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的考察把基督教理解成一种历史现象。因此,关于基督教真理的问题也就意味着用思想来贯穿基督教,结果最终基督教本身成为永恒的思想。

思辨的考察有一个良好的性质,它没有任何假设。它来自无,没有设定任何东西,不从“请求”开始。(66)因此,我们肯定不会遇到前面提及的那些假设。

不过仍然有一样东西是假定的:基督教是被给定的东西。人们认定,我们所有人都是基督徒。唉,唉,唉,思辨思想太客气,世界的进程太奇怪!一度地,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是有生命危险的;如今,怀疑一个人是否是基督徒则要谨慎了,尤其是当这种怀疑并非叫嚣着要取消基督教的时候,因为那样的话这事还真会引起注意。不然。假如有人直截了当地说,他对自己有些担心,觉得称自己为基督徒有些不恰当。他并不会被放逐或处死,但是人们会向他投以愤怒的目光并且说:“无事生非的人真无聊!为什么他就不能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呢?我们都是基督徒。这就像某某先生一样,他不愿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戴帽子,偏要当怪人。”假如他已结婚,他的太太会对他说:“亲爱的,你从哪儿得到这个念头的?你怎么会不是基督徒呢?你难道不是丹麦人吗?地理书上难道没有写着,基督教路德宗在丹麦占统治地位吗?你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伊斯兰教徒,那你能是什么呢?异教在1000年以前就被扑灭了,因此我知道,你绝不是异教徒。你难道不是像一个优秀的公务员那样在办公室好好工作吗?难道你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基督教路德宗国家的良民?那么你当然是基督徒了。”看吧,我们变得多么客观,即使一名公务员的妻子也是从整体、从国家、从社会观念、从地理科学出发推论至单一者。于是,自然地,单一者就是基督徒,他有信仰……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无事生非就是轻浮的,也是异想天开的。既然这一点总是令人不快的,即不得不承认自己并未拥有所有人理所当然认定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只有当人们愚蠢到暴露自己弱点的时候才会公正地获得某种特殊意义的东西,那么,没有人愿意承认就不奇怪了。人们更容易承认预设了某种技能和类似的东西的事物。只是,对象越无意义,也就是说,因所有人都拥有而无意义,承认也就越令人尴尬。“令人尴尬”,这其实就是担心自己不是基督徒的现代概念。因此之故,我们都是基督徒,这是被给定的。

但是,思辨思想或许会说:“这都是些半瓶子醋和通俗哲学家提出的通俗简单的看法;思辨思想与之毫无关系。”(67)噢,被思辨高超的智慧排除在外是多么可怕呃!不过在我看来奇怪的是,人们总是谈论着思辨、思辨,仿佛它是人,或者说某人就是思辨思想。思辨成就一切,思辨怀疑一切,等等。另外,思辨者变得非常客观,他都不会说他自己了。因此,他不说他怀疑一切,而是说思辨怀疑一切,而且他这样说是出于思辨——别的就不说了,就跟说私事时一样。难道我们不应该达成一致意见吗:要做人!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曾说过,如果假定长笛演奏,我们同时必须假定长笛手的存在。(68)同理,如果我们假定思辨思想,我们必须同时假定一名或者多名思辨者的存在。“因此,可贵的人,最令人尊敬的思辨先生,我至少敢以主体的说话方式接近您。亲爱的朋友,您怎么看待基督教呢?也就是说,您是否是基督徒呢?这里不是问您是否超越了它,而是问您是否是基督徒。那么可能的是,就思辨者与基督教的关系而言,‘超越’意味着停止为人曾经之所是,一桩真正的明希豪森的伟业,一桩或许对思辨思想而言可能的伟业——我并没有掌握那种巨大的力量,但是对于作为人的思辨者来说,这桩伟业肯定是不可能的。”(69)

于是,思辨者(假如他不像那位公务员妻子那样客观)也想来考察基督教。他并不在乎他人是否接受了基督教,类似的关切是留给师范生和外行的,当然也留给了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绝非不在乎自己是否为基督徒。他考察基督教,以便用思辨的、真正的思辨的思想来贯穿它。假设整个事业只是妄想,假设它不可能完成;假设基督教就是主体性、是内在性;再假设,只有两种类型的人才能对之有所了解:一种是那些对自身的永恒福祉充满无限的、热情的关切的人,他们在信仰之中将自身的永恒福祉建基于与信仰的关系之上;另一种则是那些在相反的激情之中(但却仍在激情之中)拒绝自身的永恒福祉的人——幸福的与不幸的恋人。再假设,那种客观的漠不关心认识不了任何东西。只有同类才能相互理解,那句老话“凡被认知的,都以认知者的方式被认知”也可以做如下展开,即存在着这样一种方式,以此认知者什么都不认识,或者说他的认识等同于幻象。(70)有一种观察,观察者身处的确定状态意义重大,而当他不在那种状态的时候,他什么都无法认识。于是乎,他可以欺骗他人,说他处于那种状态之下,尽管他并非如此。但是,假如事情顺利,他本人宣称自己并未处于那种必需的状态之下,那么他就没有欺骗任何人。设若基督教在本质上是某种客观的东西,那么观察者理应是客观的;但是设若基督教在本质上是主体性的,那么观察者是客观的就是个错误。就认知对象即为主体的内在性的认知而言,认知者理应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但是,主体性最大的努力表现为对自身的永恒福祉的无限的、充满激情的关切。即使在世俗之爱当中,观察者也应处于爱情的内在性之中。只是关切的意义在这里并不十分重大,因为所有的爱情都是幻想,正因为如此它才拥有某种客观的面向,从而使得对二手经验的谈论成为可能。反之,如果用神人关系来穿透世俗之爱,不完美的幻想,残存的客观性的表象就会消失;那个未能处于此种状态下的人,他的观察不会为他赢得任何东西。怀着对永恒福祉的无限的、充满激情的关切,主体处于最大限度的努力之中,处于最极端处,并不是说那里没有客体存在(一种不完美的和非辩证性的区分),而是说上帝以否定的方式临现于主体之中,在这种关切之中成为永恒福祉的形式。

