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不是说：“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她的父亲会说：“这里什么人都没有。”意思是说这里没有什么人他认为是值得考虑的。但是劳拉从未厌倦去思考村里的邻居们，并且，当她更大一些的时候，她会听，然后把他们说的拼凑起来，还从里面学了很多。她最喜欢那些年长的女性，比如老奎妮、老莎莉和老普拉特夫人，她们是村子里仍然戴遮阳大草帽的老女人，仍然住在自己的房子和花园里，丝毫不关注流行时尚以及流言蜚语。她们声称自己不赞成在房子之间四处游荡。奎妮编织着花边，还有蜂房需要照看，老莎莉酿造和腌制熏肉。如果有任何人想要见她们，都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她们。“无聊的老女人”，一些年轻的女人这么叫她们，尤其是当老奎妮她们中间有人不愿意借东西给她们时。对劳拉来说她们像是牢固地待在她们地方的岩石，而其他人总在周围飘，试图去找一些新的刺激。但只有少数人保持着乡村的旧生活方式，其他女人也很有趣。虽然她们都穿类似的衣服，住在类似的房子里，但其实没有两个人是真正相像的。
理论上村子里所有的女性关系都很好，在路上相互寒暄。她们都近乎病态地害怕冒犯他人，会想尽办法让其他女人感到愉快，尽管有些女人让她们觉得宁愿自己没有见过她们。正如劳拉的母亲说的：“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你付不起得罪人的代价。”但是在那里，和在更为复杂的社会一样，有形成集群的倾向。稍微富裕一些的成员，包括那些新结婚的，还有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离开家的妇女，她们会在下午换上干净的围裙，安静地待在家里缝纫或熨烫衣服，或者戴上帽子去拜访她们的朋友，在抬起门闩之前小心地敲门。稍微普通一些的女人们不戴帽子就冲到邻居家房子里借东西，或者传播一些令人激动的新闻，或者她们整个下午都隔着花园，或从台阶那里大声喊叫对话，或者与面包商、油商，或其他碰巧遇到的人维持长久而风趣的对话，使他们发现如果不直率粗鲁简直无法离开。
劳拉的母亲属于第一个团体，那些来她家的大多数是她自己要好的朋友。他们也有其他的拜访者，那些劳拉认为比年轻的梅西夫人要有趣得多的人，梅西夫人总是在做婴儿的衣服，尽管那时候她没有孩子（劳拉后来想，当她有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是一个幸运的巧合），或者哈德利夫人，她总是提起她正在做帮佣的女儿，或者“不太强壮”的芬奇太太，总是得到最好的靠近壁炉的位置。关于她的唯一有趣的事是她随身带着的小蓝瓶的嗅盐，但是等到她它递给劳拉，让她好好闻一闻时，劳拉就对它不感兴趣了，劳拉闻后泪流满面，芬奇太太对此大笑。劳拉绝不是个笑话！
劳拉更喜欢瑞秋。虽然从未被邀请，她有时会过来，“只是为了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她是这么表达的。她的“鸡毛蒜皮”非常值得一听，因为她知道所有的事情，“甚至比那还要多”，不喜欢她的人这么说。“问瑞秋”，如果一个事情的全部细节没有人知道的话，会有人耸耸肩这么说。然后瑞秋，当被问起时，如果她也不太确定，会用饱满的声音说，“说实话，我还没有完全摸清底细，但我会知道的，因为我要去问个究竟。”然后她会用你能想象的好脾气和厚脸皮去问碧毕夫人是不是她年轻的艾姆已经离开她了，或者问查理妈妈是否这是真的——他和内尔上周日从教堂回家后发生了争吵，他们是否和好了，或者他们仍然在冷战，或者变得疏远了。
