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穆朗

保尔·穆朗 于一八八八年生于俄国。十三岁时即只身至英国牛津大学读书。一九一九年至法国,任职外交界,同时即开始其文学生活。他的作品,以讽刺的绚烂的笔调,描写大战前后欧美各大都会生活,常能捉到最精微之特点。他的词句每每好像是很艰涩而不易了解,但倘略一思索,其措辞之精妙便不禁使人折服。其著作有诗集《弧光灯》,小说集《夜开》《夜闭》《温柔货》《恋的欧罗巴》,游记《纽约》《伦敦》等数十种。

几只猫在旅馆的花园里唱歌。一只狗用吠声去把它们镇服,然后又回来,伸出一条青色的舌子,像吃过了桑子或是自来水笔一样。伊萨培尔的母亲在大厅里等待,让别人去颠三倒四地装她的衣箱。这是一个过分地被胡瓜水和唯我主义所保养着的矮小的妇人,脸上的皱纹在耳朵后面连成一气,胸前挂一串人造珠,而那真从海里采来的珠子都放在一只拿在手中的鲜鱼皮小提囊里。

当她看见我的时候,她便喊了起来:

“我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伊萨培尔不肯和我一起回到法国去。她无论怎样的强迫都不接受。她真是空中的生物。她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你,先生,你是一个有智识、有理性的人,请你看管着她吧。你在找她?她已经不在这里。到了什么地方只有上帝知道,而且侍女也不带。她只带着一些酒瓶、一张毯子和一根杀壁虎用的尖头手杖,还说她什么也不希望了,而我的虚伪又使她愤怒。这个小姑娘像阴沟似的喝东西,而喝的又是些没有牌子的饮料。她一生单知道愚蠢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像做梦一般。当初我们所认为娱乐的东西,四人舞、匈牙利绣货、骨牌、威尼斯图画,现在什么都不通行了。每三十年世界总要脱一层皮。我对她说,在她这样的年纪,我已经有了五个小孩。于是她便这样的回答我:‘怪不得你有这样漂亮的肚子。’衣服在她是随随便便的。她也不打算到社会上去混。我的迟疑和我的偏见使她迷惑。她想要拿一切来自娱,可是只出于开玩笑。她什么也不知道。她没有艺术的玩味。她所写的东西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们几乎可以说她已经算不了人,她是一切东西的猎物。无论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要不是庆祝着,便是拿来说笑话,她说自己受着诅咒,可是她只觉得好笑。我要错过我的火车了。总之,那果子是生了虫。告诉我,这种疯狂究竟是怎样的?

“这是一个牺牲了的时代,太太,男的都当了兵,女的都发了狂。命运还在这里面加上了许许多多的灾难。真的,伊萨培尔便是这一种反趋时主义的牺牲者,这是每一个敏感的灵魂都迟早会去附和的,它要你不和任何人结交,除非你能够确实断定他们并不要求一种有利的友谊。”

她叫人把那使她的声音不能被清楚地听到的摩托停止了。

“……你想想,已经有十五岁,还不像一个有家教的孩子。”她说着把那忘记还给守门人的房门钥匙托付给了我(我也把这个钥匙忘记,直到那结在上面的沉重的三角铜片在我的衣袋钻了一个洞,而那钥匙便从这洞中落在地上的时候)。

笔迹推测:

奥维德相家批

推测号数 三四 伊萨培尔

“青年女子的笔迹。性格优美而尚称灵动。多血质。她虽然生活得舒服,但出身是否属于贵族的环境,却还成疑问。智识肤浅,但已足够讨人欢喜。个人观念不常合乎伦理。脾气难伺候。

“风骚甚于她自己所愿承认,她还保持着一种架子,且又憎厌太放肆的事情。独断又甚于傲慢,这性格甚至会造成过失。

“在社交上是广泛而可爱。是否诚意却极需考虑。有时会陡然地温柔起来的半冷的心。欢喜统治又支配自己所爱的人。现在所有的情欲并不是难以取悦的。”

我重读着伊萨培尔的笔迹,推测这是我在刚认识她的那几天就去请圣·摩尔·莱·福赛地方的奥维德相家批来的。在我发现这分析是错误的时候,为要更了解她一点,我还利用着它。留给我们去检验的,只是预言家谵语里的一些滑稽的“差不多”,对于这个,首先发笑的便是她自己。