思辨者把基督教视为一科历史现象。但是,设若基督教根本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何等的愚蠢,”我听到有人说,“何等无与伦比的对原创性的追求,尤其在思辨思想已经掌握了历史必然性的时代还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啊,思辨能够掌握些什么呢?假如有思辨者说他已经掌握了历史现象的必然性,我会请求他停留片刻,梳理一下在《哲学片断》第4章和第5章之间的“间奏曲”当中坦陈的重重疑虑。因此,现在我要提及那个部分,我一直都很乐意把它作为进一步的辩证展开的基础,如果我有幸与一位思辨者、与一个人打交道的话,因为我不敢去招惹思辨思想。现在看看这个无与伦比的对原创性的追求吧!让我们采用一个类比。我们以一对夫妇为例。看,他们的婚姻在外在方面留下了鲜明的印迹,它构成了生存中的一个现象(在较小的程度上,就像基督教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对整个生活留下了印迹一样)。但是,他们的夫妇之爱不是什么历史现象;现象是无足轻重的,它们只有通过爱才对夫妻双方有意义,而从其他方面观之(即客观地),现象就是欺骗。基督教也是如此。基督教真的那么具有原创性吗?与黑格尔“外在的就是内在的、内在的就是外在的”原则相比,基督教是最具原创性的。(71)但是它将会更具原创性,假如黑格尔的原则不仅被同时代人所崇拜,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获得一种反作用力,从而取消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教会之间做出的区分。(72)不可见的教会绝非历史现象,它不允许以客观的方式加以看待,因为它只存在于主体性之中。唉,我的原创性看起来如此平庸,尽管我曾追求原创性,不过我对它并无意识,我所说的是任何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将之表达清楚,在这一点上小学生与伟大的思辨者之间是相通的,所不同在于,小学生太不成熟,而思辨者则过于成熟。

思辨的观点是客观的,对此我并不否认;相反,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我将重复我的努力,即将之置于与主体对自身的永恒福祉充满激情的无限关切这种关系之下,随后,一切将昭然若揭,思辨的观点就是客观的,而主体因此变得滑稽可笑。他之所以滑稽并不是因为他的无限投入,(相反,那种不是无限地、充满激情地有所关切、但却让人觉得他关切自身的永恒福祉的人才是滑稽的);不,滑稽存在于客观事物的错位之中。

假如思辨者同时是信仰者的话(这一点也曾被宣称),那么他早该意识到,思辨之于他的意义永远都不会与信仰相同。正是作为信仰者,他才对自身的永恒福祉充满无限关切,并且在信仰中对之确信无疑(注意,信仰者获得确信的方式可能是这样的,即并非一劳永逸的,而是每天怀着无限的、个体性的、充满激情的关切获得信仰的坚定精神)。(73)他没有把永恒福祉建基于思辨之上,相反,他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思辨,不让思辨把他从信仰的确定性之中骗出来(这种确定性在每个瞬间都在其身内拥有无限的不确定性的辩证性),从而步入那种漠不关心的客观知识之中。从单纯的辩证角度出发,事情就是这样。因此,如果他说他要把自身的永恒福祉建基于思辨之上,他就是滑稽地自相矛盾,因为思辨思想在其客观性中恰恰对他的、我的、你的永福全然漠不关心;永恒福祉存在于主体通过最大的努力所获得的不断削减的自我尊重之上。而且,在自我标榜为信仰者的问题上他撒谎了。

