贝亚尔传记》的不具名作者，十九世纪人士。
那位骑士带着装有六个金埃居的皮夹子，既不害怕，也无怨言地出发了，为的只是要成为最勇敢、最有声誉的上尉。亨利的身上可能还没有六个金埃居，但他会有许多其他的战斗要去完成，他必须与所有的不幸作斗争，还要打败世界上最厉害的对手。英雄母亲给予她们儿子的是无限的关怀与教导!贝妮，我的母亲，从你那里，我学会了让我的生活充满荣耀，并做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
原谅我写了这些回忆，但正因为我这些回忆也许让我从过去回到了现在，从而把现在的不幸去掉了一部分。
拥护查理十世的三个众议院委员分别是：德·肖南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和梅松元帅。他们被兵站送了回来，踏上了回巴黎的路；人民群众的一次游行又把他们赶到了朗布伊埃。
人民群众朝朗布伊埃进发——国王出逃——思考
八月二日晚上，在巴黎纷纷传说：查理十世一直拒绝离开朗布伊埃，非得等到他的孙子被承认为止。三日早晨，一大群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高呼道：“到朗布伊埃去!到朗布伊埃去!不能让一个波旁王朝分子溜掉!”一些有钱的人也混到了人群里面。但是时间到了，他们让以帕若①将军为首的那群坏蛋逃走了；帕若曾让雅克米诺②上校当他的参谋长。往回赶的委员们在途中遇到了特遣队的侦察兵，跟着他们的足迹，他们被带到了朗布伊埃。国王向他们打听暴动者的势力，回宫后，他让人把梅松①叫去了；梅松掌握着他的命运和军队指挥权。国王对梅松说：“梅松，我要你以军人的荣誉和信仰回答我：那些委员们同我讲的是真的吗?”这位元帅回答道：“他们跟您讲的只有一半是真的。”
①帕若(Pajol)，拿破仑的将军。
②路易·菲力普后来让他当了将军，贵族院议员。
①查理十世在一八二九年封他为元帅；路易·菲力普后来任命他为大使大臣。
八月三日，在朗布伊埃还有三千五名卫队步兵和四个轻骑兵团；这四个团组成二十个骑兵队，共二千人。兵站、卫兵等加上骑兵、步兵一千三百人。总共兵力八千八百人，七个炮兵连，四十二门大炮。晚上十点，听到备鞍上马声，整个军营开拔前往曼特农，查理十世和他的家人也在这群忧伤的人群里，这时月亮刚从云端里露出脸来，照着他们。
他们在谁面前撤退?在一支几乎手无寸铁、坐着破旧的凡尔赛和圣克卢的小马车赶来的队伍前撤退。帕若将军迫不得已领着这帮人往前赶时，他觉得自己快完蛋了，因为这帮人加上前来汇合的鲁昂人在一起，也没超过一万五千人，而且有一半人老在路上拖拖拉拉。几个激进、勇敢、大度的年轻人夹杂在这支队伍里，他们乐于作出牺牲；而其他的人则不堪一击。在朗布伊埃这个光秃秃的平原上，只有炮火才构成威胁；因此根据各种迹象来看，他们似乎获得了胜利。在巴黎人民获得胜利的基础上和国王在朗布伊埃得胜的情况下，谈判也许能进行。
什么!在这么多官员之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有勇气以亨利五世的名义掌握指挥大权?因为，不管怎么说，查理十世和王太子已不是国王了!
