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四讲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与其他源于日耳曼人的民族不同的德意志人？如果我们再补加上对于什么是民族这个问题的研究，那么，用这一切给我们的整个研究作出的证明就会得到完成。这后一个问题是和另一个问题相同的，并同时回答了这另一个经常提出而答案迥异的问题，这就是：什么是爱国主义，即对祖国的爱？或者像人们更确切地说的那样，什么是个人对自己的民族的爱？
如果我们在迄今的研究过程中是做得正确的，那就必须在这里同时阐明：只有德意志人，只有这种本原的、不在任意组合中消失的人，才真正是一个民族，才有权期望做一个民族；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对自己的民族有真正的和合理的爱。
我们要作一个乍看起来与迄今所说的内容毫无联系的说明，为我们解决业已提出的课题开辟道路。
就像我们在第三讲中已经说明的，宗教能够完全超越一切时代，超越整个当下的和感性的生活，却不会因而对于受这种信仰感召的生活的公正、道德和神圣造成丝毫损害。人们即使确信，我们在这个大地上的一切活动都不会留下丝毫痕迹和带来丝毫结果，而且神圣的东西甚至被颠倒过来，用作恶行和更深刻的道德败坏的工具，人们也仍然可以仅仅为了维护我们之内爆发的神圣生命，继续进行这种活动，继续同未来世界中的高级事物秩序联系起来，而在这个世界里，以神性表现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毁灭。比如，耶稣的使徒们和第一批基督教徒过去就是这样，他们依靠他们对上天的信仰，在有生之年就已经完全超越了尘世，并且他们完全放弃了尘世的事务，放弃了国家、祖国和民族，对它们甚至不屑一顾。不管这多么有可能，不管这多么容易使人相信，不管人们必定多么高兴地沉浸在其中，但如果上帝有一个不可改变的意志，要我们在尘世不再拥有祖国，而成为被驱逐的人和奴隶，那么，这也仍然不是自然的状况和世界进程的规律，而是一个少有的例外。如果宗教从一开始就不考虑现时的情况，而着意于把这么退出国家和民族的事务作为真实的宗教信念加以推荐，那么，这也是对宗教的一种非常错误的应用，而基督教也特别经常这样做。如果这种形势是真实和现实的，并不单纯是由宗教狂热招致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尘世生活就丧失了一切独立性，它将只成为真正的生活的前站，成为人们单纯出于对上帝意志的服从和顺从才忍受的艰巨考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不朽的精神犹如许多人想象的，真的只是为了受到惩罚，才像进入了监狱一样，进入了凡人的躯体66 。与此相反，在合乎规律的事物秩序中，尘世生活本身就必当是真实的生活，人们对这种生活感到喜悦，能够怀着感激之情享受这种生活，而这当然是在期待着一种更高的生活；虽然宗教也确实是对遭到非法践踏的奴隶的安慰，但宗教的意义首先在于，人们反对奴役，能够从而阻止宗教沦为对于被囚禁者的单纯安慰。对于暴君来说，鼓吹宗教的服从精神，把那些他不打算准许他们拥有立锥之地的人们都打发到天上去，当然是很合意的；但我们其他人一定不要急于将他推荐的这种对宗教的看法变成我们自己的，而且如果我们有可能，我们必须阻止人们为了激发起对天堂的更大渴望而把地球变成地狱。
人的自然的、只有在真正危急的情况下才会放弃的冲动，是在这个地球上就找到天堂，将永远持续的东西融合进自己的日常尘世工作中，在尘世中培养时间上永不消逝的东西——不单纯使用一种无法理解的方式，穿过肉眼无法穿过的鸿沟，与永恒的东西联系起来，而且使用一种肉眼本身可以看到的方式。