或者,思辨者不是信仰者。思辨者自然并不滑稽可笑,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探问自己的永福,只有当满怀激情和无限关切的主体将自身的永福与思辨相关联的时候,滑稽才会出现。思辨者甚至并没有提出此前讨论的问题,因为作为思辨者,他过于客观,结果他不会关切自身的永福。但是我还要说一句,为了使这一点清楚明了,即假如有人误解了我众多的言论,那么是他要误解我,我是无辜的。荣誉归于思辨思想,每一个真正沉浸其中的人都将受到赞美。在我看来,否认思辨的价值(尽管他们会希望把在教堂庭院等地的银钱兑换人作为渎神者驱逐出去)就是在出卖自己,对于那些几乎倾其生命、尽其全力服务于思辨的人,尤其是对于那些崇拜古希腊的人们来说,否认思辨的价值是愚蠢的。(74)人们应该知道,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幸福的时候把最高的幸福置于思想之上,令人联想到那些不朽的神祇把思想当作有福的消遣。(75)进一步说,对于学者无所畏惧的热情和服务于理念时的坚韧,人们应该既理解,又尊敬。只是对于思辨者言,关于其个人永恒福祉的问题根本不会出现,因为他的任务是不断地远离自身并且客观化,以之他与自身分离,成为了思辨的观照的力量。(76)对于所有类似的东西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不过要看到,那些不朽的神祇,那些思辨者的伟大原型,他们根本不关心自身的永福。因此,这里的论题从未在异教思想体系当中出现。若要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基督教,其结果只能是混淆。既然人是时间和永恒的综合,那么思辨者所能享受到的思辨的幸福就是一种幻象,因为他想在时间当中不朽。思辨者的谬误正在于此。因此,比思辨的幸福更高的就是对于自身的永恒福祉充满激情的和无限的关切。说它更高正是因为它更真实,因为它确定地反映了人的综合性。

如是观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无须解释,对自身永恒福祉的无限关切是否更高,因为这里的主旨在于,永恒福祉就是被问及和被讨论的),滑稽性就会轻易在矛盾之中显现。主体充满激情地投入对自身的永恒福祉的无限关切之中,而现在他想借助思辨的帮助,也就是说借助他自己的思辨。但是为了从事思辨,他必须走上一条相反的道路,他要在客观性之中放弃自身、丧失自身,从他自身之中消失。这种不一致势必会阻止他开始,并且对沿此道路所获得的所有断言做出滑稽的评判。反向观之,这与前面所说的观察者与基督教的关系完全相同。基督教是不能被客观地观察的,而这正是因为它欲将主体推向极端;而当主体以此方式被正确树立的时候,他就不能把永恒福祉与思辨联结起来。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充满激情和无限关切的主体与思辨之间的矛盾,假如后者想要对他有所帮助的话。人们锯木头的时候不应死命地压住锯子;手上使的劲越小,锯子工作得越好。假如有人把全部的力量都压在锯子上,他根本就没法锯木头。同样地,思辨者要使自己在客观的意义上轻,而充满激情的、对自身的永恒福祉表示无限关切的人则要尽可能地使自己在主体的意义上重。正因为如此,他不可能从事思辨。假如基督教要求单个的主体拥有这种无限的关切(这一点已被假定,因为论题即围绕于此),那么很容易看到,在思辨当中他是不可能发现他所追求的东西的。——这一点也可以这样表述:思辨根本不可能让论题显现,因此,它做出的全部回答只不过是令人困惑的东西。

注释

(1)“给定的事实”原为拉丁文res in facto posita。

“毫不迟疑”原文为德文ohne weiter。

(2)“最终”原文为德文am Ende。

(3)“讽刺”原文为Epigram,指浓缩为一个句子的精练韵文,用以表达讥讽、讽刺等,还可译为“格言”、“警句”、“隽语”。

(4)“所有的脑袋都悬在一个脖子上”语出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参见斯维顿(Sveton)的传记《卡利古拉》(Cajus Cæsar Caligula)第30章。

(5)参卡尔·罗森克朗兹(Karl Rosenkranz)在《神学百科全书》(Encyklopädie der the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中对《圣经》所做的历史和神学研究,包括考察经书中神启的成分,辨析经书真伪和可信性,包括内容的真实性、意义的完整性(即自成书后未做过修改)和作者的可靠性(即未受不相关动机的支配)三个方面。文中的“灵感”(Inspiration)一词原指受神的启发。

(6)“英国人挖隧道”指泰晤士河底的首条隧道。工程始于1825年,由法国工程师M.I.Brunel负责,在解决无数事故和技术难题后,隧道终于修成,并于1843年3月开放。该隧道的建成被视为当时伟大的技术成就之一。

(7)“批判神学”(kritiske Theologie)可能指19世纪新教中出现的对《圣经》的保守诠释,代表人物有德国神学家奥斯豪森(H.Olshausen)和丹麦神学家沙林(C.E.Scharling),他们反对以鲍尔(F.C.Baur)和施特劳斯(D.F.Strauβ)为代表的图宾根学派的激进观点。

(8)可能指古典语言学家麦德维教授(Johan Nicolai Madvig,1804—1886),他曾因整理出版多部西塞罗著作而享誉欧洲。

(9)“悬置状态”原为拉丁文in suspenso,“故此”原为拉丁文ergo。

(10)路德曾指出,《雅各书》不属于《新约》。他的论据是,该书并非出自第一代基督徒之手,因为它所强调的“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2∶20—24)与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亚伯拉罕是因信而非因其行为称义(4∶1—6)的观点相矛盾。

(11)“魏瑟说过,他要把自己置身于拥挤的人群之外”很可能指魏瑟(Johan Herman Wessel,1742—1785)的戏仿式悲剧《没有袜子的爱情》(Kierlighed uden Strømper)中的台词。

