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占优势的年代也正是德国最蒙受羞辱的年代。国内政治并不包括在本书的范围之内。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德国的内政是如此直接地影响到国际形势，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就它们说几句话。1914年以前德国处于议会民主与军事独裁的双重统治之下。这种情况或许正适合德国人民所达到的政治发展阶段。战后对民主的普遍热情席卷全国；并且从1918年11月的混乱中产生的政体是由社会民主党组成政府的共和国，它的总统是一个从前的皮匠，名叫艾伯特。
“魏玛共和国”（这种称呼来源于魏玛城，1919年在那里召开国民大会批准了它的宪法）在最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开始了它的存在。它到处面临着无秩序、无政府状态与贫穷匮乏。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批准凡尔赛条约；于是在德国人的心里，它的名字也就和民族的耻辱连在了一起。1815年推翻了拿破仑的那些国家意识到，如果他们希望恢复了的王朝能够在法国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以关心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它。但是1918年的胜利者们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明智。在德国巩固地确立和平的魏玛民主政治是符合胜利者的利益的。然而胜利者并没有运用它们的力量去做每一件事情以增加魏玛共和国的威信，相反他们却使它遭受了如此持续不断的羞辱，以致魏玛共和国决不可能指望赢得德国人民的忠诚与爱戴。凡尔赛条约中的领土条款已在绪论中加以说明。本章将涉及该条约中的其他条款，这些条款构成了1920-1924年间德国的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的部分。
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
英国和法国同样热衷于批准凡尔赛条约中关于“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的条款。然而，以往战争的胜利者们尽管无情地对待他们战败的仇敌，却认为宣布道义上的任何罪名都是多余的。但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战争宣传已经如此持续地强调德国的道义罪责（特别是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放肆地蹂躏被占领土，以及通过空中轰炸和对商船的无限制潜艇战杀害平民），致使公众舆论要求对它的行为给予某种正式定罪；另外，坚持德国有犯罪行为的英国和美国的政界提供了一种他们认为是必需的证据，以证明这个和平条约的苛刻性是有道理的。根据赔款一章的第一条条款，德国必须对“德国及其各盟国使协约及参战各国政府及其国民因德国及其各盟国的侵略，以致酿成战争之后果，所受一切损失和损害，承担责任”。这一条款的意义重大。该条约的赔款条款是使大多数美国政界人士和一些英国政界人士感到极为疑惑不安的条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可能会由以后几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去辩论。历史的评判或许是有道理的，即在所有的交战国当中，德国和它的盟国负有最大的责任。但是历史的真实却不能由国际条约所确立——尤其不能由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条约所确立。但是当时的协约国政府为情绪所支配，未能认识到强行使德国承认罪行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却必定会引起德国人心中更深的愤怒。德国的学者们开始工作以论证他们的祖国无罪，并天真地相信，如果这能成立，整个条约的框架就会崩溃。在协约国当中，人们也很快就认识到了战争罪行条款的毫无用处。但它从未被正式废除，而是听任它与条约本身一起灭亡。
条约关于战争罪犯的条款（那一章的标题是“罚款”）是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的。其中第一条就是协约国“公开谴责前德国皇帝、霍亨索伦王朝的威廉二世是国际道义和条约的神圣性的最大破坏者”。前德皇将受到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5名法官组成的法庭审讯，他们将“确定惩罚”措施。在该条约即将生效之时，协约国正式要求荷兰政府把前德皇（他在1918年11月避难于此）引渡给协约国。如同所预料到的那样，荷兰政府回答说，对他们来说，引渡一个“政治避难者”将有悖国际惯例；几个月以后，该条约的这个最有名的条款之一便被置于脑后了。这是一个幸运的结局。由协约国的公开审讯很可能恢复前德皇在德国失去了的威望，并使他变成一个德国的民族英雄和殉道者。