让我从这样一个一般能理解的例子谈起：哪一个具有高尚思想的人不打算和不期望在自己的孩子们及其下一代身上，重新以一种得到改善的方式重复他自己的生命，使他自己的生命在他们的生命中变得更加高尚和更加完美，在他早已谢世之后还在这个地球上继续存在下去呢？他在世时的精神、思想和道德也许曾经使错误和堕落感到害怕，使正直得到巩固，懒惰得到振奋，颓唐得到振作，他不想把它们从死亡中夺回来，把它们作为自己对后世的最好遗产存放在自己留下的后人的心中，使他们有朝一日也同样把它们在得到美化和增多之后又存放起来吗？哪一个具有高尚思想的人不打算通过行动或思维撒播种子，使他的同类永远不断地臻于完善，将某些新颖的、前所未有的东西投入时间，使之留在时间中，成为新的创造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呢？他不想用一种在尘世间也永远持续的东西，来抵偿他在这个地球上占过的位置和借给他的短暂光阴，以使他作为这一个人，即使不被历史提到（因为渴望身后荣誉是一种可鄙的虚荣），但在他自己的意识和信念中还是留下了他也曾经在世的明显的纪念碑吗？我说的是，哪一个具有高尚思想的人不打算这样做呢；但是，必须只按照作如是想的人们的需要，并把这种需要作为一切人都应当看齐的规则，来观察和建立世界，而且世界也只是为了他们才存在的。他们是世界的核心，而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本身作为短暂的世界的一部分，只要也作如是想，也就只是为了他们才存在的，因而必须顺从他们，直到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那么，能够保证高尚的人这么要求和相信自己的活动永垂不朽的东西可能是什么呢？显然只是一种事物秩序，高尚的人能够承认这种秩序本身是永恒的和有能力接受永恒东西的。这样一种秩序是人的环境的特殊精神本质，它当然无法用任何概念加以理解，但它仍然是真正现实存在的，高尚的人本身与他的一切思维和行动都来源于它，他对他的活动的永恒性抱有的信念也来源于它；它代表这样一个民族，高尚的人来自这个民族，他在这个民族中间得到培养，而成为他现在这样的人。这是因为，虽然有一种情况是无可怀疑地真实的，即他的活动在他有权要求它具有永恒性时，绝不是他那个民族的精神的自然规律的单纯成果，绝不是纯粹随着这种成果而展开的，而是一种更多的东西，因而是直接从本原的和神圣的生活中流出的，但依然同样真实的是，那种更多的东西在首次形成可见的现象时，就立刻服从了那种特殊的、精神的自然规律，并且只按照这种规律形成了一种感性表达。只要这个民族存在，这个民族当中的神圣东西的一切进一步显现也就将会出现在这一规律中，并在这一规律中形成。但是，由于高尚的人也曾经存在，从事过这样的活动，所以，就连这一规律也继续是由这一事实规定的，而他产生的效用已成为这一规律的一个持久的组成部分。以后的一切事情也必须服从这一规律，跟这一规律联结起来。这样，他就会肯定，只要他的民族本身依然存在，通过他获得的教化就会留在他的民族中间，并成为规定他的民族的一切进一步发展的持久根据。
所以，从较高的、根据精神世界方面的立场来看的意义上说，一个民族就是在社会中一起继续生活，不断从自身自然而然地在精神上产生出自身的人们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服从于自己体现的神圣东西发展的某种特殊规律。这种特殊规律包含的共同性是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永恒世界里，因而也同样在尘世里，将这群人联合为一个自然的和自己组成的整体。这个规律本身就其内容而言，是能够在整体上加以理解的，就像我们把德意志人作为一个本原民族，在他们身上所理解的那样；甚至通过对这样一种民族的各种现象的考虑，这个规律的其他一些规定也能进一步加以理解；但是，任何一个本身一直无意识地处在这个规律的影响之下的人，却永远不可能完全用概念透彻理解这个规律，虽然他可以在总体上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规律是存在的。这个规律是一种有更多的形象性的东西，它同那种有更多的非形象的本原性的东西在现象中直接融合在一起；这样，两者在现象中就再不能分离了。那个规律，即本原东西和神圣东西发展的规律，完全规定并完成了人们称之为一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的东西。从那个规律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迄今所述的那些崇洋媚外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本原东西和它的不断发展，而只相信假象生活的永远循环往复；这些像自己认为的那样，靠自己的信念形成的人，从较高的意义上说，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而且由于他们实际上也不真正存在，所以他们同样也不可能具有民族特点。
