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有村外人来雀起乡，幻想着能见到那种带着太阳帽，拿着干草耙，长相甜美的充满了乡村风情的姑娘，恐怕是要失望了。
即使在雀起乡偶然瞧见一个衣着光鲜年轻貌美的少女，那也一定身着城里的衣裳，配着手套和面纱。这是在外做工的姑娘回家探亲两周。她的母亲要求她出门穿上最好的衣裳，好在邻居面前长脸。
村里的观念是一过了十二三岁，就得出去做工了。甚至有一些姑娘从十一岁开始就有了第一份差事。
在外人看来，这么小的年纪就被推入社会是件残酷的事。但在村里，只要小姑娘小学毕业，妈妈就会说：“闺女，是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了。”妈妈也会和邻居说：“我们家姑娘以后在别人家吃饭，我也不会难过。这丫头早餐就要吃掉五片面包，真是的！”
村里的观念是，男孩可以不离家，因为他们可以在农场务农，他们带回家的微薄工资虽然勉强用来糊口都不够，多少还是补贴了家用，多一分一毫也是有用的。并且如果男孩子长大后想离家自立门户，还会受到家里的阻力。
当然男孩子如果从小学毕业后就出门做活，每周能带回家几先令，他们也一样很受家里重视。
而女孩就不同了，她们待在家就一无所获。所以年纪一到，女孩儿就会觉得自己在人满为患的家里是多余的。
比如，一大家子人怎么睡是个问题。所有的村舍最多只有两个卧室。孩子们长成小伙子大姑娘后就难安排了。一旦大姑娘离家就能给其他孩子腾出些地方。
家里的男孩们长大后，第二个卧室成为男孩的专属。大大小小的男孩子塞满了整个卧室。家里的女孩就要睡到父母的房里。他们有因陋就简的规矩：用屏风或者帘子来分开大人和孩子的床铺。这样临时的凑合拥挤又不方便，让人烦躁。要是家里有个大哥，剩下的是妹妹，男孩就睡到楼下每晚搭起的床铺，第二间卧室给女孩们用。等到外出做工的姑娘们回家探亲，父亲就睡到楼下把大床留给女儿和母亲。现在的人见到小村舍，他们会说：“这家养了十几个孩子。这一大家人到底睡哪呢？”答案是这么多孩子不是同时期都睡在家里。家里最小的孩子一出世，老大快到二十岁，出去做工很多年了。年纪大些的孩子们也很快地出去讨生计。家里人多拥挤是件苦难事，但也没大家想得那么糟糕。
孩子们越长越大，吃得也越来越多。母亲经常为喂饱全家的问题绞尽脑汁。这也难怪她会希望至少一个孩子能自给自足。她不会明说，否则家里心思敏感的小姑娘就很不好受了。母亲常常省下自己盘子里的肉留给孩子，“今晚我不太饿。你吃吧。你在长身体呢。”
女孩们十岁左右离校，通常在家待上一年照顾弟弟妹妹。之后，她们会被安排到当地的商人、校长、马场管理员或者农场主家里做活。在小酒店当女佣在母亲们眼里看来是万万不可的，在农舍家当佣人更是低人一等。母亲们常说：“在农场主家当佣人当一时，在农舍家当佣人一世。”她们对女儿还是有期待的。
女孩们最初做工的地方叫“小地方”，这是以后的垫脚石。让孩子在“小地方”工作超过一年是件不明智的事。不过按照规矩，她们无论喜欢与否都要做满一年。这些地方的食物总是管够，一个十三岁的姑娘在一年里可以长得高而壮，以后好为更好的人家干活。工资够买些衣裳，她们也学到不少东西。
主人对这些小女佣都很和善。在有些家庭，她们被视作家庭一员。有些家庭给这些女孩子们戴上帽子和围裙，让她们在厨房里吃饭，还有家里一两个小孩子给她们做伴。
虽然工钱给得很少，一周只有一先令，但是报酬不止于此。有裁好的布料给她们做内衣，还有罩衫或者冬季的外套做圣诞礼物。要是主人家要求女佣穿戴帽子、围裙和印花裙，这些也都提供。