伊萨培尔是气质浮躁而心情畏缩的。我来不及发现这个,并且也来不及一般地了解她,一直到我们两人共同地尝着了那种在从前是用来使爱情增加或结束的乐趣的时候。真的,甚至在华莱戏场我们第一次会面的那一晚,她就说我有一株杉树的神气。而在把她带回到母亲那儿去的车子里,我们就互相拥抱着了。那玩意的规则因此便省略得不少。热情固然损失了它有层次的趣味,但是感情的、磁力的和化学的交换律却可以更自由地行使,而实际上也算有所获得。

不久之后,伊萨培尔对我承认说,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忽略了她身上的这种本能的天赋。或许她是因为贞洁过度才这样做的,她会毫不迟疑地在这方面牺牲她的道德。她玩着这样的把戏,是为了增进她的智慧和敏感。其实,她的智慧是极平庸的,而我又怀疑,毕竟敏感可曾经透入过这颗奥维德相家所批给我的,“有时会陡然地温柔起来的半冷的心”。

但是我们却很顺利地达到了一种没有偏见的人所极难享到的,互相信托的亲昵程度,用一种奇怪的逆行法,这无疑是由于我们互相认识的方式——违反自然程序真是多么危险——我很快地和伊萨培尔一起经历着恋爱的所有的步骤,只是程序却完全颠倒了。它以冷淡和厌倦来开始,以温柔来继续,从享乐达到爱情,随后便在好奇和游戏中结束。

我们会面的时候很多。伊萨培尔在罗马过了好几个月,我却再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把她羁留在这个沉闷而又没地方好玩的城市中。

当我含笑地问她是不是打算在这里过一生一世的时候,

“或许是的,”她便这样说,“无论如何,我是在努力探寻‘习惯’的踪迹,这只吐着链条又拿一个钟摆来做尾巴的野兽。”

她的房间临着比亚门附近的一些古时的堡垒。我的生活却临着一个院子,在法尔奈斯大厦的第二层上,因为我是罗马公学的学生。我在那儿有一叠书,一张到书架的最高几格上去拿书用的梯子,和一个龌龊的墨水壶。在六点钟的时候,我便到一间角上的房里去向我亲爱的老师告别。他老是坐在一张紫红丝绒的靠椅里读着一些下等的非洲著作家的作品,身边围绕着许多安戈拉猫,以及那些跟睡在特拉伊盎的纪念柱四周的猫同种的浮石色的猫。我至今还没有忘记他的像两块很大的冰似的放在前额上的眼镜,他的和下面的脑袋同样倔强的白发,和他的在乳白色的雅尼库伦山边阴沉沉地显映出来的、乡下的老爱拉士摩斯似的头。随后我便从被风所蹂躏的长廊走到院子里。那值班的守门人老向我投掷着一丝挂在他的银绶带上的微笑。

伊萨培尔总是在谛勃尔河边等我。我们便步行着回到上城去。这地方的女子都是上身长而下身短的,因此伊萨培尔的体态便会使人吃惊。她有一个极小的头,有时候为要替自己所干的傻事情解嘲起见,她便说这里面只满放着一些水。她的身躯也是小得几乎可以说没有。从肩膀起,她就立刻分为两条又瘦又尖的腿,就像圆规一样,走起路来尽向铺石上刺。她在右脚踝上戴着一个嬖人式的很重的闪色雕铜环,这又使她跛了脚。

平常,尤其是在第三者之前,她老是缄默着,可是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她却会把自己的一切思想都随便地说出来。她不喜欢结交朋友,特别是那种可以在旅馆里和食堂里发生的关系——其实在这事情上,她是错误的。

当我劝诫她不要抱遁世主义态度的时候,她说:

“真正的遁世主义者却是那些爱好社交的人。例如我的母亲。是善恶的问题吗?他们是除了世故之外什么都没有的。”伊萨培尔恨她的母亲,决不肯错过可以讥笑她的机会;只有当她不在眼前的时候,才肯把她称赞几句。在餐桌上,她似乎老是在等候着一个可以扑到她身上去的时机。