因此，高尚的人对于自己发挥的效用也在这个地球上能万世长存的信念，是建立在对于发展出他自己的那个民族能万世长存的希望上的，是建立在对于这个民族根据那种隐蔽的规律具有独特性的希望上的；没有任何外来的、同这种规律在总体上不相合的东西进行干扰和破坏。这种独特性是永恒的东西，他将他自己的永恒性和他不断发挥的作用托付给它；这种独特性是永恒的事物秩序，他将自己的永恒性置于这种秩序之中；他必定想要它持久，因为唯有它的持久是他解脱的手段，这就使他在尘世的短暂生命延伸为在尘世的持久生命。他培育永不消逝的东西的信念和努力，他把自己的生命理解为永恒生命的概念，都是一条纽带，它首先将他的民族，然后通过他的民族，将整个人类都同他自己紧紧联结在一起，并将他的民族的一切需要都引入他那宽广的心怀，直到末日来临。他对自己的民族的爱，首先是尊重、信赖和喜爱自己的民族，对自己来自这个民族感到自豪，其次是为自己的民族活动、效力和献身。神圣东西出现在这个民族当中，神圣东西尊重这个本原民族，把它当做自己的外壳和自己直接影响世界的手段；因此，从这个民族当中还会继续迸发出神圣东西。对高尚的人来说，生命单纯作为生命，作为不断变换的具体存在，反正从来都没有什么价值，他只是把生命当做持久存在者的源泉，才想要生命；但是向他预示这种持久存在的希望的，也只有他的民族的独立延续；为了挽救他的民族，他甚至必定愿意去死，以使他的民族能生存下去，使他在他的民族中能过他向来就想过的独一无二的生活。
事情就是这样。这种真正的、不单纯是一时的追求的爱，永远不会附着于暂时的东西，而是只在永恒的东西中觉醒、燃烧和安眠。人如果不是把自己理解为永恒的，甚至连自己都不会爱；他如果不是这样，甚至不会尊重也不会赞同自己。他如果不把自己之外的什么东西纳入自己的信念和心灵的永恒性之中，把它同这种永恒性结合起来，就更不会爱这样的东西。谁不首先把自己看做永恒的，谁就根本不拥有爱，也不会爱一个对他不存在的祖国。谁把自己的不可见的生命看成永恒的，却不把自己的可见的生命看成永恒的，谁就很可能有一个天堂，而在这个天堂里有他的祖国；但在这个尘世，他却没有祖国，因为这个祖国也只见诸永恒性的图景之下，即见诸可见的和具体化的永恒性的图景之下，因此，他也可能不爱自己的祖国。如果没有把祖国传给这样的人，他就会悲痛；如果把祖国传给了谁，而且在谁的心中天与地、不可见的东西和可见的东西相互交融，从而创造出一个真纯的天堂，谁就会为了把这份宝贵财产完好无缺地再传给将来，而战斗到流出最后一滴血。
情况也从来都是如此，虽然从来都没有被这样概括和这样清楚地说出来。在纪念碑中记载的那些以其信念和思想方式还在我们当中活着的高尚的罗马人，是受到什么东西的鼓舞去为祖国而操劳和牺牲、忍辱负重的呢？他们甚至也经常清楚地把这说出来了67 。这就是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的罗马会永远延续下去，他们充满信心地希望自己会在时间的长河中随着这种永恒而永远活着。由于这种信念是有根据的，而且他们自己在完全有自知之明时已经理解这种根据，所以，这种根据也就没有使他们的希望落空。直到今天，那种在他们永恒的罗马真正永恒的东西都继续活在我们中间，他们也随着这种东西继续活在我们中间，它将在以后也继续活着，直到末日来临。
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和祖国作为尘世中的永恒性的支柱和保证，作为在这个尘世能够永恒的东西，远远超过了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超过了那种单纯用清晰的概念理解的、根据这种概念的导向建立和维护的社会秩序。国家想要一定的法律、内部的和平，想要每一个人靠勤劳维持生计和延续自己的感性生活，只要上帝愿意给他这些。这一切只是对祖国的爱真正想达到的目标的手段、条件和支持，而这种目标就是永恒东西和神圣东西在世界上兴盛起来，在无限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纯洁、完美和卓越。