商店老板的太太会说：“她在我们家做活保证什么都不缺。”其实待遇往往比说得还要好。女主人和这些女孩子们一起持家，还教女孩子们干活。正如女主人说的，在她们家干活的女孩子都“自我完善”了不少。
母亲们对这些小家庭的女主人的态度很是挑剔。要是这家的女主人自己曾做过女佣，母亲就不让女儿在那家干活。常言道“好佣人易成刁蛮主”。她们觉得让自家的小女儿去小户人家做女佣是给足了面子。
母亲们一方面嫉妒女儿在主人家的待遇，另一方面要是有看不惯的事还时刻准备去闹个鸡飞狗跳。母亲们还不喜欢女儿喜欢上了女主人一家，要是女儿想在“小地方”多待几年，她们更要着急了。
有一个十一岁的姑娘被送到一对老两口那做活，后来小姑娘要求在那家待到成年。她妈妈就成天“我家可怜的姑娘”地念叨。“看着别家的姑娘越做越好，我就想到我家姑娘在那个小地方的日子。我都想大哭一场了。”后来小姑娘被老两口收养了，她妈妈还是这样说个不停。
当然有些不好的人家会被大家知道，然后不送自家女儿去做活。劳拉有一次陪同学玛特去见一个需要女仆的女主人。一般情况下，妈妈会带女儿去。可是毕蜜施太太的孩子快要出生，长途跋涉实在不安全。
玛特和劳拉出发了，玛特十岁的弟弟也跟着。玛特穿上妈妈最好的外套，袖子上卷，头发在脑后盘起，戳着黑色发夹。劳拉带着烟囱桶型的帽子，一件短的棕色斗篷，靴子几乎长及膝盖。小弟穿着一件浅灰色羔羊皮外套，戴着一条红围巾，没带手绢。
那是十一月，天气温和而阴沉，阵阵薄雾漂浮在耕地上，树枝和篱笆的刺上挂满了水珠。他们要去的房子离村里有四英里远。他们艰难地走着，觉得简直有四十英里远。走过田间小路和栅栏，穿过树林和村庄。他们一路都在问行人和干活的农民该怎么走，结果却走了很多岔路，这样耽搁了时间。玛特编好的头发散落了，劳拉拿下发夹帮她重新编好。小弟的鞋里进了石子。大家的脚都因长途跋涉而酸痛。劳拉特别担心泥土弄脏了鞋子，因为她未经批准穿上了最好的靴子。她担心回家后要有麻烦。
这些小烦恼和阻碍都毁不了劳拉的好兴致，她享受这灰蒙蒙的天气和那些不知名的田野、树林和村庄。
下午，他们走出一条有溪流相伴的深而窄的小路，见到一座灰色石头砌成的大宅子，有着烟囱桶和门前的玻璃日晷。玛特和劳拉被这大房子震惊了。一定是贵族才能住那儿。他们该进哪扇门，该说什么话呢？
院子里有人在刷马匹，他大声地哼着调子，一开始没听见小姑娘们小声的询问声。第二次他听见了，抬头微笑。“对呀，对呀，你们要找的就是这儿的女主人。”
“请问她需要一个女佣吗？”
“是吧。她那儿一般都缺人。但女佣在哪呢？把你们三个加到一起算一个吧？你们绕过那个马具房，从那棵大梨子树边穿过草坪，就能瞧见后门了。去吧，别害怕。她不吃人。”
他们小声地敲门，开门的是个年轻的女人。劳拉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儿。她非常瘦小，简直骨瘦如柴，脸色惨白，黑色的弯眉毛，黑发梳到脑后。一件鲜红的外套让她黑白分明的脸更加突出。后来劳拉对妈妈描述了那件红衣服，妈妈说这是加里波第罩衫。
开门的人见到孩子们挺高兴，虽然她觉得小小的玛特做女佣不太可靠。
“谁想在这做活？”她一边领他们走进大得像教堂的厨房一边问。
“对对，这里需要个女仆。”“玛特可能可以胜任。玛特多大了？”“十二岁？她能做啥？”“叫她做啥就做啥？那就没问题了。”
红衣女主人一边回答着女孩们的问题，一边告诉女孩们：“这不是个苦地方，宅子里有十六间房，只有三四间在用。能早上六点起床吗？厨房的锅炉需要烧，烟灰一周需要清扫一次。饭厅需要打扫，早饭前需要生火。过些时候自己要学会做早餐。早餐后要帮着整理床铺，打扫房间，切土豆。晚饭后还有一堆活要干——洗碗、清洗刀具和靴子，擦亮银器。”
