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十世之死
一八三九年于巴黎
一八三三年在布拉格时，查理十世间我：“老塔莱朗还活着吗?”而后他却比塔莱朗先生还早两年逝去。①帝王非公开的基督徒似的死与主教公开的背信弃教、固执地背叛了天主的廉洁的死形成了鲜明对比。
①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六日死于韦内蒂戈里茨城堡。
一八三六年十月三日，我给贝里公爵夫人写了一封信，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又给它加了附言。信件如下：
夫人：
在瓦尔施先生交给我的信中，您本想赐予我荣誉。我也本想使亲王殿下如愿以偿，如果那些作品眼下还算回事的话；可是舆论却如此地麻木不仁，即使是最重大的事件也难以激起他们的热情了。夫人，请恕我直言(我坦率但我是忠诚的)：夫人殿下知道，我曾反对所发生的一切；我甚至不赞成他的布拉格之行。亨利五世如今已成年；他即将步入这个世界，但他所受的教育却没有向他描述我们所生活的年代。谁来指导他，谁给他授课和教他了解人?谁来帮他真切地认识遥远的法国?糟糕的是，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似乎很可能会像其他问题一样得到相同的解决。不管怎样，我的余生都将献给我年轻的国王和他尊贵的母亲。对未来的预测绝不会使我不忠实于我的职责。
夏多布里昂夫人恳请您接受她的敬意。我忠心祝愿你——亨利五世的母亲——永远幸福光荣，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夫人，我永远是夫人殿下最卑微、最顺从的奴仆。
夏多布里昂
附言：此信一个月后才得以安全地到达夫人手中。我今天才得知亨利尊贵的祖父去世了。这个悲伤的消息会不会给夫人殿下的命运带来某些变化呢?我斗胆地请求夫人，允许我分担她的悲痛，并向王太子夫妇表示我的沉痛哀悼。
夏多布里昂
十一月十五日
查理十世驾崩了。
他终于摆脱了六十年的不幸!
流亡三十年，七十九岁时竟死于异乡!灾祸来临，是上天将不幸的使命压在了人间王子的肩上。
弥留之际，查理十世的灵魂重归于平静安宁，这在他漫长的岁月中曾几度失去过。当他得知有生命危险时，他只说：“我本以为这病不会突然发生变化。”路易十六走向断头台时，值班的官员拒绝收下他的遗嘱，因为时间紧迫，作为官员他必须完成他的工作，给国王行刑。国王回答：“说得有理。”假如查理十世在他过去危难的日子里也能以这样泰然自若的态度来看待生命的话，他该免去多少痛苦!人们设想着，正是因为坚守着一种宗教才使得波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显得如此高尚，对子孙无比依恋的路易九世，以圣人般的勇气在天堂里寻着他们。这个家族对死的理解是令人钦佩的：确实，八百年前他们就已懂得死亡的真谛。
查理十世去了，并相信他是对的：如果说他希望得到神的仁爱，那是因为他出于道德的义务和人民的利益而离开了王位，我们不能不重视如此非凡的信仰。查理十世可以证明两个兄弟和他自己的统治时期都是自由而光荣的：殉难的国王统治时期，美洲和法国的解放；路易十八时期，我国代议制政府的组建，西班牙君主政体的重立，从纳瓦拉手中重获的希腊独立；查理十世时期，非洲对共和国和帝国征战时的失地作了补偿：这些成果都是我们的大事，尽管有人无端地对此充满妒忌和敌意。随着七月王朝的日趋衰亡，这样的成就将会日益显著。但是仍有担心，唯恐这些荣耀只在死后获得，正像柏拉图的共和国怀着无上的敬意给被放逐的荷马加上桂冠一样。现在看来，王位继承仿佛无意继续下去了；它似乎已接受了消亡的命运。
查理十世之死可能只对结束可悲的王位之争和给予亨利五世一种新型教育收到了实效：不过，也有可能空缺的王位之争永无休止；而教育方式也依然如故。也许，因为省去了做决定的麻烦，人们会由于惰性而沉溺于旧习惯之中，那恰似贫困后的富足，家庭生活的温馨，长期苦难过后的舒适。可悲的是，这种惰性世代相传，它让灵魂像身体一样老去；人们沉睡着，再也动弹不起来。它又如上帝生杀命令的行刑者；剥去犯人的皮，抢去军人的剑，夺了国王的权杖；它破坏贵族的体面，战士的灵魂，并当众羞辱他们。
另一方面，有人发现过于年轻是导致拖延的原因：年轻的时候，他认为他还可以等待；在大事发生前还有很多时间可供娱乐。他嚷道：“无须我们花费力气，它们就会主动来临：一切都将水到渠成，登基的日子就会自动降临；二十年后，成见就会消除。”假如人类不会换代或者不会变得冷漠的话，这种推算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某个时期可能是必然的，但在另一个时期就不一定了。
唉!世间的一切竟消逝得如此之快!我亲眼看到的相继执政的三兄弟哪里去了呢?路易十八长眠在圣德尼，身边是路易十六残缺的遗体；查理十世又刚在戈里茨装殓人棺了。
国王的尸体从高处落下来，惊动了他的祖先们；他们又回到坟墓里，一边说一边挨紧了些：“腾些地方，这是我们中的最后一个了。”波拿巴进入这个永无天日的世界时并没有这样引起轰动：先人们并未因为新鬼皇帝的来到而惊醒。他们根本不认识他。法国的君主政体就是旧世界通向新世界的桥梁。四七六年，奥古斯特离位。五年后的四八一年，我们的第一个王族克洛维统治了高卢人。
查理大帝将王位赐给路易·勒，德博内尔时说：“宝贝儿子，我老了，就要不久于人世了。我出生在法兰克之国，这是基督赐予我的荣耀。我是第一个获得凯撒这个名称的法兰克人，并把法兰克帝国变成了罗米吕斯家族的帝国。”
到了第三代胡格统治时期，选举制君主政体变成了世袭制。世袭产生了正统王位继承权，终身的或是有任期的。
法国人的基督帝国应该置于克洛维的洗礼盆和路易十六的断头台之间。同一种宗教立于两个城门之间：“亲爱的西坎布尔，低下头，热爱你所烧毁的，烧毁你所热爱的吧。”给克洛维行圣身的神甫说。“圣·路易王子，进入天国吧。”目击了路易十六的血的洗礼的神甫说。
当法国土地上只有一个光阴铸造的气宇非凡的法兰西古老大厦的时候，一些卓绝的成绩可以让我们傲立于其他民族之中，加佩王朝统治时期，欧洲的其他君主还处在隶属之中。我们的诸位也都变成了国王。这些帝王将他们的名字连同后世冠的封号都传给了我们；他们中有些被加上“尊贵的”、“神圣的”、“虔诚的”、“伟大的”、“谦恭的”、“果断的”、“英明的”、“无敌的”、“敬爱的”等形容词；另一些则被称为“人民之父”，“文学之父”。一位年长的历史学家说：“正如所有明君都注定要轻易地被罩上光环一样，昏君更容易被忽视，因为他们为数不多。”
在王室统治下，未开化的蒙昧无知都消失无踪了，语言形成了，文学和艺术都有了自己的杰作，城市美化了。纪念碑耸立，道路宽阔，海港形成，我们的军队震撼了欧亚，我们的船只遍布两海。
在卢浮宫精美绒绣品展览会上，自尊使我们发怒了。那些阴影，甚至是那些刺绣品的灰暗色调也让我们不快。清晨时不为人知，夜晚了更不为人知，但我们仍然相信，事实上我们是胜过那些看似优于我们的东西的。不过，流逝的分分秒秒都在向我们提问：“你是谁啊?”我们无以作答。是查理十世回答了他；他走了，也带走了整整一个世纪；千万代古人与他同在；历史也向他致敬，世纪跪拜在他的墓前；他的家族无人不晓；家族没有忘记他们，他们自己却离弃了家族。
被放逐的国王，人们可以驱逐您，但时间永远不会驱逐您了。在修道院①里最后一块原该属于某个修士的木板上，您沉沉地睡着了。您的葬礼上没有持枪的传令官，只有一队白发苍苍却无比优秀的老兵；您的地下墓室里没有豪爵名流，投下的尊贵标志物②，但他们已在别处向您致敬了。过去的时光静静地栖息在您的身旁；为您服丧致哀。
①戈里茨的嘉布遣会修道院地下墓室中。
②这是在圣德尼为国王举行葬礼时的通常作法。
您的身旁放置着从您体内取出的内脏，仿佛死去的母亲身旁躺着她为之付出了生命的流产的婴孩。每年年底的忌日，您的某位兄弟——身为虔诚基督徒的君王，死后的修士③——都将给您朗诵经文；您流放的孩子将聚拢在您的长眠之所；因为夫人们在的里雅斯特的纪念馆是空的④——她们圣洁的尸骨又回到了她们的祖国，您以您的流放还清了这些高贵的夫人们被流放的债。
③在您死后变成修士。
④路易十五的女儿们的遗骸被埋在的里雅斯特，一八一四年十一月已被移回至圣德尼。
对啊，为什么如今不把这些残骸像从不同洞穴里挖出的古董一样的收集起来呢?让凯旋门将拿破仑的棺材像桂冠一样戴在头顶，或者在那些不朽的胜利之躯上立起青铜圆柱①。然而历史重压下的路易十六断头台从此就被塞佐斯特里②的石雕掩埋了。终有一天，在发生过凶杀案的广场上，孤独的方尖形纪念碑将找回吕克佐尔的寂静和安宁。
①旺多姆圆柱。
②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形纪念碑。确切地说，是一八三六年十月刚被建起的。
结论
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从摄政时期到一七九三年的史实
一八一一年十月四日，我在狼谷着手写这本《回忆录》，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巴黎我把它重新看了一遍，完成了它的修改工作，足足三十年①十一个月零二十一天，我暗暗地创作着这本将公布于众的书，其间经历了许多革命以及我个人的人世变迁。我的手写累了，但是我的思想没有丝毫倦怠，它没有退却，因为我时刻感觉得到它活跃在我的头脑中，时刻待命起跑，我打算在我三十年的作品后加上一个总结，正如我经常提到的那样：我是想说，我进入这个世界时是什么样的，我离开时的世界又是什么样。但是我面前放着的一小罐吸墨沙使我仿佛看到了一只手，那是水手们在海难时的波涛中依稀看到过的手，它示意我将作品精简些；我于是压缩了一些，但仍保留了全部要点。