(12)“赞同的和反对的”原文为拉丁语pro et contra。

(13)“结束题外话”原文写为Claudatur,指拉丁—希腊短语claudatur parenthe-sis,其中Parenthesis为“插入语”、“题外言论”、“题外话”、“括号”,短语意为“结束或终止题外话”。

(14)“从认可的东西出发”原文写为e concessis,正确的拉丁文写法应为ex con-cessis。

(15)“沿着这条错误的道路与真正的对象越来越远”原文为et Menneske gaaer i Farer hvor han gaaer,语出 H.A.Brorson 的赞美诗“Jeg gaaer i Farer,hvor jeg gaaer”(1734)。

(16)“漂亮马”原文为法文Paradeur,指外表漂亮、精力充沛而动作标准的马匹;“穿过括号的快马”原文为Parenthes-Durchløber。

(17)“无所不在又无处存在”原文为拉丁语ubique et nusquam。

(18)“信仰的能量和力量”(Troens Kraft og Styrke)以及后面的“恐惧与颤栗”(Frygt og Bæven)语出《哥林多前书》2∶3—5,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Guds Kraft)。”

“在信仰的门前”(ligger ved Troens Dør)指《出埃及记》4∶7中,耶和华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他。”

(19)“师傅”(Tugtemester)一词可能语出《加拉太书》3∶24,保罗写道:“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20)“信仰的徒然”对应于Troens Forfængelighed,意指信仰的表面化、世俗化,指《出埃及记》20∶7中的“十诫”之一:“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Du skal ikke tage HERRENS din Guds Navn forfængeligen);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哥林多前书》15∶17,保罗写道:“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约翰福音》5∶44:“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

(21)“贫儿培尔·埃里克森”(Fattig Peer Eriksen)是一个固定短语,因贺伯格的喜剧《好事之徒》(Den Stundesløse)而为人所知。

“渔夫成为使徒”指《马可福音》1∶16—20中所讲的耶稣收西门、安得烈、雅各、约翰四位渔夫为第一批门徒的故事。

“高山挪移”语出《马太福音》17∶20。耶稣对门徒说:“是因你们的信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22)“狂热”(Zelotismen)一词来源于耶稣时代的激进犹太组织“奋锐党”,由犹太下层民众组成,他们狂热地宣称弥赛亚即将来临,主张用暴力实现犹太民族的解放。

(23)“当草生长的时候,考察者已经饿死了”(medens Græsset groer,saa døer Betragteren)是对丹麦谚语medens græsset gror,døer horsemor eller koen(草生长的时候,马或牛已经饿死了)的戏仿,意为“提供帮助要及时”,还有“诺言的实现拖时太久”。

(24)“归为荒谬”原为拉丁文in absurdum,源于短语reductio in absurdum,即逻辑学中使观点陷入自相矛盾的“归谬法”。

(25)“调和”原文为mediation,该词是丹麦黑格尔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它对应于黑格尔著作中的Vermittlung或Versöhnung。

(26)就“怀疑”或者“否定性”作为辩证运动的驱动力而言,黑格尔哲学可被归为一种无休止的怀疑主义,驱动力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要通过矛盾被扬弃。

(27)“印刷许可证”原为拉丁语Imprimatur,指新闻检查机构签发的书籍印刷许可证。在贺伯格喜剧《艾拉斯姆斯·蒙苔努斯》(Erasmus Montanus)第三幕第三场,剧中人培尔·戴根自信地展示他少得可怜的拉丁语知识,他把imprimatur理解成了一个人物,而非哲学系的许可证,他问:“谁是今年的Imprimatur?”

(28)参希罗多德《历史》第1卷第32章。富有而强大的吕底亚国王克罗索斯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他问希腊哲人兼政治家梭伦,这是否偶然,后者立刻回答,这个问题不可回答,因为他尚不知克罗索斯是否会幸福地死去。在一个人生命终结之前,没有人敢自称是幸福的。

(29)“你我之间”原文为德文unter uns。“黑格尔主义者之间的秘密”可能指Fr.Richter最早于1833年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黑格尔体系否定个体灵魂不死,因而否定了整个基督教。之后,怀斯(C.H.Weiße)、哥舍尔(C.F.Göschel)、小费希特(I.H.Fichte)、费尔巴哈(L.Feuerbach)等都参与了讨论,引起了黑格尔主义的左右之分。

(30)这里所说的“逸事”在《普卢塔克道德论文》一书中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现过。普卢塔克(Plutark,约50—125),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欧达米德一世(Eudamidas),公元前331至前305年任斯巴达领袖。“学园”为柏拉图始创于公元前387年,他死后由其外甥斯彪西波(Speusippos)掌管,公元前339年斯彪西波去世后,由希腊哲学家塞诺克拉底(Xenocrates,公元前395—前314)掌管。公元529年贾斯廷皇帝勒令关闭“学园”。

