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充分描述了我们向德意志人倡议的那种未来的民族教育。这种教育塑造成的一代人只是由自己对正义和善良的爱好，而决不是由其他任何东西推动的，他们拥有一种为自己的立场而永远确有把握地充分认识正义的理解力，他们具备永远贯彻自己意愿的一切精力；一旦出现这一代人，我们用自己最大胆的愿望所能追求的一切东西就会从这一代人的存在中自行产生，自然而然地从中生长起来。这一时代很少需要我们的种种指示，以致我们反而可以从这一时代学习一些东西。
由于这一代人在此期间还不存在，而是要首先被教育出来，而且，即使我们所期望的一切都万无一失，我们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过渡到那个时代，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更易使人想到的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度过这一过渡时期呢？在我们不能做什么更好的事情时，我们应当怎样至少把自己作为可发生改良的基地，作为可与改良相联的出发点而保存下来呢？有一种现实情况，它与这一代人理解为正义的事物秩序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一个人懂得正义或对这种事物秩序怀有丝毫的愿望和需要，而是将现存事物看做十分自然和唯一可能的；当这一代受过教育的人有朝一日走出他们的隔离状态，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阻止我们这边不发生这种情况呢？这些心怀另一世界的人们难道不会马上发疯吗？这样的话，新教育不是就跟迄今为止的教育一样，对于现实生活的改良毫无用处而会销声匿迹吗？
如果大多数人还照样漫不经心、无思无虑和心不在焉地继续下去，那么可以期待的正是这种必然发生的情况。谁对自己毫不留心，任人发落，由环境任意塑造自己，谁也不久就会习惯于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事物秩序。不管他第一次看到某种情况时他的眼睛如何受到伤害，只要让这种情况天天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出现，他就会对它习以为常，以后就觉得它很自然，它是必然如此的，最后甚至喜爱上了它，而第一次良好情况的产生却会使他觉得很不受用，因为这种情况使他脱离开了他那种已经习以为常的生存方式。只要我们的感官没有受到伤害地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以这种方式甚至会习惯于受奴役，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喜爱上它；这正是最危险的屈服态度，它对一切真正的荣誉变得麻木不仁，然后使懒惰者感到很高兴，因为它免除了他的一些担忧和独立思考。
让我们警惕做仆役的意外欢乐吧，因为它甚至会夺走我们的后代在未来求解放的希望。如果我们的外在活动被套上能束缚住手脚的枷锁，那就让我们更加大胆地提高我们的精神，使它具有自由的思想，使它生活在这种思想中，只期望和渴求这种唯一的生活吧。让自由从可见世界消失一段时间吧；我们让它逃进我们的思想深处，直到在我们周围产生出有力量也在外部表现这一思想的新世界。让我们用那种无疑允许我们作出测定的东西，用我们的精神，把自己造就成将在我们之后成为现实的人的榜样、预言和保证吧。我们可不要使我们的精神同我们的肉体一起卑躬屈膝、俯首就擒！
如果有人问我怎样实现这一点，那么，唯一的、概括性的回答就是：我们必须立刻成为我们本来就应当成为的德意志人。我们不应当使我们的精神屈服，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获得一种精神，获得一种坚定的和确实的精神；我们必须在一切事情上都严肃认真，而不轻率地过日子，把生活当做嬉戏；我们必须给自己建立站得住脚的和不可动摇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的一切其他思维和我们的行动的固定准绳。在我们这里，生活和思维必须是一个整体，而且必须是一个融会贯通和毫无瑕疵的整体；我们必须在生活和思维中合乎自然和真理，从我们这里抛弃那些外来的玩意儿；一句话，我们必须塑造自己的性格；因为“具有性格”和“是德意志的”，这两者无疑是意义相同的。86 这件事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特别的名称，因为它恰恰应当无须我们的一切知识和思索，而从我们的存在中直接产生出来。