①此处有误待改。
路易十四逝世。奥尔良公爵在路易十五尚未成年时当上了摄政王。塞拉马尔阴谋之后，法西战争爆发：阿尔贝罗尼的垮台重新带来了和平。一七二三年二月十五日，路易十五成年，十个月后，摄政王去世。他在法国播下了腐败的种子；他让杜布瓦取代了费奈隆的职位，并立下法律。波旁公爵作了路易十五的首相，并将弗勒里红衣主教作为继任者，此人起了好些年的作用。一七三四年战争爆发；我的父亲在当齐克前负伤。一七四五年发动丰特鲁瓦战役；我们一位并不好战的国王在唯一一场可以压倒英国的对垒战中取得了胜利；世界的征服者继克需西，普瓦提埃和阿赞库尔战役失败之后又败走滑铁卢。滑铁卢教堂刻满了一八一五年战死的英国军官名字，在丰特鲁瓦教堂却只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前面长眠着菲力普·德维特里阁下，二十七岁，一七四五年五月十一日在丰特鲁瓦战役中牺牲。”没有任何标志指出事发地点，但人们从地下找到了头骨中嵌着压扁了的子弹的骨骼。法国人已将胜利铭刻在他们的前额上。
不久，贝勒·伊斯勒元帅之子吉索尔伯爵在克勒韦尔阵亡。富凯的姓氏和直系后裔也都随他而去了。拉瓦莉埃尔小姐变成了夏托鲁夫人。看到那些经历了数世纪的风光荣耀的姓氏突然间灰飞烟灭总是有些伤感的。
一七四五年六月，斯图亚特家族的第二个王位觊觎者①开始了他的冒险：在期盼着流亡的亨利五世来取代这位英国觊觎者的过程中，这些意外让我深感不安。
①查理·爱德华(charles-Edouard)。
战争的结束宣告了我们的统治在殖民地受挫。拉布尔多内本想在亚洲为法国报仇雪恨，但他与迪普莱克斯自攻占马德拉斯以来的争端把一切都弄糟了。一七四八年和约暂时结束了这些苦难；一七五五年重新开战：它以里斯本地震作为开始，拉辛的孙子②葬身其中。英国以阿卡迪边境的几块地域之争为借口不宣而战，强占了我们三百艘商船；我们痛失了加拿大：结果造成了一些重大事件，这其中有沃尔夫和蒙卡尔姆的死。失去了对非洲和印度的控制，克莱斯勋爵着手攻占孟加拉湾。然而，这期间，又涌起了道义之争；达米安震动了路易十五；波兰被瓜分，耶稣会会士遭驱逐，宫廷成员下榻于雄鹿公园。正当伏尔泰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家庭公约》的作者①却隐居尚特卢。莫普的全体官员就职。路易十五决定处死使他大失脸面的宠臣，并将加拉和桑松源给路易十六分别宜读和执行判决。
②路易丝·拉辛的儿子。
①舒尔泽尔(Choiseul。)
一七七○年五月十六日，路易十六娶奥地利玛丽·泰雷兹之女为妻：人们明白了她后来的身份。参加婚礼的有马肖尔特大臣们，老莫尔帕，经济学家蒂尔戈，集传统道德和新观念于一身的马尔泽尔布，王室破坏者以及一道致命的法令下达者圣热尔曼②，最后是卡洛纳和内克。
②圣热尔曼(Saint-Germain一七○七一七七八)，蒂尔戈选拔的改革大臣。“致命的法令·无疑是指他引进平劈刀法来加强训练。
路易十六召集国会，取消劳役，废除判决宜布前的严刑拷打，通过承认新教徒的合法婚姻赋予他们以公民权。一七七九年失策的美洲战争对人类是有益无害的，虽然法国一直被它的慷慨大度所迷惑；这场战争让我们的军队在世界上重振军威，我们的国旗也因此而增辉不少。
革命爆发了，它誓要将那尚武的一代人胸中沉淀了八个世纪之久的英雄气概表现出来。路易十六的功德也偿还不了祖先们给他留下的孽债；可上帝却还偏要在他的伤口上撒一把盐——他早早地召回地上这位贤能的人去过天国的日子。一七九三年，大鸿沟的源头断了③，曾经有过的荣耀都汇集起来，并在波拿巴时期来了最后一次大展示——在他死后，这光辉仍照耀着我们。
③借用《创世纪》中的表述：(见第七章：洪水开始)“大鸿沟的所有源头都在那一天裂开了。”
结论(续)
往昔——欧洲旧秩序的消亡
我出生时，发生了许多大事。两个新生的帝国普鲁士和俄罗斯早我半个世纪，诞生在地球上；科西嘉在我出生时归属了法国；我比波拿巴晚二十天来到这个世界上①。是他带我来的。一七八三年路易十六的船只出现在布雷斯特的时候，我参加了海军：在法兰西的护翼下一个新的民族诞生了。我的降生连接着一个伟大人物和一个民族：可能这注定了我将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①夏多布里昂以为拿破仑生于一七六八年八月十五日。
纵观当今世界，东方国家，包括似乎永远闭关自守的中国也在一场大革命的风暴之中行动起来。因此，我们从前的王朝更替是算不得什么的；拿破仑也未必在各国人民中声名远扬。而他，还使我们的旧王朝销声匿迹了。
皇帝(即拿破仑)将我们置于一场早巳预见的动乱中。我们最先进、最成熟的政体，却有着许多衰落的征兆。像一个垂死的病人担心他在坟墓的生话，一个日感衰退的民族也在担心他未来的命运。于是，政治中的异端分子接踵而至。欧洲旧秩序消亡；在后代的眼中，我们当今的争论都会显得毫无意义。经验和年纪的权威，出身或天性，才华或道德，一切都将被否定，一切都将荡然无存；某些人爬到废墟顶上，自称为巨人，可是却像侏儒一样滑溜溜地滚了下来。只有二十来个人幸存，因为他们凑巧在穿越黑漆漆的大草原时抓到了一个火把；只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头脑聪明，知识渊博，有很多成功的希望，可惜却全被忧虑弄得碌碌无为。那些众多无名之辈和中世纪的大众联盟一样，无端端地就焦躁不安：饥饿的人群从平原跑到高地，又从高地跑下平原，他们对放牧一窍不通，却又藐视久经风霜的牧民们的经验。在城市生活中，一切都转瞬即逝。人们不再接受宗教和道德，要不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自己的解释。在这些下等民众当中，再有影响力的传闻不到一小时也就悄无声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作家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自信写得不错的书不出一天也会过时，甚至还夸夸其谈，可人们连他们的最后一声叹息也听不到。
鉴于这种思想倾向，他们别无他法，只能用描述行刑和践踏道德的场面来打动民众：他们忘了，真正的眼泪只有那些充满了热爱和痛苦的美丽诗句才能获得；但目前，在摄政时期和恐怖时代，需要怎样的能人智士才能拯救我们这种即将夭折的语言呢?人类的天赋再也不能产生能成为世界遗产的经典思想。
人人都觉察到这一点，人人都为之惋惜，可是过多的幻想却使人们越是接近死亡却越觉得仍然活着。人们看到把自己想象成帝王的帝王，自认为是大臣的大臣；看到众议员们一本正经地作着他们的报告，清晨的有产者坚信他们晚上仍会拥有财富。私人利益，个人野心掩盖了现时的危机：尽管日常事务也有些变动，但那不过是深渊表面上的一丝涟漪，并不能触动波涛的深处，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在那些碰运气的小赌博中，人类是重要的参与者；国王们为了国家还握着牌：牌会比君王更管用吗?这是另一个问题，丝毫不会改变现实的本质。这些小孩的玩意儿只不过是裹尸布上掠过的幽灵，能有什么价值呢?思想的传播紧随着蛮族的入侵；当今扭曲的文明已迷失了自我；盛装它的花瓶在将它移人另一个花瓶之前就早已支离破碎了。
贫富不均——知识和技术传播的危机
什么时候社会会消失?运动会中止怎样的事件?在罗马，人治取代了法治：共和制变成了帝制；我们的革命却正相反；似乎打算把君主政体改为共和政体，或者不确切地说，是民主政体；而要实现它并非易如反掌。
我们只谈及千万个问题中的要点，例如说财产，它还能继续像现在那样分配吗?兰斯君主国利用传统道德的宣传缓和了现实的严酷，这样的财产分配才得以实行，因为它赋予人性以仁慈宽容。一些人家财万贯，而另一些人却衣食无靠，当宗教带着它那能阐释这种牺牲的来世的希冀离开的时候，这样的政治状况还能维持吗?有Rx房干瘪的婴儿的母亲，找不到用来养活她们奄奄一息的孩子的一口面包；有夜里蜷缩在一起的家庭，寻不着可供保暖的棉被。前者眼看着她大片的庄稼成熟；后者则只拥有家乡巴掌大的坟地。然而，这巴掌大的坟地又能给一个死者多少粮食呢?
随着平民教育的普及，市井之人也发现了啃啮着反宗教的社会秩序的暗疮。环境和财产的巨大差异在不被人知的情况下还能够被忍受；但一旦被普遍察觉，它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再创您那贵族政治的神话吧——如果可能的话。当穷人们接受了与您同等的教育，能够识字，并不再相信您的时候，当他们的邻居拥有一千倍的囤积物的时候，您试着去说服他们，看是否会坦然接受一切缺吃少穿吧：作为最后一着，您只得把他们杀了。
当汽船日益改进，并与电报、铁路相结合，距离便将不复存在。借助它们的神翼，不但商品可以畅通无阻，思想观念也会乘机而人。当国家间的关税和商业壁垒被消除，变得像同一国家内的不同省份一样；当不同国家的日常交往使得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您如何再现古老的分治模式?
