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仿佛一种善良的精神又一次可能把德国人引回到他们的道路上来。1914年8月那些日子的高潮，对于一切曾经经历过它的人来说，乃是属于最高级、最难忘怀的记忆珍品之一，尽管它带有过眼烟云的性质。由于那种要剥夺我们所一直在享受着的物质繁荣的保证的共同危险已经临头，迄今为止一直存在于德国人民之中的，既存在于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工作阶级之间的一切裂痕，便突然之间愈合了。而且不止于此，人们还深深感到在一切领域中，它都不仅涉及共同目标上的团结一致，而且也成为我们整个国家和文化所需要的一场内部的革新。我们甚至于从多方面在相信这种情形已经开始，而且在一场我们认为是防卫和抵抗的战争的共同体验之中会更加推进向前。我们满怀着希望，却经历了一次迷人的骗局。还不到一年，团结就破灭了，德国人民就又分裂开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是不是1914年8月情绪的高涨，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从前的理想，即那种古老的而现在走到了尽头的发展力量的最后闪光呢？有一位很好的观察家马克思·希尔德柏特·布姆 〔1〕 早在1917年就已经想到过这一点了。他在《普鲁士年鉴》（167卷，460页）中写道：
从多种角度看来，1914年8月也许今后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新时代的破晓，而毋宁说是向一个旧时代的痛苦的告别；它意味着一幕浪漫主义者庄严演奏的终曲，德国人的心灵只能以沉重的无可奈何的态度才能使自己和它脱离关系。
他继续写道：
那现在真正在到来的新时代，其特征将是技术主义、理性主义和凭粮票配给的社会主义，它不是一种由内心、而是一种由头脑在无情地加以指导的社会精神。一个以组织为其本质的国家；只能是一个以内心深处的不信任在毫不关心地对待个人生命的国家，它的发展是无法估计的，而德国文化却只是从个人生命之中滋长出来的。
这些话就像是一座探照灯，把它的光线既投向前方也投向后方。我们正站在德国人民演化过程的主要转折点上。歌德时代的人是个性自由的人，同时也是“人性”的人，他承认并且实践着他对社会应有的“崇高、有用和为善”的职责。他最初是生活和发展在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体中，然后则是在打着瑙曼烙印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综合体中；他越来越强而有力地和社会上的群众需要以及政治上的权力需要凝结在一起，也就是说越来越紧密地和具体地与那个包围着他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体结合在一起。这种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某种古老的关系，又一次在1914年8月的日子里的浪漫主义者的身上闪烁着光芒。这时候又一次在向自己作证的这种“人性的”人，会不会此后便由于把人们愈来愈压缩成为群众集体的那一切力量而被宣判绝种呢？我们暂把这个难题留在心里。它终究是会找到答案的，只要有此可能的话。
早在1915年就可以感到，这次8月的精神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综合是不会持久的。它同时被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给瓦解了。和小李卜克内西 〔2〕 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极左派的努力，属于正在出现的德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它会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如果德国人未来会从它那里接受某些烙印的话。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德国社会的右翼方面的进程，当时却还没有触及共产主义。
这里就爆发了有关战争目的的争论。为着德国的未来，这时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摆脱由于轻率的战前政策而被导入那种有致命危险的处境。人们在同时把两个世界强国，俄国和英国都弄成了敌人。面对着这双方的敌人而要贯彻德国全部的世界政治的利益，那在物质上是超出了她的行为能力之外的。如果有什么是能希望的话，那就只能是从刚刚爆发的战争中获得不大的一份战果而已。就像是过去的胡伯斯堡和约 〔3〕 那样单纯地保住了自己，也会被评为是一场“胜利”一样。不过在资产阶级的领导圈子里，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上升到这种谦逊的观点。那是这样一些人，在他们的身上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体仍然余波荡漾，从而古典的人道理想和对于西方文化集体以及对于胜利要有节制的感情，也仍然在活跃着。但是在占有财富和自命为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中间，这时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我们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就已看到的那种汹涌的冲动：缺乏眼光的民族利己主义、选择政治手段时不加考虑、对欧洲集体生命的必需条件置之不顾，——这一切都和毫无批判地对〔德国〕自己的权力手段估计过高结合在一起。它想要成为一种现实政治，但却只不过成为了这样一种现实政治的反面。然而他们却自认为是代表着具有征服力量的近代人的现实主义。
于是在有关战争目的的这场争论中，同时就产生了一场德国人民本身之间的冲突。只有作为这样一场冲突，它才可能充分被理解。