我们必须首先用自己的思考活动对我们时代的伟大事件，对它们同我们的联系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期待加以思考，使自己对所有这些事物获得一个清晰和确定的看法，对在这里产生的问题作出一个坚定不移、不可改变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每一个对教育有起码要求的人都应当这样做。人的动物性生活在一切时代都是按照同样的规律进行的，在这方面，一切时代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时代只是对于理智而言才存在的，只有那种用概念钻研它们的人，才既生活于它们当中，又生存于他的这个时代，而另一种生活则只是一种物质性的生活。对发生的一切事情不加理会，让它们从身边匆匆而过，甚至闭目塞听，以阻止它们涌入心田，并且还把这种无所用心自诩为伟大的智慧，这对于岩石来说也许是合适的，因为海浪拍打岩石，岩石就对此毫无感觉，或者，这对于树干来说也许是合适的，因为狂风暴雨将树干摇来曳去，树干就对此毫无察觉，但是，这对于一个能思考的存在者来说却绝不可能是合适的。——即使一个人在高尚的思维领域里翱翔，这也不能解除这种理解他的时代的一般义务。一切高尚的思维必定想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干预当前的时代，准确确实实生活在高尚的思维中，谁就同时也生活在当前的时代中，假如他没有也生活在这一时代中，那么，这就证明他也没有生活在那种思维中，而只是在那种思维中做梦。那种对我们眼下所发生的事情漫不经心的态度和把可能产生的注意力人为地引向其他事物的做法，可以说是我们的独立性的敌人最期望遇到的情况。如果他能肯定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不作思考，那他就可以像使用没有生命的工具那样，用我们来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漫不经心就是对一切都习以为常，但在清晰、全面的想法及其关于那种应当存在的东西的图像总是有警觉性的地方，是绝不会出现任何习以为常的惯性的。
这些演讲首先邀请了你们，并且在目前可能通过书籍的印刷将整个德意志民族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限度内，也将邀请他们，亲自作出一个坚定的决断，在内心对下列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关于有一个德意志民族存在的说法，关于其特有的、独立的本质的继续存在目前处于危险之中的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2）是否值得努力去维护这个民族？3）是否有一种维护它的可靠、有力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什么？
在我们当中以前有一种传统的习俗，那就是：当人们可以在口头上或文字中获悉任何严肃的言论时，日常的饶舌家就攫住了它，把它变成了他在令人压抑的无聊中可以取乐的消遣材料。首先在我的周围，我现在没有像以前那样察觉到，有人把我目前的演讲作了这样的用途；但从早先出版界的聚会发出的声音——我指的是各种文献报刊和其他杂志——中，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因而也不知道，从这里可以期待的是随意取笑呢，还是认真严肃。无论情况如何，我的意图至少不是要开玩笑，也不是重新启用我们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熟为人知的笑话。
在德意志人当中过去还有一种习俗，它在我们当中更为根深蒂固，几乎已经成为另一种本性，而且几乎从未听说它有对立面，那就是：人们把一切会被引上发展道路的事物都视为对每一个有一张嘴的人的要求，要他立即对之发表意见，并向我们报道，他是否也持同样意见，整个事件究竟是根据什么样的表决告终的，公众的谈论必须根据什么样的表决匆匆转向新的对象。这样，德意志人中间的一切文字交流就都发生了转变，古老寓言的回响变成了纯粹的声响，完全没有躯体和物质内容。如同在大家熟悉的不好的个人社交场合一样，这里重要的也只是人们不断发出声音，每一个人都不停地接受它，并将它抛向自己的邻人，究竟什么东西在发出声音，却是根本不重要的。如果这不是缺乏性格，不是非德意志性，那是什么呢？尊重这种习俗，只维持公开交谈的热烈，这也不是我的意图。我想要另外一些东西，所以，我个人也早已完全不参与这种公开的闲谈，而人们也可能最终免除了我做这种事。