当瑞秋串门的时候，其他人肯定会竖起耳朵听。劳拉，趴在炉前的地毯上，她面前撑起一本图画书，或者坐在角落里把纸裁剪成各种形状，能听到她们的声音提高或降低，或者当她们认为正在讨论的一些事情不适合让小孩子听见的时候，突然变成窃窃私语。她有时很想去问问题，但是不敢去，因为有一个严格规则——孩子们不能多嘴。听到有趣的事情时最好不要笑出声来，因为这可能会引起注意，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孩子知道得太多了。我希望她不会把事情传出去，我可不能容忍。”她的母亲会赶紧说，她并没有早熟，她所知道的事情对于她的年龄来说仍然很少，劳拉并没有理解她们在说什么，只是看见她们笑所以跟着笑。同时，母亲会特意打发劳拉上楼，或者去花园里拿东西，当她觉得谈话的内容有不合适的逆转时。
有时候一个人会无意中说起在孩子出生之前的模糊遥远的日子。“我的老爷爷曾经说所有的从这儿到教会的土地都是教区立遗嘱留给穷人的，那时候所有的土地都是草皮，但是它们被偷去切割成了田地，”另一个会同意地说：“是的，我也这么听说的。”
有时她们中间有些人会说出令人吃惊的话，帕蒂就这么做过，当其余的人都在讨论埃姆斯太太的裘皮披肩时——她不可能买了它，它当然也不能从她的背上长出来，然后上个周日在教堂它出现在她身上了，而且一句话也没告诉别人她是如何得到它的。确实，正如贝克夫人所说，它看上去确实像一个马车夫的披肩——颜色深而且厚的熊皮——而且她曾说她有一个兄弟在某个乡下地方是马车夫。然后帕蒂焦虑地在手指上转动着门钥匙，长久沉默之后，忽然平静地说：“金色的球滚到每个人的脚边至少一生一次。这是我的叔叔贾维斯曾经常说的，我自己也常常见到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
金色的球是什么？她的叔叔贾维斯又是谁？金色的球与埃姆斯太太的裘皮披肩又有什么关系？难怪他们都笑了，说：“她又像往常一样在做白日梦了！”
帕蒂不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只是在几年前，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妻子已经去世了的老人的管家来到了这里。按照习惯，当没有亲戚可以胜任的时候，老人向监护人董事会申请了一个管家，帕蒂被选为当时济贫院里最合适的同住者。她是一个丰满的小个子女人，有着淡棕色的光滑如缎的头发和温和的蓝眼睛，刚到的时候帽子里装了一捧勿忘我。她怎么去到济贫院的是一个神秘的事情，因为她才四十多岁，仍然身体强壮，而且显然属于比她的新的雇主要高一些的社会阶层。她没有向任何人讲过她的故事，也没有人问她。“不要问任何问题，你就不会听到谎言。尽管你不问问题可能也会听到一些。”这是村里人的座右铭。但是她被公认为稍微“优等”一些，因为难道她不是每天都把头发编成五个发辫么，而不是整个星期都是三个，只有周日是五个，而且难道她不是每天晚餐后都把她的白围裙换成一个黑色缎面有串珠边的衣服吗。她也是一个好厨师。阿摩司是幸运的。在她到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她就做了一个肉布丁，面皮是那么薄以至于一阵风就能吹走了，配上了浓厚的肉汁，当刀子切上去的时候像泉水一样涌出来。老阿摩司说那个气味让他直流口水，而且开始询问在他的妻子死后多久公布再婚的消息会比较合适。这是公认的，这样的生活会导向婚姻。
但她没有嫁给老阿摩司。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年轻的阿摩司先求婚并且被接受了。村里的女人不太能容忍妻子比丈夫的年纪大，而帕蒂比她的丈夫至少大十岁，但她们认为年轻的阿摩司做得好，尤其是在婚礼前，大量的家具连同一箱衣服被运到时。帕蒂不知如何从她失落的财产中保存了下来并且藏在了某个地方。