(31)“平静”原文为Ataraxie,指不受外界影响的、与世无争的心态。它是希腊哲学学派犬儒主义、斯多噶主义和怀疑主义共同推崇的重要美德。

(32)保罗·马丁·缪勒(Poul Martin Møller,1794—1838),丹麦作家、语言学家、哲学家,曾任哥本哈根大学哲学教授。他的三卷本《遗著》于1839年至1843年出版,三位编辑之一奥尔森(F.C.Olsen)著有《缪勒的生平》(Poul Møllers Levnet),与第三卷同时出版。文中“令人尊敬的编辑”即指奥尔森。

(33)在19世纪的思辨美学当中,喜剧获得了新的价值。在美学概念的发展中,喜剧不仅处于比悲剧更高的阶段,而且喜剧还成为终结美学理念的远景。黑格尔、罗彻尔(H.T.Rötscher)、怀斯以及丹麦的海伯格、马腾森都展开过这个思想。

(34)“无与伦比的发现”(mageløs Opdagelse)指格伦德威于1825年提出的基本思想,即基督教的文献并不是《圣经》,而是由教会世代传播的“活泼的圣言”(det levende Ord,参注39),即面向上帝的祈祷、《信经》以及圣礼经文。格伦德威(N.F.S.Grundtvig,1783—1872),丹麦牧师、赞美诗作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我们赞美你,主啊”原文为拉丁文te deum,是安布罗斯赞美诗te deum lauda-mus osv.的开头,在丹麦语赞美诗中这句写为:“O store Gud!vi love dig osv.”

(35)“让格伦德威留着属于他的东西”原文为lade Grundtvig behold hvad hans er,这是对《马太福音》中22∶15—21中的at give kejseren,hvad kejserens er(该撒的当给该撒)的戏仿。

(36)戴尔布吕克(Ferdinand Delbrück,1772—1848),德国哲学教授,1826年出版《菲利普·梅朗斯顿:信仰的导师》(Philipp Melanchton,der Glaubenslehrer.Ein St-reitschrift)一书,并引起广泛讨论。格伦德威曾于1827年翻译过该书的一个章节,后又撰写过批判性的评论。

“格伦德威的观念事实上应归功于莱辛”,此说出处不明。

(37)林伯格(J.C.Lindberg,1797—1857),神学家,1828年撰写博士论文,1822年起担任“大都会学校”希伯来语讲师,1830年因积极参与格伦德威发起的教会斗争被辞退。1844年成为牧师。他在很多文章当中坚决捍卫格伦德威的观点,同时还为有觉悟的非信徒组织晚祷。

(38)“得罪了老路德派”可能指格伦德威的论文《路德改革真的要继续下去吗?》(Skal den Lutherske Reformation virkelig fortsættes?),见林伯格编辑的《基督教与历史月刊》第1辑,哥本哈根1831年。文中有这样的句子:“甚至《圣经》也不是有效的,因为它既非上帝,亦非人或精神,它只是一本书,也就是死的东西,它自己并不会说话,只会在精神和肉体上受人摆布。因此,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在说起《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它能够思想、言说、行奇迹似的,这就是中世纪迷信的残余。”正统的路德派奉行“《圣经》原则”(sola scriptura),即《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的绝对权威。

(39)“活泼的圣言”(det levende Ord),语出《使徒行传》7∶38,意为“上帝的话”。这段讲的是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格伦德威在19世纪30年代使用该术语时,着意强调的是“上帝口中说出的话”(ord af Guds mund),强调其言说性,以区别于“死的”经卷用语。

“信经”(Trosbekjendelsen)指基督教权威性的基本信仰纲要,信徒受洗入教时必读经文,主要有《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等。

(40)“我们在此直接见证了青春”可能暗指格伦德威著作中多处满怀激情提及的“北欧的青春”、“北欧的希望”等诗化字眼。

(41)“对希腊的未来的预言”可能指格伦德威在三卷本《世界历史手册》(Haandbog i Verdens-Historien,1833—1843年出版)中对于1832年重建的希腊王国寄予的巨大期望。

(42)“直白之言”(Frisproget)可能指格伦德威本人自居的语言风格,指非浮华、非炫耀的写作风格。

(43)“总共”原文为拉丁文summa summarum。

(44)林伯格在论文《论最新丹麦文版祈祷书当中基督教信仰的形式》中指出,假如教会不是使徒的教会,则它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没有教会,则没有基督徒能够坚持说自己是基督徒。不过,林伯格本人并没有使用“荒谬”(Nonsens)一词,尽管这个词用来描绘他本人的证明十分恰当。

(45)19世纪40年代,格伦德威、P.C.克尔凯郭尔(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兄长)和林伯格在一系列论文当中展开对信经理论的历史证据的寻找,该理论认为,信经是“出自我主本人之口的话”,它在基督复活升天40日之后由基督传递给使徒。

(46)1834年,主教拉斯姆斯·缪勒(Rasmus Møller)撰文攻击了格伦德威的教会理论,林伯格在同年做了回应。之后,主教之子H.U.缪勒博士与林伯格就同一论题展开了新一轮笔战。

(47)信经中的首条“拒斥”为:“我们拒斥魔鬼及其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本质。”

(48)“后期历史”原文写为det Senere-Historiske(英the later-historical),指自基督升天到作者的时代这段时间的教会和《圣经》的历史。