伊萨培尔老是眯起了她狭长的眼睛微笑;为免得咬指甲起见,又时常在咀嚼一支小小的象牙卷烟。在说完了话的时候,她总会伸出那双掌心染成鲜红色的张开的手来,神色好像在拿一种完善的意见给和她谈话的人看,而请他回答似的。一般地说,她是没有机智的,除了在她的信札里,正如所有的女人一样。她让我看的那几段日记,我觉得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可是她时常吐着血,打扑克的时候爱用投机的方法来赢我的钱,对于说谎会感到非常的兴味,这一点又和她的体力上的勇敢恰恰成为对照。我曾经看到,在一次偶然肇祸的时候,她是那样地担心别人,而竟忘记叫人把她自己的伤处绑扎起来。在三十六个月的战事期中,她是在诺瓦雍开伤兵汽车的。

伊萨培尔常叫些酒来在自己房里喝,可是喝到半杯便停止了,那时她的眼睛会充满着泪水,好像那酒替她打开了一扇神秘而灵敏的门似的,随后她又继续喝下去。她蹲坐在地毯上,脚缩在身体下面,多骨的膝盖因干风症而格格地响着,而同时又神气像一只懒惰的猫似的在抽烟。她会这样动也不动地大儒式地、像生孩子似的过几个钟头。

在春天,伊萨培尔结识了几个朋友。她已经过了整个冬季的孤独生活。

“你以为伊戈尔怎样?”

我嫌憎他的美,他的毒意的眼睛,那些彩色的广告牌的热闹。在这些广告牌上面,电影大明星伊戈尔是化装的,或是在沙滩边,或是扮作穷学生在铺得软绵绵的前厅里。我又嫌憎他竖在阁楼里的会把人激怒的侧形,他的洒满了火光的粗糙的皮肤,他和车夫们混在一起的在赌窟里打牌的乳白色的手……

“他有一株枫树的神气。”伊萨培尔说。

伊戈尔是希腊·爱尔兰人。他的父亲是一位希腊将军,而他的母亲是一位爱尔兰将军夫人。当我第一次在伊萨培尔那里碰到他的时候,她把我们两个都仔细地端详了一番。

“人生真是矛盾的交织。”她叹息着。

在这个时期内,伊萨培尔开始用创药,身边围绕着许多三棱水晶。早餐吃生姜,买了一张斐伦采的折叠床,每天从不相识的人手里接受一朵木兰花,向仆人们发着离奇的命令。她一触到鹿皮便非晕倒不可。她用特殊的理解法来和生活隔离,她躺在豹皮上接待我,她说话也模糊起来。我埋怨她不该什么应酬也不再到。

“可是我每天夜里都出去。”

“到哪一个世界里?”

“到睡梦的世界。”

有一天,她把我带到了她的房间里。她的床上面钉着许多发票、信札、赛跑家的小照和一张纸片。在那纸上面我看到这些字:“不要忘记星期六去和伊戈尔讲恋爱”。我觉得不应该去问她。可是她却看着我。

“你的目光真迟钝,”她说,“伊戈尔的眼睛却是水晶做的。我不喜欢屈服的英雄。”

“我却喜欢那些自己做帽子而又会懂得受骗的女子。”

“随你的便吧。可是要当心那些有子宫炎的。”

她把手里的杯子放在一张留声机片上又看它跟着那声音旋转。

拿波里!我愿意死在你的迷人的天空下。

“你……”

“不用说了,”她插进来,“我知道你要讲:‘守住了我,你将来就可以看到,我是会带幸福来的。’”

伊戈尔有一个女朋友汪达。伊萨培尔介绍我和她认识了。她是一个波兰人,又相信鬼怪。我们常在夜里到奥斯谛的海边去玩。我坐在折式前座上。伊萨培尔的右面有汪达,左面有伊戈尔,用自己的手同样地握住了他们的手指。她的坦白使我不安。为要免得责备她,我便游戏似的说:

“我宁愿在自己乡里做老大,而不愿意在罗马做老二,或是在什么地方做老三。”