从另一方面说，和纯自然的发展一样，知识的传播同样也威胁着社会。设想一下，由于形形色色的机器不断涌现，人手便大量闲置；技术产品唯一并广泛地取代了耕地和家里的雇工，您怎样安排这些无所事事的人?怎样处理与知识相随而来的游手好闲的情绪?充沛的体力得靠体力劳动维持，一旦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体质也就逐渐削弱。我们会像亚洲民族一样，面对第一个侵略者的铁爪就无以对抗，而沦为他们的奴仆。因此，只有劳动才能保证自由，因为劳动产生力量：收回您的诅咒吧，亚当的孩子们将在劳役中丧生：Insudorevultustui，vescerispane。①于是绝妙的诅咒解开了我们命运的奥秘；人类不但饱受劳动的奴役，更饱受思想的奴役：这样，纵观了这个社会，分析了不同的文明，预想了不可知的进步，面对着文中的事实，我们又重返到出发点。
①“一份汗水，一份收成。”(见《创世纪》，第三卷)
君主政体解体——社会衰退与个人发展
八个世纪的君主制法国一直是欧洲文化休闲的中心，也是欧洲永恒之所在；丧失了这个君主国，欧洲立即倒向了民主制。不管是祸是福，人类已走出历史；王子们得到领主们代管的财产；多数民族走向成熟，宣称他们不再需要监护人。从大卫到今天，都指派了国王：人民的使命开始了。古时候，希腊、迦太基、罗马的奴隶共和制都只不过是短暂的例外，它们阻止不了君主政体在全球的普及。法国国王一旦不复存在，君主政体也就被整个现代社会所抛弃了。为了加速君主制的衰亡，在一些国家，上帝将权杖递给了病残的国王，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婴，或是婚纱中的年轻女子①。她们好比是没有锋牙利爪的狮子，是还吮着奶或刚订婚的黄毛丫头。在这个不信教的年代，人类的伟业将如何继续?
①一八四○年，普鲁士国王病危，西班牙女王仅十岁，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刚结婚。
在靠不住的三重警卫的保护之下，君主们自以为很安全；可最厚颜无耻的规定却当着他们的面被宣读了。民主制胜利了；他们从宫殿底层一级一级地登到了殿顶，并从天窗纵身跃入泳池。
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现象出现了：物质条件改善，精神文明发展；本该受益的民族却减少了。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规范出了问题。每分钟都有犯罪发生；由于宗教感情的丧失，它们并不像在我们时代一样手段比较仁慈。如今它们像是时间推进的必然产物，再也激不起愤慨；如果说，从前人们对它们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评价，那是因为人们不像想象的那样有相当先进的认识；现在，人们分析它们，将它们放人熔炉里去检验，以便从中发现有用的东西，就如同化学家检测垃圾的组成一样。道德的败坏与肉欲的堕落的破坏性大不一样，它们常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因为它们并非个别而是普遍的现象。
这样的人会有羞耻感，因为人们已证实他们也有灵魂，他们本来完全可以找到与此不同的生活；如果他们也被培养得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怯懦，他们就会觉得缺乏威严、力量和才能；他们接受了虚无主义，或者说是怀疑吧，也许他们也觉得这并非好东西，但却是无法否定的事实。来崇拜我们这愚蠢的傲慢吧!
这就是社会衰退与个人发展的缘由。假如说知识的进步也带来了道德观念的进步，那倒也平衡了，而且人性也会跟着增长。可事实却恰恰相反：知识越来越丰富，是非却不分明了；思想越来越开阔，良知却泯灭了。不错，社会是在衰退：自由本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可是却行不通，因为缺乏宗教信仰的支撑；秩序本可以捍卫法律的尊严，可它也不会建立得很坚实，因为无政府主义思想抵抗着它。几乎从不曾与人分享权力的帝王从此也要成为不幸的阶层：没有一个可以获救，除非他像基督一样出生在麦秸上。就在军号声宣告人民的觉醒的时候，在圣德尼坍塌的坟墓里，君主们被拖出来，等着被埋进平民的坟地。这时，捡破烂的作了最后的世纪性裁决：在那死一般的黑夜里，他们举着灯笼，在侥幸逃过第一次掠夺的残物里仔细搜索着。国王们已消失无踪，但王位犹存：他们将之从时代的核心拔出，扔进废品筐里。
未来——前途未卜
因此，旧欧洲的一切是不可能再复活了。年轻的欧洲真的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吗?失去了习惯的权威中心，当今世界仿佛置身于两个不可能当中：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可能拥有未来。有人想象，如果我们现在是不幸的，那么将来形势肯定会好转，您可别相信；人类被带坏了的习性不会就这么败坏下去。例如说，过于自由会导致专制暴虐；但过于专制也只能导致专制暴虐，它毁坏我们，使我们无法独立：蒂贝尔没有让罗马回到共和制，在他身后只留下了卡利居拉王朝。
为避免解释的麻烦，我们只说时间可能会把我们预想不到的政治体制推到我们的面前。所有的古人，包括那些最具天才的古人，他们想象得到一个没有奴隶的社会吗?但我们却看到了它的存在。他们断言这种文明将会诞生一个壮大的种族，我个人想着：然而，个体没有减少的可能么?我们可以像勤劳的蜜蜂一样，为了共同的蜜糖而共同劳作。“物资”领域里，人们联合起来工作，一群人通过不同的路径抢先一步找到了他们寻觅的东西；另一群人将建起金字塔；通过研究它的方方面面，这些人将搜寻这个创造物的每个角落，并有一些科学的发现。然而，“精神”领域里也是相同的情形吗?事实是，一千个脑袋凑起来也创作不出一个荷马的杰作来。
他们说将会有一个城邦，那里的每个成员都拥有同等的财产和教育，她会在真主面前展现一幅比祖辈们的城邦更美的画面。现在有一个荒唐的想法：将所有的人民联合起来，也就是说，将整个人类变成一个人；但是，在集中了全人类的智慧的同时，丰富的个人情感岂不就丧失了吗?远离了温暖的壁炉；远离了温馨的家庭；在那些被看作您的同胞的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当中，您再也没有机会热情地拥抱您的兄弟。透过您爬满常春藤的窗户，在所能见到的狭隘的天地里，您能找到半点昔日生活的影子吗?您想象着视野外一些不知名的国度，那还是一只偶然经过的候鸟——您到垂暮之年才见过的唯一过客刚向您提过的。您很庆幸，那些环绕着您的山丘没有在您眼前消失；是它们隐藏了您的友情和爱情；夜的呻吟声伴随着您在幽静的小屋中睡去，那是唯一的噪音；您沉静的灵魂不会被打扰，思想总在那儿等着与您重拾平易的对话。您知道您出生的地方，您知道您将埋葬的地方；迈进森林的时候，您可以说：
看着我出生的美丽森林啊，
您不久就会看到我的死亡了①。
①肖利厄(Chaulieu一六三九—一七二○)的诗句。
人不只通过旅行才能变得富有，他自身就是无限的财富，从您内心深处流露出的这种论调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引起了千万个灵魂的共鸣：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的人，也不能在世人那里找到。坐到树林深处的树桩上去吧：如果在您遗忘的深处，在您宁静的内心里找不到无限的话，即使您迷失在恒河的沙滩上也是徒劳的。
一个没有国度的大同世界该是什么样子?它既不属于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俄罗斯、也不属于鞑靼、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美国，或者不如说是同时为他们所共有。会这样吗?它的习俗、它的科技、它的文学艺术会是怎样?如何同时向不同气候下的不同民族表达自己的感情?怎样的语言才能满足迥异的需要，描绘出曾照耀过所有青年、成人和老者的太阳的不同图景?这是种什么样的语言?社会大融合会不会产生一种通用的语言；或是每个民族仍使用自己的语言，但他们有一种融合的日常用语?又或者所有的语言都能被大家明白?这样的社会将会在哪一种统一的法律之下存在于怎样相似的习俗当中?如何在统一的社会不断壮大，而小范围的王权统治四处碰壁的地球上寻得一席之地?我想，除非能利用科学方法换一个星球。
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学说的信徒——傅立叶主义者——欧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联合主义者——平均主义者
厌倦了财产私有制的您是否乐意让政府成为唯一的所有者，像打发乞丐一样按每个人的功绩分给您一个份额?谁来评判您的功绩?谁会拥有扣押您的财产的威力和权威?谁将掌握并利用这个活的不动产库?
您试图建立一个劳工联合体制度吗?共同体能否承受病弱无能者的负担?