(49)1834年,当明斯特(Mynster)成为主教时,林伯格对1830年出版的《丹麦祈祷书》(Forordnet Alter-Bog for Danmark)中,将1688年版本中den Helligaand(在《附言》中写为den Hellig-Aand,即“圣灵”)改为den hellige Aand(“神圣之灵”)的做法进行批判,认为新版的拼法否认了圣灵作为人格的存在。格伦德威于1838年撰文《关于路德宗教义问答中小小的e的激烈争论》,批评林伯格拘泥于拼写的错误。

(50)“在此情况下”原文为拉丁文in casu。

(51)“赞同的和反对的”原文为拉丁文pro et contra。

(52)“近似法”原文为拉丁文approximando。

(53)1840年至1845年,洗礼派运动在丹麦兴起,其领袖为克伯纳(Julius Købner)和蒙斯特(Peder Christian Mønster),起因是1839年10月末,一些信徒在哥本哈根外围实施了浸入式洗礼,违反了国教会规定,引发了一系列警方公诉和神学界争论。与明斯特主教的意见相一致,1842年12月27日,所有洗礼派成员的子女被要求重新接受洗礼,哥本哈根的洗礼派成员子女将被强制到三一教堂受洗,不管其父母意愿如何。格伦德威认为,世俗势力应远离宗教领域,P.C.克尔凯郭尔反对强制性洗礼。

(54)“亚伯拉罕的后裔”(at være Abrahams Børn)语出《罗马书》9∶7,保罗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

(55)“超凡之辈”原为拉丁文Extraordinarius,指非同寻常之人,尤其指大学里的特聘教授,区别于Ordinarius。

(56)这里说的钱(原文写为Rbd.,全称为Rigsbankdaler)指1813年至1875年丹麦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后来为丹麦克朗所取代(1 daler=2 kroner)。1844年,哥本哈根海关官员年收入为600 rbd.,一个家庭每年一般需要400 rbd.即可维持;一个手工业学徒年收入为200 rbd.,不过学徒的生活费和住宿费由师傅支付。

(57)“捐献和杂费”(Offer og Accidentser)。“捐献”指城镇居民付给教会的一定比例的钱以及农夫上交的“什一税”(农牧产品的十分之一归教会);而所谓“杂费”指的是教会在行婚礼、洗礼和葬礼时收取的费用。

(58)①“先知”、“诗人”、“预言家”等用来描绘格伦德威的字眼其实是格伦德威在著作中的自我描述。

②“他以一种几近无与伦比的目光注视着世界历史”可能指格伦德威于1812年至1817年出版的三卷本《世界通史》,他以《圣经》为出发点对人类历史做出了诠释。

(59)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570—632)于公元7世纪创建伊斯兰教,至克尔凯郭尔生活的19世纪,伊斯兰教正好存在1200年。

(60)《创世记》1∶26—27。“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61)“火柴棍论证”(Svovelstikke-Argumenter)指薄弱而不清晰的论证。

(62)“亏欠”语出《但以理书》5∶27,但以理为巴比伦王伯沙撒解释墙上的字时说:“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

(63)让·保尔(Jean Paul)是德国作家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克特(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1763—1825)的笔名,该作家以幽默著称。注释者未查明引文出处。

“丢在外边的黑暗里”(blev lukket undenfor i Mørke)语出《马太福音》22∶13,国王的婚礼上有来宾未穿礼服,国王对仆从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

(64)故事出处不明。“尊敬的牧师”是对神职人员的尊称,其中,Deres Velærværdighed是对普通神职人员的尊称;Deres Høiærværdighed是对较高或最高神职人员的称呼。

(65)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参《路加福音》23∶34。

(66)“请求”原为德文bittweise,实际上是对拉丁语precario(请求)的翻译。黑格尔在《逻辑学》(Wissenshaft der Logik)讨论哲学的开端时三次使用该术语。他指出,哲学应避免以“bittweise”为开端,也就是避免从某种有条件的假设开始,而后者正是早期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起始方式。

(67)“半瓶子醋”原文为Seminarister,本意是“师范生”,泛指学业上的半瓶子醋。

(68)见《申辩篇》27b。

(69)德国男爵明希豪森(Karl Friedrich Hieronymus von Münchhausen,1720—1791),以1781年发表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假故事而闻名,多是关于打猎和战争的故事。1785年,这些故事被译成英语,1787年又由诗人G.A.Bürger回译为德语,该著作的丹麦语译本出现在1834年。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曾为儿童编写过明希豪森的故事,充满了令人捧腹的笑料。《哲学片断》第5章注27提到此人,根据上下文意将之译为“吹牛大王”。

(70)“凡被认知的,都以认知者的方式被认知”原为拉丁文quicquid cognoscitur,per modum cognoscentis cognoscitur。此意可追溯到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1,12,4),其中有类似的表述:Cognitum autem est in cognoscente secundum modum cognos-centis(认知者的认识是以认知者的方式完成的),旨在说明人类不可能认识上帝的本质。

