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温思忖，他是个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找不到答案，他便陷入了绝望；但是他不再向自己提这些问题时，他便好像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活着，因此他就毅然决然地行动着，生活着。最近，他生活过得比过去充实得多。
六月初，他回到乡下，又忙乎起他的日常事务。干农活，同庄稼人和邻居打交道，做家务，处理姐姐和哥哥托付他的事务，处理与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料婴儿，加上今年春天萌生的对养蜂的爱好，这一切事务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
这一切，还有打猎和养蜂使莱温的生活安排得满满登登的，这样的生活，回过头来想想，真毫无意义。
莱温知道，回到家得首先去看望一下身体不好的妻子，那些已经等了他三个小时的农民，还可以叫他们再等一会儿。他也知道，虽说养蜂场上收集蜂群不失为一大乐趣，但他要去同找到养蜂场来的那些农民谈话，只得忍痛割爱，让老头儿独个儿去收集蜂群。
莱温不仅十分清楚他必须做什么，而且也十分明白，所有这一切他应当怎么做，以及当前更要紧的是什么事。
眼下，他仿佛一张犁，身不由己地在地里越陷越深，不犁出一条垄沟来，是拔不出身来的。
思前想后往往弄得他犹疑不决，看不清他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可是当他不去思辨，就这么混日子的时候，他就觉得心中有个明镜高悬的法官，给他断定，哪种事该做，哪种事不该做，哪种事做得好，哪种做得不好。一旦做了不该做的事，他立刻就会感觉到。
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姐姐以及习以为常地来请教他的所有乡下人的事情，他不能不做，就如不能把抱惯了的婴儿放下一样。也必须为应邀来作客的姨姐及其孩子，妻子和婴儿的舒适安逸操点心，每天也不能不花少许时间来陪伴他们。
像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那样，过家庭生活，那就是要让孩子在同样的教育环境中受同样的教育，这无疑都是必需的，就像饿了得吃饭，要吃饭就得做饭。为此，必须把波克罗夫斯克这架农业机器开动起来，得有收入才行。如同欠债必须要还一样天经地义，祖传的田产也必须保管好，让儿子将来接受这份产业时，对父亲说上几句感谢的话，就像莱温当初接受祖父苦心经营的家产时那样。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不出租土地，自己经营农业，饲养牲畜，给地里施厩肥，并且种植树木。
他懂得雇用工人工钱越低越好；但是预付比实际要少的工钱，廉价奴役雇工是不应当的，虽说这样能得益不少。在饲料缺乏的时节，可以把干草卖给农民，虽说他也同情他们。大车店和酒店应当关闭，虽说这样会断了财源。砍伐树林应当从严处治，不过农民把牲口赶到他的庄稼地里可不能科以罚款，也不能扣留牲口，尽管这么一来，使看守人很不痛快，使农民更加无法无天。必须借给每月要付给高利贷者百分之十利息的彼得一笔钱，让他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是对拖欠地租的农民可不能让他们不交或拖欠。草场上的草不割，白白损失了，不能饶了管家。但是已种了树苗的八十俄亩地上不能割草。一个雇工在农忙季节，因父亲去世而回家奔丧，尽管可以可怜他，但不能原谅，在这干活的大忙时节旷工，得扣除他的工钱。对那些什么也干不了的老仆人，每月口粮照发不误。
他做这些事务，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赢得公众看法的认同；恰恰相反，如今一方面因为过去办公共福利事业遭受失败而觉得心灰意冷，另一方面由于穷于思索和忙于应付从四面八方朝他压来的、大量的事务，他压根儿不再关心公共福利，他做这些事，只是因为他觉得应该做，而且非做不可。
他不知道这么做好不好，眼下他不仅不打算去证实它，而且避而不谈、甚至不想这件事。
从前（这几乎从童年开始直到长大成人），他竭力想为大家，为人类，为俄国，为整个乡村做些好事的时候，发现这种想法令人十分愉快，但实际做起来总是不尽如人意，而且对做这种事是否必要也信心不足。这种事本身最初看起来，总是意义重大，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到最后便毫无意义了。如今，结婚后他变得越来越只为自己而生活，虽然想到自己的事业毫无乐趣可言，但坚信这种事业是不可或缺的，并看到它比过去搞得更加蓬蓬勃勃，规模越来越大。
他就这么打发日子，不知道，显然也无法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为什么活在世上，而且为这种愚昧无知痛苦不堪，简直到了担心自己会自杀的地步，同时却在坚定不移地开辟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