或建立另一种联合体制：取缔工资制，代之以股份公司或工厂主和工人、才智和物质的两合公司；一些人提供资金和计划，另一些人则提供技艺和劳力；人们共同分配利润。这太妙了，是可采纳的完美结合；的确妙，如果不会发生争吵，没有人贪财，也无人妒忌的话。但是只要有一个合伙人要求退出，一切就都完了；无休止的财产分割和诉讼便上演了。这种方式，从理论上说可能性大一点，可实践上却也是行不通的。
您的观点似乎温和些，只想要建立一个城邦，每个人都拥有房屋、壁炉并且丰衣足食吗?当您能够给居民们提供这一切的时候，质量和数量引起的问题将会破坏您的分配并使之不公平：这个人食量比那个人大；可那个人工作不如这个人卖力；勤劳节俭的人将成为富人，而挥霍者，懒惰者和多病的人会重新陷入贫困之中；因为您无法使每个人都有同等的体格和性情——您的努力仍然改变不了天生的差异。
您可以不相信，繁琐的法律措施总是纠缠着我们：人们需要组建家庭；他们有婚姻权、监护权；继承人要收转财产，承担权利和义务等等。显然，婚姻本身就是荒谬、痛苦的：我们要将这一切都取消掉。如果儿子杀死了父亲，犯了杀父罪，那不是儿子的错——因为我们已证明他是品行端正的；那是活着时的父亲害死了儿子。不要再为我们建在足下的迷宫般的房子而伤透脑筋、自寻烦恼了吧；没有必要再为祖辈们这些过时的琐事而纠缠不清了。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激进的宗教主义分子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些学说的虚幻性；他们参与其中，为的只是让他们接受宗教的道义；他们以为在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似乎可以先采取美国式的完美中庸措施；他们闭上了眼睛，忘了美国人都是积极的产业主，而这一点是帮了他们一点忙的。
另外，有更殷勤的，他们接纳了一种优雅文明，却只是将我们变成了近似无神论者的中国“立宪派”：数世纪以来，知识渊博、自由自在的老者身着黄色长袍坐在精美的装饰毯上；民众发明创造了一切，我们则只需饱食终日，悠悠闲闲地享受着这些既得成果；然后像傻瓜一样坐上从广州到长城的火车，与天朝的另一位产业主东拉西扯地聊着某块要排干的沼泽地，或是某条待挖的运河。对美国式的或中国式的，这种或那种假设，我丝毫提不起兴趣；我宁可在这样的幸福降临之前就死去。
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可能是由于人类志气的彻底丧失，人们已改变了自己的所有：在国王们以权力换取了一笔年俸的同时，人民的独立热情也变成了对金钱的热爱。于是，在被乱糟糟的杂合政治体系迷惑了的有识之士和君主之间达成了妥协；他们各自轻松地炫耀着自己的缺陷，如同在旧式麻风病院里，或是在今天，病人用烂泥涂在身上以求减少痛苦。人们卑躬屈节、委曲求全，一同走进腐化堕落的烂泥里。
然而，按照我们的社会现状，想要用物质享受来代替精神享受仍然是白花时间。有人设想，这会使生活中充斥着旧式的贵族；他们拥有宫殿、大群的奴隶，俨然是世界的主宰；他们将整个非洲纳入自己的私有财产。穷困潦倒的您将在哪个屋檐下进行您的消遣呢?鲜花香水、长笛演奏者、爱奥尼亚的高等妓女都将被您安排在哪间宽大豪华的浴室里呢?这些并不是埃利奥加帕尔想要的。您到哪儿去找这些物质享受所必需的钱?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乞丐。
下面来看看绝对平均主义存在的更严重的问题吧：它不但奴役了身体，也奴役了灵魂；更重要的是它否认了个人体质、智力的不一致。处于众人的监视之下，我们眼看着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美好愿望不能实现。例如说，不满足于现状是我们的本性；您却禁止我们通过才智去获得，甚至不准我们去向往那无穷无尽的财富，迫使我们过着蜗牛般的生活，把我们变成为机器。因此，别幻想了：没有拥有一切的可能性，也不存在长生不老的办法，到处充斥着虚无和死亡；没有个体所有制，就不存在解放；无论谁，只要没有所有权就不可能独立；不论是在当今财产独立的条件下，还是处于财产共有的状况中，他都会成为无产者或是工薪阶层。财产共有会使社会看起来更像一个修道院：庶务们站在门口，分发着面包。财产的继承制和神圣不可侵犯性是个人权益的保障；财产不是别的，财产就是“自由”。“绝对平均”主义必须以对它的“完全服从”为前提，因为它是最具强制性的；个人被它改造成了役畜，并在它的管束下走在同一条永无尽头的小路上。
在我这样陈述道理的时候，狱中的德·拉默内先生①，我们伟大的诗人，也用他强有力的逻辑说理对这些制度进行了抨击。从他标题为《关于人民的过去和将来》的小册子中借用的一段文章，将为我的理由作最充分的阐释；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①一八四一年，德·拉默内(deLamennais)在圣佩拉热度过了整整一年。
“将实现绝对平均作为目标的人，为了建立和维持它，必须借用强制力量，而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专制或独裁。”
“支持绝对平均的人首先必须设法克服天性的不平等，减少——可能的话甚至消除——这种不平等。为了创造形成这种组织和发展的第一条件，从人类诞生、小孩出世的第一天起，他们的工作就开始了。于是国家征服了一切，不但控制了人的肉体，同时也控制了人的精神。智力和道德都有赖于它，都服从它。从此以后，没有婚姻，没有家庭，没有父子之情；国家操纵着男人、女人和小孩，把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精神上、肉体上密不透风的奴役使他们透不过气来，却又无处可逃。”
“在物质上，平均主义只会用简单的分配来稍微改善一下严峻的现状。如果仅仅涉及土地的分配，可能可以按人头分配；但是人口总是变化着的，那么就必须经常改变原有的分配。取消了个体所有制之后，国家将成为唯一合法的所有者。赞成这种所有制的恐怕只有修道士，因为他们对神许下了贫修、从顺的愿心；不赞成的是奴隶，因为这丝毫没有改善他们艰难的处境。富有人情味的联系，友好的交往，相互的忠诚和帮助，个人的天赋和才能，所有这些使生活温馨迷人、使个人有所作为的美好东西都化作了泡影。”
“他们为解决人类未来的问题所设想的方案否定一切存在的必要条件，并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人们的义务、权利和家庭关系；就算真能在社会实施，也不会使人们获得自由，取得真正的进步，而只会产生像远古时一样的奴役，丝毫无进步可言。”
这样的逻辑推断简直无懈可击。
我并非去探望囚犯，像达尔杜弗那样给他们施舍，而是去看那些比我高深的人，并借此来丰富我的学识。我不害怕他们持有不同观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信仰的；我同情他们，我的爱德足以抵抗诱惑。如果说我犯错过多，他们则是过少；他们懂的我也懂，我懂的他们却未必全懂。从前我曾到这个监狱看望过高贵而不幸的卡曾尔，今天我又在这儿看望德拉默内教士。这些仅存的高贵的人，七月革命既不懂得他们的价值，也不能忍受他们的光辉，只将他们弃置在这地狱般的牢笼里。在上面最后一个房间里，一个矮得伸手可及的屋顶下，弗朗索瓦①·德拉默内和弗朗索瓦·德夏多布里昂，我们两个衰朽的自由信仰者谈论着严肃的问题。他徒劳地反抗了一番，但他的观念还是被套进了宗教的模子；已有了基督教的形式，而实质却与教义相差甚远：他的言论引起了天国的骚动。
①德拉默内的名字(弗朗索瓦)应受到祝贺。
《冷漠论》的作者是异教说的忠实信徒，他操着与我相同的语言，却宣扬着不再与我相同的观点。如果接受颇受欢迎的福音主义教义后，他仍从事神职，那么他还能保持被这些转变破坏的声望。本堂神甫们，教士中的新成员们(并且是其中最杰出的成员)向他走来；如果他赞成教会自主，尊敬圣人彼得的后继者，又反对联合的话，主教们也会投身到他的事业中来的。
法国的青年围着传教士，从他那儿他们听到了自己喜爱的思想和憧憬的进步；欧洲热心的不信国教者也丝毫没有反对它的意思；波兰、爱尔兰和西班牙这些信奉天主教的伟大民族还会感激上述传播它的人。连罗马最终也发现，新的福音主义者使得教会统治东山再起，并给压迫下的大祭司提供了抵制绝对王权影响的办法。多么强大的生命力量!一个集智慧、宗教和自由于一身的教士!
这些却是上帝不愿看到的；才智过人者立即失去了光辉；引路人退避三舍，将民众留在了黑夜里。我的同胞中止了他的公众事业，但依然保持着个人的优越感和天赋上的优势。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他应该活得比我长；我要唤他到床边，在那些再也不会有人经过的门口，我们还会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我希望他的才智能像过去他的手抚摸过我的头顶一样给我宽恕。我们出生时也曾得到过同样的抚慰；愿他会容许我以赤诚的信仰和真挚的崇敬去期盼：在同一个永恒的海滩上与我言归于好的朋友重逢。
基督教思想是世界的未来
通过调查研究，我最终断定，旧的社会已经破产；一个既要坚持自己的论点，又赞成纯粹共和制或君主改良制的非基督徒是无法理解未来社会的。因为无论你怎样的假设，您所期盼的改良都只能在“福音书”①中找到。
①见“福音书”：“假如我没来过，也没对他们说过什么，那他们就不会有过错；可现在他们连犯错的借口也没有了。”
当今的各种宗派信徒联合实质上都是耶稣教义的可笑翻版，它始终以信徒教义为核心：这种教义已深人人心，我们对它像对待自己的东西一样运用自如；我们很自然地揣测着它，尽管它不属于我们；它来自我们古老的信仰，继承于我们前两代或三代的直系尊亲属。这种致力于完善耶稣教义的独立思想者从未考虑过耶稣是否已将人民的权利置于其中。我们所追求的一切仁慈博爱，我们所梦想的服务于人类利益的制度，都不过是蜕变了的基督观念，它换了名字，甚至经常被歪曲：但它终究是基督的血肉!