我并不想立刻知道，这个人或那个人对这些热烈谈论的问题是怎样考虑的，也就是说，他迄今对它们是如何考虑的，或者对它们是如何不加考虑的。他应当亲自考虑并彻底思考这些问题，直到他的判断成熟和完全清楚为止，并且应当为此花费必要的时间；如果他还缺乏有关的预备知识，缺乏在这些事情上作出判断所需要的整个教育水平，那么，他也应当为此花费时间，以获得这些知识。如果有人以这种方式有了自己的成熟、清晰的判断，那也并不是要求他公开地发表这一判断；要是这一判断与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一致，那么，这个判断就是已经说过的，无须说第二次了，而只有谁能说出某种不同的、更好的东西，我们才会要求他讲话；但是，每一个人都无论如何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情况真正地生活和做事。
最后，我的意图更不是用这些演讲向我们德意志著书立说的大师们提交一份习作，以便让他们加以修改，使我能借此机会得知，可以对我抱有怎样的希望。在这方面也已经向我提出过足够多的学说和好的建议，如果可以期待到什么改善的话，现在就一定已经显示出来了。
不，我最初的意图是：将我们当中那些一直被抛入成堆的问题和研究，被抛入关于它们的大量相反意见，而在那里徘徊的有教养者，尽可能多地从那里引导出来，导向一个他们自己能立足的点，也就是引向一个对我们最密切相关的点，即我们自己的共同事务；在这个统一点上让他们形成一个不可动摇的确定意见，让他们获得一个他们确实理解的清晰认识；尽管在他们之间对许多其他东西有争论，至少要在这一点上使他们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最后，以这种方式产生出德意志人的一种牢固的根本特点，这就是德意志人都认为值得对德意志人的事务形成一个意见；与此相反，那种既不想听到、也不想思考这一事情的人，从现在起，则可有理由被看作不属于我们的人。
这样一种坚定的意见的产生，以及许多人对这一事情的统一认识和相互理解，将是把我们的性格从我们那种缺乏尊严的一盘散沙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直接方法，同时也将是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即采用新的民族教育的有力手段。特别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管是个人还是全体，从来都不一致，朝三暮四，每一个人都朝着嗡嗡的嘈杂声乱喊，连我们的诚然经常十分明智的各届政府，在倾听我们的时候，也被弄得晕头转向，左右摇摆，就像我们的意见一样。如果我们的共同事务终于有一种坚定的和确有把握的进程，那么，什么东西能阻止我们首先从自己开始，做出一个坚定果断的榜样呢？要让人有朝一日听到一种一致的、不变的意见，要让人得知一种坚决的和普遍预示的需要，像我们所假定的民族教育的需要；我认为，我们的政府是会倾听我们的，如果我们表示愿意接受帮助，它就会帮助我们。如果情况相反，那么，我们至少在事后才有权利指责它；现在，既然我们的政府大体上符合于我们对它的希望，我们则不宜提出责难。
是否有一个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确有把握的和彻底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这在我向这个民族提出，让它加以决断的所有问题当中，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解释了我的答法的理由；这决不是为了作出最终判定，这种判定是毫无帮助的，因为每一个应当参与此事的人都必定已经通过自己的行动，在他自己的内心有了确定的信念；这只是为了激励人们自己进行思考和判断。我必须从这时起不过问每一个人的事情，而听其自便。只是我还可以警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让那些到处流传的浅薄想法欺骗自己，不要让它们阻碍自己作深刻的思考，不要让那些不能兑现的空话敷衍自己。
比如，我们必定早在发生最近的事件以前就听到过一种仿佛备妥的说法，它自那以后也经常对我们加以重复，那就是：即使我们的政治独立已丧失殆尽，我们还是能保存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文献，并且可以依靠它们永远成为一个民族，这样，我们在一切其他方面就会容易安慰我们自己了。