她们已经觉得帕蒂是优越的，并且她们确信了这一点，当她们知道那些家具里包括了一张羽毛褥垫的床，一张皮面沙发并且有与之相配的椅子，和一个装着猫头鹰标本的玻璃箱时。不知道怎么她们知道了，或者是年轻的阿摩司告诉她们的，因为他有吹嘘的倾向，帕蒂以前结过婚——和一个官员，如果你相信的话！然后到了济贫院，可怜的人！但是多么幸运她有头脑藏起了一些好东西。如果没有的话，这些东西会被监护人拿走。
帕蒂和阿摩司是一对模范夫妻。他们周六晚上到集镇购物时，帕蒂身穿她有荷叶边的黑色丝绸裙子，配兹利纹花呢披肩，拿着她象牙色手柄伞，卷起装在黑色闪亮的防水外套里以保护丝绸面。但是，渐渐地，图画的另一面显现了。帕蒂喜欢她的烈性啤酒。没有人谴责她，因为众所周知她能负担得起，而且肯定她在那些酒馆的日子里已经习惯了它。目前人们注意到在集市的夜里他们来得越来越晚，后来，在一个悲伤的夜里，有人路过他们时看到帕蒂喝了太多啤酒，或者喝了一些更烈的东西，以至于阿摩司只能一路哄着她走。有些说是抬着走。这个说明了去济贫院的原因，他们说，并且他们等待着阿摩司开始殴打她。但他从来没有，也不向任何人抱怨或提及她的任何缺点。
她的失误只发生在周末，而且她没有嘈杂或争吵，只有无助。在村子沉入一片黑暗，大多数人都已经上床睡觉之后，他们悄悄回了家，阿摩司把帕蒂扛上了楼。他甚至可能觉得没有邻居知道他妻子的失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只是一个徒劳的希望。有时候似乎是树篱有眼睛，巷道有耳朵，因为，第二天早晨，耳语就跑遍了整个村庄，关于帕蒂去了哪个酒馆，喝了多少，喝了什么，她往家的方向走了多远然后被酒精制服的。但是如果阿摩司自己不介意的话，为什么其他人要在意呢？她并没有在公共场合把自己变成一个野兽。所以帕蒂和阿摩司，除了这一点之外，仍然被看做一对模范夫妻。
被邀请到她家里看猫头鹰标本以及其他珍宝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款待，那些珍宝还包括从圣地来的一些压花，被框在从橄榄山来的橄榄木框架里。另一个宝藏是一个由白色长鸵鸟羽毛制成的扇子，她会从箱子里拿出来展示给他们看，然后斜倚在她的沙发上脚翘起来轻轻地扇。“我见过更好的时代”，在她很健谈时会说，“是的，我见过更好的时代，但是我从未见过一个比阿摩司更好的丈夫，而且我喜欢这个我可以关上门做我喜欢做的事的小房子。毕竟，酒馆不是你自己的。谁有两个便士搓在一起就能出入自如，甚至没有敲门或者一个‘劳驾’，而且那些大家具不是你自己的，当其他的人有权使用它的时候你不能把它称之为自己的。”她会蜷缩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虽然她从不在家喝醉，她的呼吸有时带着奇怪的甜味，年长的人可能已经认识到是杜松子酒。“现在，走吧”，她会说，眯缝着眼睛，“把门带上，然后把钥匙放在窗台上，我不想要更多的访客了，也不打算出去。这不是我会客的日子”。
有一个叫格蒂的年轻的已婚女人，过去是一个漂亮的，以自己的细腰和傻笑取胜的女人。她是一个中篇小说的忠实读者，有很多浪漫的想法。她结婚前原本是一个大宅的女仆，那里男仆的陪伴和赞美已经把她宠坏了。她喜欢谈起她的罗曼史，告诉别人普拉特先生，那个男管家，曾经在仆人的舞会上与她跳了四支舞，然后她的约翰有多么嫉妒。他因为她的缘故被邀请，但不能跳舞，在那儿坐了整个晚上，像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痴，穿着他的浅灰色周日西装，红色的大手垂在两膝之间，纽扣之间的一朵菊花大的像煎饼一样。
她穿着她的白色丝绸衣服，后来结婚也穿着它，头发被一个真正的理发师弄鬈了——女仆们一起支付了他的费用，他后来一直待到跳舞，并且特别注意格特鲁德。“你们应该看看我的约翰，他的眼睛里只有嫉妒……”但是，如果她说的那么多的话，一定会被打断。没有人想听她的征服，但他们想听礼服。厨师穿的是什么？黑色蕾丝和红色丝绸底衬。听起来很英俊。还有一号女仆和食品储藏室女仆，等等，一直到最下等的女佣人，必须得承认，她只能买得起她最好的灰色棉布连衣裙。