根据后面的条款，德国同意向协约国军事法庭交出要审判的、在德国被协约国指控为“从事违反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行动”的任何个人。无论怎样合理的解释，值得怀疑的是，是否能够实施这个条款而又不会引起德国的革命。但是当人们发现协约国准备的名单中包括皇太子、兴登堡、鲁登道夫以及几乎在战争期间德国方面的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名字时，迸发出的愤怒情绪是如此激烈，以致使协约国根本不可能遵照这个名单提出自己的要求。德国与协约国政府经过长期的争吵之后达成了妥协，根据这一妥协，德国政府同意把12名被告（他们被指控涉嫌有明确的彰明较著地违反战争法行为）带到设在莱比锡的德国最高法庭，协约国政府则作为起诉人。审讯于1921年进行。6名被告被定有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有关该条约的这些条款的消息了。如果在群情激昂的日子里，协约国政府同意做出相应的安排，而且如果他们自己也愿意把被德国政府指控犯有同样违法行为的他们自己的任何国民交付审讯，那么整个诉讼程序或许会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创新，并且会成为人类要求使国际法成为一种现实有效的法律的保证。
裁军和非军事化
协约国将要求使他们战败的敌人尽可能长时间地失去军事行动的能力，这是他们的胜利所带来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在停战协定中，德国已经交出了它的大部分舰队和重型大炮。该条约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强加以长期的限制。它的陆军被限制在由志愿兵补充的10万人之内（禁止征兵），其海军被限于六艘战列舰以及与此相应数量的六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它不能拥有潜水艇、军用飞机和重炮，也不能修建防御工事。允许它保留的每一种战争物资的数量，以及能够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的数量也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协约国的海、陆、空军代表团——其成员人数曾达到近2000人，驻扎在德国以便监督这些条款的实行情况，直到1927年才最后撤离。德国人尽一切努力逃避严格实行这些措施。可能有相当数量的战争物资由于被隐藏起来而免遭销毁；而且在每个地方都进行着秘密的准备，以便在一旦放松控制时重建德国的军事力量。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可以这样说，到1924年，德国裁减军备的程度比起近代史上任何有案可查的裁军都更为严厉也更为全面。
要记住的是，根据凡尔赛条约，莱茵兰不仅永久非军事化，而且被协约国占领15年。占领区的民政管理仍留在德国当局手中。但是一个由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所组成的协约国之间的最高委员会，有权就协约国的军队“为确保给养、安全和必需品供应等需要”发布公告；而且这些公告具有法律效力。尽管美国没有批准这个条约，但是美国的军队仍然在莱茵兰待到了1923年，而且美国的委员继续出席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尽管他没有表决权。
联合占领莱茵兰第一次把英法对德国态度的潜在分歧表面化了。这种分歧是自1920年以来欧洲政治生活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个因素。在战争结束时，伦敦的反德情绪完全像巴黎一样强烈；而且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最令人反感的条款，即使不是英国政府授意提出的，也是英国政府全心全意地加以批准的。但是这种情绪在英国方面很快就减少了。当法国甚至对一个战败的德国都感到担忧时，德国舰队的毁灭却使英帝国获得了一种十足的安全感。英国不愿看到任何一个大国在欧洲大陆处于垄断地位是出了名的；而且允许法国将德国屈辱地完全踩在脚下将有违于这种传统。英国的历史悠久的以公平合理和骑士精神对待一个战败国的原则，与法国渴望完全合法地从德国身上榨取条约所规定的最后一磅肉的心态，是相互冲突的。当占领莱茵兰南部的法国军队在一块怀有敌意的土地上摆出一副征服者的神气活现强大无比的样子时，总部设在科隆的英国军队却很快就与德国当地的居民建立了最友好的关系。尽管照理说英国的士兵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但是从整体上讲他们又使自己成了极受欢迎的人；而且人们不断注意到，英国的士兵也发现与他的前敌人的交往比和他的前盟友的交往更加令人愉快。于是发生一系列插曲的条件已经成熟，而这些插曲将在法国和英国的对德态度中打入一个楔子。