正因为如此，这种对祖国的爱必须支配那种作为绝对最高、最终和独立的行政机构的国家本身。首先，这种爱要在国家选择实现它的最近目的——内部和平——的手段时对它加以限制。为了这一目的，个人的天赋自由当然也必须以各种方式加以限制，而且如果人们对个人除了这种考虑和意图以外，根本没有其他考虑和意图，他们大概就会把个人的天赋自由限制到尽可能狭小的范围，使自己的一切活动服从于一种千篇一律的规则，而永远受到监管。即使这种严厉手段是不必要的，它也至少不会损害这个唯一的目的。只有对于人类和各个民族的更高的见解才扩大了这种有局限性的估量。自由连在外部生活的行动中也是萌发更高文化的土地；一种注意更高文化的立法会容许自由有一个尽可能广阔的范围，哪怕冒着单调的宁静程度会减低，国家的治理会变得艰难和费力的风险。
这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大家都经历过，许多民族被当面告知，它们不像一些别的民族那样需要这么多自由。这种说法甚至可能包含了某种宽容和厚意，因为人们本来想说的是，它们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多自由，而只有高度严厉的手段才能阻止它们互相摩擦。但是，如果此话是当真讲的，那么，它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是真的，这就是，这种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过本原生活，没有能力追求这样的生活。如果这种民族可能存在——在这种民族当中也有不少高尚的人打破常规，成为例外——那么，它确实根本不需要什么自由，因为自由只是用于更高的、超越国家的目的；它只需要加以控制和调教，使各个人能够和平共处，使整个民族能够被制作成一种实现任意设置的、与本民族无关的目的的有用工具。对于人们是否能当真这样讲某个民族，我们可以不作定论；但很清楚，一个本原民族需要自由，自由是这个民族坚持自己的本原性的保证，这个民族在自己的延续中可以毫无危险地承受程度越来越高的自由。这就是对祖国的爱在必须支配国家本身时所考虑的首要事情。
其次，对祖国的爱要给国家本身规定一个比维护内部和平、私有财产、个人自由和人人生活康乐这个寻常目的更高的目的，这种爱必须从这个方面支配国家。国家召集起一支武装力量，只是为了这个更高的目的，而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如果对于使用这支武装力量产生另一种说法，认为需要把单纯概念中的国家的一切目的——私人财产、个人自由、生活康乐，甚至国家本身的延续——都拿来孤注一掷，认为需要在对肯定达到预期东西没有一个清晰的知性概念——在这类事情上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概念——时作出本原的和让上帝单独负责的决定，那就只有在国家掌舵的位置上才开始有一种真正本原的和最初的生活，只有这时才出现政府的真正的庄严权力，像上帝那样为了更高的生活而用较低的生活做赌注。其实，在维持传承下来的宪法、法律和公民的富裕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本原的生活，没有任何本原的决定。创造了这些的是各种情况和局势，也许还有早已死去的立法者；后来的时代继续虔诚地在业已开辟的道路上前进，因而实际上没有过一种属于自己的公共生活，而只是在重复过去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政府。但是，如果这种按部就班的进程陷入了险境，必须对新的、从未有过的情况作出决定，那就需要有一种由自身造成的生活。那么，什么精神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置身于掌舵地位，能够满有把握，毫不左右摇摆而作出决定呢？什么精神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力，能够命令它可能遇到的每个人——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能够强迫抗拒它的人，至死都把一切置于危险之中呢？