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秋天，崩溃终于临头时，最高统帅部决定放下武器，而基尔的暴动则把11月革命带进了行程；这时
〔1〕 ，那些一阵风似地涌入了祖国党的分子就表出一种特征的转向。他们不想承认自己此前由于自己那种虚幻的兼并主义和自己阻碍了内政改革而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那条道路不但未能防止革命反而是促进了革命。他们把军事失败和革命归纳为一种因果关系，但却把因果颠倒了。对方的无法回避的而又不断在增长的优势武力，使得英勇作战的军队愈来愈陷入绝望而不得不屈服。这就是事实的情况。然而这时从右翼阵营中传出的——还可以证实是在11月革命以前就已出现了的——“背后一刀”这一神话却认为，革命分裂了国内阵线，把胜利从我们〔德国〕手中夺走了；在这一压力之下，统帅部就不得不放下武器。这种分裂行动的开端是在1918年8月以前就已出现了，但只是在军事局势已经变得毫无希望的那个时刻之后，分裂行动才增长到导致了革命的地步。背后一刀的神话的代表人物们不假辞色地埋怨那些所谓的失败主义者，即人民同盟的成员，说是失败主义者由于他们宣扬战争的目的要适可而止和他们整个的人道主义立场而削弱了战斗意志。
祖国党和背后一刀的神话一道，代表着德国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生死关头的转折点。关键在于这派资产阶级有很大而又很重要的一部分从此就越发扼阻了民主思想，——也就是说，扼阻了想要通过承认双方权利的平等并通过基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建立起一个人民政府来弥合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以及民族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裂隙的那种观点。然而对于拥护祖国党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来说，根据1919年魏玛宪法而建立的这种民主政府，在那种背后一刀的神话的轻藐的眼光里，就表现为是对民族不忠的一种产物、是一种心灵的怯懦，也是群众的权力欲在利用当时的背叛行为而导致的失败。自此而后，那些在1917—1918年间和祖国党相勾结的分子，就在进行着一场公开的和秘密的反魏玛宪法的斗争。“魏玛宪法是在餐桌俱乐部里搞垮掉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齐格弗里德·冯·卡道尔夫 〔2〕 有一次对我说，——也就是说，在餐桌上聚会的那些学界和政界的大人先生们以他们那种荒诞的背后一刀意义上的苛责而把魏玛宪法弄得声名狼藉。一滴强烈的毒汁从而就渗入到战后整个的官场生活里来，它企图不是通过暴力和专政、而是通过和平评判式的社会谅解而重新引回到一个受苦受难的德国。
即使是从一种健全的民主观念来考察，魏玛宪法 〔3〕 也确实有着严重的缺点。它为最高政权结构所提供的巩固而连续的权威是太小了，而对浮沉变化着的政党的依赖性又太大了。就在魏玛联合内阁 〔4〕 的那些党派里，也存在着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目光短浅的权势欲和作用决非小可的这一事实，即那些参与其中的阶级长久以来都被排摒在政权席次之外，却突然之间享有了权力。在那些正急于贪饮落到自己口边的权力酒杯的人里面，就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一切怀有反犹情绪的人看来，就像是德国的挫败和革命的既得利益者。除了这些既得利益者而外，所有其他的德国人似乎都是无可挽救地沦入了悲惨的境地。
在1920年代初期，战胜国的手掌仍然沉重可怕地压在我们〔德国人〕身上。只要说一下“凡尔赛和约” 〔5〕 这几个字，并回忆一下由它而来的思想上的和物质上的后果就够了。每个人的生存这时都受到了通货膨胀的摧残，它吞没了一切的收入和储蓄。在糟糕的1923年里，当法国人入侵鲁尔地区时 〔6〕 ，通货膨胀已成为脱缰之马。这时又还有背后一刀这种神话的心理作用。人们愤懑地在自思自想，难道我们不会是这场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吗？若不仅仅因为是自己队伍内部的背叛，难道我们不会赢得胜利吗？成千上万曾经参加过世界大战的那支庞大军队的被遣散的军官们，这时流落在街头；他们以自己往日备受尊敬的地位和目前为了每天的面包而挣扎的悲惨境地相比较，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尊严扫地的英雄。从那些在战后镇压共产党骚动中起过决定作用的志愿队（Freiwilligenkorps）中，出现了大量的秘密组织，它们梦想着不久的将来进行一场新的举事。1920年春的卡普政变 〔7〕 是第一次的尝试，但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当1922年秋天，墨索里尼的民族主义革命在意大利获得成功，并且他的法西斯民兵能够进军罗马而没有受到国王维克多·依曼纽尔 〔8〕 正规军的阻挡时，它又在我们〔德国人〕中间唤起了要去做同样事情的冲动。当然这要靠凡尔赛和约给我们留下来的那支小小的国防军（Reichswehr）的帮助。“国防军周围有一群黑〔非法的〕组织”，当时有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向我这样说。国防军的领袖冯·赛克特 〔9〕 将军的表现，在民主国家政权机构的范围内，确实是正确的。但是古老的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以其炫人耳目的品质并以其思想的以及人生价值观的狭隘性，却仍然活跃在那些特选的精英们的身上，他们当时构成了国防军的军官团。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将更深入地加以讨论。
从这些因素、事变和印象之中就形成了第一次风暴的浪潮，它带来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事业。当希特勒在1923年11月9日发动慕尼黑政变时，他失败了。尽管后来几年出现了经济方面的改革，但是德国的社会情况仍然是那么混乱和动荡，以致希特勒并没有放弃希望要利用这一点来从一条新路上达到夺取政权的目标。这条道路的公开阶段，我们在这里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却要探讨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使得希特勒的胜利终于成为可能的那场德国人民的转变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在其中所找到的东西；我们还要看德国人民是怎样以一向是自觉的而又是有成果的那种审慎的方法而竟然进一步变成为一种堕落的新—德国的希特勒的人民的。
注 释
〔1〕 1918年10月4日德国政府请求停战，11月3日德国水兵在基尔暴动，11月7—8日慕尼黑发生暴动，11月11日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并生效。——译注
〔2〕 卡道尔夫（Siegfried von Kardorff，1873—1954），德国政治活动家。——译注
〔3〕 魏玛宪法于1919年7月31日通过。——译注
〔4〕 1923年8月12日由人民党领袖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组成人民党、社会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的联合内阁。——译注
〔5〕 1919年6月28日德国作为战败国与战胜国协约国之间的和约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的镜厅签字。——译注
〔6〕 1923年1月1日法军和比利时军侵占德国西部工业区鲁尔。——译注
〔7〕 卡普政变（Kapp Putsch），1920年3月13—17日德国保皇派发动的政变，由于工人罢工而告失败。——译注
〔8〕 即维克多·依曼纽尔第三（Victor EmanuelⅢ，1900—1947），意大利国王。——译注
〔9〕 赛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德国将军。——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