说我们即使没有政治独立也将保存我们的语言，这种希望究竟以什么为首要根据呢？说这种话的人总该不会认为他们对子孙后代和一切未来世纪的劝告和训诫确有这种神奇的力量吧！？现在活着的、成熟的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德语说话、写作和阅读，这种做法无疑会继续下去；但下一代人将如何做呢？第三代人又将如何做呢？我们竟然想要给这些后代人加上什么样的砝码，与他们那种也要通过语言和文字，讨那个赫赫显要、分配一切特权的人物欢心的渴望保持平衡吗？87 有一种确系世界上首要语言的语言，虽然众所周知，各种首要作品今后还得用它撰写，但我们难道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语言吗？我们不是现在就在我们眼前看到，那些希望以其内容赢得欢心的作品是用这种语言出版的吗？人们援引另外两种语言为例，一为古代语言，一为近代语言，尽管讲这两种语言的民族在政治上衰落了，它们还是作为活生生的语言继续流传下来。我绝不想深究这种流传的方式；但一目了然的是，这两种语言本身都具有我们的语言所不具有的一些东西，因此它们在征服者面前得到了赏识，而这是我们的语言永远不可能得到的。假如这些用空话敷衍了事的人能更好地环顾四周，他们就会发现另一个照我们看来完全在此适用的例证，这就是索布语。88 在讲这种语言的民族丧失了他们的自由之后，这种语言还一直延续了数百年之久，也就是说，还在被束缚于土地的农奴们的贫穷茅屋里流传下来，使他们能用他们的压迫者不懂的语言叹息自己的命运。
或者，人们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的语言仍然是活生生的，仍然是一种用于写作的语言，因而保存了自己的文献；那么，一个丧失了政治独立的民族的文献究竟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文献呢？89 有理性的著作家究竟想要什么？他能要什么呢？不会是别的，只能是干预共同的和公众的生活，按照他的图像来塑造和改造这种生活；如果他不想这样做，他所讲的一切就都是空洞的声音，是供悠闲无事的人听着消遣的。他想在原初的意义上，从精神生活的根源出发，为那些同样在原初的意义上从事活动的人进行思考，也就是说，为那些在原初的意义上进行统治的人从事思考。因此，他只能用统治者也借以进行思考的语言从事写作，也就是说，用一种借以进行统治的语言，用一个构成独立国家的民族的语言从事写作。我们为各种极为抽象的科学所作的一切努力本身，最终究竟想要什么呢？且让我们认为，这些努力的最近目的就是要把科学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世上保存下来；但为什么应当保存它呢？显然，只是为了在时机成熟时塑造共同的生活和整个人类的事物秩序。这是它的最终目的；因此，任何科学的追求哪怕是在未来的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都是间接地服务于国家的。如果它放弃了这一目的，它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和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如果谁怀有这一目的，他就必须用统治民族的语言从事写作。
凡在能找到一种特定语言的地方，那里也就存在着一个特定的民族，它有权独立自主地操心自己的事务，自己治理自己，这个说法无疑是真实的；同样，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民族不再自己治理自己，它也就应当放弃自己的语言，而与征服者融合到一起，以产生一种统一局面、内部和平和对不复存在的各种情况的完全遗忘。一个管辖这样一种民族混合体的一知半解的统帅必定会要求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在我们的情况中是会被要求这样做的。在这种融合产生之前，允许使用的教科书会译成野蛮民族的语言，也就是译成这样一种民族的语言，这种民族过分笨拙，以致学不会统治民族的语言，正因为如此，便将自己排除在对公众事务的一切影响之外，把自己贬低到终生受奴役的地步；这些自己使自己对现实发生的事情缄默不语的人，也会得到允许，用虚构的世俗之争练习自己的口才，或模仿以前的和古老的形式，在这个时候，人们可以在引以为例的古老语言中寻找前者的证明，在近代语言中寻找后者的证明。这样一种文献我们也许还想保持一段时间，而且那些没有什么更好安慰的人可以用它来安慰自己；但是，那些也许能鼓起勇气和正视真理，被真理的景象所惊醒，下定决心和采取行动的人，也会被一种毫无价值的安慰——它本来会对我们的独立性的敌人十分有利——弄得昏睡不醒，而这正是我想要阻止的，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