(71)“外在的就是内在的,内在的就是外在”(det Udvortes er det Indvortes og det Indvortes det Udvortes)指黑格尔在《逻辑学》和《小逻辑》中“das innere”和“das Äussere”的区分以及本质同一的观点,该观点被丹麦黑格尔主义者海伯格和阿德勒通俗化。在《小逻辑》§ 139节中,黑格尔说:“外与内首先是同一个内容。凡物内面如何,外面的表现也如何。反之,凡物外面如何,内面也是如何。凡现象所表现的,没有不在本质内的。凡在本质内没有的,也就不会表现于外。”参《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89页。

(72)“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教会”指路德教派在外部的、真实的教会(带着全部的缺点)与内在的、理想的教会即“上帝的天国”之间所做出的经典区分。也指受洗者与信徒之间的区分。

(73)“坚定精神”(Troens visse Aand)很可能语出路德所译《诗篇51:10》:“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是(‘正直’或作‘坚定’)。”(Schaffe in mir,Gott,ein reines Herz,und gieb mir einen neuen gewissen Gei-st)。在1740年的《旧约》丹麦译本中,原话写为en stadig Aand; 1992年新译本中为en fast Aand。可译为“坚定精神”。

(74)指《马太福音》21∶12—17中所记述的耶稣净化耶路撒冷神殿的事迹。耶稣把所有买卖人赶出神殿,推倒了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并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75)参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可伦理学》第10册、第7、8章(1177a12—1178b32)。中译可参苗力田的修订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3页。

(76)“观照的力量”原文为skuende Kraft,英译为gazing power。

* * *

[1]《哲学片断》这本小册子强调了这对矛盾,强调或者提出了如下论题:基督教具有某种历史性(关于基督教的最高限度的知识只不过是一种近似,最为精湛的历史性探究也只不过是最精湛的“几乎”、“几乎一样”),但是作为历史性的基督教,而且恰恰是由于这个历史性,基督教将对人的永恒福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毋庸赘言,这本小册子卑微的成就仅仅在于提出问题,将其从所有夸夸其谈的和思辨的尝试性解释当中解救出来,这些尝试实际上只说明了一点,即解释者根本不知道问题何在。

[2]这一次,辩证法仍然不能被排除在外。或许有一两代人活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下,即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标志着世界和辩证法的终端的围栏,但这毫无用处。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借助权威确立信仰,以此把辩证法排除在信仰之外。假如人们询问信仰者,也就是与他进行辩证的谈话,他会恣意坦然地把问题转变成这样:我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对此做出解释,因为我信赖他人、信赖圣人的权威,诸如此类。这是一个错觉,因为辩证法会干脆地追问,也就是与他进行辩证性的谈话——权威究竟为何物,为什么现在还把这些东西视为权威。于是,与他进行的辩证谈话并非关于他出于对那些东西的信赖而生的信仰,而是关于他对那些东西的信仰。

[3]灵感与批判性研究之间的错位关系就像永恒福祉与批判性考察之间的关系,因为灵感只能是信仰的对象。或者,人们对批判充满热情是因为那些经书是受灵感启发的?结果,相信经书受灵感启发的信仰者并不知道,他要相信哪部经书受灵感启发。或者,灵感是批判的产物,因此当批判完成之时,它同时证明了这些经书是受灵感启发的?若果如此,人们永远都不会接受灵感,因为批判工作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近似。