不是公民热爱宪法和法律的恬静精神，而是高度热爱祖国的熊熊火焰，这种爱囊括了作为永恒东西的外壳的民族，高尚的人乐于为这样的民族牺牲自己，不高尚的人——他们只是为了高尚的人才存在的——也应当为这样的民族牺牲自己。公民对宪法的那种爱却不是这样；它停留于知性，绝不能做到这一点。不管情况怎样，由于受到统治不是徒然的，所以总会有一个支持那种爱的统治者。你们就让新统治者甚至打算实行奴隶制度吧！（除了在无视和压制一个本原民族的独特性的地方，奴隶制度会在哪里呢？这类特性对于具有那种思维方式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你们就让他也打算实行奴隶制度吧！由于可以从奴隶们的生活、他们的数量甚至他们的富裕抽取到油水，所以，只要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会盘算的人，奴隶制度就会在他的统治下成为可以忍受的，而奴隶们也至少总会找到生活和生计。那么，他们究竟应当为什么而斗争呢？在找到生活和生计之后，安宁对他们来说是高于一切的。这种安宁只会被持续的斗争所破坏。因此，他们会运用一切手段，使斗争不久就结束；他们会顺从，他们会让步，他们为什么不应当这样做呢？他们从来不曾有更多的作为；除了继续保持那种在可以忍受的条件下生存的习惯，他们对生活从来不曾期望过什么更多的东西。我们预言在尘世也有一种超越尘世寿命的生活，只有这一预言能够鼓舞人至死为祖国而战。
迄今为止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真正被统治过的地方，在经受过严重斗争的地方，在对暴力抵抗取得过胜利的地方，正是对永恒生活的那种预言在那里进行了统治、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些演讲中先前提到的德意志新教徒们曾经怀着对这一预言的信仰进行了斗争。难道他们不知道，怀着旧有的信仰也能够统治人民，使人民在法律秩序中和衷共济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怀着这一信仰人们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很好的生计吗？他们的君主究竟为什么决定进行武装抵抗呢？人民为什么满怀热忱地进行了抵抗呢？——正是为了天堂和永恒的极乐，他们才自愿抛洒鲜血。——但是，尘世间究竟有哪种暴力能侵入他们心中内在的圣地，把他们心中已经油然而生的信念——他们对极乐抱有的希望只建立在这一信念之上——连根剔除呢？由此可见，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极乐，他们才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获得这一极乐的保证；他们进行斗争，是为了他们的孩子们的、他们的尚未出世的子孙们的和所有尚未出世的后人们的极乐；这些子孙也应当用他们觉得唯一可以拯救灵魂的同一个学说加以调教，这些子孙也应当参与对他们来说已经开始的拯救工作；只有这一希望受到了敌人的威胁。为了这一希望，为了在他们死后将在他们的坟墓上长期鲜花盛开的事物秩序，他们才怀着这种喜悦抛洒自己的鲜血。我们承认，他们自己并不完全清楚，他们在描述自己内心最高尚的东西的时候措辞不当，用语有误，做了对自己的心灵不适当的事情；我们愿意承认，他们坚持的信仰不是分享坟墓彼岸的天堂的唯一手段；但有一点却是永远真实的，那就是通过他们的牺牲，坟墓此岸的天堂，即一种从大地向天上更勇敢和更愉快的仰望活动和一种更自由的精神冲动，在更大的程度上进入了后来时代的全部生活，而且他们的反对者的后人同我们自己——他们的后人——一样，直到今天都在享受他们辛劳的果实。
