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人抽烟和吃小吃的小厅里挤满了贵族。激动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大家的脸上都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那些知道全部详情和能算出票数的两派头目则显得特别激动。这些人是即将进行的那场决战的指挥者。其余的人就像是决战前的士兵,虽说已做好了作战准备,但现在仍在寻欢作乐。一些人在桌旁站着或坐着吃小吃;另一些人抽着烟,在狭长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同久未晤面的朋友们交谈。

莱温不想吃东西,也不会抽烟;他又不愿意同自己人,也就是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斯维亚日斯基等人待在一起,因为穿着三等文官制服的弗龙斯基正同他们站在一起兴致勃勃地交谈。昨天,莱温就在选举大会上看到过他,并尽量避开他,不想同他见面。莱温走到窗前,坐了下来,打量着四周的人群,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他感到特别伤心,因为在他看来,大家既兴奋又焦虑,而且很忙碌,只有他和坐在他近旁的那个穿海军制服、翕动着嘴唇在喃喃自语、老得连牙齿都掉光的老人对选举一点也不感兴趣,并且无事可做。

那个地主朝他看了看。

那个地主在白色小胡子下面露出一个冷笑。

另一群人跟着一个大声叫嚷的贵族,这是三个被灌醉的人中的一个。

一大群地主簇拥着一位胖将军,急匆匆地跟着这两个人,朝莱温这边走来。他们显然是在寻找能背着人谈话的地方。

“那您干吗要这样做呢?既然是明显的亏本,那又何必呢?”

“那么我们也是这样呀,”莱温说。“能遇见您真是非常非常高兴,”看到向他走来的斯维亚日斯基,他又添了一句。

“那么您干吗要来呢?”莱温问道。

“这有什么好理解的呢?根本就毫无意义。一个已经崩溃的机构,只是凭惯性力量在继续运转罢了。您瞧,全都是制服,这些制服也在向您说明:这是调解法官、常任理事等人的集会,不是贵族集会。”

“这是难免的。”

“这是新一代的贵族。”

“这个人真滑头!我对他说过,这样做不行。结果如何?他花了三年工夫还收不齐欠款,”一个个儿不高、有点驼背、搽过油的头发披在制服的绣花领子上的地主,狠狠地跺着那双显然是为这次大选而穿上的新皮靴的后跟,铿锵有力地说。接着,他不满地瞥了莱温一眼,猛地转过了身子。

“还是老样子,亏本,”那个地主在莱温身边站住,脸上带着无奈的微笑回答,神情却相当镇定,好像确信事情就应当这样办。“您怎么会到我们省里来的呢?”他问。“是来参加我们的coup d'état吗?”他说,最后两个法语单词说得虽然很清楚,但发音不准。“全俄国的人都来了:有宫廷高级侍从,好像还有大臣。”他指了指正与一位将军结伴同行、身穿白色裤子和宫廷高级侍从制服、仪表堂堂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过时倒是过时的,但还是要稍微尊重一下。就拿斯涅特科夫来说吧……不管好不好,我们毕竟有一千年了。比如说,您要在房子前面造一个小花园,要设计一平面图,可是您家的这块地上长着一棵百年老树……尽管它长得弯曲多结,老态龙钟,但您不会为了建花坛而砍掉老树,只会把那些花坛设计得能使那棵老树也派上用场。它不是一年长得出来的,”他谨慎地说,而且马上就改变了话题。“嗯,那么您的产业经营得怎么样?”