在我安闲和傲慢的遮盖下,我赤裸裸地公开了我已经忘却的,或是重新记起的痛苦。我本来愿意和伊萨培尔共同生活,并且像远别时那么完全地爱她。但是在晚上,我竟喜欢起自己在白天所不得不厌恶的她的种种来:她的轻浮,她的不透明的灵魂和透明的衣服,她的欢乐的迅速和低级。

从汪达那儿,伊萨培尔知道了红头发的香气、她下午悲哀的理由、买丝织紧身衣的最好的地方、以生辰为根据的东方预言术、杀死蜜蜂吸它们的蜜的方法。这是柠檬、柚子、蜜枣和三色糖果的朝代。伊萨培尔在她的衣箱上画着菱形和盘线,替自己想着铭语,寄着些无头信给政治家们,买着嵌花胸针,穿着十字褡,用她的夜间的喧声来惊扰着邻舍,宣传着贫困,又发了自己大动脉上的损伤。

我在这个时期内没有那么苦痛。伊萨培尔把我叫到公园里去。在凳子上,她对我说,她要用煤气来自杀,又说她不愿意被抬到一家药房里去。

她的思想踟蹰起来,像一只光天化日下的蝙蝠。

滑稽而又惨白地,她重说着:

“我是一条十字街……”

为安慰她,我替她引了麦克斯,那位拉维尼盎路上善良的拉封丹的这几行诗:

小海古勒发现他前途有两条路径:

一条通到恶,而另一条通到善。

要是他走了一条,他便无疑会发现,

那些把他弄昏了的支路。

我有一天早晨碰到汪达。这是在圣伊西多罗坊。人们在建造商业银行的分行的时候刚发掘了一座预比德神庙。许多画报都有照片。这是散步的时机。天下雨。汪达躲在一件浸不透的油布里,全身呈紫红色。

我正要埋怨她的专制精神,她聪明的舌辩,她温柔而恶劣的态度,总之,一切都是为了伊萨培尔所陷入的圈套。

“你可不知道,”她说,“我是怎样认识伊萨培尔的。我纵然生着红头发,可是妒忌的却是她。她在伊戈尔的门前一直等到天亮。我走了出去。她并不认识我,便走到我面前来。

“‘我要和你讲句话。’她对我说。

“我把她带到我家里。她留在那儿……我们有一个多星期不敢把这事情对伊戈尔宣布。”

环绕着芦苇的篱笆,那银行的最下层是出现了,在中间有一位刚被掘出来的,生两张面孔的预比德,冷酷而又威严,像是银行的总经理。

“你不喜欢听我的故事吗?”

“我很不高兴看见所有你们这些现代女子的种种不规则和不生产的情形。你们都是性欲机器。”

“你尽管非难吧……可是要相信我,伊萨培尔的一切游荡都只不过是注定来压服她的骄傲的苦行罢了。”

“你不过是一个温良的诡辩家。”我回答,正要离开她。

汪达把我叫了回来。

“你可真个觉得我有一株常青橡树的神气?”

那时候伊萨培尔发现了一个黑白杂种人。他的名字叫作杰克,而他的裤子是由一条装镍片的带子来束着的。他常用他的漆皮鞋底尖端和后跟在地板上描画一些人们很想辨认的魔文。他的指甲像是凝在指尖上的蔷薇色的水滴。无论向前或是向后,他都能很容易地叫他的羊毛似的头发碰到地板。他是一个拜物主义者,信奉着女人的提包。有人曾经看见他们一起在巴拉丁山上和爱克赛尔西奥的酒屋里。

伊萨培尔刚要称赞他,我却占了先。

“你不必对我说他有一株野蔷薇的神气吧。”

她整天把他的名字写在一块块的纸上,随后又捻成小团吞到肚里。

不久之后,她便开始欢喜变质的酒精、烟叶饼、木屐快舞、最喧扰的军乐队、镀银的餐具、莓色丝缎的衬裤和百衲布的外衣。

“杰克爱我,”伊萨培尔会说,“他向我要信,要照片。他的皮肤上有斑点。他有握力极强的脚,能够像猫一般地倒爬下树来。他个儿很大……我们可以借用毕封形容大象的话,一个结实的怪物。他又会假造签字,又会舐锁。当他来看我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不拿一点你的东西是不能走的。’”