红衣女人一边想一边说，脑海里筹划出玛特的一天。直到九点玛特才能上床睡觉，这还是在把热水端到女主人卧室之后。
劳拉知道玛特很困惑。玛特站在那儿，手里扭着围巾，行着屈膝礼，口里一直应着“是的，太太”。
“至于工资，我给你一年两镑十便士。工资给得不高，但是你还小。在我这里你能有个舒服的家。你觉得厨房怎么样？”
玛特巡视这个巨大的厨房一周，她又说：“是的，太太”。
“你会觉得这里舒服惬意的，你还能在火炉边吃饭。你不会觉得孤单的，对吧？”
这回玛特说：“我不会孤单的。”
“告诉你妈妈，我希望她把你收拾整齐。你要戴帽子和围裙。我喜欢我的女佣整洁清爽。还让她给你带足够换洗的衣服。我们这里六个星期衣服集中洗一次。有个人专门负责洗衣服。”虽然玛特知道她妈妈没有多余的一分钱能花在给她置办行头上，而且早上离家前被嘱咐过让主人家提前付一个月的工钱给她妈妈购买生活必需品，她还是说：“是的，太太。”
“好吧，我下周一等你来。现在你饿吗？”玛特的语调里头一回有了感情，“是的，太太。”
一大块冷的牛肘子很快被搬上了桌，大块的肉被切好给三个孩子吃。这么大块牛肘子只在画里见过，味道浓郁肉质细腻，入口即化。一眨眼的工夫三个盘子被舔得干干净净。
“谁还要一份吗？”
劳拉意识到自己不是主角，仅仅出于礼节性地吃了牛肉。她惆怅却坚定地拒绝了。玛特说要是太太高兴，她就再要一点。小弟就干脆把盘子往前一推。玛特出于礼貌，没要第三份。但小弟没有这些顾忌。他饿得厉害，要了第三盘，接着要了第四盘。女主人站在一旁看着这孩子发笑。她一定终生记得这个胃口特别好的小男孩。
孩子们在天黑后回到家。劳拉惹上了麻烦，不光因为弄脏了她最好的靴子，还因为对大人说谎。她之前告诉妈妈的是去镇上买东西了。虽然晚上被惩罚饿着肚子睡觉，她觉得这段经历还是值得的。要不她永远不会有机会见到那旧宅子，穿着鲜红外套的开门人，尝到牛肉，还见识了玛特的小弟一口气吃下四大份牛肉。
最后，玛特还是没去那家做活。她妈妈不满意那地方，而且第二天他爸爸听说那宅子闹鬼。爸爸说：“要是咱们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她去那做工。”“不是我信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我觉得那是一派胡言。我是怕孩子被这些个什么的吓着，或者在那个脏兮兮空荡荡的旧厨房染上感冒。”
于是玛特一直在家带两个妹妹，直到镇上卖帽子的商人需要女佣。那时候玛特长得脸色红润身体壮实，会说除了“是臭皮匠的，太太”之外的话。商人家对她唯一的抱怨是她变得粗鲁了，工作的时候唱歌唱得太大声，店里的顾客都听得见。
女孩们在“小地方”做完一年的活，她们的母亲说该是“往上走”的时候了。这时候，妈妈们会去找牧师的女儿问情况，比如有没有哪家乡村别墅里缺厨房里干杂活的或是女佣。要是暂时没招人的消息，牧师的女儿会把两三个姑娘的信息搜集好，在《早晨邮报》或是《教堂时报》上刊登。还有的姑娘通过已经在大宅子干活的姐妹和朋友找到新活。
找到工作后，女孩会第一次独自坐火车去主人家。她黄色的行李箱用粗绳捆好，还带着一捧花和牛皮纸包的剩菜。
行李箱被托运到火车站。母亲陪着女儿走三英里到车站。在冬日的早晨，母女在天亮前离开雀起乡。女孩穿着最好的衣裳，母亲抱着尚在襁褓里的小婴儿。邻居们在花园门口和她们告别，祝愿着：“旅途愉快！”“工作一切顺利！”或者“做个好姑娘，听主人的话！”“等你还没回过神来就能放假回家了。到时候你就是洋气地从伦敦来了！”母女两人高高兴兴地走出村子，不断地回头挥手。