[4]这种客观的考察在这里也被归为荒谬,主体性被设定。(24)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最小的音节都会有无限的意义,答案只能是,因为主体是无限关切的,结果正是主体的无限关切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5]我们也应这样理解宣扬肯定性的黑格尔哲学中的怀疑。(26)在黑格尔看来,真理是持续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每一代人、每一个阶段都是合法的,但却都仅是真理的一个环节。假如这里不加入一点儿江湖骗术,它假设说,黑格尔教授这一代或者其后的当今时代就是“印刷许可证”,这一代就是最后的一代,世界历史结束了,则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怀疑之中。(27)充满激情的真理问题甚至没有出现,因为哲学首先欺骗个体使之成为客观的。肯定的、黑格尔式的真理就像异教中的幸福一样具有欺骗性。只有在“以后”人们才能知道他是否幸福。(28)同样地,下一代人才会知道,在前一代人身上真理何谓。体系的巨大奥秘(不过这一点只在你我之间,就像黑格尔主义者之间的秘密一样)类似于普罗泰戈拉的智者理论:“一切皆相对”,只是这里的“一切皆相对”是在持续不断的进步之中的。(29)可是,没有人因此受益。假如他偶然地从普卢塔克(《道德论文》)那里获知了拉克代蒙人欧达米德的一桩逸事,他肯定会好好想一想。欧达米德曾在学园看到年迈的塞诺克拉底与其弟子探寻真理,他问:“这位老者是何许人?”人们回答他,这是位有智慧的人,寻求美德的人物之一,他惊呼:“那他什么时候才去使用这美德呢?”(30)很可能,持续的进步也引发了一个误解,即人们认为一个冒失鬼在思辨之中才能摆脱黑格尔主义。远非如此。这里需要的仅仅是常识,喜剧的精髓,一点儿希腊式的平静。(31)在逻辑之外,同时也因黑格尔未能排除的某种歧义性而部分地在逻辑之内,黑格尔及黑格尔主义成了喜剧领域内的冒险。现在,已故的黑格尔很可能视已故的苏格拉底为自己的老师,毫无疑问,后者会找到些笑料,也就是说,假如黑格尔未曾改变的话。的确,苏格拉底找到了一个配与他谈话的人,尤其是以苏格拉底式的方式发问(这是苏格拉底有意对所有亡故者做的事):他是有知还是无知。如果黑格尔开始背诵某些章节,并且许诺说一切都将在结尾处清晰起来,如果苏格拉底对此会形成些微印象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极大地改变自身。——这则脚注也许是我发牢骚的恰当地方。在《保罗·缪勒的生平》当中,仅有一处告白传达了缪勒晚年对黑格尔的看法。在此制约下,那位令人尊敬的编辑受到了对死者的偏爱和尊敬的左右,而且还不安地顾及了某些人可能要说的话,顾及了一个思辨到几乎达到黑格尔水准的公众可能做出的评判。(32)不过,或许就在这位编辑认为他是出于对死者的偏爱而行事的那一刻起,他就在破坏死者的形象。比收在文集中的很多格言更值得注意的,并且与这部小心谨慎且品味十足的传记以优美而高贵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很多青年时代的插曲一样引人注目,保罗·缪勒在一切呈现为黑格尔主义之际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评判。他最早说到黑格尔的时候几乎是愤怒的,直到他健全的幽默天性教会他专门冲着黑格尔主义微笑,或者我们更清楚地忆起,他是冲着黑格尔主义开怀大笑的。谁会迷上保罗·缪勒而忘了他的幽默,谁会崇拜他而忘了他的健全心智,谁会认得他而忘了他的笑声?这笑声对人是有好处的,尽管这笑声并不能使人十分清楚他所笑的是什么,因为他的漫不经心不时会使人感到困惑。

[6]总体言之,人们仅凭一点立刻就能识别出那种无限反思,只有在无限反思中,主体才能对其永福表示关切,那就是:它随时随地与辩证法相伴。一个字、一个句子、一本书、一个人、一个社会,随便什么,一旦它要成为界限,而界限本身并不是辩证性的,它就是迷信和愚蠢。人身上总有一种需求,它既舒坦又关切,它想要把某种坚固的东西抓牢,这东西能将辩证法排除在外,但是,对神而言这就是懦弱和欺骗。甚至一切事物当中最可靠的东西,一个启示,当我接近它的时候,它正因为如此而成为辩证的;甚至一切事物当中最牢固的东西,那种无限的否定性的决断,它是身内有上帝存在的个体的无限表现形式,它立刻就会成为辩证的。一旦我把辩证性移开,我就是迷信的,而就在我瞬间努力获得了曾经获得的东西这一点而言,我就是在欺骗上帝。不过,成为客观的、迷信的要舒服得多,吹嘘这一点、宣扬轻率也要舒服得多。

[7]在辩证的—形而上的精确界定之下,正是因为存在是一个比所有证明更高的概念,因而要求证明才是愚蠢的;而反向观之,从本质推导出存在则是一个跳跃。

[8]为小心谨慎之故,我必须在此重复辩证法。不难想象,一个有着充足想象力的人注意到了这些困难的烦琐,这人会说:不,还是《圣经》更好。不过,我们不要在漫不经心之中忘记,这种“或多或少”、“更好更坏”的表述囿于近似的本质的不完美,它与永福的决断不相匹配。

[9]从另一方面说,任何一个想象力没有完全僵化的人,假如他记得那场争论的话,他肯定不会否认,林伯格的行为活生生地令人联想到一种忧心忡忡的、学识渊博的解经努力。我永远都无法从林伯格的方法步骤中找到任何老练世故的东西,设若讲理而公正的人没有在灵感的驱动下勇于评判人心,而林伯格一直为这种评判所困扰。

[10]上帝才知道,格伦德威牧师是否认为,存在着一个可以证明一个人确实受过洗礼的“活泼的圣言”。

[11]当人们说,在洗礼的思想当中抵御诱惑的可靠依据在于,上帝在洗礼当中对我们做了些什么,那么,用这种规定性而想把辩证的东西排除在外自然就只是一种幻象,因为辩证性会随着对这种思想的内在化、随着占有而出现。每一个天才,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天才,都会竭尽全力、心无旁骛地在自身之内向内心沉潜。不过人们都希望一劳永逸地摆脱诱惑,因此在诱惑出现的瞬间,信仰并非趋向上帝,信仰成了对人们确实受洗这件事的信仰。如果大面积的伪装在这里没有被遮挡的话,在心理学方向上值得关注的案例早就会出现,即人们关切地想知道是否真的受洗。倘若赌1万块钱,我们所有人都已受洗的确定性也就不会被缓议了。(56)

[12]此处参《哲学片断》。

[13]或许最好来一个幽默的转向,就像让·保尔所说的:就算所有关于基督教真理的证明被放弃或者被反驳,有一个证明会留存下来,即基督教已存在了1800年。(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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