我们缺少意义充分的字句来表达这两种〔德国〕人的实质。如果我们称一种人为权力型的人（Machtmenschen）而另一种为文化型的人（Kulturmenschen），那不免是一种很笨拙的表达方式。因为他们共同的教育背景，使得权力人以关心文化而闻名，而文化人也以关心权力而闻名。这一方和那一方，双方都只是在文化或权力的分量上有所不同而已。但是，一旦意识到了他们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比利时、波兰、波罗的海）的对立是何等的深刻时，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就必定要使他们分离得愈来愈远。有许多“权力人”确实会在后来极力否认被人说成是和阿道夫·希特勒一个鼻孔出气的。然而正是他们这时所选定的那条道路，就引到了后来希特勒在那上面扎下了他自己大营的地盘。
那另一种人的道路，则引向德国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已经在其中安居的地盘。我们现在理解到他们对战争局势的稳重的估计和他们之放弃乌托邦式的战争目的以及放弃权力的呼喊。德国社会主义思想领域中的国际原则，迄今一直是被视作与民族主义原则相敌对的；但在1914年8月以后，当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民族阵线之后，它便越发地转变为民族观念的附庸。这时正在合流的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因素的含量，就再一次呈现为多种多样的方式。
在国内政治的领域，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也和文化人的道路汇合在一起，——假如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有缺点的词句的话。工人也要求与有产者阶级享有充分的政治平等权利，既然他们在为祖国的战斗中已经作出了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同样有价值的贡献。以往所存在的这样一来就会把国家交到群众激情的手里那种担忧，就减少了，——假如群众内部的发展是健康的，假如它与革命的乌托邦脱离关系而且追求资产阶级的优美的文化理想的话。而这正是当时所出现的情况。还在战争的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一种大有希望的努力，要把两种德国人，一种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另一种出身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从内部相互结合为一体。甚至于古老的宗教皈依的冲突，也在这种新的可能性面前低下头来。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工会都参加了1917年秋建立的“为自由和祖国的人民联盟”，并与有人道思想倾向的资产阶级代表们结成了共同体。这就是后来中央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党的魏玛联盟正式的最初阶段，——也就是那个备受嘲讽的“魏玛体系”。
今天确实是只有那些曾经活跃在“人民联盟”里的人才知道一些有关它的存在的事，而同时那个同样也是建立于1917年秋天的“祖国党”，即与资产阶级权力型的人相对立的联盟，却始终是众口流传着。事实上，当时是祖国党才对政治事变发挥了更强的作用；那是通过它与统帅部相结合而有可能在君主制的最后几个月里对那软弱的帝国政权施加压力的结果。泛德意志的征服精神与国内重工业的和东德大土地占有的统治者们，就在祖国党内为自己创立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可以隐蔽他们的真正倾向的机构。
这时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都以欢愉的热情，认为它是代表着真正民族利益这一幻觉之下，涌进了祖国党。参加进来的，还都是受过高水平的精神教育的人们。我们必须更仔细一些来观察这种类型的人，因为在他们身上能够特别清晰地表明他们精神结构的弱点。他们是那样一些人，他们能够欣然在理论上肯定一切古典自由主义关于精神与权力、民族与全人类的综合体，可是在这些综合体受到威胁的紧急关头，他们却任凭自己被诱导到一条骗人的和幻想的权力利益的道路上去。在全国到处都有着许许多多的教师、牧师和法官，他们都涌到他们所相信的这个民族精神的新集合场上来，却高高兴兴地忽视了当时他们那些领导人的浓厚的自私主义。例如，那些教会里的牧师们对待当代问题是何等之缺乏判断力而又因循守旧，我们从李特尔迈（Rittelmeyer）的优美的回忆录中就可以看到。
事实上，祖国党还重新扩大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以及旧的君主专制与新的人民群众之间的裂隙，——虽则，那在1918年8月的那些日子里曾似乎是已被弥补了的。至于对外方面，则战争是在祖国党的影响之下以一种并不能改善而只能恶化其后果的方式在进行着。因为只要祖国党的精神和它背后的泛德意志运动在支配着德国，就不用想有和对方进行和谈的任何准备，而对方在北美参战之后却已变得具有压倒的力量了。从这种局势出发，德尔布鲁克就在1918年8月18日的《普鲁士年鉴》（173卷，422页）上写道：
全世界都在要求、而且也有权要求德国人做出他们的保证，即泛德意志精神、霸权的精神、暴力的精神、仇视文化的精神、英雄主义的精神，并不是德国自己的精神。
他又在8月29日写道：
非到我们已经砸烂了泛德意志运动、它的战争目的以及它那亵渎神明的说教，……非到这时候，和平谈判的时钟就不会敲响，……
难道这些话不是逐字逐句地也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德国〕整个的局势吗？我们还能再怀疑泛德意志和祖国党就是希特勒兴起的真正序幕吗？
注 释
〔1〕 布姆（Max Hildebert Böhm, 1891—1958），德国人类社会学家。——译注
〔2〕 小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译注
〔3〕 胡伯斯堡（Huberts burg）和约，为结束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七年战争（1756—1763，亦称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在胡伯斯堡所签订的和约，和约规定双方基本上维持战前原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