您认为基督思想就是发展了的人道主义思想?我赞同；但是当您翻开形形色色的宇宙起源说，您会得知传统基督教是先于启示基督教的。正如基督谈到自己时所说的那样，假如他“没来过，也没说过什么”，观念就不会被阐释，真理就仍会处于混沌状态，这在古书中曾有模糊的体现。因此，这就要看您怎么理解了：如果把他看成启示者或基督，您就领会了它的真义；如果您把他看成一个救世主、安慰者，您就该远离他：因为是他在您心中播下了文明和哲学的种子。
您已经看到了，我只能在基督教或至少符合天主教义的基督教旁支当中找到未来的出路；基督教产生于真理的萌发，就像天地万物是上帝的创造一样。我不敢断言一个彻底的革新已经发生，因为我得承认整个人类终将走向毁灭，信仰也会在某些国家枯竭；但是只要还剩一颗种子，只要这颗种子还能落在一小块土壤上，哪怕这小块土壤是在花瓶的碎片之中，它也会茁壮成长；于是，又一种天主教思想的降生将会使社会重焕生机。
基督教是上帝和创世主最合理、最具哲理性的评判标准；它囊括了宇宙三大法则，即神的法则、道德法则和政治法则：神的法则，即上帝的三位一体；道德法则，即“慈善”；政治法则，即“自由，平等，博爱”。
前两种法则已发展成熟；第三种，也就是政治法则却没有得到完善，因为它无法在人类没有树立明智的信仰和普遍具备一定道德的情况下盛行。那么，基督教首先就得清除人类因狂热崇拜和所处的奴役状态而导致的谬论与恶习。
有教养的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这样一个天主教徒却执意要坐在他们称之为废墟的阴影里；在他们看来，我这是顽固不化，是成见太深。好吧，那您就行行好，告诉我，在一个属于个人和理智的世界里，我到哪儿去找您所建议的家庭和天主?只要您能说出来，我就跟您走；否则的话，就甭指责我怎么还躺在基督的坟墓里，因为这是您抛弃我时留下的唯一歇脚处了。
不，我不是顽固不化，是真诚；以下就是我所经历的：我的计划、我的研究、我的经验都化成了泡影，我只知道世界所追求的本身就是个十足的错误。我的宗教信仰不断增强，战胜了我其他的一切信仰；人世间再也没有比我更虔诚的基督徒，也没有比我更不愿轻信的人了。现在还远没到结束的时候，救世主的宗教刚刚进入它的第三个阶段——政治阶段了，即“自由、平等、博爱”。福音书和无罪宣判都还没有公布于众；我们仍生活在基督宣告的不幸里：“很不幸，您让人类承受他们不能承受的重压，而您根本不想用手指尖碰他们一下。”①
①福音书中圣吕克所说。
基督教义亘古不变，但对它的阐释却是多种多样的；它的变化代表了世界万物的变化。当它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蒙昧将被驱散；自由，与耶稣一同在髑髅地的十字架上受难的自由，将和救世主一同从受难架上走下来；自由会把《新约》交给各民族，因为那本书是为他们而写，只是目前某些条文已写不下去了。政府将不复存在，道德败坏会成为历史，名誉的恢复也会宣告死气沉沉和抑郁衰败的世纪已经过去。
期待的日子何时会到来?根据基督教义的秘密方法，什么时候社会才得以重组?天晓得，感情的阻力是无法估计的。
死亡的阴影不止一次笼罩了人类，使人事归于沉寂，仿佛一场夜雪停止了车马声。民族不会像组成他们的个体一样迅速地消长。但愿寻寻觅觅的东西不久就会出现?后期罗马帝国的苦难看来还没有结束；延续了这么久的基督纪元也没能完全消灭奴役。我知道时间不会影响法国人的性情；我们在革命中从未将时间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焦虑之后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年轻人斗志昂扬，跃跃欲试；只要隐约看见他们前面的高地，就会迫不及待地低头猛冲，千方百计达到目标：勇气可嘉；可是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失望，然而不明世事的后人重又背负起这沉甸甸的失望，直到生命的尽头；就这样世代相传。荒漠年代又一次来临；就在人类可怕的、狂热的自我崇拜中，就在贫瘠的避难所里，基督教又一次复活了。
历史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目前大家都看到的直接结果，另一个是大家一时看不到的未来的结果。这些结果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一些来自于我们目光短浅的明智，另一些则是来自永世长存的明智。人算不如天算。上帝就站在人类背后。尽管去否认这至高无上的旨意吧，您可以不同意他的行动和言辞；如同民众一样，您有许多事情和更多的理由向上帝呼吁；瞧瞧最后的结果吧，您将会看到它总是事与愿违的，因为它首先并没有建立在道德和公正的基础之上。
如果上帝还没有宣读他的最后判决；如果一个强大自由的未来还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那就只有基督徒的期盼才能帮助实现它，因为当一切似乎都已背叛了它时，它的翅膀却在日益丰满，企盼比时间还要漫长，比痛苦还要强烈。①
①关于显示了本章特色的希望和痛苦的混合，参看我们的“引言”。
回顾我的一生
是忏悔激发我也促使我写成了这部作品，它会在我的身后仍存在吗?可能我的作品是糟糕的；也可能到了那一天，我的《回忆录》也消失了。但至少在人们都不想要的、无以消遣的人生暮年，我这些回忆尚能聊以解闷。晚年生活是凄苦的：因为自身已一文不值而毫无快乐可言；因为成了所有人的负担而令人生厌；他一只脚已迈进了棺材，只等另一只了：在被世人遗弃的地方仍然幻想着，又有何益处呢?未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亲切可爱的亡灵?哼，不管将怎样，我都会毫不在乎的!
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扰乱了我的宁静：我不知道我挑灯夜作是否太天真；我担心我糊涂得不明白别人只是曲意逢迎。我所写的是否合乎正义?是否严格遵守了道德和慈爱的规范?我有权谈论别人吗?假若这本《回忆录》真有些不妥，后悔又于我何益?你们在人世不为人知，创造了神迹、在供桌上生活舒适的神灵却向你们秘而不宣的德行致敬!
这个缺乏学识、无人照料的可怜人，却用他仅有的道德和教义影响了他的难友们，这实际上是神圣基督的影响。地球上最好的书也顶不上埃罗德“用血祭奠过”的无名殉道者人生的一幕。
您见过我出生；您见过我的童年和贡堡城堡里人们对我的杰出作品的狂热崇拜；我到过凡尔赛，曾在巴黎目睹大革命的第一幕。我遇见过新世界的华盛顿；我进过密林；海难又将我推回了希列塔尼海岸。我经受过战士的苦难，体验过流亡贵族的悲惨。回到法国，我成了《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在这个变化了的社会里，我得到和失去了朋友。波拿巴叫住我，又和当甘公爵血肉模糊的躯体一起扑倒在我的脚前；我停下脚步，将这个伟人从他的出生地科西嘉岛领到他圣赫列娜的坟墓。我参加了复辟王朝，并看着它灭亡。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工作和生活。我四次漂洋过海；我曾感受过东方的阳光，触摸过孟菲斯、迦太基、斯巴达和雅典的遗址；我在圣徒彼得陵墓做过祷告，并有过对髑髅地的朝拜。我既贫穷又富有，既强大又懦弱，既幸福又悲惨，既是行动家又是思想家，我的手曾触摸到世纪的深处，我的智慧曾飞到人迹罕至的角落；虚幻中也曾有过真实的存在，正如水手们透过云雾见到陆地一样。这些所见所闻如果像清漆保护的图画一样在脑海中永不消失的话，它就将勾画出我一生留下的足迹。
我的三种职业都有它的最高目标：作为旅行者，我渴望发现地球两极的秘密；作为人文学者，我努力尝试在遗址上重建宗教信仰；作为政治家，我竭力让人民拥有一个沉着冷静的君主制，去找回在维也纳条约中丧失的力量，使法国重立于欧洲民族之林；至少我曾为对他们至关重要的新闻自由的获得助过一臂之力。在神的领域，宗教和自由；在人的领域，体面和荣耀(这是宗教和自由的人类后代)：这就是我对祖国的期望。
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法国作家，我几乎是唯一的文如其人：旅行者，战士，政论家，大臣；在森林中我歌颂森林，在轮船上我描绘海洋，在军营里我谈论武器，在流亡中我学会了流亡，在课堂、在事务中、在议会上我研究了君主、政治和法律。
希腊和罗马的雄辩家都曾参与公众的事务，并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西班牙的文艺先驱们也曾投身社会运动。但丁、塔索、卡蒙斯、埃尔西拉、塞万提斯过的是怎样一种暴风雨般激烈而美丽的生活啊!在古代的法国，我们的圣歌和故事都来自于我们的圣地和战场；但从路易十四时期起，我们的作家就常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我们能成为精神的代言人，却不能反映他们时代的现实。
不知是幸福还是幸运，我在暂住过易洛魁人的茅屋、阿拉伯人的帐篷，穿过野人的上衣、马穆鲁克骑兵的长袍以后，又坐在了君王的桌旁而重陷困境。我参与了和平与战争；我签过条约和协议书；我出席过法庭、议会和教皇选举会；重立和推翻王位；我制造了历史，并可以撰写历史：在孤独清静的生活中，我可以和想象中的女子阿达拉、阿梅莉、布朗加、韦雷达一同走过喧嚣繁华，更不必说那些现实中的人物，只要她们有同样的魅力。我担心我有一颗一位先哲称之为宗教病的灵魂。
我生在如同两河交汇的世纪之交；我投身于它们混浊的水流中，身不由己地远离我诞生的海滨，怀着无限希冀，朝那不可知的彼岸游去。
在我有生之年的世界变更记
按照我们民族的习惯说法，从“我能从床上看到天空”的时候起，整个地球就又改变了。如果把我出生时的地球跟我离去时的比较一下，我会辨认不出来了。地球上的第五块陆地澳大利亚被发现，并已经住满了人；法国人的帆船①在南极洲的冰川中刚发现了第六块陆地，巴里、罗斯、弗朗克兰绕过北美洲的海岸边界线来到了我们这里；非洲开启了它的神秘之窗；现在，我们的家园没有哪个角落是不为人知的了。我们学习分隔世界的每一种语言；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舰队穿过巴拿马地峡，甚至苏伊土地峡。
①迪蒙·迪尔维尔(Dumontd'Urville)的船队。