在这种信仰中，我们最早的共同祖先，即新文明的本原民族或被罗马人称为日耳曼人的德意志人，勇敢地反抗了罗马人逼近的世界统治。难道他们没有在自己眼前看到自己近旁的罗马各省的高度繁荣、这些省里的精美享受以及同时拥有的大量法律、法庭、权杖和砍头斧吗？难道罗马人还不很乐于允许他们共享所有这些好处吗？难道他们没有在他们自己的许多君主——这些君主只从自身说明，反对这样的人类施主的战争就是叛乱——身上看到备受赞扬的罗马人仁慈宽厚的证明吗？这些施主用国王的称号、用自己军队中的统帅地位、用罗马人的绶带来装饰屈服称臣的人，如果这些人被自己的同胞驱赶出来，他们就在自己的殖民地中给这些人一块避难之地和一笔生活费用。难道他们不明白罗马人的文明优势吗？比如，他们的军队拥有良好的装备，在这些军队中，甚至连一个像阿米尼乌斯68 这样的日耳曼英雄人物也不拒绝学习战术。绝不能说他们对这一切是无知的或无视的。只要在不损失自己的自由的情况下能做到，在不损失自己的独特性的情况下有可能，甚至他们的后人也掌握了罗马人的文明。但他们经过好多世代，一直在那种总是以同样的力量再三兴起的血腥战争中奋战，究竟为了什么呢？一位罗马著作家让他们的统帅说出了其中的原因：“他们要么维护住自己的自由，要么在沦为奴隶之前死去，除此之外他们究竟还有什么出路呢？”69 自由对他们来说就在于，他们仍然不失为德意志人，他们继续按照他们特有的精神，独立地、真正地决定自己的事务，也在自己的发展中同样按照这种精神前进，并且他们也将这种独立性传给自己的后人。而罗马人提供给他们的所有那些好处，对他们来说则意味着奴役，因为他们在接受这些好处时就必定会成为别的什么人，成为半个罗马人，而不是德意志人。不言而喻，他们的前提是，每一个人都宁愿死，而不愿成为这样的人，一个真正的德意志人只有为了做德意志人、永远做德意志人和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德意志人，才会愿意活着。
他们没有全都死去，他们没有看到奴隶制度，他们把自由留给了自己的孩子们。整个近代世界把它能像它现在这样存在，归功于他们坚毅顽强的反抗。假如罗马人也成功地奴役了他们，并且像罗马人到处做过的那样，把他们作为民族彻底消灭掉，那么，人类的整个继续发展就会采取另一种方向，人们则无法相信这种方向是可喜的。我们作为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信念的直接继承人，把我们还是德意志人，把本原的和独立的生活激流还在承载我们，归功于他们，我们把我们自此以后作为民族业已成为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们，如果我们没有现在就完结，而且源于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没有在我们的血管中流干，那么，我们也会把我们以后还将成为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们。连那些在我们看来现在已成为异邦民族的其他部族——在他们当中有我们的弟兄——也把自己的生存归功于他们；当他们战胜永恒的罗马的时候，还不存在任何一个这样的民族；那时，他们的斗争也同时为这些民族在未来的形成赢得了可能。
这些人和世界历史上跟他们的思想一样的其他一切人都获得了胜利，因为永恒的东西鼓舞过他们，而这种鼓舞总是必然会战胜那种没有受到永恒东西的鼓舞的人。争得胜利的既不是臂膀的强壮，也不是武器的精良，而是心灵的力量。谁为自己作出牺牲设置一个有限的目标，在达到某一个点后，不愿继续冒着风险前进，那么，一旦他在这个既不能放弃，也不可缺少的点上遭遇危险，他就会不再进行抵抗。谁根本没有给自己设置任何目标，而是把一切，把人们在尘世所能失掉的最宝贵的东西——生命——都拿出来，他就永远不会放弃抵抗，而且只要敌手有一个比较有限的目标，就无疑会取得胜利。一个民族，哪怕在其最高代表和统帅那里也能凝神注意精神世界的面貌——独立自主，并像我们最古老的祖先那样，受到对于它的爱的吸引，那么，这个民族就必定会战胜那种像罗马军队一样只被当做实现外族统治欲望和奴役独立民族的工具的民族；因为前者必须失去一切，而后者只须赢得一些东西。但是，甚至连一个古怪的念头都会战胜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战争看做会有一时的输赢的赌博，在开始赌博之前就已经确定好自己想在牌上压上多少筹码。比如，请你们想一想穆罕默德，——不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穆罕默德，我承认我对他不必作任何评论，而是一位著名的法国诗人笔下的穆罕默德70 。