格蒂是她们中间唯一一个讨论和丈夫的关系的人。“我不认为我们的约翰仍然爱我”，她叹了口气，“他今天早晨上班前没有吻我”。或者，“我们的约翰正在变成一个正宗的土包子。他昨晚喝完茶就坐在他的椅子上睡着了还打鼾。我觉得那么孤独，哭红了眼睛”。其他人会笑，然后问她对一个在田地里工作了一整天的人能有什么更多的期待，或者说，“时代是变了，我的女孩，你不再是有那么多仰慕者的女孩啦”。
格蒂过去是一个傻姑娘，在村里当了一年左右的笑柄。然后年轻的约翰来了，白色的丝绸裙给他改做了洗礼仪式的长袍，格蒂在最终的一个完美典范中忘了过去所有的成功。“他不是很可爱吗？”她会说，展示她的红呼呼的，还不太成型的儿子，那些对她的前任最冷漠的人总会第一个宣布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男孩。“他非常像他的父亲，但他有你的眼睛，格蒂。天啊！当时间到的时候他可会伤好些姑娘的心呢，你会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格蒂自己渐渐变得通红和粗笨。她的黄蜂腰和她引以为傲的认为有教养的白蜡一般的肌肤都消失了。但她还是保持着她的浪漫想法，上次劳拉看到她时，那时她已经是一个中年妇女了，她告诉劳拉她女儿最近与马夫的婚姻是“现实生活中的浪漫”，尽管，对于她的听众来说，那就是村里的老一辈会称为“混乱的风流事”。
劳拉不喜欢格蒂的脸。她的五官是不错，但是她突出的淡蓝色眼睛的眼白总是隐约充血，而且她的肤色总是笼罩着病态的黄色阴影。还有她的小嘴，根据村里人的审美观那么多人都喜欢它，但是令一个孩子厌恶。嘴唇离得是那么近都挤出了细小的皱纹，就像纽扣眼旁边的针脚。“一个像母鸡的背的嘴巴”，一个粗鲁的人这么提起它。
但是有一个来访邻居的样子劳拉很喜欢，因为她的脸让她想起了周日她母亲用来别蕾丝领子的浮雕胸针，她的黑色头发垂下来，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也仿佛被雕刻过一样。她姣好的头颅有轻微的下垂，显示出脖子和肩膀的曲线，尽管她穿的衣服并不比别人好，但是人们却觉得她好看。她总是穿着黑色，因为在一年半之间她哀悼了一个叔祖父，第一个或第二个表弟，后来另一个也死了。或者，没有实际死亡，但她觉得与某些超过八十岁的远亲或者很老的人交往穿五颜六色的衣服不是很合适。如果她知道黑色适合她的话——这是她太明智而不会提到的事实——人们会觉得她因为虚荣而选择穿黑色，而哀悼是不会被质疑的。
“妈妈，”一天在这个邻居走后劳拉问，“默顿夫人看起来不是很可爱吗？”
她的母亲笑了，“可爱吗？没有吧。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她漂亮。对我来说她太苍白和忧郁了，而且鼻子太长”。
默顿夫人，劳拉的记忆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已经成了一个悲剧缪斯的图像。她有一种忧郁的本性。“我用勺子盛起忧郁”，她从未厌倦这么说。“我用勺子盛起忧郁，而且悲伤忧愁还将会更多。”然而，当孩子们的母亲提醒她的时候，她并不抱怨什么。她有一个好丈夫和一个不太大的家庭。还有一些遥远的朋友，一些人她从未见过，她曾经失去过一个仍在婴儿期的孩子，她的父亲最近老死了，还有两年前因为猪瘟失去的猪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痛苦，但是这些损失是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许多人，没有谈论过勺子和悲伤，也照样挺过来了。