这些插曲中的第一个事件就是在法国的占领军中雇佣了一支黑人部队。法国的传统并不承认种族歧视，而且法国当局也不太可能故意派黑人士兵去莱茵兰以使德国人民受到进一步羞辱的打击。但是德国人却这样看待这件事；并且知道他们自己的种族偏见甚至在更强烈的程度上受到英国和美国舆论的支持，于是他们不失时机地强调这种委屈。“黑色耻辱”以及断言黑人部队有恶劣行为，为德国的媒体提供了大量话题。自战争以来，英国和美国的舆论第一次坚决站在德国一边反对法国。
第二个插曲是法国鼓励的所谓莱茵兰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的运动。由于未能在和平谈判中成功地强行使莱茵兰脱离德国，现在法国的一些将军和官员便在法国政府的默许下，寻求通过引导当地居民脱离柏林当局并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兰德意志国家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个运动几乎纯粹是编造出来的。莱茵兰的大部分地区并入普鲁士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因此几乎没有一个莱茵兰人妄想得到一种在法国庇护下的假自治。但是法国人找到或是向莱茵兰输入了一小撮德国的叛逆者，他们准备玩法国的游戏以回报法国支付给他们的慷慨津贴；于是一个表面上的分离主义运动持续了三年。到1923年秋天，形势向着丢脸的方向发展。在巴列丁奈特——它不是普鲁士的组成部分而是巴伐利亚的组成部分——当地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的法国代表宣布承认分离主义分子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而为此目的由法国军事当局武装起来的分离主义者赶走了德国官员并接管了当地的行政机关。1924年1月根据一次多数投票（法国和比利时反对英国），最高委员会正式承认了巴列丁奈特的“自治政府”。这对英国的舆论和英国政府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于是英国对法国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法国政府只好指示它在莱茵兰的代表们放弃对分离主义者的支持。结果是毁灭性的。整个运动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崩溃了。在巴列丁奈特的几个主要城镇都发生了骚乱；并且在军队能够介入之前，20多个分离主义分子就被公众处以私刑。1924年2月以后便没有再听到莱茵兰的分离主义运动的消息了。
在此期间，在德国与协约国之间，以及法国与英国之间互相关系的第三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事件，便是纠缠不休的赔偿问题。现在我们便转入这个问题。
赔偿
在战争过程中，许多国家的民众舆论都强调他们自己反对包含在大部分和平条约中的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那种用“战争赔款”作为惩罚办法的惯例。协约国政府顺应了这种民意，并在凡尔赛条约中把他们对德国的要求限制在“对协约及参战各国的国民和对他们的财产所造成的所有损失进行赔偿”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让步；因为很快就清楚的是，德国的资源甚至连支付这种赔偿也是不够的。在规定由战败国要支付给战胜国赔款这一问题上，凡尔赛条约和以前的和平条约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凡尔赛条约本身并没有规定赔款的总数。这个问题留给了协约国的一个委员会，被称为赔款委员会，去草拟赔款清单并决定支付它的形式。赔款总额将在1921年5月1日决定，在此之前德国应先支付的数额为10亿英镑。人们预期最后的支付至少要拖延30年才能完成。
在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前的协约国与德国代表团的互换照会中，协约国同意考虑德国可能提出的任何“一揽子解决它的全部债务”的建议，这样一个建议将取代赔款委员会所建议的数额。对这个建议可能规定的条件的讨论，以及对德国希望“以实物交货（特别是以煤炭交货）”——德国希望以此免除先支付10亿英镑——的讨论，是1920年有关赔偿问题讨论的主要内容。当年7月在斯帕召开会议，德国总理和外交部长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在圆桌会议上与主要协约国的部长们一起开会。但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唯一协定是确定在以后的6个月中关于实物交付煤炭的决定；而由斯帕会议在赔款问题上做出的重要决定是作为协约国自身内部的、迄今为止从未兑现的分配额。法国将获得赔款的52%，英帝国为22%，意大利为10%，比利时为8%，余额则留给其他较小的协约国之间进行分配。鉴于比利时受到的损害特别严重，将有权优先获得1亿英镑。