他曾经坚定地认为，他是天生的非凡人才之一，这种人是受命领导大地上蒙昧的、卑劣的民族的，根据这个首要前提，他的一切想法不管实际上是多么可怜和多么有限，就因为它们是他的，在他看来也必然都是伟大的、庄严的和使人幸福的思想，而一切反对这些思想的民族在他看来必然都是蒙昧的和卑劣的民族，是他们自己的幸福的敌人，是思想恶劣、值得憎恶的人。于是，为了在自己面前把他的这种自命不凡论证为上帝的呼唤，并把他的整个一生都完全献给这一思想，他必须把一切都投上去而不得安歇，直到他把所有不愿像他自己那样把他想象得那么伟大的人都践踏掉，直到所有同时代的人都会向他反映出他自己对他负有的神圣使命的信念。我不想说，如果真有一种真实存在的和自身清晰的精神面孔进入赛场跟他比赛，他会有什么下场，但他肯定会赢那些投注有限的赌徒，因为他投入了一切跟他们去赌，而他们则没有投入一切；没有什么精神在驱动他们，而他则受到一种狂热精神——他那强大有力的自命不凡的驱动。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国家单纯作为对于通常的和平进程中前进的人类生活进行治理的机构，并不是第一位的和独立存在的东西，而只是在这一民族中实现纯粹人性的永远均衡的发展这个较高目的的手段；只有对于这种永远的发展的预感和热爱，是应当在宁静时期也对国家管理工作不断进行更高的监督的东西，并且在民族独立濒于危险的时刻，也是唯一能够拯救民族的东西。在德意志人那里，在那些作为一个本原民族的人们当中，这种对祖国的爱是可能的，并且如我们确信知道的那样，直到现在也是真实的，所以，具有这种爱的人直到现在都可以怀着高度的信心，信赖其最重要的事务是可靠的。就像还在古代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这里国家和民族甚至也是彼此分离的，每一方都是独立地体现的，前者体现于特定的德意志帝国和各个诸侯国，后者以可见的方式体现于帝国联盟，以不可见的方式体现于大量的习俗和建制，这不是根据一种成文的法律生效的，而是根据一种活在人人心中的法律生效的，并且其结果处处都历历在目。在一切讲德语的地区，每一个在这一地区见到阳光的人都能把自己看做双重意义上的公民，一方面看做他的出生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首先向他表示关怀；一方面看做德意志民族的整个共同祖国的公民。每一个人都得到允许，在这个祖国的整个大地上寻找与自己的精神最接近的那种教育或对自己最合适的活动范围；天赋的才能并不像一棵树那样长在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是可以寻找自己的位置的。谁通过自己的教育采取的方向同自己最接近的环境分离开，谁就很容易在别处找到愿意接受他的人，找到新的朋友来代替失去的朋友，找到时间和宁静，以进一步说明自己，也许甚至赢得被惹恼的人，并同他们和解，从而使全体达成一致。没有一个德意志人出身的君主从来都能于其在位时期，在自己统治的山河以内为其臣民们标明祖国的界限，把他们看成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在一个地方不得表达的真理，可以在另一个地方得到表达，在这个地方也许正好相反，是禁止别处允许的东西的；所以，尽管在一些特定的国家有不少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还是存在着一个民族曾经拥有的研究真理、传播真理的最高自由71 ；而较高的文化到处都曾经是，并且一直是从一切德意志国家的公民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成果，这种较高的文化后来也以这种形式逐渐下达于广大的民众，使民众一直继续在总体上自己教育自己。正如已经说过的，任何一位执政的德意志人都不会贬低德意志民族延续的这个根本保证；尽管就其他原初的决定来说，没有经常发生更高的德意志人的祖国之爱必定期望的东西，但至少没有出现直截了当地反对这样一位德意志人的事情，人们没有试图削弱那种爱，将它消灭掉，以一种相反的爱取代它。
但是，如果那种较高的文化和民族的政权原初拥有的领导作用——它也只是为了那种文化及其延续才可以被用作目的——，即德意志人的财产和德意志人的鲜血的使用，从德意志人的心灵管辖的领域进入另一个管辖领域，那将必然产生什么结果呢？