忧郁真的吸引不幸吗？还是说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一个东西，只是被我们的时间概念划分开来了？默顿太太在年老的时候注定成为了一个悲剧性人物，就像她年轻时看上去那样。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唯一的儿子和两个孙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丧身后，她被孤零零地留在了世上。
那个时候她已经离开家，生活在另一个村子，劳拉的同样经受战争磨难的母亲，有时怀着同情过去看她。劳拉母亲发现她是一个悲伤但顺从的老妇人。不再有任何关于悲伤的谈话了，也没有哀悼她自己的困境，只是安静地接受世界原本的样子，并坚决地尝试快乐。
那个时候是春天，她的房子里花瓶和瓦罐里插满了鲜花。她的访客注意到了空气中充满了微弱的花香；仔细去寻找，她发现它们不是花园里种植的鲜花。每一个锅、瓦罐和花瓶里都插满了山楂花。
她感到很震惊，虽然比起很多其他乡下妇女她已经算不迷信，她也绝对不会把山楂花带到室内。它可能是不幸的，也可能不是，但是实在是没有意义去进行这种不必要的冒险。
“你不怕这可能会为你带来坏运气吗？”她们喝茶时她这样问默顿夫人。
默顿夫人笑了，一个微笑对于她来说几乎与在室内看到山楂花一样不同寻常。“它怎么能呢？”她说。“我没有人可以失去了。我一直都喜欢这些花。所以我想带它们进屋欣赏它们。”
政治是女性很少提到的话题。如果真提起来，也通常是评价某些丈夫的过度热情。“为什么他不能远离这些事儿呢？根本就不关他的事啊。”有些妻子会这么说。“谁统治这个国家和他有什么关系？无论是谁也不可能给我们什么，也不能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因为你不能从一个石头上得到血。”
有些人会带着歧视地说，遗憾的是这些男人赞成自由主义的观点。“如果他们去投票，为什么不和贵族一样投给保守党呢？你永远不会听到自由主义者给穷人一点煤炭或者是圣诞节的一条毯子。”确实，事实上你没有听到，因为教区里没有自由主义者买以英担计量的煤，而且如果他的妻子能为每个床都找到一个毯子的话他会觉得很幸运了。
一些老一辈的人同样的懦弱。一个选举日，孩子们从学校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年老的、几乎卧床不起的邻居，在一个豪华马车里靠在垫子上在去投票站的路上。几天之后，当劳拉给他带去了一些她母亲做的小点心时，他在她离开前对她耳语：“告诉你爸爸我是投给自由党的。他！他！他们把可怜的老马带到水边，但是它不从他们的水槽喝水。不是他！”
当劳拉告诉她父亲这个消息时，他看起来不像他们的邻居预期的一样高兴。他说坐着别人的马车去投票反对他们有点不好；但是她的母亲笑着说：“在那种天气下也只有那个老守财奴起床了。”
除了政治上，村里人对待他们称之为“贵族”的态度是奇怪的。他们以他们富裕有权力的别墅的邻居而骄傲，尤其是在他们有贵族爵位时。隔壁教区的老伯爵被称为“我们的伯爵”，当旗帜在他的大宅上空飘扬以显示他住在这里时，可以从树顶上看到，他们会说：“我看到我们的伯爵回家了。”
他们有时看见他坐在马车里穿越村庄。那是一个很老的老人，深深陷在坐垫里，被半埋在毯子里，通常过于麻木去注意到，或者看到他们的屈膝礼。他从未和他们交谈过，也没有给过他们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他管辖的村落。至于那些圣诞节的煤炭和毯子，他有自己的辖区需要照顾。但是那些在他的土地上工作的人们，虽然没有直接受雇于他，但出于一些遗传的本能他们觉得他属于他们。
