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仿效自然科学教科学。书中所列入的每一种观念都追溯到它的创始人，然后陈述这种观念的逐步修正和变化，并且将各观念早期的双重的或三重的意义分开，直到使每种观念作为单一的意义和我理想中的政治经济科学里的其他观念结合起来为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政治经济科学正在发展形成。在我所谓的“战争循环”中，在一些革命战争的前后，出现了新观念和新学说的创始者。由于我的分析是根据英美的习惯法，我就从1689年的英国革命开始；其次到1789年法国革命的世界战争；接着到1861年的美国革命（这是被抑制了的1848年欧洲革命的结果）；然后到1914年开始的许多革命的战争。
正如我在自传里解说过的，我亲身经历了这些革命循环中的两个周期：废除奴隶制的美国革命，和过去二十年的世界革命。我的第一本书《财富的分配》（1893年）受了十九世纪末叶流行的学说的支配；我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和这一本《制度经济学》（1934年）则受着在我们当前经历的革命循环中出现的种种学说的支配。
过去二十五年中，我从许多研究家和助手那里得到很多帮助，其中安娜·坎贝尔·戴维斯夫人协助我研究法律和经济问题七年，鲁本·斯巴克曼先生协助我研究经济问题四年。经济系的同事们给了我极其珍贵的协助，还有其他经济学者，包括以前的和现在的研究家在内，凡是我在写作和改写过程中，征求过意见的各位，都曾指出我的稿子的缺点，帮助我解决困难。
约翰·罗杰斯·康芒斯
马迪孙，威斯康星州，1934年8月