人们向我们允诺，德语文献会世代流传下去。为了进一步评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能抱有的希望，很有益的做法是，看一看我们到此为止究竟是否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德语文献。著作家最崇高的特权和最神圣的职责是，将他的民族聚集在一起，与她一起讨论她最重要的事务；尤其是，德国著作家的唯一职责一向如此，因为德国在过去已经分裂为许多分离的国家，它几乎只有通过著作家的工具，即通过语言和文字，才被结合为共同的整体；在将德意志人团结在一起的最后外在纽带——帝国宪法——如今也已经断裂之后，著作家在这一时期最根本和最迫切的职责亦将如此。现在，假如有迹象表明——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讲我们可能知道的或害怕的东西，而只是在讲我们同样必须预先考虑到的某种可能的情况——我是说，假如有迹象表明，一些特定国家的仆从现在已经被忧心忡忡、惊惧不安的情绪所支配，以致他们率先不容许那些假定一个民族依然存在、并向这一民族疾呼的声音响亮地讲出来，或用禁止的办法不容许它们得到传播，那么，这就会证明，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德语创作了，而且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对未来文献的展望能有何前景。
这些人惧怕的，到底可能是什么呢？也许是怕这个人或那个人不爱听这些声音吧！？他们至少给自己要表示的体贴至微的关照选错了时机。对于祖国的辱骂和贬低，对于外国的无聊吹捧，他们毕竟无法阻止；但对于夹杂在这些声音中的一句爱国话他们就不要这么严厉吧！很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样喜欢听所有的话；但我们目前无法顾及这些，危难时刻正在逼迫我们，我们必须说出危难时刻要求我们说的话。我们正在为生命搏斗；难道他们想要我们注意自己的脚步，以免某件官服沾上扬起的尘土吗？我们正在洪水中沉落下去；难道我们应当不呼救，以免某个神经衰弱的邻人受惊吗？
那些可能不爱听这种话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不爱听这种话呢？无论在什么地方，使人害怕的只是模糊不清和黑暗。任何可怕的图像，只要人们凝神注视它，就会消失不见。我们迄今一直无拘无束地、坦率地分析了在这些演讲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让我们也以同样的态度正视这种可怕的东西吧。
或者人们认为，目前肩负着领导绝大部分世俗事务的人是真正伟大的人，或者认为情况正相反，90 而第三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人的一切伟大之处除了建立在人的独立的、原初的东西之上，究竟建立在什么之上呢？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人不是他的时代乔装打扮出来的东西，而是从永恒的、原初的精神世界生长出来的自然原本的东西，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在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对整个世界的新的和独特的看法，在于他具有将自己的这种看法应用于现实世界的坚定意志和铁的力量。但是，这样一种人绝对不可能除了尊重自己，就不尊重各个民族和个人的独立性、坚定性以及生存的独特性，而这是在他内心构成他自己的伟大之处的东西。既然他很有把握地感觉到自己的伟大，对它充满信心，他就耻于统治具有可怜的奴仆思想的人，耻于做侏儒中的巨人；他鄙弃那种为统治人们而必定先要贬低他们的想法；看到自己周围的堕落，他十分压抑；不能尊重人们，这使他感到痛心；但是，所有那些能使他的情同兄弟的同时代人得到提高和变得高尚的事情，所有那些能将他们置于更为庄严隆重的光明境地的事情，则使他自己的高尚精神感到舒畅，而且是他的最高享受。利用时代所引起的震动，把一个古老而可尊敬的民族，即把绝大多数近代欧洲民族的本原民族和一切民族的指导者，从沉睡中唤醒，说服她获取一种可靠的保护手段，以使自己摆脱堕落，而且这一手段同时保证了这个民族永远不再堕落，并在提高自己的同时提高其余一切民族——关于这种事情，难道这样一种人会不高兴听到吗？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鼓动一种打破宁静的争吵，而是要警告人们提防这种肯定会导致堕落的东西，要说明一种坚定不移的基础，世界上的某个民族最终将在这种基础之上建立起最高尚、最纯洁的和人类还从未有过的道德，它在以后的一切时代都将得到保证，并将从这个民族出发，被传播给其他民族；我们是要说明一种人类的改造，它将把尘世的和感性的创造物改造成纯粹的和高尚的精神。人们难道认为，一种本身纯洁、高尚和伟大的精神，或以这种精神培养起来的任何人，会由于这样一种建议而受到侮辱吗？