劳拉有一次见到一对母女出发。母亲裹了一条大披肩，小婴儿从襁褓里探出脸。女孩穿着蓝色的府绸罩衫，那是在镇上的二手店买的。这件衣服三年前还是非常时兴的，可这女孩现在穿就过时了。劳拉的妈妈预见到女孩迟早要被人笑衣着土气，摇了摇头说：“他们就不能买好点的深蓝哔叽布料吗？”但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还是很喜欢自己的衣服。
母女俩高兴地出发，还有点儿得意。但几个钟头后，劳拉见到独自归来的母亲。她一只旧靴子的鞋底脱落，婴儿又沉甸甸地挂在肩头，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被问起女儿路上顺利与否，母亲只点头，却心情沉重地说不出话来。毕竟，她是个把女儿送上未卜前途的母亲，受尽了怀疑和恐惧的折磨。
人们只能猜测着这些背井离乡的姑娘，该怎样在陌生的环境和一群陌生人开始新生活。回想着她稚气的漠无表情的圆脸，知道她在接下的几天里要学习新的活计。或许那些可以读懂姑娘心思的人，会为她们默默奉献的精神感动吧。
那些进厨房的姑娘从女帮厨做起，洗碗碟、擦汤锅和锅盖，准备蔬菜，擦洗厨房还做其他的粗活。一两年后，她们在女厨长手下干活，一步步向上，直到成为副厨。那时候，她们在监督指导下开始烹调。有故事说厨师从来不做菜，教会烧饭女佣后，把活都分配给别人，自己就等着宴会上出好菜。这让有抱负的烧饭女佣很高兴，经过积累经验，很快她们自己会成为专业厨师。说不定有朝一日她就荣升为厨房女管家。
有些女孩喜欢在屋里干活。她们会从三四级女佣做起，一点点向上升。那时候大城市和乡间别墅的人家里有成群的男仆女佣。
在最底层的女佣很少能见到主人。如果能碰见一次，女主人往往会和蔼地问女佣生活怎样，父母身体如何。男主人要是心情好的时候会开几个玩笑。管家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对待新来的佣人像教官对待新兵，言辞苛刻。不过肯吃苦又规矩的姑娘没什么好怕的。
大宅子里给女佣的食物虽不精致，却充足而健康。有些家吃冷牛肉和羊肉，早上是热乎乎的爱尔兰杂炖，中饭是油腻的牛油布丁和肘子。
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女佣的卧室条件很差，要和两三个姑娘共用一个大阁楼。但有各自的床、箱子和洗脸台，对她们而言是不错的了。女佣的房间还有个坐浴的澡盆。和主人家的孩子一样，佣人们晚上不得出门，除非晚上有事需要请假。
女佣们礼拜天一定要去教堂，不能戴最好的有红玫瑰和鸵鸟毛装饰的帽子。她们要戴滑稽的小软帽。当时丹麦亚历山大王后引领了鬈刘海的潮流，后来人人都开始留鬈刘海。但是女佣不许有刘海，她们只能把头发梳到脑后。这让她们难过极了。
当时佣人的薪水会让今天的人觉得少得可怜。在“小地方”的女孩一周领一到两先令的工钱。在商人家做活的成年佣人一年的工钱是七磅，农庄的佣人差不多也领这么多。教区长的厨子一年有十六镑，教区长的女佣一年十二镑。大宅子里等级较低的仆人起薪七镑一年，晋升后会涨。女管家一年可以领到三十镑。一个好厨子可以有五十镑，要是他偶尔闹闹脾气要涨工资，可能还会多五镑。
那时候凡是有点脸面的，家里都雇女佣，比如马夫长的妻子、村里学校校长的妻子、小酒店和杂货铺店老板的妻子。甚至木匠和石匠的妻子会花六便士雇个女孩来擦洗刀具和靴子以及周六领孩子们出去玩。