正是在这里首先需要有我们在第一讲中所要求的那种不愿对自己的事务发生迷误的倾慕，需要有愿意看到真理和承认真理的勇气；就我所知，这个地方也还总是允许我们用德语相互谈论祖国，至少允许我们对祖国叹息；而我相信，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中间过早发布一种禁止这么做的命令，给在此以前无疑已经动议作这种冒险的勇气套上一种让个人畏缩不前的枷锁，我们就做得不妥了。
既然如此，你们也就把假定的新暴力描绘得像你们希望的那样善良和友好吗？把它描绘得像上帝一样美满吗？你们也能给它安装上上帝的理智吗？即使它非常认真地希望一切人都享有至福和安康，它能理解的最高的安康也会是德意志人的安康吗？因此，我希望，我今天向你们演讲的要点已经完全被你们理解了；我希望，在场的很多人已经思考过和感觉到，我只是清楚地表达了和用言辞讲出了一直放在你们心里的话；我希望，有朝一日会读到这篇东西的其他德意志人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在我之前，也有许多德意志人大致讲过类似的话；那种信念已经给不断表示出来的这种反对国家的单纯机械安排和估算的活动模糊地奠定了基础。现在，我要求所有了解外国近代文献的人向我证明，哪个近代的哲人、诗人、立法者曾表露过一种与此类似的、把人类看做永远进步的预感，并把自己在时间中的一切活动只同这种进步联系起来；甚至在他们最勇敢地奋起，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候，是否有哪个人，除了向国家要求废除不平等，要求内部的和平和外部的民族荣誉，并且在提得最高的时候要求家庭幸福，还要求过更多的东西吗？就像人们从所有这些显示中必定会得出结论那样，如果这是他们的最高要求，他们也就不会认为我们对生活有更高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而且他们总是假定自己对我们怀有那种行善的意向，而不存在任何自私自利之心和任何想要胜过我们的欲望，因而认为，如果我们找到唯独他们知道值得追求的一切，他们就已经对我们操够了心。但在这以后，那种唯独使我们当中的高贵者愿意生活的东西却被清除出了公众的生活，而那些始终表示愿意接受高贵者的鼓励的民众——人们甚至可以根据他们人数众多而期望他们崛起，也上升到那种高贵的地位——一俟他们受到的待遇与那些人享受到的待遇一样，就在与低等民族的同流合污中被降低了等级，受到了贬谪，被清除出了事物的序列。
谁身上还仍然生动有力地抱有那种对生活的更高要求，抱有对自己的神圣权利的感情，谁就感到自己深怀不满地被迫倒退到了基督教的最初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曾说：“你们不应当反抗恶行，如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递给他，如果有人想拿走你的上衣，你就把大衣也让给他”；72 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只要他看见你还有一件大衣，他就会为了把大衣也从你手里拿走而设法向你寻衅，直到你一丝不挂了，你才能躲开他的注意力，才能在他面前获得安宁。正是他那种使他受到尊敬的更高贵的心灵给他把地球变成了地狱和令人厌恶的东西；他但愿自己没有出生，他但愿自己的眼睛越早闭上，不再见天日越好，无尽的悲哀笼罩着他的日子，直到他进坟墓；他无法祝愿自己所爱的人有更好的才能，而只愿他们头脑迟钝，容易知足，这样他们就能少受点痛苦，生活下去，迎向坟墓彼岸的一种永恒生活。
在运用其他手段都徒劳无益之后，使用这种唯一还剩下的手段，阻止这么毁灭将来在我们中间爆发的任何高尚冲动，阻止这么贬低我们的整个民族，就是这些演讲向你们提议的。这些演讲向你们提议，在把我们的民族理解为一个永恒的民族和我们自己的永恒生活的保证以后，通过教育，把对祖国的真正的和万能的爱深深地、不可磨灭地建立在一切人的心中。哪种教育能够做到这一点，用什么样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演讲中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