德国政府对“赔款总额”的看法和协约国政府指望德国人会明智地提出的“赔偿总额”的看法之间分歧太大，以致双方未能达成一个协定；于是1921年3月，以德国未能完成预先规定的赔款的支付以及未能实施某些裁军条款，协约国的军队占领了莱茵河东岸的三个城市——杜塞尔多夫、杜依斯堡和鲁尔奥尔特。1921年4月27日，根据凡尔赛条约，赔款委员会决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66亿英镑。至此在协约国中也终于形成了更为明智的看法，即认识到德国只能支付这个巨大账单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协约国政府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宣布放弃他们要求的任何部分，但是德国的债务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并用“A”、“B”、“C”三种债务来表示。“C”种债务的总数为40亿英镑，由赔款委员会掌握，直到德国拥有支付能力之后才兑现，于是整个债务的2／3就这样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了。至于其他部分，协约国政府草拟了一个“支付时间表”，根据这个时间表，德国应当每年支付一亿英镑，再加上它的全部出口价值的25%。协约国把这个时间表交给德国政府时附有一个最后通牒，即如果到5月12日德国仍不接受，协约国的军队将占领鲁尔盆地，这是德国冶金工业的心脏，是它的80%的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所在地。德国爆发了内阁危机，并于5月11日接受了这一要求。
到8月，德国按时间表支付了应付的第一笔分期付款的5000万英镑；不过这注定是它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的最后一次现金支付。不久德国便陷入了通货危机的痛苦之中，到1920年年中，马克已经从它的正常值——20马克兑换1英镑下降到约250马克兑换1英镑。上述比价保持了一段时间，这主要是受到了外国投机分子的支持，他们轻率地认为终有一天马克会回升到它最初的比价。但是1921年夏天，形势就已经很明朗，德国将需要大量的外币才能按照时间表履行它的义务，马克重新开始了它的下跌过程。11月，马克跌到了1000马克兑换1英镑的地步；而到了1922年夏天，马克的下跌速度则是迅速而灾难性的。
到此时，各国的财政专家们都承认德国用现金支付赔款的能力已经完全枯竭了。马克对协约国已经一文不值；而且德国政府即使有支付的愿望，也没有办法去购买其他的货币。英国政府要求对德国的所有现金支付给以两年的延缓期。法国的公众舆论则拒绝接受债务人能够因此而逃避它应当承担的义务，却让战胜的协约国去承担能压死人的巨大的战争费用和重建的负担。法国政府的欲望受到了1921年最后通牒的刺激。如果协约国占领鲁尔区，不仅会增加法国的安全，而且德国工业的巨大利润也会通过强制手段而流入协约国的国库。这个计划被似是而非地说成是一种“生产保证”（或“产品抵押”）政策，并证明对一些法国的政治家们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普恩加莱便是其中之一。1922年12月，德国由于一个小差额而未能完成已经达成协议的实物支付计划；于是赔款委员会在反对英国代表的提案的同时，宣布德国是“故意违约”。这个做法的重要性就在于凡尔赛条约的这项条款，该条款使协约国有权“在一旦德国故意不履行条约的情况下”采取“各自政府认为是必要的那些措施”。
现在法国人决心进行尝试的方式是很清楚的。1923年1月11日，在企图获得英国政府的合作或至少是同意的努力徒劳无功之后，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开进了鲁尔。德国政府宣布实行消极抵抗政策。禁止德国人以任何方式与入侵者合作，并停止一切无偿支付的赔款和实物。法国人则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击，并在占领的和非占领的德国领土之间画了一条线，不许任何货物通过这条线。占领区的不服从的官员和工厂主被赶走或被关押；还成立了一个机构从鲁尔区的工业产量中榨取赔偿。
英国政府认为法国和比利时的这种孤立行动是违反条约的行为，它的借口并不充分而且没有获得协约国的批准；而且英国也不相信用这种方式获得赔偿支付的效力。法—英关系明显地紧张了。在莱茵兰的形势也变得极其困难。1923年几乎所有的最高委员会的决定都是由反对英国的多数票做出的；至于来自鲁尔占领军的〔法、比占领军的〕决定，英国占领区的当局则拒绝执行它们。