历史总是不断让人有新的发现；那些原来神圣的语言也都敞开了它们的门户；在梅兹哈伊姆的花岗岩上，商博良解开了那些象形文字之谜，沙漠曾经因为它们而像是在嘴上贴上胶布，从不轻易泄露它的秘密**。假如新的革命已将波兰、荷兰、热那亚和威尼斯从地图上抹去，但愿其他的共和国能在大西洋海岸占据一席之地。发达完善的文明将对这些国家的刚强有力的民族本性有所帮助：汽船逆流而上，这些原来不可克服的障碍如今也成为便利的交通通道了；如同肯塔基沙漠上出现的美国新州，它也在河岸建起了城市和村庄。在这些以不可穿越著称的森林里，不用马的车子载着沉甸甸的物品和成千上万的旅客飞驰而过。造船的木材和矿产资源也顺流漂下；巴拿马地峡拆除了它的屏障，两边海域的船只都能自由通行。
**克·勒诺尔芒(Ch．Lenormant)先生是与商博良一同旅行的学者，他保存了古埃及方尖碑的基本原理。现在昂佩尔先生前往泰伯斯和盂菲斯遗址研究它们。
借助于这火热的运动，航运并不只限于河上，还横跨了大洋；距离也因此缩短了；再也不会有巨浪，不会有季节，不会有逆风，不会有封锁和封闭的港口。工业对于普朗古埃的小村庄来说还只是个遥远的神话：那时，贵妇们还在壁炉前玩着古老的游戏；农妇还在为她们的衣服纺着麻线；细得可怜的树脂蜡烛衬托着村庄的夜色；化学尚未产生奇迹；没有机器去利用铁和水力来纺纱织衣；瓦斯还只是一种大气现象，并未用来照亮我们的剧场和街道。
这些变革并非只发生在我们的逗留期间：人类不灭的天性让他将智慧一直带到天国；而通向那里的每一步都会让他感受到无可比拟的神的力量。这颗星星，在我们祖先的眼中只是很平常的一颗，可在我们的眼前却呈现出两颗甚至三颗；重重叠叠的太阳投下太多的阴影，使得民众也没有足够的生存之地。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心，上帝看着这些精彩的场面一一闪过，那些都是上帝神力的证明。
想象一下，随着学识的日益丰富，我们贫乏的星球将遨游于阳光海洋里。那是银河，是光明的源泉，是造物主双手创造星球的金属熔化材料。这些星体如此遥远，人类能看到自家壁炉的光亮，却看不到它们的光辉，要看到它们，或许要等到它们已失去了光芒的那一天。即使是相对于自己生息的地方，人类也是多么的渺小啊!但是人类的智慧又是何等的伟大啊!他知道星球的脸什么时候会蒙上阴影，彗星会在千万年后的几时几刻出现；可是他自己却只在世上生活一小会儿!人类不过是天空的巨大裙褶里一颗微不可见的尘埃，可是各种星体在广袤宇宙间的每一步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些我们仍很陌生的星体将照耀出什么样的前程?他们的显现是否与人类进步中的某个新阶段有关?关于这些，后来者会知道的；至于我，我要走了，不会知道了。
生前的勤奋使我完成了自己的纪念碑。这于我是一个很大的慰藉；我感觉仿佛有人在推着我走：我订了座位的小船船长警告说，船马上就要启航，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假如我是罗马的主人，比如说西拉，那我就会在死去的前一天夜里来完成我的《回忆录》；但我不会像他这样结尾：“我的一个孩子带着他的母亲梅特拉走进我的梦中，劝我去共享那永远的安宁和幸福①。”如果我是西拉②，天上的荣光永远也不能给我安宁和幸福。
①见普吕塔尔克的《西拉的生活》。
②普吕塔尔克刚联想起他晚年的耻辱。
新的风暴即将来临；有人预感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他们正包扎好旧伤口，准备着重返沙场。然而，我以为不会有什么不幸发生了：因为君民都已疲惫不堪；意外的灾难不会再狂袭法国了：在我之后将发生的只会是一场普遍的变革。有人将改变这艰难困苦的状况；没有苦痛，人们就不会想到要改变面貌。但是仍然会有一个举动，这不会是几个独立的小变革，而是一场正迈向终点的大革命。未来的这些图景已跟我无缘了；它们呼唤着新的画家来描绘：该你们了，先生们。
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写完这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我看见西向的窗户正开着，那儿正对着外国传教士住所的花园③：正是清晨六点时分，月儿发散着苍白的光晕；已经沉得很低了，几乎碰着被东方第一道金光照亮的巴黎残老军人院的指向牌：大概旧的世界已经隐退，新世界就要诞生了吧。太阳将从万道晨曦中升起，但我将看不到了。我只能坐在墓旁；然后手拿耶稣十字架，勇敢地走进那永恒的宁静。
③一八三八年七月，夏多布里昂住在巴克路112号(现为120号)的底层。他后来就在这里去世。在小花坛的外面，他看得见外国传教士所住修道院的花园。
《回忆录》完!①
①《墓外回忆录》原版共有十二卷。《回忆录》正文实际包括在前十一卷里。第十二卷收集的文章杂乱无章、内容不一，并跟前面的原作无直接关系，而且夏多布里昂几乎未参与它的编写工作。目录如下：
1)《朱莉·德法尔西的生活》节选，卡龙教士编；
2)一份外交资料：驻俄罗斯大使拉费罗内依于一八二四年五月十四日自圣彼得堡寄给身为外交大臣的夏多布里昂的信；
3)家谱资料；
4)关于夏多布里昂和夫人的回忆录由达尼埃洛整理，此人曾在一八三四年至一八四六年期间担任作者的秘书。
从中可以看出，这里没有什么真正可以作为《回忆录》的“补充”的材料。
Ⅰ《墓后回忆录》及舆论
《墓后回忆录》一出版就遭到了冷遇和反感，我们于是试图在序言里就指出它的原因。夏多布里昂的生前老友们大都曾是七月王朝的重要人物。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憎恶却也愈加强烈。自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起，莫莱在给巴朗特的信中说到：“《墓后回忆录》就要出版了，它会比《朗塞的一生》更糟糕。”同时期的帕基埃的评价也不比他客气。在波瓦涅伯爵夫人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敌视态度。
从一八四八年十月起，列日大学的圣伯夫开设了包括二十一讲的关于夏多布里昂的专题讲座；直到一八六一年才以《第一帝国时期的夏多布里昂以及他的文学派别》为题发表出来。尽管他只研究到一八一一年，可却声称他的不少结论适应于全部著作，仿佛夏多布里昂在最后的三十七年中只字未写似的。讲座，还有尤其是出版后随附的注解的意图都是阴险恶毒的。看来，圣伯夫是不甘心对生前的夏多布里昂过于阿谀奉承了，所以要在他死后来反咬一口。
一八五○年七月一日，斯达尔夫人之孙，二十九岁的阿尔贝·德布罗格利在一篇题为《两个世界的回顾》的文章中写道：“一个垂死之人的傲慢建起的新型金字塔，即所谓的《墓后回忆录》(“一个垂死之人”，言下何意?)
一般来说，稍有名气的浪漫派作家都懂得夏多布里昂的重要性；他们明白自己得益于他。但是《论英国文学》中“品味低下”、“兽性化和物质化的学校”深深刺伤了他们。曾经狂热崇拜过夏多布里昂的雨果几乎从一八三○年起就没有再见过他。“夏多布里昂和拉马丁彼此厌恶”，圣伯夫写道。行将就木的巴尔扎克因为不满他的自由主义，甚至从未提过他的名字。不用说，维尼也厌恶他：“政治、文学和宗教上的伪善、虚假的才华，这些就是这个一事无成的人的全部了。”然而戈蒂埃声称夏多布里昂为浪漫主义的“酋长”，奥古斯坦·蒂埃里也在阅读一段《殉道者》的插叙时，叫人加上了著名的一页，提到了他的历史功绩。
乔治·桑对待《回忆录》很苛刻：“这是一部‘缺乏道德’……没有灵魂的作品……”然而，像所有曾对夏多布里昂态度恶劣的人(如圣伯夫、夏尔·莫拉斯，甚至吉耶曼先生)一样，她后来也承认他是无比杰出的：“虽然作品中他的泛爱的作风和个性，他的矫揉造作，他对新词新义的滥用，所有这些都令我生厌，我仍能时刻感受到大手笔的纯朴、新颖和形式美，某些篇章甚至堪称文学世纪大师之作，我们这些浮躁后生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不会有一个人写得出来。”
泰纳·勒南(尽管是布列塔尼人)从未认真对待过他写的作品。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弗约诅咒说：“一个永远忙于矫揉造作，夸夸其谈的人，他矫揉造作是为了夸夸其谈，夸夸其谈是为了矫揉造作，不矫揉造作，不夸夸其谈，于他是不可能的……”
这一次，弗约终于与教育界人土取得了一致意见，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他们也对夏多布里昂充满了敌意。在一八九九年和接下来的两年里发表的关于《夏多布里昂在美洲》的文章里，约瑟夫·贝蒂埃不但指出说他不可能到过他所描绘的所有地方；甚至还宣称他的想象是毫无直感事实依据的；“要打动别人并激起行动”，需要有“别人或他自己证实过的东西。”我刚重读过我的老师朗松所著《法国文学史》中关于夏多布里昂的篇章，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我熟知的治学严谨、善解人意的老师为什么这次会表现得如此轻率呢?“一个毫无意志的人”、“‘总之’智慧超群”、“特别是抓不住思路”、“他的观念平庸肤浅，尤其专横。”于勒·拉梅特勒和安德烈·絮阿雷斯这两个师范大学学生后来也重复了这粗暴的论断：前者在一九一二年关于夏多布里昂的讲座中宣称，夏多布里昂的所有作品中唯一一本让他有几分兴趣重读的是《最后一个阿邦塞拉日的历险记》；同年，后者也慢悠悠地说着傲慢无礼的话，只当消遣：“他有君主的腔调，却没有君主的灵魂……就算不说他空虚，至少也是个没受过苦的人……他盛产故作高深的寓音和荒唐可笑的斥责……他是自恋男子，那喀索斯虚无的水中倒影。”但是《回忆录》对这些粗浅的评判不屑一顾，如果说有一句话是值得重视的话，那就是这个平淡而又单纯的评论：“《回忆录》是个令人惊叹的成功。”
阿·法朗士一向以讽刺的口吻影射“子爵”。保尔·瓦雷里似乎拒绝提到他的名字。夏尔·莫拉斯在一八九八年对他进行了猛烈攻击：“夏多布里昂是海盗和窃贼的后代，凶猛又孤僻的猛禽、业余的收尸者，他在死人和历史中从未搜索到任何有价值的传统，也没有找到任何可遗传的永恒。”然而他却称他为“尊贵的智者”。皮埃尔·拉塞尔阐述他当时的老师莫拉斯的观点时说：“作为一个政客，实际上夏多布里昂除了给自己招来一大堆烦恼以外，一无所获。”