她接着说:“我也爱他。他很擅于使用那种在快乐的时候发出来的温柔的秘密语言,那些能同样当作猥亵用的,并且因此才见其珍贵的,可耻的话。我们不久便像通过磁电似的缠在一块儿。假使我在你身边会失去知觉的话,那便只要他的黑色的大手一放到我的额上,头痛就立刻会停止的。而我的母亲却说我难管束!爱情的变更对于我的作用,就像空气的变更对于别人的作用一样。”

伊萨培尔是在什么时候和他发生关系的?我们从没有碰到过他。但是我们却接到了一些不具名的信封,在里面放着我们的女友的怪诞照片。仔细一看,我们便发现她的头是黏凑起来的。我又在特拉斯德委尔的旧货商那儿发现过一只我所给她的手钏。

汪达对我说:

“昨天早晨,我在自己房里,我正穿衣服。有人揿铃。因为是独自个在那儿,我没有去开门。

“‘外边是谁?’

“门背后有人模糊地说:

“‘放我进来,是一个朋友。’

“我还是不动。

“那人走下楼去,就完事。”

就在这时候,正如我前面所说,就在她的母亲离开罗马的时候,伊萨培尔不见了。我等着,以为她定然会很快地给我一点消息。一点消息也没有。她的失踪对于我有时是愉快的,然而却更会引起悲哀:当我们的朋友们喜欢把行动弄得非常诡秘的时候,我们便不再对这神秘感到兴味了。我积蓄着恐慌。一整天没有她,到晚上我的房间便会冷冰冰地接受我。我过着不耐烦的日子,悲悼人生的欺诈,急迫地混到街上的一群里去,在报纸的标题上找寻刺激,我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我不能使自己习惯于过一种今日所不能不过的生活,没有过去的经历,没有事前的考察,只时时刻刻要和疯狂搅在一起。

有一天晚上,我在一处平坛上碰到了伊戈尔和汪达。他们在格苏教堂的皱石边喝着一种番红花色的饮料。

伊萨培尔无论对我们之间的哪一个都没有报告过一些近况。

我只从按摩女子那儿听到汪达说,“她在城外租了一间屋子。第十二号房,在一所名字像酿酒场似的德国式别墅里。这是比民众门还要远,两座小山的夹缝里,在那儿有一座潮湿而遮满阴影的花园。”

伊戈尔打断了她的话。

“那主人可是从一部德国小说里出来的,有一顶黑的毛织帽和一脸满是蝙蝠的胡子的吗?他可是住在中央的别墅里,四周围有恶狗在门边喘气的吗?正是这个人。我知道那地方,因为在那边拍过戏。”

“我们出其不意地上她那儿去吃饭,好不好?”我说,“真是意外的聚会。”

我们在车子里放着一些香槟酒,一只装水果的篮子和一些冰食物用的冰。

马应得在半山上就停止。

我们自己拿食品。栅门是开着的。伊戈尔和汪达在树荫里狂笑,模仿着各种牲口房里的声音,又在他们的手上假作着亲吻的声音。

犬吠声惊醒了黑夜。我们在无花果树的半圆形树冠下面找寻我们的路径。随后小路拐了弯,在叶子响动的竹树的帷幕前停止。这样会愈像一片草莽了,因为我们还听到狮吼声,因为那近边是波介斯别墅里的动物园。

一间白色的小屋子上有十二号字样。

汪达去敲门,起初是轻轻地,随后却用起劲来。我们喊着。一只田鼠逃过。我们挤在一起,不作声,被黑暗照花了眼睛,手臂上抱着瓶子,那块冰把我的手指都快冻掉了。

伊戈尔提议绕过花园再进去。靠着一株无花果树的帮助,我们爬过墙,树上的果实很响地落下来。里面没有声音,也没有光亮。我擦亮一根火柴。它照亮了一座石级。门是开着的。我们把电灯开关捻了一下。一盏屋子中间的挂灯刺痛了我们的眼睛,把那房间浸在如白天的光明里。我们嗅到一股麝香的气息。伊戈尔把香槟酒随地一放,走上前去:在卧房里,伊萨培尔横陈在地上,裸体,不动,项颈四周有黑色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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