占领鲁尔使德国的整个经济生活陷入停顿。在法国方面，从鲁尔运出的煤和铁也不足以支付占领行动的费用。在德国方面，最直接的后果是德国财政的完全破产。在占领前夕，马克已经跌到35000马克兑换1英镑，整个1923年下跌一直在继续，其价值有时隔一天就缩水一半。外国人用他的“硬”通货以这种荒谬的汇率兑换马克，用几个便士就能在德国奢侈地过一天，用几个先令就能周游全国。到1923年底之前达到50兆马克才能兑换1英镑。
毫无疑问的是，马克的最初下跌是由于德国政府没有能力控制的因素——战争引起的经济混乱，国家机器的无序运转，以及最后协约国的要求。然而一旦这个过程继续进行，德国当局很快就放弃了努力去阻止它。数额巨大而又没有明确规定的赔款债务使德国不可能让其财政机构正常运转；并使它以任何认真的努力去这样做的愿望成为泡影；因为它的财政越是正常运转，它就越是要更多地去支付赔偿。德国当局以冷酷的满足感注视着马克的下跌速度，他们认为随着马克的下跌被冲走的是协约国最后的赔款希望。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提供了“通货膨胀”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的典型事例，即无限制地印刷纸币，不计后果地保全对眼前资金的需求。
对德国来说，通货膨胀是比凡尔赛条约更大的灾难。每一种抵押契约，每一种带有固定利息的投资，每一种以马克结算的银行账目，都变得一文不值。所有的储蓄都被一笔勾销。这种打击最严重地落到了中产阶级头上。贵族尽管已经穷困，但仍然拥有他的土地、他的牲畜和他的房屋。一小部分实业家和投机商人从通货膨胀中发了财。工人阶级习惯于现挣现吃的生活，他们根本也没有什么可以失掉的东西；并且为了适应价格的增长而对工人工资的调整速度比对职员和官员们的工资调整速度要快。中产阶级则失去了他的积蓄，这就剥夺了使他高于无产阶级的地位之上的那一点点差距，并使他因此而遭受了失去其社会地位的所有耻辱。他看不起工人阶级，尽管他自己已经降到了工人阶级的水平，他也轻视犹太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错误地）认为犹太人是通货膨胀的暴发户。从这种被剥夺和被降低了身份的中产阶级当中，总有一天纳粹党将会从中吸收它的大部分新党员。
无论如何，使德国完全崩溃的鲁尔占领也是战后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到1923年9月，德国的抵抗已经崩溃。在柏林，一个新的内阁刚刚掌权，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一位迄今不为海外所了解的政治家，成为总理和外交部长；于是结束“消极抵抗”的任务便落到了斯特莱斯曼的肩上。但是这种退却并没有解决协约国政府的问题。在按照任何认真考虑的数额重新开始支付赔款之前，显然将不得不彻底审查德国的财政情况；于是在该年年底美国同意与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政府一起任命一个“专家”委员会，它将完全从经济的而非政治的角度去考察使德国的财政机构正常运转的方法。为了避免刺激法国的敏感问题，在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里没有提到必须考虑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问题。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美国“专家”道威斯将军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而他则是在该委员会被称为道威斯委员会之后才为人所知的。该委员会于1924年1月在巴黎开始了它的工作。
斯特莱斯曼作为外交部长（他很快就放弃了总理职务而使自己专心于外交事务）以及道威斯委员会的成立是预示着时代精神正在改变的三个事件中的两个。第三个事件发生在法国。法国人民也开始认识到占领鲁尔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而且德国的破产就意味着“生产保证”政策的破产。法国自身也受到财政危机的威胁，越发需要来自德国的大量赔款支付；但是显然要去尝试获得赔偿的某些其他办法。1924年5月的法国大选导致了左派的胜利。普恩加莱的内阁倒台了，代之而起的是赫里欧领导下的激进内阁；而该内阁上台的日子——1924年5月11日，可以看做是结束试图通过武力确立和平的战后第一个时期的标志。后来，一些法国人竟然后悔放弃了普恩加莱的不惜任何代价强制实行条约的政策。但是在1924年，公众则普遍认为并承认普恩加莱的政策已经失败；而且认为如果继续实行该政策将会引起法国和英国关系的公开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