只要家里有一个女儿出去做活，母亲身上的担子就能轻些。这样家里少一张嘴吃饭，少双脚穿鞋，狭小的卧室也多出些空间。最重要的是，每当女儿领到月钱，都会有一先令寄到家。工资涨了，寄回家的钱也随着涨。每到圣诞节和生日，女孩给家里寄礼物和主人家给的衣服。成年的女孩子不仅给家里买礼物，有些女孩承担了家里的房租，还有的买一吨煤给家里过冬。
这些生活捉襟见肘的女孩的无私慷慨让人惊异。村里不少姑娘自己省吃俭用以帮家里减轻负担。
有一次，女孩克莱穿着她最好的新罩衫回家省亲。那是件浅灰色羊毛罩衫，领子和袖口是白色的蕾丝花边。这件衣裳招来艳羡一片。劳拉说：“克莱，我真喜欢你的新罩衫。”
克莱漫不经心地说：“哦，那件啊！我把她留给了家里的小妹妹萨利。她没什么衣服。反正我回去穿什么都无所谓。在那也没什么人要见。”后来，克莱就穿着她第二好的藏蓝哔叽布的罩衫回去。萨利礼拜天穿着姐姐的浅灰罩衫去教堂了。
很多女孩子对自己用钱极为苛刻，这样可以把一半甚至更多的工钱寄回家。劳拉的妈妈曾说，她宁愿自己挨饿，也不愿自己女儿在大宅子里其他女孩中间抬不起头。
贫困会让女孩子对诱惑没有任何抵抗力。但是村里的母亲们都太穷困，很难让全家吃上饭或还上债。她们用女儿寄回家的钱也是人之常情。有些母亲暗暗地给女儿施加压力也是可以理解的。
奇怪的是，母亲们虽然对女儿做出的牺牲心怀感激，反而住在家的儿子是她们的心头肉。要知道，儿子几乎不补贴家用。要是家里有事，绝对落不到男孩身上；要是东西不够，男孩还是能得到足量的；男孩的好衣服一定是熨平放好；有好吃的会留给他们在田间干活的时候吃。难怪父亲有时会嫉妒地喊：“孩子他妈要把这小子给宠坏了！”
一些女孩和家乡的男孩订了婚，因为只有暑假才能回家省亲，两人书信传情上几年。之后他们会结婚，在雀起乡或者旁边的村子安定下来。
也有女孩嫁到远方的。屠夫和牛奶工是丈夫的热门人选，也许是他们经常在女孩做工的宅子出现的缘故。
有几个雀起乡的姑娘运气好嫁给了伦敦的牛奶工或是卖肉的。几年后，小两口就能有份自己的生意，家底逐渐殷实。
还有个姑娘嫁了个管家，然后两人在东海岸有了套房子。
一个叫苏西的女孩嫁了个店主，回家探望父母的时候还带了个保姆随行带孩子。邻居请保姆到家做客，还反复问起苏西家里的情况。但是他们对苏西却冷眼相对，因为苏西脱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
远嫁的女儿恪守着和父母在一起的两周假期，她们努力显示出自己生活的优越，好显得比那些嫁给农民、过着清苦生活的女孩过得更好。
女孩们去宅子里做活了，村里的男孩们觉得时光冗长无聊。周围也没其他家的姑娘可以聊天解闷。礼拜天的下午，单身的男孩们就穿上最好衣服，靴子锃亮，帽子上插着一朵花，去向周围农场的挤奶女工求爱，有时他们也去找乡村别墅的女佣们。
订了婚的男孩会在楼上写一周一次的情书，透过窗子能见到桌前的男孩咬着笔杆，忧郁地凝望着远方。
村里的会堂没有邂逅，也没剧院或者便宜的远足活动来认识人。但偶尔有几个订了婚的小伙子会在爱人不在的时候和别的姑娘散步，这着实让大家震惊。要是有人质问这种行为是不是对未婚妻的不忠，小伙子说这只是友情而已。但未婚妻的妈妈以及小伙子的妈妈会觉得事态严重，对他一顿呵斥，直到这类事件不再发生。
当未婚妻放假回家的时候，这种开小差的插曲就不再提起。于是每个傍晚，邻居从窗帘后偷看这对人儿各自从家出门，走向统一方向。他们还不敢走在一起，怕被人说失礼。一旦邻居们再也看不到他们，他们就手挽手地在成熟的玉米间卿卿我我。他们还在栅栏边耳语接吻，如胶似漆，直到暮色沉沉，女孩该回家了。