对于与等级和出身无关的财富他们给予的尊重较少。当一个有钱的退休帽匠买了邻村的房产然后成为一个乡村绅士时，村里人会很愤慨。“他是谁？”他们说，“只是一个假装贵族的店主而已。我不会为他工作，绝不会，哪怕他付我金子”！一个曾被派去清洁他马厩里的一口井的人曾经见过他，说：“我唯一想到的是希望他卖给我一顶帽子。”这件事被重复数周，作为一个很棒的笑话。在之后的一些年里劳拉不断被告知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邻居们通常都有偏见，不会去拜访刚富裕起来的家庭。当时那是在用一把金钥匙可以打开任何门之前的事。
世袭的地主还有严肃善良的政府官员以及他们家里的女士得到人们的尊重。一些本地人家庭的儿子或孙子被说成是“野生年轻的恶魔”，被人们带着一种恐惧的赞赏仰望。地狱火俱乐部的传统没有完全消失，据称一个年轻的贵族在一次赌博中输掉了他家族的一个庄园。还有更多耸人听闻的放荡传言，一群漂亮的乡下女孩是主角，还有一个圣洁的副牧师——一个白发老人，当时住在一个废弃大宅的副楼里，他去劝告那些兴奋的年轻人。没有那场谈话的记录，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老人被推倒或者踢倒在门前的台阶上，门在他后面摔上了并且拴上。然后，那个故事继续说，他爬起来跪在那里，大声地为内心可怜的罪恶的孩子祷告。好心的花匠，扶他回了自己家，在他试图回家之前让他休息了一会儿。
但是，如果不谈其他，只用村里的标准来看的话，村里的大多数人都还算温和得体。夏天的下午三点，马车会来接房子的女主人和她成年的女儿，如果有的话，去拜访别人。如果他们发现没有人在家的话，会留下卡片，折一个角，或者根据礼节不这样做。或者她们在家等别人来拜访，在修剪得当的草坪上雪松下打槌球游戏，喝茶。冬天他们打猎。一年四季他们从未错过周日的礼拜。他们对穷邻居总是挂着微笑点点头，对住在他们自己房子里的人有更多的关注和友好。至于那些人的实际生活，他们知道的不比英国人知道关于继承那些星星点点别墅的罗马人多。很值得怀疑他们对穷邻居的了解会比那些罗马人多，尽管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
社会地位的障碍时常被逾越。或许那些年轻人先一步认识到，那些花园大门后面的人们只是比那些生来就贫穷的个体们要少“贫穷”一点。有时候他们会说：“雷蒙德主人，他是不一样的。你什么都可以对他说，他相比其他贵族来说更像我们的人。他确实和你站在一边，而且他有一颗敏感的心，不会把他的钱袋捂得太紧。如果他们中间有多一些的人像他就好了。”或者，“桃乐茜小姐，她现在不同了。来见大家的时候不会问一个接一个的问题，相反她把自己放低你会乐于告诉她很多事情，你可以而且你知道这个不会传到更远的地方。我不介意在我忙得天昏地暗的洗衣日见她，这已经说明问题了。”
另一方面，有一些老护士和值得信任的女仆被他们服务的人当做平等的人相待，并且当做真正的朋友来爱，并不顾及等级之分。这个“朋友”的名义，当这个对他们说出来的时候，比任何物质利益给了他们更深层次的满足。一个退休了的女仆，劳拉后来认识的，对她说过很多次，显然她把这个当做她经历中毫无疑问的闪光点。她曾经当过一个进入上层社会有爵位的女士的女仆很多年，为她参加宫廷活动梳妆打扮，在她生病的时候为她宽衣伺候她上床，和她一起旅行，纵容她的无知和虚荣，而且知道——因为作为一个那么亲近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她最私密的悲伤。最终她的“夫人”，变老了，临终前躺在她的病床上，她的女仆在照顾她，正巧单独在她的房间里，她的亲戚，没有一个是非常亲近的，在楼下用餐。“扶我起来”，她说，然后女仆把她扶了起来，她用手环绕着女仆的脖子支撑着，亲吻女仆，说，“我的朋友”。威尔逊小姐，在二十年后，认为那个吻和那两个字是对她多年付出最充沛和珍贵的回报，远远超过她根据那个可怜的夫人的遗嘱所继承的房子以及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