他们不想战斗，躲在夏特雷有什么用?在那里，他们在群众袭击目标之外；在都尔会更好，因为那里有外省正统派可作依靠。查理十世仍留在法国，军队的大部分仍会忠于他。布洛涅和吕维尔的军营已经拔营，正行进在解救他的路上。我的侄儿，路易伯爵带领他的那个团——第四轻骑兵团，得知国王已从朗布伊埃撤离，才松了一口气。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不得不护送国王骑着小马回到他的小船上。查理十世如果是在一座小城市里，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如果他召集两院会议，大多数议员还是会表示服从他的。卡齐米尔·佩里埃、赛巴斯蒂阿尼将军和其他百来号人曾经等待过，他们极力反对三色的标志，他们害怕人民革命对他们的危害：我能说什么呢?王国的总兵是由国王任命的，他没见到过他打过一次胜仗，他只好避开那些拥护者，而一味地听从国王的命令。外交团没有尽到它的责任，只有当它与国王站在同一条线上时，才去尽它的职责。共和政体在一片混乱中于巴黎建立之后，面对外省建立的符合宪法的合法政府时，它一个月都会维持不了。人们从来还不曾在这么有利的形势下输过，如果就这样输掉，恐怕再也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因此，在七月敕令和从圣克卢撤退之后，我们要向市民倡导自由，向士兵宣传荣誉!
如果一个新的社会取代了目前的社会制度，那么一个新的时代也许将会到来，那时战争将会变成极为荒谬的事，战争的理论本身将再也不会让人知晓，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博爱家把战争区分开来，而他们即将遇到的是名声那么坏的内战：“同胞自相残杀!兄弟、父亲、儿子水火不相容!”这一切多么凄惨；然而人民却在这种内部的分裂中不断地受到磨炼，得到新生，它永远不会在国内战争中灭亡，但它会在国外的侵略战争中消亡。看看分裂时期的意大利吧，再看看如今的它吧。被迫去夺取邻国的土地，又被迫看到自己被邻国血洗的家园，这是多么悲惨与不幸啊!但是，坦白地讲，难道残害一个你不认识的德国的农民家庭，远比你去偷，比你毫无怜悯之心地杀人，比你心安理得地去玷污妇女和姑娘要人道得多吗?难道就因为这是战争吗?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当发动对外战争不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那么国内战争就没有对外战争那么不公平、不令人反感、反而显得更加自然了。国内战争至少是以个人的凌辱和公认的憎恨为基础的，是与弱者的决斗，正是在这些战争中，对手们懂得了他们为什么要手拿武器。要是激情辩护不了罪愆，它还是会为它开脱，为它解释，它会让人们明白为什么它会存在。对外战争呢，它是怎样被辩护的呢?民族之间的互相残杀通常是因为国王感到厌倦，某个野心家想篡权，某个大臣想搞垮对方。是该惩罚那些年老而神经过敏的人了，他们更适合于做诗人而不是做历史学家：如蒂西迪德、赛扎尔、蒂特一利韦，他们满足于一个表示痛苦的句子而不管其他。
国内战争，尽管带来许多灾难，但它只有一个真正的危险：如果叛乱分子求助于外国，或者外国利用人民的四分五裂，对人民进攻，那么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被征服，如大不列颠、西班牙、古代的希腊和今天的波兰，我们列举的这些例子，大家应该不会忘记。然而，在神圣联盟时期，两个派别都呼吁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支持，他们的力量相互抵销了，一点也没有影响武装了的法国人在它们之间的平衡。
查理十世用刺刀去支持敕令是不对的；可他的大臣们却不能以服从与否来为自己让人民和士兵流血而辩解；人民和士兵之间没有任何仇恨可以把他们分开，如同那些理论恐怖主义分子在不存在恐怖时想制造出一种恐怖理论的方案一样。查理十世在战争打来了，并丢失了所有的战略要地之后，还不肯承认战争也是错误的。他把王位给他的孙子之后，就无权对新国王若阿斯说：“我让你登上王位，是为了让你在尘世间经受锻炼、熟悉情况、受到考验；你肩负的担子不轻：我老了，我或许被流放，我的王位要你保住。”不应该在查理十世被迫离开法国的同时，让亨利五世登上王位。而在让他当上国王的同时，人们就判处他要死在这块掺和了圣路易和亨利四世骨灰的土地上。