对夏多布里昂所受人身攻击的回顾就到这里吧，因为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人是试着去理解他，而不是去诽谤他。波特莱尔谈到他时总是怀着崇敬之情；认为他是“最不容置疑和非凡卓绝的语言和文笔大师”之一。爱德蒙·德·龚古尔在他一八九三年四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真的很奇怪，我的弟弟曾痛骂《墓后回忆录》这本书，可是在我那些生命无望的日子里，它却开始成为我的读物。”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又写道：“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类伊始的所有诗篇，不管是何种语言，都献给《墓后回忆录》的前两卷。”
一八九九年巴莱士参观贡堡。他想起夏多布里昂关于他第一次到达城堡并从此与家人在此长住的令人难忘的描述。“这些回忆广泛流传，我们的现代文学因它而变得丰富多彩，”巴莱士说道，“《墓后回忆录》第一卷令我们热血沸腾。”纪德老是提起夏多布里昂：他欣赏他，又憎恨他；《朗塞》曾使他“陶醉其中”，故他也爱读《回忆录》中一切有《朗塞》风格的章节。保尔·克洛岱尔因教育界对夏多布里昂进行猛烈攻击而颇为愤慨，一九一二年四月，他说：“他写的《墓后回忆录》是法国最壮丽的史诗之一；仅这一点就足以令我们崇敬和珍惜了。它出自一部了不起的历史工程师之手，它是通向峭壁顶上的一条道路的设计师，从那儿我们看到了关于整个法国的最精辟的见解，它又是一位天才从逝去的文明废墟迈向毫无前途的乱世的诊断书……”
大约四十年以来，在有了玛丽——让娜迪丽，乔治，科拉斯，英里斯·勒瓦杨和许多其他人的相当多的优秀作品之后，夏多布里昂终于呈现出他的本来面貌。夏多布里昂协会的成员总是逐年增多。在他的逝世一百周年和诞辰两百周年纪念会上，人们显示出的极大的热忱和虔诚是罕见的。“新一代评论家”尤其重视他①。“我们几乎把一切都归功于他，”朱利安·格拉克写道。他焕发出从未有过的活力和生机。
①至少，日·普·里夏尔的《夏多布里昂的影响》(一九六七)就是一个例子。
Ⅱ夏多布里昂自己眼中的夏多布里昂①
①以下所有引文都出自《回忆录》。
我出身贵族。我觉得自己是碰上了好运。我对自由的热爱至死不渝，尽管它更多地属于已经走向没落的贵族阶级。
波涛、风、清静适合……我的本性，是我的启蒙老师；也许我的某些本不具备的美德正是从它们那儿学来的。
打猎、跑步跟读书、写作一样令我喜欢。
我的工作才能突出，记忆力非凡。
在我的一生当中，即使对某个人充满了敬畏，我也不会当面脸红的，我宁可这样。
我的家庭并不高贵，在我的父辈时她是可憎的，我的兄弟甚至使她成为笑柄，她的长子又使她稍有改变。尽管我有共和倾向，并竭力掩盖家庭的不足，但我仍不敢肯定我是否已令她彻底改观。
秋天里，我经常在齐腰的水里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在塘边等着野鸭的出现；直到今天我仍会为猎捕到一只狗而激动不已。自从第一次爱上打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沟渠、田野、沼泽和荆棘都在我足下一一踏过，有时我会发现自己拿着猎枪，一个人站在荒野里，强健而孤独，我就是这样回归自然的。
贡堡的一位邻乡人来城堡住了几日，携同的妻子秀美异常。我不知道为什么村庄突然骚动起来，大家都一窝蜂似的跑到她家大厅窗边去瞧。我第一个到达那儿，一个陌生女子急匆匆地走过来，我转身想给她让路；无意间她却挡住了我的路，我被紧贴在她和窗户之间。这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从那一刻起，我总隐约觉得那种从未经历过的爱与被爱一定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感觉……想象的激情和我的羞怯孤僻终于没有让我跨出一步，只是自己反省着；没有见到她本人，我的强烈欲念却使那个虚幻的影子从此挥之不去。
我根据见过的女人假想着……一个女人；她有着与那个曾将我挤在她胸前的陌生女子相同的身材、头发和笑容；有着村庄里这个年轻女子的眼睛，那个女孩的纯真……这个魅力无穷的幻影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把她当作真人，与她交谈，她按照我的想象而幻变成不同的模样。
我并不知道我将名垂青史；我本该为了名利而让世界上最亮的光环围绕着我，并且我不必为此而奔波劳累。如果我可以像泥塑一样造型，或许我会是个女人，有着女人的激情；或许会是个男人，首先就要让自己仪表堂堂；其次，为了预防死敌的愤怒，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但并非声名远扬，我只为清静和孤独而挥洒我的才华。在轻如鸿毛，昙花一现的生命中，除去尘世的浮华诱惑，便只剩两件真实的东西：宗教信仰和对年轻的热爱，也就是说，除了未来和现在，其它的一概无关痛痒了。
别人样样都会，我则一无所长，这就是我。
除了宗教，我再也没有别的信仰……我厌倦一切；我拖着疲惫的双腿，无精打采地走过我所有的日子，忧郁烦闷始终纠缠着我。
外表看来我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内心里都任由别人支配摆布，为了免去一时的烦扰，我却被奴役了一个世纪。
婚姻真的破坏了我的生活吗?我当然本该有更多的清闲的消遣；在某些场合和更多的地方我本应更受欢迎；但是，如若我的妻子想在政治上阻挠我的话，她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在那个颇获殊荣的领域，我是会意气用事的。如果我毫无羁绊，我不是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吗?也许正因为有了情感的约束，有了某种秘而不宣的情绪，也才使我的语调更加有力，使我的作品由于一种内心的狂热和掩盖的火花而更富有生命力，然而放荡不羁的感情往往会把它们统统抹杀……我将对我的妻子永远充满温柔的感激，因为她的眷恋是如此的深沉和真挚感人。她令我时时尊重她，并深感到我的责任，我的生命也因为她而变得更庄重、更高贵和更可敬。
我真的很有才能吗?这种才能是否值得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能逃过死劫吗?到了冥间，在另一个充斥了异类的世界里会有变化吗?会有理解我的公众吗?我还会是从前那个我，后人会理解我吗?
我从不跟路人谈论我的兴趣和打算，我的工作和观念，我的喜和我的忧，我深信，对别人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事，将给人家带来深深的烦恼。坦率地讲，我缺乏内心交流，我的灵魂在日益封闭。
候见室、办公厅、报界和咖啡馆的庸人都推测着我有什么野心，事实远非如此。现实生活中我是个冷酷无情的人，谈不上什么激情，更不会感情用事，我敏锐的观察力洞察一切人和事，什么名气、重要性都荡然无存。我的幻想并没有帮我将理想变成现实，却让我对那些所谓最重大的事件也不屑一顾，对自己也心灰意冷：我首先看见的几乎都是事物的荒谬和烦琐；眼前几乎找不到崇高和伟大……在政治上，对我政见的热情持久度从未超过我的演讲稿或小册子的长度。在内心里和理论上，我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在外界和实践上，我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人。喜欢冒险又沉着冷静，热情似火又有条不紊，没有人比我更好幻想或更重实际，也没有人比我更狂热或更冷酷；我是一个奇特的双性人，血管里同时流淌着父亲和母亲异质的血液。
我曾先后担任过不同军队的将领，士兵们和我并不是一个派别：我率领老保皇党人反对公众自由权，尤其是他们深恶痛绝的新闻自由；我嘲笑自由党人，他们自己居然也会害怕波旁王朝的这种自由。
我痛恨喜欢冷嘲热讽的人，他们都是最猥琐、最平庸、最浅薄的人。
一个极大的不幸：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①很久后的今天，我的悲伤仍丝毫未减，这份刚被阻隔了的感情会是我最后的真情吗?我没有忘却它，但我却更快地替换了这份如此珍贵的情感!一个男人就这样日渐衰老。当他还年轻，还拥有生命的时候，他就只剩下了一颗歉疚的灵魂；然而当他努力面对，将生命沉重地拖在身后的时候，叫人又如何会宽恕他?我们用情不专却又天性贫乏，我们只能重复过去眷恋中的旧话来表达我们今天的情感。然而这些话本该只说一次的：因为重复只会亵渎它。
①波利娜·得博蒙(PaulinedeBeaumont)之死。
在所有逝去的东西当中，狼谷是我唯一惋惜的；显然，我将一无所有了。丢失了狼谷，我又孕育了《玛丽——泰雷兹诊所》，但是不久前我同样地又失去了她。如今，命运就要将我掩入那一小撮黄土，对此我早已看透了。
没人能和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亡灵的世界里，因为回忆已完全占据了我的现实生活。即使是那些我毫不在意的人，一旦死了，也都会涌人我的记忆之中：大概没有走进坟墓的人都不能成为我的同伴，因为只有那样才能让我确信我已经死了。在那里，别人都觉得是生离死别，只有我觉得那是永远的相聚；一个朋友去了，就好像永远地坐在了我的壁炉前，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当眼前的世界渐渐隐退，过去的世界就来到了我的身边，如果现代人瞧不起老一代，他们的不屑也丝毫不会影响我：因为我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的存在。
“大概因为血管里流着法国人的血液，我的选择结束时，当有人与我谈起国外横加的舆论干涉时我感到极为焦躁；如果有教养的欧洲人想把一八一四年宪章强加给我的话，我就会到君士坦丁堡去生活。”①
①一八一六年四月三日在贵族院上的演讲。
我憎恶一切，蔑视现在，也蔑视即将到来的将来。可以统称为“公众”的后人们(并且是几个世纪的)都将是些可悲可怜的人，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我不忍将我的生命的最后时日用来记载过去的事情，用来描绘一个已完全消失的世界，没有人会再懂得它的语言，记得它的名字。
君主节②不期而至，我利用这个节日重申我的忠诚，抱有自由观点的我，忠心始终不变。