“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当然啰!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去年在首席贵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家里见过面。”

“自从在您家里见面后,我和他还是第一次遇见,”那个地主说,“所以只顾说话了。”

“是的,是龌龊的勾当,有什么可说的呢,”一个小个子地主用尖细的声音说。

“是的,可是您没有把自己计算进去。您不是也值一些钱吗?我这是说我自己。我在经营农业之前所得的薪俸是三千卢布。现在我干的活比任职时还要多,而且像您一样只得到百分之五的利润,那也要靠上帝保佑。而自己的劳动全都白花了。”

“新倒是新的,但不是贵族。这些人是土地占有者,而我们是领地地主。他们是像贵族那样在自杀。”

“按惯例行事,这是一。其次,需要维持一些人情关系。还有几分道义上的职责。再其次,老实说,也有我自己的利益。我女婿想竞选常任理事;他家并不富裕,所以要替他通通路。可是这些先生干吗要来呢?”他指着那个在省会办公桌旁发言的长相凶狠的先生说。

“我要对您说,”那个地主继续说。“我有一个邻居,他是个商人。我们在农场里、在果园里兜了一圈。他说:‘不行,斯捷潘·瓦西里奇,您家的一切全都搞得很好,可是果园却无人照管。’可是我家的果园管得很好呀。他却说:‘要是我,就会砍掉这棵椴树。只不过要在长得最茂盛的时候砍。不是有一千棵椴树吗?每棵树可加工成两块优质夹板。现在夹板很值钱,我还可以把它们砍下来作造房用的木材。’”

“我才不管什么条文不条文!我只会凭良心说话。能做到这一点的才算得上高尚的贵族。听我的没错。”

“我应当向您承认,我对贵族大选的意义理解得很不够,”莱温说。

“我听说您结婚了,对吗?”那个地主问。

“我们中间也有那种人,就拿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万内奇来说,或是拿现在已定居乡下的弗龙斯基伯爵来说吧,他们都想搞规模农业;但是至今为止,除了耗费资金,还没有任何结果。”

“我一直在劝玛丽亚·谢苗诺夫娜把地租出去,因为她占不了便宜,”一位身穿旧总参谋部的上校制服、蓄着灰白小胡子的地主用悦耳的声音说。这是莱温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遇到过的那个地主。莱温立刻就认出了他。那个地主也仔细地看了看莱温,他们彼此打了个招呼。

“怎么样,是骂一通新程序吗?”斯维亚日斯基笑着说。

“就得这样做呀!您有什么办法呢?是习惯呀,要知道,必须这样做。我还要对您多说几句,”那个地主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继续说,“我儿子对经营农业毫无兴趣。他显然会成为一名学者。因此将会后继无人。可是还得干呀。瞧,今年我还栽植了一片果园。”

“就像您所说的,为了守护圣火呀。那不是贵族的事业。我们贵族的事业也不是在这里,不是在选举会场上,而是在那里,在自己栖身的角落里。我们也有自己这一阶层的本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农民们也有自己的本能,总有一天我会看到:一个好农民会尽可能多租一些土地。无论土地多么贫瘠,他还是要耕种的。也是不会打算。简直是亏本的买卖。”

“对,对,”莱温说,“这话一点也不错。我一直觉得我的农场并无实利可图,可是还得干下去……总觉得要对土地负责。”

“对,”莱温得意洋洋地回答。“对,这事好像有点奇怪,”他继续说。“我们就这样毫无打算地过日子,我们就像古代维斯塔女神的女祭司,被派来守护圣火。”

“大人,走吧,fine champagne。”

“嗨,您的产业经营得怎么样?”莱温问。

“听我说!他们是以条文为依据的,”另一群里有人说,“那么妻子就应当被列为女贵族。”

“可您不是说这是个过时的机构吗?”

“他用这笔钱可以买牲口,或者买一小块便宜的土地,再把它租给农民,”莱温显然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过类似的算法,所以笑着替他把话说完。“他就会积攒起自己的产业。可是您和我呢,我们只有靠上帝保佑才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把它们留给孩子们。”

“他怎么敢说是我叫人去偷他裤子!我想他是把裤子换酒喝了。我可不在乎他有公爵头衔。叫他再敢说,真卑鄙!”

“不过,我们为什么不照商人的说法去做呢?为什么不砍掉果园里的树去制夹板呢?”莱温把话题拉回到那个使他感到非常惊讶的想法上。

“不大好。利润只有百分之五。”

“是诉诉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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