好姑娘必须在十点前回家。情侣们一年只有两周的幸福甜蜜，其他的时候全是空白和思念。这种煎熬不只有一年，有时要七八年。可怜的情侣们！
女主人们常说，女佣们从家里放假回来后的几天总是闷闷不乐、心不在焉。
这是自然，她们的思绪还和爱人在一起，距离下次见面简直遥遥无期。这时候女主人就要多些耐心和同情来帮助女佣们适应。至少有往来的鸿雁传书来寄托思念，年轻姑娘的心会从对过去的怀念转到对未来相聚的期待。
雀起乡的孩子们见到大人你侬我侬的机会不多。要是他们尾随着情侣，小伙子会举起拳头吓唬他们。孩子们还是乐此不疲。有一对年纪较大的情侣叫丘吉和贝斯，两人已经一起散了十多年的步，估计还要这样五六年后才结婚。贝斯四十岁左右，没法再给人家当女佣了，于是在家帮母亲收拾家务。贝斯的母亲是为数不多的蕾丝花边女工。丘吉是农场的帮工，健硕得可以轻松地拎起一袋小麦，强壮的他实际是个心很软的人。他住在附近的村里，每个周日都会来看贝斯。
贝斯的母亲终日坐在窗边绣蕾丝枕头，但是收入很少。虽然贝斯父亲的薪水和其他的男人一样，家里也只有一个女儿，可生活还是挺困难。据说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女俩炒火腿片做午餐。母女俩一人吃火腿，一人用面包蘸火腿油，这样轮流了好久。
母女俩出门的时候，穿的是过时的披肩、软帽、短裙和白袜子，而村里其他人穿的是大衣、礼帽、长裙和黑袜子。旁人见她们周六去镇上买东西都忍不住发笑：母亲带着一把绿色的旧伞，贝斯挽着一个双层盖的篮子。她们都长着苍白的长脸。母亲每走一步脚抬得很高，落步时雨伞先着地，贝斯尾随其后，披肩的一角在她裙子后飘荡。爱开玩笑的人总说她们像“一头白色的老马带着马驹”。
每个周日傍晚，丘吉和贝斯都会出现。丘吉穿着他最好的浅灰的西装，系着粉红的领带，帽子上插着天竺葵或玫瑰。贝斯披着花呢的披肩，戴着黑色的小软帽，丝绒的帽带在下巴上打了一个蝴蝶结。他们挽着走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在离开邻居们的视线之前，丘吉的一只胳膊就搂过了贝斯的披肩。不过邻居们也懒得去看，因为这场景太熟悉。
他们总向公路方向走去，然后沿着公路走上一段，最后走回贝斯家。总有一群村里的孩子跟着他们，大约十几步远，随着这对情侣走走停停。“跟着丘吉和贝斯散步”成了周日晚上的最好活动。
一批孩子长大了，另一批就替补了上去。两人常常走一英里都不说一句话，即使偶尔出了声也是“好像下雨了”或“天真是热啊！”之类的话。究竟孩子们跟着两人有什么乐趣一直是个谜。两人也不讨厌孩子们做跟屁虫。他们有时友善地评论下某个孩子，丘吉出门前关花园门的时候还问周围的孩子“今晚还跟我们走不？”
他们终于结婚了。贝斯还是戴着花呢的披肩，这回后面跟着的是她的父母。他们一起走过田野和栅栏，走到教堂。新人的婚礼早餐吃的是香肠，之后他们就搬进了茅草屋顶的小房子，门前挂了只养了喜鹊的柳条鸟笼。
现在的情侣比丘吉和贝斯要求多得多，也比父母那辈要求得多。
当地有句话说“这世界每死去一个老人，就会诞生一个新生儿”。这句话若是准确的，村里就不会有新家。虽然村里多年没建新房，也没人搬进村，一些老人去世后就留下了空的村舍。
这些房子不会空置太久，总有小伙子要结婚。然后新娘的雇佣合同一到期，小两口就搬进了小屋。
这些新成家的夫妇的家展示了村子历史的新阶段。新家的家具虽然不如祖父母辈的坚实好看，其他设施对老一辈来说却是个进步。
