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艺术家之意识与潜意识自我的见证。几乎所有的戏剧和悲剧都存在于意识与潜意识自我的冲突之中。在意识中，伟大的艺术家几乎总是保守的、贵族气的。但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则要颠覆旧的秩序。
伟大的悲剧家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和高乃依。至于莎士比亚，在他的意识层面他拥护已建立起来的秩序，推崇王位和父道，视之为人的最高尊严和意义。上帝就是世界的王，是人类之父。国王的人性和父亲的人性是最接近神性的。中世纪的世界就建立在这种信仰之上。它是莎士比亚的早期剧作如《亨利五世》的根，其戏剧之花也绽开在这种信仰之树上。但也正因此，《亨利五世》及其同类剧作绝算不上悲剧，它们不过是全然出自艺术家固有的和表层的自我。
但在他的后期剧作中，如《哈姆雷特》，《李尔王》和《麦克白》，潜意识之人开始挺起身与意识，与已被认可的规则、固有的秩序作对了。此时莎士比亚的潜意识自我具体表现为女人，它真正杀死了几乎代表了全部男性之神圣的国王和父亲。是葛特鲁德197，麦克白夫人，高纳莉尔和里甘198这些女人毁灭了男人的最高神圣形象。尽管她们后来分别受到了惩治，可是国王和父亲却死了，被从崇高的神位上拉了下来。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全部变革的戏剧性描写，它预示着后来真实生活中查理一世的被处决199，正像《熙德》200预示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一样。
在这方面，先是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斯201、萨文纳罗拉202和路德203从哲学和宗教上脱离了旧的位置。然后是个人的和艺术上的脱离，代表人物是戏剧家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再其后是政治和社会上的脱离，产生了共和国204。
是这些哲学和宗教革命——思想革命，精神世界观念上的变革划分出、创造出一些伟大的历史阶段来。
中世纪的世界相信全能和永恒的上帝是天地的造物主，是众生的主宰，他有着绝对权力，其法律是永恒的。他有个儿子叫基督，基督可以向上帝说情，为忏悔的罪人求得同情与怜悯。这种东西在皇权国家中施行起来，这种绝对君主制被赋予全部的权力，但还能开恩。
可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东西在哲学上和宗教上全然崩溃了。上帝不再是全能的，不再是权力的掌握者，不再是创造者和毁灭者。中世纪的圣人们大大淡化了这种观念。
基督曾是上帝，基督，羔羊，鸽子，基督，他是全部的爱、怜悯和谦逊。这形象现在变成了牧羊人赶着羊把它们关进羊圈中。世上的人就是羊群，上帝是爱，爱他的子民。为了羊的缘故，牧羊人寻找着草色青青的牧场，为了羊的缘故，总是为了羊的缘故。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的观念即全能的上帝右手握着雷电霹雳，左手擎着天穹。这种新观念就是要彻底推翻旧的固有秩序。
但是戏剧家莎士比亚头脑中绝无这等新秩序。他不是什么思想家。他的意识自我是迟钝迟疑的，他像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发现自己难以把握抽象的命题、无法概括地思想。他只能高度地感受那些改革家们头脑中的东西。
他只会感觉到他的意识和潜意识自我和他原先要成为的那个人及他整个固有的灵魂都被弹劾了，被审讯了，被谴责了。他整个的生命都被谴责为虚无。
这是一个白痴讲的故事——205
无聊，陈腐，无益
我眼中的世界毫无用处206。
这难道不是悲剧、虚无、疯狂和恐怖吗？莎士比亚有着一个双重的自我，他既是葛特鲁德又是哈姆雷特，既是邓肯207又是班果208，既是麦克白夫人又是麦克白，既是李尔王又是李尔王身边的傻子，又是他女儿科第莉亚，还是高纳莉尔和里甘。他既是被谋杀者又是杀人者，是国王也是弑君者，是父亲也是弑父者。正因此，他才最终因了恐怖、自我毁灭和自我泯灭而抽搐。
这是悲剧的全部条件——当艺术家固有的灵魂被潜在的、未成形的意志所毁灭。这潜意识的意志纯粹是一种毁灭。它非得毁灭旧的意识才能挺起身去占据它的地盘。
这种悲剧的条件是自然生成的，它生成于生命与世界之哲学与精神观念上发生的变化和实际生活框架为适应这新观念而发生的变化之间。这前一种变化发生在少数人的头脑与精神中，它纯属个人的东西，并非是要颠覆固有的秩序，因为它们之间毫无直接关系。只是当这新启示、新精神和观念浸入到血液中，当那些普通无知的人的感情发生变化，顺应了新的秩序和新的范畴，世上才创造出一个新的制度——或称之创造或称之为发生。
不过，这种新启迪新精神观念渐渐浸透人之血液的过程是十分缓慢的。艺术家是首先服从这种变化的人。正如哲学家的头脑是最先被新观念穿透，艺术家的灵魂也是最先受到影响的。它首先感到的是死，是自身的颠覆和毁灭。现存的灵魂形式必须打破，新的灵魂才能形成。
希腊悲剧家们就诞生在真正的哲学革命（以赫拉克利特209、毕达哥拉斯的信奉者们210，巴曼尼狄斯211和亚那萨格拉斯212为标志）和以后的社会与政治革命之间，这期间，民主精神取代了王权。埃斯库罗斯倾向于保守，因此最终相信了保守的秩序。不过，阿伽门农213还是被谋杀了。至于欧里彼德斯，他倾向于先进的思想，可最终却以死的精神而告结束，成为纯粹的非存在，全然一个过客而已。
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的欧洲历史危机中占据的位置同莎士比亚、高乃依和塞万提斯在文艺复兴时中世纪欧洲历史的危机中占据的位置大致相似，也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彼德斯在希腊时期占据的位置大致相似。
（此文是1916年的未完成稿，以后才从私人收藏的劳伦斯手稿中找到，于1988年汇入《劳伦斯文集》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