②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三日，圣查里节前夜。
厌倦、憎恶一切，迟疑不决是我致命的弱点。
应该做更低下、更卑微、更虔诚的基督徒才好。可是很不幸，我已经快走到生命的终点了，不可能做个更完美的基督徒了：如果有人给我一个耳光，我不会将另一边脸也伸过去。
我的生命愈是被效忠和荣耀束紧，我就越想用行动的自由来换取思想表达的自由；我的思想又回归了它的本性。
不怕您笑话，我承认我确实没有办事主动的天性，千万别对我的一举成功抱任何希望，因为我有本能的障碍。这种障碍并非来自我的缺乏灵感，而是因为我漠视一切。这个缺点使得我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能取得圆满成功。
若我有幸在此地①了结我的余生，我就会在圣奥诺弗里奥置办一间陋室，那里挨着塔索逝去的卧房。在大使工作之余，我就坐在小屋的窗前继续写我的《回忆录》。在地球上最美的一个景点，在翠绿的橙树和橡树丛中，整个罗马尽收眼底。每天清晨，在临终和诗人的墓穴之间，我乞灵于光荣和灾难之神，从事着我的创作。
①夏多布里昂为驻罗马大使(一八二九)。
“查理十世”深信我有一颗善良的心却没有一个聪明的脑袋。事实却恰恰相反……我有一个特别冷静好使的脑袋，至于心嘛，还过得去吧，跟绝大多数人也没什么区别。
对内战争没有对外战争那么不正义、那么容易激起公愤，而且自然得多，除非这些对外战争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内战至少是建立在个人凌辱和已知的仇恨之上；是一些敌对双方都明白为什么要拿起武器的战斗。即使苦难不能为他们的罪行开脱，那也是可以原谅、可以解释的，可以让人了解它为什么存在。但是外战又如何解释呢?一些民族互相残杀，通常是因为某个国王情绪不佳，某个野心家想发迹，或某个大臣伺机排挤对手。
“并非出于感情上的效忠，也不是对亨利四世从小到大的艰辛哺育的体恤，我才来为这场一切都重新与我作对的官司辩护，如果这场官司胜诉的话。我不想写传奇故事，不为荣誉，也不想牺牲；我不相信神圣王权，我相信革命和事实的力量。我甚至不寄希望于宪章，我只相信自己的理论；那是从我生命消失时期的哲学领域总结出来的：我推荐波尔多公爵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比我们讨论的这个要实用、有价值得多。”①
①一八三○年八月七日在贵族院上的演讲。
西班牙战争是我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它在我政治生涯中的地位可与《基督教真谛》曾在我文学领域的地位相媲美。命运之神让我担负起这巨大的风险，在复辟王朝时期它本来有可能调整世界走向未来的步伐。它将我从幻想中拖出来，并把我变成现实的引路人。它将我带到赌桌前，对手是时下的两位总理，梅特尼克王子和坎宁先生：我赢了他们。所有当时组阁举足轻重的人物都不得不承认：他们遇到了一个政治家。
啊，上帝保佑您；天赐的珍贵的独立②，我的生命之魂!好啦，把我的《回忆录》拿来，这是第二个我，您就是他的知己、偶像和缪斯。闲暇的时间最适合写作：作为遇难人，我将继续对海滨的渔夫讲述我的遇险故事。回归我的天性，我又是一个自由的旅行者；我要像开始那样走完我的行程。我生命的跑道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它将把我带回到了起跑线上。在这条跑道上，我曾是个无忧无虑的毛头小兵，如今我已成了经验丰富的老兵，军帽里放着休憩着的子弹，臂上留着岁月的疤痕，肩上挎着装满了记忆的军用包，在跑道上慢慢前行。天知道?说不定在每一程我都会重温年轻时的旧梦?借助幻想可以帮助我抗击那些旧时代的游牧部落，他们就像潜伏在废墟背后的龙骑兵，随时都可能出现。
②七月革命的第二天。
在湖边③洛桑路上沿街而上，可以看见拉巴努兹先生的两位官员的别墅，建造那房子和培植花园花了一百五十万法郎。当我步行经过他们的住所时，我简直崇拜上帝，他居然在日内瓦，在我和他们之间安排了复辟王朝的见证人。我真愚蠢!蠢到家了!拉巴努兹先生让我成了保皇堂人，并陷入了苦痛之中：看看他的官员们是如何促进公债折换的吧；对此我曾天真地制止过，还因此而被驱逐。这些先生们来了，乘着豪华轻便的马车，帽子歪戴在耳边。而我则不得不跳到沟渠里，以免车轮卷走我破旧的衣角。然而，我毕竟曾是法国的贵族、部长和大使，并且我还执有装着圣灵和金羊毛在内的所有上等基督教民的纸盒子。如果尊贵的拉巴努兹先生的高级官员，那些百万富翁们有意买下我精美的盒子送给他们的夫人，我会十二分的乐意的。
③莱蒙湖。一八三一年，夏多布里昂和妻子曾在日内瓦市郊帕基避暑。
唉!金钱①我曾经是那样藐视你，而我现在无论做什么都得喜欢你了，我不得不承认你的价值：你是自由的源泉，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由你安排，没有你，真是寸步难行。除了荣誉，你还有什么得不到的?拥有你，人们就拥有了年轻、美丽、荣誉、才能和美德，人们就逗人喜欢、受人尊重。可你却对我说，钱只让人们表面上拥有了一切：这又有什么要紧?只要我以为这一切是真实的就行了。好好地欺骗我吧，别的我都不要：生活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种谎言?如果一个人身五分文，他就会受制于每件事、每个人。若两个女人不和，她们尽可以各走各的阳关道；然而，就因为手头缺几个铜板，她们依然得面对着面呆下来，虽然互不理睬、互相埋怨，火气也越来越大，可是却只能吞下到口的气话，互相白着眼在心里恶狠狠地咒骂着，她们强忍着怒火，牺牲她们的兴趣爱好，改变她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贫困让这两个女人紧挨在一起，但却不是拥抱，而是相互撕咬，只是不像弗洛拉咬庞培那样罢了。没有钱，无以逃脱，没法去找另一个太阳，即使心里再咬牙切齿也只能常年套上这个枷锁。幸福的犹太人，你们这些倒卖十字架的贩子，是你们控制了当今的基督教会，决定和平和战争，是你们出卖了旧的主教帽就能吃香喝辣，你们才是国王和美女的宠儿，可你们又是多么肮脏可鄙啊!唉，要是你们愿意跟我换换皮肤，或者只要能让我潜进你们的保险柜，从中偷出你们从那些公子哥儿们那儿窃来的钱物，我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①本页是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五日在帕基写的。(参看前面注释)。
我天生是个民主主义者，可道义上却是个持贵族政见者，只要不跟民众发生什么关系，我情愿为他们放弃我的财产和生命。
我得恳请朋友们原谅我的某些辛辣的观点。我只能苦笑，我有太多苦痛，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苦恼：看过我的《回忆录》的人都了解我的命运如何。我并非安逸地躺在娘胎里，因为痛苦早巳纠缠上我。我在灾难里漂流，厄运追随着我，我好比一间脆弱的茅草房，不堪厄运的重压。但愿我所爱的人们不会认为是我抛弃了他们；但愿他们能谅解我，给我一个发泄口：有了这个发泄口，我的心便又都属于他们了。
自从第一颗宗教的种子在我的灵魂深处萌芽，我的生命便像处女地一样蓬勃生长，除去荆棘，迎来了它的第一次丰收。突然一阵干冷的风吹来，土地干裂了。上天可怜它，赐予它露水滋润，可是冷风又一次袭来。长时期在怀疑和信仰中飘摇不定，我的生活充满了失望，也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欢欣。我善良圣洁的母亲，请为我向耶稣基督祈祷：有了他，您的儿子从此便获得新生了。
如果我是小王子①的太傅，我就要尽力去争取他的信任。如果他重继王位，那时我就会向他建议到时机成熟时才登基。我本想加佩王朝可以像当朝时一样体面地退去……然而，……本来打算采取措施，安抚一下布拉格的虚弱无力，模仿吕伊纳在幼王的身边培养些得力之人，并以黎希留为榜样把孔西尼抚慰得更好些……精力充沛的我硬要隐退布拉格，这确实不容易办到，因为我不但得消除王室家族的反感，还得消除外国的仇恨。内阁也痛恨我的主意……然而，为了表示悔意，为了补偿我民族荣誉感的过错，也许我该捶胸痛哭，对统治着这个世界的蠢材们毕恭毕敬，这样也许我能爬到达马男爵的位置；而后，我却忽然甩掉了拐杖，挺起了腰杆。可是糟糕!我的雄心壮志哪里去了?我的掩饰本领哪里去了?我的容忍克制哪里去了?我对一切的重视哪里去了?有两三次我提起了笔；遵从太子妃要我给她写信的要求，我写了两三次违心的草稿。然而，我很快忿忿不平起来，于是顺着性子，一口气写了一封足以让我扭断脖子的信。
①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即将离世的弗朗索瓦②想赤条条地离去，正如他赤条条地来一样；他模仿一向被他奉为楷模的基督，要求将他朴实的躯体埋葬在处决犯人的地方。他口授了一封纯精神的遗书，因为他留给兄弟们的只有清贫和安宁；一个神圣的女子将他放人了坟墓。从主保圣人那里，我继承了清贫和对卑贱者的仁爱，以及对动物的怜悯……能在瞻礼日这天踏上法国的土地，我应该珍惜这种幸福；可是，我真正地拥有着一个祖国吗?在这个国家里我曾感受过片刻的安宁吗?
②一八三三年十月四日，夏多布里昂从布拉格返回法国，这一天正是他的主保圣人弗朗奈瓦·达西兹的瞻礼日。
我的宗教信仰不断地增强，战胜了其他的一切信仰；人世间再也没有比我更虔诚的基督徒，比我更不愿轻信的人了。
我的三种职业都有它的最高目标：作为旅行者，我渴望发现地球两极的秘密；作为人文学者，我努力尝试在遗址上重建宗教信仰；作为政治家，我竭力让人民拥有一个沉着冷静的君主制，去找回在维也纳条约中丧失的力量，使法国重立于欧洲民族之林；至少我曾为获得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新闻自由助过一臂之力。在神的领域，宗教和自由；在人的领域，体面和荣耀(这是宗教和自由的人类后代)：这就是我对祖国的期望。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法国作家，我几乎是唯一的文如其人：旅行者，战士，政论家，大臣；在森林中我歌颂森林；在轮船上我描绘海洋；在军营里我谈论武器；在流亡中我学会了流亡；在课堂上、在事务中，在议会上我研究了君主、政治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