村里的风俗是新娘用在外做活的积蓄买家具，新郎负责房子的室内装修、拾掇好菜园、再给猪圈里添几头猪。新娘买家具的时候会尽量买和主人家相似的家具。她们会买小的客厅椅，圆形的靠背，座椅垫是马毛或是美国产的备料。
小时候用的硬木温莎椅被丢到一边。理想的餐桌上铺着鲜艳的棉桌布，上面放着食物和餐具。餐具柜上陈列着主人和一起干活的人送的结婚礼物：一套精美的茶具、一个台灯、一盒银茶勺和一对猫头鹰样式的胡椒瓶。
房里还摆着几本书和一两个插着花的花瓶。炉边的两张柳条扶手椅上放着新娘自己做的靠垫和椅套。
那些刚结婚不久就有孩子出生的家庭越来越少，不断生孩子的家庭就更少了。
一般新人结婚一年后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每四五年家里添个新成员。家里人数开始从十几个变成五六个。
新一代的家庭主妇对家务活都训练有素。她们对生活的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一个年轻妇人用宴会的规格来摆放一顿简单的晚餐的刀叉、勺子和玻璃杯。一个平时只烧家常杂炖的妇人准会想起以前在宅子里做的七道菜的大餐。
但事实上，除了周日在火炉前烤的肘子以及一周一次的爱尔兰炖菜，主妇们还是用家常的方法烧村里的老菜式：把熏肉切好，杂炖烧好，黑色的锅在四点悬在火炉上。
因为她们意识到只有用母亲的那套办法才能用一周十先令的预算养活一家人。
在装饰自己家以及做家务的时候，主妇们用上了想象力。她们喜欢用从前村里没见过的花哨装饰：旧箱子和印花棉布做成了屋里舒适的一角；壁炉前的烤架上缠上了粉红的羊毛和彩条；相框上挂着日本扇；窗帘用丝带扎起。装饰里大量用到蓝色或粉红的丝带。窗帘上有蝴蝶结、靠垫上有蝴蝶结、餐具柜上的桌布有蝴蝶结，甚至相框上也有。
听说有个新娘把精致做到极致，在卧室所有的把手上系上了蝴蝶结。还有笑话说有个媳妇把花瓶摆在餐桌上。
婆婆公公去她家喝茶，公公惊呼：“从没听说过花也能吃呢！”婆婆把花瓶递给儿子说：“乔治，来吃点甜豌豆花。”对他们的无知媳妇只是一笑而过。年轻的一代见过世面，是他们的时代了。
观念的转变还体现在夫妻间的关系。婚姻更像是合伙关系。男人不再是领回工资后家里一切事都甩手不干了，他们开始觉得对家务和抚养孩子有分担的责任。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丈夫开始在付完房租、置办过鞋、买完猪食后的余钱里留一些给自己。丈夫要砍柴火、扫地和从井里打水。
老人会戏谑地说：“你都开始干女人的活了？”年纪大的男人脾气好的开始做些家里的零碎活。一开始妻子们让他们别插手，因为她们如果自己做只需花一半的时间。但很快女人们就开始赏识甚至期待男人做家务。
年轻的妻子们不习惯自己没有一点收入，开始想办法增加家庭收入。一个主妇用积蓄买了几只鸡和鸡舍，把鸡蛋卖给镇上的菜商；有个针线做得好的主妇给附近农场的仆人做罩衫；还有个主妇把孩子丢给妈妈带，自己在教区一周烧两次碳。农村里自助的风气还在。虽然有些用钱紧张，而且家里的孩子也少，收入还是少得可怜。每家的主妇都抱怨：“要是多有些钱就好了！”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情况好转，周薪涨到十五先令。但飞涨的物价和需求抵消了增长的工钱。直到战后才有了完整的社会福利作为贫穷人生活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