再说，在这阵热血沸腾之后，我又恢复了理智，而且在这些事情中，我只看到了人类命运的终结。以武力取胜的宫廷，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它不会在某一天里被推翻，反而会在这些年里阻碍社会的发展。但所有广泛包含君主专制的东西都遭到了重新建立起来的圣会的谴责。最后的结果是，事情的发展偏离了人类文明的方向。上帝造就了符合它秘密目标的强大的人类：它给了他们当他们应该扔掉就扔掉的不足之处，因为它不希望用低下的智力养成的不良的品行与天意作对。
王宫——谈话——最后的政治意图——德·圣奥莱尔先生
王室在隐退的同时，把我的作用也大大缩小了。我只希望能被召到贵族议院去发言。写是不可能的：如果攻击来自宫廷的敌人，如果查理十世被来自外部的阴谋所推翻，我会拿起我的笔的；另外，他们要是让我独立自由，我会在王室残部的周围全力以赴重建一个大党。但是攻击来自王室的内部；大臣们违背了自由的两大原则；他们使王权背誓，也许是偶然，但却是事实；正因为如此，他们甚至使我丧失了作用。为敕令，我能去冒什么险?我怎么还能去称赞依然合法的君主的可靠性，他的坦率和荣誉呢?我又怎么能说它是我们的利益、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独立自主的最强大的保障呢?真是古老君主制度的典范!可这个君主制度却夺去了我的武器，让我在我的敌人面前手无寸铁了。
当我被弄得势单力薄南风不竞时，看到新的王室竟来找我，我不免大为震惊。当年查理十世对我的提议嗤之以鼻，而菲力普却不遗余力地想让我为其效力。先是阿拉戈先生激昂而生动地同我谈到了阿代拉伊德夫人的事，后来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伯爵一天上午来到雷卡米耶夫人家里找到了我。他对我说，德·奥尔良公爵夫妇将会很高兴接见我，如果我愿意去王宫的话。当时他们正忙于发表一个声明：把王国总兵的头衔正式更名为摄政王。也许，在我发表看法之前，新王室早就已决定削弱我的对立面的力量；它也可能在想，我会因为三个国王的离位而把自己看作无所事事的人。
德·孟德斯鸠先生这场开场白使我大吃一惊，然而我不能拒绝他所说的，因为，不是自吹自擂，我能成功，我想我能让人弄明白事实的真相。于是我跟未来王后的荣誉骑士去了王宫。带进面对瓦卢瓦大街的大门后，我在他们的小客厅里见到了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和阿代拉伊德夫人。以前我曾很荣幸见过她们。德·奥尔良公爵夫人让我坐在她旁边，马上对我说道：“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们非常的不幸呢!如果所有的党派都能联合起来，我们也许还能得救。您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
“夫人，”我回答道，“没有什么比这更明了了：查理十世和王太子殿下已经让位，亨利现在当了国王，德·奥尔良公爵大人是王国总兵。在亨利五世年幼期间，请他执政好了，这样，一切都会结束的。”
“可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老百姓们很不安，我们会在这种混乱中垮台的。”
“夫人，我斗胆问一句，德·奥尔良公爵大人的意图是什么?如果把王位让给他，他会接受吗?”
两位夫人犹豫着没有回答。片刻沉默之后，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反问道：“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请您想一想可能会到来的不幸。为了把我们从革命中拯救出来，‘所有明事理的人必须精诚合作，互相理解。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在罗马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如果您不再离开法国，您在这里可是大有所为的哩。”
“夫人不知道我是效忠于年轻的国王和他母亲的吗?”
“哦!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他们待您可真好啊!”