与此相反，那些怀有这种恐惧心理，并以自己的行动确认了自己有这种心理的人，会怎样认为呢？会怎样在所有世人面前大声承认自己这么认为呢？他们会承认，他们相信一种与人为敌的、非常藐小卑劣的原则支配着我们，每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的冲动都会使那种不能不害怕听到道德、宗教和心灵净化的人十分惊恐，因为对他来说，只有在对人的贬低中，在人的愚钝和罪恶中才有拯救和保存自己的希望。他们的这种信仰会给我们的其他痛苦再增添上受这样一种人统治的沉重耻辱，难道我们应当丝毫不表示迟疑，不要事先作出令人信服的证明，就同意这种信仰，并按照这种信仰行动吗？
假定发生了最糟的情况，即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这些用自己的行动承认第一种情况的人却绝不是正确的，人类就真的应当遭到贬低，堕落下去，以讨好某个因此受益的人，讨好那些怀有畏惧心理的人吗？难道不应当允许任何一个受到自己良心的命令的人警告这些人不要堕落吗？假定他们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人们也还应当下决心在同代人和后世人面前承认他们是正确的，并大声宣布这项刚刚对自己作出的判决，那么，给那种不受欢迎的警告者可能由此造成的最大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知道某种高于死亡的东西吗？死亡无论如何在等待着我们所有的人，从有人类开始，高尚的人们就为了微小的事情——因为哪里曾有什么事情高于眼前的事情呢？——而一直不顾死亡的危险。谁有权利介入一种冒着这样的危险业已开始的行动呢？
如果像我所不希望的那样，我们德意志人中间有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就会未经请求，不需感谢，而将他们的脖子供奉给精神奴役的桎梏，并且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不会遭到拒绝；他们不知道真正伟大的人物怎么勇敢，而根据具有他们自己的清晰性的那种想法来衡量这种人物的想法，因而认为必须靠政治手腕阿谀奉承，于是他们就会用恶狠狠地咒骂的办法，利用他们不知道有何他用的文献，以便经过砍伐，把它们当做祭献品，表示他们的殷勤。与此相反，我们则通过出于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勇敢的行动，歌颂拥有威力的人物的伟大，而这种歌颂远非语言所能形容。越过完全讲德语的整个领域，到我们能自由地、不受阻碍地发出声音的任何地方去，这声音就会通过自己的单纯存在而向德意志人呼喊道：任何人都不想要你们受到压迫，不想要你们抱有受人奴役的意识和你们奴隶般的屈从，而是想要你们独立，想要你们真正自由和得到升华与净化，因为人们并不阻止自己与你们公开讨论这些问题，向你们指出实现这些目的的可靠方法。如果这声音可以找到听众，获得预期的成功，那么，它就会在未来的数百年中为这种伟大人物，为我们对他的信仰树立起一座纪念碑，而时间是不会毁坏这座纪念碑的，相反地，它会随着每一代新人而长得更高，传播得更广。谁能反对建立这样一座纪念碑的尝试呢？
因此，我们不想用我们的文献在未来的繁荣来安慰我们失去了独立性，不想让这类安慰阻止我们去寻找一种恢复独立性的方法，我们宁愿知道，那些负有某种监管文献的责任的德意志人，是否时至今日还允许其他德意志人自己写作或自己阅读真正的文献，他们是否认为在目前的德国还允许有这样一种文献？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真实想法如何，必须在最近就做出决定。
在讲完这一切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做的——这也只是为了在我们的本原民族得到完全、彻底的改善以前维护我们自己——是塑造我们自己的性格，是通过独自深思，对我们的真实处境和改善这一处境的可靠方法形成一种坚定的看法，首先由此验证这一性格。以我们的语言和文献的继续留存为安慰，已经表明是毫无价值的。但是，还有一些在这些演讲中尚未提到的其他虚幻想法，它们也阻碍着这样一种坚定的看法的形成。我们也要考虑这些想法，这是很恰当的；但这件工作我们留给下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