“王太后不希望我这一生有违旨行为。”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不了解我侄媳，她太轻佻了!……可怜的卡罗利娜!……我马上派人去找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来，让他劝劝您，这方面他比我强。”
公爵夫人吩咐人去找公爵，半刻钟以后，路易·菲力普来了。这位公爵夫人穿着随便，显得很疲倦。我站了起来，这位王国总兵走过来对我说道：“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大概已对您说过，我们现在的处境多么的不利吧。”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根据他当年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欢乐情景吟了一首表达草原上宁静生活的田园诗。我抓住两节诗中的空隙时间，恭恭敬敬地重复了我刚给公爵夫人说过的话。
“啊!”他叫道，“我的欢乐在那里!能成为这个孩子监护人和依靠，我是多么满足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同您一样，对这一切都想过了：带着德·波尔多公爵肯定会是最好的做法，我只是担心那些事件来势凶猛，我们敌不过他们。”
“敌不过他们，大人?您不是享有一切权力吗?去同亨利五世汇合在一起，把议会和军队召到您身边，并离开巴黎。在您离开之后，一切动荡都会平息。那时人们会在您强大的权力和保护下寻求庇护的。”
在我讲这些的时候，我不断地观察菲力普。我的话让他浑身不自在。我在他脸上看出来了，他想当皇帝。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他没看着我，对我说道，“事情远比您想象的要困难呢，这事并不那么简单，您不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危险。一群愤怒的人反对议会已达到了极点，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招架不住。”
从德·奥尔良公爵嘴里不意中说出的这句话，使我很高兴，因为它给我提供了一个不容置辩的反驳机会：
“我想到了这种困境，大人，但有一个可靠的办法可以摆脱它。如果您不愿意像我刚才建议的那样去与亨利五世汇合，您也可以选择走另一条路。议会马上要召开了：不管众议员们作出什么样的决议，您就声明说，目前的议会无权(这是铁的事实)决定政府的形式：您就告白天下，法国需要咨询，要选举新的议会以及成立专门的权力机构，以决定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太后陛下就会照此站在最具人民性的立场；目前把您捧上天的共和党，是您的真正威胁。在最近的两个月里，一直到新议会任期开始，您把国民卫队组织起来；您所有的朋友和年轻国王的朋友将在外省与您共同奋斗。到时您让那些众议员们都来，让他们在法庭上当众为我所辩护的案子作证。这案子，由您私下里支持，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无政府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您将再也不会害怕共和党的暴力了。我甚至认为把拉华耶特将军和拉菲特先生拉过来也不是一件难事。大人，一切都以您为中心了!国王还小，您可以统治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我们这些人都该退下来了；您将获得历史上一项唯一的荣誉——登上王位并将它传给合法继承人。同时，您可以让这孩子用本世纪之精神与智慧把他培养成人，以便将来能统治法国：您女儿中的一个将来某一天会同他一起共撑王权的。”
菲力普不时仰望头顶上空，他对我说道：
“对不起，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抽空离开了一个代表团是为了同您谈谈，等会儿我还得回去。公爵夫人会告诉您我是多么地高兴能做您所期望做的事的；但请您相信好了，是我一个人阻止了一群危险的人。如果说保皇党没有被屠杀，那是全靠了我的努力。”
我是这样来回答这个出乎意料又离我们谈话主题甚远的这番话的：
“大人，我曾目睹过一些大屠杀：那些在革命中闯过来的人都是些经受过战争锻炼的人。那些老兵不会被那些让新手吓得发抖的事所吓倒的。”
国王陛下退引之后，我去找我的朋友们：
“怎么样啊?”他们问道。
“是这样，他想当国王。”
“那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呢?”
“她想当王后。”
“他们俩都对您说了?”
“一个对我朗颂田园诗，另一个同我大谈法国所面临的危险和可怜的卡罗利娜的轻佻；他们两个都想让我明白我对他们很有用，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把我当对手。”
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希望能与我再次会面，而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却没有参与这项谈话。阿代拉伊德夫人和第一次一样也在那里。德·奥尔良公爵夫人更加详尽地谈到了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打算给我许多的荣誉和好处。而且她友善地让我回忆起她通过舆论让我获得权力和我做出的贡献，还有尽管我尽心尽职，查理十世和他的家族对我仍表示的反感。她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回到外交部去，国王陛下将会很高兴我做出的选择；但如果我更喜欢回到罗马去，那么，她(德·奥尔良公爵夫人)会非常满意地看到我为我们圣教的利益而作出的最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